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杉健治
作者简介：
小杉健治，一九四七年生于东京向岛，电脑专门学校毕业后，边上班边写作，一九八五年辞职，专心创作。
笔下有两位系列主角较出名，一位是原岛保律师，另一位是水木邦夫律师。
以法庭小说和人情小说见长，作品风评甚佳。
主要得奖历：
（1）〈原岛律师的处理〉：一九八三年第二十二届“ALL读物推理小说新人赏”。该作后来改名为〈原岛律师的爱与悲〉。
（2）《绊》：一九八八年第四十一届“日本推理作家协会赏”。
（3）《相扑台上的杀意》：一九九〇年第十一届“吉川英治文学新人赏”。
户田佑子一走进办公室，水木邦夫便抬起头来。他本来正埋首于桌上的诉讼文件。
这间办公室位于新桥车站附近一幢不起眼的大楼中，现在这幢大楼已沐浴在明亮的日光下，从办公室窗户照进来的光线显得很柔和。
五官细致的佑子穿着一套淡粉红色洋装，看来春意盎然。她皱着眉头走到黑檀木的大桌子前，小声说道：
“老板，您现在有空吗？有位不速之客，是第一次来，他这里跟这里……”
她边说边指着自己的嘴巴和耳朵，然后轻轻摇手，好像在表示此人又聋又哑。
水木在新桥乌森口开设这家律师事务所已有好几年了，生意越来越好，不过他从不接受临时找上门来的客户委托。对于这种客人，他总是劝他们去区公所或律师公会的法律谘商服务处。然而今天这位客人似乎是个聋哑人士，他实在不好意思断然拒绝。
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说：
“请他进来吧。”
不久，佑子领着一名年轻人走进来。他穿着一件破旧的西装，领结上全是绉痕，长得骨瘦如柴，留着短发，乍见之下似乎很虚弱。
水木拿着一叠便条纸站起来，并请这位青年就座。等他坐妥后，水木才坐到他正对面的椅子上。
这位青年似乎很紧张，水木一直望着他的脸。
水木的额头很宽，眼睛又细又长，整个脸孔给人一种十分理智的印象。青年看着他的脸，好像安下心来的样子，表情也较缓和，然后把食指伸到自己的胸前，再用右掌按住耳朵，接着又按住嘴巴。
“你是位聋哑人吧？”
水木虽不懂手语，却可以想像得到。青年用力点头。
“能够明白我讲的话吗？”水木问。
青年将两根食指并拢，然后往下画圆圈，接着右手按住胸部，再放下来。
“真是抱歉，我看不懂手语，所以……”水木说着，将便条纸交给他。
青年在纸上写下“可以从嘴唇形状的变化约略明白您的意思”。他的字迹工整有力。
接着他又写：“我叫高岛初男，二十六岁，以前曾在报上看过您的名字，在电话簿上查到您的地址，所以跑来，突然造访，真对不起。”
水木对他这种态度很有好感，决定和他谈下去。并非看他是聋哑人士才特别破例，而是因为喜欢他这种能为对方着想的个性。
高岛继续写道：“我在幼儿时期因罹患中耳炎而导致重听，目前已完全听不见，也无法说话。不过我在聋哑学校学得车床和焊接等技术，两年前开始在品川区的山手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上班，担任机械工。那是一家大型机械制造厂的子公司。可是这家公司在上个月底把我解雇了。”
接着他从褐色手提包中取出一本笔记簿交给水木看。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许多细小的字。
水木边读里面的文章，边向他发问，结果得知以下这些事。
两年前，高岛原先任职的工厂倒闭了，正当他走投无路时，汤川胜一来找他，并介绍他进入山手工业。
当时汤川三十一岁，是该公司工会的执行委员长，素来颇孚人望，公司方面也很信赖他，可能是因为这样才同意他介绍高岛进去。
汤川从高中时期就一直担任辅导残障人士的义工，所以很早就与高岛结识。
高岛因又双又哑，无法跟别人做良好的意见沟通，所以偶尔会把工作上的指示弄错，此时汤川就居中协调，传达双方的意思。另外，有些同事会瞧不起高岛并欺负他，此时汤川就会立刻斥责那些同事。
汤川个性豪爽，很爱帮助朋友，除了高岛外，还照顾过很多人。他常邀同事到家中，招待他们吃他妻子亲手做的料理。
