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富——时为第八军工兵营战士
阎启志——时为炮兵十团一营战士
曹含经——时为第八军八十二师二十六团战士
催化山——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
李文德——时为第七十一军二〇六团卫生员
付心德——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
早见政则——时为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个松山之战。一个发生在明朝末年的东北，一个发生在抗战时期的滇西。前者我一直很感兴趣，是因为洪承畴。后者我同样感兴趣，是因为《我的团长我的团》。这一节的故事属于后一个松山之战，没错，就是发生在1944年的那场血腥战斗，就是《我的团长我的团》中南天门战役的原型。
这一节，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主人公。如果一定要我给出一个主人公来，那我只能说松山战役就是这个故事的“男一号”，和他相比，所有的战役亲历者都只能是配角。
也许正因为是配角，他们的事迹无人知晓；他们的尸骨不知所终；他们的墓碑空无一字。
在战争面前，一切都只能是配角。比起将遗体交给山野的战友们而言，这些无字碑下的英雄们还是幸运的，至少，他们还可以得到后人的瞻仰——虽然来过的后人们并不算太多，墓地里最常见的，还是那些日益衰老的老兵们。
这是我所做过的选题中最血腥最残酷的一个，不是因为我有此癖好，而是因为历史上的松山就是如此。那些残忍的近乎赤裸的影像，加上老兵们貌似平静的叙述，将原本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到的血腥和绝望转嫁给了我们，让我们一旦知道，就再也无法忘记。我甚至开始怀疑，就在此时此刻，在我们太平无事、机械地、自足地生活着的同时，在世界上某一个仍然笼罩在硝烟中的角落，还在发生着什么？
两个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的人，第一次相遇就要以死相拼——这就是战争。
看采访素材的时候，有段画面让我始终难忘：夕阳下，简陋的南方农舍前，一位老农打扮的老兵对着摄像机激动地说：“你们这些搞电视的，电视上的东西都是假的，知道什么是打仗吗？知道什么是枪林弹雨吗？那枪，真的就像林子一样；那子弹，真的就像下雨一样，那真的就跟下雨一样啊！”出于对我们这些不速之客的礼貌，坐在一旁的老伴急忙插嘴：“拍电视嘛，哪有那么容易。人家要是不拍，谁知道你们的事啊？”
最终，由于播出时长的限制，我还是没能将上述这段画面编进片子。28分30秒的时长，要讲的东西、想讲的人都太多太多了。也许就如同这场60多年前的战争一样，有些东西，注定无法留下痕迹。
1942年3月8日，日军攻占缅甸首都仰光，切断了滇缅公路南端运输。当时，滇缅公路是中国最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为了确保这条交通线的畅通，十万中国远征军正式入缅，联合英美军队共同抗日。但是，由于盟军之间的配合失误，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远征军在缅北战场便败局已定。
5月5日，由于日军已兵临怒江西岸，国民政府被迫炸毁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桥梁惠通桥，滞留缅北的中国远征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
1942年夏季，除少数战士随英军退入印度外，大部分战士被迫走进野人山，准备从这里绕道回国。
野人山，位于缅甸密支那以北，也被称作胡康河谷，是一片延绵数百里的原始森林，因曾有野人出没而得名。在这里，满山遍野都是藤蔓、茅草、荆棘，山大林密，瘴疠横行。远征军退入野人山后，仅仅过了10天就断粮了，再加上环境恶劣，许多战士都牺牲在这片方圆数百里的无人区中。
据战后统计，在长达两个月的撤退中，有将近5万名远征军官兵，因饥渴疾病而永远留在了野人山，最后集结于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部队，仅剩4万余人。
