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于良——时为北平抗日杀奸团成员
郑需凡——时为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组长
张 晋——时为八路军太行第五军分区参谋
本集节目中的口述人有三位，因为时长关系，只能取其断面管窥，无法展现更大范围的图景。我个人认为，关于锄奸这个话题，最值得再次说说的是叶老提到的抗日杀奸团。这期编导手记，个人的感想、触动，都不如那些生动的，却不为人知的抗团故事来得鲜活。如果有可能，特别想把当年天津和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故事，写成完整的一期台本，甚至发展成一个电影剧本。
下面就来说一说抗团吧。
抗团起于天津，资料显示，抗团成员的年龄跨度，从14、15岁到21、22岁，最小的甚至还没有上中学。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杀奸团的最初成员，几乎都是平津几所著名的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的高中生。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
抗团成员身份特殊，多是达官显贵、富商名人之后。比如伪满总理郑孝胥的两个孙子郑统万、郑昆万，孙女郑昆仑；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孙连仲将军的女儿孙惠君等。他们多直接参与刺杀爆破等行动，如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就是刺杀天津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经理程锡庚的一号枪手。
因节目时长关系，没有更多交代叶老的活动。实际上，行动前两天，李振英组织的会议定下的行动计划，是设立两个行动组，一个由李振英、冯运修组成，负责狙杀主要目标《新民报》主编吴菊痴；另一组由叶于良、刘永康（天津广东中学学生）组成，负责在第一组失败时狙击《新民报》副主编陈辋子。而另一些抗团成员孟庆时、纪采凤（贝满女中学生），李时勉（北大学生）等负责联络和接应。
7月7日，日伪庆祝会召开后，抗团成员皆利用社会关系进入中山公园社稷坛会场。李振英发现现场日伪警戒严密，便决定改在会场外下手。而此时，纪采凤、朱慧珍等女学生开始悄悄向参加庆祝会的中国人递发传单。人们看到这些小姑娘衣着时髦、举止不俗，忽然递来抗日宣传品，几乎都是心照不宣，将宣传品悄悄揣在身上，并无一人喧哗或向日伪报告，台上台下俨然两个世界。刺杀吴菊痴后，冯运修没有停车，按照原定计划绕回西四家中去了。李振英迅速发出“得手”信号，通知叶于良和刘永康中止刺陈的行动，迅速转移。
本来，抗团成员的行踪仍然有可能像之前的行动一样，凭借他们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灵通的内部消息，消失于无形。但这次刺杀吴菊痴的行动影响力巨大，1940年8月上中旬，日本华北特高课和北平宪兵队决定，采取搜捕行动之前，不和北平伪警方联系，直接调动伪满警察进入北平，展开了在北平天津两地同时进行的，针对抗团的“八月大逮捕”。这次行动中，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北平大部分骨干入狱，天津组织也遭到重创。北平抗团负责人李振英，叶于良行动搭档刘永康，递发传单的孟庆时、纪采凤（一说纪凤彩），介绍叶于良加入抗团的郑统万、郑昆仑等纷纷被捕。
关于冯运修牺牲的过程，作家萨苏的文章中是这样描述的：8月6日深夜，日本宪兵队包围了冯运修在西四北四条的住所，警觉的冯运修发觉有变，立即起床取枪走出卧室，携带抗团重要文件退到厨房，将其焚毁。日军破门而入，捕获了冯运修的父亲和弟弟，喊话叫冯投降。冯不予置答，继续冷静地烧毁文件。日军闻到烧纸的味道，试图强行冲击，冯运修果断开枪反击。因为他射击准确，弹药充足，与特务们僵持良久。