去年的七月底，也就是高岛进入山手工业的一年半之后，一件意外事故发生了，这件事让高岛这些日子来的快乐生活彻底遭到破坏。
当天早上天气本来很好，到了下午却突然刮起强风。
高岛抱着一个装满螺栓的纸箱走向工厂旁边的仓库，他眼角瞥见一辆起重机，但并不在意，因为箱子很重，所以他的注意力都放在箱子上面。
走到半途时，他突然觉得气氛不太对劲，又看到前面有个男人在喊叫，从嘴唇的形状看来，好像在喊“快逃呀”。紧接着，有人从背后猛推他一把，使他跌倒在水泥地上。
高岛看到很多人跑过来，但没人理他，都往另一个方向跑去。此时高岛才发觉事态异常。
他站起来后，看到有个男人被压在钢筋下面，另外几个人正在设法搬开钢筋。一辆起重机倒在旁边。
他上前窥探，倒在地上的人竟是汤川。看来是起重机被强风吹倒，使上面的钢筋掉下来所致。
汤川很快被救护车送走。他生命垂危，一周后才脱离险境，整整住院半年。由于脊髓受伤，双腿的机能严重受损，因此以后必须一辈子都在轮椅上生活。
高岛到汤川家慰问，但汤川一看到他，就立刻发疯似地大嚷大叫、猛扯头发，令他惊愕不已。
高岛从未因自己身体残障而感到羞耻，他已习惯自己有些地方比不上正常人，但从未认为这是不幸。然而现在，他开始怨恨自己的残障；如果他耳朵没聋，就能听到背后汤川的喊叫声，然后自行逃开，不必靠汤川推他了。就是因为他耳朵听不见，才害汤川变成这个样子。他如此责怪自己。
高岛每天下班就往汤川家跑，但汤川不肯见他。星期天他也去，然而汤川可能是晚上失眠的缘故，白天都在睡觉。
汤川的生活曰夜颠倒。他的面容毫无生气，表情阴沉苦闷，就像在绝望的深渊中挣扎般，从前的稳重豪爽全都消失了。他看着高岛时，眼睛里充满了憎恨。高岛想用手语跟他交谈，他却总是别过脸去，不理不睬。
以前汤川对残障者非常好，自从坐了轮椅后，态度就完全改变了。高岛暗想：或许他以前只是用一个正常人的优越眼光在看待我吧！
到了一月底，工厂的厂长告诉高岛：
“工厂里有很多起重机，对你来说很危险，因为你耳朵听不见，为了安全起见，你最好到别家公司去。”
这些话从厂长那厚厚的嘴唇中说出来，彷佛一记重拳打来般，令高岛大为震惊。
高岛立刻从工作服口袋中掏出记事本，用发抖的手写下“我希望留在这里工作”，然后交给厂长看。
然而厂长只瞥了一眼就说：“这件事已经决定了，这是为了你好。”
不管高岛接下来如何恳求，厂长都置之不理。第二天，总务部长把他叫过去，说：“你就做到二月底吧！”
高岛马上拿出笔记本想写字，但因太过激动，双手颤抖不止而写不出来。
“离职手续我们会帮你办好的。”总务部长以公事公办的口气说道。
高岛向工会执行部投诉。接替汤川担任委员长的横尾康司在午休时间把他叫到工会办公室。
因为用笔谈的关系，高岛无法将意思完全传达给横尾。他边写边想：要是汤川在就好了。
“这件事很麻烦，你先别抗拒，就交给我们处理好了。”横尾好像有点不耐烦地说。
他的表情令高岛感到不安，但高岛也别无他法，只好相信他，先照他的吩咐做。
离职的日子终于到了，横尾却始终没跟他联络。
高岛跑去找横尾，横尾却说：
“我跟公司方面谈过了，听说你是主动提出辞呈的，而且公司也是为了你好才批准的，那还有什么话好说？”
高岛只觉得一阵晕眩。
有个同情高岛的总务部职员教他去向“职安所”投诉，于是他在被赶出公司的第二天就跑去职安所，然而却得到冷淡的答覆：“那是你私人的问题，我们没有插手的余地，你还是自己去找公司解决吧！”
接下来他又跑去劳动基准监督署（相当于劳工署），但也是三言两语就被赶出来了。对方说：
“你们公司不是有工会吗？怎么不先去找工会谈？”
高岛投诉无门，最后只好找律师商量。
水木和高岛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本来和一位客户约好要在三点会谈，现在那位客户已在沙发上枯坐了很久。
水木向那位客户道歉之后，又继续询问高岛：
“山手工业的员工中还有其他残障者吗？”
高岛立刻在便条纸上写字回答。
——没有。
“以前他们曾经叫你辞职吗？这次是否第一次？”