在这4万名死里逃生的远征军官兵中，有一名笔名叫做穆旦的年轻诗人。几年后，亲身经历野人山撤退的他，写下了一首诗歌——《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2年8月，日军占领缅甸全境，残存的中国远征军全部撤出缅甸，第一次入缅作战宣告结束。
1944年5月，18岁的工兵战士张羽富跟随战友们开抵怒江。此时，距离他参加部队的那一天，还不到半年。
张羽富所在的第八军，隶属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所属人员除了第一次入缅作战时幸存的老兵外，更多的都是像张羽富这样在云贵当地农村补充的新兵。对于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有关参军的记忆，其实并不美好。
李文德老人回忆说：“来了两三个人把我捆起来，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不由分说，说要拿你去当兵，怕你跑，我就说那好吧，我自己去就算了，何必要这样做，也不行。”
就是这样一支全新的远征军，由于接收了大量美式武器而成为当时国内装备最好的军队。
1944年5月11日，为打通滇缅公路交通线，配合盟军在缅甸北部的反攻作战，重组后的中国远征军在司令卫立煌的指挥下强渡怒江，第二次入缅作战开始。
按照作战计划，渡过怒江之后，潮水般的中国远征军便涌向了松山。
松山，位于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由20余个峰峦构成，主峰海拔2200米，因全山遍布松树而得名。松山紧临怒江西岸，是滇缅公路的必经之地，因此，在当时被西方记者称作“东方直布罗陀”。
松山的西北是腾冲，西南是龙陵，松山位于中间。这个地方控制着150公里直径的区域，不把它攻占下来，两面就不会畅通。
1944年6月4日，奉命进攻松山的部队开始攻打松山外围阵地竹子坡，松山战役正式打响。当天，远征军战士就攻下了竹子坡，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炮兵阎启志从来没打过这么痛快的仗，他回忆说：“光打敌人，敌人没有反击，可能都被消灭了……”
1944年6月5日的上午，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飞机对松山主峰的屏障阴登山进行了一番轰炸。轰炸结束后，远征军重炮团再次轰击山顶，阴登山顿时被笼罩在一片硝烟之下。回忆起当时的惨烈情景，阎启志说：“松山那么粗的大树都打光了，不光炮火打，还有飞机轰炸。”
中午时分，火力掩护结束，远征军战士们以为阴登山上的敌人工事已经被摧毁得差不多了，便开始向一片死寂的山头推进。当两个连的中国军队前进至敌人阵地100米时，日军突然开火。转眼之间，冲击阴登山的大部分战士壮烈牺牲，仅一个排的人生还。原来，经过飞机、大炮的轰炸，日军的大多数地堡虽然弹痕累累，但依然没有丧失作用。
早见政则是原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上等兵，当时在松山与中国远征军对阵的，正是这支部队。
1938年5月，日本陆军第一一三联队在熊本组建成军。最初编入侵华日军第一零六师团来华参战。1940年3月，因在南昌会战中损失严重而一度解散。半年后，该联队又在日本福冈重建。1942年，这支部队随五十六师团入侵缅甸，是第一批打到怒江西岸的日军部队。从这一年起，该联队就一直驻守松山阵地。两年的时间里，日本军人几乎挖空了整座松山，共修建各类暗堡40多座，地下坑道不计其数。
早见政则回忆当时日军在松山构筑的工事时说：“到处都是地堡，还安放了机关枪，眼前15米左右还挖了沟，拉上了铁丝网，挂上20厘米宽度的铁板，每隔5厘米挂一块。敌人要是碰上的话，会发出‘咯楞咯楞’的响声。”
这些工事在建造之时，日军已经用飞机炸弹做过试验，结果是毫发无损。所以，对于松山的工事，日军缅甸方面军司令河边正三相信，它的坚固性足以抵御任何强度的猛烈攻击，并可坚守8个月以上。
自渡过怒江后一直进展顺利的远征军战士，开始意识到这座山上的敌人不太简单。
6月中旬，滇西进入雨季。由于掐住滇缅公路要冲的松山仍未攻克，渡过怒江的中国远征军分散到腾冲、松山、龙陵三大战场作战，弹药补给日益困难。能否拿下松山，逐渐成为整个缅北战局的关键。
