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还可以确信，有关这些事情的流言在运输当中丝毫未曾丢失，这场瘟疫是非常可怕的，人们的苦难是非常深重的，正如通过我所说的那些事情你可以看到的那样：可谣言却更是大得惊人，这一点不必感到奇怪，我们那些外国朋友，正如我兄长那些通信人在那儿被详细告知的那样，也就是说在葡萄牙和意大利，他主要是在那些地方做生意，说是伦敦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说是那些未被掩埋的死尸成批堆积起来；说是活人不足以埋葬死人，或健康人不足以看顾病人；说是整个王国同样遭到了传染，因此这是一场普遍流行的疾病，诸如此类是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地区闻所未闻的；而一旦我们把真实情况讲给他们听，说那些死掉的人并没有超过十分之一；说有500000人留下来一直住在城里；说眼下人们又开始在街上走动了，而那些逃走的人，他们开始回来了，除了家家户户要怀念其亲友和邻居的时候之外，街上不会看不到往常熙熙攘攘的人群，等等之类，他们几乎没法相信我们；我是说他们没法相信那些事情；要是眼下在那不勒斯，或是在意大利的其他沿海城市做个调查，他们就会告诉你说，很多年前在伦敦有过一场可怕的传染病；而这当中，如上所述，一周之内死掉20000人，等等。恰如我们在伦敦曾经报道说，那不勒斯城里发生了一场瘟疫，在1656年，这当中一天之内死掉20000人，对此我是相当信服的，而这是大错特错了。
但那些夸大无稽的传言对我们的贸易却极为不利，它们本身同样是不公正和有害处的；因为在这场瘟疫彻底结束之后，我们的贸易在这个世界的那些地区得以恢复之前，这是一段漫长的时间；那些佛兰德斯人和荷兰人，但尤其是后者，趁此大大地捞了一票便宜，把整个市场都占为己有，甚至在英格兰好些没有瘟疫的地区购买我们的制造品，把它们运到荷兰，以及佛兰德斯，然后从那些地方将它们转运到西班牙和意大利，好像这些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产品似的。
但他们有时候被人识破而且遭到惩罚，也就是说，他们的货物被没收，还有船只；因为如果这是真的，我们的制造品，和我们的人一样，染上了瘟疫，而去接触或打开，吸纳它们的气味，是有危险的；那些人就是在通过这种秘密交易而冒风险，不仅是将传染病带入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还对那些他们用货物做生意的国家进行传染；而这，考虑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后果会造成多少人死于非命，必定是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允许自己涉足的一场贸易。
我并没有贸然声称，有什么危害已经造成，我是指由那些人造成的那种危害：但我疑心，就我们自己的国家而论，我没有必要附加任何这类限制条件；因为要么是通过我们伦敦的人，要么是通过买卖，让跟每一州和每一个大城镇的各色人等打交道成为必要，我是说，瘟疫通过这种途径迟早蔓延到整个王国，包括伦敦，也包括所有城市和大城镇，尤其是那些从事制造业贸易的市镇和海港码头；因此或早或晚，所有英格兰的大地方多少是遭到了侵袭，还有爱尔兰王国的一些地方，只是没有那么普遍罢了；它对苏格兰那些人造成怎样的后果，我并没有机会做调查。
可以看到的是，当瘟疫在伦敦那样持续猖獗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外港，大笔生意做得不亦乐乎，尤其是跟邻近那些国家，还有跟我们自己的殖民地；举例来说，在英格兰这边，科切斯特、雅茅斯、赫尔那些城镇，在跟伦敦的贸易可以说是完全切断之后，有好几个月，将邻近各州的制造品出口到荷兰和汉堡；同样布里斯托尔的那些城市和埃克塞特的港口普利茅斯，也得到相似的便利，向西班牙，向加那利群岛，向几内亚，向西印度群岛；尤其是向爱尔兰出口；但是随着这场瘟疫从伦敦向各处蔓延之后，到了像它在八月和九月里蔓延的那样一个程度；因此所有的城市和城镇，或是绝大多数的城市和城镇先后都被传染上了，于是贸易便可以说是处在全面禁运之中，或是完全陷于停顿，正如我在谈及我们国内贸易时，会进一步谈到的那样。
