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接待的小何是位热情的年轻人，其实也已经是三字头了，但不管如何，比我年纪小的人即是年轻人，这是我的“定义”，谁管得的？
小何本来从事印刷机业务工作，八年了，做烦厌了，老板升职加薪他也不干，坚持跳出来创业搞出版。因工作所需，香港来的作家都由他安排活动，接机后，他即兴高采烈地说：“陶杰才来过演讲，有七八百位听众呢，叫座力真不得了！”对于安排活动，他是开心的，因为性格本就外向，而且上进。小何说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舒服到不得了，上班时间没人管，责任也轻松，简直接近“不劳而获”。但有一天他忽然醒悟，这样下去不行呀，生命就这样扔弃，不值得呀。
于是辞职，头也不回地。
每位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一段攀升故事，不管人在何地。
小何自己吃得简单，招待作家客人却很用心，但他恐怕不知道，其实我吃得比他更简单。我的味蕾很粗很笨，好味不好味，于我往往没大差别，对我太用心，其实是一种浪费。
但也实在地感谢他把我带到不同的地方找吃，看看不同餐厅内的人和物，也是好。
是故第一顿的客家菜便吃得很有趣。那是一间“半开放”的食肆，有点似大牌档，却又有瓦遮头，装潢如我小时候在湾仔常去的凉茶铺。小何说这里的名菜是酿豆腐，我们吃了一碟，他低头吃得津津有味，但于我，必须诚实地再说一次，真的是浪费。
第二顿午餐去了“适桃酒家”，很妖艳的名字，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窗户挂的竹帘，屋顶有摇摇欲坠的电扇，跑的、转的，偶尔发出两道吱吱响声，有点吓人。这是“家族企业”，从企堂到厨师都是舅父、叔公、姨娘之类的自己人。主厨七十岁了，不断进出厨房，远远看得见他，精神奕奕。“他们仍然用木柴煮食呢，所以别有风味。”小何说。
这我倒吃得出来，那道粉丝斋煲，仍然带着炉火的质感，令我吃得怀旧。下午的小店，下午的南洋，我如坐在黑社会电影里的沧桑故地，等的看老叔父们谈判讲数。风吹来，是热的，我只喝茶，却亦感到浑身发暖，有几分像醉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