左宪良——时为731细菌部队劳工
朱玉芬——时为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村民
筱冢良雄——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少年班学员
松本博——时为侵华日军第一六四四部队卫生兵
越定男——时为侵华日军731部队运输班司机
汤浅谦——时为侵华日军山西潞安医院军医
三尾丰——时为日本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
“电影不是直接简单地反映给大家看，例如表现战争的惨烈，表现人们的反战情绪，并不是简单的暴力、尸体的展示，而是如何缩短与现实的距离，希望观众反省反思，而不是刺激的场景。”
这是亚洲导演李沧东，在“新锐导演计划”课堂上的一段讲话。触类旁通，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同样适用于纪录片。
小的时候看电影《黑太阳731》，只记住了阴森恐怖的氛围，真正对这事开始了解，并有新的认知，是在《我的抗战》创作阶段，在《泣血控诉》的画册里，100位中国老人写满沧桑的面孔让我深受触动。
60多年前，他们经历了那场战争，是战争的幸存者，这些幸运活下来的人，却不幸被细菌感染。战争留给他们的伤口，每一天都在溃烂。战争已经结束，但肉体带给心灵的折磨却从未停止。
每次看到那些面孔、那些伤口，我总是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忍不住地想要探寻，在一张张写满了伤痛的面孔背后，隐藏的是怎样一段历史。很幸运，在筱冢良雄的故事里，我找到了答案。
1939年，筱冢良雄是一名15岁的日本少年，他当时所在的学校每天都在进行军事训练，为了逃脱教官们的殴打，筱冢良雄参军报了名，他和很多同学一起来到了中国。因为征兵者承诺：“如果参军，他们日后会得到奖学金，还可能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
1942年，筱冢良雄接到了新任务：帮助军医准备已感染上细菌，即将被进行活体解剖的人。在解剖室内，筱冢良雄用板刷把即将接受活体解剖的中国人清洗干净，军医用听诊器确认受害者还活着，在进行解剖后，筱冢良雄还要帮助下刀者取走受害者的内脏器官。
在知道了细菌战的真相后，正式编入军队的筱冢良雄，面对的是严酷的军事法。一是非常严酷的《武器保护法》，对于所从事的工作要做到不听不看不说，另一个就是《陆军刑法》，如果任何人逃出部队的话，就将作为一个逃兵被处死。
战争，只有杀戮，只有满地的弹壳。
1945年，石井四郎在逃离中国前销毁了所有的证据，并向他的部下宣布了严厉的军令：“绝对不能把在部队里做的一切事情说出去！”
60多年过去了，回到国内的日本老兵中有的人良心发现，他们开始不断地经受着精神和心灵上的折磨。因为他们曾参与细菌战的过程始终不能表露，有些人终日惶恐被送进精神病院，有些人因做过这样罪恶的事情心神不宁、经常搬家。
当然，他们当中也有许多人至今没有悔悟，他们甚至裹挟着新一代的年轻人再次陷入愚昧的狂欢。
编导 赵慧
1945年2月13日，大年初一，从华中到西南普降大雪。这一天的《大公报》社评写道：“今后一年是我们国家最艰苦的一年，已经吃了七八年苦，再吃苦一年，就有苦尽甘来的展望。”
这一年6月的一天，黑龙江延寿县，正在干农活的青年左宪良突然接到伪区公所征集劳工的命令。这一天，全县有500多人接到了同一命令。
劳工们被告知，将要上国境线去，没有期限。他们并不知道国境线在哪里，但他们都听说过，凡是被抓到国境线去做劳工的，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有人警告我们，谁也不许往回跑，跑回来还是死罪，而且爹妈都得死罪。”左宪良回忆说。
身处沦陷区，他们不敢反抗。一辆载着500多名劳工的火车，在家人们的哭泣声中慢慢远去。
“乘警告诉我们，谁往外瞅就把脑袋砍下来。”左宪良和工友们惊惧不安。轰隆隆的列车，像是通往地狱。
几天后，左宪良和工友们被押送到劳动地点——位于哈尔滨平房镇的一个场区。左宪良记得：“大墙一丈多高，四周都是铁丝网圈着，南边有门，两个站岗的。”
场区只有一个门进出，劳工们每次必须经过门岗卫兵搜身检查后，才能进入场区劳动。左宪良当时的工种是木工。
