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过路人听到那些被传染的人发出的惨叫，会让他们的心为之破碎，而那些人像这样让剧烈的疼痛或是血液里的热度弄成了痴呆，不是被关进屋里，就是多半被绑在床上或椅子上，以防他们对自己作出伤害，而那些人对于自己被监禁，对于不让他们无拘无束地去死，就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像他们以前会做的那样，则会发出怕人的号叫。
害上瘟病的人这样在街上跑来跑去是非常惨淡的，而行政长官尽了最大努力加以防范，但由于这种举动实施之时，通常都是在夜里而且一向是来得突然，那些公务员没法就近加以防范，而就算是有人大白天跑出来，那些被指派的公务员也不想去干涉，因为，他们到了这样起劲的时候，他们诚然都是被严重传染上了，因此他们的传染性非同一般，跟他们接触就会成为最危险的一件事；另一个方面，他们跑着跑着，通常并不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等到他们倒下全然死去，或是等到他们耗干了精神，这个时候他们就会倒下，说不定是在半小时或一小时里死去，而这听起来最为凄惨，他们肯定要在那半小时或一小时里不屈不挠地苏醒过来，在对其所处境况创剧痛深的感觉之中，发出最撕心裂肺的哭喊和悲叹。在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法规严格执行之前，事情大半就是这样，因为起初那些看守人并没有那么苛刻和严厉，像他们后来把人们关住不放时所做的那样；也就是说，是在他们，我是指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为其玩忽职守而受到严厉惩罚之前，因为未能尽责，让他们监视下的那些人偷偷溜出去，或是对那些人的外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他们是有病还是没病。但是他们看到公务员被派来检查他们的行为，决心要让他们尽到职责，否则要让他们因为疏忽而受到惩罚，这之后他们才做得严密了些，人们才受到严格约束；而这件事情他们觉得是那样缺德，那样烦不胜烦，因此他们的不满几乎难以描述：但是这样做存在着一种绝对的必要性，这是必须要承认的，除非有其他某种措施已经及时投入，而这对于那种情况来说是为时过晚了。
病人如上所述被禁闭起来，这一点如果当时没有成为我们的现实，那么伦敦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可怕的地方了，死在街上的人岂不就会跟死在屋里的人一样多了；因为当瘟病处在高峰的时候，它通常会让人们变得谵妄发狂，而一旦他们变成那个样子，那么除了通过武力之外，他们是绝不会经人劝说而待在床上的；而许多没有被绑起来的人，一旦发现没法获得许可出门，他们自己就从窗口掷身跳出去。
正是由于值此灾难之时人们缺少彼此交往，才使得任何单独的个人不可能去了解发生在不同家庭里的所有特别事件；尤其我相信这在今天根本是无从知晓，有多少神经错乱的人将他们自己淹死在泰晤士河里，还有淹死在从哈克涅附近沼泽地流过来的河里，通常我们把那段河叫做是维阿河，或哈克涅河；至于说那些被记录在每周的《死亡统计表》上的人，他们其实是寥寥无几；也无法知晓那些人当中，有谁究竟是否出于意外而溺毙：但我相信我可以统计出来，在我了解或观察的范围内，那一年里确实是将他们自己淹死的那些人，比记录在《统计表》上的人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因为有许多尸体根本找不到了，可人们知道，那些人就是那样失踪的；还有那些用其他方法自我毁灭的人。在怀特克劳斯街或那儿附近还有一个人，在床上把自己给烧死了；有些人说这是他自己干的，另一些人说这是照看他的护理员背信弃义所致；但是他有瘟疫在身，这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
这也是出于上天仁慈的安排，而那个时候我多次想到这一点，就是那一年的城市里没有发生火灾，至少是没有发生相当规模的火灾，而如果情形正好相反，那就会非常的恐怖了；人们想必不是任由它们烧个不熄，便是成群结队大批聚在一起，无视传染病的危险，对他们进入的屋子，他们触摸的物品，或是他们置身其中的人员或居民漠不关心：可事情倒是那样，除了克里普尔盖特教区有两三起突发的小火灾，而它们被当场扑灭了之外，整个那一年里都没有发生那类灾难。他们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座房子在一个叫做斯旺胡同的地方，这条胡同是从奥尔德街末端附近的戈斯韦尔街通入圣约翰街，那儿有户人家受到传染，情形是那样可怕，结果那座房子里的每一个人都死了；最后那个人是躺在地板上死的，而且根据猜测，是让她自己一直刚好是躺在那个壁炉前面死去的；那个壁炉，看来是从它的那个地方塌落下来，由于烧的是木头，便烧着了他们躺卧的那些木板和托梁，刚好是烧到那具尸首，但是没有将死尸给烧着，尽管她身上只穿了一件汗衫，然后便自己熄灭了，并没有伤及屋子的其余部分，尽管这是一座薄薄的木板屋。这件事情会有多少真实，我不确定，但是由于这个城市要在次年惨遭大火蹂躏，它在这一年便极少感觉到那种灾害。
