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钟英——时为中共上海地下电台报务员
方 晓——时为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
唐 路——时为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交通员
何 荦——时为中共华中局情报部交通员
丁公量——时为中共浙东区党委敌伪工作委员会副书记
王芸彬——时为国民党军统“抗日杀奸团”河南新乡工作组组长
彭望缇——时为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驻上海情报员
我确实难以表达对抗战老战士的真实情感，说感动、振奋，并不是最真实、最迫切的。
说实话，看着老战士们轻松地、甚至没什么表情地回忆着70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亲身经历时，我很难身临其境。
这不是冷血，而是一种岁月磨砺之后的细节缺失，以及经历上缺乏共振，所带来的情感阀暂时关闭状态。
情感阀暂时关闭了。于是，我只能用一个匠人的心态，把故事做到好看。
这是一个追求收视率的时代，是一个希望你能安静地坐下来，不嗑瓜子、不上厕所、不聊天，将我的故事看上10分钟的时代。
可是，耄耋老人们超慢的语速、慵懒的身姿，偶尔断篇儿的尴尬，都跟一个故事想要的效果格格不入。
于是，我必须把故事做好看了。用各种手段——音乐、音效、快速剪辑，让老人平静的讲述，忽然变得让人揪心。
要是能回到70年前，手里还有台摄像机，我一定要跟着这些老战士，去拍下他们的战斗情景。
我特想知道，他们嘀嘀嘀发报的时候，是一种类似于办假证的躲避警察的心态，还是明天就可能牺牲的心态？他们手里攥着左轮枪在街角等待一个日本军官时，那盏街灯是不是像电影情节般地闪烁着？
我就是想知道，“当时到底怎么回事儿？”
然而，因为我70年前不在现场，所以无从知晓了。
当然，因为70年后我敬业的演绎，让无从知晓的这一段，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泛起恻隐。很奇怪，不是为这些老战士们感动，而是常常想起他们身影后的那些老百姓，忽然就有种想哭的感觉。
这期《潜伏》中，因为暗杀“北”大校而受到牵连的黄包车夫，在暗杀发生后逃跑了，后来被日本人逮捕，严刑拷打，并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带到他面前，给他最后一个交代的机会。
遍体鳞伤的黄包车夫当然还是无从回答，于是，日本人放狗咬死了他的小儿子，并枪毙了他们两口子。
看笔录的那一刻，我的情感阀空前开放，不能平静。
只是，这些细节，在故事里没有放大，因为无关宏旨。
但是我想，如果我能，我要拿起摄像机，去拍一拍在暗杀发生前，车夫一家三口毫无危险征兆的平静生活，留给今天的自己一段真实的素材——一段令所有音乐、音效、剪辑技巧苍白到无耻的素材。
抗战时期，始终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战线。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秘密注视着形势发展，伺机而动，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
今天位于上海的黄陂南路710弄，民国期间叫做贝勒路福煦村，这里有一幢不起眼的三层小楼。1940年8月至1942年8月，有一座秘密电台架设在这里，与延安和中共华中局保持着通讯联系。报务员叶钟英、张志申，以学生身份做掩护，在这里从事着秘密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收发情报都是在晚上，他们将发报机隐藏在楼梯的夹层里，每天深夜3点准时将电台取出，收发情报。收发情报时，他们用黑布把窗子蒙起来，因为机器都摆在地上，人也就坐在地上。长期这样的工作，叶钟英的身体开始吃不消了，但是，每天晚上必须得等到3点钟，而且，必须得坐着等到那个时间，不敢睡到3点，怕睡过了。叶钟英的妈妈心疼女儿，于是主动承担起叫醒女儿的工作，这样，叶钟英每天还能先睡一会儿，到3点之前，母亲会准时叫醒她，开始工作。