枪战中投身日本宪兵队的汉奸、北平宪兵队特务科科长袁规，将冯运修的父亲推在前面挡子弹来逼近冯的藏身之地。冯运修枪法极好，一枪打出，子弹擦过其父耳边，正中探头窥视的袁规脸部，袁应声倒下。之后日伪特务纷纷爬上院墙，一面劝降，一面对冯运修藏身之处射击，冯宁死不降，从窗口奋力还击，枪战中一名日本宪兵被冯运修击中，从院墙上落入院内毙命。最终，日军将机枪架起来对冯家厨房进行扫射，冯的枪声才告终止。特务进入房中检视，发现冯运修身中数弹，已经不屈而死。冯的右手中弹，左手持枪，显然是右手负伤后依然死战良久，但所有文件都已销毁，无法辨认了。据说，冯运修牺牲的时候，年仅19岁。
1940年8月的大搜捕后，抗团遭到严重破坏。大家被送到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特课，经伪警察局特务课、北大红楼日本宪兵队、狮子胡同的炮局多次过堂，判决后押往位于雍和宫旁的河北省第一监狱外地人犯临时收容所。因为集体关押，叶老认识了很多抗团战友，他们中除少数人被家庭营救，大部分人在监狱中一直关押到1945年抗战胜利。
出生于1922年的叶于良，1939年加入抗团时，只有17岁。1940年，他已经考上了辅仁大学，但被捕后他被关押在监狱，直至1945年出狱，再无机会读大学。可以说，他错过了生命中最为华彩的岁月。而其他被捕抗团成员的命运，与此相仿。
出狱后叶老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一年后辞职到财政部福建区货物税局，不久又转至武汉金融管理局直到解放。解放后归口金融管理处，由于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及中南区代表。“肃反运动”开始，老人没能幸免，抗团的经历成为劳动改造的理由，至1975年经特赦后回到北京，并在服装公司退休。
从17岁加入抗团，到18岁刺杀汉奸的一年时间，换来的，是18岁到23岁的5年牢狱经历；更换来了，29岁被“肃反”，53岁回家的24年劳改生涯。如今已是89岁的叶老，如何计算人生的实际长度，如何定义“青春”这个字眼呢？
我们无法探知叶老那24年是如何度过的。我在想，比起他，19岁身死的冯运修，显得那么幸福。
（文中资料参考了作家萨苏的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编导 李戎
1940年年初的一天，北平新新大戏院灯火通明，一派热闹。戏快要开演了。这一场是名角言菊朋父女同台演戏，票友们期待已久。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包下的二楼前排还是空的。两个坐在一楼前排的小伙子，不时偷偷回头望向二楼包厢。
“那时候我们听见人声一片嘈杂，回头一看，川岛芳子来了，戴着傻瓜帽和墨镜，穿着长袍马褂，还是男装，后面跟着十几个人，簇拥她上楼。进二楼前排后，她坐在前排当中。”两个小伙子之一的叶于良，70余年后仍对当时的细节记忆犹新。
叶于良和同伴密切注意着川岛芳子的动向，手枪藏在腋下。
“我们准备等散了戏，看她往哪儿去。”叶于良说。
没想到，戏开演不久，川岛芳子却起身离开了。“也就半个钟头，稀里哗啦又是一片杂乱的声音，我回头一看，不好，他们一群人走了。我们就追下去，看到她坐着汽车，呼呼跑了，就没干成。”
这一年，叶于良18岁，他的同伴李振英21岁，他们都是北平抗日杀奸团的成员。
这次刺杀川岛芳子，他们没有机会下手。此后，这样的遗憾乃至失手也经常发生，但他们不气馁，他们相信，一旦成功，就能名垂青史。
20世纪30年代末，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对平民百姓来说，除了走过街头的成队日本士兵，日子与以前没有太大不同。当然，心情不一样——现在，是亡国奴了。
不时传来的汉奸被刺消息，让人们得到慰藉。
叶于良回忆：“好几次暗杀活动都让汉奸震惊，比如王克敏曾经被刺杀过。鲁迅的弟弟——汉奸周作人也在1939年元旦遇刺，那时候北平抗日杀奸团还没有成立。结果子弹打在衣服铜扣子上，没有打穿，他没死，受了一惊。”
有研究者指出：“抗团副团长李如鹏亲自上阵，刺杀周作人。出于对周作人曾经的深刻崇敬，李如鹏枪打得不是很准。”
这个“抗团”，也就是叶于良口中的抗日杀奸团（也叫抗日锄奸团，简称“抗团”），是“七七”事变后不久，一些爱国青年在天津自发组成的民间抗日团体，后来发展到北平。抗日杀奸团曾经在北平和天津多次展开以刺杀、爆炸为主要手段的抗日锄奸行动。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除了国民党派来进行组织和控制的军统特工人员以外，多是平津两地的热血学生，最初成员来自平津几所著名中学，如贝满女中、育英中学、天津中日中学、南开中学、大同中学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学生多数升入大学，杀奸团的成员也从中学生扩大到大学生。抗日杀奸团的活动在1938年-1940年间为高潮。