事实上，考虑到极度的痛苦让人们陷入的神志错乱，还有我讲到过的他们那种癫狂状态，当他们独自一人时，他们做了许多不要命的事情；这一类的灾难没有更多地发生，这是非常奇怪的。
屡屡有人问起我，而我从来不知道究竟应该如何给它一个正面的答复，就是何以会出现那种事情，那么多被传染的人在外面的街上抛头露面，与此同时那些被传染的房屋，它们是受到那样小心警惕的搜查，而且它们实际上是统统被关闭起来并且受到了警戒。
坦白地说，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除非这么说，在这样一座人口那么稠密的大城市里，不可能是一出现那种情况就立刻发现每一座被传染的房子，或是将所有被传染的屋子都给关闭起来：因此人们才有了在街上四处走动的自由，甚至是爱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除非让人知道他们是属于某某被传染的屋子。
确实，正如有好几位内科医生对市长大人说过的那样，传染病在某些特定的时段里闹得那样凶，人们病得那么快，死得那么快，因此要四下里去查询哪个人得了病，哪个人没得病，或是照事情要求的那样，将他们那样严格地关闭起来，这么做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是徒劳的；整条街上几乎每座房屋都受到传染，而在许多地方，有些房子里每一个人都受到传染；而更为糟糕的是，到了那些房子让人知道是被传染的时候，绝大部分被传染的人就会让人用石头砸死，剩下的人因为害怕被人关闭起来而逃走了；因此，把它们叫做被传染的屋子，然后关闭起来，这将是非常徒劳的；等到确实弄清楚，这户人家无论如何是被传染上了，这个时候传染病都已经劫掠了这座屋子，并且已经向它告辞了。
这也许足以让任何有理性的人相信，防止传染病蔓延，由于这件事情并不在行政长官的掌握之中，也不在任何人性化的措施或政策的掌握之中；因此这样将房屋关闭起来是完全不足以胜任这个目标的。事实上此中所得到的公共利益，与那样被关闭起来的各个家庭所承担的苦痛相比，看来完全是抵不上的，或者说是完全不相称的；就我被社会雇佣而去奉行这种严酷的指令而言，我屡屡有机会看到，它是无力达成这个目标的。例如作为来访者或检查员，我很想去调查几户被传染的家庭的详情，这个时候我们很少到任何一户家里明显出现瘟疫的屋子里去，而是到某几户人家已经逃走和消失不见的屋子里去；行政长官对此会非常不满，责备检查员在其检查或视察时疏忽怠慢：但是那么做，那些屋子在为人知晓之前早就已经被传染上了。眼下，由于我在这个危险的职位上只有一半任期，任期是两个月，这点时间长得足以让我本人知晓，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去了解任何家庭的真实状况，只是站在门口问一问，或是向左邻右舍打听情况；至于说要进入每一间屋子搜查，则是没有任何当权者会主动提出让居民勉强接受，也没有任何市民会去承担的一个任务，因为这会让我们招来某种传染病和死亡，让我们自己的家庭还有我们本人招来毁灭，也不会有任何廉洁正直的市民，如果他们变得容易陷入这样一种严酷情形，他们能够靠得住，能够在城里坚守得住的。
我们所能掌握的事情的那种确定性，不是通过别的什么方法，而只是通过向左邻右舍去打听，或是向那种我们没法严格依靠的家庭去打听，那么从这一点看，除了这个问题的那种不确定性会如上所述的那样遗留下来，其他是没有可能的。
确实，那些户主受到法规限制，一旦屋子里有人得了病，也就是说，有了传染病的迹象，在发现之后的两小时内，要向检查员报告他所居住的那个地方，可是他们找到了那么多的办法对此加以回避，并为他们的疏忽大意而辩解，因此他们很少那样去报告，直到他们采取措施让每一个想要逃跑的人都从屋子里逃出来，不管他们是有病还是没病；而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这就让人不难看到，作为一种遏止传染病的有效方法，将房屋关闭起来是根本靠不住的，因为，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那样，从那些被传染的屋子里那样跑出来的人，不少人真的是有瘟疫在身，尽管他们真的会认为自己并没有病：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便是走在街上最终倒毙的人，这倒不是说他们突然让瘟病给击中了，像是被子弹一下给射死了，而是确实在很久前就让他们的血液里得了传染病了，仅仅在于，当它在暗中损害着重要器官时，它并未显示出来，直到它以致命的力量袭击了心脏，病人便在片刻之间死去，像是由于突然的昏厥或是中风发作而死去那样。