在左宪良的记忆里，劳动时总是提心吊胆。“在那里头干活，不许你打听，不兴你乱瞅，你走吧，就这么直接往前走，东张西望都不行。旁边有日本鬼子，端着枪，带刺刀，看你往周围一瞅，一枪就打死你。”
据左宪良回忆，日军对劳工们规定了十二条禁令：不准经过场区乱看，不准谈论场区事情，不准给亲友写信，不准在场区劳动时交头接耳等等。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处死。不过，时间一长，大家也学会了应对的办法。“一共有二三十个仓库，我们白天干活，卫兵走过去了，我们就偷着瞅。”
场区里有一幢灰色建筑，戒备森严。左宪良和工友们就在灰色建筑外的空地上干活，建筑里面究竟有什么秘密，他们无从知道。
据左宪良回忆：一天，工地上出现了两只老鼠，“我在另一边，我听到有人说，踩死了，踩死了。我看他扒拉扒拉，用棍子掘出来，一看，黄老鼠，大眼贼。”
工地上这个小小的变故引来了日本人。让劳工们感到意外的是，日本工头竟然因为两只老鼠被踩死大发雷霆。“日本人关岗来了，拎个棒子，半截扁担长，上去打他，那小个子就立正站着，老给他敬礼，嘴上说，哈伊。”左宪良说，整个场区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事情似乎比大家想象得还要严重，劳工们被命令放下手中的工具排队站好。
个子最高的左宪良站在了整个队列的前头。“（日本人）到我跟前，把那棒子撇了，扔到一边，啪啪啪打我耳光，又抬腿踹我一脚，一踹就倒了，脑袋一下子嗡嗡响。我寻思，好好的，打我干啥啊？”
左宪良被打掉了两颗牙齿，耳膜也出了血，疼得就地翻滚、惨叫。其他工友在日本兵的胁迫下被迫互打耳光。
左宪良记得，后来日本工头找来翻译告诉大家：“今后再见到老鼠要捉活的，不准踩死！”
大家都很疑惑：为什么日本人这么在意老鼠？
劳工们对老鼠充满了困惑。场区内21岁的日本兵筱冢良雄，也有着同样的困惑。
筱冢良雄回忆说，1939年的一天，在日本东京的一所中学里，一名征兵员向学生们许下效忠天皇的美妙诺言：“你们如果参军，会被分配到医院或航空部门工作，还将得到大笔的奖学金。”听到这个消息，少年筱冢良雄十分开心。
“当时日本的学校不是学习的地方，而是军事训练的地方，一直在进行训练，经常被教官殴打。由于这样的情况，更想加入军队，也许能逃脱。所以连家长也没有说就报了名。”
那一年，筱冢良雄只有15岁，他在录取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两个月后，筱冢良雄与一批新兵一同来到了中国，加入驻扎在哈尔滨平房镇的日本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关于这支部队的渊源，在榊原秀夫、田村良雄、秦正氏、荻原英夫合写的《“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有如下描述（有删节）：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的邮政信箱队号是“满洲第731部队”，这是根据天皇命令设立的细菌部队。
日本统治者培植出一批能满足帝国主义侵略需要的“科学家”。当时在军医学校任“军阵防疫学”教官的石井四郎军医少佐，就是这种“科学家”的代表。他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加茂的地主家庭，以陆军派遣学生的资格在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当了军医。他是一个性情执拗，非常狡诈，野心十足而无半点良心的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开始侵略中国东北，转眼之间，东北沦陷。石井便利用宪兵警察逮捕中国的爱国人士当做实验的“材料”，以研究细菌战的方法，这是吃人魔王石井最得意的一手。
