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子清——时为南京居民
张秀红——时为南京居民
李秀英——时为南京居民
吴殿飞——时为南京居民
夏淑琴——时为南京居民
熊秀芳——时为南京居民
写稿子那段时间里，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左邻便开始吵架，东西摔得叮当山响。两个小时后，按照惯例，右舍断断续续的女人呻吟声将会持续20分钟，然后一切归于平静。
然后，太阳升起，然后，我爬上床睡觉。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个星期，在这栋充满生活气息的大楼里，我一点都不孤单。我甚至不用猜测就能知道，左邻的男人似乎有了外遇，每天凌晨2点半左右，在他尽管小心还是会发出很大声音的开门回家后，女人的喊声让我知道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久，她已经受够了。男人没有声音，不知道是无语还是心虚得发不出声音。右舍是对新婚的小夫妻，又或者是同居的小情侣，每一天都激情四射，旁若无人。
在左邻右舍的“陪伴”下，那时的我才可以暂时从南京大屠杀的阴影中解脱出来，甚至有了个奇怪的想法：
如果是在1937年的南京，我和左邻和右舍又会在做什么？
左邻的男人会不会深夜回家又深夜离家出走？
左邻的女人会不会觉得男人有外遇就是值得摔东西的？
右舍的年轻人会不会这么朝气蓬勃？
而我，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在那样的夜里，我很不按照常理地感谢着他们。
是他们一直提醒着我现在不是1937年的南京，是他们让我一直能够尽量平静地整理我因情绪过于激动而无法客观的叙述，我也想做一件事，推开一扇门，告诉他们1937年冬天的南京。
编导 马静
“人们无须在日本住得很久，就可以看出反华运动的痕迹。甚至在官办无线电广播的儿童节目里，也经常有一些关于‘勇敢的日本军人’和‘大逆不道的支那人’一类的说教故事……一个外国朋友警告我，不要公开表示‘同情中国’……”
1937年5月，在上一年的西安事变中率先进行报道的英国记者贝特兰来到东京，对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印象深刻。
“七七”事变后，贝特兰决定立即返回中国。他搭乘从东京开往神户的火车，车上满载着正要开赴中国的日本士兵。他在文章中描述说：“铺天盖地的太阳旗把灯光都遮蔽了。成群的妇孺，在跟开往中国的军人们告别……每一个车站——甚至那些我们在半夜里经过的——同样都聚集了带旗帜欢呼的人群……”当贝特兰到达神户，准备登船离开日本的时候，他感慨：“我到日本以来，从没有像此刻那样感到孤单。我觉得自己有一会儿被一群喘息着的女学生包围住了，她们带着歇斯底里的狂热，挥舞着旗子，高呼‘万岁’！”
此时，南京城外人声嘈杂——国民政府斥资49万银元修筑的南京城防工事正在紧张施工，这几乎是当时中国所有城防工事中造价最高的。
已经是东北沦陷的第七个年头了，南京城里的百姓们已经从空气中嗅出了战争的味道。
这一年，刚满5岁的佘子清已经能够帮家里赚钱了——他守着一个香烟摊子。而他妈妈每天早上给几十户倒马桶，补贴家用。
据佘子清回忆：香烟摊子摆在家门口，正对着夫子庙小学。看到小伙伴们纷纷走进学校，他羡慕不已。他去跟老师哀求，也要上学。老师看他可怜，同意他去听课，不办正式入学手续。佘子清便成了一名旁听生。他每天自带一只小板凳，坐在教室角落听课，把作业本放在腿上写字。
和佘子清一家相比，中华门附近以种田为生的张秀红一家却没有这么幸运。他们总是为填饱肚子而发愁。“种的菜把它弄到城里头去卖，卖出去才能买点儿米。油一年到头都没得吃，没得钱买。”回顾当年，张秀红叹道。
这一年，张秀红刚满12岁。她没有想过上学的事，因为除了帮大人下地干活，她还要做一家人每天的三顿饭。“我小时候什么野菜都吃过。搁一点儿米，加上野菜，做一大锅糊糊，就这样吃。”
暑假还没到，佘子清就发现，校园里的老师和同学越来越少了。学校被迫停课，街上的行人脚步匆匆，通往渡口和火车站的路总是堵得满满的。这孩子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他唯一苦恼的是没人停下来买他的香烟了。
这孩子不知道，地狱之门已经向这座城市敞开了。
1937年8月15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达对南京开始空袭的命令。
佘子清记得，南京被轰炸的时候，大家都躲到家附近的防空洞里去。那些防空洞很简易——底下挖个洞，上面堆麻包，麻包上面再填土。
空袭越来越频繁，被炸毁的房屋和死伤的人数不断增多。
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的人们，将全部的存活希望寄托在守城的国军将士身上。