加入抗日杀奸团的不乏社会名流子弟，如孙连仲将军的儿子孙湘德、女儿孙惠君，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冯治安将军的侄女冯健美，袁世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文等。“后来郭沫若住的什刹海那个大房子，原来是乐家的，那时候乐倩文就住那儿。”叶于良说，“还有魏文昭、魏文彦，开滦煤矿总工程师的两个女儿。”很多抗团成员来自教会学校，“那会儿能够上得起教会学校的一般家境都不错”。
作家萨苏分析说：“这些公子小姐投入抗团似乎不可思议，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个阶层的子弟在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最多，也最易于接触学生运动带来的反日爱国情绪，同时，也反映出了当时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同仇敌忾的抗敌精神。他们社会背景十分复杂，消息灵通，牵涉极广，使日伪对抗团的侦办往往投鼠忌器或者事倍功半。1940年的大搜捕，就是日军封锁消息，秘密调动伪满军警到北平实施行动才得以避开抗团的情报系统的，所以给抗团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和孙女郑昆仑，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郑孝胥的孙子和孙女都在北平念书，一个在育英中学，一个在贝满中学。那时我常到他们家去，因为我们沾点亲戚关系，我的姨是郑孝胥的儿媳妇。”叶于良说。
串门时，在和郑统万的闲聊当中，叶于良听说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抗日组织。“谈起抗日，他说，有抗日的组织，你敢不敢参加？一说敢不敢抗日，还能说不敢吗？当然是敢啊。他就说，那我给你介绍去。就把我介绍给李振英，那会儿他是北平抗日杀奸团团长。”
神秘的地下抗日团体，通过可靠成员的介绍，接纳新成员的加入。1939年的一天，在中山公园，叶于良见到了李振英。“他给我讲杀奸团的任务，包括杀汉奸、搜情报、爆破日本人的设施。”
此时，叶于良上高中一年级，李振英上大学一年级。在李振英的带领下，叶于良参加了一个简单的宣誓仪式。
叶于良回忆：“一张小纸上写着誓词。誓词我记不大清楚了，好像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还有一个‘团训’，好像是‘遵守团的纪律，保守秘密，如有违反原则，受严厉制裁’，大意是这样。宣誓完了签字，签字完了就烧了，这东西不能存，存下来，将来万一被破获了怎么办？”
看着一纸誓词在火中燃尽，叶于良感觉兴奋多一些，“觉得这也是光荣的，不能到内地去参加抗日，在这里能够抗日，也是了了一个心愿吧。没参加抗日杀奸团的时候，我们哥俩就不想上敌伪的大学。”他说，“当然这是一件难免会牺牲性命的事，必须要有这种准备，如果被抓住了，只有牺牲。也不太害怕，反正觉得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逮着，就算被逮着了，是为国捐躯，是光荣的。”
开始接受刺杀训练的叶于良感觉到，成为一个冷峻杀手的同时，单纯的少年时代已经远去。
叶于良回忆：“后来李振英看我抗日热情比较高，问我敢不敢行动，我说，‘敢呢。’‘行动就要杀人的呢。’‘行，敢。’他把手枪拿来，告诉我怎么拆，怎么擦，怎么使。小时候玩的只是玩具，现在是真家伙了，所以觉得挺新鲜的，就拆了擦，擦完再安上，学会瞄准、射击。那时候我们没有爆破材料，要自己做，我们曾试过拿汽油或者酒、酒精，泼在日本商店里头，然后点火，试验了几回，点不着。结果就想办法弄材料，从天津弄来。”
在磨练中等待，直到1940年7月7日。这一天是国家蒙耻三年的日子，也是杀奸儆敌的日子。这次的目标，名叫吴菊痴，是北平《新民报》社长兼总编。
叶于良说：“当时北平有两份主要报纸，一份是管翼贤主编的《小实报》，另外一份就是《新民报》。”《新民报》1938年1月创刊，是华北伪政权机关报，鼓吹中日亲善，为日本侵略者粉饰太平。该报总编吴菊痴是一个甘愿为日本人充当舆论吹鼓手的汉奸文人。
