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良雄——时为侵华日军第五十九师团一一零大队伍长
金子安次——时为侵华日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二等兵
河村太美雄——时为日军华中派遣军步兵第三十四连队少尉
我们的总策划崔永元先生曾有这样一段话：“我非常担心，年少的孩子们有没有毅力看完此片，我们甚至很困惑，要不要把事实真相这样告诉他们？最后我们选择告诉。因为不说不行。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想，让他感到“困惑”的几集节目中，《鬼子！》差不多首当其冲。因为这种“困惑”我也曾有过——真实到底该如何呈现？
当然，我们的节目的第一要素就是真实，但让我们“困惑”的“真实”却另有所指，那“真实”充满血腥、残忍、丧失人性和道德……
在节目中我强调了一个事实：铃木良雄和金子安次只是400多万侵华日军中两个最普通的日本兵！
被遗忘、掩盖、丢失掉的真实又有多少！
日军的随军记者曾经记录下的日本士兵勇武、干练，又不失阳光、善良，他们是日本人民心中的天使。天皇的部队，是世界上最好的。事实上，直到战争结束，大多数日本人民仍旧坚持这一看法，即便是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审判完毕后。
但日军的随军记者也曾经拍下另一部分照片，这些照片全部加盖了“不许可”的印记，而这部分照片中的日军形象完全不同于流传在当年的杂志、书籍上的，他们狰狞、残忍，毫无人性。
当这些真实被刻意掩盖、又在时过境迁后被遗忘的时候，我们所要呈现的“真实”就被赋予了使命感。
而另一方面，“困惑”的另一层含义是，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摆在面前，又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崔永元先生不止一次强调：我们不是在激化民族矛盾，只是告诉大家不要忘记历史。
如果讲述事实只会带来这样的结果，那同样失去了“真实”的价值。
在翻看节目素材带的时候，有一个细节让我既难以忍受又十分困惑：两个日本老兵在讲述时，尤其是铃木良雄，即便在讲述最血腥最没有人性的行为时，他也会不停地笑，笑得干硬。我专门请教了我们的日语翻译王凡先生，他告诉我，这其实是这个日本人在表示他的礼貌。
这个解答加重了我的困惑。
在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中，当花屋小三郎大声吼着“大哥大嫂过年好，你是我的爷我是你的儿”的时候，鱼儿的困惑是，日本人怎么说好话还没好脸？董汉臣的解释是，日本人就这样，要不为什么叫鬼子。
但不管是我的困惑还是电影里鱼儿的困惑，只有一点点地了解了，才会慢慢接近真实。我们的目的也正在于此。
编导 孙文婷
1940年12月3日，20岁的日本渔家子弟金子安次脸上带着笑容，和同为应征新兵的上千名同龄人一起，在东京上野公园集合。
金子安次忘不了离家时的情景。母亲站在灶前，背对着他。他说：“娘，我会当个上等兵回来。”母亲说：“我不要金平糖，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母亲这么说，让金子安次很不高兴，甚至有点看不起她——对于出征的新兵，大家都不说“活着回来”，都说“为国捐躯”。“自己的母亲竟说这种话……我已被冲昏了头脑，飘飘然想，看我英勇凯旋！”觉得不当兵不是好汉的金子安次，决然地走了。
在上野公园集合的新兵中，有一个名叫铃木良雄的青年。当时，金子安次不认识他，更不会想到，60年后，他会和这个人一起坐上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的证人席。
新兵们穿上军服、军靴，列队走向芝浦港。路边，人们欢呼着，挥舞着国旗为他们送行。