我知道有些人，甚至我们有些内科医生，一度认为，街上那样死去的人，只是在他们倒下的那个时刻受到了袭击，仿佛是来自上天的一击将他们打中，像雷电的一闪将人杀死一样；但是他们后来找到修正自己观点的理由；因为对这些人死后的尸体进行检查，他们总是要么有标记在身，要么有瘟病的其他明显证据在身，比他们本来料想的还要时间长一些。
这常常就是那种原因之所在，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检查员，没有能力去了解传染病进入一座屋子的情况，直到为时已晚将它关闭起来；而有时候是直到留下来的人全都死去了才知道。在帕蒂科胡同有两座房屋一起被传染上了，有好几个人得了病；但是瘟病被隐藏得那么好，那位检查员，他是我邻居，对此并不知情，直到有人被派来向他报告，那些人全都死了，应该叫运尸车到那儿去把他们弄走。这两户人家的主人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那样来安排他们的事务，当检查员出现在邻近一带时，他们通常是一次出现一个人，然后答复一下，也就是说，替对方撒个谎，或让邻居的某个人说他们全都是健康的，而且说不定知道是不好的，直到死亡不可能将它作为秘密隐藏得更久了，运尸车便在夜间被叫来，两户人家的家里都到了：可是当检查员命令警察将房子关闭起来时，它们里面除了三个人之外没有剩下什么人，两个是在一间屋里，一个在另一间屋里，刚好都快要死了，而两间屋子里各有一个护理员，她们承认此前已经埋了五个，屋子受到传染已经有九到十天，而两户人家所有剩下来的人，人数有不少，他们全都逃走了，有些有病，有些没病，或者说，到底有病还是没病没法弄得清楚。
同样，这条胡同里的另一户人家，有个人让他家里传染上了，但是极不情愿让人给关闭起来，到了他再也没法隐瞒的时候，就把他自己给关闭起来；也就是说，他在门上涂了一个大大的红十字，边上有一行字上帝怜悯我们；那样就把检查员给蒙蔽了，而那个人以为这是那位警察在另一个检查员的命令下干的，因为每一个地区或辖区有两个检查员；这么一来他又有了自由进出屋子的机会，尽管屋子被传染上了，可只要喜欢他仍然出门哩；直到最后他的计谋被人发现，然后他便带上那部分健康的仆人和家眷，拔腿逃走；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被关闭起来。
通过将房屋关闭起来而阻止传染病蔓延，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这些事情如果不是让它变得不可能，也会让它变得非常困难，除非人们会认为将他们的房屋关闭起来无可抱怨，而且是那样心甘情愿地让它给关闭起来，正如他们一旦知道他们自己被传染上了，就会及时将其病情向行政长官如实报告：但是由于这种事情不能指望他们去做，而那些检查员，如上所述，不一定非得要进入屋子去查访，因此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所有好处就会被勾销，而极少有屋子会被及时关闭，除了没法隐瞒病情的穷人的那些屋子，还有被这件事弄得恐惧、慌乱，因而被人发现的那些人的屋子。
我用很少一点钱找到另一个人接受我的差事，我一得到这个人的同意，就让我自己从我正在做的这个危险职位上脱了身；那样我非但没有做到规定的两个月，而且在这个岗位上还没有超过三周；考虑到这是在八月份，当时瘟病在城里我们这一边开始迅猛猖獗起来，这也算是很长一段时间了。
在履行这个职位期间，我在我的邻居中间说到把人们关进屋里这种事情，忍不住要说出我的意见；我们从中极为清楚地看到，那些严酷的手段尽管本身令人痛心却被加以运用，可还是有着这样一层反对它们的理由，也就是说，除了染上瘟病的人日复一日在街上走来走去之外，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它们并没有达到目的；而我们联合一致的观点是，万一有个别房屋被传染上了，让健康人从病人中间迁移出来，这个措施从很多方面讲是要合理得多，不让任何人和那些病人在一起，除了诸如此类的人之外，他们按照要求应该在这样的时候留下来，并且宣布说自己乐意跟他们一起被关闭起来。
我们用来把健康人从病人中间迁移出来的那个计划，仅用于那种被传染上了而且将病人禁闭而非监禁起来的屋子；那些动弹不得的人，在他们精神正常的时候，在他们具有判断力的时候，不会发出抱怨：事实上，当他们变得谵妄和躁狂时，才会因为那种冷酷的禁闭而哭诉；但是说到这些健康人的迁移，我们认为是高度合理和公正的，为了他们自身的缘故，他们应该从病人当中被迁移出来，而且，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他们应该被私下隔离一段时间，以便确认他们是健康的，不会给他人造成传染；而我们认为这样做二十天或三十天就够了。