1937年12月1日，南京保卫战打响。时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下令毁掉所有可渡江撤退的船只，誓率10余万将士与日军决一死战。
战局不利。南京外围阵地不断被日军突破。据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记述：“12月9日，松井石根发出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唐生智置之不理，下令死守。10日，日军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三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惨烈。”
南京城内人心惶惶。佘子清看到，背着枪、歪戴着帽子的国军士兵乱哄哄地跑，担架上的伤兵痛苦不堪。他听大人们讲，南京要完了，日本人要进城了。
12月12日，自拂晓起，日军集中火力对城垣守军发动猛攻。雨花台阵地被敌人攻占，中华门遭到炮击，城里秩序大乱。唐生智下达撤退令，守军开始了混乱的撤退。“撤走的时候，他们都烧房子，茅草屋也好，小瓦房也好，大楼房也好，都点火烧，他们说不留给日本人住。”当时还是一个少年的吴殿飞回忆说。
当晚，唐生智乘小火轮渡江北去。大批来不及撤走的士兵脱下军服，扔掉了手中的枪。
佘子清站在家门口，有大人边跑边对他喊：“孩子，日本人来了，快跑啊。”
“有钱人都跑掉了。”张秀红回忆说，“我们跑哪儿去？讲个家。”
1937年12月13日，轰炸停止，以师团长谷寿夫为首的日军第六师团自中华门进入南京。
在一段日军随军记者拍摄的纪录片画面中，进入南京的日军士兵满面笑容，对待老百姓彬彬有礼。这些画面传回日本后，立刻家喻户晓，士兵们成为家乡父老心目中的英雄。观众们不知道，这其实是一场掩人耳目的骗局。就在日军搭设的拍摄场地之外，另一部藏匿着的摄影机偷拍下来的真实画面，把日军描画的天堂彻底颠覆。
手持另一部摄影机的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日军入城后，马吉牧师四处奔走，偷偷拍摄了8卷16毫米胶片。当这些画面最终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时，举世震惊——那分明是一个人间地狱！
以下为日本随军记者今井正冈的记述：
在下关码头，尸体堆成了黑乎乎的山。大约50到100个人在那里干苦活，把尸体拖下来扔进长江。尸体还淌着血，有些人还活着并虚弱地呻吟着，他们的四肢还在抽动。苦力们一声不吭地干着活，像是在演哑剧。在黑暗中人们很难看到长江的对岸。在微弱的月光照射下，码头上是一大片闪着微光的污物，哇！那全是血！
过了一会儿，这些苦力干完了拖尸体的活，日本士兵就让他们沿江边站成一排，砰！砰！砰！我听到了机关枪的开枪声。苦力们朝后栽进长江，被汹涌的江水吞没。哑剧到此结束。
现场的一个日本军官估计有2万人被杀害。
另一位在南京的日本随军记者佐佐木元政说：“在东京大地震中我曾见过成堆的尸体，但与这里相比，那简直算不了什么。”
日军进城的3天内，12000名平民惨遭屠杀，30000名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在长江边被集体杀害。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1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
日本兵到了张秀红家。
这是张秀红第一次见到日本人，听不懂的语言，对准自己的枪口，将这个小姑娘完全吓傻了。
日本兵要把张秀红拖走。张秀红的爷爷把她死死抱在怀里。“爷爷说，她太小了，太小了。我那个时候还很矮。日本人说不行，用刺刀戳爷爷。”张秀红被拖了去，“把我衣服一扒，扒得精光的……我这个腿，肛门跟下部整个撕的，一直撕到尾骨了，撕开了。后来我就昏死掉了……我现在坐凳子就不能坐，尾骨这个地方疼。”
寒冬时分，天黑得早，地下室里没有电灯，黑咕隆咚的。19岁的李秀英已有7个月的身孕，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害怕。“鬼子穿翻毛皮鞋，走在水泥地上，哗啦哗啦的，就晓得他们来了。他们进来就到处看，把老太太推回屋里，年轻女人就朝外头拽。”
日本兵要拽李秀英走。她不甘受辱，和鬼子搏斗。鬼子一刺刀戳到她肚子上。
李秀英被戳了37刀，除了肚子上的1刀，脸上18刀，腿上18刀。奄奄一息的她被父亲送进医院，经紧急救治，命保住了，胎儿却没了。
日军进城的一个月里，发生了大约20000起强奸事件。