人山人海的港口，新兵们登船。金子安次在船上凝目四望，见到人群中的父亲，他举着一幅写有“金子安次君，庆祝出征”的大字锦旗，旁边站着母亲。
“他们想告诉我，妈妈在这里哟。太多人了，没拿锦旗的话，人海中找不到。”金子安次说，当时部队规定新兵不许挥手，不许讲话，只能敬礼。“说不定已是永别，有些小子不顾一切地挥手。”
军乐队开始演奏《友谊万岁》。向父母敬着礼的金子安次，变得伤感万分。
船起锚了，送行的人影越来越小，金子安次心想：“一定要活着回来。”
船驶往中国。新兵们已经听说，习惯用“鬼”来形容凶残恐怖之物的中国老百姓，憎恨地称日本兵为“鬼子”。他们没多想这个词的含义，一心想着，一定要做个英雄，活着回来。
船在青岛靠岸。新兵们乘火车到了济南，分别转往各自的部队。金子安次前往位于兖州的华北派遣军独立混成第十旅团（后整编入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第四十四大队报到。
在第四十四大队兵营，金子安次和其他人一起，开始接受新兵教育——用金子安次的话说，不折不扣全是杀人训练。
每天清晨6点，天还没亮，军号声响起，新兵们在慌乱中起床，急匆匆冲向操场。“如果迟到，此时首先被打。”金子安次说，大家赤裸上身一起做运动，“冷得要命，真是寒风刺骨呀。”
金子安次回忆，室内上课的教科书是《步兵操典》、《作战要务令》。国际法方面，比如《海牙陆战规则》讲义里只字未提，士兵们都不知道有这些条约的存在。
每晚就寝前的列队集合，新兵会被教官点名要求背诵《军人勅谕》，背不出来的就被打。《军人勅谕》用古文写成，字里行间，尽是对天皇的尊奉。
在新兵们心目中，天皇的地位是神圣的。金子安次记得，从读小学起，学校就实行“天皇是活着的神，日本是神的国家”这种教育，校园里有一座“奉安殿”，供奉着天皇照片及《教育勅语》，学生们经过，必须行“最敬礼”——全身成一直角鞠躬。“粗心大意忘记敬礼，被视为不敬，会给老师打。”从小到大，天皇是神这想法，他深信不疑。
即使有人例外，也无法超脱。
1943年入伍的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他就读师范学校时的情况：
对于军国化的学校生活，有些人老老实实并不热心追求；也有些人持有怀疑：“这样做对吗？”也有的人认为应该用其他的方法。这些人都成为打击的目标。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谁都被迫承担着军国主义，而争先带头：“我要成为皇军士兵的先锋。”从内心里封闭了对困难的真实的追求，而被那些看起来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个人利益所迷惑。专横跋扈的军部以权力为背景，把国体论及侵略政策作为神圣的东西抢先渗透到师范学校。在“磨炼皇国国民”、“归一天皇”这样的锦旗下，教师、学生的人格、才能、人权都被否定了。那时的教育界是今天难以想象的。
教育的军国化，当然是从小学到大学、研究所全部推行的，自由主义的教授多数被捕入狱。那些什么也不知道的纯情无瑕的、没有怀疑批判能力的青少年，不可抵挡地转化成军国青少年。
新兵们总是听到教官说，中国人是劣等民族，杀了劣等民族的人，灵魂就会得到拯救。日复一日，新兵们逐渐相信，为天皇去征服一个劣等民族是自己生来的神圣使命。金子安次说，新兵们上战场前写遗书，都会写上“为了天皇陛下”这样的话。
新兵教育的最后一项内容是作战教育，包括露营、抢掠、屠宰抢来的家畜等，还有一项，就是杀人。
新兵全都拿着步枪在一处乡镇广场集合。几个中国人被绑在树上。金子安次记得，其中一个是十五六岁的少年。
新兵们来到树前约10米处，排成一列。教官命令他们把步枪装上刺刀，刺绑在树上的人的胸。
“不听命令的话一定被打，骂你：‘你这小子还算是天皇的军人吗？’可是，用刀刺人呀，多可怕的事呀，大家都不愿意做，都在那里被打得鼻青脸肿。”金子安次说。结果，在长官的威逼下，他们一个个一边大声喝叫一边把刺刀刺进中国人的胸。
