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说，那些穷人没法储存食品，而一旦有了需要，他们就必须到集市上去购买，而其他人是差遣仆人或是他们的孩子去购买；由于这本身是一种每天都将重新开始的需要；这就把大量不健康的人带到了集市，而许许多多的人健健康康地到那边去，他们随身把死亡带回到了家里。
确实，人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任何人在集市上买一块肉，这个时候他们不会从屠夫手里把它接过来，而是自己从钩子上面把它摘下来。另一个方面，屠夫是不会碰一下钞票的，而是让人把它放进一个盛满醋的罐子里，他是为了那个目的才把罐子给放着的。顾客总是带上小钱，以凑足任何零散的金额，那样他们就可以不要拿零钱了。他们手上拿着盛有香水和香料的瓶子，而所有他们能够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事情穷人甚至都没法办到，他们是冒了所有的风险去的。
因为这个缘故，有不计其数的惨淡故事我们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候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在集市上倒下死去了；因为有许多人，他们身上带着瘟疫，对此一无所知；等到体内那种坏疽影响到要害部位了，他们便在片刻之间死去；这就使得许多人屡屡在街上那样突然死去，没有任何预兆：另外那些人说不定还有时间走到邻近的货物堆或是货摊旁边；或是走到谁家的门口、门廊里，就那么坐下来，然后死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
这些事情在大街上是那样频繁地出现，因此当瘟疫来得非常猖獗时，一方面，街上几乎没有人经过，只有几具死者的尸体会四处躺卧在地上；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到，尽管最初那段时间里，人们在赶路时会停下脚步，在这个时候把那些街坊邻居叫出来；可是，到了后来，就对它们不加理会了；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发现有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我们就只是穿行而过，不去靠近它；或者如果是在一条狭窄的胡同或通道里，那就再往回走，寻觅其他路径，去做我们要做的事情；而在那种情况下，那些尸体总是没有人理睬，等到那些公务员注意到了，才过来把它们收拾掉；或是等到夜间，那个时候跟随运尸车的那些搬运工才会把它们抬上车，然后把它们拉走：而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他们在履行这些职责时，肯定是要去搜一搜他们的口袋，有时候就把他们的衣服扒下来，要是他们穿得很好的话，正如有时候他们穿得很好的那样，然后把他们弄得到的东西都卷走。
但是回头说那些集市；那些屠户郑重其事，一旦有人在集市上死掉，他们便让那些随叫随到的公务员，把他们抬上手推车，然后把他们运到邻近教堂墓地；而这种事情是来得那样频繁，以至于街上或野地里发现的这类死亡，未能在《每周统计表》上登记进去，正如眼下所发生的那样；但是它们进入大瘟疫的总体记录当中。
可是眼下这种瘟病的狂暴是增长到了这样一个地步，跟从前那种情况相比，即便是集市也只是稀稀落落地供应一点食品，或是只有寥寥几个顾客光顾；市长大人派人将那些携带食品的乡下人，在进城的街上拦阻下来，让他们带着货物在那儿坐下，把他们带来的东西就地卖掉，然后立刻离开；而这大大鼓励了那些乡下人那样去做，因为他们是在进城的入口处，甚至在那些野地里就把他们的食品给卖掉了；尤其是怀特夏普尔外边的野地，在斯皮特尔-菲尔兹。注意，如今叫做斯皮特尔-菲尔兹的这些街道，当时其实是空旷的野地：同样还有索斯沃克的圣乔治-菲尔兹，邦西尔野地，还有叫做伍德斯-克洛斯的一块很大的野地，在伊斯林顿附近；市长大人、市参议员和行政长官，差遣他们的公务员和仆人到那边去为他们做家庭采购，他们自己则尽可能留在室内；还有其他许多人也这么做；这个措施被采用之后，那些乡下人是欢喜雀跃地到来，带了全部种类的食品，很少受到什么危害；而我猜想，这也给那种传言添加了一笔，说他们都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