可有一件事情必须注意到，说起从国外归来的船只，正如你肯定会注意到的许多船只，有一些，它们以前是在世界各地出航很长一段时间了，而有一些是它们出去时根本不知道有传染病，或是至少不知道有那样可怕的一场传染病；这些船只便无所畏惧地来到河里，然后交货，正如它们不得不要做的那样，只是除了八月和九月这两个月，当时传染病的重心正如我会说的那样，落在了整个大桥下面，没有人敢花片刻工夫出面做生意：但由于这种情况只持续了几星期，那些归国的船只，尤其是货物不容易腐败变质的那种船只，一度抛锚停泊，就在河浦或是河的淡水河段不到一点的地方，甚至是在梅德威河下游那样的地方，它们当中有好些船便是从梅德威河进来的，而其他那些船停泊在诺尔，还有格雷夫桑德下游的霍普：因此到了十月末尾，有相当多的归国船队到来，许多年里都不为人所知的那种船队。
整个传染病期间有两种贸易是通过水上运输得以运营，几乎很少中断，或者说是没有任何中断，对这个城市受苦受难的穷人极为有利，给他们带来救助，而那便是沿岸的谷物贸易和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
这些贸易中的第一种具体是由那些小船运营，小船来自赫尔的港口，还有杭贝尔的其他地方，大量谷物就是这样从约克郡和林肯郡被带进来：这种谷物贸易的其他部分来自诺福尔克的里恩，来自威尔士和本恩汉姆，还有雅茅斯，全都在同一个州；第三个分支来自梅德威河，来自米尔顿、费福斯汉姆、马尔盖特和桑德威治，还有肯特郡和埃塞克斯郡沿岸所有其他小地方和港口。
还有来自苏福尔克沿岸的一种极好的贸易，带来谷物、奶油和干酪；这些船只保持稳定的贸易航线，毫无阻碍地来到那个仍以贝阿基闻名的市场，在那儿它们给这个城市提供充裕的谷物，在陆地运输开始衰退的那个时候，在人们开始讨厌从这个国家的许多地方过来的那个时候。
这也多半是要归功于市长大人的明智审慎和指挥有方，他煞费苦心地让那些船主和船员免于危险，当他们到来的时候，只要他们想要销售，便随时让人把他们的谷物买下来（不过这可是非常少有的），让粮食掮客立刻将载有谷物的船只卸货并交付，因此他们极少有机会从大船或小船中出来，钱一向是被搁在木板上交给他们，而且是被放进一个醋桶里，然后才被拿走的。
第二种贸易，是来自泰恩附近纽卡斯尔的煤炭贸易；这个城市缺少了它就会苦恼不堪；因为当时焚烧大量煤炭，不仅是在街道上，而且还在私人住宅和家庭中，甚至长达整个夏天，以及天气最热的那个时候，而这是在内科医生的劝告之下才那么做的；有些人事实上反对那么做，坚持认为，让屋子和房间保持暖热，是瘟病繁殖的一个途径，而瘟病是已经进入血液中的一种骚动和火气，都知道它要在炎热的天气里蔓延和增长，在冷天里消退，因此他们断言，所有传染性瘟病遇上热力是最恶劣的，因为传染病是在热天里滋养，获得力量，并在炎热之中可以得到繁殖。
另外那些人说，他们承认，气候中的热量会繁殖传染病，由于潮热天气让空气充满害虫，滋养数不胜数的各类有害生物，它们在我们的食物中，在植物中，甚至在我们的体内孵化，恰恰是通过它们那种臭气，传染病才会得以繁殖；加之，空气里的热量，或者按照我们一般的说法是气候的炎热，使得身体松弛无力，消耗元气，张大毛孔，使我们更容易接受传染病，或是任何有害影响，假设它是来自传染病的有毒气体，或是空气中的任何其他东西：但是那种火的热力，尤其是煤炭之火的热力，在我们的屋子里，或是在我们身旁燃烧，却是有着完全不同的效力，它并不是同一种热力，却是迅疾而猛烈，不是趋于滋养而是趋于消耗，将所有那些有毒气体驱散，而另外那种热力与其说是将它们分离和烧掉，还不如说是将它们散发并使它们停滞不动；此外有人断言，煤炭中经常发现的硫磺和亚氮分子，和那种燃烧的沥青物质一起，全都有助于澄清和净化空气，并在如上所述的有毒分子被驱散和烧掉之后，使得空气卫生，可以安全吸入。
后一种观点在那个时候占据上风，正如我必须承认的那样。我有充分理由认为，而且市民的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让火在房间里始终不停地燃烧的许多屋子，根本就没有被传染上过；而我必须在这一点上加入我的经验，因为我发现，始终将火烧得很旺，让我们的房间更芬芳更卫生，让整个家里变得更好了。