叶于良回忆：“7月7号那天，日本人庆祝所谓皇军圣战胜利三周年，在中山公园的社稷坛搞庆祝活动，组织了好多人去，包括吴菊痴在内的几个汉奸在那儿大肆吹捧日本皇军，痛骂爱国军民。当时李振英就跟我说，我们带着枪去，到那儿刺杀吴菊痴。我们到了社稷坛，就在台下四处转，观察动静。”
在人群中，叶于良看到李振英身边多了两个陌生的面孔。很久以后他才知道，这两人的名字分别是刘永康、冯运修。
《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一书中如此描写冯运修：
冯运修，原天津中日中学学生，1937年加入抗团，1940年考入北京辅仁大学，表面上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实际上却是抗日杀奸团中一个出色的书生杀手。如许多抗日杀奸团成员一样，冯的家世也颇为显赫，他是华北伪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的外甥，经常有机会出入军营。伪军对这位风流倜傥的甥少爷颇为恭敬，不料冯是有心人，借机以学枪打猎为名，练出了一手好枪法，成为抗团中优秀的神枪手。齐燮元对此也有耳闻，曾经责冯不专心念书，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位外甥的真实身份。
当时抗团作为军统的外围组织，在行动上有一定的分工，即军统负责对日军人员和伪组织顶级人员的打击，抗团负责对伪组织中高级人员的打击。
1938年，冯运修参加火烧日中元公司仓库的行动。同年因为天津大水灾，天津抗团的行动重点转向北平。
1939年，冯运修受命从天津到北平，配合北平抗团成员刺杀北平伪商会会长冷家骥。按照计划北平抗团成员伪装有公事叩门欲见冷，冷应门后冯即开枪将其射杀。不料冷应门后却令其妻开门，结果冯一枪命中，但只射杀了冷的太太。虽然暗杀没有成功，但给北平伪组织造成相当震动。
据叶于良回忆：“那时候他知道我，我也知道他，就是互相不认识。在社稷坛，我不知道他是哪儿的，叫什么名字，但知道他是抗日杀奸团的，因为他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他看见我跟李振英在一块儿，也知道我们都是同志。”
台上，吴菊痴正声嘶力竭地演讲，台下的冯运修忽然将手伸向腋下的手枪。
“冯运修跟我说：‘咱们上去就把他打死算了。’但他也犹豫，又说：‘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干掉他？’李振英说：‘不行，不行。这里边有多少特务，你现在一动手，咱们谁都跑不了，让人家把咱们消灭了。还得找偏僻地方下手，保险。’我们就等到他们散会。散会了以后，吴菊痴他们就坐着黄包车往南走，我们就跟着去了。”叶于良说。
据叶于良回忆：李振英和冯运修骑上自行车，耐心地跟在吴菊痴的黄包车后，一直跟到石头胡同同和轩饭庄。在那里，评剧演员白玉霜，正在等待吴菊痴赴宴。“吴菊痴到那里不久，不到一个钟头吧，出来了，还是坐黄包车，从李铁拐斜街穿出去了。李振英跟冯运修两人也跟下去。”
此时，李振英、冯运修等人从到社稷坛算起，已经苦等了几个小时，眼看着黄包车一路接近《新民报》总部，再不动手，机会将一去不返。
叶于良回忆：“到新华门外，那时候师范大学在那儿，距离师范大学很近的时候，正赶上有一个出殡的队伍，吹吹打打的，声音挺响。”
一个转瞬即逝的机会终于出现。冯运修看看周围没人注意，猛蹬两步，接近吴菊痴的黄包车。
叶于良回忆：“冯运修对着吴菊痴的太阳穴连开两枪，当时就死了。当时现场的声音非常嘈杂，所以没人听到枪声，好像连车夫都没什么察觉似的。”
冯运修射击后没有停车，和李振英迅速离开现场。吴菊痴的车夫拉出去很远，才发现吴已经毙命。
“李振英派人通知刘永康和我，说：‘你们撤吧，现在他们马上要戒严了，不然就跑不掉了。’我们就撤了。”叶于良说。
同样的年代，另一些年轻人，走着一条相似的道路。1938年的一天，山东少年郑需凡参加了八路军；第二年，他加入了共产党；第三年，他已经是山东纵队政治部锄奸部的组长。这年，他跟叶于良一样，只有18岁。
1941年，日军在鲁中地区大“扫荡”。郑需凡回忆说，这是最残酷的一次。“日本人突然包围了马牧池的村子，把我们的伤兵打死了，还放了毒气。村村有日本人，杀老百姓。他们杀了人，不是埋了，把尸体吊起来，叫大家看，叫嚣‘谁敢反对皇军？’”
