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好地执行这些规定，还有其他深入考虑之后发现有必要执行的那类章程和命令；在此规定并责成参议员、代理参议员和市议会成员，每周聚会一次，两次，三次，或更多次，（按情况需要）在其各自教区某个惯常的地点（要排除瘟疫传染），商议如何正式执行上述命令；居住在或是靠近于传染病地区的人，他们的到来倘或令人生疑，则毋庸前来参加上述会议。上述参议员、代理参议员和市议会成员，在其各自教区要将他们在上述会议中酝酿并制定的其他妥善规定付诸实行，以保护国王陛下的臣民免于这场传染病。
不必说，这些规定只在市长大人管辖下的那些地方推广；因此必须看到，在那些教区和那些被称之为小村落的地方，还有在那些外围地区范围内，治安推事都采取了相同的措施：按照我的记忆，将房屋关闭起来的种种规定，在我们这一边倒是并没有那么快就执行，因为，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样，瘟疫并没有到达城东这些地区，至少，直到八月初为止，还没有开始变得非常猖獗。例如，从七月十一日到十八日的整个统计，是1761人，可只有71人是死于瘟疫，在我们称之为塔瓦-哈姆雷茨的所有那些教区中；它们的数据如下。
这其实是一个大概的数目；因为在同一周里，毗邻那些教区下葬的次数，如下。
这种将房屋关闭起来的举措起初被看成是非常残忍和不符合基督教精神的，而那些这样被禁闭起来的穷人则发出了痛苦哀叹：针对其严酷所发出的抱怨，房屋被无缘无故（而有些是被恶意地）关闭起来，也每日被呈报给了我们的市长大人：我也只是经过打听才知道，许多这样大声叫冤的人，情形还是一如既往，而另外那些人再次被做了瘟病检查，病情不像是传染病的，或者要是不能够确定，却甘心被送往传染病隔离所的，就被放了出来。
把人们房子的大门给锁上，日夜在那儿派驻看守人，防止他们哗然而出，或是防止有人来找他们；这个时候，说不定，家中那些健康人，要是他们从病人身边迁走的话，本来是有可能逃脱了，这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冷酷和残忍；而许多人就在这些悲惨的禁闭中灭亡了，而这有理由相信，虽说屋里有瘟疫，要是他们有自由的话，他们本来是不会患上瘟病的；人们对此起初是非常不安，大吵大闹，还犯下数起暴行，并给那些人造成伤害，他们被派去看守这样被关闭起来的房屋；还有数人强行破门而出，在许多地方，正如我一会儿就要讲到的那样：但是对于公众有益也就让这种私人损害有了说得过去的理由，而且那个时候，通过向行政长官或是政府发出任何申请，是不会让事情得到丝毫缓解的，至少，我是没有那样听说过。这样为了有可能跑出去，人们就不得不动用一切计谋，而要把住在这类屋子里的人用过的诡计记录下来，得要花上一点篇幅，他们让雇来看守的人闭上眼睛，蒙骗他们然后逃走，或者是将他们摆脱；其间屡有扭打冲突，还有某些恶作剧发生；而这是自然而然的。
有一天早晨，约摸八点钟，我正走在杭茨迪奇的路上，听到有人大声吵闹；确实，那儿倒真是没有大群的人，因为当时人们在那个地方，要聚在一起或是长久待在一起，可没那么自由，我也并没有在那儿待上很久：但是叫嚷的声音之大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我便朝一个从窗口向外看的人打招呼，询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有个看守人，据说，被雇来在一所房子的门前站岗，而那所房子被传染上了，或者据说是被传染上了，被关闭了起来；他在那儿通宵值班，总共已经值了两个晚