炮兵阎启志此时早已感觉不到丝毫的痛快了。他只知道，自己认识的很多步兵战友再也没有回来。面对我们的镜头，他回忆说：“尸体黑压压的，死了多少人啊！仅仅攻了一个月，惨得很！”此时的战地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伤员，头部受伤的、眼部受伤的、鼻子受伤的、嘴受伤的，还有下巴、胳膊被打掉的……
在整个松山战役期间，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共出动轰炸机数百架次，试图炸毁阻挡中国军队前进的日军工事。松山上的松树被炸得一干二净，但由于松山掩蔽部是用很厚的钢板架起来的，所以大炮和炸弹轰炸对日军工事根本起不到丝毫作用。
轰炸不起作用，面对似乎坚不可摧的日军地堡，中国军队只能以士兵的生命为代价，一米一米地向前推进。面对中国远征军的进攻，日军拼死抵抗，远征军正面和侧面遍布日军火力，再加上日军大炮和轰炸机的配合，至6月20日，远征军已伤亡近3000人，但松山主峰子高地仍控制在日军手中。
在阎启志的记忆里，日军非常凶悍，每射出一发子弹，必须要打死或打伤敌人，不然他们就绝不开枪。他说：“日本人那个顽抗劲就没法说了，一个伤兵，守着个暗堡一天一夜。”
这个跟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内抗战剧里日军窝囊、愚蠢的形象刻画有些不同——反动至极的日军为什么会为军国主义者拼死效忠？一个简单而可以接受的解释就是文化与伦理的解释：日本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献身的国家。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在他的日本文化专著《德川宗教》里曾经讲过，日本的民族文化特性是一种所谓“目标达成”的文化，为了达到自己国家的特定目标，个人可以毫不计较地牺牲自己的一切，抵抗到底，无论是非对错。
6月30日，新编第八军接替七十一军担任松山主攻。之前一直在协助部队过江的工兵张羽富，他所装备的美式火焰喷射器派上了大用场。他和战友们先用火焰喷射器往日军地道里喷射，然后再扔入几箱炸药将它爆塌，最后用土将坑道掩埋，这样即使烧不死日军，也会闷死他们。
早见政则至今回忆起火焰喷射器来还后怕不已：“火焰喷射器很厉害，地道里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呻吟声，就如同地狱一般。”
1944年7月初，松山战斗陷入僵局，攻防双方都已筋疲力尽。
7月底，由于松山主峰子高地久攻不下，中国远征军决定利用坑道作业，在日军主堡垒下方开挖地道放置炸药，从而一次性炸毁日军堡垒。8月3日，张羽富和他所在的工兵连，开始一天三班制地轮流挖掘坑道。一连挖左边，二连挖右边，两边一起挖。挖出来的土，需要慢慢地拖下山去，以免被敌人发现。战士曹含经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大家一起出力，挖的挖，抬的抬，把洞洞打到敌人的碉堡下面，然后再搬运两三吨炸药。”
与此同时，日军也觉察到远征军进行坑道爆破的意图，开始悄悄向邻近阵地疏散兵力。
1944年8月20日上午8点40分，远征军司令卫立煌早早渡过怒江，来到隐蔽观察所。9点15分，第八军军长何绍周用电话下达起爆命令。刹那间，两个坑道共计3吨重的烈性炸药被同时引爆。张羽富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说：“轰隆一声，泥巴石头飞上去两三百公尺，炸死大概40多个人，这两个坑道，一共只有四五十个人。”
成功爆破后，远征军战士终于冲上了松山主峰子高地。然而牺牲却并没有结束。就在这一天深夜，事先疏散到邻近阵地的日军，突然向子高地发起凶猛反扑。双方在黑暗中展开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时为荣三团一营二连班长的崔化山回忆：半夜里，敌人不声不响地冲上来，我们全都发了疯，不顾死活；我一枪托打倒一个鬼子，他还在地上滚，我跳上去想卡他的脖子，没想到他一口咬来，我的三个手指就被咬断了；我疼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右手摸出一颗手榴弹，连续砸了他七八下，硬将他的脑袋敲烂了。
