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龙举——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
番发安——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战士
张体留——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卢彩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
李华生——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杜开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寸时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李会映——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谢大蕃——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何绍从——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五十三军运输团战士
陈宝文——时为中国远征军第十一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
杨鸿恩——时为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
陆朝茂——时为中国远征军预备第二师战士
熊世超——时为中国远征军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
吉野孝公——时为日本陆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
如果没有这段编导手记，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一集差点被舍弃的故事。舍弃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具体的人物故事。几位老兵的回忆，都破碎得近乎混乱，没有一人能完整讲述自己在高黎贡山上的经历。此外，这场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所遗留下来的资料与信息，也如同高黎贡山上的云雾一般，飘渺无形。
最终，这一集还是没有被舍弃。因为当我真正穿越云雾走近这场云端之战后，所发现的细节与故事，使我坚信这段历史，不应被任何人舍弃。
所有的一切，是从一个看似绝妙的军事计划开始的。传说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时走的小路，成了中国远征军1944年滇西反攻的起点。卧龙先生“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时走的捷径，成为千年之后远征军开启胜利之门的锁钥——多么美妙的计划，美妙得简直近乎传奇。遗憾的是，这个传奇最终并没有实现。传说中的胜利之路，成了日军机枪火力下的屠杀场。
在编辑这集片子时，有两个问题我始终百思不解：
为什么面对海拔近4000米的高黎贡山，远征军领导层竟然没有为自己的部队配备冬衣？甚至连一双像样的鞋子都没有准备。难道身处平原的他们，真的没想到高黎贡山上在下雪吗？
为什么一架载有远征军重要参谋与绝密文件的飞机在战前失踪，而上至重庆国民政府，下至远征军前线指挥部，竟然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此事，甚至连半点相关记载都没有？
直至片子完成，我仍然没能找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也许这些问题原本就没有答案，即使有，也早已无关大局了。我们所能知道并且确定的是：正是因为缺乏御寒衣物，成百上千的远征军战士在寒冷的高黎贡山被活活冻死；正是因为那架在战前失事的飞机，原本精妙的奇袭战斗，变成了血腥残忍的消耗战，近万名中国将士血洒高黎贡山。还有什么结局，能比这样的后果更为惨烈的吗？
在片子的结尾处，尹龙举老人的回忆向我们披露了一个恐怖的事件：困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在吃光了所有干粮后，开始以阵地前的尸体为食。其实，真正让我心情复杂的，是在这之后发生的一件事——在掌握日军食人的确切证据后，美军顾问马上提议将此事公之于众，以此显示日军的残忍与野蛮。但出于某种考虑，国民政府却并没有这样做，而是下令对整起事件严加保密。按照美军顾问的猜测，国民政府可能是担心一旦公布此事，自己的士兵也会效仿行之。因为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军粮的供应始终是一个大问题，中国士兵饿着肚子打仗几乎是一个常态！