叶钟英和张志申将发报机隐藏在三楼楼梯最上一级的夹层里。每天深夜，这座电台都会准时收发情报。来往电报稿由叶钟英与译电员约定在公园、电影院或马路边秘密交接。
1942年，叶钟英在工作中，感觉到一丝异样。她突然听到咕噜咕噜的响声，知道有人在侦查他们。另外，她还看到窗外有人在朝天线看。于是，她立即向领导反映此情况。叶钟英老人说：“那时是潘汉年来做决策，他决定让张志申一个人留在那里，让我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我就从那里撤走了。”
叶钟英走后，张志申在墙面上开了一个洞口，作为藏发报机的暗室，洞口外糊上墙纸，挨着洞口放只茶几，茶几上放上热水瓶和茶杯。叶钟英老人说：“那所房子是木板的，按茶几大小开了一条口，把木板取下来，机器就可以放到里面去了。”
夜深人静时，张志申移开茶几，拿出耳机、电键，把天线接上，继续通报着情报、信息。与此同时，日本人也在利用特殊设备，搜寻着从福煦村发出的电波。
1942年夏天的一个深夜，张志申紧张地收发着电报，一楼突然传来敲门声，他迅速将设备藏进暗室，上床装睡。四五个日本便衣宪兵，冲进了屋子，其中一人身上还背着仪器。日本宪兵一进屋就到处搜，可是什么也没有搜到。当时街上已经有很多人在围观，日本人搜不到证据，也不好把人带走。他们只好让张志申继续睡觉。在以后的日子里，日本人一直都在跟踪张志申。叶钟英老人说：“好久以后，日本人也放松了，因为每次都搜不到什么东西。”
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卢湾区范围内，现已发现曾有6个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电台。其中，曾在今黄陂南路148号的电台工作的李白，就是影片《永不消失的电波》的故事原型。
抗战期间，上海的多个地下电台，都在用电波远距离传递着消息，与此同时还有大量地下交通员，用双脚实现着情报的传递。那时，还有一些小通信员，他们都是孩子，男的女的都有。小通信员进出敌人的封锁线很容易，敌人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方晓当时是中共上海浦东工委伪军工作委员会委员，他说：“我们这些工作，如果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那是因为我们的交通站、我们的政治交通、我们的小通信员做了很大的贡献。”
1943年，年仅13岁的唐路，就已经是新四军军部侦查二科的一名交通员。在上海，本来有一个情报小组，后来变成两个情报小组，唐路就负责联系这两个情报组。唐路老人回忆说：“我在书本里边做夹层，把情报夹在书里边。有时情报是纸条，就可以放在皮带里、鞋子里、帽子里，这些地方都可以作掩护。”因为唐路年纪小，敌人就不太注意，他曾经进出扬州、镇江很多次。
同年被分配到华中局情报部工作的何荦，也是交通员当中的一员。交通员的工作很辛苦，何荦老人说：“来去大体上是300里，生过疥疮，身上都是虱子，屁股拱起来雪白雪白一大堆。脚上不知道起过多少泡，一双袜子跑三次就破掉了，还不能穿破袜子，穿破袜子跑路容易磨掉皮。怎样才能不让敌人怀疑呢？社会化、群众化，要把这两个表演好，才能淹没在群众的大海之中。”
1943年夏天，何荦携带一包密封文件，从淮南根据地出发前往上海，没人知道那包文件是延安的“整风文献”。为了防止敌伪盘查，何荦的上级潘汉年，用工整的楷书在文件信封上写上“南京国民政府上海特工总部武君国亲启”，下款则写上“镇江特工站”。