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而那位值白班的看守人已经在那儿值了一天，眼下来接他的班：这整个期间都没听到房子里有吵闹声，没有看见过灯光；他们什么要求都没提，什么差事都没派他去做，而那是看守人常常要做的主要工作；而他们也没有给他添过什么乱子，正如他说的那样，直到星期一下午，这个时候他听到屋子里大哭大叫，而这，正如他料想的那样，恰好是由于那个时候家里有人快要死了才引起的：据说是在天黑之前，有一辆人们所谓的运尸车，停在了那个地方，然后有个死了的女仆被人在门口放下，然后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下葬人或搬运工，把她塞进车里，只裹上一条绿毯子，就把她给拉走了。
那个看守人听到了如上所述的那种吵闹和哭叫，据说，当时他敲了门，而有很长一阵子，无人应答；但终于有人朝外张望，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声调，却带着某种哭腔，或者说是一种正在哭泣的声音说道，你这样子敲门，你想干什么呀？他回答说，我是那个看守人啊！你们怎么样？出了什么事？那个人答道，那个关你什么事？拦辆运尸车去吧。据说这是约摸一点钟光景；不久以后，正如那位仁兄所说的那样，他拦了一辆运尸车，然后又开始敲门，但是无人应答：他接着再敲，而那位更夫喊了好几遍，把你们家的死人抬出来吧；但是无人应答，直到驾车人被别的屋子叫去，再也等不住了，便把车子开走了。
那位看守人面对这一切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便丢开不管，直到人们所说的那位值早班的人，或者叫做日间看守人，过来接替他，给他做一番详细的说明，他们把门敲了好长一阵子，但是无人应答；然后他们注意到，那扇窗户，或者叫做门式窗，就是前面答话的人朝外张望的那扇窗子，继续敞开着，在两层楼的上方。
因此，这两个人为了满足好奇心，弄来一架长梯子，其中一个爬到窗口，然后朝房间里看去，那儿他看见有个女人躺在地板上死了，模样凄凄惨惨，身上除了汗衫之外什么都没穿：但他尽管大声叫唤，还把长长的棍子探进去，重重敲打地板，却无人惊动或应答；他也听不到这屋子里有任何吵闹声。
他因此又下来，然后告诉他同伴，同伴也爬了上去，发现事情正是这样，他们打定主意，要把事情告诉给市长大人，要不就是告诉其他某个行政长官，但是并没有提出要从窗口爬进去：据说行政长官听到这两个人的汇报之后，下令破门而入，指派警察和其他人员到场，不可以私吞任何物件；然后一切照此执行，当时屋子里什么人都找不到，除了那个年轻妇女，她被传染上了，已经没有救了，其余的人扔下了她，让她自己等死，然后他们统统走掉了，想出某个法子蒙蔽了看守，然后把门给打开，或是从什么后门口出去，或是翻过房顶出去，因此他什么都不知道；至于他听到的那些大哭大叫，想来是家人在痛心离别之时的大放悲声，而对于他们所有人来说，肯定是这样的；因为这是这户人家女主人的姊妹。屋子的男主人，他的妻子，好几个孩子，还有仆人，全都逃之夭夭，到底有病还是没病，我根本无从知道；事实上，过后我也并没有去打听太多。
有许多这样的逃逸情况出现了，从被传染的屋子里逃出来，尤其是在看守人被叫去跑差事的当口；因为他的工作就是去跑人家叫他去跑的任何差事，也就是说，去弄必需品，诸如食物和药品之类；去把内科医生接来，要是他们会来的话，或是外科医生，或是护理员，或者是去招呼运尸车，等等之类；但也是由于这种情况，他走的时候，要把屋子最外边的门给锁上，然后把钥匙随身带走；为了逃过这一关，欺骗看守人，人们给自己的锁配上两到三把钥匙；或是想办法把锁的螺丝拧松；诸如此类的锁被拧上，然后在屋子里面这样子把锁给卸下来，与此同时他们打发看守人去集市，去面包厂，或是去做这样那样的琐事，这当口便将门打开，想要出来多少次就出来多少次：但是由于这种事情暴露了，官员便下令在大门外边加上挂锁，觉得合适的话还给它们加上插销。