反复思量之后，我还是没有将此事编进片子。因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实在不愿意相信美军顾问的猜测。但我也确实无法找出比这更为合理的解释，只能将此事转述于此，孰对孰错，还是留给每一位国人自己思考吧。
编导 刘元
1944年5月11日傍晚，云南泸水县栗柴坝渡口，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的官兵们，正紧张等待着渡江命令。几尺之外，正值汛期的怒江在迷茫的水雾中发出震耳的咆哮声。
“过江有木船，有橡皮舟。那些船平时藏起来，渡江的时候才拿出来。”尹龙举回忆道。
尹龙举是云南大理人，黄埔军校第十二期学生，1944年作为中国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上校参谋主任参加滇西缅北反攻战役。那一年，他28岁。
“当时蒋介石直接给我们师打电话，没有通过集团军，电话是我接的。他说，开始过江以后，如果一官一兵退过江来，就军法从事。”尹龙举说，当时他把宪兵队全部安排在江岸，如果有谁撤回来就要被枪毙。“部队当时下了一个决心：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正如胡适1938年就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所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这是真正的背水一战。
官兵们要渡过的怒江，源于青藏高原唐古拉山，全长3240公里，其中云南境内河段约650公里，流入缅甸后被称为萨尔温江，最后注入印度洋。
1942年8月，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后，这条因水流湍急咆哮而得名的河流，从此成为中日两军东西对峙的界河。
1943年12月，在中国驻印军已经展开缅北攻势时，国民政府军令部拟订了中国远征军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
1944年3月，盟军强烈要求中国远征军策应驻印军的缅北攻势，展开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当局决定配合驻印军，开始既定的滇西缅北战役。
4月17日，中国远征军开始实施渡河攻击计划。该计划确定远征军的作战方针是：
（1）以第二十集团军为攻击军，渡江攻击腾冲；该集团军以第一线兵团、第二线兵团，先后跟进攻击。
（2）以第十一集团军为防守军，担负怒江左（东）岸的防守；另以该集团军派出4个加强团，渡江攻击，策应第二十集团军。
同日，作为同盟国的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中美怒江战役协议书》。
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为卫立煌，辖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及直属部队共16个师，由于各部队编制定员均严重不足，开始反攻时实际总兵力只有7.2万人左右。
4月20日，军令部下达作战指导方案，确定作战方针“以策应驻印军攻击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为目的”。
4月25日，蒋介石以四份“手令”，分别致电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中将）、副总司令方天（中将）、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一致强调此次渡江攻击的意义“不仅关乎我国军之荣辱，且为我国抗战全局成败之所系”，要求其初战必胜。
5月9日，远征军下令，命攻击军及防守军各加强团于5月11日渡河攻击，开始时间或拂晓，或白昼，或夜晚，由各单位依当面情况自行决定。
怒江东岸，厉兵秣马，中国军人们立誓：过河去，杀鬼子。
防守滇西的日军第五十六师团自1942年5月进至怒江西岸后，经营该地区的防御设施又达两年之久，在高黎贡山和腾冲、龙陵等地的据点内都筑有抗力强、隐蔽好、射界广的坑道式火力点。
5月中旬，正值雨季到来之前。
一进雨季，怒江随即展宽，喜马拉雅山的洪水汇成怒涛，浊水注满大峡谷，卷动着旋涡直泻而下。因而此时开始大战役，的确困难重重，怒江即是一大障碍。怒江流经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穿开一条深谷，江面虽不甚宽（旱季约80米，雨季约300～400米），但水流深急，水温极低。