那么毫无疑问，如果有意将房屋提供给那些健康人，用来实行这种半隔离，他们在这样一种拘禁之中，比起跟传染病人关在一起，关在他们所居住的那些房子里，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理由认为自己是受到伤害了。
不过，此处可以让人看到，葬礼变得那么多之后，人们因此就没法敲钟、悲悼或哭泣，或是为对方穿上丧服了，正如他们从前所做的那样；就连为那些死者做的棺材也都不做了；那样过了一阵之后，传染病的增长显得那么凶猛，因此简单说来，他们是什么屋子都不关闭了；所有那种类型的补救措施看来明显都已经用上了，直到发现它们无济于事为止，而瘟疫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凶暴之势蔓延开来，因此，就像来年那场大火，蔓延开来并且是烧得那样猛烈，因此市民们在绝望之中，放弃了扑救的努力，在这场瘟疫中也是那样，它最终变得那样猖獗，结果人们静静地坐着，你看我，我看你，完全像是自暴自弃了；整条整条的街道显得荒凉枯寂，非但要被关闭起来，而且要将其居民清空；那些门开着，空屋里的窗子被风撞碎，因为没有人将它们关上：总之，人们开始被他们的恐惧降服，而且开始认为一切管理条例和措施都是白费力气，除了普天之下的荒芜枯寂之外，什么都指望不上；而事情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普遍绝望的顶点，才让上帝满意地停住手，正如它开始之初以那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甚至减缓传染病的凶猛势头，将它单单显示为他自己那只手，即便是上天那只手并非不通过中介起作用的，正如我在适当的地方会加以理会的那样。
可我还是得要谈到这场瘟疫，当其顶点之时，狂暴肆虐之处一片荒芜枯寂，人们处在最可怕的慌乱之中，甚至，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到了绝望的地步。在这瘟病的极端状况中，人们负有的那种过度激情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而这个方面，我认为，和其余的一样打动人心；有什么能打动一个思考力健全的人；有什么比看见这样一个场景能让灵魂产生更深的触动，看见一个几乎赤身裸体的人，从自家屋子里跑出来，或者说不定是从他的床上跑到了街上，从怀特夏普尔那条屠户街的一个人烟稠密的会合处，或者说是胡同、短巷和通道的汇集处，从哈鲁胡同里跑了出来？我是说，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打动的，看到这个可怜的人跑出来，跑到了大街上，一边跑一边跳舞唱歌，还做出千百个滑稽动作，身后有五到六个女人和孩子追赶，哭着，喊着让他务必回家去，恳求别人帮忙把他带回去，但是全都白费力气，没有人敢把手放在他身上，或者说敢去靠近他。
从我自己的窗户里全然看见这一幕，这是一件最让我痛心疾首的事情；因为自始至终，这个备受折磨的可怜人，照我看来，当时甚至是处在无以复加的剧烈疼痛之中，他的身上，正如他们所说，有两个肿块，而它们无法溃烂或化脓；但是通过给它们敷上强烈的腐蚀剂，那些外科医生，看来是有希望让它们溃烂，而这种腐蚀剂当时就敷在他身上，就像是用炽热的烙铁烧灼着他的肉体：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结局如何，但我想他是不停地那样四处游荡，直到他倒下然后死去为止。
难怪城市本身的面目叫人害怕，人们在街道上的那种寻常会集，城里我们这边过去常常提供的那种会集减少了；交流事实上并没有隔绝，只是没有更加频繁罢了；那些大火是消失了；它们在几天之内被一场相当迅猛的骤雨几乎给浇灭：但是事情还没有完，有些内科医生坚持认为它们不仅没有好处，而且还对人们的健康有害：他们吵吵闹闹地大声发布这个观点，还拿它去跟市长大人申诉：另一个方面，这同一个行会中的其他人，而且也都是杰出人士，反对他们的观点，说明大火对于减缓瘟病的暴虐为何有用而且为何必定有用的理由。我无法把双方的论点完整记录下来，只有这一点我还记得，他们彼此之间相当吹毛求疵；有些人赞成用火，但必须是用木材而非煤块生出来的火，而且还必须是用特殊种类的木材，特别是用冷杉或者雪松之类，因为有呛人的松脂气味；其他人赞成用煤块而非木材，因为有硫磺和沥青；而另外的人既不赞成这个也不赞成那个。着眼于大局，市长大人便下令不可以再用火，尤其是为了这个缘故，也就是说，瘟疫是那样凶猛让他们看到所有的办法都不管用，而针对任何用来遏止和减轻它的那种措施，它更像是在增长而不像是在降低；可是行政长官的这种惊骇诧异，更多是缘于他们无力采用任何成功的手段，而不是缘于他们不愿让自己招致危险，或是承担工作上的操心和重负；因为，要给他们说句公道话，他们是既不惜劳苦也不惜人手的；但是一切都毫无结果，传染病猖獗肆虐，而人们眼下是恐惧害怕到了极点，因此，正如我会说的那样，他们投降了，而且正如我上面说到的那样，他们自暴自弃到了绝望的地步。
