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平如——时为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二排排长
李宗岱——时为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二连连长
朱 韬——时为石家庄劳工教习所战俘
张 晋——时为八路军抗大干部三团学员
活着，还是死去，命运有时候决定不了这个问题！
饶平如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还想多看看蓝天白云；李宗岱能活下来是因为他还得继续打鬼子；朱韬有一群生死之交的难友；张晋只为了能喝上一口水。
生死之间，一个简单的愿望：活着，支撑起生命得以继续。
饶平如离死亡最近的时候不是日军炮火最猛烈的时候，而是他趴在地上抬头看天时。蓝天白云青山，能死在这样的地方也好，那一刻，他几乎已经放弃求生了。李宗岱最危机的时候不是中弹的那一刻，而是被送到医院后看到医院里抬进抬出的伤员，生与死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他几乎已经放弃了与命运掷最后一次硬币。从关进战俘营的时候，朱韬就已经放弃了选择，他最危急的时刻是被俘那一刻。张晋的危机则是在窝棚里喝到第一口清水的时候，从水缸的倒影里看到自己扭曲的脸，那一刻他内心感到了恐惧。
然而，他们都在毫无意识的状态下，选择了尊重生命。不管是主动地选择，还是被动地接受。
张晋在窝棚里的几天让我无话可说，我最初的选择是只让他说，让他把这生死一刻一字一句完整地表述出来，不人为地营造任何气氛。虽然最终没有完全把我的意愿呈现出来，但我自己却是一字一句地听完了他的表述。
战争节目做多了，生死的故事也遇到过很多。王铭章、吕公良的英勇战死足够壮烈；川军和二十九师的集体殉国也足以感天动地；当张晋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个体的生死故事摆在眼前时，我仍旧忍不住扼腕。很长一段时间我都难以清晰地辨别这生死一刻，所以会有这样的解说词——此时的张晋面部已经变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早已死去。远处，日军搜山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由惊慌产生的心跳加速，才让张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这其实是我的疑问，我一度以为他其实已经死了。直到此节完成，我仍然没有解开心中的疑问。
“活下去”其实是战争年代一个难以言说的场景。
结尾处如是说：在这场抵御外辱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一直挺着脊梁。在重庆连年的轰炸中，在沦陷区日益深重的屈辱里，在华北饿殍遍野的贫瘠土地上，在鬼子的集中营散发着的阴暗光线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只有活着才能迎接胜利的到来；只有活着，才不会失去希望！
这是一个光明的结局，我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这没有把“活下去”的命题更深入一些，尤其是张晋的故事，这样的结局让我觉得是欠了他的经历一笔还不清的账。
2010年8月，我们把播出后的节目送到张晋手中，看完片子的张晋只含笑说了一句：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1945年5月19日
湘西会战雪峰山谷山门阵地
第一百军六十三师一八八团迫击炮连二排
任 务：炮袭日军阵地
指挥官：二排排长饶平如