两年前，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受挫，撤退过怒江时，主动破坏了江上原有的两座桥（惠通桥和惠人桥），两年来怒江上再无桥梁。
“那里是一个大峡谷，我们先下去到了怒江边。到了晚上的时候，我们就过江了。”尹龙举说。
5月11日晚6时整，中国远征军先头部队第二十集团军第五十四军第一九八师接到渡江命令，官兵们登上橡皮舟，向暮色笼罩下的怒江西岸进发。几乎就在同时，原属第十一集团军第六军、现配属第五十四军的预备第二师也开始渡江。
当时在预备第二师的张体留回忆：“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船，只用竹筏，每次只渡10个人，多了不敢渡。后来干脆每只竹筏渡一个班。”
与那些划着橡皮舟过江的一线部队相比，预备第二师这支部队的来历有点特殊。
老兵卢彩文回忆：“1942年5月10日，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就打进了腾冲城。我是当年6月份参军，进入预备第二师，感觉这支部队有规模，有条理。”
1938年初，国民革命军预备第二师在贵阳组建，所属官兵大多来自贵州各地的保安团等非正规武装。腾冲沦陷后，预备第二师奉命进入怒江西岸开展游击战，成为唯一一支深入滇西敌占区的成建制部队。在此期间，该师在坚持游击作战的同时，就地吸收了大量滇西本地人员。1943年春，预备第二师被调回后方休整。由于该师对滇西敌占区地形的熟悉，这支杂牌军成为滇西反攻战役的先锋部队。
预备第二师老兵李华生回忆起渡江的情况：“乘竹筏悄悄地渡过去，渡过去了两三个连以后，就不怎么怕了。”
有点出乎远征军官兵意料的是，渡江顺利得出奇。尹龙举说：“我们当时以为日本人还有部队守在江边，但是没有。我们没有遇到任何阻击就过了江。”
5月11日深夜，距离部队开始渡江已经好几个小时了，抵达怒江西岸的中国军队越来越多，预想中血腥惨烈的抢滩战斗并未发生。作为先锋的各加强团“均未遭到日军有组织的抵抗，迅速击破其警戒分队”。
据卢彩文回忆：“我们那天晚上没有遇到日本人，后来听说日本人也不是经常在那儿驻守，他们是流动性的。要是碰到他们就糟糕了。”
军事作家余戈分析说，日军没有在怒江西岸滩头设防，是因为兵力严重不足。日军把拦击阵地设在高黎贡山顶的各隘口，这对远征军来说无疑是幸事。“当他们抬起头来时，黑黢黢高不见顶的高黎贡山，猛然压迫在眼前。他们尚不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的精锐部队正以邀击态势，扼守着各个山头和隘口。”
5月12日拂晓，成功渡过怒江的远征军已超过两万人。根据情报，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不会超过两千人。
卫立煌之子卫道然提到远征军研究过的一条渡江后直达腾冲的捷径：“传说中诸葛亮走的那条路，地图上没有。听说走这条路，从保山到腾冲，一天可以到，但是查来查去，三代土著都没有走过。据说之前曾经请美军侦察飞机拍照。”他说，远征军第一三零师于5月底踏上这条路，成为一支奇兵。
翻越高黎贡山到腾冲的马帮古道有三条，由北向南分别是北斋公房、南斋公房和红木树道。其中北斋公房山口海拔3230米，通向它的路是三条古道中海拔最高、最难走的一条。
5月12日上午，中国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开始沿着三条古道抢攻高黎贡山。一场日后被称为“二战期间海拔最高的陆上战役”正式打响。
5月12日，向北斋公房山口进发的第一九八师攀爬至冷水沟阵地时，隐藏在半山腰的日军暗堡突然开火。
第一九八师老兵番发安回忆：“那个时候，如果你要想弄清楚子弹从哪个方向来，怎么可能呢？敌人机枪一直响着，有的战友死了，眼睛还睁着，有的战友吃饭的碗掉到了地上，身体也倒在地上。”
尹龙举说：“牺牲很大。山沟里面的水都成红色了，尸体上蛆虫、蚂蚁在爬。冷水沟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敌人当时还有一些营妓，也抬着枪和我们打。后来我们发现那些营妓尸体上都有枪眼，不知道是自杀还是被他们打死了。”
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在回忆录中写道：“第二次再攻，当晚下令清点人数，可怜又伤亡250余人之多，其中有第三营营长姚立功阵亡，副营长郭砚田阵亡，副团长陈志杰负伤，第一营营长逢桥负伤一直未下火线，其余死伤的排长、班长及士兵200余人。”
5月15日深夜，第二十集团总司令霍揆彰收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战报：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受阻北斋公房冷水沟阵地。四天之内，三个营长一个阵亡一个负伤，九名连长七人伤亡，团长陶达纲也不幸负伤。