不过让我在这里说一下，当我说人们自暴自弃到了绝望的地步，我并不是指人们所谓的那种宗教绝望，或者说是对他们永恒审判的那种绝望，而是指对于他们逃脱传染病，或是比瘟疫活得更长久的那种能力的绝望，而他们看到瘟疫在其大举进攻之时是那样猖獗，那样不可阻挡，因此其实是极少有人在它八月和九月左右的高峰中被传染上而得以逃脱：而且，它非常特别，跟它在六月、七月，还有八月初的那种平常的运作相反，当时，正如我所看到的那样，许多人被传染上了，接着活了那么多天，是在让他们的血液毒害了很久之后，然后才丧命的；可眼下却正好相反，绝大多数人在八月的最后两周，还有在九月的最初三周里得病，一般最长是两到三天就死了，而不少人恰恰是在得病的同一天里死的；是不是三伏天的缘故，还是由于像我们的星相学家妄图声称的那样，是天狼星的影响带来那种不吉利的后果；还是由于所有那些人此前体内所携带的传染病种子，到了那个时候一起发育成熟了的缘故，这我不知道；不过正是在这个时候有报道说，有3000多人在一夜之间死去；而他们是要让我们相信，他们对这件事情观察得更为精密，妄图声称，那些人全都死在两小时的区间之内，（亦即）死在了凌晨一点至三点之间。
说到人们那种死去的突然性在这个时候多于从前，这一点有着不计其数的例子，而我可以从我的近邻当中说出若干例；栅栏外面有一户人家，住得离我那儿不远，家里有十口人，星期一看上去全都好好的，那个傍晚，一个女仆和一个徒弟得了病，次日凌晨就死了，这个时候另一个徒弟和两个小孩被传染上了，其中一个是死在了同一天傍晚，而另外两个是在星期三死去：总之，到了星期六中午时分，主人，主妇，四个孩子和四个仆从全都一命呜呼，而那座屋子整个都空了，除了一位年老的女人，她是来替这个户主的兄弟看管货物的，她住得不远，而且一直没有得病。
许多房屋因而就被遗落在了荒凉之中，人都死掉被送走了，特别是在栅栏外的同一边，更远的一条胡同里，从摩西和亚伦招牌那儿走进去：那儿有好几座房屋在一起，而在那些屋子里面（他们说）没有一个人活着留下来，而那些屋子当中有好几户，有些人死在了最后，他们在被人弄走埋葬之前，留下的时间稍微太长了些；其原因并不像有些人很不真实地写的那样，活人不够人手埋葬死人；而是院落或胡同里的死亡率那么高，弄得没有人留下来通知下葬人或教堂下级执事，说那儿还有死尸要埋葬。据说，有多少真实性我不知道，那些尸体当中有些是那样的腐败不堪，那样的糜烂，结果是好不容易才将它们搬动；由于那些运尸车再怎么弄也只能是靠近大街的胡同口，要把它们一路弄出来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但是我说不准有多少尸体因此而被留了下来，我相信一般情况下事情倒不至于那样。
正如我说过人们是如何陷入对生活的绝望和自暴自弃的境地，因此在三到四个星期里，这件事情本身在我们中间产生了某种奇怪的影响，也就是说，它让他们变得大胆和鲁莽起来，他们不再是彼此规避或足不出户了，而是任何地方都去，每个地方都去，并且开始了社交；有人会对另一个人说，我不问你过得怎么样，也不说我怎么样，反正我们都是要走的，因此谁病了或谁没病，这个无关紧要，于是，他们便不顾一切地闯入任何地方或任何交际圈里。
正如这件事情把人们带入公共交往，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它如何让他们拥挤着进入教堂，他们再也不问坐在自己旁边的人是谁，或者根本不管扑鼻而来的难闻气味是什么，或者并不在乎那些人看来是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而是把他们自己全都看做是那么多死去的尸身，他们来到教堂，丝毫没有戒备，而且挤在一起，较之于他们在那儿的所作所为，仿佛他们的生命是无足轻重：事实上，他们的到来所显示的热情，还有他们的专心听讲所显示的认真和动情都清楚地表明，假如人们觉得自己进教堂的每一天是他们的最后一天，那他们全都会把祭拜上帝看得何其郑重啊。
它也不乏其他方面的奇怪影响，因为当他们来到教堂时，对于宣讲坛上站的是什么人，他们的各种偏见和顾虑都被消除了。无可怀疑的是，在那样共通又那样可怕的一场灾害中，其中就有不少教区教堂的牧师断送了性命；而其他那些牧师没有足够的勇气抵挡灾害，只是在他们找到了逃生的办法时迁入乡下，由于当时有些教区教堂是相当的空落萧索，人们便毫不计较，很想让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在教堂布道，这些人在几年前因为那部名曰《统一宣誓法案》的法令而被剥夺了牧师俸禄，而教堂牧师在那种情况下对于接受他们的协助也没有表示什么异议，因此那些他们称之为哑巴牧师的人，其中有许多在这个时节将他们的嘴巴张了开来，公开向人们布道了。