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捷成——时为北平志成中学学生
阎启志——时为二十九军南苑学兵团学员
黄成祥——时为南苑镇居民
张可宗——时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
刘良惠——时为北平学生
曹廷明——时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二二五团三营十一连战士
李兰亭——时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三团战士
老人们说，1937年的那年夏天，北平城里闷热得很，经常下雨。
老人们说，7月初，北平的月亮是月牙状的，乌云遮不住它。
就在那一年，一个小孩在南苑附近的一条河中，捡到了一柄大刀。刀沉在河底很久，却依然明亮锋利，碗口粗的小树一刀就能砍断。小孩为此高兴极了，他向同伴炫耀了很久。
后来小孩悄悄把刀拿回家，却还是被父亲发现了。父亲知道这柄刀的来历，不顾儿子的哭闹和反对，把刀送到了河对岸——那里就是二十九军位于南苑的兵营。
小孩并不知道，过了没多久，将有一位二十九军的士兵拿着这把刀冲上战场杀敌。
这就是1937年的夏天，这就是北平老百姓的记忆，他们记得南苑兵营师部门前影壁上写的“奋斗”二字如猛虎下山，他们记得二十九军士兵守在北平，个个武艺高强，他们记得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明亮锋利，就如天空的月牙。
二十九军兵营围墙后面，曾经是很多北平少年心系的地方。他们想去参军，听说加入二十九军就能成为武艺高强、身背大刀的战士。
如果你去过南苑，你就会知道，那里上了年纪的老百姓都记得二十九军。
老人们说，里面有个旅长，马术精湛，经常和他的副官赛马。士兵们个个身体结实，不仅武艺好，还都是体育健将。
每当士兵训练的时候，总会有很多小孩围观。
老人们说，那天训练结束，他们看见一个士兵连翻了二十几个跟头，好像在打什么赌。他们个个身体都棒，若是活在现在，肯定会成为武打明星。
只可惜，是一场惨败击碎了他们心中的梦。
为什么会惨败？老人们至今想不明白。许多年过去，南苑兵营的师部变成了文物，它并不对外开放，门前也长起了荒草，只有门前影壁上的“奋斗”二字依然如猛虎下山。
忆。
马鸣声嘶。南苑泣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到1935年，日军已占领了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在与国民党签订了《何梅协定》后，中央军退出平津，只剩下二十九军成立稽查政委会在平津一带驻防。至1937年，步步紧逼的日军已来到了北平城外，控制了北平的东、北、西三面，守卫平津的二十九军三面受敌，能够和后方联系的只剩南方一线。
为了应对突发情况，1937年7月1日，北平开始举办学生军训总队，二十九军专门为这些学生安排了位于北京南苑的一个兵营，时为北平志城中学学生的阮捷成就是其中的一员。很快，这些学生兵就成了附近老百姓眼中的焦点。当时，南苑镇的居民都管这些学生兵叫小孩连，只要碰到他们，总是会多看几眼。而这些学生兵眼中的焦点，则是二十九军士兵们身后背着的大刀。
二十九军原属西北军，由于武器装备落后，军长宋哲元购置镔铁，为每位士兵打造大刀一把，并请来西北武师传授刀法。二十九军的将士们都有一个背包，三斤来重的大刀被他们插进皮鞘，捆在背包里，背在背上。遇到敌人时，大刀能够很容易地抽出来和插进去。
1933年，二十九军在长城喜峰口夜袭日军，肉搏战中，将士们手中的大刀砍死日军五百余人。从那以后，二十九军的将士们就成了大家心目中的英雄，而他们手中的大刀，也成了二十九军的标志。
二十九军很多老兵都说，在二十九军中，刀法最厉害的当属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同时他也是杀死日寇人数最多的。“他是刀砍和枪打并用，别人杀三十个，他可以杀三百个。”当时作为二十九军一三二师特务团工兵营战士的张可宗，现在说起赵登禹师长，还满是崇敬。
在学生兵的眼中，师长赵登禹自然是一个传奇人物。每天训练结束后，他们总要围在老兵身边，听老兵讲述赵登禹师长在喜峰口战斗的故事，说到高兴时，他们就一起高唱军歌。这样的日子，美好而惬意，但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却只是奢求而已。
1937年的7月8日凌晨，睡梦中的阮捷成被枪炮声惊醒，此时，北平城的百姓们也纷纷走出家门，惊恐地望着西南方向，因为枪炮声是从那里传出来的。
北平城突然变了一个样。
事隔多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刘良惠老人还能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景象。他说：“外边隐约听到枪炮声，当时市民们惊慌失措。街上没有人了，巡警也没有了，空空的。”而身在军营的阮捷成也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气氛。8日早上，他和同学们起来做早操时，一个传令兵骑马过来向总队长报告，总队长听完以后，把总值日官叫到跟前交代了几句，就匆匆忙忙地走了。阮捷成回忆说：“总队长这一走之后，我们再也没看到过。后来才知道，他是到前方指挥战事去了。”
不久，深陷在惊恐中的人们知道了发生的事情。