金子安次的刺刀刺进一人的身体后，刀尖猛然卡在肋骨之间，他手里完全使不出劲，枪脱手掉落。教官马上打了他几拳，喝令他排队再来一遍。“他叫我们看着对方的脸，但我不敢看。对方没有用布蒙眼，一看他的脸，就见到他狠瞪着的目光。”
金子安次看看四周，只有一个新兵蹲了下来，就是曾在日本当和尚的权田。“他说自己是出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人。”教官扯着权田的衣领，强逼他站起来，喝道：“刺他！”权田哭着说：“我干不了，我干不了。”“最后权田还是没有杀，但自己被打得命也快没了。”金子安次说，“真的下不了手，用刺刀杀人，普通人怎么干得了这些事呢？对手还是毫无反抗之力呢。”
老兵们向新兵演示：为免刺刀被肋骨卡着，刀一刺进胸膛，马上把刀锋横转。
刺杀俘虏训练经常进行。“亲自杀人才能训练勇气，才能在短时间内有效地大量产生成熟士兵”的理论，在日军中流传甚广。
金子安次说：“最初对杀人这些事很抗拒，但真的上了战场，渐渐不觉得杀人有什么大不了，反而觉得打仗不可能不杀人。出去作战时，每天都杀人，后来慢慢觉得杀人也挺有趣，所以想出很多杀人方法。拷问至死、辱杀妇女……最后连权田也杀人了。”
“长官的命令就是天皇的命令。”被灌输了这一观念的金子安次，在结束新兵教育后踏上战场。
当时，日军把中国国土分成了三种类型的地区：“治安地区”、“准治安地区”、“非治安区”。“治安地区”是完全处于日军控制下的地区；“准治安地区”是一半处于日军控制下，一半由中国军队控制的地区；“非治安区”是日本军队没能控制的地区。
“我们进入‘非治安区’后，当时军队指挥官公开地指示我们，在‘非治安区’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干你们想干的一切。”与金子安次同时入伍、同在第五十九师团的铃木良雄回忆说。
1941年秋天，金子安次所在部队进入山东莱芜和新泰之间一座村子，与八路军作战。攻入村子后，日军逐户搜查。
金子安次和一个老兵闯入一户人家，他们发现角落有人，是一个30来岁的妇女和一个4岁左右的男孩。
老兵兴奋地对金子安次说：“你把孩子带出去，在外面站岗，等我干完了以后你再来。”
金子安次回忆道，他从妇女怀里夺下孩子，带到门外。孩子又哭又闹。屋里传来女人的怒吼。
老兵扯着女人的头发，把她从屋里拉出来。女人不断尖叫、反抗。老兵气急败坏地说：“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老兵把女人拖到了约20米外的一口水井旁。他让金子安次过去帮忙，一起把女人扔到井里去。老兵抓着女人的头，金子安次抓着她的腿，把她头朝下投进井里。女人的尖叫声之后，是井底传来的破水之声。
据金子安次回忆：老兵点了一根烟。孩子哇哇大哭，喊着“妈妈，妈妈”，围着井台乱转，扑通一声，跳进井里去了。
老兵沉默了一会儿，对金子安次说：“安次，要有武士精神，扔个手榴弹下去。”
金子安次掏出手榴弹，拉掉引信，扔进水井。井下传来轰然巨响。
“这个时候，心理有很大冲击。对方只是个孩子，冲击很大。”金子安次描述当时自己的心理。
心理的冲击过后，金子安次在老兵恣意的笑声中渐渐安心。
他知道，同情中国人是会被当做胆小鬼的。他也跟着笑起来，虽然脸上的表情有些扭曲。
战火中，新兵变成老兵，人变成鬼。
金子安次自述：在中国待了5年，只有第一年和第二年当新兵的时候没有强奸妇女。“只要出去打仗就要强奸妇女，士兵之间也互相攀比，你强奸了两人，我强奸了三人。”金子安次如是回顾当时自己的心理：“说不定今天或明天就要战死，反正要死掉，不如堂堂正正地做男人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再加上当时我们日本人把中国人称为‘支那人’，甚至骂中国人为‘中国佬’，强奸中国妇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金子安次说，当时，他随部队辗转济南、泰安同八路军作战，老兵们一进街区，就到处搜查是否有女人。如果找到了女人，两三个人合伙，有人去站岗，有人去强奸。