9月1日，蒋介石下达命令，限第八军在“九一八”国耻日前必须拿下松山，否则正副军长按军法从事。为了在规定时间内消灭残余日军，第八军副军长李弥亲自带领特务营冲上松山，一连激战数日。9月6日，他被人从松山扶下。据目击者描述，此时的他胡子拉碴，眼眶充血，赤着双脚，军服烂成碎条状，身上两处负伤，人已走形。
第二天，松山战役终于宣告结束。
生存下来的远征军战士将战友们的尸体从松山子高地拖下来。虽然事隔多年，时为第七十一军二零六团卫生员的李文德在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仍禁不住潸然泪下，他哽咽着说：“我的老天啊，因为打日本人，死了那么多的人。”
松山战役结束后，日本军部发布“拉孟守备队全员玉碎”的消息。事实上，在战斗的最后时刻，还是有一部分日军士兵化整为零逃出了包围圈，早见政则就是其中的一员。在逃跑途中，他成了俘虏。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早见政则被遣返回国，回到家后，他看到了日本军部当年发给他家人的战亡通知书。
松山之战，在早见政则身上留下了永远的记号。面对我们的镜头，他脱下衣服，露出浑身弹痕，一边抚摸着其中的一个弹孔，一边说：“这里是被捷克式机枪打的，子弹直接将这里打穿了，现在按上去还会觉得疼。”
早见政则出身于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从战场上回来的那一天，全村的人都跑出来看他，连他们家的牛也高兴地一直跟着他跑，第二天他就下地干活了。早见政则说：“终于可以好好过日子了。”
松山之战是一场玉碎之战，现存的日本兵非常稀少。采访中，早见政则还告诉我们，他记得松山战役自己至少打死了65个中国人。有一次他正在战壕里独自思乡，外边的一个炸弹突然打到了战壕里，将他炸伤，当时情况紧急，并没有药，医疗兵只好先给他打了一针兽医的消炎药，然后将他抬下了阵地。恰恰因为这样，他逃过了高地爆破，捡回了一条命。松山战役结束的前一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战役结束后，工兵张羽富并没有马上跟随大部队离开松山。他们还要在山上搜索，把那些地道全部爆破。当时，牺牲的战士们全部都没有被妥善埋葬。张羽富回忆说：“到了十月份，已经留了几百来斤的骨头，包括日本人的，都分不清了。”
松山战役共历时95天，中国远征军先后投入10个团2万余人，总计伤亡7763人，其中阵亡4000余人，日军阵亡人数超过1250人。
随着松山战役的结束，滇西缅北会战的僵局终于被打破。
1944年9月14日，中国军队光复腾冲。11月3日，龙陵战役结束。1945年1月，中国驻印军队在缅甸芒友与远征军会师，滇西缅北会战至此胜利结束。
时为七十一军野战医院医生的付心德在地道爆破后，曾救治过一个在松山守备的日本兵。上个世纪80年代，在滇西缅北战役中日老兵见面会上，他再一次见到这个日本兵，付心德回忆说：“我到那里去以后，碰到那个当年的日本兵，他上来抱着我就哭。他说他来了这里六次，每次来都是想找我。”在我们找到付心德的时候，老人已经105岁了。“文革”的时候，他被枪毙了8次，但是，每次都是作陪的。开始的时候还很害怕，到第4次以后就无所谓了，反而觉得还不如早点枪毙了来得干脆。
这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105岁老人，到现在还自己开门诊维持生计。我们去采访的前几天，他的门诊刚刚被查封，原因是他没有行医执照。老人说，他当然没有现在的行医执照，当年给他颁发行医执照的人恐怕都不在了吧。我们难以想象，对于一个经历过惨烈战争的人，和平年代的这些小苦恼，在老人心里会有怎样的波澜。
腾冲的中国远征军国殇墓园里，一排排的墓碑下长眠着为国捐躯的战士。其实，牺牲的那些远征军将士们，一部分埋在了缅甸的墓地，但那些墓地后来被拆除了。很多已经找不到尸首，有些是找到了尸首却已经认不出是谁了。回忆起当年的那些事，张羽富心情仍然十分沉重，他说：“这些农民的儿子确实可怜。像我这种还活着的不多了。我在想，要是日本人不进中国，我就不会出来当兵了。”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60多年过去了，读着穆旦这首诗的结尾部分，我们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些浴血奋战的年轻身影，他们的名字也许不为人知，但历史将会永远载下这壮烈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