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专门收容妇女难民，负责人是来自美国的明妮·魏特琳。12月17日，她在日记中写道：“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的家。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妇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漂亮的就拖走，不漂亮的就打机关枪，五六十个女娃，嗒嗒嗒，一下打死了。”张秀红说起她的亲眼所见。
日本兵随意杀人，连小孩都不放过。少年吴殿飞有一个8岁的弟弟。日本兵来了，大家都跑，弟弟跑得慢，被一个日本兵砍了一刀，死掉了。吴殿飞一边跑，一边哇哇大哭。
7岁小姑娘夏淑琴全家9口人，7人遇害。她的小妹妹才1岁，本来是被妈妈抱在怀里的，生生被日本兵抢走，用刺刀刺死。夏淑琴和另一个4岁的妹妹被刺刀扎伤，她们因为昏死过去而幸存下来，姐妹俩成了孤儿。
根据后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所载，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6周内，被杀害的平民和战俘总数大约有20万人，这个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被烧毁的、被投入长江的以及日军自己处置的尸体。《侵华日军大屠杀实录》一书确认，“在占领南京城的前6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20余万人，总数达30万人以上”。今天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石墙上，镌刻着一行大字：遇难者300000。
南京，到处都在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明妮·魏特琳的记述是：
……东一具、西一具地躺着脸已发黑的尸体，到处都是被丢弃的军服，所有的房子和商店不是被洗劫一空就是被烧毁。安全区内的街上挤满了人，而在区外，除了日本兵，看不到其他人……每晚大火都把天空照得通亮，白天浓烟滚滚，这表明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这个曾经充满活力和希望的首都，现在几乎是一个空壳，可怜与令人心碎。
“不是一天两天，天天这样子。”张秀红说。对所有南京人乃至中国人来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惨痛日子。
1938年元旦，由日军统治的南京“自治”政府成立。随着交通、水电、邮政等设施纷纷恢复，这座几乎被焚毁殆尽的城市终于又慢慢运转了起来。死里逃生的张秀红终于能够一瘸一拐地行走了，她甚至没有想过要继续躺着直到把伤养好。春天到了，只有站起来，才能活下去。
张秀红又下地干活了。她说：“田里全是死尸，我们把死尸拖走，埋起来，再栽秧。”
此时，南京城的街上贴满了安民告示，活下来的人逐渐意识到，他们已沦为亡国奴。
佘子清记得，“马路上都是日本人了，夫子庙还有个宪兵队，看到中国人，不高兴他就打你两个嘴巴。”
一个日本兵让张秀红下河去抓鸭子。“我不敢下去。他马上一脚把我踢到河里去，呯，掉下去了。我再上来，他用枪对着我：‘你逮，你逮，你不逮我马上用机关枪打你。’”
1938年3月28日，梁鸿志等人在日本的扶持下于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维新政府”成立后，立即与日本签订《华中铁矿股份有限公司设立要纲》等一系列协定，一家家日本工厂迅速进驻南京。两年后，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此时，佘子清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进入一家日本工厂做工。“那时候我已经七八岁了。日本工厂做纱手套，我就想进行破坏，做好了手套再拆掉，拆掉再做，主要是进去混饭吃。菜是没有，但每顿有一大碗饭。”
此时，对于南京城里的普通百姓来说，抗日救国的梦想已十分遥远，他们首先要活下去。
他们时时面临日本人的勒索。吴殿飞记得，日本兵常到老百姓家里来要东西，一般不要粮食，要鸡鸭，要火柴、蜡烛。还有要“金表”的。吴殿飞愣了：“老百姓哪有金表啊？老百姓都是穷鬼，寻常的表都没有。他（日本兵）说日本话里钱叫‘金表’。”
甚至还有要老百姓家的咸菜的。“后来我们也不腌咸菜了，腌了他们就来拿走了。”张秀红说。
在傀儡政府统治下，有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没收私人财产被合法化。与之相比，这些打劫咸菜、蜡烛的行为就有些微不足道了。看着家里总是有日本人突然闯入，张秀红决定把头发剃光，扮一个男孩。