至于我的那个小小家庭，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已经是如此这般地贮藏了一批面包、牛油、奶酪还有啤酒，我采纳了我的朋友和医生的忠告，把我自己还有我全家都锁闭起来，下定决心要过上几个月没有鲜肉的苦日子，而不是赌上我们的性命去买肉。
可是尽管我把我的家庭给禁闭了起来，我可没法克服那种难以满足的好奇心，让我完完全全只顾我自己；而尽管我一般都是胆战心惊地回到家里，可我还是难以约束；只不过是，我其实不像起初那样那么频繁地出门去了。
我其实还有一些小小的义务在身，到我兄长的屋子去，屋子是在科尔曼街教区，他把它留给我照看，而我起初是每天都去，但后来是每周只去一到两次了。
在这些走动当中我亲眼目睹了许多惨淡的景象，尤其是像那些人在街上倒毙，女人发出怕人的尖叫和号啕之类，而那些女人痛不欲生时会把她们卧室窗子打开，以一种惨淡而令人吃惊的样子大喊大叫；要把各式各样的姿势描绘出来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可怜人的痛苦会从这些姿势当中表达出来。
经过劳斯伯利的土地拍卖市场时，突然间，有一扇竖铰链窗子刚好在我头上猛地打开，然后有个女人发出了三声吓人的号啕，接着是以一种最难以仿效的腔调哭喊道，哦！死亡，死亡，死亡！而这让我猝然惊恐起来，连我的血液都发冷了。整条街上见不到一个人影，也没有任何其他窗户打开；因为人们眼下无论如何都没了好奇心；也没有人会互帮互助；于是我接着走进了贝尔胡同。
就在贝尔胡同里，在这通道的右手边，有一声哭喊比那个还要怕人，尽管它不是那样直接冲着窗户喊出来，而是整户人家处在吓人的恐怖之中，然后我能够听到女人和孩子们像是发了狂一样在屋子里尖叫着跑来跑去，这个时候阁楼上的一扇窗户打开了，然后有人从胡同另一侧的一扇窗户里嚷嚷着问道，出了什么事啊？对此，第一扇窗子里的人答道，哦，主啊，我家老主人把他自己给吊死啦！对方又问道，他完全死了吗？然后第一个人答道，唉，唉，完全死了；完全死了而且冰冷了！这人是一个贸易商，还是一个代理参议员，而且非常富有。我不愿提到他的名字，虽说我也是知道这个名字的，但这件事对于这户人家会是一个难关，而这户人家如今又兴旺发达起来了。
可是，这只是一户人家而已；还不足以让人相信每天发生在个别家庭中的那些可怕状况；人们处在这场瘟病的肆虐之中，或是处在他们那些肿块的折磨之中，而那些肿块确实是无法忍受的，逐渐将他们的自控能力消耗殆尽，变得谵妄发狂，并且时常让他们对自己施以毒手，从窗口纵身跳出去，将自己射杀，等等。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在她们精神错乱之中，有些人仅仅是死于作为一种激情的哀恸，有些人仅仅是死于惊惶失措，根本没有患上任何传染病；另外有些人吓傻了，而且变得愚蠢发狂，有些人则变得绝望和精神错乱；另一些人变得忧郁而疯狂。
那种肿块带来的疼痛尤为酷烈异常，而对有些人来说则是不堪忍受的；那些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怕是可以说让许多可怜的家伙备受折磨，甚至将他们折磨至死。有些人身上的肿块变硬了，他们便贴上吸吮力十足的膏药，或是膏状药，让它们破裂溃烂；而要是这些不顶用的话，他们便以一种可怕的方式将它们割开划破：在有些人身上，那些肿块变得坚硬，部分是由于瘟病的作用，而部分是由于被吸吮得太厉害，硬成了那个样子，竟无器具可以将它们割破，于是他们便用了腐蚀剂将它们烧灼，结果有些人疯疯癫癫的被折磨死了；而有些人恰恰是在手术中死掉了。在这些苦难当中，有些人由于缺少帮手将他们压制在床上，或是将他们看管住，便对他们自己下了手，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些人破门而出冲到街上，说不定是赤身裸体，而且会径直跑到河边，要是看守人，或是其他公务员没有将他们拦住的话，他们自己就会一头扎进水里，捡着个地方就往下跳。
