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没有任何公共仓库或栈房，用来储藏谷物或肉类，以供穷人维持生计；这个，要是他们都提供了准备的话，就像国外在此类情形中所做的那样，那么许多现在已沦为赤贫的悲惨家庭，他们就会得到救助了，而且是会以一种比现在更好的方式得到救助的。
对于城市的货币储蓄，我能说的只有一点点，伦敦议会据说是富得要命；也许可以这么断定，他们那样富，是由于从那里开出的巨额款项，伦敦大火之后公共大厦的重建以及新工程的建设，诸如此类，第一个方面是市政厅、布莱克威尔厅、部分莱登厅、交易所的一半、高等民事法庭、计算所；路德盖特、纽盖特等地的监狱；沿河好几座码头、台阶和登陆处；所有这些不是被伦敦的那场大火烧毁便是被它破坏，在瘟疫后的次年；而第二种是纪念碑、舰队街河渠及其桥梁、伯利恒或贝德莱姆的医院，等等。但是，与随后几年中美化城市及重新教化建筑业的管理者相比，城市信贷的管理者，那个时候，对于插手那笔孤儿款项可能更为良心发现了要向那些受苦受难的市民显示慈善，虽说在前一种情形中，那些蒙受损失的人会觉得他们的钱财得到了更好的安置，而城市的公信力较少遭受丑闻和谴责。
必须承认，那些不在场的市民，他们尽管是为了安全逃到了乡下，可是对被他们撇下的那些人的福利却颇感兴趣，没有忘记为救助穷人而慷慨解囊，在英格兰最遥远地区那些贸易城市里也筹得了大笔款项；而正如我还听说的那样，那些达官贵人和上流人士，在英格兰的各个地区，为这个城市悲惨的状况牵肠挂肚，将大宗善款送到市长大人和行政长官手中，用来救助穷人；国王也是，正如我得知的那样，下令每周拨款一千镑，分成四份配给；四分之一是给这个城市及威斯敏斯特的管辖地；四分之一份给索斯沃克滨河居民；四分之一给城市以内的地区和管辖地，城墙以内的城市不算；还有四分之一份给米德尔塞克斯郡内的郊区，还有城市的东部和北部地区：不过这后一种情况我只是当作传言来说的。
毫无疑问，绝大部分的穷人或家庭，他们此前靠苦工或零售业为生，现在靠人施舍为生；而要是没有仁慈、好心肠的基督徒交给的巨额款项，用来支援这些人，这个城市就绝不可能生存下去。账本毫无疑问是有的，登记他们的善款以及行政长官对这些钱款的合理分配：可是由于当事的官员死了那么多，钱款是从他们手上分配的；还由于，正如我已经听说的那样，记录那些事情的绝大多数账本，恰恰是在次年发生的那场大火中遗失了，而那场大火甚至还烧毁了内廷大臣的办公室，还有他们许多文件；因此我根本没法得到具体账目，而这些账目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的。
不管怎么说，万一有类似的一场劫难到来，而上帝让这个城市避开它的话，那么这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指导；我是说，这也许是有助于让人看到，在市长大人和市参议员的关照下，那个时候每周分发巨额款项，用来救助穷人，为数众多的人，这些人本来会遭受灭顶之灾，却得到了救助，得以保全其性命。这里让我简短描述一下那个时候穷人的状况，从这种状况得到何种领会，日后可以从何处得到判断，可以有什么样的预期，假如有类似的苦难要降临这个城市。
在这场瘟疫开始的时候，当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认为这整座城市将要受到侵袭，那个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在乡下拥有朋友和地产的人，都与家人一起隐退了，而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会觉得就连城市本身也在从城门里面跑出来呢，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落在后面。你可以蛮有把握，从那个时刻起，百行百业，除了与维持生命直接相关的那些行业，可以说，都完全停顿了。
这是那样活生生的一个事例，将人们的真实境况都大半包含在内了；因此我觉得，我不能把它讲得过于琐细；所以，我就来讲一讲几种类别或种类的人，他们陷入此时此刻迫在眉睫的灾害之中：例如，