19日这一天，饶平如看到对面山上站着一排一排的日本人，但他没有开炮，因为他的部队距离对面山头很远。面对这个困难，饶平如做出了一个违反常规的决定，他们拉着迫击炮翻过自己这边的山头，来到山前面，把两门炮做成一个阵地，算准距离，准备好弹药，瞄准日军，来了个齐发。一分钟之内，那边山上就黑烟、白烟咣咣地齐冒。
日军的阵地转瞬之间就淹没在一片炮火之中，炮兵饶平如干了这辈子最痛快的一件事。
60多年以后，饶平如老人谈起这件事情时，依旧透露着满心的自豪，他说：“湘西会战让我不负此生，就是这一仗打得我心里蛮痛快，我亲眼看着他们被打死，生平的愿望实现了，我还要什么呢？”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0余人，迫击炮连无一伤亡。
第二天，日军又在对面山上活动了，饶平如看见了他们。于是，他又计划用上一次的办法，拉着迫击炮翻过山头，还在原来那个地方，准备好那些炮弹，再给日军来一次齐发。按照前一天的部署，饶平如带领二排的战士，再次组织阵地，准备炮袭日军。饶平如下令发射炮弹，可是刚刚发射两三炮，他就发现不对了。突然，对面的重机枪扫过来，小钢炮对着饶平如这边打，距离他们只有四五十公尺。
令饶平如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日军已有所准备。炮二排的50多个弟兄，几乎完全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战士们完全没有掩护的地方。于是，饶平如下令大家卧倒不动。日军扫射了一阵，停了下来，第二次再扫射时，第四班班长黎阿水不幸被打中了，饶平如亲眼看到他的肠子都被打了出来。
那一刻，看到战友倒下的饶平如感到自己也离死不远了。回忆起当时的心境，老人说：“那时，我脑子很清醒，我卧倒，抬头看见青天、白云，还有四面的高山。心想，这里是我的葬身之处，这个地方很好，我很安定。”
日军的炮火仍在继续，但这一刻，饶平如的心里反倒安定下来。这一天，雪峰山是个难得的晴天，眼前的蓝天白云让饶平如留恋，他真想这一刻再长一些。炮火声又响起来，饶平如要带领50多个弟兄，杀出去。
饶平如观察了一阵，发现山上除了几棵小松树，就没有其他东西了。如果他们能越过这个山顶就算安全了。于是，饶平如带领战士们向山顶跑去，跑一阵停一阵，因为敌人的子弹随时打过来，敌人一看见有活动的人，机关枪就扫射。当敌人扫射时，饶平如下令战士们卧倒；当扫射停了，饶平如就下令战士们向前跃进。山顶在一步步接近，枪声也越来越急，这一路，生与死是如此接近。
最后，饶平如和战士们这样跃进了三四次，每次向前跑三四十米，跑了大概半个多小时，终于抵达了山顶。炮二排的弟兄终于脱险了，躺在山顶柔软的草地上，饶平如眼中只有蓝天白云，那一刻，天空格外晴朗。
1938年4月，在台儿庄大败的日军反扑临沂。守军第四十军野战补充团奉命阻击，双方在临沂市郊激战。1938年4月下旬，在徐州兵站医院，李宗岱终于醒过来了，距离他受伤昏迷，已经过去了四天四夜。
李宗岱的右眼感觉到非常疼痛，子弹是从右脸颊打进去的，他觉得右眼不行了，看不见了。剧烈的疼痛让李宗岱的意识有些模糊，但他仍清楚地记得昏迷前的那一幕。
1938年4月，在临沂大许家寨附近驻守的李宗岱，跟反扑的日军交上了火。李宗岱的部队得到信息，大许家寨前面那个土寨子，被伪军和鬼子占领了，如果不把它拿下来，北上的部队后面、侧面都会受影响，前进不了。所以团里下命令，李宗岱作为尖兵连，必须要先把那个寨子拿下。
接到命令的李宗岱，立即组织部队向日军进攻，像往常一样，李宗岱再一次冲在了最前面。李宗岱老人回忆说：“土寨子有一人来高，我让二班班长蹲下，自己站在他的肩上爬上去，爬上去以后我就掷手榴弹，甩了一个不管用，我又掣第二个，这时候我中枪了。”
李宗岱再次醒来时，已经是4天后了，但剧烈的疼痛让李宗岱很快又陷入昏迷。他的牙齿都被打掉了，流着血，别人说他活不了了。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喧杂的医院里不断有新的伤员抬进，有医治无效的伤员被抬出。在这里，生与死只在一线之间。时间仍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昏迷之中的李宗岱，安静地躺在医院的角落里，在等待，也在挣扎。