听到这样受到折磨的那些人发出呻吟和号叫，常常是将我的灵魂刺穿，但是两相比较，这还算是整个传染病当中最有指望的一项；因为，要是这些肿块可以变成脓头，然后破裂而且流溢，或是像外科医生所称呼的那样，能够消化的话，那么病人一般也就康复了；然而那些人，像那个贵妇的女儿，从一开始就让死亡缠身，身上出现了那些标记，等到他们快要死了，而有些是等到他们倒毙的那一刻，还经常是若无其事地走来走去，像中风和癫痫的情况经常表现得那样；这类人会突然病得很厉害，然后会跑向一条长凳或是货物堆，或是随便哪个自己冒出来的方便之所，或者有可能的话，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那样，跑到他们自己的家里，然后在那儿坐下来，变得虚弱然后死去。这种死法跟死于普通坏疽病的那些人的死法非常相像，他们是在衰弱气绝之中渐渐死去，而且可以说，是在梦中离世的；这样死去的那些人，极少会注意到他们是完全染上了病，直到那种坏疽遍布他们的整个身体；而内科医生本人，也没法确切地知道他们是怎么一回事；等到他们把那些人的胸部，或是身体的其他部位敞开，才看见了那些标记。
我们在这个时期听人讲起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故事，讲那些护理员和看守人，他们照看弥留之际的人们，也就是说，那些被雇用的护理员，他们看护传染病病人，野蛮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他们窒息，或是通过别的邪恶手段，让他们的末日加快来临，也就是说，对他们进行谋杀：而那些看守人，被派去守卫那些被关闭起来的房屋，一旦屋里只留下一个人，而且说不定，是个卧病在床的人，他们便破门而入，然后把这个人杀死，然后立刻把他们扔到外面的运尸车里！因此他们几乎是尸骨未寒，便到坟墓里去了。
我知道的，无非是有人犯下了这样一些谋杀，而我认为有两个人为此被送进了监狱，可他们在可以受到审讯之前却死掉了；而我有好几次听说，另外三个人，因为那个类型的谋杀而被赦免了；但是我得说，我根本不相信这是那样常见的一桩罪行，正如有些人后来乐意说的那样，事情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合理的，那儿的人是败坏到了那种程度，因为这些人很少康复过来，竟做不到自我忍耐，而且并不存在谋杀的诱惑，至少，无过于这样的事实，那儿他们确信那些人会在那样短的时间里死去；而且是活不成了。
即便是在这个可怕的时期也有许许多多的抢劫和恶行发生，这我并不否认；某些人身上贪欲的力量是那样强，他们竟会不顾一切地去偷和抢，尤其是在那些屋子里，那儿所有人家的人都死了，或者说是所有的居民都死了，而且调查过了，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破门而入，丝毫不顾及传染病的危险，甚至从死者的尸体上面，把衣服剥下来，从有死尸躺卧的其他屋子里把那些被褥铺盖拿走。
这个，我想，肯定就是杭茨迪奇一户人家家里发生的那种情况，那儿有个男人和他女儿，其余的家人，照我料想的那样，是在被运尸车送走之前就被送走了，让人发现浑身一丝不挂，一个是在一间卧室里，一个是在另一间卧室里，躺在地板上死掉了；而床上那些被褥铺盖，想来是让窃贼从床上把它们卷了起来，偷到手，然后统统给拿走了。
实际上可以看到，在这整场灾难之中那些女人才是最为轻率、胆大和铤而走险的人；因为有为数甚多的妇人作为护理员在那儿四处走动，去照看那些生病的人，在她们被雇用的房子里，她们干下了大量小偷小摸的勾当；她们当中有些人因此而被当众鞭笞，这个时候，她们说不定更应该被绞死而以儆效尤才是；由于许许多多的房子因为这些缘故而遭到抢劫，到了最后，那些教区公务员便被派去向病人推荐护理员，还自始至终将他们派去的人都登记在案，这样一来，只要她们所在的人家遭到不公正对待，他们就可以拿她们是问了。