1．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师傅；尤其是像那些属于装饰业，还有男女衣饰及室内家具之类不太有必要的那部分行当；诸如缎带织工和其他织工；金银线花边工匠，还有金银器皿刻工，女裁缝，女帽商，鞋匠，帽匠和织手套工人；还有室内装饰商，小木匠，家具师，做镜子的工匠；还有数不清的行当，他们依靠诸如此类的行当为生；我是说这些行业的工匠师傅，都停止了做活，将他们那些学徒期满的职工，还有工人，还有所有依靠他们谋生的人都解雇了。
2．由于商贸完全停顿，因为极少有船舶敢冒险来到这条河里，而且根本没有一条船出去；因此所有负责关税的特派公务员，同样还有船工，运货马车夫，搬运工人，还有所有的穷人，他们是依靠这些商人做工的，都立刻被解雇，而且都没活可干了。
3．通常从事造房子或修补房子的工匠，全都停工，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想造房子，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房子一下子都没有了自己的居民了；因此单这一项就让那个种类的所有普通工人都变得没活可干；诸如砖工、泥瓦工、木匠、小木匠、石膏师、油漆匠、玻璃装配工、铁匠、铅管工人，还有所有靠这些工种干活的人。
4．由于航运停止；我们的船舶既不像从前那样进来，也不像从前那样出去了；因此船员都统统失业，他们许多人都处在灾难无以复加的困苦之中，而与船员在一起的，是属于并且依赖于造船业以及航海用品装备的所有各类工匠和工人；诸如船上的木匠，链铆缝工，制绳工，干品用桶类桶匠，缝帆匠，锚链铁匠，以及其他铁匠；滑轮制造匠，雕刻工，枪炮工，船具商，船上雕刻工，等等之类；这些行业的师傅多半可以依靠其资产为生；但是商船一般都停开了，结果是所有工人都被解雇：除此之外，河上空空的不见船只，所有或绝大部分的船工、驳船夫、造船工和驳船制造工也就都像这样闲着无事，被撂在了一边。
5．所有家庭都尽可能撙节度日，那些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都一样；因此有多得不计其数的门房、侍者、店员、日工、商务记账员，还有诸如此类的人，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女仆，都被逐出门去，无亲无靠，无人雇用，也没有住处；而这确实是一桩惨淡的事情。
这个部分我还可以讲得再详细些：但大体上说一说或许也就够了；百行百业都停工了，雇用停止了；劳作断绝，因而穷人的面包也断绝了；起初，穷人的哭喊声确实是让人听了最为痛心；虽说通过慈善金的分发，他们那种悲惨的状况大为减轻：许多人事实上逃到了乡下；但是他们当中成千上万的人留在了伦敦；直到自暴自弃的绝望来把他们撵走了事；他们在路上被死亡击倒，而他们充当的不过是死亡信使的角色，事实上，另外那些携带着传染病的人和他们一路同行；非常不幸地将它蔓延至王国最遥远的地区。
这些人当中不少人都是我在前面讲到过的那种悲惨绝望之人，他们被随之而来的毁灭所剪除；可以说这些人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传染病本身，而是由于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由于饥饿和穷困，是由于一无所有的缘故；因为没有住宿，没有钞票，没有朋友，没有办法搞到面包，或是没有人给他们面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具有我们称之为合法居住权的那种东西，因此他们也就说不清楚是属于哪一个教区，而他们得到的所有援助，是通过向行政长官申请获得救济，而那种救济，（替行政长官说句公道话）是小心翼翼并且是兴致勃勃地得到管理的，正如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有必要的那样；那些留下来的人从未感觉到这种匮乏和困苦，而以上述那种方式走掉的人，他们是感觉到了。
让熟知那种情况的人都想一想，这座城市里为数众多的人，通过劳作挣得每日的面包，不管是工匠还是工人；我是说，让大家都想一想，城市里必定会产生何种悲惨的状况，假如突然之间他们全都遭到解雇，劳作停止，不再有干活挣得的薪金。