他要求庞大的经费，在东北设立大规模的秘密研究所，制造细菌武器，以供肆行侵略之用。石井的要求，立即得到允许。因此，在曾经洋溢着春耕秋收愉快歌声的背荫河畔（五常县三岔口）的肥沃的土地上，农民被逐出了家门，流离失所。就在这里，出现了实现细菌战阴谋的秘密部队。这是731部队的前身，所谓“加茂部队”（1933年建）。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入中国的关内。这时，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分子越发感到侵略中苏两国必须以细菌武器为有力武器的必要。于是，石井就强占以（哈尔滨）平房车站迤北约4公里正黄旗屯为中心的2平方公里的耕地为建造兵营的工地，奴役几千名中国劳动人民，大规模地修建了“细菌制造厂”。
外围工程在1937年完成，1938年进入内部工程的阶段。
以活人做实验的“第七栋”、“第八栋”包括有大约120间独身监房，还有特殊试验室（冻伤研究室和供研究航空卫生用的减压试验室）、实验室、尸体解剖室、标本室以及种种杀人设备；“第三栋”、“第五栋”是培育细菌室；“第四栋”、“第六栋”是细菌孵化室。以上工程及设备陆续建成。
以该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半径的范围以内，划为特别地区。以《国境地带取缔法》和《军机保护法》为护符，从该处通往外部的各街道，即在双城街道、拉林街道、平房街道、阿城街道等各街道上，经常有伪警和宪兵严密监视。在这片土地内的23个村，1.2万农民都变成了731部队的奴隶。
731部队的人员，也在1939年到1940年之间骤然增加。到1942年，部队人员已达2000余名。
另一方面，在1938年以后，更把731部队的基干人员，置于中国关内各地的沦陷区内。于是在中国各地，组成了一张细菌战的网，到1940年7月，遂对中国大陆开始了细菌战。
1907年的《海牙国际公约》和1925年的《日内瓦决议书》都明确规定，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气体、毒性气体以及包括细菌武器在内的生化武器。日本是这两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却秘密建立细菌部队。
日本人森村诚一曾经采访了一些原731部队成员，在其著作《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中写道：“我在采访期间，只是从前队员的谈话里才略微窥见该部队的一副可怕的凶相。这个731部队本是从日本陆军中派生出来的一股恶魔式的部队，它的任务是把生物学和医学转用于武器上，肆无忌惮地想要发动已被国际法禁止的细菌战争。”
1940年春天，筱冢良雄被派到了跳蚤繁殖部门。“在暗室里，湿度很大，温度很高，我们当时每次只能进去30到40分钟，都是赤身裸体在外面罩上一层白衣，穿上木制的拖鞋，进行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最初以为，防疫给水部队的任务是负责向士兵提供安全的饮用水，他想不明白，为什么防疫给水部队要从事跳蚤的繁殖。
筱冢良雄负责每天将老鼠放入培养了大量跳蚤的暗室里。“放入的老鼠都是被注射过鼠疫菌的，这样就产生了大量染有鼠疫菌的跳蚤。”
据筱冢良雄回忆：病原菌的大量生产是根据第10号关东军作战命令进行的。至于细菌用到什么地方，怎样使用，他一无所知。直到1941年，他被派去执行新任务时，才知道这支防疫给水部队的真正工作。“生产的细菌要确认它的杀伤力，实际上就是杀人的实验。”筱冢良雄说，杀人实验要进行活体解剖，“为什么活体解剖很必要呢？因为培养细菌时会有杂菌进入，腐烂尸体中的细菌就含有很多杂菌，因此必须趁人活着时解剖，从脏器里将细菌提取出来。”
朱玉芬没有见过父亲朱云桐的样子，因为父亲在被日本兵抓走时，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来得及为她留下。那一年是1941年，在黑龙江密山县山河村，父亲被抓走两个月后朱玉芬才出生。
后来，朱玉芬听大人们讲，父亲和二叔朱云岫都是抗联战士，二叔在一次执行秘密任务时被捕。
据朱玉芬回忆：“我姑姑上了火车，就在那车厢连接的地方，看到我二叔了，二叔披个棉袄，手倒背着，因为被绑着嘛。我姑姑说，二哥你干啥去？他就拱拱嘴，意思是日本宪兵队在那儿，不让说话，只是说，你告诉家里吧，我没事。”