但这些盗窃行为主要是扩展到衣物、亚麻织品，还有她们可以拿得到手的戒指或者钞票之类，一旦她们照看的那个人死掉了，但是并没有扩展到洗劫整座房子；而我可以记下这些护理员当中的一个，此人在若干年后，在她临终的床上，极为恐惧地招认她做护理员的时候所犯下的盗窃行为，而她通过这些行为让自己变得相当富裕：但至于谋杀，我并没有发现有过任何事实证据，证明事情正如传言所说，除了如上所述的那样之外。
他们确实告诉过我，有个地方真有那么一个护理员，将一块湿布蒙在了一个垂死病人的脸上，那个病人是她看护的，就那样结果了他的性命，之前他还在吐气呢。而另一个人将她正在照看的一个年轻女人弄得窒息而死，当时她正好昏过去了，本来她自己还会苏醒过来：有些人将他们杀死是通过给他们一样东西，有些人是给另一样东西，而有些人干脆什么都不给而将他们饿死：但是这些故事总是伴随着两点可疑之处，使得我总是要看轻它们，将它们仅仅看作是人们不断用来彼此吓唬的故事而已。（1）不管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听说这种事，他们总是把地点放在城里较远的那一头，跟你听到这种事情的那个地方方向相反，或是距离最远：如果你是在怀特夏普尔听说的，那么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圣迦尔斯，要不是在威斯敏斯特，要不是在霍尔伯恩，要不是在城里那一头；如果你是在城里那一头听说的，那么这种事情就发生在怀特夏普尔，要不是在麦诺里斯，要不是在克里普尔盖特的教区附近：如果你是在城里听说的，唔，那么这种事情是发生在索斯沃克；而如果你是在索斯沃克听说的，那么这种事情是发生在城里，等等之类。
第二点，不管你是在什么地方听到这个故事，细节总是一模一样，尤其是用折叠的湿布蒙在垂死人脸上，还有将年轻贵妇闷死的那些细节；因此显而易见的是，至少就我的判断而言，那些东西中是编排的成分多而真实的成分少。
不过，我知道的无非是，它对人们产生了一些影响，尤其是，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对于把什么人带进自家屋子，把自己的性命托付给什么人，他们变得更当心了；而且只要做得到，总是要求他们获得推荐；但凡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这类人并不是非常充裕的，他们就向教区公务员提出请求。
但是这里又要说起，当时那种悲惨遭遇落到了那些穷人头上，那些人染上了瘟疫，既无食品又无药品；既没有内科医生又没有药剂师帮助他们，也没有护理员照顾他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趴在自家窗口，向外面拼死呼叫救命，甚至讨一口饭吃，那种样子极为悲惨可怜：但必须补充的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把这种人或这种人家的情况呈报给市长大人听，他们总是会得到救助的。
确实，有些屋子里住着的人并不是很穷；可是，那些屋子里的人说不定是把他们的妻小都送走了；而如果他们有什么仆人的话，也被解雇了；我是说确实，那样做是为了节省开销，像这样有不少人把他们自己关闭在屋子里，没有得到帮助，独自死去了。
我的一个邻居和熟人，由于怀特-克劳斯街或是那儿附近的一个店主欠他一些钱，便差遣他的徒弟，一个年纪大概18岁的年轻人，尽力去弄那笔钱：他来到门口，发现门关着，便重重地敲门，而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听见屋子里有人应答，但是并没有把握，于是他便等候，逗留片刻之后又敲门，然后又敲了第三次，这个时候他听见有人下楼来。