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情形，而且那笔款项，在慈善活动中由各种各样的好心人捐助，国内国外都有，数额大得惊人，它还没有处在市长大人和治安官的掌握之中，用来维护公众的和平；而他们实际上也不是没有那种忧虑，自暴自弃的心态会把人们推向骚乱，导致他们去掠夺富人家的房子，洗劫食品市场；而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乡下人，他们非常爽快和大胆地把食品带到城里来，这时会吓得再也不敢来了，而城市就会陷入无可避免的饥馑之中。
但是我们的市长大人，还有市内的全体参议员，还有外围地区的全体治安推事，他们是那样的智虑明达，而且他们从各地得到的金钱支持是那样的完善，因此穷人都被维持得安安静静，而且他们各处的匮乏得到了救助，尽可能得到了解决。
除此之外，还有两种情况帮助防止暴民做坏事：其一，富人自己确实没有在屋子里储存食品，正如事实上他们应该做的那样，而要是他们有足够的明智那么去做，把他们自己全都锁闭在屋里，正如极少几个人所做的那样，他们说不定就更好地逃脱那场疾病了：但由于他们看来是没有那么做，因此暴民没有想过要去那儿寻找食品储存，要是他们破门而入，正如有时候他们显然是快要破门而入，而要是他们这么做的话，他们就把整个城市的毁灭都做完了，因为没有用来抗击他们的常规部队，也无法将民兵队集合起来保卫城市，找不到任何人来当兵打仗。
但是市长大人，还有那些可以调集起来的行政长官，因为有些人，甚至有些市参议员都死了，有些是缺席了，他们的警戒措施防止了这种情况发生；他们用他们想得到的最为仁慈和温和的办法做到这一点，尤其是通过金钱救助那些最为绝望的人，还有让其他那些人去做事，尤其是那种工作，看守那些受到传染而被关闭起来的房子；由于这些房子的数目极为庞大，因为据说，曾经有一万座房屋被关闭了起来，而每座房屋都有两个看守人把守，亦即，一个值夜班，另一个值白班；这就让数目极为庞大的穷人一时间有了被雇用的机会。
那些妇女，还有仆人，从她们所在的地方被赶了出来，同样被雇用为护理员在各处照看病人；而这就把她们极为庞大的一个数目给减去了。
而尽管就其本身而言是一桩忧伤凄凉的事情，却也同样是一种解脱，换句话说，从八月中旬到十月中旬猖獗肆虐的瘟疫，当时正是将这些人的性命给夺走了，有三到四万，而要是他们留下来的话，肯定是一个难以承受的负担，由于他们的贫穷，也就是说，由于整座城市没法支持他们的开销，或是没法给他们提供食物；而他们到时候甚至会迫于无奈，不是去洗劫这个城市，就是去洗劫邻近乡村，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而这就会让这整个国家，还有这个城市，彻头彻尾陷入最为恐怖和混乱的境地。
接下来不难看到，人们的这场灾难使他们变得非常微不足道；因为眼下，大约总共是有九个星期，平均每天将近死掉1000人，即便是根据《每周统计表》的记录，而我有理由担保它从未有过完整的记录，也有将近数万呢；情形是那样混乱，而那些运尸车运送死者的时候，都是在夜里工作的，有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记录，可是他们照常工作；教会书记还有教堂下级执事接连数周都没有到场，并不知道他们运送的数目有多少。以下的《死亡统计表》证实了这个报道。
因此两个月内人口剧降。我这样说是因为，在这场使68590人死于非命的瘟疫中，有50000人是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去世的。上述数据显示缺少295人。而我说有50000是因为上述日期显示并不满整两个月。
眼下，我是说，那些教区公务员没有呈报完整的记录，或者说是不能靠他们的记录而定，这个时候让大家只是考虑一下，在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时候人们怎能够做得到精确，而这个时候他们许多人自己都生了病呢，说不定恰恰是死在他们的记录就要上报的时候，我指的是那些教区书记员；加上那些胥吏；因为尽管这些可怜的人是孤注一掷地冒险，可他们却根本逃脱不了这场共同的灾难，尤其是，如果情况属实的话，在斯台普涅教区，就在这一年之内，由于运送死者尸体而死了116个教堂下级执事、掘墓人，还有他们的助手，也就是说有搬运工、更夫，还有运尸车的车夫。