另一座房子，正如我所得知的那样，是在邻近埃尔德盖特的那条街上，那儿整户人家被关闭起来，被锁在了里面，因为那位女仆得了病；屋主通过朋友向邻近的参议员，然后向市长大人投诉，同意将女仆送去传染病隔离所，但是被拒绝了，于是门上被画了红十字记号，外面加了道挂锁，如上所述，然后遵照公共法规派了一名看守人守门。
屋主发现，他和妻子还有孩子们要跟这位可怜的瘟病仆人一起让人锁闭起来，除此之外别无补救的办法了；然后他便叫来看守人，告诉他说，他必须替他们去叫一个护理员来，看护这个可怜的姑娘，因为要让他们迫不得已去照看她，他们全都会必死无疑，并直言相告，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那位女仆肯定是要么死于瘟病，要么由于吃不到东西而挨饿；因为他坚决不让家里人靠近她；而她躺在四层楼高的阁楼上面，她在那个地方没法叫嚷，或是叫人来帮忙的。
那位看守人答应下来，照他被指派的那样去叫了个护理员来，当晚便带她去见他们；在此间隔期间，那位屋主趁机挖开一个大洞，从他的店铺通入一间货仓或是售货亭，那儿从前住着一位补鞋匠，在店铺窗户的前面或者说下方；但是那位租户在这样一个惨淡的时期，正如可以料想的那样是死掉或搬走了，因此他自己保管着那把钥匙；把进入这间售货亭的通道挖开，要是那个人在门口的话，这事儿他就干不成了，他不得已弄出来的声响，会惊动那位看守人；我是说，把进入这间售货亭的通道挖开，随后他便静静地坐着，直到那位看守人带着护理员回来，接下来整个一天也是如此；可是次日晚上，他想方设法让看守人去跑另一趟小差事，照我看来，是要去药剂铺给女仆取一帖膏药，为此他要等着把药给配好，或是去跑其他类似的一趟差事，可以保证让他等上一段时间；在那段时间里，他把他自己还有全家人从屋子里运送出来，留下护理员和看守人去埋葬那位可怜的女仆；也就是说，把她给扔进运尸车里，然后小心照看那所房子。
类似这样的故事我可以讲上一大堆，够让人消遣一回的，都是我在那个惨淡之年的漫长时期里遇到的，也就是说听到的，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都是真实的，或者说非常接近于真相：换言之，大体上都是真实的，因为在那样一个时期，没有人能够知道所有详情：同样的暴行经常用在看守人身上，出现在众多地方正如传闻所报道的那样；我相信，从这场劫难的开始到结束，他们有至少十八到二十人被杀死，或是伤到被人当成是死掉了，而凶手应该就是那些在传染病屋子里被关闭起来的人，他们试图从屋子里跑出来，然后遭到了反对。
事实上也没法不这样，因为有了被关闭起来的那些房屋，城里这个地方才恰恰是有了这么多监狱，由于人们那样被关闭起来或是被监禁起来，并没有犯下任何罪行，仅仅是因为悲惨不幸而被关闭起来，这对于他们来说确实是更加难以忍受的。
还有这样一个区别；那就是每一座监狱，正如我们会这样来叫它，只有一个狱卒；由于他要把守整座房屋，而许多房屋的坐向又是那样安排的，它们有好几个出口，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有的则是通向好几条街道；一个人要把守所有的通道，以便阻止人们逃跑，这样做是不可能的，而那些人出于对其周遭情形的害怕，出于对其所受待遇的憎恨，或是出于瘟病自身的猖獗肆虐，变得铤而走险了；结果他们会在房子的一侧跟看守人说话，与此同时整户人家从另一侧逃跑。