这时候，鬼子飞机来轰炸徐州，在轰炸中，李宗岱从医院楼上摔到了楼下，可是幸运的是，他没摔死。鉴于徐州的情况十分危险，伤员需要赶快转院。李宗岱被转到开封。那个时候，像李宗岱这样的伤员辗转遇到的危难太多了。在开封作了包扎以后，李宗岱又被送到汉口第一综合医院，直到这时，李宗岱才清醒了过来。
虽然丢了一只眼睛，但李宗岱终究挺了过来。
老人说：“我的脚没有受伤，手脚都还可以动，只是一只眼睛看不到了，没有关系。”医生说这是个奇迹，但李宗岱并不这么觉得。侵略者还没有被赶走，他必须活下去，直到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2年4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对冀东地区展开扫荡。两个月后，八路军主力跳出包围圈。1942年6月在石家庄劳工教习所，部分来不及转移的战士被俘。
一盆冷水过后，昏暗的审讯室里，浑身是血的朱韬睁开了眼。敌人问：“你是八路的？”朱韬说：“不是，我是老百姓。”敌人又问：“你们村支部书记是谁？”朱韬说：“不知道。”敌人用大棒子把朱韬打倒，在他的脖子上压杠子。朱韬失去了知觉。审讯的日军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又毒打了一阵后，用冷水浇醒了朱韬。
朱韬老人说：“他泼了水，我又缓过来了，我说我是老百姓，我没有暴露任何秘密。”朱韬是在日军扫荡的时候被俘的，被俘前担任抗日军政大学分校政治主任教员。与他一起被俘的李政军，也是共产党员，两个人都咬牙挺住了，谁也没动摇。
朱韬老人说：“那些难友，特别是李政军，拿筷子给我活血，因为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我虽吃点皮肉之苦，心里倒很轻松，李政军也说，我们都不怕死，奈何以死惧之。”
朱韬和李政军都不怕死，但他们却不想盲目地牺牲，他们暂时隐蔽起身份，在鱼龙混杂的集中营里，等待着机会。朱韬和李政军遇到了抗三团的一个保卫干事。这个保卫干事了解了朱韬和李政军被捕的情况，知道这两个人都是很坚定的，就告诉他们，这个教习所有个共产党组织，叫“五月特支”。这个消息让朱韬十分兴奋，随后他和一同被俘的几个战友，加入了这个特殊的党支部。特支的领导先后被日军押送到煤矿上去了，朱韬和李政军就接替他们，成了特支的干部，李政军是支部书记，朱韬是宣传委员。
有了组织，与日伪军的斗争就有了方向。每天，被关押的人都要集合，喊口号。敌人让大家喊“打倒共产党”，朱韬他们就喊“拥护共产党”，把“共产党”三个字喊得特别大声。被关押的人很多，最多的时候有千八百人，谁喊了什么，敌人也听不出来。
日军折磨战俘的花样多，战友们斗争的方式也不少。特支的党员也增加到了100多人，为了能够活着走出去，大家都咬紧了牙坚持。当时条件很恶劣，一个大石棚子里装了几百人，蚊子、跳蚤肆虐。朱韬患了回归热，这种病要打“六零六”。有一个姓韩的难友，也是抗三团的工作人员，他出去做工，拿了3支“六零六”回来。拿到了针剂，战友们赶紧找来了集中营里的一个姓钱的医生给朱韬打针。医生打开第一支一看，变质了，不能打了，又打开第二支，还是不能打。于是，医生把最后一支包了起来，走了。大家都很紧张，认为朱韬没有希望了。
集中营的大棚子里，战友们围坐在朱韬身边，低声叹息。一夜过去了，朱韬的意识已经变得模糊。就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天，钱医生赶来了，他对朱韬说：“你得救了！”原来，他冒着天大的危险，把那一支变质的药，换了一支好的来给朱韬打。打了以后，朱韬的病好了，大家把朱韬从死神手里夺回来了。
朱韬又挺过一劫，他打心里感激冒险换药的钱医生，也感激集中营的其他战友，但这份感激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同伴，只有这样，在集中营这个特殊的战场上，他们才能最终活下去。