经历了和金子安次同样的心理转变后，铃木良雄在战场上渐渐无所顾忌。
铃木良雄说，他所在的部队占领一个村子后就建立一个据点，然后派出小分队到周围的村庄“扫荡”。当了士官的铃木良雄对手下15个士兵说，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可以随意强奸妇女。
铃木良雄称，在一次“扫荡”中，他和手下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处很大的宅院，七八个老太婆，脸上都抹着乌黑的锅灰，身上很脏，畏缩在房间角落里，浑身发抖。
铃木良雄在她们中间发现了一个30岁左右的妇女，就用手枪和军刀威胁老太婆们，想把她们赶开。
七八个老太婆哆嗦得更加厉害，但身体还是挡在年轻妇女的前面，怎么也不肯离开。铃木良雄和他手下的士兵，好半天才用刺刀赶走了这些老太婆。
“等回来想强奸那个年轻妇女的时候，发现她不见了。到处找，就是找不到她。”铃木良雄说，士兵们都已经疯狂了，吼叫着四处打砸，最后在一个猪圈里找到了那个妇女。这可怜的女人浑身上下沾满粪便，脸上也抹上粪便，只求躲避强奸。
“要是普通的人看到她这么想保全自己，弄得全身都这么脏，也许会放过她。可是当时的我却正相反，硬是把她从猪圈里拉出来，强拖进房间。”
铃木良雄提到，当时，只要是女性，不管多大年纪，日本兵都不放过。回忆往事，白发苍苍的铃木良雄语音颤抖：“我敢肯定地说，当时所有的士兵，都有强奸妇女的犯罪行为。”
金子安次承认，按当年日本陆军军纪规定，强奸无辜平民妇女者要受惩罚，但实际上，“日本军队在中国占领区大肆强奸中国的无辜妇女，却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受到军事法庭的惩罚。”
不受惩罚的兽行，让日本兵深陷其中。就在青天白日下，他们成为一个个凶残的鬼。
战时中国，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炮声成为生活节奏的一部分。当然，日子总是要过下去。
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当年在河南信阳西北的游河城所见：
从游河城东门到南门的河滩上，靠近城墙一溜儿摆着几百个摊床。有的用席子围着，有的没有，有的搭着棚，有的就摞在地上。虽然有些杂乱无章，却是一个定型的市场，各种物资买卖交换的场所。
随着战事向其他地区转移，市场规模逐渐扩大，也越来越热闹。市场上人来人往，像是在赶庙会。走在人群里，看着人们讨价还价，会使人忘记这是在两国交兵的前线。
年轻的日本兵们也会思乡。河村太美雄记得家乡的模样，记得家里的温暖。“尽管孩子多生活不富裕，但是每天的晚饭时间大家都特别高兴。虽然贫寒，但是母亲总是想法儿做些合乎季节的饮食：年糕山豆汤、豆馅儿年糕、咖喱饭、鸡素烧、猪肉汤等等应有尽有。她还常常围着饭桌跑来跑去帮着布菜。此外，每天早上我们都能在擦得油光光的灶房木架上看到六七个装好了的饭盒，并在开有天窗但没有铺地板的房间看到整齐地摆着一排草鞋、木屐等。”
可这景象，已经不再。家里只剩下母亲和怀孕的姐姐们，还有那些没长大的侄子侄女，日子变得冷清。
金子安次记得，战时，日本政府鼓励妇女多生孩子，生10个以上的可以得到政府奖励——生了男孩，长大成人可以当兵，也可以成为壮劳力，而女孩长大以后又可以生儿育女。政府宣传说，现在是充满危机的时刻，日本人不能过多去考虑其他的，而应该和反对日本的国家，英勇地作战到底。
“但是，等我们到了中国以后，日本的政策一下子都变了。他们命令我们屠杀妇女和儿童，因为，妇女可以生孩子，而儿童长大了以后会起来反抗日本人。上年纪的人由于失去抵抗能力，可以放过他们，但是，要把妇女和儿童统统杀掉。”金子安次说。
同样是女人，同样是孩子，在那边是亲人，在这里却要被自己亲手杀死。家乡的孩子，成了异国的鬼子。
家乡在万里之外，母亲和姐姐们的样子渐渐模糊。鬼子们知道，除了胸佩勋章回去，别无退路。
美国作家多诺万·韦伯斯特如此解读日本士兵的心理特点：