据何荦回忆，那一次，潘汉年是假作写给上海的武君国，他还想在信封下面写上“年”，因为潘汉年过去的化名叫“老年”。何荦老人说：“潘汉年当时对我说，你拿去好了，如果出毛病，也交给武君国算了，反正文件也没什么秘密了。”何荦拿着这包密封文件，想办法避过一些可以绕过去的大站或码头。何荦老人说：“比如到了江边，我不乘轮船了，我乘小筏子，在金山上岸，把这个东西放在伪军的报纸里，带到上海。”
这样一路避过盘查，顺利到达目的地的行动，远远不止一次。
何荦老人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自己如何动脑筋避过敌人的检查。有一次，上海的上级把一卷胶卷放在手电筒里交给何荦，那是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文件。何荦想出了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不仅带着藏有密件的小手电筒，而且自己又买来了两个新电筒，三个电筒放在一起带着。何荦当时想：“万一敌人检查到了，我可以讲是晚上照明用的，如果认为我带得太多了，我可以把两个送给他们。”结果，何荦预想的这个情景还真的发生了。敌人检查时，对何荦说：“你带这么多也没用。”于是，何荦说：“这样吧，你们也辛苦，这是违禁品，我也不好意思，这两个干脆作为罚款吧。”敌人说：“好！那你走吧。”那一次，何荦又顺利通过了敌人的盘查。
1944年的秋天，从事情报策反工作的丁公量，经常思考着一个问题。他手下的同志周迪道，已经在日本宁波宪兵队，拥有了“八大密探”之一的身份，并且建立了潜伏在日本宪兵队内部的“400”小组，但“400”成员们的开销捉襟见肘，不得不向丁公量申请活动经费。
丁公量对周迪道说：“汉奸就是敲竹杠的，但是敲竹杠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向人民群众敲竹杠，要向奸商敲竹杠。”丁公量还告诉周迪道，要广泛交朋友，各种各样的人都要拉得住，不然就不能互相帮助，更没有情报。
周迪道和小组的另外四位同志，在老百姓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丁公量对他们说：“不要太拘谨，放开手脚，主动跟鬼子、密探接近，打麻将、推牌九，甚至逛妓院，但是如果去妓院一定要‘借干铺’，不能‘睡湿铺’。”
丁公量还告诉手下的同志：“要进窑子，你们一定要懂这些。那些地方是最邋遢、最龌龊的地方，但是你们要进入到这种地方去。”周迪道和同志们过去不敢做的事情，这时候也必须大胆去做，既然是汉奸了，就应该既能够摸透日本人的心，又能够挖出许多情况。
一天，“400”小组在日伪报社发展的一名线人，匆匆赶来，从口袋中小心地掏出一卷日军宣传品，这个重要情报表明：鬼子马上就要下乡扫荡了。
鬼子要扫荡的时候会有一些“苗头”出来，比如说要抢粮。线人也不是马上就能知道确切情报，而是需要看“苗头”、看现象。这时鬼子往往会要密探、翻译一起出发。从这些现象里面可以了解到什么地方要被扫荡，于是，丁公量他们马上就告诉有关的地区。
迅速的情报传递，令日伪扫荡队伍往往颗粒无收，败兴而归。宪兵队思想课长铃木渐渐失去了耐心，他觉得周迪道等人，混吃混喝，却没有情报。为了稳住鬼子，丁公量决定，今后要利用打时间差的方法，为鬼子提供既“假”又“真”的情报。
丁公量老人说：“所谓时间差，就是我们给日本人的情报确实是真的，但是等到日寇嗅到、布置下来的时候，我们这里早已经变化了，那个情报已经不起作用了，已经成了旧闻了。比如说，我们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开一个什么大会，这个情报是真的，但是当日寇拿到情报的时候，司令部早已经走了。”
假情报后来被屡次证实，日本人对“400”成员们的不满和怀疑渐渐消散。丁公量把情报送出去，是要让这个情报为敌人所信任，而且能够起到调动敌人的作用。具体说，主要就是周迪道提供给铃木的情报，能够使铃木在宪兵队里得到重视，这样铃木就会觉得很满意，反过来他对周迪道的小组也就重视，觉得很亲切。