但我回头讲那种作为贸易的煤炭，这种贸易正是费了一番不小的周折才得以始终不停地开展，尤其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同荷兰人开战，那些荷兰私掠船起初将我们大量的煤船扣下，而这让其余那些煤船警惕起来，使它们留下来以便集结成队：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要么是那些私掠船害怕扣留它们，要么是他们的主子，那些国家，怕他们那么做，便对他们加以禁止，免得瘟疫在他们中间出现，而这倒使它们进展更为顺利了。
为了那些北方贸易商的安全，市长大人下令，煤船暂时超过一定数目不得进入河浦，并命令驳船和其他船只，诸如木材商之类的人，也就是码头主人，或是煤炭贩子所装备的船只，沿河而下，到戴普特福特和格林尼治那样下游的地方，还有某些更下游的地方，将那些煤炭取出来。
其他船只是将大量煤炭在船可以靠岸的特定地点交付，就像在格林尼治、布莱克沃尔和其他那些地方，堆积如山，仿佛是为了销售而存放；但在那些把它们运来的船只走了之后，接着就被取走了；因此船员与河上人没有交流，就连彼此靠近的机会也没有。
可所有这些警戒措施，却根本无法有效阻止瘟病在煤炭业工人中间，也就是说，在船只中间蔓延，因此有相当多的船员死于瘟疫；更糟糕的是，他们把它带到了伊普斯维奇和雅茅斯，带到了泰恩附近的纽卡斯尔，还有沿海的其他地方；在那里，尤其是在纽卡斯尔和桑德兰，它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
如上所述那么多的火生起来，确实是耗费了数量可观的煤炭；就在船只到来的一到两次受阻期间，是由于逆风天气，还是由于敌人干扰，我记不起来了，但是煤炭的价格贵得要命，甚至高达每查尔德隆4英镑，但是一旦那些船只进来，它很快就降下来了，而随着后来它们有了更自由的航道，在那一年余下的时间里价格是非常合理的。
在那些场合生起的公共火堆，照我计算过的那样，想必是让这个城市耗费大约每周200查尔德隆的煤，要是它们持续下去的话，事实上这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量了；但实际上，出于必要考虑，没有什么东西节省得下来；可是由于某些内科医生的口诛笔伐，它们持续烧着的时间并没有超过四到五天；火堆安排如下：
一堆在海关，一堆在比林斯盖特，一堆在昆-西斯，而一堆是在梭里-克莱恩斯，一堆在布莱克-弗莱厄斯，而一堆是在布莱德威尔门口，一堆在莱登荷街和格蕾丝丘奇转角，一堆在伦敦交易所的北门，而一堆在它的南门，一堆在基尔特荷，而一堆在布莱克威尔荷门口，一堆在市长大人家门口，在圣海伦斯，一堆在圣保罗教堂西边入口处，而一堆在波厄教堂入口处：我不记得城门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但在大桥脚下是有一堆的，正好挨着圣马格纳斯教堂。
我知道，自从这件事投入试验之后，有些人一直在吵闹，并且说，由于那些火堆的缘故，有更多的人死掉了；可我相信，说这些话的那些人拿不出什么证据，可以用来证实这种说法，而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种说法。
同样还要来讲一讲在这个可怕时期英格兰国内贸易的状况，尤其是当它跟制造业及这个城市的贸易有关时的状况：在传染病最初爆发的当口，不难设想，人们中间存在着一种极大的恐慌，结果便是贸易的普遍停顿；除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贸易之外，而即便是在这些事情中，由于有大量的人逃亡，还有为数极多的人总是生病，加上那些死掉的人数，因此就算是城里的食品消耗量是过去的二分之一以上，也无法超出过去的三分之二。
承蒙上帝恩典，送来谷物和水果非常丰裕的一年，但是干草或青草并不丰裕；那样一来，面包是便宜的，由于谷物丰裕的缘故：肉类是便宜的，由于青草匮乏的缘故；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奶油和干酪是昂贵的，而就在怀特夏普尔栅门外的集市上，干草卖到每担4英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穷人；各类水果有着最为过量的丰裕，诸如苹果、梨子、梅子、樱桃、葡萄之类；而它们较为便宜，由于人口缺少的缘故；但这使得穷人吃水果吃得过多，让他们患上痢疾、肠胃痛、饮食过量症，等等之类，而这经常导致他们患上瘟疫。