1942年6月，太行山区的日军展开大面积扫荡。
第一天
1942年6月7日早上，正在突围的抗大学员张晋，和四个同学遭遇了日军。张晋说：“那一队日军人马，有个四五百人。我们和他的尖兵碰上了，碰上了我就大喊一声——敌人来了。当时我们是五个人一个序列，我是第一，我这么一叫，后面俩同学还在这癔症呢，我跑出去了大概有那么个三四十米，敌人枪弹把我右胳膊这个关节打碎了。我后边这两个同学被敌人当场击倒了，但当时还没有断气，就在路旁呻吟。”
围上来的日军用石头砸死了两个同学，亲眼看到同学的惨死，张晋却来不及悲伤。这时候，他已经跑出去了四五十步，突然一个手榴弹落到他的面前。掷弹筒弹把张晋打伤了，他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这时，日本人的大队还都在休息，几个鬼子却端着刺刀，向张晋这边冲过来了。
张晋认出来这几个鬼子就是砸死他那两个同学的鬼子，于是，他极端愤恨，恨不得把敌人都咬死。但是他已经两次受伤，站不起来了。这时候的张晋想到了与敌人同归于尽。
张晋没有枪，只有突围时组织发的一颗手榴弹，右手已经不能动了。张晋用左手拧开了盖子，把拉火环噙在嘴里，他心想，临走我也要捎上一个日本鬼子走。就在这时，鬼子走到了张晋身边，离得很近，只有几步远。最后，张晋不是按照常规动作抡开臂膀把手榴弹甩出去，而是把拉火环拉下以后，直接从胸前推出去。
这个手榴弹炸了个正着，把敌人炸死了，张晋却增加了一处伤。张晋老人说：“手榴弹撂下去，我没想到自己还能活。把敌人炸死以后，我的心情挺坦然，我总算是为死去的小唐、老丁报了仇。”
手榴弹的响声惊动了另外的日军，又有两个围了过来。敌人到了张晋的跟前，把带刺刀的枪往边上一靠，弯腰搬石，举起石头就冲张晋的脑袋砸。张晋下意识地用左手抓住被打断的右臂挡到头上，结果他的头颅骨还是被砸了一个窟窿。接着，敌人又搬起一块小一点的石头，又朝张晋的脑袋砸，张晋还是一挡，石头砸偏了，砸到了耳朵后边，这里至今还留着疤痕。两块石头砸得张晋昏死过去。
6月的太行山，已经有些炎热，暴晒在阳光下的张晋，勉强睁开了双眼，他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张晋老人回忆说：“烈日之下，血染的衣服很快就变硬了，像铁板一样。这时候，我也没有过多考虑自己能不能活，但是我要自救。”
强忍着满身的疼痛，张晋用手和牙齿，解下了4根裹腿，第一根缠住了右臂，第二根包住了头，第三根裹在了左胸，最后一根当作右臂的吊带，至于肩膀和腿上的伤，已经顾不得了。
张晋说：“处理完毕以后，我这个脑子里想啊，想了好多好多。首先想到的我的家，我二姐对我很好，母亲死了以后，我二姐给我做鞋、袜子，很关心我。如果我能活下来，见到我的二姐，她会多么高兴；她看到我现在这么一个状态，她该怎么样痛苦，该怎么样悲伤。”
太阳越来越热，已经到中午了，张晋口渴得很，怎么办？尿不是能解渴吗，张晋就用茶缸解手接尿，骚味、腥味都无所谓了。他喝了尿以后，嘴唇、舌头、口腔总算是湿润了一些。
天色渐渐暗了下去，张晋的这一天，终于即将过去。太阳落山的时候，天气有点凉爽了，张晋的精神也有点恢复了，他想要活下去。当时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水，张晋想：“在我有生命的时候，我一定要喝上水，至于喝了水以后怎么办，我先不管它了。”
第二天
天还没有亮，太行山一条狭长的山沟里，张晋在艰难地挪动。
因为他站不起来，所以只能用屁股慢慢移动。他的左手虽然也伤了，但是没有伤到骨头和筋，所以他就用左手作支撑，屁股着地，一点点地移动。张晋老人说：“我的目的就是找水去，生死已经无所谓了，我想能够喝点水再死，也是好事。”
世间不会看到这样艰难的行军，张晋几乎是用一只左手，支撑着身体向前爬。天快亮了，大概五六点钟，张晋听到山里发出山洪一样的呼啸声，常识告诉他，这是敌人。怎么办？张晋观察了一下地势，发现这个山沟呈东西方向，靠南边的一侧阴影较大，加上黎明前又有一阵天比较黑。于是，张晋就躲在了南边的阴影下。300多人的大队敌人，只注意寻路，没有注意旁边。最后，敌人通过了，张晋十分侥幸。