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而我希望对此加以理会并没有不适当，那就是近在眼前的死亡会让严于律己的人彼此很快调和起来，而主要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环境的舒适，我们把这些事情束之高阁的缘故，我们的那些仇隙才得以酿成，恶感才得以持续，种种偏见，对博爱和基督教团结的背离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那样盛行，迄今为止仍在我们中间流布：另一个瘟疫年会将这些分歧全都调和起来，与死亡密切交谈，或是与那些有死亡威胁的疾病密切交谈，会滤去我们性情中的毒汁，消除我们中间的种种怨怼，并让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世界，不同于从前我们对待事物的那些看法；如同那些已经习惯于和教会站在一起的人，这个时候排解了争端，允许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对他们布道：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也是那样，他们抱有某种不寻常的偏见，已经与英格兰教会团体断绝了关系，眼下心甘情愿到他们的教区教堂里来，遵从那种他们此前并不赞成的礼拜仪式；但是随着传染病的恐怖消退下来，那些事情又全都回到了它们不太值得向往的渠道之中，回到它们从前所在的轨道上去了。
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到这一点，我可无心去加入那种争论，试图把这一方或那一方，或是把双方都推到彼此更加慈悲为怀的顺从之中；我并没有看到这样一番说教可能会是适宜或成功的；仇隙似乎在加大，倾向于继续加大，而不是弥合，而我算什么人，会想到自己有能力去影响这一方或那一方？但这一点我还会再讲一遍，显而易见的是，死亡会将我们所有人都调和起来，另一面的坟墓会让我们所有人再次亲如兄弟。在天堂里，我希望，不管我们是否来自各种党派和信仰，我们将找不到偏见或顾虑；那儿我们会成为一种原则和一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手拉手高高兴兴到那个地方去，在那儿我们会心手相连，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并且怀着最为圆满的和谐与柔情；我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能那样做，对此我什么都说不上来，而除了让它留作悲叹，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我能够对这个可怕时期的灾难进行长久思量，继续描述每一天出现在我们中间的景象，病人的精神错乱所导致的他们那些可怕而出格的举动；街上眼下如何开始出现更多的吓人的景象，而那些家庭甚至成为他们自身的一种惊吓：但是在我跟你讲了之后，正如我在上面告诉你的那样，有个人被绑在他的床上，找不到别的办法脱身，他就用蜡烛把床给点燃了，而不幸的是，那支蜡烛就搁在他够得着的地方，然后在床上把他自己给烧死了。而另一个人，如何忍受不了他身上的那种折磨，在街上赤身裸体地跳舞和唱歌，并不知道一种兴奋忘形和另一种兴奋忘形的区别，我是说，在我讲了那些事情之后，还能够再增添些什么呢？要向读者更为生动地描述那些时刻的悲惨，或是让他更圆满地理解那种复杂纠结的苦难，还能够怎么说呢？
我得承认这个时期是恐怖的，我有时候是什么决心都下不了，我没有了最初有过的那种勇气。当这种穷途末路的状况把别人带到户外时，它驱使我回到家里，除了到布莱克沃尔和格林尼治做了航行，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是一趟短途旅行，我后来大半时间都是足不出户，像我以前那样大概有两星期都不出门；我已经说过，有好几次我都后悔冒险留在城里，没有跟我的兄长和他全家一起走掉，可眼下悔之晚矣；而在我退到室内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在我耐不住性子来到户外之前，那时他们任命我，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去做那种丑陋而危险的工作，而它又把我带到了外面；但是在期满退职之时，瘟病的尖峰正在持续，我又退隐了，继续把门关了十到十二天以上。期间有许多惨淡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是透过我自家的窗户看到，在我自己的那条街上，正如特别是从哈鲁胡同里出来的那个荒谬绝伦的可怜虫，一边痛不欲生，一边跳舞唱歌，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事情：几乎只才过了一天或一夜时间，就有这样或那样的惨事在哈鲁胡同的那一头发生，而那个地方住满了穷人，他们绝大多数人是属于那些屠户家的，或者说，做的是依靠屠宰业为生的工作。
