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去过几回北京了，这次去，依然摆脱不了流鼻血的宿命，到底是我的过敏的鼻子太不争气，抑或是，京城的十一月空气实在太冷太干？
鼻子过敏已是陈年老病，读大学时在台湾荣民总医院动过手术，因为有一边鼻孔无法呼吸，医生检查后说是“鼻中隔严重弯曲”，孔道堵塞了，像马路上塞沟渠，想起来便觉恶心恐怖。干脆进医院动刀，一个人，躺了三天，于平常讳疾忌医的我已算是非常勇敢。
虽是廿多年前的事情，但医生用刀子捶敲我的鼻骨而发出的那阵震荡以及声音，宛如昨日，于今仍似可在耳内脑内感觉得到。当时是两个医生一起来，一位动刀，另一位替我钳出碎骨和抹吸鲜血，尽管打了麻药不觉痛，鼻子却仍属于我，睁着眼睛清清醒醒地看着两个人在我的身体上左切右割，心情竟是如此无助，几乎忍不住高声喊停。
身体，我的身体，竟是如此无从掌握。
住院时，看电视新闻，目睹穿梭机哥伦比亚号于升空后不久爆炸成灰，所有人目瞪口呆，全场鸦雀无声。在医院里观看别人死亡，别有一股苍凉况味，仿佛感慨特别深刻，领悟特别多。
但通常当双脚踏离医院大门，感受与领悟很快便烟消云散，直到下一次踏进医院，而这往往已经太迟。
这回赴京，低估了京城的冷空气，衣服没穿够，刚踏出机场便直哆嗦。坐上出租车往城里进发，门一关，司机师傅的体味浓烈得像在车厢内吊挂了十几串陈年大蒜，于是连忙按下半道车窗，宁可抵抗冷空气也不愿捱熬男人臭。
车在公路上跑，照例左冲右闯，又干又硬的空气从窗外吹进，我的鼻子一吸，有如被手榴弹击中，立即有反应，连续打了三个喷嚏，害我痛苦得闭起双眼。
“Hello？Hello？”前座忽然响起一道声音，我还以为是司机在讲手机，张眼一看，只见他在倒后镜内望着我，左手握軚，右手递来几张洁白的纸巾。
“谢谢，我有。”我轻摇一下自己手里早已被捏皱的纸巾，响应道。
喔，终究开始讲文明了，的士司机竟会向乘客递纸巾。我是忍不住这样想。
按上车窗，望向窗外城貌，灯火处处高低起伏，每次前来都发现有大批的新建筑物凌空架起。北京在动，中国在变，至于方向好坏，恐怕尚要再等五十年才能稍稍看清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