事实上，这个工作的性质也不允许他们有空闲，去逐一清点死者的尸体，那些尸体都是在黑暗中挤成一堆被抛进坑里的，而那种坑穴，或沟壕，没有人可以靠近，除非是冒着极大的危险。我经常注意到，在埃尔德盖特，还有克里普尔盖特、怀特夏普尔和斯台普涅那些教区，《统计表》上一周内有500、600、700和800人，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那些人的看法的话，那些人住在城里，自始至终，跟我一样，那么那些教区有时候是一周死掉2000人；而我在一个人的手里见到过这个数字，此人尽可能对那个地区做出严格检查，说那一年里，那个地区死于瘟疫的人数其实是有100000，而在《统计表》上，瘟疫这一项，只有68590个。
要是能允许我讲出自己的看法，讲我的亲眼所见，还有从其他目击者那儿听到的情况，那么我确实对这个数字坚信不疑，亦即，单是瘟疫至少死了100000个，此外还有死于其他疾病的人，此外还有那些人，死在田野里，公路上，以及秘密场所，处在联络的范围之外，正如大家所认为的那样；而那些人并没有被记录在《死亡统计表》里，虽说他们确实是属于居民这一团体。我们大家全都知道，为数众多的绝望可怜的家伙，他们有瘟病在身，因其悲惨的遭遇而变傻了，或是因此而得了忧郁症，就像很多人那样，漫步走进田野和树林，还有荒无人烟的秘密场所，几乎什么地方都有，爬进一处灌木丛，或是篱笆，然后死去。
邻近村子里的居民怀着恻隐之心，会给他们带去食物，隔开一点距离把食物放下，而他们或许会过来拿，要是他们能过来拿的话，而有时候他们不能；下一次他们过去，他们会发现那些可怜的家伙躺在那儿死了，而食物原封不动。这些悲惨之人的数目有不少，而我知道那么多人就是这样死亡的，而且那么清楚地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相信我可以走到那种地方，还可以把他们的尸骨给挖出来呢；因为那些乡下人会和他们隔开一点距离去挖个洞，接下来拿了长长的杆子，杆子顶端有钩子，把那些尸体拖到洞里去，接下来便扔上泥土，大抵掷到能够将他们盖上就行；注意风是怎么吹的，因此到海员称之为上风的那一侧，尸体的气味会从它们身上被吹走；而为数众多的人就这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根本不为人所知，或者说根本没有任何人考虑到他们，和《死亡统计表》内的记录一样是空空如也。
我所了解的这些，其实大体上，只是来自别人的讲述；因为我很少走到田野里去，除了朝贝德纳尔-格林和哈克涅走去；或是除了像后来那样：但是一旦我真的行走，我总是隔开一点距离看到许许多多贫穷的流浪者，但是他们的情况我能了解的很少；因为不管是在大街上还是在田野里，要是我们见到有什么人过来，通常的办法便是走开去；可我相信那种叙述是千真万确的。
由于我在这里讲到我在大街和田野上行走，我不能不去注意到，那个时候城市是一个多么荒凉的所在：我居住其中的那条大街，是伦敦所有街道中出了名的最宽广的一条。我指的是郊区还有管辖地；屠户居住的整个那一侧，尤其是栅栏外面的地方，与其说是一条铺石的街道，还不如说是更像一片绿油油的田野，而人们通常是与马匹和车辆一起走在道路中间：确实如此，最远端朝着怀特夏普尔教堂那个地方，没有全部铺上石块，不过即便是铺石的部分也还是长满了青草；但这看来不必觉得奇怪，既然城内的大街，诸如莱登厅街、毕晓普斯盖特街，康西尔，甚至还有那个交易所之类，都有青草从它们里面处处生长出来；街上从早到晚既看不到二轮运货马车也看不到公共马车，除了有一些乡村运货马车，把菜根和蚕豆，或是豌豆、干草和稻草，带到集市里去，而跟平时相比，那些只是寥寥无几：至于说他们几乎很少使用的公共马车，不过是用来把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所，还有别的医院里去；而有极少几辆车，把内科医生送到他们认为是适合去冒险造访的那一类地方；因为公共马车确实是危险的东西，而人们不想冒险上车去，他们不知道到头来是谁会坐在它们里面被送去；而被传染上的病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一般都是坐在它们里面被送到传染病隔离所去的，而有时候车子还在一路前行，人就在里面一命呜呼了。