有时候人们成群结队会突然从那条胡同里蜂拥而出，他们绝大多数是妇女，发出吓人的吵吵嚷嚷，是尖叫、哭泣和彼此呼喊的混杂或组合，让人简直难以想象这是怎么弄出来的；几乎整个夜里寂静无声的时分，那辆运尸车都停在那条胡同的末端，因为如果它驶进去的话，就没法再好好地掉过头来，只能够进去那么一点点路。在那儿，我是说，它伫立着接收死尸，而由于离教堂墓地只有一点点路，如果它满载而去，很快就会再回来：那些可怜的人一边把他们的孩子和亲友的尸体弄出来放到运尸车上，一边发出那种语言难以形容的最为恐怖的哭喊和喧闹，而尸体的数目让人会以为，那儿一个都没有被落下，或者说住在那些地方的人足以用来组成一个小城市：有好几次他们叫喊杀人了，有时候叫喊起火了；但是轻易即可得知，这全都是错乱发狂，是受苦受难和身患瘟病的人发出的怨诉。
我相信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这样，因为瘟疫大肆流行了六到七周，超过了我所说的一切；甚至到达了这样一个极点，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状况中，他们开始强行侵犯那项卓越的法规，而那项法规我已经说了那么多，代表那些行政长官，也就是说，大白天在街上或墓地里不得见到任何一具尸体，因为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状况中，对于短时间里不按照法规行事，有必要加以宽恕。
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在这里漏掉不提，而事实上我认为它非同寻常，至少，它显示了那只引人瞩目的神圣正义之手，（亦即）凡是预言家、星相家、占卜师，还有他们所谓的智多星、魔法师，等等之类；根据天宫图算命，还有根据梦境解梦的那类人物，全都消失不见，他们一个都找不到：我真的相信，他们很多人是在这场灾难的热潮中倒下了，因为冲着获取大宗家产的前景而冒险留下来；而通过人们的疯狂和愚蠢，一时间他们的进账确实是不可胜数；可是眼下他们却悄无声息了，他们很多人是到永久的家园去了，没有能够预言他们自己的命运，或是计算出他们自己的天宫图；有些人说得非常精确，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这种说法我不敢肯定；不过这一点我必须承认，灾难结束之后，我从未听说他们有人曾经露过面。
但是回头来讲我对这场劫难当中这一段可怕时期的具体观察：我现在是回到，正如我说过的那样，那个九月份，我相信，这是伦敦有史以来见到过的最可怕的月份；因为在我见到的此前伦敦出现过的那些劫难的所有记录中，没有哪一次是像它那样；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九月二十六日，不过是五周时间，每周的《统计表》上的数目总计将近40000人，《统计表》的细则如下，（亦即）
从八月二十二日到二十九日7496到九月七日8252到十二日7690到十九日8297到二十六日6460 38195
这个数字本身是高得惊人了，但是我不得不认为这个记录是不完整的，如果我补充说明这样认为的理由，说明这个记录有多少不完整，那么你就会和我一样，毫不迟疑地相信，所有那几个星期当中，平均每星期死亡一万人以上，而此前和此后的好几个星期都是这个比率：人们中间所出现的那种混乱，尤其是那个时候在城市范围内所出现的混乱，是难以言表的；那种恐怖最终变得那样厉害，以至于被派去运送尸体的那些人，开始吓破了胆；不仅如此，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虽然他们以前得了瘟病，然后恢复过来，可还是死掉了；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将那些尸体已经运到了坑边，正待将它们扔进去，这个时候他们却一头栽倒下去；而在城市里这种混乱更大一些，因为他们自以为有望逃脱：并且认为死亡的酷烈已经过去：有一辆运尸车，他们告诉我们说，去往肖迪契，让那些车夫给遗弃了，或者说是留给了一个人赶车，他在街上死去，而那些马儿继续前行，把车子翻倒，然后把那些尸体丢下，有些是在这儿扔出来，有些是在那儿扔出来，以那种惨淡的模样；另一辆车据说是在芬斯伯利田野的那个大坑里让人找到的，车夫死了，或是弃车逃走了，而那些马儿跑得离那个坑太近了点，结果车子掉进了坑里，把那些马儿也拽了进去：有人暗示说车夫是和车子一起掉进去的，而那辆车子压在了他身上，理由是有人见到他的鞭子夹在坑里那些尸体中间；但这个，我想，是无法确定的。