为了完成锄奸任务，郑需凡把自己打扮成一个青帮分子，学黑话、喝酒、赌钱，常常与汉奸和青帮头子混在一起。当日军“扫荡”形势严峻时，纵队机关离开了根据地中心区，锄奸部在马牧池地区留下郑需凡等5人坚持斗争。
扮成黑道人物的郑需凡代号为“彪”：“郑彪，彪子，虎字三撇就是彪。其他人的代号是龙、虎、豹等。当时如果杀了坏人，贴上代号，就知道是谁杀的。我们不能待在同一个地方，互相都找不着，就靠这个传递信息。”
据郑需凡回忆：他从当地老百姓口中听到一个伪村长的劣迹，人们谈起他，无不咬牙切齿。“他们说这个村子死的人太多，伪村长贼坏，给日本人干这个干那个。经过好几天的反复调查，证实了。我就去把他引出来。我们可以晚上混进村里头去。我找到他，说是有事，就把他引出来了。”
村外，郑需凡押着伪村长，心里盘算着该如何处理他。此时，不远处出现了一队人马。“正好遇到我们的武工队。凑一块儿，他们说也想来抓这个人，说这人太坏了。巧就巧在这儿。”
郑需凡回忆：武工队决定处决伪村长。“枪毙他，会暴露目标，一打枪，日本人都上来了。最后决定拿刀砍。他们中的一个人就对我讲：‘你是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来杀。’就给我把刀。”
武工队的人不知道，刚刚成年的郑需凡，此前从来没有杀过人。
“杀人我倒是看过，但自己真没杀过人。”郑需凡硬着头皮接受了任务，却下不了手。“一面往山上走，一面在心里数落他的罪状，他干的坏事，鼓励自己啊。怕倒不怕，但总觉得他也是个人啊，拿刀杀还真不行。也非常恨他，觉得他该杀，欸，但是怎么就是不行！”
郑需凡手里握着刀，迟迟无法动手。
武工队的人急了。“他们告诉我，踢倒他，看他挺脖子，就拿刀砍。我练过武术，刀法还不错，这时候怎么那么不中用！一刀砍到他背上，他哇哇叫，呵呵。所以说，我是干好事的时候，老干成坏事。只好抬脚踢他，他跪下了……武工队几个人看着我说：‘我以为你们锄奸部的会杀人，你怎么这样杀法？’”
伪村长到底还是被郑需凡砍死了，尸体上被贴了一张纸，上面有个“彪”字。郑需凡体会到手刃汉奸的快感，也体会到一个杀手肩上担子的沉重。
1942年，与叶于良、郑需凡同龄的张晋，从河北邢台“抗大”毕业。在一次日军扫荡突围战中，他的右手臂关节被打断，左胸和左肺受伤，亲眼目睹两名战友被日本兵用石头砸死，自己也被鬼子砸伤了头部，奄奄一息。死里逃生的张晋，康复后任工兵连长，活动于河北省武安县。
张晋记得，当地有个山口叫南大社，过了南大社以后，路上有敌人的一个坐探。“名字叫宋白妮，二十来岁的姑娘。她和我们一个侦察班长，姓朱，有乱七八糟的关系，和东边苏村的伪军也乱七八糟，是这么个破货。我们的人，根据地向敌占区去的、敌占区向根据地去的过往人员，她一发现就报告给敌人。她有她的一套联络信号，用手电筒，晚上联络。我们要想回到‘敌战区’，这个人必须除掉。”
对于站在敌人阵营的这个年轻女人，张晋说，自己也有过迟疑，但他说服自己要果断。“死在她手里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因为她不是直接杀人，她一报告敌人，就把我们的人逮捕起来了，有的杀了，有的关了，所以这人比公开的敌人更可恶，更可恨，危害更大。”
张晋下了决心。杀奸的过程，比郑需凡更麻利。“一到那村，先进到她家把她抓出来，带到村边。村南有个干涸的河沟，在那地方用刺刀刺死的，因为四面都是敌人，我不敢开枪。”
战火纷飞之时，手刃汉奸，是这些少年特别的成人礼。他们战胜了自己曾经的片刻迟疑，成长为一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的战士。
抗日杀奸团的杀奸行动一个接一个。
1938年12月27日，祝宗梁、孙湘德、孙若愚刺杀前天津商会会长、现维持会委员王竹林成功。次年1月11日，天津汉奸为王竹林举行葬礼，当棺材行至日租界时，定时炸弹引爆，一人死亡，三人重伤。
1939年4月9日，天津大光明影院，美国影片《为国干城》上映。当电影里的枪炮声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伪联合储备银行行长程锡庚被“抗团”枪手一举击毙。
1940年7月18日，北平前门劈柴胡同，李振英和刘永康、孟庆石联手暗杀伪北京工务局局长舒壮怀。同年，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建设总署总务处处长俞大纯被刘永康、叶于良枪杀，伪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鳌被“抗团”成员乱枪打死。