终于，这户人家的那个人来开门了；他穿着短裤或衬裤，一件黄色的法兰绒马甲；没有穿长袜子，穿着一双拖鞋，头戴一顶白帽子；而且正如这位年轻人说的那样，死神就在他的脸上。
他把门打开，这个时候他说道，干嘛你要这样来打扰我呢？那个男孩，虽说有点儿吃惊，却还是回答道，我是从某某人那里来的，我的师傅派我来要钱，这个他说你知道的：太好了孩子，这个活着的幽灵回答道，你在克里普尔盖特的教堂经过时，叫他们一声，让他们把钟敲起来吧，说完这些话，又把门给关上，然后又上楼去了，然后在这同一天里；不，说不定是在同一个时辰里，这人死掉了。这件事情，是那个年轻人亲口告诉我的，而我有理由相信它。这是在瘟疫还没有到达高峰的时候：我想是在六月；临近月末的那几天吧，肯定是在运尸车四处奔走之前，而当时他们还在使用为死者敲钟的仪式，而那种仪式，至少是在那个教区，肯定是在七月前结束的；因为到七月二十五日，那个地方一周之内死了550人以上，接下来他们就再也没法按照仪式下葬了，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
上面我已经说到过，尽管发生了这场可怕的灾难；可那些窃贼却走出家门，到所有那些他们找到了猎物的地方去；而这些人多半是妇女。有个早上大概是十一点钟左右，我走出家门到科尔曼街教区我兄长的屋子里去，正如我经常做的那样，去看一看那儿一切是否都安全来着。
我兄长家的房子前面有一个小院子，中有一堵砖墙，开有一道门；而那个里面有好几间仓库，放着他的好几宗货物：这些仓库里面有一间，碰巧是放着好几包女用圆顶高帽，这些货物出自乡下；而照我想来，是用于出口的；出口到哪里去我不知道。
让我惊讶的是，当我走近我兄长家的门，那座屋子是在一个他们叫做斯旺胡同的地方，这个时候我碰见三到四个头上戴着圆顶高帽的女人；而且照我后来记得的那样，应该有不止一个人，手上还拿着几顶类似的帽子：但由于我没有见到她们是从我兄长家的那扇门里出来，而且并不知道我兄长的仓库里还有这等货物，所以我没有主动去跟她们说什么话，只是穿过道路避免与她们相遇，像那个时候通常所做的那样，怕的是染上瘟疫。但是当我朝那扇门走得更近一点时，我碰见另一个女人拿着更多的帽子从门里出来。夫人，我说道，您在那里面有何贵干？那儿还有更多的人呢，她说，我在那儿干的事情不比她们多。然后我急忙赶到门口，没有跟她多说话；而她借此机会走掉了。可是正当我走到大门口时，我见到不止有两个人穿过院子出来，手上也拿着帽子，而且腋下夹着帽子；见此情景我把大门从我身后摔上，门上有把弹簧锁自动锁住；然后转身对着那些女人，我照实说道，你们在这儿干什么？然后揪住那些帽子，从她们手上把它们拿过来。其中一个人，说实话，她看上去不像是一个窃贼。而她确实是说，我们做得不对；可是有人告诉我们说，它们是没有主人的货物；愿意的话就再来拿好了，瞧瞧那边，还有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她哭了起来，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于是我把帽子从她手上拿过来，然后把门打开，让她们走人，因为我确实是对妇女怀有恻隐之心；可是我朝那间仓库望过去，照着她的指点，这个时候看到那里不止有六七个人，全是女人，自己拿帽子在试大小，无忧无虑，安安静静，仿佛她们是在帽商的店铺里，用她们的钱来买帽子呢。
我感到惊讶，不仅仅是因为见到那么多的窃贼，还因为我所置身的这种境地；眼下居然让自己厕身那么多人中间，而这些人好几个星期以来，都是那样小心避免和我本人接触，而我要是在街上碰见她们任何人，也会和她们岔路走开的。
她们同样感到惊讶，虽说是为了另一种缘故：她们全都跟我说，她们是邻里街坊，因为她们听说任何人都可以拿这些帽子，它们是无主的货物，等等之类。我先是对她们夸下口；走回到门口，然后把钥匙拔出；这样一来她们全都让我给囚禁起来了；威胁说要把她们统统锁进仓库里，然后去把市长大人的公务员给叫过来。
她们诚心诚意地乞求，信誓旦旦地说她们发现大门是开着的，还有仓库的门是开着的；毫无疑问是有人已经把它给砸开了，那个人期望找到更值钱的货物；而这其实是可以相信的，因为那把锁被撬坏了，而挂在外面门上的一把挂锁也松开了；并没有大批帽子被人拿走。