“做男娃，跟男娃在一块儿，倒霉了，日本兵叫你挑东西，他把抢农民的藕、鸭子、猪非叫你挑。你不挑，他就用刺刀在你后背捣。我这个后背已经给他捣烂掉了。捣得你挑着走不动啊，他就用刺刀抵着你。我没得办法，把担子一摔，说我不挑了，你拿刀把我杀了吧。”张秀红觉得自己活不成了，与其这样被一下一下地戳死，还不如直接死掉。“他哈哈笑起来了，他不用刺刀戳你了，用枪拐子打你。”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活着的人无法改变现状，只能听天由命。
随着饭店、商铺重新开张，南京的街道上有了些生气。不过，人们走在街上，依旧提心吊胆，他们除了要防日本人，还要防汉奸。
佘子清曾经碰到过汉奸在大街上把姑娘拽走的情况。“我们就在背后骂：‘强奸妇女同胞，你不是人，你是跟日本鬼子学的。’”
汉奸拥有执行新政策的权力，他们肆无忌惮。他们到百姓家里敲诈勒索，声称不拿钱出来马上向日本人报告。“我们嘴里头骂，但是不敢跟他打，害怕吃他的亏。”佘子清说。
据佘子清回忆：一天，他在拆手套的时候被日本监工发现，遭到一顿毒打后，被赶出工厂，生活一下子又没了着落。他借本钱做起了小生意，卖糖果、香烟。
走街串巷叫卖的时候，佘子清时不时会碰上日本人。“面对面，眼睛不敢翻，害怕被他发现了要挨打，但错过身了，掉过头来要对他翻翻眼。”
和佘子清一样，张秀红也逐渐学会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护自己了。她遇到一个日本人，“他对我说，你不是男娃，你是姑娘，要塞咕塞咕（亲热）。我说我打你的嘴，你看我是不是男娃。他哈哈笑起来了。你越害怕，就越倒霉。”
随着日本军队逐渐撤离市区，日本商人及逃难的百姓纷纷进入南京。此时，烟土贩卖已经合法化，挂有“官土”招牌的鸦片烟馆开张，一些人在此醉生梦死，有人花掉所有的积蓄后，服毒自杀。
南京城里幸存的人们似乎看不到什么希望。张秀红继续无奈地做一个男孩，佘子清的小生意仅仅够他吃上饭。听天由命的日子虽然难熬，但在人们眼中，南京终究还是南京，生于斯，长于斯，也将老于斯。活下去，就是希望。
1945年8月10日傍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两位技术员偷听到了重庆方面传来的日本军方正式向盟军提交投降书的消息。趁日本主管不在，他们将日伪广播突然中断，几秒钟后，日本准备投降的消息响彻南京上空。
南京城里顿时乱成一片。日本士兵开始哭泣，酗酒，而大多数百姓却因为担心是假消息而躲在家中。直到5天后，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南京百姓才相信，胜利，真的已经到来。
多少人百感交集，多少人喜极而泣，多少人欲哭无泪。
接管战俘的中国军队进驻南京。谷寿夫被判处死刑。佘子清回忆：“枪毙他时，他坐的大卡车开得很慢，我们在后面追着骂。”
等待审判的其他日本战俘被分配到城市各处劳动。有一批战俘被安排挖秦淮河道，岸边常有人看，骂他们，有小孩扔石块砸他们，他们不敢还口，也不敢还手。“你敢凶啊？你凶就有人打你。大家都觉得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佘子清说。
不过，善良的中国人，做到了以德报怨。当年还是少女的熊秀芳记得，一些战俘被罚扫地，时间长了，看着可怜，有些老太太就倒一大碗开水给他们喝，甚至有老太太把战俘拉到一边，给他饭吃。日本人被感动了，有的甚至跪下来表示感谢。
已定居在南京的日本商人虽然没有被关押，却也不敢回到日本——很多人担心日本再次遭到美军的轰炸。吴殿飞看到，有些走投无路的日本人拿自己的手表甚至鞋子换烧饼、油条吃。
刚胜利没几天，佘子清家附近响起了迎亲的鞭炮声——他的邻居娶了一位日本老婆。佘子清说，在大家印象中，日本女人贤惠、温顺、能生育，所以那时候有很多南京男子娶了日本女人，特别是蹬三轮车、拉黄包车的车夫。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在南京。3年后，解放军占领南京。佘子清结束了沿街叫卖的生活，成为一名火车司机，娶妻生子，过上了安稳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这一年，张秀红已经23岁了，按照当年的习惯，早已过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张秀红的家人着急了，四处托人帮她介绍对象。
张秀红结婚那天，才看到了她对象的模样。
婚前，张秀红一度非常担心对象介意自己曾被日本人侵犯的经历。她听家长讲，对象的一家人都被日本人杀掉了，他也是死里逃生。“他同情我，我也同情他。我们结婚后，两个人从来没吵过嘴，什么事情老头都原谅我。”
张秀红的婚姻生活很幸福。她说，同样经历过大屠杀的人更能互相体谅，更懂珍惜对方。“因为我下体的老伤，我们同房少，所以我就只生了一个孩子。生这一个，生了四五天才生下来。”