朱云岫被抓走几天后，因为汉奸告密，日本宪兵来到山河村，踹开了朱云桐家的大门，朱云桐来不及和已有身孕的妻子道别，甚至还没给即将出生的孩子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就被带上了开往宪兵队的汽车。
整整60年后，朱玉芬才第一次见到了二叔的照片——在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里，保存着一份长达15万字的《关东宪兵队特别移送档案》，档案中，朱云桐和朱云岫的名字紧挨在一起。档案中的《昭和16年度扑捉谍者处理一览表》，清楚显示了当年朱云桐和朱云岫被带走后，被押送的目的地，正是关东军防疫给水部队。
“被运进来的，绝对不能活着出去，这一点很清楚。”曾负责将被捕后的中国人押送到731部队的原关东军大连宪兵队队员三尾丰说。
原731部队队员越定男提到押送中国人的情况：“为了掩盖同一辆车的频繁出入，而不断更换车牌。押送时，驾驶室坐3人，后面车厢里都是‘马路大’，被苫布遮挡。5年内，共运了3000人。”
朱玉芬的父亲和二叔被押送到731部队后，她的奶奶每天都守候在院子外的小路上，老人相信两个儿子总有一天会平安归来。“我奶奶领着我妈，去了宪兵队，带着给我爹的棉袄棉裤，宪兵队的人说，东西你搁这儿吧，（你儿子）几天就回去了。”
但是，年过七旬的母亲没有能够盼回朝思暮想的儿子，直到老人去世，两个儿子还是杳无音信。
朱家兄弟和其他被押送到731部队的中国人一样，在这里受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
原731部队队员松本博说：“这些俘虏来的时候还都穿着衣服，根据各人的体质适用于霍乱还是适用于鼠疫等，分配到各班，然后把这些人的衣服扒光，每人都放入一个50厘米长宽的装动物的小笼子里，不能直立也不能躺着。笼子里有一个大小便的器具，除此之外，什么生活用具都没有，连大小便的纸都不给。吃饭的时候，不给饭碗，只是用纸卷起来，这些人把手从铁栏杆空隙伸出去拿，当然也没有筷子，没有勺，都是用手抓饭吃。他们根本没有受到像人一样的待遇。这些俘虏在笼子里关了有半年时间，上面认为他们已经有了对细菌的抵抗能力，他们就被送到处理室。”
左宪良也差点被送进了处理室。1945年7月，他被抓来劳动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一天午后，分队长命令他和一名军官去仓库取东西。
据左宪良回忆：所谓的仓库，正是平日里严禁劳工靠近的那幢神秘的灰色建筑物。空旷的车间里有几个油罐形状的大机器，6个日本人穿着黄色工作服，戴着白色手套、口罩，正在查看机器。将他带进仓库的军官走过去，跟其中一人小声议论。“那人看着我。说啥啊？日本话，不知道。”
虽然听不懂日语，左宪良从那人打量自己的眼神中，感觉到对方似乎在考虑要不要把他留下。“那人摆摆手，军官领着我又走。”
军官将左宪良带到了其他几个穿着工作服的日本人面前。在打量过左宪良后，他们都向军官摆了摆手。
当左宪良走出闷热的车间时，汗水已经湿透了全身。回到工棚后，他立即被工友们团团围住。“他们问，你拿啥啊？我说没拿什么啊。他们都说，你命大啊。我说咋命大呢？他们说，日本人领去那里的劳工，没有一个回来的。”
“哈尔滨以北250公里处，有个安达野外实验场，在这里曾多次用活人做细菌弹实验：把四十多名‘马路大’绑在十字架上，排成圆圈形状，向中心投放陶制细菌弹。我们观察的人站在大约4公里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就看到突然涌出一片烟尘。为了不使‘马路大’在实验中死亡，在他们胸前挂上铁板，戴上帽子，因为如果他们死亡了，就观察不到实验效果。”越定男回忆说，“在实验时，有一个‘马路大’解开了绳子，从十字架上掉了下来，随后‘马路大’一个一个都被解开绑在身上的绳子，向四外逃散，但实验场地很开阔，是无法逃脱的。731部队队员驾驶汽车，将他们逐一轧死。”
筱冢良雄负责对那些在实验中染上细菌的中国人做活体解剖。“拿着各种各样的工具去，被解剖的人看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蔑视，似乎在说，你这样的算人吗？我只能闭上眼睛。”
解剖过程非常残忍。
以下是几个原731部队队员的讲述：