例如，在科尔曼街，有众多的小巷子，显得静悄悄的；在他们叫做怀茨胡同的小巷子里有一座房子被关闭了起来，而这座房子有一个后窗，并不是一扇门，通入院子，那儿有一条通道进入贝尔胡同；警察在这座房子的大门口派了个看守人，于是他或是他的同伴就在那儿日夜站岗，与此同时那户人家在黄昏时分全都跑掉了，从那个窗口爬出去进入院子里，然后留下这些可怜的家伙在那儿守护、监视，将近有两个星期。
距此不远的一个地方，他们用火药炸了一名看守人，把那个可怜的家伙烧得惨不忍睹，他在那儿撕心裂肺地哭喊着，没有人敢走近来救他；整户人家能够走动的，都从一楼高的窗口爬出去了；两个生病的被留了下来，嚷嚷着喊救命；他们被小心交给护理员去照看，但是那些逃掉的人根本找不到，直到瘟疫消退之后他们才回来，但是由于什么都没法证明，因此也就没法拿他们怎么样。
也要考虑的是，由于这些都是没有门闩和插销的监狱，而我们通常的监狱都装有这些物件，于是人们把自己从窗口放落下来，甚至当着看守的面，手里拿着刀剑或左轮手枪，向那个可怜的家伙发出威胁，说要杀死他，如果他敢动一动，或是喊救命的话。
其他的情形下，有些人家有花园和围墙或栅栏，把他们跟邻居；或是跟院落和后房隔开；而这些人通过友情和恳求，会获得许可，翻过这些围墙或栅栏，于是从邻居的大门口出去；或者是给他们仆人钱，收买他们，让他们得以在夜里通行；因此总而言之，将房屋关闭起来的措施，是一点儿都靠不住的；也根本达不到目的；反倒是更让人们变得绝望，使他们陷入此类绝境之中，因此，他们才会排除万难地逃出去。
而事情更糟糕的是，那些这样逃出去的人，在其绝望的境地里四处游荡，身上带着瘟病，他们不这样做倒还好，做了反而进一步让传染病蔓延；因为不管是谁，只要考虑到此类情形里的各个细节，就一定会这么看；而我们也不能不怀疑，是那些禁闭的严酷性让许多人铤而走险；让他们不顾一切地从屋子里逃出来，身上还明显带着瘟疫，不知道何去何从，不知道要做什么，或者说事实上，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而许多那样做的人，陷入可怕的危急关头和绝境之中，由于全然缺衣少食而在街头或野地里灭亡，或是由于热病的侵袭肆虐而倒毙：其他人漫步进入乡村，随便往前走，为其铤而走险所指引，不知道他们去了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想要去什么地方，直到走得虚弱疲乏，得不到任何救护；沿途的房舍和村庄，拒不允许让他们入住，不管是有传染病的还是没有传染病的；他们死在了路边，或是进入谷仓厩房，然后死在那儿，谁都不敢过来靠近他们，或是搭救他们，虽说也许并没有什么传染病，但是没有人会相信他们。
另一个方面，当瘟疫最初袭击一户人家时，也就是说，当这户人家的随便哪个人，出门去了，有意或无意地染上了瘟病，然后把它带回到家里时，家里人肯定是比公务员更早知情，而那些公务员，正如你会在规定上看到的那样，被派去调查所有病人的情况，是在他们听说他们得病的时候。
在此间歇中，在他们得了疾病和检查员到来之间，屋主有闲暇也有自由，将他本人，或是将全家人迁走，如果他知道要去什么地方的话，而许多人这么做了：但是巨大的灾难在于，许多人这么做，是在他们本人确实染上传染病之后，这样就把疾病带入好心接纳他们的那些人的家里，而这必须承认是非常冷酷和忘恩负义的。
而这部分成了那种舆论流传的缘由，确切地说，成了那种将传染病人的脾性四下传布的丑闻的缘由；也就是说，他们对于把病传染给别人是一点儿都不当心，或者说没有任何一丝顾虑；虽说我只知道并没有像传说的那么普遍，只知道这里头大概也存在着一些实情。什么样的自然原因可以用来解释那样邪恶的一件事情，到了那个时候，到了他们即将在神圣正义的法庭上露面时，他们大概自己会做出总结的，这我可不知道：我非常确信的一点是，这对于宗教和原则而言是说不过去的，对于慷慨和仁慈而言更是一点都说不过去；可这一点我会再谈到的。