时为远征军军医的何绍从回忆：“我们亲眼看到，一个团，重伤的没有抬走，轻伤的抬下去几十人。上千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了。那么多死人，哪个去埋？”
与此同时，其余两条古道上的远征军部队，也遭遇了日军的猛烈攻击。对于中国军队的进攻路线，日军似乎早有准备。
日军暗堡中，卫生兵吉野孝公也端起枪投入战斗。
吉野孝公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一四八联队卫生兵，隶属日军腾冲守备队附属部队。5月11日，就在中国远征军渡江的同一天，吉野孝公随同从腾冲赶来的日军增援部队抵达高黎贡山。
吉野孝公在其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写道：“忽然，有两名敌兵蹒跚着朝我们走过来。我不假思索地扣了扳机。前面的那个立刻直挺挺地画着弧线向前倒了下去。后面的那个见状，猛然一惊，迅速转身而逃。这是我亲手打死的第一个敌人，敌人终于退了下去。”
与远征军所预想的不同，此时驻守高黎贡山的日军兵力，随着吉野孝公等援兵的到来，已从最初的不足两千人增加至近四千人。在中国军队所有的进攻方向上，日军仿佛未卜先知般布下了层层火力网。远征军计划中出其不意的奇袭，被迫变成向敌人暗堡工事发起的正面强攻。
尹龙举说，一步一步仰攻上去很困难，日本人建筑了两年的地下工事，很不容易打。“他们不断反击，他们的武士道精神从高处压下来。”
吉野孝公回忆：“敌人已经逼近到距离我们四五十米的地方。他们似乎连抬下同伴尸体的时间都没有。从凹洼的地方爬上来的敌人在我方重机枪的枪口下，像小山一样地在我方阵地前堆积。”番发安说：“死了的人就像堆起来的柴一样。”
尽管如此，远征军官兵斗志不减，奋勇杀敌。
当时在远征军参谋处的陈宝文讲到一件事：“有一个搜索连连长，跑到我们参谋处说他们第二天有一个重要的攻击任务，但问题是，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兵力部署。我们就告诉他：‘你最好是找当地的老百姓多问一些情况，了解情况以后再去。’他对我们说：‘请你们帮我告诉总司令，我进军校学习就是为了这一天，明天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我们把他送到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我心里想：‘这个人肯定是回不来了。’”
5月21日，远征军第三十九师在经过反复争夺后，终于攻占红木树隘口，却又很快遭到日军的凶猛反扑。当天，一份惊人的情报送到了卫立煌手中。
据陈宝文回忆：“三十九师占领红木树之后，他们拿到了日本人的一个作战命令，上面写的是我们统帅部全部的兵力部署、怎样反攻、反攻的步骤怎样。这肯定是统帅部有汉奸出卖我们，因为之前统帅部下达命令的时候，全都是口头传达，不让我们做笔记。宋希濓急了，对卫立煌说，请卫总调查清楚。”
卫立煌大发雷霆。据远征军作战部情报处处长林逸时回忆：“卫长官看完情报，脸色铁青，一拳砸翻了桌上的作战沙盘……我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发这么大的脾气。”
战火纷飞之际，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泄露了远征军作战部署。
直至抗战结束，造成远征军滇西反攻计划提前泄露的原因，一直是一个不解之谜。多年之后，历史学者们在日军当年的《公刊战史》上发现了一段文字：“在中国军队反攻前夕，一架盟军飞机因大雾在腾冲附近迫降，机上的一名远征军高级参谋，连同他所带的所有文件一同被日军俘获，其中就包括整个滇西反攻战役的作战部署与部队无线电密码本。”
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据此完成了有针对性的防御反击部署，志得意满地感叹道：“真乃天助！”
战役开始后，那起在中方战史中毫无记载的空难事故，在余戈看来，“终于让中国远征军感到了痛苦”。
由于整个滇西反攻的计划已经全盘暴露，必须当机立断作出调整，避免更大损失。
陈宝文认为原来的反攻计划不妥当。“如果把所有的士兵都派去攻高黎贡山，即便攻下腾冲，日军不走，还有部队沿着滇缅公路赶来增援怎么办？假如敌人攻破了惠通桥渡口，就可以到保山，到昆明，这样一来就危险了。假如昆明被拿下了，重庆也就难保。”
情急之中，卫立煌决定临时更改作战部署。
卫道然认为，卫立煌此时想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师团长松山祐三在想什么，换位思考。“想了半天归纳几条：（日军指挥官）他现在动作不大，他不会去请援军，利用这个空当，我一个集团军过去了，我还有个集团军没动呢。”