再来谈谈贸易的情形；首先，对外出口遭到阻拦，或者至少是受到极大的干扰，因此变得困难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所有那些工厂的大停顿，其产品收购通常是为了出口；尽管国外的商家有时候再三索要货物，可由于航道是那样普遍遭到阻拦，英国的船只如上所说，不被允许进入他们港口，因此极少有货物派送出去。
这就使得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用于出口的生产陷于停顿，除了某些外港之外；而即便是那些地区不久也都停顿下来，因为轮到它们全都染上了瘟疫；然而尽管这一点整个英格兰都感觉得到，可雪上加霜的是，所有用于国内产品消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通常在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
城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机械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失业了，鉴于与这些行业相关，但可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工作已经无事可做，这就使得不计其数的各类学徒期满的职工和工人遭到排斥和解雇。
这就使得伦敦许许多多的单个之人无人抚养；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也是一样，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这些家庭主人的劳作；我是说，这让他们都沦为赤贫；而为了伦敦这个城市的信用，为了将来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讲起这一点，我得照实说，他们有能力提供救济食品，给那么多成千上万缺衣少食的人，正如给后来那些病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那样；因此可以确切断言，没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灭亡，只要那些行政长官收到给他们的报告。
我们国内产业贸易的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会让那些行业中的人经受更大的困难，但是名工匠、呢绒商和其他那些人，尽其本钱和力量，不停地制造产品以便让穷人工作，相信只要疫情一消退，他们就会拥有与当时的贸易衰退相称的那种旺盛需求：但由于除了有钱的雇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而很多人是贫穷而没有能力做，英格兰的产业贸易便遭受重创，而英格兰各地的穷人只是由于伦敦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举步维艰。
确实，次年由于另一场降临该市的可怕灾难而让他们获得充分补偿；因此这个城市通过一场灾难而弄穷并削弱这个国家，通过另一场性质甚至同样可怕的灾难，养肥这个国家并使他们又得到补偿：因为有无数的家当、衣物和其他物件，加之所有那些堆满商品和产品的仓库，诸如此类来自英格兰各地的商品和产品，在伦敦的大火中付之一炬，在这场可怕劫难过后的次年：这就让整个王国做了一场多么奇怪的贸易，去弥补那种不足，去填补那种损失：因此，简言之，这个国家的制造业人员全都着手工作起来，而在好几年里，并不足以供应市场和满足需求；所有国外市场，由于瘟疫导致的停顿，在公开贸易又得到允许之前，我们的产品同样也是空空如也；国内的巨大需求与各类商品的快速产出联合一致；因此正如在瘟疫以及伦敦大火之后的最初七年里那样，这样一场遍及英格兰各地的贸易活动暂时根本不为人所知。