在张秀红生产的四五天里，丈夫一直陪在她身边。“可怜啊，他也在那儿哭啊。我推他，叫他走，我说你不要看我。”
丈夫没有走开。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对方，甚至死亡，都没能把他们分开。
“我家老头就讲，你好好地给我活，我走了，你要更加好好地给我活。老头死了十六七年了，我就一个人过。我家儿子叫我去，我没去。”老人静静地坐在床边做着手里的活计。丈夫在照片中微笑注视，一如从前。
曾有好些日本人到张秀红家里，向她赔罪，向她所说的“我们这些人”赔罪。“他们有罪，他们是错误，我说错误。”老人强调“错误”这个词。善良的老人，为当年的加害者留了反省、改正的余地。“现在主要是什么啊，日本这些小青年，要跟中国和好，老一辈算了。”
一句“算了”，老一辈就这么打发了那段苦难岁月。
吴殿飞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佘子清当上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义务讲解员。张秀红依旧一个人生活。2000年，夏淑琴将质疑自己南京大屠杀证人身份的日本右翼作家告上了法庭，2004年胜诉。也是在2004年，李秀英去世，享年86岁。头一年冬天，她在“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66周年仪式暨南京国际和平日集会”上敲响“和平大钟”，钟声悠远，久久不绝。
1937年11月22日，留驻南京城的一些西方人决定建立一个“南京安全区”，给中国难民提供避难所。他们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推举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约翰·拉贝任主席。南京安全区以美国驻华大使馆所在地和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机构为中心，占地约3.86平方公里。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下属26个难民营，其中25个在安全区内。在日军入城后长达数月的屠杀期间，安全区内有25万人，难民营直接管理的难民最多时有7万人。
1938年1月底，日军强迫安全区内的难民还家。2月18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被迫改称“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最后一批难民营被迫于当年5月关闭。
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轧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面前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12月17日：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话几乎可以说是符合事实的。昨天夜里，约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到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
12月22日：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绑，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2月24日：我到放尸首的地下室……一个老百姓眼珠都烧出来了……整个头给烧焦了……日本兵把汽油倒在他头上。
12月25日：日本人命令每一个难民都必须亲自登记，而且要在10天内完成……20万人！怎么办？整批年轻力壮的男人已经被拉了出去，他们的命运不是做奴工就是死亡。还有整批的年轻女子被拉出去，因为要成立一个很大的军中妓院。
南京大屠杀刚结束，金陵大学美国社会学教授史密斯以社会救济为主要目的对南京及周边县城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战后，国民政府为了调查战争损失进行了专题调查。两次调查结果显示：在南京大屠杀中，97%以上的遇难者是平民，男性遇难者比例远远高于女性，农村女性遇害比例高于城区女性。遇难者中80%～90%年龄为20～60岁，而在农村，超过20%的遇难者是60岁以上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