就在1937年7月7日夜10时，日本华北驻军在距北平十余公里的卢沟桥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后，日军诡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后，日军于7月8日凌晨包围了宛平县城，并向卢沟桥中国驻军发起进攻，驻守在这里的二十九军将士们奋起还击。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1937年7月8日，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寇的侵略。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呼爱国口号，为北平的将士们捐款捐物。
刘良惠老人回忆说：“学生们上街了，好像那个时候，没什么组织，也没什么领导，就是说自动地、自发地、成群结队地给二十九军募捐、演讲，来犒劳他们。”
此时的北平城已经成为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最关注的城市。
在全国各地，人民群众走上街头进行示威游行时，身处北平城内的将士们也纷纷擦亮了手中的大刀，准备和日军拼死一战。
二十九军战士曹延明回忆说：“当时一天一磨刀，没事就磨刀、擦枪、擦子弹，那个刀削头发都能削断。”
负责守卫南方一路，最重要的南苑兵营也被加高加固，黄成祥老人回忆说：“二十九军备战，怎么备战呢，就把这个围墙又加高，围墙外面的沟，又加深加宽，他把这三个门的口也挖成了沟。”
北平附近的老百姓则开始把自己的亲属送往北平城内，城高壁厚的北平城成了人们心目中的避难所。
身在军营的阮捷成第一次感受到了战争离自己是多么的近，当时学生兵和正式部队混住在一起，往往白天看到部队还在，第二天部队住的地方就变成空房子了。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军训不得不提前结束。阮捷成心中知道，大战已在所难免。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冀察当局分别在1937年的7月9日、11日和19日，与日本华北驻屯军进行了三次和谈，并达成了三份协议，但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这三份协议其实只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延迟了二十九军布兵应战的准备，赵登禹的部队27日才赶到南苑。此前，他的部队在大名，冯治安的部队在河北省保定。他们向北平集中时，主要依靠徒步走。阎启志说：“当时中央的政策是避免冲突扩大，能够化解的就化解，光想着和日本和谈，可日本人调兵遣将，源源不断地往中国运兵。”7月25日，陆续集结到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
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相差悬殊，日军武器精良，不但有飞机，还有坦克和大炮。而二十九军将士的手里，除了大刀，只有落后的“汉阳造”步枪。北平城已经危在旦夕。
1937年7月28日，日本华北驻屯军趁二十九军换防之际，突然夜袭了他们位于南苑的兵营。阎启志老人对这一夜的印象格外深刻，他说：“就在这天夜里3点多钟，日本人的炮就来攻击南苑了。”阮捷成当时就住在宋哲元司机家附近，害怕不大安稳，就搬到前门的六国饭店。在以后的几天里，阮捷成在六国饭店的楼上，目睹了南苑战斗的整个过程，他说：“火光都看到了，炮声都听到了。”
南苑是平原，没有山坡，没有躲避的地方，所以这里并不是有利于中国军队作战的地方。而且，当时的南苑并没有正式的部队驻守，张可宗老人回忆说：“往南苑攻击的日本兵力比我们多好多。当时，南苑哪还有部队，三十七师在北京卢沟桥，三十八师在天津，一四三师在张家口。”
这一刻，南苑兵营已成孤营。
在重炮的掩护之下，日军牟田口联队率先冲入南苑守军的最薄弱处——学兵团的驻地。这些学生兵大多没进行过实弹练习，这时却要作为正式的部队来参战。当时，每个学生一支步枪、四个手榴弹、二百发子弹，就开始武装起来。阎启志就是当时学兵团的学员，他说：“看到日本人就打，打一枪，也不知道打死没有，就赶紧蹲在下边，有时候就抬起头来看看。”
在学生兵的顽强抵抗下，日军又遭到了赶来救援的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的夹击，就这样，日军被赶出了阵地。
在日军被赶出南苑阵地的同时，赶去团河前线指挥作战的赵登禹却遭到了日军的伏击。
张可宗说：“团河遭遇日本人的伏击以后，赵登禹马上他就把他的长大褂一甩，草帽一丢，随从把他的大刀一交给他，他右手拿大刀，左手拿手枪，跟日本就干起来了，但是离着他近了害怕得很，他那个刀呼呼的响。日本军官也好，当兵的也好，他一看到我们师长那个场合，都不敢围到前面，围到前面只要他一来你就没命了。尤其是他有一把手枪，他的刀砍不到你，他的手枪可以把你打死。”
这一仗打过以后，桥两边已经堆满了尸体。面对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开始对南苑进行轰炸。阎启志说：“太阳还没出来的时候，日军的轰炸就开始了，当时日军不仅飞机炸，而且大炮打。”