眼下我还得来说一说，这场可怕判决的慈悲方面：九月的最后一周，瘟疫到了危急关头，其凶猛势头开始缓和下来。我记得我的朋友希斯医生在这周之前过来看我，告诉我说，他确信它的狂暴不出几天就会缓和下来；可当时我见到的那一周《统计表》，其统计数字是全年之中最高的，死于各种疾病的有8297个，我拿它来驳斥他，并且责问他，他的判断是从何得来？而他的回答，倒并不是像我认为的那样难以索解；你看，他说，根据这个时期的患病和被传染的人数，上周应该是死掉20000，而不是8000，如果这场已成痼疾的致命传染病是像它两周前的那个样子；因为当时它照例是在两到三天里致人死命的，眼下是不低于八到十天；当时是不超过五分之一的人康复；然而我却看到，眼下是不超过五分之二的人不保；在我看来，下一周的《统计表》会下降，而你会看到比过去多得多的人恢复健康；因为尽管眼下到处都有大量的人受到传染，每天都有很多人病倒；但是不会有那么多人像过去那样死掉了，因为瘟病的有害性减弱下来了；他补充说，眼下他开始希望，仅仅是希望，传染病已经过了危急关头，正处在消退之中；而结果还真是那样，因为接下来这一周，正如我说的，是九月的最后一周，《统计表》减少了将近2000人。
确实，瘟疫仍处在一个骇人的高峰，而接下来的《统计表》不低于6460个，再接下来是5720个；但我朋友的观点仍然是有道理的，人们确实好像是康复得更快了，而且比他们过去康复的人数更多；如果事情真的不是那样的话，伦敦城会是怎样一种状况呢？因为照我朋友的说法，那个时候有不少于60000人被传染，其中如上所述，死了20477，有将近40000人康复；如果事情是像它从前的那种样子，那个数字中的五万人就会非常有可能死掉，如果不是死掉更多的话，而且50000多人就会病倒；因为总而言之，整个一大群人开始得病了，而且看起来好像没有人会逃脱似的。
但在几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我朋友的这番话就显得更清楚了；因为数字在不断下降，而在十月的另一周里下降了1 849人。因此死于瘟疫的人数只有2665，而接下来那一周里下降了1413多人，可显而易见的是，仍有大量的人生病，甚至是超过常规的大量人数，而且每天都有大量的人病倒，但是（如上所述）瘟病的有害性是减弱下来了。
我们人民身上的那种轻率的性情，是否世界各地都是那样，这根本就不是我想要去调查的事情；但在这里我是清清楚楚地看到，当对传染病最初的恐惧出现时，他们相互躲避，怀着一种莫名其妙，而且照我看来，是毫无必要的恐惧感，逃离彼此的屋子，逃离这个城市；眼下也是那样，当这种意见流传开来时，（亦即）瘟病不像以前那样有传染性了，即便是被传染上了，它也不是那么致命了，眼看大量确实病倒的人，每天又恢复过来；他们便萌生出那种轻率的勇气，对他们自己，还有对传染病都变得那样全然漠不关心，结果是他们对瘟疫的看法就跟对普通热病的看法差不多，事实上也并没有那么当回事；他们不仅是跟那些人大胆交往，那些人身上有肿瘤和痈疔，它们正在化脓，结果是有传染性的，而且还跟他们一起吃吃喝喝，甚至于跑到他们屋子里去拜访，如我所知，甚至还走进他们卧病的那些房间里去。
这个我没法觉得是合乎理性的；我的朋友希斯医生认为，而凭经验也可以清楚地知道，瘟病照常是有传染性的，而且照常有很多人病倒，只不过是他声称那些病倒的人当中没有那么多人死掉罢了；可我认为那段时间有许多人确实是死掉了，而事情充其量不过是，这场瘟病非常吓人，疮口和肿块让人痛不欲生，死亡的危险并没有脱离疾病的环境，虽说没有像从前那样频繁，所有这些事情，加上极度冗长乏味的治疗，对疾病的憎恶，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足以用来阻止任何人跟病人危险地生活在一起，使得他们像从前那样几乎是急于避开传染病了。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另一件事情，使得瘟病的传染够让人害怕的，这就是腐蚀剂的可怕烧灼，是外科医生敷在肿块上面使之破裂化脓的那种腐蚀剂；不用它，死亡的危险非常大，甚至是到死为止；还有肿块的难以忍受的剧痛，虽说不会像从前那样，而且不会像我在好几个事例当中已经描述过的那样，痛得让人谵妄和发狂了，可那些肿块却让病人经受难以言表的痛苦折磨；而那些受到折磨的人，虽说他们确实是逃脱了性命，却对告诉他们没有危险的那些人发出激烈控诉，对自己胆敢自投罗网的轻率和愚蠢追悔莫及。