确实如此，当传染病到达了正如我刚才讲到过的那样一个高峰，这个时候是极少有内科医生，愿意动身出门到病人家里去的，而全体内科医生当中很多最有名的人，也和那些外科医生一样都死掉了，因为眼下确实是一个惨淡的时期，大约总共在一个月里，任何《死亡统计表》都不用去看，我就相信平均每天死掉的有不少于1500或1700人。
这整个期间我们度过的最糟糕的日子，照我看来，就是在九月初，那个时候善良的人们确实开始觉得，上帝决心要把这个悲惨城市里的人统统了结。这是在那个时候，当时瘟疫完全进入了东部那些教区：要是我可以说说我的看法的话，那么埃尔德盖特教区两周内每周都掩埋1000人以上，尽管《统计表》上并没有说有那么多；但我周遭的情形是那样的惨淡，弄得二十户人家当中总有一户受到传染；在麦诺里斯，在杭茨迪奇，还有在埃尔德盖特教区布彻街附近那些地方，还有正对我家的那些巷子，我是说，在那些地方死神君临各个角落。怀特夏普尔教区处在相同的状况中，虽说是大大不如我所居住的那个教区；可是根据《统计表》上的说法一周埋掉将近600人；而在我看来，是接近这个数字的两倍；整户整户的人家，事实上是整条街道上的人家都被一举扫荡；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弄得那些邻居屡屡去叫更夫，到某某人家的家里去，把人给弄出来，因为他们全都死掉了。
而事实上，用运尸车搬运死者尸体这个工作，眼下是变得那样讨厌和危险透顶，以至于有人投诉说，搬运工并没有用心清理所有居民都死掉的那类房子；而是尸体有时候放了好些天都没有下葬，等到隔壁人家被臭气熏倒，终于被传染上了；而公务员的这种玩忽职守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弄得教会执事和警察都被召来监督这件事了；就连小村落里的那些推事，也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出现在他们中间，对他们进行催促和鼓动；因为有不计其数的搬运工死于瘟病，被他们不得不要靠得那样近的尸体给传染上了；而如果不是想要工作和想要面包的穷人的数量（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有那么大，那种衣食之需驱使他们去承担一切事情，并且敢冒一切风险的话，那么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可以雇用的人；而那样一来那些死者的尸体就会躺在地上，会以一种可怕的样子腐败和糜烂的。
但在这一点上那些行政长官还不足以获得褒扬，他们将掩埋死者的秩序维持得那么好，因此那些他们雇来搬运和掩埋死者的人，只要有人病倒或者死掉，正如这种情况多次发生的那样，他们就立刻在这些位置上尽快补充其他人员；而由于大量失业的穷人剩下来的缘故，如上所述，这么做并不困难：当此之际，尽管有数不清的人几乎是接连不断地死去和病倒，可他们却总是被清理掉，每天夜里都被搬走；因此说到伦敦，决不可以说那儿的活人是来不及埋葬死人的。
由于在那些可怕的时刻里荒芜之状日甚一日，因此人们的诧异行径也越来越多；在他们惊恐万状的时候，他们会做出成千桩莫名其妙的事情，和其他那些人在瘟病发作痛不欲生之时做得一样，而这个方面是非常引人怜悯的；有些人在街上一边走一边咆哮、哭喊，紧握着自己的双手；有些人会做祷告，双手举向苍天，乞求上帝大发慈悲。实际上我并不清楚，他们这么做是否没有处在发狂错乱的状态中；可就算事情是这样，它也仍在指向一种更为严肃的心灵，这个时候他们有了理性的运用，比起每天都在一些街上，尤其是在黄昏时分可以听到的那种怕人的叫喊和哭泣，甚至其实是要好得多了。我想世人都已经听说了那个名闻遐迩的狂信者所罗门·伊戈尔：他虽说是一点儿都没有被传染上，只不过是脑子出了毛病；却以一种怕人的模样走来走去，厉声预告降临这个城市的审判；有时候全身赤裸，头上还顶着一个燃烧着木炭的平底锅：他说的话或是他企图要说的话，其实我是弄不明白的。