在我们埃尔德盖特教区，运尸车有好几次，正如我听说的那样，让人发现停在教堂墓地门口，载满死尸，但是既没有更夫也没有车夫，也没有任何其他人跟它在一起；在这些情形中，或是在其他许多情形中，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车上有多少尸体，因为有时候死尸是从阳台上和窗户里用绳子给放落下来的；而有时候是搬运工把尸体弄到车上，有时候是其他人把尸体弄到车上；他们也并没有，正如这些人自己说的那样，让他们自己费心将那些数目给记录下来。
行政长官的那种小心警戒眼下是受到了最大的考验，而必须承认的是，在此节骨眼上也绝不会充分得到认可的是，不管他们遭到的损失是什么，麻烦是什么，有两件事情在城市里根本没有被忽略，在郊区也同样没有被忽略。
1．到手的食品总是十分充足，而且价格上涨也不多，几乎不值一提。
2．没有死者躺着未被掩埋或未被覆盖；如有人从城市一头步行至另一头，日间则是看不到有任何葬礼或葬礼的迹象，除了有少数几起，正如我在上面说过的那样，出现在九月的头三周里。
后面这一项说不定会让人几乎难以相信，当时有些记录别人已经发表，在这之后会让人看到，而他们在那里面说，死者躺着未被掩埋，而我相信这是一派胡言；至少，如果有什么地方是那样，这也肯定就是在那些房屋里面，那儿的活人从死者身边离开，已经找到办法，正如我讲到过的那样，得以逃脱，而且那儿没有人去向公务员报告：而在目前的情形中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这一点我是断然相信的，由于在我居住的教区那一带本人被雇用过一小段时间，而那个地方跟任何地方一样，它所造成的荒凉枯寂的程度之大是跟居民的数量成正比。我是说，我确信没有任何死者的尸体留下来未被掩埋；也就是说，那些正式的公务员知道的一个都没有；找不到人将他们运走，找不到下葬人将他们埋入土中然后将他们覆盖的一个都没有；这个方面的论据是充足的；因为像在摩西和亚伦胡同里那样会躺在房屋和陋室里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因为基本上可以肯定，他们一经发现就被掩埋了。至于说第一项，也就是说，关于食品，那种稀缺或昂贵，尽管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了，而且会再一次说到的；可我还是必须在这里讲一下，
1．单是面包价格上涨并不太多；因为在这一年的开初那个时候，（亦即）在三月的第一周，一便士的小麦面包是十盎司半；而在传染病的高峰时刻，就要卖到九盎司半，不会再贵一点了，整个那个季节里都是那样：而大约在十二月初那个时候，它又卖到十盎司半；类似这种情况，我相信，在以前遭受那样可怕劫难的任何城市里，都根本没有听说过。
2．也不缺（对此我是相当惊奇）向人开张供应面包的任何面包师或烘炉；不过，这种说法事实上是某些家庭所断言，亦即，他们的女仆拿着面粉去面包店让人烘烤，这是当时的习俗，有时候带着那种疾病回到家里，也就是说，她们身上带着瘟疫。
在整个这场可怕的劫难之中，只有，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两家传染病隔离所派上了用场，亦即，在奥尔德街外头田野上的一家，还有在威斯敏斯特的一家；在把人们送去那些地方的过程中也并没有使用任何强制手段：这种情况下其实没有任何必要使用强制手段，因为有成千上万灾难深重的穷人，除了慈善之外他们得不到任何帮助，得不到任何便利设备或供应，会非常乐意让人送去那种地方，受到照顾，而在城市的整个公共管理中，我认为，事实上这是唯一欠缺的事情；因为这儿没有人被允许带去传染病隔离所，除了那种有人给钱或是担保给钱的地方，不是用于介绍入院，便是用于治愈和出院；因为有很多人又安然无恙地被送了出来，而非常优秀的内科医生被派去那些地方，因此许多人在那儿过得很好，而这一点我会再讲到的。送到那儿去的人的主要种类，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仆人，而这些人是在给他们主人家当差去购买必需品时得了瘟病；而在那种情况下，要是他们回到家里生病了，就会被人送走，以保护家中其余成员；而在这场劫难的所有时间里，他们在那儿受到了那么好的照顾，结果在伦敦的传染病隔离所里总共只埋葬了156人，而在威斯敏斯特那一家只埋葬了159人。
说是要有更多的传染病隔离所，我的意思绝不是说要迫使所有人都到那种地方去。如果将房屋关闭起来这件事情忘记做了，而病人都急急忙忙离开住处去往传染病隔离所，正如在那个时候还有从那之后，有些人看来会提议的那样，那么事情肯定会比实际情况糟糕得多；恰恰是搬迁病人这件事，会让传染病蔓延开来，由于搬迁无法有效清理屋子，那儿病人患的是瘟病，而家中其余成员当时随意留下来，肯定会在其他人中间将它蔓延开来，事情就会变得愈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