人们也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终止这种轻慢行径，因为许许多多像这样放弃了警惕的人仍在遭受更深的痛苦；虽说许多人是逃脱了，可许多人却死掉了；而且它至少具有这种伴随着它的公共危害，它使得葬礼的减少比本来应该有的要慢一些；因为当那种想法像闪电一样传遍城市，人们的头脑被它迷住，甚至当最初的大减退在《统计表》上一出现，我们就发现，接下来两周的《统计表》并没有出现相应的减少；我认为，原因在于人们那样鲁莽轻率地陷入危险之中，将他们此前的警惕和关注，还有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小心规避全都放弃了；相信疾病是不会传染到他们身上，或者说即便是传染上了，他们也不会死掉。
内科医生尽其所能反对人们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发布印刷成文的指示，将它们散布在城市和郊区的各个地方，劝告人们继续保持检束，虽说瘟病减退，但也仍要在他们平日的行径中采取最为慎重的警戒措施，并用吓唬他们说整座城市有故态复萌的危险，告诉他们说，那样一种故态复萌何以比已经有过的整个劫难更为致命和危险；在这个方面用了许多论证和理由对他们作出解释和证明，而这些论证和理由太冗长这里就不重复了。
但这一切都毫无用处，那些无所畏惧的家伙是那样着迷于最初的喜悦，看到《每周统计表》上令人满意的大减退是那样惊奇，以至于他们对新的恐怖无动于衷，听不进劝告，只是认为死亡的严酷过去了；而对他们说话，比对东风说话更不起作用；他们只是开店，逛街，办事，跟路上碰见的任何人交谈，不管是否有事情要谈，也不去调查一下他们的健康，就连对他们的危险感到害怕的心理也没有，虽说他们知道那些人并非安然无恙。
这种粗心大意的轻率行径让他们许许多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而这些人曾经怀着极大的小心警惕将自己关在屋里，跟可以说是整个人类都一直断绝往来，而且是通过这个办法，在老天的关照下，在这场传染病的整个热潮当中保全了性命的。
人们的这种轻率和愚蠢的行径，我是说，程度是那么深，弄得政府最终就此对他们发出警告，将事情的愚蠢和危险都说给他们听；这样做对事情稍稍有所抑制，于是他们变得更加小心一些，但事情还有另一种结果，是他们没法加以抑制的；因为当最初的谣言不仅是在城市里流传开来，而且还传到了乡下时，事情的结果是差不多的，人们对离开伦敦那么久感到厌倦，渴望回来，结果他们便蜂拥入城，没有恐惧也没有预报，开始在街上露面，仿佛所有的危险都结束了似的；看到这种场面确实令人惊讶，因为尽管死掉的人数每周仍有1 000到1 800，可人们却还是蜂拥入城，仿佛一切都安然无恙似的。
这样做的结果是，就在十一月的第一周，《统计表》又增加了400人；要是我可以相信那些内科医生，那么这一周就有超过3000人病倒，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也是刚刚回来的人。
圣马丁斯·勒格朗有个叫约翰·科克的理发师，便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我是指瘟疫消退时人们急于返乡的例子：这位约翰·科克带领全家离开城市，将他的房子锁闭起来，便去了乡下，正如其他许多人所做的那样，然后看到瘟疫在十一月减退得那么厉害，所有疾病加起来每周只死掉905个，他便又大着胆子回家了；他家里有十口人，也就是说，他本人和妻子，五个孩子，两个徒弟，和一个女仆；他回家没有超过一个星期，便开始打开店门，做起了生意，但是瘟病在他家里爆发出来，大约在五天之内他们全都死了，除了一个人之外，也就是说，他本人，他的妻子，他的全部五个孩子，还有他的两个徒弟都死了，只有那个女仆还活着。