眼下我在谈的是人们由于惧怕被关闭起来而铤而走险，他们通过计谋或是通过武力破门而出，不是在被关闭起来之前就是在被关闭起来之后，当他们逃出之后，他们的悲惨并没有减轻，只是可悲地加剧了：另一个方面，许多这样逃走的人，是有隐退所和其他房屋可去的，他们在那儿把自己给锁闭起来，一直躲藏到瘟疫结束为止；而许多家庭预见到这场瘟病临近，贮存了饮食备用品，足够他们整户人家吃喝，然后把他们自己给关闭起来，而且是做得那么彻底，以至于没有人见过他们也没有人听说过他们，直到传染病销声匿迹，然后安然无恙地从外头回来：类似这样的事情我可以记起一些，把他们经营的细节讲给你听；因为毫无疑问，对于这类人来说，这是所能采取的最为有效的安全步骤了，他们的处境不允许他们迁移，或是外头并没有适合这种情况的隐退所；由于如此这般关起门来，他们仿佛是隔开一百英里远：我也并不记得，那些人家当中有哪一户是做得失策的；他们当中，有几户荷兰商人家庭做得尤其不同凡响，他们把房子守护得像是遭到围攻的小小要塞，不允许任何人进出，或是靠近它们；尤其是坐落在施劳克莫顿街一条短巷里的那一户人家，从他们家的屋子里看得见德雷普斯花园。
可是我回过来谈那些传染病家庭的情况，他们的屋子被行政长官关闭起来；那些家庭的悲惨是难以言表的，而通常正是从这类屋子里，我们才听到最为凄惨的悲鸣和号叫，从那些吓坏了的，甚至是吓得要死的穷人嘴里发出来，由于目睹他们至爱亲人的境况，并且惧怕像他们那样被监禁起来。
我记得，而就在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我正是听到了那种声音，某位女士有个独生女儿，一个年龄大概十九岁的年轻闺女，而她们家拥有一笔非常可观的资财；在她们居住的房子里，她们是仅有的住户：那个年轻女人，她母亲，还有女仆，因为某种缘故出去了一趟，我不记得是什么缘故了，因为那座房子没有被关闭起来；可是她们回到家里大约两个小时后，那位年轻女士抱怨说她不舒服；过了一刻多钟，她呕吐了，而且头痛得非常厉害。祈求上帝，她母亲吓得魂不附体地说，可别让我孩子害上瘟病啊！她头痛得越来越厉害，她母亲吩咐将床铺弄热，决定把她放到床上去；还给她准备东西发汗，这是瘟病的恐惧最初开始发作之时采取的惯常疗法。
在将床铺烘干的当口，母亲给那位年轻的女人脱掉衣服，而就在她被放倒在床上时，她举起蜡烛查看她的身体，即刻发现她的大腿内侧有那种要命的标记。她母亲控制不住自己，扔下蜡烛，以那样一种吓人的模样尖叫起来，足以让世上最坚强的人感到心惊胆战；而这既不是尖叫，也不是哭喊，而是那种恐惧，攫住了她心魂，起初她昏了过去，接着苏醒过来，然后在屋里到处跑来跑去，上楼下楼，像一个发狂错乱的人，事实上真的是发狂错乱了，接连好几个小时在那儿啼号和哭喊，六神无主，或者至少可以说，失掉了理智的主宰，而且照人家告诉我的那样，她理智的主宰再也没有完全回到她身上：至于那位年轻闺女，从那个时候起她就是一具死掉的尸体了；因为那种发出斑点的坏疽已经扩散到全身，不到两小时她便死了：但是她死后好几个小时，那位母亲还在那儿哭喊，再也不知道她孩子的情况。时间过去了那么久，弄得我都有些恍惚了，但是我想那位母亲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就在两三个星期之后便死去了。