胡桃泽正邦：“先麻醉被解剖人，让他睡眠，然后解剖，血像打开龙头的自来水一样涌了出来。因为麻醉不够，（被解剖人）在中途醒来的情况也有。解剖中国女性的时候，她们叫喊着，要救自己的孩子。”
汤浅谦：“准备一个大瓶子，有管子接入。准备完之后，就从（被解剖人）大腿部位把血管切开，血就喷出来，从管子流入大瓶子里。等血渐渐止住了，让现场的军医在（被解剖人）胸部按压，把心脏里最后的血挤出来。（被解剖人）抽搐，这个生命被夺走了。这时候出来的血变成血泡，和空气一起从管子里流出来。我们就进行这种残忍的事情。”
汤浅谦：“有两个中国人被蒙着眼、绑着手，看守掏出枪来向两人的肚子开了两枪，两人还在痛苦地挣扎，我们40多个人，就把他们扛进手术室去了，接着就开始了手术练习。军医部长用军人特有的高傲声音说，在切掉睾丸以前让他们活着。”
松本博：“我的一个同伴是泌尿科的，他把中国人的睾丸举得高高的，很高兴地喊叫。”
筱冢良雄：“把他们的脏器取出来，用来繁殖下一代的细菌。”
筱冢良雄：“曾经看过冻伤实验：把中国人的手按入冰冷的水中，使其冻伤，有人因为冻伤而被砍掉手脚。”
《“满洲第731部队”罪恶史》中提及“731部队滔天罪行中的一鳞半爪”：
1944年秋，因生产鼠疫细菌武器，致在第一部高桥班（高桥正彦军医少佐）内，有四名做“鼠疫毒化蚤”工作的技术员，感染了鼠疫。（“毒化”就是把含有猛毒的鼠疫菌注射给老鼠，再把这只鼠喂跳蚤吃，以培育在唾液腺内潜有鼠疫菌的毒蚤。）石井怕部下死于鼠疫，会影响全体队员的“士气”，下令必须全力医救。高桥少佐在诊疗部长永山太郎军医大佐的指导下，大量制造鼠疫的免疫血清。即把鼠疫菌注射进中国人的身体使之感染，然后把全身血液取光使之丧命。用这样的方法制出大量免疫血清，来医治受传染的队员。为救一个杀人魔鬼的性命，至少须有四个爱国志士丢掉宝贵的生命。
《魔鬼的乐园——关东军细菌战部队恐怖的真相》一书中如是写道：
他们朝“马路大”的身上注入了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东西。他们曾往“马路大”的静脉里注射空气，然后观察身体各器官要经过怎样的程序才能把人憋死。731队员们对于朝人体内注射空气，并且观察一个人被活活憋死的详细过程，是大有兴头的。
他们还把“马路大”倒吊起来做实验，观察需要经过几点钟几分钟才能死亡以及身体各个部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有时也把“马路大”放进一个巨大的离心分离器内反复进行高速旋转实验，一直转到“马路大”死掉为止。这些都是出于解剖的需要。
在这人间地狱，罪恶仿佛没有尽头。
1945年8月初的一天，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上空响起了凄厉的集合警报声，这一次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去烧仓库。“日本人说，快快的，快快的，拿着鞭子抽我们。”左宪良说，日本人用枪逼着劳工们往仓库里扛木料，然后再浇上汽油和酒精，放火烧。
仓库里到底隐藏着什么，劳工们终于看见了。仓库里头还有很多牛和马，在熊熊大火中叫唤着乱窜，“没人管，日本鬼子也顾不了了”。
这把火一直烧了三天三夜，所有仓库，全化为灰烬。
对于日本人这一反常举动，左宪良和工友们大惑不解。他们不知道，3个月前，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迫使德国法西斯于6天后投降。随后苏军对日宣战。石井四郎很快接到了日军大本营发来的电报：“销毁一切设施，所有人员全部撤回日本。”
石井四郎在日记中写下了撤离步骤要点：1. 工兵爆破；2. 焚毁；3. 挑选并携带；4. 第一批家属出发。
炸毁营区，焚烧仓库，一切都按石井四郎的计划在进行。
从7月17日开始，左宪良所在的劳工场区，除去做饭的30多人，500多人都去挖大坑。“日本人在树顶上坐着，他喊，快快的，老这么喊。还有人拿了半截扁担举着，看你慢了一点，他噼里啪啦就往你腰这儿打，可劲打啊，有的人腰被打肿了。就这样，越往后（他们）越着急，越往后越加紧了。”
据左宪良回忆：8月9日，紧急集合的警报再一次响起，劳工们被逼去把很多沉重的长方形木箱搬上火车。装车现场一片混乱，很多日军家属争先恐后上了火车。
