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于我早已变成一个“糜烂之城”了。
不是她糜烂，而是我糜烂，每回匆匆忙忙地回去两三天，有时候甚至只是廿四小时，把该办的和想办的事情办完了，便躲回亲戚的家里，大大的一个房子，许多时候只我一人独居，躺在沙发上，像摊尸（多么精准的广东话形容词！）般把四肢摊开，全身只动手指头，为了按动电视遥控器上的键掣，一百多个电视频道，每个看三四秒，翻来覆去，翻去再覆来，时间便像河流般沉静逝去。
开始摊尸之际，抬头望钟，是晚上十点半；怎么感觉才刚摊了一下子，再抬头望钟，原来已是凌晨一时。伸一下懒腰，上床睡觉去，翌晨睡到自然醒，再把该做和想做的事情办完，便搭的土到机场打道回府。
美好的日子。美好的生活。接近“无重状态”，此之所以我愈来愈喜欢离开香港。
离开香港便可以变成无重量，无重量之后便可以变成无命运，那就是说，不必跟脚下的土地拥有共同命运，我来此，我在此，可以只取自己想要的事情和只见自己想见的人物，不必因为这片土地的喜怒哀乐而有喜怒哀乐，只因，没有认同没有投射，没有执着，于是，便没有责任了。
怪不得我的一些活在香港的外来朋友都把日子过得非常快乐。都是专业人士，收入高固不必说，真正让他们过得开心的是因为从来没把也没有打算把这个城市看成永远的家，故没必要关心家里的干净或脏乱，对于所有纷扰争执，只当戏剧般看看笑笑便算了，无论那是政治上的或文化上的，都不必放在心头，反可在兴致来时对外地朋友说几句“香港人真的很没水平……”之类的调侃语，妄以“香港专家”自居。在此城，他们无重量他们无命运，有的，只是吃喝玩乐的满足方便，严格来说，他们其实不是生活在香港而只是在“吃”香港的便宜。
如同我愈来愈只是在“吃”台北的便宜。此城彼城，人吃我，我吃人，城城相吃，或许这便是后现代城市的流动特征，于彼此而言我们都是无命运的子民，谁也怪不了谁，只因，谁都有负于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