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例，由于我对它的了解是那样多，因此我把它讲得更细一点；但是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计其数；又很少在《每周统计表》上登记进去，只有那么两到三起写的是惊吓，也就是说，完全可以被称为，惊吓致死：但是除了那些因看到斑点而被吓死的人之外，还有为数众多的人被吓得走上了另外的极端：有些被吓得神经失常，有些被吓得失去记忆，还有些人被吓得失去理智：但是我回过头来讲把房屋关闭起来的事情。
正如有一些人，我是说，在他们被关闭起来之后，用计谋从屋子里逃出来，另一些人则是通过贿赂看守人而逃出来，给他们塞钱，为了夜里把他们偷偷放出去。说句实话，我认为在那个时候，这是任何人都可以犯下的最纯洁无瑕的腐败或贿赂了；因此，当那些看守人中有三个人，因准许人们从关闭的房屋里出来而被当众游街鞭打时，也只能对这些可怜人表示同情了，而且觉得这样做是冷酷的。
然而尽管措施是那么严厉，金钱对于这些可怜人却仍是奏效的，而许多家庭找到了办法突围而出，在他们被关闭起来之后用那种办法逃出去；但这些通常都是诸如此类有某某地方可以隐退的人家；虽说在八月一日之后，不管是到哪里去，路上都不容易通行了，可还是有许多隐退的办法，尤其是像我提议过的那样，有些人拿着帐篷，在野地里支起来，带着可以躺卧的床铺或稻草，还有干粮可以吃，那样居住其间就像是隐士居住在密室里；因为没有人敢过来靠近他们；有好几个故事讲到过这类人；有些滑稽好笑，有些可悲可叹，有些过得像是在沙漠中流浪的朝圣者，以这样一种鲜为人称道的方式，通过让他们自己流亡在外而得以逃脱，而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享受的自由，比人们所料想的还要多。
我自己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两兄弟和他们的亲戚，他们是单身汉，可在城里逗留的时间太长没有跑掉，而事实上，不知道可以去哪里躲避一下，也并无远行的凭据，为了保住自己性命他们采取了一条方针，虽说起初就其本身而言，是铤而走险，可也是那么的自然，因此会让人觉得诧异，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人那么做。他们的境况只是马马虎虎，可也不是很穷，由于他们没法给自己提供某些小小的便利，诸如此类可以让人苟延残喘；并且发现瘟病正以可怕的方式在增长，他们便打定主意要改弦易辙，尽其所能，一走了之。
他们中的一个人在最近的战争中当过兵，在此之前是在低地国家，除了舞刀弄枪并没有受过特别的职业训练；加上负过伤，没法干太重的活儿，已经在瓦平一家做硬饼干的面包店里干了一段时间的工作。
此人的兄弟也是一个海员，但不知道是为什么缘故，伤了一条腿，就没法出海了，但是在瓦平或瓦平附近的一家船厂里做工谋生；因为善于节俭，积蓄了一点钱，是这三个人当中最有钱的。
第三个人做的行当是木工或者叫做木匠，是个手巧的人；他没有财富，只有他的工具箱，或者叫做工具篮，而有它在手，不管是到什么地方去，任何时候，像眼下这样一个时候除外，他都可以混口饭吃，而他住在肖德维尔附近。
他们全都住在斯台普涅教区，而这个教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是最后一个受到传染的地方，或者说至少是最后一个传染病猖獗的地方，他们住在那儿，直到他们清楚地看到瘟疫在城里西部地区减退下来，正朝着他们居住的东边过来。
这三个人的故事，如果读者赞成我让他们亲自讲述，无须让我承担责任，不是要为细节担保，就是要为任何错误负责的话，那我就会尽我所能把它讲清楚的，相信这段历史是任何穷人都可以遵循的极好样板，万一有类似的这种群情悲叹要在这儿发生；而要是上帝无限的仁慈给我们恩赐，没有让这种情况发生，这个故事仍然可以通过那么多方面派上用场，正如它会做到的那样，我希望，绝不至于让人说，这种讲述是没有益处的。