最终我考虑到，这不是一个为人冷酷严苛的时候；再说，事情必定会弄得我不得不多方奔走，让一些人来找我，让我去找一些人，而他们的健康状况，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况且正是处在瘟疫那样激烈，一周死掉4000人的这个时期；因此在显示我的愤慨，乃至在替我兄长的货物讨还公道时，我会把自己的性命给搭上的；于是我让自己满足于把她们当中一些人的名字和住处给记下来，而她们确实是这附近一带的居民；然后威胁说，我兄长一旦回到他住所，他会为此而拿她们是问。
随后我便换个角度跟她们说了几句；责问她们这种事情她们怎么干得出来，在这样一个大灾难时期；而且可以说，是在上帝最可怕的审判来临之际，这个时候瘟疫正好是到了她们家门口，而它说不定正好是在她们屋子里了；而她们并不知道，不知道运尸车过几个小时会在她们家门口停下来，把她们送到坟墓里去。
我看不出来我的话语自始至终都让她们大为感动；等到碰巧来了两个邻居，听说出了点乱子，而且跟我兄长是认识的，因为他们俩都是靠他的家庭照料的，他们过来协助我：这两个人因为像我说的那样是邻居，所以马上就认出了其中三个女人，告诉我她们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看来，她们此前对我讲她们自己的那些话都是真的。
这件事情把这两个人带入进一步的回忆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约翰·海华德，那时在圣史蒂芬·科尔曼街教区的教堂下级执事手下当差；由于是在教堂下级执事手下当差，那时就顺理成章地做了掘墓人和抬送尸体的搬运工。这个人搬运或协助搬运所有尸体去坟墓，是埋葬在那个大教区里的尸体，而那些尸体是按照仪式送去的；在那种下葬的仪式中止后，便与运尸车和更夫一起去；把死者的尸体从他们躺卧的屋子里搬出来，而且是把他们不少尸体从卧室和屋子里给搬了出来；因为那个教区当时是，现在仍然是以其众多的胡同和极长的街巷而引人瞩目，尤其是超过了伦敦的所有教区，没有运尸车可以通得进去，在那儿他们不得不走非常长的路，才能把那些尸体给搬出来；那些胡同眼下还留着作为见证呢；诸如怀茨胡同、克劳斯基大院、斯旺胡同、贝尔胡同、白马胡同，还有许多；这儿他们是推着一种手推车进去的，把死者的尸体放在车上面，然后把他们推出来送到运尸车上；他从事这种工作，压根儿就没有得过瘟病，而是打那以后活了二十年以上，到他去世的那个时候成了那个教区的教堂下级执事。与此同时他的妻子是传染病人的护理员，看护了许多在那个教区死去的人，以其诚实正派而获得教区公务员的推荐，而她也从来没有患上过传染病。
他从未使用过任何防止传染病的预防药，除了嘴里含着大蒜和芸香，还有抽抽烟草之外；这一点我也是从他本人嘴里了解的；而他妻子的办法是用醋洗头，在她那些头巾上面洒上醋，让它们始终保持湿润；而她伺候的那些人，要是谁身上的气味不是一般的难闻的话，她便用鼻子把醋吸进去，把醋洒在头巾上，还用蘸过醋的手帕捂住嘴巴。
得说句实话，虽说瘟疫主要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可那些穷人却是胆子最大，最不怕它的，而且四处奔走工作，带着一种兽性的勇气；我必须那样称呼它，因为它既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们也几乎是不做任何戒备，但凡有事便一头扎进去，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活干，虽说这是最为危险的事情；诸如看护病人、看守被关闭起来的房屋、把传染病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医院之类；还有那个仍然是最糟糕的活儿，把死人搬运到坟墓里去。
