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蒂尔·兰波写过“必须绝对现代”。在大约六十年之后，贡布罗维奇并不确信真的必须绝对现代。在《费尔迪杜尔克》（一九三八年在波兰出版）中，勒伊娜一家的主角是女儿，一个“现代的中学生”。她热衷于电话；看不起古典作家；看到家里来了做客的男士，她“只是看了一看他，然后把右手拿着的一个螺丝刀塞到嘴里用牙咬着，以十分潇洒的姿势向他伸出左手”。
她妈妈也同样现代；她是“保护新生儿委员会”的成员；她为反对死刑，为风俗自由而积极奔走；“大摇大摆地，带着一种潇洒的姿态，她走向厕所”，而走出厕所时，“比进去之前更自豪”；随着她渐渐变老，现代性对她来说变得更是不可或缺，成了“青春的惟一替代品”。
那么爸爸呢？他也现代；他从不思考，但尽其所能取悦他的女儿和妻子。
贡布罗维奇在《费尔迪杜尔克》一书中抓住了在二十世纪发生的根本性转折。在此之前，人分为两种，一种人捍卫现状，另一种人则想改变现状；然而，历史的加速发展带来了它的后果：以前，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缓慢地变化着的社会的同一布景中，到了那一时刻，突然间，他开始感觉到历史在他的脚下动，就像一条传送带：现状动起来了！马上，与现状一致就等于是与正在动的历史一致！终于，人们可以既是进步主义者又是保守主义者，既是观念正统者，又是反叛者！
加缪被萨特和他的朋友们攻击为“反动”，他当时的回击十分著名，称他们“将椅子放在了历史的方向上”。加缪看得非常准，只是他不知道，这把了不得的椅子是装了滑轮的，而且，从某一时刻开始，所有人就将它向前推，不管是现代的女中学生，她们的妈妈，她们的爸爸，还是所有反对死刑的斗士，所有保护新生儿委员会的成员，当然还有所有的政治家。他们一边推着椅子，一边将他们的笑脸朝向公众。公众在他们身后跑，也在笑，因为他们心里清楚，只有因现代而快乐的人，才是真正现代的。
于是，在兰波的继承人中，就有一批人明白了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今天，真正配得上现代主义一词的，是一种反现代的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