5月底，中国远征军各部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开始调整战略：正在高黎贡山与日军激战的第二十集团军继续进攻，迷惑敌人；与此同时，原本担任辅助作战任务的第十一集团军主力，改由松山方向强渡怒江担任主攻。
6月4日，第一批中国士兵出现在日军松山阵地前，松山战役打响。
松山战役的打响，无形中切断了高黎贡山日本守军的后勤运输线，已经困守近一个月的日军日渐孤立。战斗仍在继续。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美军参谋长的弗兰克·窦恩回忆：“数以十计的骡马和劳工滑下了冰冻的隘道，坠下几千英尺的深沟死去。战斗是在云层覆盖海拔一万一千英尺高的冰天雪地之中进行的，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拔最高的陆上作战，成为云端上的战斗。”
6月初，高黎贡山脉东侧，预备第二师战士杜开跃正和战友们踩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前进。
杜开跃回忆说：“那个时候翻大雪山不容易。如果走不动了，死了，那还不是把你丢弃了。又没有医药，一病就只有死路一条，一死就是很多人。”
6月9日，日军突然在北斋公房隘口发起反攻，已经在日军阵地前浴血苦战了近一个月的第一九八师损失惨重，远征军司令部紧急调派预备第二师前往支援。此时，滇西已进入夏季，但在海拔3000多米的高黎贡山上，迎接预备第二师官兵们的，却是一片冰天雪地。
“冰天雪地，很多人光着脚，我穿着布鞋。”预备第二师老兵寸时忠回忆说。
寒冷，甚至比敌人的机枪火力更为致命。杜开跃说：“翻那个雪山，真正是用命换的，上面的命令是你非要走。不管你走不走得动，别人都把你拖着走，如果不拖着走的话，你一躺下就完了。”
李华生回忆：“送米的那些民夫，他们跟着士兵走，衣服穿得单薄的民夫就被冷死了，有的民夫走着走着支持不住，坐下去就死了。太冷了。”
据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回忆：“6月1日这一天，天气阴雨，高黎贡山上很冷。担架兵抬了两个兵来团部，是冷倒的，不能动了。摸他们的双手和头额两颊，都是冰冷的，他们双眼睁得大大的，还在不断转动。等卫生兵端了热汤去喂他们，已经喝不下去了。就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死去。”
时为第二十集团军后勤总监部运输处第一分处少校主任的杨鸿恩提到：“攻高黎贡山确实难，没有氧气，饭都不能煮。”
险恶的气候，成为交战双方共同的可怕敌人。吉野孝公回忆：“寒冷、饥饿、激战、败走和疲劳正把战士们引入死亡的陷阱。尤其是寒冷，像魔鬼一样时刻威胁着我们的生命。”
由于北斋公房隘口久攻不下，后勤补给日益困难，远征军决定放弃对日军阵地的正面强攻，采用运动穿插的战术，孤立日军各阵地间的联系。
处于重围之中的日军仍在拼死抵抗。吉野孝公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有这样的段落：成合队长的眼里闪着锐利的光芒。“目前，我们已山穷水尽，大家做好准备，各位的性命就请交给我成合吧。”
大尉战刀出鞘，随之，一个不知名的军曹大声嘶叫起来，凄惨的声音真可惊动鬼神：“我们的最后时刻已经到了，现在我们就去靖国神社。大家不要落后，冲！”
令人不解的是，与在冰天雪地中依靠人力运输维持生命的远征军官兵相比，这些早已断绝一切外界给养来源的日本军人，难道有消耗不完的补给与能量？
在武器装备上，远征军大大弥补了原来的劣势。尹龙举回忆：“那个时候，美军装备我们新式武器，有冲锋枪，还有火焰喷射器。这两种东西对日本人来说是最厉害的，他们最害怕了。没等他们的刺刀接见我们，我们就用冲锋枪把他们扫射死了。他们的碉堡，我们用火焰喷射器喷火进去，就把他们给烧死。”
战况惨烈。预备第二师老兵李会映回忆：“连长站在轻机枪阵地，他喊，同志们前进啊。扑上去，一喊，日本人的重机枪射手就射来一枪，打到脖子，血咽下肚，也从嘴里面出来，话说不出来。连长牺牲了。”
预备第二师老兵谢大蕃说：“那个时候不杀人不行，你不杀人，别人就要杀你。多善的人也要杀。到双方靠近了，打枪已经不生效了。还有人刺刀都不用，枪上着刺刀摆着，一个箍着一个打。有个日本人满身都是红彤彤的毛，没有时间多想，我用刺刀就把他捅死了。”
6月14日，远征军终于攻占北斋公房隘口，开始逐个清除日军残余据点。这场云端之战，终现胜利曙光。
在尹龙举的记忆中，战斗扫尾阶段，北斋公房日军阵地上的一幕让他终身难忘。“守在山顶上的敌人死守不退。后来山上没有吃的了，他们就吃尸体，因为我们看见一些尸体上有被咬过的痕迹。他们的大便都是黑颜色。”
全程参与高黎贡山战役的美军参谋长弗兰克·窦恩在回忆录中写道：“当应征入伍的中国农民小伙子炸毁日本人的最后工事时，他们搞不懂，为什么原以为还有至少300名日军，但现在只剩下75人。当他们冲到了日军的一个指挥部食堂时，美国的联络军官碰见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场面：准备好的不同部位的尸体像堆柴一样在地上堆着，有一些尸体被剥了皮，有几人仅剩下了骨架。”