我是说在我自己那个角色退出之前，在这段历史之前发生的所有这一切，目前却仍有更多的东西，要来说一说。
在整个最初那段时间里，我都在街上自由自在地四处走动，虽说也没有自由自在到那种程度，让我自己跑到明显的险境中去，除了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在我们埃尔德盖特教区的教堂墓地挖那个大坑；那可是一个可怕的坑，而我无法抑制我的好奇心要跑过去看一眼；跟我估计的差不多，它约摸有40英尺长，约摸有15或16英尺宽；在我最初看见它的那个时候，约摸是9英尺深；但据说，在它里面的某个部分，他们后来挖到将近20英尺深，直到因为有水再也挖不下去了为止：因为据说在此之前他们已经挖了好几个大坑，虽说瘟疫到达我们教区是姗姗来迟，但是它一旦真的到来，伦敦城里或附近没有一个教区是像埃尔盖特和怀特夏普尔这两个教区那样，如此这般地猖獗起来。
我是说他们在另外的场地已经挖了好几个坑，当时瘟病在我们教区开始蔓延起来，尤其是那个时候运尸车开始跑来跑去了，而这种情况，并未在我们教区里出现，直到八月初。在这些坑里他们大概各放进50或60具尸体，然后他们挖了更大一点的坑，把一周之内用车子载来的尸体统统埋了进去，从临近八月中旬到月底，总共是，一周200到400人；而他们没法舒舒服服地把它们挖得更大一些，因为有行政长官的规定，限令他们不得将尸体留在距离地表六英尺之内；而在约摸17或18英尺的地方有水进来，他们没法舒舒服服地，我是说，将更多尸体放进一个坑里；然而眼下九月初，瘟疫以一种可怕的方式猖獗起来，而我们教区里掩埋的数量在增长，超过范围只限于伦敦周围任何一个教区曾经掩埋的数量，他们便下令挖出这个可怕的大口；因为它是那样一个大口，而不是一个坑。
他们挖它的时候，还以为这个坑会够他们用上一个多月呢，有人还责怪那些教堂执事竟允许弄出这样一个吓人的东西，说他们是在为埋葬整个教区做准备，等等之类；可是时间却显示出来，教堂执事对于教区状况的了解比他们更胜一筹；因为这个坑是九月四号挖完的，我想，他们是六号开始在里面掩埋的，而到了二十号，这才只有两个星期，他们已经在里面扔进1114具尸体，这个时候他们不得已要将它给填满，于是那些尸体便开始躺到了距离地面六英尺内：我疑心这个教区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活着，他们可以为这个事实作证，甚至能够指出这个坑是位于教堂墓地的什么地方，能够比我做得更好，如此而已；它的痕迹同样也是许多年之后让人看到的，在教堂墓地的表面长长地铺展，与教堂墓地西墙旁的通道平行，该通道在杭茨迪奇之外，向东又折入怀特夏普尔，在三修女客栈附近出来。
正是在九月十日左右，我的好奇心引导我，确切地说是驱使我又去看了这个坑，当时已有将近400人埋在里边了；而我不满足于在白天看到它，正如我以前做过的那样；因为那个时候除了松软的泥土之外就什么都看不到了；因为所有被扔进去的尸体，即刻被泥土覆盖，由他们叫做下葬人的那些人动手，而平时他们被叫做杵儿；可我打定主意晚上过去，看他们当中有些人被扔进去。
有一条规定严格禁止人们去看那些坑，而那只是为了防止传染病：但是过了段时间之后，那条规定就尤为必要了，因为那些被传染上的人，大限将至，还极度兴奋狂乱，会裹着毯子或粗绒，冲到那些坑边，纵身跳进坑里，然后像他们说的那样，将他们自己埋葬：我不知道那些公务员是否准许有人自愿躺在那个地方；可是我已经听说，在克里普尔盖特教区的芬斯伯利，有一个大坑，那个时候它朝野地敞开着；因为那个时候它周围还没有竖起围墙呢，他们过来，纵身跳进坑里，还没等到他们将泥土扔到他们身上，就在那儿断了气；而在他们过来掩埋其他人的时候，发现他们在那儿，他们完全是死掉了，虽说还没有冷却呢。