日本人全然不惧于他们个人的末日救赎——也极少有人形于颜色地害怕死亡。每一位日本帝国军队的战士都清楚：勋章和荣誉只会被授予为天皇陛下成功地赢得了战役胜利的人们，没有谁仅仅因为在战场上勇敢而受到奖励。每一个士兵都不过是整支军队当中的一小部分，如果他不作出最大的努力，那么他所在的小队、大队、联队甚至师团都将蒙受耻辱。他同样也很清楚，当他离家远征的时候，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都决不被准许做、说或者在信中写到任何可能令士兵们对为天皇献身稍感犹疑的事情。这就是满脑子进攻念头的日本帝国军队官兵们长期被灌输的思想。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士兵的勇敢强悍，主要源自日本民族在岛国生存环境中形成的集体观念和耻感文化，但是，不能说它是建立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理性自觉。许多日本文化学者，都承认日本民族恰恰是最缺乏思想和信念而容易被煽动和蛊惑的。”他认为：“事实上，在蒙昧状态下的‘勇敢’不是真正的勇敢，而是一种病态。正如战后缅甸方面军司令官河边正三在其所著《日本陆军精神教育史考》中援引一位美军军官的评价：‘日本兵虽然强悍，却很可怜。’”
当然，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们意识不到自己的病态和可怜，他们一只手将刺刀刺入孩子的身体，另一只手则伸向女人。
金子安次说，他曾和老兵把一个漂亮女人抓回兵营，并与七八个日本兵一起轮奸了她，有人还极其下流地问她感觉如何。此时，女人趴在地上不能动弹，奄奄一息。
金子安次还讲到自己参与的另一件残酷罪行：一个老兵强奸一名妇女，女人拼命反抗，老兵命令他和其他几个士兵把女人按住，老兵把浇了汽油的棉花塞进女人的阴部，点火，火苗一下子蹿得很高，活活把女人烧死。
同样犯下累累罪行的铃木良雄，如此剖析当年自己的心态：“我本来是一个很老实本分的人，但是临近战败的那一年，我已经意识到日本已经不行了，日本军队已经不可能打赢这场战争。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反正是战败，早晚会战死，作为一个男人，在死之前豁出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因为疯狂的强奸和轮奸，不少日本士兵都染上了性病。铃木良雄说，当时日军内部有个规定，一旦被军医发现患有性病的话，下级军官要连降两级，士兵则绝对不能晋级。得了性病的士兵不敢找军医治病，就到城里的医院高价买来针药，偷偷地自己注射。针药太贵，单靠军饷是不够的。“当时中国人总是随身携带一些现金，日本兵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抢劫行人的钱财，再去买药治病，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当年，不光是铃木良雄，几乎所有的鬼子都一样，一点也没觉得自己有罪。
“日本今天的这些暴行和卑劣行径是与他们战前的暴行和卑劣行径相辅相成的，并且都源于同一个种族性格。”林语堂在《为什么日本必败》中说：“日本在技术和军事上已经达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水平，但在道德上它却仍然是完全不合格的。”日本人“对中国可悲地无知”，“希望这种野蛮行径所产生的压力会迫使中国人变得道德败坏，以至放弃抵抗。当然，结果是恰恰相反”。他认为，“日本人过于坚定，过于缺乏幽默感，以至不能放弃靠轰炸、残杀、蹂躏中国而使其抛弃反日态度这样一个丧失理智的使命，并且不到他们把自己弄得实在精疲力竭的时候，不到全民族都切腹自尽的时候，不会停止这些行动，何其可悲！”
1945年，日本战败。