远征军老兵陆朝茂回忆：“有三间房子里埋了好多日本人的尸体，尸体码起来差不多有三尺高，尸体生蛆了，那些蛆顺着瓦片、房顶、木板、地上爬，白花花的，很臭。”
日军的补给之谜真相大白。关于此事，吉野孝公在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一个日俘的回忆》中一字不提。为这本书写后记的日本老兵丸山丰，也是高黎贡山战役为数不多的日军幸存者之一，他写了这样一句话：“对于战场上的事，有的可以写，有的则不能写；有的想写，有的则再也不愿追忆。”
1944年6月21日，高黎贡山最后一处日军据点被攻破。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远征军以伤亡近万人的代价最终翻越高黎贡山，赢得了这场云端之战的胜利。
陈宝文说：“作战非常不简单。吹来一阵风，那风是黄色的，我们每个人都屏住气，而且没有一个人站住，大家蹲下去就吐出来了。风中是壕沟里没有人去收的死尸腐烂的味道。那些人有一部分是冻死的，还有一部分是饿死的。”
时为新编第三十九师搜索连信号兵的熊世超回忆：“士兵全都倒了，有的哼气，有的哼不出来，枪丢到一边，身上还背着子弹。我和传令兵一起拖尸体，但拖不动。传令兵背着一把枪，他把枪解下来，交给师长。师长对我说，该死，你怎么不拖连上的伤兵？我说连上的兵全都被打死了。”
尹龙举说：“那时候是雨雪纷纷，士兵穿得很单薄，我们发电报，美军飞机来了，丢下来很多雨衣，不然还有很多士兵会冻死。”
在西方人看来，仅仅以少量大米果腹，就能翻越海拔3000米的高黎贡山天险，与最凶恶的敌人在“云层上的战场”战斗，也许只有中国士兵才能办得到。
尹龙举回忆：“翻过高黎贡山，就去打腾冲城。腾冲是一个非常厚的石头城。”
腾冲，古称腾越，公元1448年，明朝的南征将士用火山石筑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石头城。从内陆蜿蜒而来的南方丝绸古道，经由这里分道通向东南亚各国，货物在此集散。从清朝到民国，是腾冲最为繁华的时期，素有“高黎贡山外的小上海”美誉。
6月底，从高黎贡山败退下来的日军残部，与原日军腾冲守备队合编为一个混成联队，由一四八联队长藏重康美指挥，准备死守腾冲及周边关隘。
刚刚在高黎贡山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的吉野孝公，也被编入了这支混成联队。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腾冲自我军占领以来已有两年多时间，治安已趋于稳定，是一座充满和平、宁静气氛的城池。城内住户的屋檐下，梅花、桃花争奇斗妍；城外的村子里，白色的梨花和红色的木瓜花也互相美丽地衬映着。居民们大概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和平、宁静的小城不久就要陷入可怕的战火之中。尽管无情的战火大幕已经笼罩了城池周围。
1944年5月，反攻发动之时，怒江峡谷的雨季也如期来临。想想吧，那半尺多厚的浮土全部变成胶泥，穿着草鞋的中国军人们要怎么仰攻这个要命的灰坡？在半尺深的稀乎乎的胶泥里走过路吗？踩下去像油一样滑，拔脚起来却比胶还粘。陡坡上，顶着泼水一样的弹雨，还要顾着脚下，一不留神，只要跌倒，几百米一路跌撞着滑下去，必死无疑。所有的参战者，只要听过、看过他们的回忆，无一例外都在诅咒那个该死的灰坡。年轻的美国陆军中尉夏伯尔，就与几百位中国军人一起献身灰坡。仅仅21岁，那个年纪的帅小伙，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就战死异国。
60年之后，在美国陆军的档案里，他登记的两位联络人只有他的父母，他的双亲辞世之后，再没有一位美国人能给我们讲述他短暂而光荣的生命了。
……
我真希望看到那座纪念碑的建立。我还希望在我们小学的地理教科书上在介绍高黎贡山的那一课加上这样一句：在这座山上，我们中华民族取得了一百年屈辱之后海拔最高的胜利。我确信，这句话，比纪念碑更重要。
灰坡，是到达高黎贡山顶的必经之路，为了夺取这块阵地，远征军第一九八师五九二团官兵在这里与日军展开厮杀。第二次攻击灰坡失利后，第一九八师师长叶佩高亲临前沿阵地，立下军令状：“第三次攻不下灰坡，这里便是本人的成仁之地。”时为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中尉通讯员的张庆斌回忆：叶佩高平常都穿普通衣服，那天穿上了他的毛呢军服，很威风。进攻时，一个营的人也攻不上去，往后退，一退下去，看到师长威风凛凛地站在那里，命令他们打回去。那些士兵又转身往上冲，死了很多人。打了三天三夜，炸了敌人的碉堡，最后才把灰坡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