丁公量领导下的“400”小组，潜伏在宁波日本宪兵队，传递情报无数，解救同志多人，为妓女赎身，枪毙叛徒，引起伪军内斗，坚持了一年零三个月，直至抗战胜利。
1943年末，日寇华北作战兵团开始在河南新乡、开封等地集中兵力，囤积物资，于1944年春在中牟、花园口一线强渡黄河，攻克郑州，沿京汉铁路南下，直扑武汉、广州，企图打通华中走廊，支援南太平洋、东南亚地区的对美作战。
11月，美国开始向日本占领的亚洲地区发动猛攻，节节胜利，并且控制了日本人后方补给的海运和空运。前线日军的作战需要接济不了，华北的日军派遣总司令部制定计划，在1943年的冬天，日军在黄河北岸的开封和新乡聚集大量兵力。
因应形势，1944年春，重庆国民党情报部门也大力部署，加强华北沦陷区的地下抗日组织。军统特务王芸彬，被征调到河南新乡，组建抗日杀奸团。“杀绝汉奸”是军统当时的除奸标语。
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天津和北京由一些青年自发组织的一个爱国组织。抗团里面的成员都是青年学生。当时的天津和北京，北洋军阀后裔中的很多公子、少爷们，都参加这个组织，因此声势很大。
1944年4月，在伪第六方面军的掩护下，王芸彬取得了公开合法身份，并建立了新乡地下工作组。王芸彬被安排到了伪第六方面军的参谋处。参谋处处长是门致中，他是黄埔军校第十二期的学员。门致中给王芸彬安排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就是谍报参谋。
王芸彬老人说：“这个时候我可不是王芸彬了，我叫郭冰然，郭参谋。”在新乡宪兵队，还有一个特务机关，就是宪兵特务队。门致中也给王芸彬弄了一个公开的身份：当顾问。
接下来的日子，王芸彬注意到一个人——新乡车站机务段工人刘鹏，这个人的背景有点儿神秘。王芸彬老人说：“刘鹏这个人平平凡凡、朴朴素素，待人接物很厚道，乐于助人，从不跟人计较得失。我听他的口音，是贵州人。后来，他跟我碰到几次，也主动跟我说话。”但是，当时大家也不深谈，都是客客气气的。
1944年10月下旬的一天黄昏，平日里客气稳重的刘鹏，忽然跑来找王云彬，他告诉王云彬：下午日落前，20多架日本战机从北边陆续降落在西郊日军飞机场。情报迅速通过王云彬传到美军基地。第二天黎明前，新乡上空机声轰鸣。七八架美式重型轰炸机在四架“黑寡妇”夜航战斗机的掩护下，仅10分钟，就把西郊机场日寇飞机及机场设施炸毁。
初次合作，信任在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之间建立起来了。
1944年秋的一天，刘鹏告诉王芸彬，日本指挥部命令新乡车站站长，限令第二天组装13节军用列车，装载物资驶向郑州，这些物资必是日军前线作战急需，刘鹏提议炸毁军列。
王芸彬对刘鹏说：“不要在新乡车站炸，而是要等军列开过新乡车站以后，走到黄河铁桥时再炸，不但把车炸了，而且连黄河铁桥一块儿炸了。”刘鹏说：“太好了，太好了。”王芸彬的爆破小组带上炸药，在新乡车站就登上了车。
在第一节车厢和第二节车厢交界处的连钩上，王芸彬紧紧地贴上了一个30克的炸药，起爆器也安好了，时间定为3分钟。安好炸药以后，王芸彬爬到第二节车厢顶上，用手电筒跟第五节车厢联系，那边回电表示：“知道了，我也投放。”王芸彬顶着烈风低着头爬到第五节车厢，爬到车门那个地方，用手去推车门。车门很松，把车门推开了，王芸彬就把30克的炸药变成圆的塞进去，同时把起爆器也安上了，时间也定好了，然后又用手电跟爆破组的小张联系：“都好了，跳车。”他们两个都跳下去，王芸彬跳下去以后正好滚到沟里面。
爆炸虽然没有成功炸毁黄河铁桥，但炸毁了40多米的路基，日军大为震动却调查无果。
1945年3月下旬，宪兵队里忽然来了一个日军“北”大校。3月以后，他经常到宪兵队来，宪兵队长对这个“北”大校毕恭毕敬。后来才知道，这个“北”大校是华北派遣军司令部派来主管豫北地区的保卫工作的，专门对付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他的地位很高，不仅是大校，而且还是一个皇亲。