金子安次和其他战俘一起，被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劳改5年。“为天皇而战才成为俘虏，以为天皇一定会来救我。但是，过了3年、过了4年，他还没来。我可受不了营养不良和强逼劳动，几乎命都丢了呀。”
1950年7月，作为被遣返中国监禁的969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进入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这里，战犯们得到了人道主义待遇。据金子安次回忆，中国政府基于“把犯人当人看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的方针，严禁管理所职员对战犯的一切体罚及侮辱性言行。很多职员的亲人都被日军杀死，面对仇人，却没有打骂对方。战犯们的膳食比职员更高级：职员吃高粱饭，战犯吃大米饭。
对于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立场，“那时我心中最感激这一点，我们没人会否认。从没想过他们会这么对待我们。我们真的感到，中国人温暖的人情一丝丝渗进来。”金子安次说，不过，在这里，他一次也没有真正正视、从心底反省自己的过去，没有坦白说出自己犯下的全部罪行。
1956年7月，作为被释放回国的328名战犯之一，金子安次回到暌违16年的日本。同时回国的，还有曾经同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铃木良雄。
回到自己的国家，战犯们心底凉了半截——金子安次说，周围的人都用有色眼镜看他们这些“红色国家”回来的人，认为他们被洗脑了。“大约两年，一直都有警察监视。大家都是。”他的工作因此丢了。警察监视与社会偏见中，很难重建自己的生活。
金子安次做小生意，成了家，终于安定下来。
小女儿5岁的时候发烧住院，夜深人静时，金子安次想起当年那个跳进井里的孩子，这回忆挥之不去。“我当兵时，在中国到底干了什么呀？那时才如梦初醒。”
金子安次开始受到良心谴责。“在中国的事情，永远也忘不了的。我对自己的孩子和太太没法提起在中国所干的这些事情。”他说，“当后来自己的孩子生孩子的时候，又想起那个井边的孩子。反正每当看到孩子，就想起这件事，非常的痛心。”
过去的种种深埋于他的内心，一切仿佛无人知晓。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妻子，并未过问。
其实，妻子明白一切。记者到金子安次家采访时，妻子避到小房间，跪在佛像前诵经。
而铃木良雄的妻子直到丈夫初次接受采访，才知道丈夫在战争中犯下的罪行。后来，每当丈夫接受采访，妻子都会因为难堪而躲出家门。
铃木良雄缓缓说：“长时间以来，这种因良心发现而产生的负罪感一直深深地折磨着我。我干了坏事，虽然当时不认为自己干了坏事，但过后，我觉得我真是干了丧尽天良的事。”
“我和铃木的心情一样，如果他们（战争受害者）在面前的话，一定要向他们谢罪。”金子安次低下了头。
2000年12月，东京的侵犯女性权利国际战犯法庭上，前陆军曹长（上士）铃木良雄和前陆军伍长（下士）金子安次坐上了证人席，就当年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性暴力罪行、强召慰安妇等情况作证。金子安次最后说：“同样的错误不可再犯，要防止重蹈覆辙，只有靠仍然活着的我们说给所有人听。”
一位曾被迫当慰安妇的老人听完后说：“现在，我可以原谅日本士兵了，终于可以为自己的人生而活了。”
2001年11月，东京，曾被日军强迫当慰安妇的刘面换老人的证言大会上，金子安次发言：“我是战犯，那时早已准备被判死刑。无论怎样，我们杀了那么多中国人民、强奸、放火，当然应该判死刑。但中国只字没提死刑。我们为了赎罪，一定要把日本当时的侵略战争实况公之于世，所以在各位面前剖白自己的罪行。”
金子安次说：“我们的的确确是极恶坏人。受害者见到我们就像见鬼。但是，谁把我们变成鬼？谁也不喜欢变鬼。”
一些当年的鬼子死不悔改，为自己的罪行辩护。