但对其余那些人来说，上帝的仁慈比理当期盼的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病的那种有害性耗尽，传染病气势衰竭，加上冬季来得快，空气清澈而寒冷，有几场凛冽霜冻；而这种情况仍在增强之中，那些病倒的人绝大多数都康复了，城市的健康开始回归：瘟病确有几次回复，甚至在十二月这个月里，《统计表》上的数字增长了将近100，但它又消退了，因此在一个短时期内，事情开始回到其自身的轨道。看到城市眨眼之间人烟又是何其稠密，这令人惊叹；因此陌生人是没法不惦记那些送了命的人，而说到那些人的住所，也并不存在什么缺少居民的状况：几乎很少看到或是根本看不到空房子，或者说即便有几座空房子，也是并不缺少它们的房客的。
但愿我能够说，随着城市有了一张新的面孔，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就有了一番新的面貌：我只是怀疑许多人身上保留着的一种真诚的得救之感，衷心感谢那只至高无上的手，它在那样危险的一个时候保护了他们；而在一个人口那样稠密的城市，住在里面的人是那样虔敬，正如在这劫难期间他们在这儿所表现的那样，另作评判那就太不仁慈了；但这种情况除了是在个别家庭中，还有在个别面孔上可以让人看到之外，必须承认，人们总体的行为跟它从前恰恰是一样的，极少让人看得到区别。
有人确实是说，事情更糟糕了，人们的品行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堕落的；人们在他们所处的危险之中变冷酷了，像是风暴过去之后的海员，其恶行恶状较之于从前更邪门和更愚蠢，更大胆和更冷酷；可到目前为止我一点儿也不想对此加以报道：要将所有变化过程具体描绘出来，而通过这些变化，事物的进程又在这个城市里得以恢复，得以在其自身的轨道上运行，正如它们从前那样，这会占据一个不小的历史长度。
英格兰有些地区眼下是被传染上了，和伦敦有过的一样猖獗；诺维奇、彼得伯勒、林肯、科切斯特的那些城市，还有其他那些地方眼下是遭到了侵袭；说到与这些城市的通信往来，伦敦的行政长官开始为我们的行为制定规范：确实，我们没法妄图禁止他们那些人来到伦敦，因为不可能分别知道他们，于是经过多次审议，市长大人和市参议院不得不丢下这个方案：他们所能做的，只是警告和提醒人们，对于任何他们知道是来自这些被传染地区的人，不要在自己家里招待他们，或是与他们交往。
但他们等于是在和空气说话，因为伦敦那些人眼下觉得他们自己与瘟疫是那样沾不上边，以至于他们把所有的忠告都当做耳边风；他们似乎相信这种观点，空气焕然一新，而且空气就像患过天花的人，没有能力再受到传染了；这又让那种想法流行起来，传染病全都在空气当中，在病人和健康人之间不存在那种传染物之类的东西；而这种怪念头在人们中间是那样甚嚣尘上，以至于他们群集杂处，有病的人和健康的人，并不是穆斯林，那些人，满脑子的决定论原则，对于传染病满不在乎，无论怎样都是听其自然，可以比伦敦的那些人还要固执；他们是极为健康的人，从我们所谓的新鲜空气当中出来，到城市里来，到上述那些屋子和卧室里去，甚至还到上述那些床铺上去，和那些身染瘟病并且没有恢复过来的人在一起，完全不以为然。
有些人确实是为他们的大胆鲁莽付出了生命代价；不计其数的人病倒了，而内科医生做的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只是有这样一个区别，他们有更多病人恢复过来；也就是说，他们多半是恢复了健康，但眼下毫无疑问有更多的人被传染上，而且是病倒了，跟一周死掉5000到6000的那个时候相比，这个时候一周死掉的并没有超过1000或1200；处在重大而危险的卫生和传染病的状况中，人们在这个时候全然是那样疏忽大意；他们是那样听不进或是接受不了那些为了他们好的人所提出的警告。
像这样返乡的那些人，在他们的查询之中，可以说大体上是非常奇怪地发现，在他们的朋友、某些家庭全家被彻底扫荡之后，并没有任何他们的纪念物留下来；他们留下来的那点东西，也找不到任何人拥有或出示所有权的任何证明；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让人找到的东西多半是被人侵吞和盗窃了，有些是以这样的方式，有些是以那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