——是的，是第一次。
“你认为自己为什么会被革职？”
——因为我是聋哑人，他们歧视残障者。
“我再确认一遍，你是否真的有意要继续在山手工业工作？”
水木接着又问了几个问题，结果他认为，公司方面并没有理由解雇高岛，或许只是觉得聋哑人士碍手碍脚，就将他解雇吧？
“你现在的生活怎样？”
——原本住在大哥家里，但现在他们叫我搬走。
他的双亲早已亡故，他一直寄居在兄嫂家。本来二楼有个房间可供他住，但现在大嫂要他搬出去，理由是孩子渐渐长大了，想让孩子睡那个房间。
高岛虽然每天被他大嫂冷嘲热讽，觉得很没面子，却仍百般忍耐，继续住下去。
“你是否付住宿费给他们？”
——是的，一直都有付，现在也是。
“你的财务状况如何？”
——有一点点存款，另外我想，应该可以拿到雇用保险（预防雇主任意解雇员工的保险）的给付。
“雇用保险？这不行！”水木立刻说。“这在诉讼上非常不利，因为你只要领了给付，就等于同意自己已被解雇。我们应该先中止解雇手续，等提出诉讼之后，再声请假给付比较好。”
水木后来又和高岛会谈了好几次，有时是叫他到事务所来谈，有时则在他家附近的咖啡厅见面。
水木每次和他交谈，总是特地将说话速度放慢，嘴形也开得很大。
“所谓工作很危险，是指对残障者而言很危险吗？如果是危险的工作，应该不管是否残障都很危险吧？譬如说，起重机上的货物掉下来时，就算耳朵听得见，也不一定能逃掉；另一方面，就算耳朵听不见，也不一定会被压到。问题不在于是否耳聋，而是在于货物是否会掉下来，以及公司的安全措施是否完备。在你看来，公司方面曾经给你足够的安全教育吗？”
——没有。
高岛拿着铅笔写道。
会谈过几次之后，水木遇到了一个难题。他发现高岛对于同一件事的描述有时并不一致，甚至互相矛盾。或许这是有一方误解了另一方的意思所致。由于使用笔谈，这个弊病似乎在所难免。很多事情高岛都尽可能用最简短的句子表达，所以无法传达真意。
水木后来才晓得，听觉正常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能随意听取各种资讯，但聋子却只能从一些必要的语言中获得部份资讯。因此，有些事实际上高岛并不知道，水木却以为他必然知道。这种状况经常发生。尤其是有关诉讼的特殊用语，有很多是高岛第一次接触到的，根本无法马上理解。
水木想，这样的话太浪费时间了，于是说：“高岛先生，你认识会手语翻译的人吗？”
高岛歪着脖子沉思。
“汤川先生如何？”水木又问。
——汤川先生？他不可能答应的。
高岛露出寂寞的表情。
“为什么不可能？他不是已经出院了吗？以前他当过辅导残障人士的义工，对你又那么好。”
水木决定走访汤川。
水木前往位于大森的汤川家。
为了方便轮椅出入，汤川家已经改建过了，然而汤川却一天到晚关在房里，也不出门走走。
水木在客厅里和汤川之妻伸子相对而坐。伸子的穿着很随便，头发是男童式的，剪得很短，也没烫，脸上好像也没化妆，但水木仍然觉她很有女人味，这大概是因为她肌肤雪白而且姿容秀美的缘故。
意外事故发生后，公司已经向劳动基准监督署申请了劳灾给付（劳动者灾害补偿保险给付的简称），汤川可以领得相当于一级劳灾年金的残障年金，另外还可支领公司投保的厚生年金（福利保健年金），因此在经济上似乎不虞匮乏。
“你知道高岛初男先生已被公司解雇了吗？”水木问。
伸子露出意外的表情说：
“解雇？我还以为他是因自责而自动辞职的呢！他不是因为自己害得外子残废，才不想继续在公司待下去的吗？”
“他是相当自责没错，但这件意外事故的责任并不在于他。”
“可是，外子是因为救他才……”伸子说着，咬住下唇。
“高岛先生希望公司取消解雇命令，即使提出诉讼也在所不惜，因此想请汤川先生帮忙。”
“帮忙？”伸子表情讶异。
“想请他担任手语翻译。”
“我看不行。”伸子皱眉道。“他和以前判若两人，一天到晚只会喝酒……不给他酒，他就大发脾气，已经醉得没力气了还要喝，这样怎会有精神帮忙？”
她看着墙上的照片。照片上的汤川穿着工作服，露出爽朗的笑容和同事站在一起。可能是在公司的庭院照的。