此时，石井四郎下令开始消灭罪证。“首先令第一特别班长石井猛男将关在秘密监狱中的数十名爱国志士全部枪决。一个苏联妇女在狱中刚刚生出的婴儿也不例外。除把一切秘密文件、跳蚤、老鼠、细菌等烧毁之外，更命令工兵队将总部房舍——以监狱为中心，包括三层方形楼房的研究室、生产工厂在内——一齐炸毁。”
此后，“石井四郎尽早探知‘8月11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已属确实’的外国情报，发出‘部队全部撤退’的命令，将近80辆列车，开进队内的支线，装好2000余名队员和家属，于13日向南逃窜。石井和其家属则搭乘其女婿增田少佐所驾驶的飞机逃回日本。临逃窜时，他们把一部分带有鼠疫菌的老鼠放出。在以731部队为中心，方圆8公里的所谓‘特别地区’内立时发生了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146名善良的农民死于非命。”
从8月9日到10日夜间，左宪良和工友们连续干了一天两夜没合眼，有的工友因为极度疲惫，晕倒吐血，活活累死。左宪良和30个同伴不愿坐以待毙，风雨交加的黑夜里，他们用钢锹劈开铁丝网围墙逃了出去。
“走了五天五夜啊，从哈尔滨到家是450里地呢。回到家，我妈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我说，妈，你怎么不认得我了？我是你儿子呀。妈哭着说，你怎么回来的啊？这儿看那儿看，说你累得都脱相了。”
1995年，当左宪良重返平房实验区时，他才知道了关于731部队细菌实验的全部真相。他和工友们一起挖的大坑里，白骨累累。50年前，除了逃走的左宪良与30个同伴，其余500多人全被活埋在这里。
左宪良如今年逾九旬，当年和他一起逃出来的人大多已经离世。他将家里3部电话的尾号，全都选择为了731。
而在日本，731部队的罪恶，很多人不知道。“战争结束以后，731部队队员们彼此都在顽固地隐瞒着这一段经历，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就好似在屏息中混着时光。”
2010年冬天，哈尔滨的大雪中，当年那座人间地狱的原址，被掩没在厚厚的积雪下。
在731部队的实验中死亡的人数，目前存在争议。百度百科“731部队”词条里的记述：“一些研究者认为超过10000名中国人、朝鲜人以及联军战俘在731部队的试验中被害。”森村诚一的说法是：“（731部队）曾以3000名俘虏为对象进行了非人道的活人实验。”
石井四郎逃回日本后，隐居在千叶老家，由于害怕成为战犯，他连假葬礼都准备好了。
1946年1月17日至2月25日，石井四郎接受了美国细菌战专家汤姆森的审讯。他诡称：“创建731部队是为了保卫日本，研究细菌战是为了自卫。”他的助手内藤良一中佐与美军谈判，以提供人体实验和细菌研究资料为条件，换取了美国对731部队有关人员免除战争责任，逃脱了审判。此后，石井四郎在东京经营旅店。他信了基督教，经常免费给周围的孩子治病，并说：“作为医生救助生命真的很快乐。”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癌病死。
731部队和其他部队（如长春的一零零部队）在中国发动了多次细菌战。
1941年11月4日，日机在湖南常德投掷了鼠疫菌蚤，以及带有鼠疫细菌的谷子、麦和棉花、碎布等杂物。投下鼠疫的数周内，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疫情持续了数年之久。2002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认定至少有7643名常德人在这场违反《日内瓦公约》的细菌战中丧生。
1943年夏秋时节，日军驻济南细菌战部队于鲁西北地区扒开卫河大堤，同时播撒霍乱病菌，致使鲁西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带霍乱流行。时至今日，受害者的人数尚无法准确统计，但据估计应不少于20万～30万。
数十吨生化武器在战争期间被存放于中国东北多处，至今对平民还时有伤害，如2003年9月，在黑龙江，29名建筑工人无意间挖掘到了埋藏地下近60年的化学武器弹壳，造成多人受伤，一人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