一些当年的鬼子沉默不语，把耻辱带入坟墓。
一些当年的鬼子后半生用行动赎罪，重新成为一个人。
1937年8月应征进入日军第十六师团的东史郎，以出版战争日记作为赎罪方式。
东史郎参与了1937年12月开始的南京大屠杀，1945年8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后回日本。1987年，他把在中国期间写的日记整理为《阵中日记》、《手记》，同年12月，以其日记为蓝本的《我们的南京步兵联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杀》在日本出版，其后又在中国出版，也就是《东史郎日记》。在书中，东史郎揭露了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向中国人民谢罪。他写道，“日本军队加害于中国人民的事实昭然若揭，理应反省。”“东史郎或许永远都会被中国人所憎恨，但我相信澄清事实真相，并深刻反省，是日中友好的基础，这就是我公开日记的原因。”
自1987年12月东史郎从日本赶到南京参加南京大屠杀50周年纪念活动起，东史郎先后七次赴华谢罪。在日本，他受到右翼势力围攻，骂他“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罪该万死”。
鬼子，阴魂不散。
还在世的侵华日军老兵们，都已老态龙钟。
70年过去了，当年的那张入伍明信片，有人还保留着。河村太美雄的那张明信片上写着：“入伍通知：限于昭和十八年（1943年）四月一日上午八时到中部第三部队报到。”一个个字眼穿越时空，仿佛夹杂着硝烟、血腥和叹息。
“从这一天起，我和我的一切就交给了这张一分五厘钱的明信片了。”河村太美雄在回忆录中写道，“入伍那天，天气非常晴朗。当来到营门前的时候，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使我停下了脚步。是因为恐惧？是因为营门前站着威严的哨兵？或是从营房里传出来的呐喊声，或是因为眼前这座桥是通往死亡的大门？”
不能有情欲
要忘记你的家人
从不流露感情
以最艰苦的方式做每一件事
不要让你自己轻松舒适
惩罚你自己对舒适、食物和水的欲望
默默经受疼痛和艰苦的考验
这样你就会成为上天之子
生时不受俘虏之辱
死时不留罪恶污名
据《晋冀鲁豫边区八年抗战中人民遭受损失调查表》记载，晋冀鲁豫边区被奸淫妇女达36.3万人，其中12.2万妇女患上性病。
日军在南京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对中国妇女的大规模强奸罪行，在不到5个星期的时间内，就有2万多中国妇女遭到日军强奸。当时日军第一一四师团一等兵田所耕三供称：“女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全都遭殃。从下关把女人装上煤车，关到村庄，然后分给士兵。一个女人供15至20个人玩弄。”“没有不强奸的士兵，大部分女人强奸完了就杀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成立了抚顺、太原战犯管理所，共收容了1109名日本战犯。1956年，这些战犯中的大部分人被释放，回到日本。1957年，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在日本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会、街头宣传、撰写回忆录、证言集等，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杀戮、掠夺、强奸、放火、破坏等战争罪行现身说法，表达反省之意。日中友好协会曾制作收录他们证言的录像片《证言——侵略战争（从人到鬼，从鬼到人）》。中归联于2002年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