“最近公司方面好像也已同意让他回去上班，但他却……”伸子以苦恼的语气说。“以前他个性豪爽磊落，如今却好像变了一个人。”
“这也难怪，人是很脆弱的。”
“他常在半夜哭泣，听了就教人心酸。”伸子望着榻榻米说。此时里面的房间传来物体碰撞的巨响，水木一惊，正想站起来，伸子却低着头以冷漠的语气说：
“他常常这样乱摔东西，可能是心情不好吧……”
“看来我必须另找他人了。”水木对汤川的现况大感意外。
当他正要走出玄关时，伸子突然说：“请等一等。”
水木望着她的脸。
“或许我可以帮得上忙。”
“你？”
“是的。我是在参加社会服务工作时和外子认识并结婚的，所以也学过手语。而且高岛先生来我家玩时，我也常用手语跟他交谈。”伸子说。
此时里面又传来吼叫声。
水木在山手工业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和工会执行委员长横尾见面。
横尾年约三十，脸部轮廓鲜明，鼻梁特别高。
“高岛先生说他希望留在山手工业工作，工会为何不声援他呢？”水木说。
横尾拿起杯子，喝了一口水之后答道：“这件事他曾找我谈过，我也质问过公司，但公司说，是他自己要求辞职的，所以我也没办法。”
“那是公司方面的奸计呀！”水木对于横尾完全相信公司的说词一事感到很惊讶。
“但是公司的说法也很有道理，那些工作的确很危险，要用起重机搬动货物，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器。如果耳朵听不见，就无法确定机器是否正常运转……”
“且慢！假使工作环境如此危险，你们不是也很容易受伤吗？”
“我们遇到危险时可以迅速逃开。”横尾说话时并未注视着水木的眼睛。
“那次钢筋掉落的事故是人为疏失吗？”
“那天风很大，是因为强风吹倒起重机所致。”
“如果强风会导致危险，不是应该特别小心吗？公司方面若能做好安全管理，这种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如果说对高岛先生有危险，那么对其他人应该也有危险！”
水木不知不觉中加重语气，横尾则变了脸色。
“问题不在于事故发生时能否逃开，而是在于事故的发生，不是吗？工会应该追究公司的安全措施不完备才对！”水木又说。
“我们也不认为公司有做好安全教育，而且也一再要求公司改善工作环境，但是安全教育做得再好也没用，既然是人类做的事，失误就在所难免。”
横尾说话时态度冷静，水木觉得自己彷佛在跟资方的人谈话。
“总之，这工作对高岛来说，实在太危险了。”
“我认为这话不对，这是对残障者的歧视。难道你也歧视残障者吗？”水木说。
横尾睁大眼睛说：“这半年来，我们一直在跟公司交涉，希望能让汤川先生回来上班。公司方面好不容易才同意，说要把他调到内勤做些事务性的工作。由此可见，我绝对没有歧视残障者。”
结果，水木并未得到山手公司工会的支援，但他仍然向东京地方法院声请“地位保全假处分”的命令。有了这个命令，就可暂时保有解雇前的地位，这样才能在本次诉讼中要求资方取消解雇。
法院经过书面审查而发给地位保全假处分之后，水木又提出一份诉讼状，以高岛初男为原告、山手工业社长为被告，主旨是“确认原告对被告拥有劳动契约上的权利”，这是为了要使高岛的劳动者地位得以确保。
内容有两点，第一点指出，以原告耳聋易招致工作危险为由而将之解雇，乃是歧视残障者。第二点是，原告当时同意离职，乃是因被告耍诈所致。
举行口头辩论那天，水木站在民事法庭上陈述诉讼状的内容，然后由被告代理人陈述答辩书内容，过程仅五分钟就结束了。
公司在答辩书中针对诉讼状内容提出反驳。第一点是说，工厂内有许多起重机，对耳聋的劳动者非常危险。第二点表示，被告已同意原告辞职，且手续已办妥。
接下来双方又各自提出了一些证明文件，公司并在其中附了一份社刊作为证据资料，上面有一张高岛在社长室和社长握手的相片，以此主张离职一事显然已获得圆满的解决。
为了商讨对策，水木通知高岛和伸子到事务所来。等他们一到，水木立刻把社刊交给高岛，说：“你看。”
高岛看到那张相片后，脸部一阵抽搐。