这个“北”大校，每到礼拜天的晚上，总是一个人，不要任何人陪同，雇上一个黄包车，把他拉到妓院去发泄性欲。他离开妓院也很准时，每到12点钟，他就雇黄包车把他拉回军营他住的地方。根据举报，很少有哪个礼拜天他不去的。王芸彬他们研究了这个情况，认为这个人一定要除掉，如果不除掉的话，对王芸彬自己领导的那个组织，对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比如刘鹏那个组织，以及其他的抗日组织，一定会非常不利。
一场暗杀行动，在王芸彬心中渐渐酝酿成熟。王芸彬用的枪是前进基地配给他做特工狙杀人的左轮手枪，子弹是高爆头的，只要击中人就活不了。那天晚上，王芸彬预备好出手了。准备用木船接应他的同伴小张，也把船放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12点左右，王芸彬等了不到四五分钟，就看到一个黄包车摇摇摆摆地过来了。那时路上虽然有电灯，但是光线很暗，王芸彬看到一个军官倚靠着坐在车上，嘴里叼着烟卷，手里扶着军刀，穿一件大衣，王芸彬几步就蹿了过去。“北”大校发现有人过来，挺起了身体，骂道：“八嘎雅路”。
王芸彬右手嘣的一枪，声音很闷。王芸彬老人说：“这枪不太响，嘣的一枪，就看到大校往前一蹿，子弹从右边进去了，啪，向左边倒下去了，我左手拿着手电一照，看到他的左脑袋没有了。”车夫吓坏了，愣在了那里。王芸彬告诉车夫自己是游击队，被打死的是日本特务，让车夫把车扔了，赶快跑。枪一响，船上的小张也上来了，上来以后拿手电跟王芸彬联系，王芸彬几步就跳到了船上，船就顺着水流走了。
事发后，新乡日本宪兵队将沿途所有摊贩，全部缉捕，严刑拷打，车夫一家三口惨被折磨致死，但日本宪兵队仍然一无所获。
那段日子，国共两党的地下抗日人员，在各自的潜伏岗位，通过种种特殊手段，完成了对敌情报搜集传递、物资运输、策反、破坏乃至暗杀行动，他们都在等待那个胜利的日子。
1945年8月16日，丁公量正在洗澡，一个通讯员跑来大叫：“粟科长，粟科长（粟后为丁公量化名），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日本投降了！日本投降了！”他交给丁公量一封谭政委（谭启龙）给的信。丁公量看了以后，向同志们公布了胜利的消息。
丁公量老人回忆说：“当时在那里的同志，全站起来欢呼呀，这个信里就是讲，延安的电台报告说，日本已经投降。”
在同样的日子里，王芸彬也在享受着胜利者的骄傲。王芸彬老人说：“那个日本宪兵队的队长，级别也不高，他拖着他的小马，把他的一柄军刀，祖传的军刀送给我了，他说对我很钦佩。在日本，尤其是贵族家庭，军刀都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很宝贵，他把这军刀赠送给我了。他第二天就走了，第二天日本的部队也撤走了。”
同样的日子，带给所有人同样的心情。何荦老人说：“我一看马这么多，手电到处摇，就知道是大事了，大家不睡觉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大消息，一会儿就听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哇，一个晚上没睡觉，都快活得要死。”
彭望缇老人说：“我们胜利以后，日本人也蛮怪的，看到中国人对面走过来，他们就过到马路另一边走，离我们远远地走，不敢跟我们面对面地走。”彭望缇老人认为，这是日本人不敢来对视中国人那种胜利者的眼光，他说：“那个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地觉得我们是胜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