头顶悬了一柄正义之剑的汉奸们惶惶不可终日。“每有汉奸被杀，报上大肆宣扬，汉奸当然害怕。大点的汉奸都配备保镖了，出门都有警车跟着。那个时候时兴三轮摩托车，我们叫‘跨子’，三个警察，弄了一个大瓦圈搁车上，枪架在上面。”
吴菊痴的死给北平日伪方面极大的震动，展开“八月大逮捕”。平津两地的抗团成员40余人被捕。冯运修在敌人抓捕时英勇抵抗，中弹牺牲。叶于良也被捕了。经受酷刑后，他被押往监狱服刑。此时的他，已经考上辅仁大学。5年的牢狱经历，让他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
“八月大逮捕”后，抗日杀奸团残存人员继续坚持十分困难，组织部分骨干人员从天津撤离，将“抗团”总部转移至重庆。此后军统为“抗团”成员提供电台和武器，进行人员训练，经过一个恢复时期，从1942年起，又陆续返回平津开展活动，直至抗战胜利。
萨苏提到：“‘八月大逮捕’让抗团遭到重创时期，日军不自觉地放松了对于军统组织本身的压力，军统的正规特工乘机抬头，直接投入行动，给了日伪方面更大的打击。军统特工在华北的一对煞星王文和麻景贺连续出手，先后制造了枪击日本天皇特使、爆破南苑飞机场、刺杀日军高级顾问山本荣治和大汉奸王克敏等一系列惊人的案件。及至1941年初军统的行动遭到日军反扑进入低潮以后，共产党的‘别动队’又开始活跃于北平城内外，其主要成员多有1939年从抗团中退出的共方成员（抗团早期成员中国共间杂，1939年，因抗团的国民党军统背景逐渐暴露，国共合作也已经出现裂痕，抗团中的亲共人员陆续脱离，却侥幸躲过了‘八月大逮捕’的劫难）。”他说，“包括冯运修在内的很多抗团成员，其实并不是军统的成员，其顽强不屈直至以身殉国，并非为了荣华富贵，不过因为有一腔爱国的热血而已”。
抗战胜利后，一腔爱国热血的叶于良出狱，被安排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因不喜欢军警工作，他一年后辞职，后来任职于武汉金融管理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叶于良曾因工作出色被评为劳模。
镇反运动开始，叶于良被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经特赦后，他回到北京，后来在服装公司退休。
追忆往昔，89岁的叶于良老人讲起当年自己被捕后的一个细节：“那会儿也许是太年轻吧，不知道什么叫恐惧，就这一条命，牺牲就牺牲了，无所谓。日本宪兵问我：‘你兄弟几个？’我说：‘九个。’他开玩笑似的说：‘九个，死一个没关系，还有八个。’我也笑，说：‘死就死吧。兄弟九个，死我一个没关系。’”
郑苹如（1918-1940），民国名媛，中日混血儿，父亲是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的国民党元老郑钺（又名郑英伯），母亲是郑钺留学日本时结识的名门闺秀木村花子（随丈夫回到中国后，改名为郑华君）。当年上海第一大画报《良友》曾将郑苹如作为封面女郎。上海沦陷后，她秘密加入与军统同为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中统，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混迹于日伪人员当中获取情报。后参与暗杀日伪特务头子丁默邨，因暴露身份而被捕，但她咬定是为情所困而雇凶杀人，此事成为当年上海滩重大花边新闻之一。1940年2月，她被秘密处决，时年23岁。
1929年，王亚樵（斧头帮帮主，民国史上“暗杀大王”和“民国第一杀手”）在上海开展反霸除奸活动，组织“安徽籍劳工总会”，自任会长，颇得人们拥护，从此当上了“安徽帮”的领袖。王亚樵把他的秘密社团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门暗杀汉奸。这个组织包括政工组、联络组、情报组、后勤组及锄杀组等，团员有郑抱真、余亚农、余立奎及华克之等30余人，声势较大。王亚樵1936年身故后，该组织继续活动。
铁血锄奸团的主要锄奸活动有：1931年，日军大将白川义则被热水瓶炸弹炸毙，由王亚樵参与策划，韩国志士执行；1935年11月，汪精卫被铁血锄奸团成员孙凤鸣击中三枪，留下致命伤；1935年12月，汪伪政府外交次长唐有壬被刺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