仍是艰难地行军，一天只能挪动3里地的行军。但张晋要继续走，因为他要活下去，在天大亮的时候，张晋找到了一处山民搭建的窝棚。张晋非常艰难地进了这个窝棚，去找水。非常幸运的是，他一进门就发现一个大盆，盆里装着半盆水。虽然水里有些腐烂的树叶，还有些蚊虫，喝着有味儿，但是张晋连着喝了两茶缸。张晋老人说：“那时候人哪顾得了那么多，总比尿强吧。”
然而喝了生水后，原本就没有愈合的伤口又裂开了，血流不止。张晋老人回忆说：“肚子绞疼，撕心裂肺的疼，疼得我没办法，我脚蹬着南墙，头顶着北墙，这样抵御着疼痛，撑了两天。”
第三天
……
第四天
已经是第四天了，数量不多的脏水喝完了，张晋又陷入了危机。于是，他又开始找水。张晋发现自己住的南屋，还连着一个西屋，两间屋子之间的窗台并不高。他从门缝里看见西屋里有个水缸，水缸的下半截是潮湿的，因此他想办法爬进了西屋。结果，他掀开水缸的盖子一看，是清水，喜出望外。
欢喜的同时，张晋还吃了一惊。张晋老人说：“清水照着我的面容，头上都是血，人已经很消瘦了，我想不到自己变成了这样子。”此时的张晋面部已经变形，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活着还是早已死去，远处，日军搜山的叫喊声，此起彼伏，由惊慌产生的心跳加速，才让张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
第五天
太行山的早晨，总是那么有生机，张晋在一片鸟叫声中，挣扎着醒来。张晋老人回忆说：“到了11日，听不到敌人行动的声音了，喜鹊来了，麻雀也来了。这时候我又判断，敌人走了。于是我又有了生存欲望，我要想办法找部队。”
或许是太行山的早晨，给了张晋求生的欲望，或许是多日未闻的鸟叫声，唤醒了他最后一丝活着的本能。张晋再一次上路了，又是艰难地行军。山路崎岖，初夏的早晨，有股特有的味道，张晋感觉到了。大约3个小时过后，离开窝棚300米左右的半山坡上，一个善良的农民发现了张晋。
60多年以后，张晋还记得这个救助他的农民，他说：“那个农民很善良，他觉得我很可怜，要想法搭救我。在他的帮助下，我又走了一两百米，那里有两三家山民，他给我找了点吃的。那时候，一根面条都没有，只有一碗面汤。5天了，我才喝到一碗煮面条的面汤。”
这碗热面汤的味道是如此鲜美，给了一个濒死之人最大的安慰。这个农民告诉张晋，不远处有一个黄岩村，是新一旅曾经驻过的地方，那里可以找到医生和药。于是，他就让张晋在原处待着，自己翻山越岭走了一夜，去帮张晋寻医找药。
第六天
第六天到了，一大早，李老人兴冲冲地赶了回来，他带回了药品和纱布。随后，他用花椒水一点一点帮着张晋清洗了伤口。与此同时，战友也来寻找张晋，他们一起把张晋送到了李老人的家里。
张晋老人说：“李老人一家人都很善良，那个大嫂擀了碗面条给我吃，这碗面条，到现在我都记着，到现在我都报答不尽。大嫂90多岁了，现在还活得挺结实，每年过节我都给她买点东西，寄点钱。”
时间又过了一天，张晋终于被送到了医院，不是战争年代的生存奇迹，这是一幕活下去的真实画面。张晋走出医院时，已经是一年后了，在战争年代贫乏的医疗条件下，张晋的一只胳膊被截肢，胳膊上的碎骨头没有清理干净，肺部留下了4颗弹片，神经疼痛更是一直伴随了他68年，但他活了下来，即便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里，他依然用独臂支撑着自己生存的勇气。
在这场抵御外辱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一直挺着脊梁，在重庆连年的轰炸中，在沦陷区日益深重的屈辱里，在华北饿殍遍野的贫瘠土地上，在鬼子的集中营散发着的阴暗光线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气。只有活着，才能迎接胜利的到来；只有活着，才不会失去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