这或许是稍稍有助于描述那一天的可怕状况，虽说要做到与此处的描述不同，能给那些没有见过的人以一种真实的印象，这个说什么都是不可能的；而那确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可怕，此类情形非语言可以表达。
因与在场的那位教堂司事相熟，我获得进入教堂墓地的许可，虽说他一点都没有拒绝我，可也认真地劝我不要去；正因为他是一个虔诚而又通情达理的好人，他才非常严肃地告诉我说，去冒险，去承担所有的风险，实际上这是他们的差事和职责；他们还是希望能够从中保住性命的；可我并无明显的义务要去这么做，除了我自身的好奇心之外，他说，这个他相信我不会是装出来的，这种好奇心足以用来说明我那样去冒险的理由。我告诉他说，我是心里受到压迫才去的，说不定那会是一种给人教训的情景呢，不会是没有它的用途的。唔，那位好人说道，如果你是为那种理由去冒险，加入上帝的名义的话；因为相信我好啦，这对于你将是一场布道，说不定，是你这一生听到过的最好的布道哩。这是一种会说话的情景，他说，有一个声音伴随着它，而且是一个响亮的声音，召唤我们都去悔罪；说着他把门打开然后说道，想去那你就去吧。
他的一番话语稍稍动摇了我的决心，我在那儿站了好长一会儿，犹豫不决；可就在那个当口，我看见有两个火炬从麦诺里斯的尽头过来，然后我听见更夫敲钟的声音，接着便出现了一辆他们所谓的运尸车，从街上过来，这样我就再也无法抑制要去看一看的欲望了，然后便走了进去：教堂墓地里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人走进去，照我最初能见到的那样，除了那些下葬人，还有那个赶车的仁兄，确切地说是牵引着马和车的那个仁兄，可是当他们到达坑边时，他们看见一个人来回走着，围着一件棕色斗篷，他的手在斗篷底下动来动去，仿佛他是处在某种巨大的痛苦之中；那些下葬人即刻将他团团围住，以为他是那些兴奋狂乱，或是奋不顾身的可怜虫当中的一员呢，他们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经常要求将他们自己埋葬；他走来走去，一声不吭，只是深深地，而且是大声地，呻吟了两三次，然后叹了口气，像是心都要碎了。
那些下葬人走到他跟前，这个时候他们很快就发现，他既不是那种受到传染而奋不顾身的人，像我上面讲到过的那样，也不是脑子出了毛病的人，其实只是一个被可怕深重的悲哀压垮的人，有妻子和好几个孩子，全都在那辆车里，就是刚刚和他一起进来的那辆车，而他跟着往前走，带着痛苦和极度的忧伤。他的悲悼发自肺腑，这并不难察觉，但是带着一种男性的悲哀，无法通过眼泪而将其宣泄，然后静静地要求下葬人不要管他，说是只要看见尸体被扔进去，他就会走开，于是他们便不再强求他；但是那辆车一倒过来，那些尸体便乱七八糟地被抛进了坑中，这让他吓了一跳，因为他至少是期望他们会被体面地放进去，虽说他后来相信那样是做不到的；我是说，他一见到那种场景，便只是控制不住地大声叫嚷起来；我听不清他说什么，只见他倒退了两三步，然后晕倒在地：那些下葬人朝他冲过去，把他扶起来，稍过片刻他便苏醒了过来，然后他们把他拉开，带到与杭茨迪奇尽头相对的皮埃酒馆，那个地方好像是知道这个人，他们便在那里照看他。当他走开的时候，又朝那个坑里张望，但是下葬人已经将泥土扔进去，将尸体覆盖上了，动作那么快，以至于尽管那儿是够亮堂的了，因为那个里面有灯笼和蜡烛，整夜摆放在坑沿四周，搁在土堆上面，有七到八盏，说不定更多，可是却什么都看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