正是在这位约翰·海华德的关照之下，而且正是在他的眼皮底下，才发生了那个吹笛人的故事，它让人们觉得是那样乐不可支，而他向我保证真有那么回事。据说，那是一个盲人吹笛手；可是正如约翰告诉我的那样，那位仁兄并不是瞎子，只是个无知无识的贫病之人，每晚10点钟左右照例出去兜圈子，挨家挨户边走边吹笛子，而酒馆里的人认识他，通常便会把他拉进去，给他酒喝，给他饭吃，有时给几个铜钱；作为回报，他会吹吹笛子，唱唱歌，用天真愚直的口气说话，供那些人消遣取乐，而他就是这样过活：对这种娱乐而言，这不过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候，既然事情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而这位可怜的仁兄却照常四处走动，但几乎是饿着肚子；当有人问他过得怎么样时，他会回答说，运尸车还没有把他给装上哩，不过他们已经答应了下星期来接他呢。
事情发生在一个夜里，这位可怜的仁兄，必定是有人给他喝得太多了，约翰·海华德说，在他屋子里他没有喝过；只是在科尔曼街一家酒馆里，他们给他吃了比平常稍微多一点的饭；而这位可怜的仁兄，通常没有吃饱过肚皮，或者说不定是很长一阵子都没有吃饱过肚皮了，一贯是睡在一个货物堆或货摊上面，然后在一户人家的门口睡熟了，在伦敦墙附近一条街上，朝着克里普尔盖特，而那个货物堆或货摊旁边的某座房子，是其所在巷子的一个角落，屋子里的人听见了一阵敲钟声，运尸车到来之前他们总是要敲钟的，便把一具确实是死于瘟疫的尸体恰好放在了他旁边，心里还在想着，这位可怜的仁兄跟那个人一样是一具死尸了，是某个邻居放在那儿的。
随后约翰·海华德和他的钟声和运尸车一路过来了，这个时候发现有两具死者的尸体躺在货摊上面，他们便用他们所使用的器具把他们拉了起来，然后扔进车里去；而那个吹笛人自始至终都睡得很香甜。
此后他们一路前行，把其他死者的尸体放进车内，正如诚实正派的约翰·海华德告诉我的那样，等到他们差点儿在车里将他给活埋，而他却自始至终都睡得很香甜；最后运尸车来到了那个地方，尸体要被扔进那儿的坟地里，而那块坟地，正如我确实记得的那样，是在蒙特-米尔；那个时候运尸车通常要停一段时间，准备好了之后，才把那一车令人忧伤的负荷倾泻而出，而车刚停下来，这位仁兄就醒过来了，稍有些费力地把脑袋从死者尸体中间探出来，然后从车里爬起身，这个时候他大声叫唤，嗨！我这是在哪儿啊？这把负责那个工作的人给吓了一跳，但是停顿片刻之后，约翰·海华德惊魂甫定地说道，我的天哪！车里有个人没有完全死掉！于是另一个人嚷嚷着对他说道，你是谁呀？那位仁兄答道，我是那个可怜的吹笛人。我这是在哪儿啊？你是在那儿！海华德说道，哎呀，你是在运尸车里，我们正准备把你给埋了呢。可我还没有死哩，对吧？那个吹笛人说道，这让他们嘿嘿笑了几声，尽管照约翰的说法，他们起初却是打心眼里感到害怕；于是他们帮那位可怜的仁兄下来，然后他便忙他的事情去了。
我知道的故事是说，他在运尸车里摆弄起了笛子，把搬运工还有其他人吓了一跳，弄得他们四散逃走；但约翰的故事并不是那样讲的，也根本没有说到吹笛那回事；而是说他是个可怜的吹笛人，还说他是被弄迷糊了，正如上述我非常确信的那种状况。
这里要注意的是，城里的运尸车并没有限定在单独一个教区，而是一辆车在好几个教区里穿行，根据所报告的死亡人数；他们也不必非要将死人运送到各自的教区，而是将城里装上车的大多数死者，运送到外围地区的掩埋处，这是由于缺少坟地的缘故。
我已经说到过这场审判最初出现在人们中间的那种出其不意，得要允许我就更为严肃和虔诚的方面谈一些我的看法。确实没有城市，至少是没有这样人口多和规模大的城市，面对这种可怕的劫难，处在那样完全缺乏准备的境地之中，不管是我要谈到的市政方面的准备，还是宗教方面；他们确实毫无准备，仿佛他们没有得到过任何警告，没有产生过任何预期，没有出现过任何忧虑，结果是政府方面为此所做的，是可以想象到的最为微不足道的储备；举例而言。
市长大人和治安官身为行政长官未做过任何储备，因为从种种法规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救助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