我不想说，这位牧师到底是发狂错乱了没有：或者是否他只是满怀热情地为每天傍晚穿过怀特夏普尔街道的那些穷人才这么做的；他举起双手，不停地重复着教堂祷告书的那个段落；仁慈的上帝救救我们，救救那些您用了您最宝贵的鲜血为之赎罪的人，我是说，我没法振振有词地说起这些事情；因为每逢我透过房间窗户（因为我很少开启窗扉）往外看，只有这些惨淡的景象呈现在我眼前，那个时候我闭门不出，在疫疾肆虐最为猖獗的那个时期，其实当时，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很多人开始觉得，甚至开始要说，没有人会逃脱得了的；而实际上，我也是那么想的；因此关在屋子里，关了大概有两星期，从来不到外面跑来跑去：可是我憋不住：再说，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尽管冒着危险，也不忘公开参加上帝的礼拜仪式，即便是在最危险的那些时候；而尽管说起来是没错，有许许多多的牧师确实把教堂给关了，正如其他那些人所做的那样，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逃之夭夭；但也不是所有人都那样做的，有些人冒险主持祭礼，通过不间断的祈祷礼把人们集合起来；有时候是布道，或是劝人悔悟和改宗的简短规训，只要有人想来听他们就这么做；而那些反对国教的教徒也同样这么做，甚至恰恰就在那些教堂里，那里的教区牧师不是死了就是跑了，处在这样一个时候，也没有任何余地做出区分了。
听到那些弥留之际的可怜人发出惨痛的哀鸣，确实是一件让人哀恸的事情，他们朝牧师大声叫喊以求得安慰，要和他们一起祈祷，给他们忠告，给他们指点，朝上帝大声叫喊以求宽恕和怜悯，高声忏悔他们过往的罪孽。听到弥留之际的悔过者当时是怎样提出许多告诫，这会让最坚强的心为之流血，让别人不要将他们的悔悟拖延和耽搁到受苦受难的日子，像这样一个灾难的时期，没有时间用来悔悟；没有时间乞求上帝。但愿我能够将那些呻吟和感叹的声音原样传达出来，是我从某些弥留之际的可怜人那里听到的，当时他们处在痛不欲生和苦恼悲哀的极点；但愿我能够让人读起来如闻其声，正如我觉得现在我听到的那样，因为这声音似乎仍在我耳边萦绕回响。
这个方面只要我能够以那样一种让读者振聋发聩的感人声调讲述，我也就心满意足了，我把这些事情记录了下来，不管是有多么的简短和不完美。
托上帝的福我还仍然侥幸活着，而且精神饱满，非常健康，只是由于蛰居室内呼吸不到空气而非常不耐烦，因为我已经被关了14天左右了；而我约束不了我自己，只好到驿馆去给我兄长送一封信；接下来果不其然，我看到了街上那种意味深长的寂静；我来到了驿馆，把信拿进去，这时我看见有个人站在院子的一角，在跟窗口的另一个人说话；还有第三个人把属于办公室的门给打开了；院子中央躺着一只小小的皮夹，上面挂着两把钥匙，里面有钱，但是没有人会去动它一下：我问这只皮夹躺在那里多久了；窗口那个人说，躺了几乎有一个钟头了，但是他们没有去动它，因为他们不知道是谁的皮夹，但是丢了皮夹那个人，兴许会回来找它的。我对钱没有那种需要，而数额也并不是那么大，我也就没有任何要去动它一下的意思了，或者说不想冒着兴许是伴随着它的那种风险去拿钱；于是我似乎要走开了，这时那个把门打开的人说道，他要把它给捡起来；只是捡起来而已，只要那个失主来找它，他肯定可以拿得到的；于是他走了进来，然后提来一桶水，把它重重放在皮夹旁边；接着又走了，然后拿来一些火药，在皮夹上面撒了好多火药，然后把松散地撒在皮夹上的那些火药弄成一条线；那条线大约有两码长；做完这个之后他第三次走了进去，然后拿出一把炽热通红的火钳夹子，这个我猜想，他是有意准备好的；先是把那排火药线点燃，吱吱地烧着皮夹，烟还把空气给熏得够呛：可是那么做他觉得还不够；他接着用火钳把皮夹给夹起来，夹了那么久，等到火钳烧穿了皮夹，然后才把钱给抖落出来，倒进了水桶，于是他就把它提了进去。那笔钱，照我记得的，大概有十三个先令，还有一些光滑的四便士银币和铜元。
说不定本来是会有一些穷人，正如我上面所看到的那样，为了钱的缘故胆子大得足以去冒险；但是通过我的所见你可以轻易看到，活下来的极少数人，在灾难那样深重不堪的这个时候，对他们自己是非常小心谨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