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中，原本准备与日寇在陆地上决一死战的南苑兵营，霎时间变成了火海。面对日寇的嚣张气焰，士兵们这时也豁出了性命，要与日军战斗到最后一刻。当时黄成祥看到有一名战士拿着步枪打飞机，结果被飞机机枪扫射，当场就牺牲了。
战斗一直持续到了下午，阵地已变得支离破碎。学兵团1700名学生兵，只剩下了800余人。这时，士兵们听到了赵登禹宣布撤退的命令，突围开始了。
赵登禹率领部队向城里撤，撤退到北京西南的大红门一带，却落入了日军的伏击圈。张可宗说：“忽然间敌人的大炮、坦克车、飞机就来了，飞机在轰炸，坦克车也在打。马路边上还有一排日本人在机枪扫射，冲锋枪、机关枪都朝赵登禹的轿车打来，把车子打得乱七八糟，打了几百个洞。”坐在车里的赵登禹当场殉国，年仅39岁。张可宗看到，赵登禹的脸上、身上都是血。
在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赵登禹叮嘱他的随从告诉自己的母亲，忠孝不能两全，对得起国家，就对不起咱的妈。
佟麟阁与赵登禹是结义兄弟，得知兄弟阵亡，佟麟阁不愿独活。在与日军的战斗中，他身受重伤却依然不下火线，直到流血过多，壮烈殉国。
南苑失守后，北平城被日军四面围困，军长宋哲元率领部队撤出北平，全线南撤。北平城中的百姓们意识到亡国奴的日子要开始了。这时，阮捷成一家决定离开北平，前往天津。
因为阮捷成参加过学兵团，为了防止日军的盘查，他的家人为他借来一套长袍，还借来一个大陆银行的徽章，让阮捷成把它挂在胸前。尽管有了徽章，上火车之前阮捷成还是遭到了日军的严格盘查。阮捷成说：“日本人看我年纪轻，头发剃了，就更注意了。因为那时候我们学生兵受训，头发都剃了。他把我的手拿去看，检查我手上有没有老茧。因为我没摸几天枪，没有老茧，而且还和家里人在一起，不是一个人，还戴着一个徽章，就放我们过去了。”阮捷成最终通过了敌人的检查，而身为一个学生兵，没怎么摸过枪反而成了一件幸事。
此时的天津，其实也不再太平。7月29日，日军飞机轰炸天津，拉开了进攻天津的序幕。守在天津的二十九军士兵拼死抵抗。无奈的是，日军的轰炸越来越猛烈，一枚又一枚炸弹在城市中爆炸，高粱地里一个炮弹坑挨着一个炮弹坑，天津城里的建筑纷纷倒塌，很多人都躲避不及。在全城老少惨痛凄厉的哭喊与呻吟中，天津最终沦陷。
回忆起当年的战场，二十九军三十八师一一二旅二二三团战士李兰亭说：“在天津一开战，头一仗我们的班长就被打死了，班长是个老兵，参加过长城抗战。我一看他左边胸口、衣服被打破了，流出血来，不一会儿他头一歪，就躺在那儿死了。”李兰亭眼睁睁看着班长牺牲在自己的面前。
1937年8月8日，日军驻北平司令官河边正三率领3000多人进驻北平城。并在“卢沟晓月”碑前庆祝。
当时刘良惠是北平的学生，他回忆，日军从朝阳门入城，保甲长通知中国人每家派一个人出来欢迎，并且要拿着一面写有“中日亲善”的小红旗，百姓们虽然内心抵触，但是又不敢不去。他说：“日本人占领我们中国的土地，又杀我们同胞，还叫我们去庆祝他们的胜利。这一点日本人做得非常差，尤其激起了青年学生的反感。”刘良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微笑的。此时刘良惠的笑，是对当时状况的无奈，也是尘埃落定以后刻骨伤痛的浮现。
当时，日本人每打下中国一个城市，就会在这座城市里放飞一个大气球，尾带上写着占领某某地方。这一天，日军在崇文门附近的广场上放飞气球，上写“占领北平”。
一个月的时间，从月缺月圆又到月残缺，一切都改变了。此时，平津的月光已不再属于中国人自己。日本人夺得了平津这道华北的防护屏障后，已经可以长驱南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身在天津的阮捷成只好继续踏上南下之路。当时陆路不通，阮捷成只好走海路，先从天津到塘沽，从塘沽乘济南轮到了青岛，再从青岛乘胶济路经过济南，走到浦口，一直到南京。到南京以后，阮捷成的姐姐继续南下，到了广州和香港。
而身处沦陷区的北平老百姓，则越发想念二十九军。黄成祥说：“要像二十九军那种素质，如果有个好的指挥官，那真是百战百胜的部队。赵登禹、佟麟阁、张自忠，都是爱国的军官，都是很不错的。”
二十九军撤出平津后，国民党军委会将其编成三个军，番号分别是五十九、六十八、七十七。三支军队辗转各地参加抗战，至抗战胜利时，六万余人的二十九军，只剩下不足两万人。
1937年7月，作曲家麦新有感于二十九军奋勇杀敌的事迹，创作了《大刀进行曲》，让二十九军英勇杀敌的事迹传遍全国，鼓舞着人们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战斗之中。这时，中国人面对侵略已不再沉默。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二十九军的弟兄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东北的义勇军，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
看准那敌人，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杀！
——《大刀进行曲》
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保卫华北！为保卫国家流最后一滴血！
“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中最醒目的字眼就是“华北危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