伸子把高岛的手语翻译出来，意思是：“那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被拍摄的。”
高岛表示，离职那天下午，他被叫到社长室去，一个年轻的总务部职员也跟在他后面进去。
“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社长说着，伸出手来。高岛呆望着那只粗壮的手。此时总务部长插嘴道：“快和社长握手吧！”
高岛只好勉强和社长握手。刹那间，镁光灯一闪，原来那个总务部职员正在拍照。高岛大吃一惊。
“这是在拍照留念。”总务部长对他说。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拍照……”高岛好像快哭出来的样子。
“别担心，水木律师会设法帮你的。”伸子说。
高岛似乎很沮丧，彷佛这是他的重大过失。伸子从旁安慰他。
对高岛而言，伸子一定很重要。她不仅能将高岛的心意传达给水木知道，还能鼓舞、激励他。在水木看来，高岛原先显得非常消极、容易沮丧，现在却似乎比较乐观进取了。刚才的情形也一样，伸子的一番话好像让高岛安心不少。
前些日子伸子说要帮高岛翻译时，高岛脸上立刻露出高兴的表情，因此水木心中猜想，高岛也许暗恋着伸子。
“如果你有前几期的社刊，下次记得全部带来。”水木向高岛说。
法庭上的口头辩论大约每月举行一次，同时要提出各种书面资料。双方交锋了三次之后，终于到了传讯证人出庭的阶段。
从提起诉讼到现在，已经将近半年了。
在传讯证人之前，水木以原告为聋哑者为由，向法院要求配置一名手语翻译者，并且希望由原告这边推荐人选；但法院以公司方面不同意为由拒绝，并且决定由聋人学校指派一名翻译员到场。
天气炎热，不少在法院附近公司上班的人都跑到日比谷公园的树荫下乘凉。
水木和高岛在下午一点进入法庭。
首先由原告代理人水木邦夫向其委托人高岛初男进行讯问。水木打算先让法官确实认清高岛是个聋哑人，同时也要显示出高岛的人品。
“你的耳朵是否完全听不见？”
高岛看着水木嘴唇的动作，然后用手语回答。担任手语翻译的是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他将手语翻译出来。
“是的，完全听不见。”
“那么，你如何接受工作上的指示？”
“我会读唇术，如果不明白就用笔谈。”
“你在山手工业公司做何种工作？”
高岛用手语回答，翻译员却歪着脖子，露出困惑的表情。高岛好像很着急，又将手势比大了一些，然而翻译员还是看不懂，最后终于说：“很抱歉，刚才的手语我不解其意。”
审判长以讶异的表情询问原因。
“手语翻译是有界限的。”翻译员回答。“和声音语言相比，手语的单字数量较少。而且现在谈到的是有关工作的术语，像我这种非专业人士就不太能理解了。”
接着他又说，手语的表现也有地区、年龄和个人的差别，有时候，如果仅将声音、语言和手语单字替换，并不能解决问题。
他解释说，手语是一种以手、指、身体及脸部表情的复合动作来表达意思的方法。由于手语翻译者无法通晓所有领域的专业知识，所以对于不能理解的词语就无法完整地翻译过来。
即使是聋人学校的老师也无法完全精通手语，这是水木第一次听到的。
翻译员说，日本的聋人学校上课时并不使用手语，原因是怕学生将来出社会后无法适应，因为听觉正常的人通常不用手语。对听障者而言，练习用嘴巴讲话才是上策，使用手语反而会妨碍这种练习，使讲话能力退步。
迅问过程在兼用笔谈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再问一遍，你做何种工作？”
“操作车床的机器，以及驾驶起重机。”
“你认为这种工作危险吗？”
“是的，但并不是说因为我又聋又哑才危险，而是说公司在安全管理上……”
手语翻译员的说话声中断时，高岛就在便条纸上写下自己的意思。
“在安全管理上若能做好，就能避免危险。”翻译员看着便条说明。
“你进公司后曾因工作而受伤或遭遇危险吗？”
“只有一次。”翻译员说话时望着高岛。
“是怎么一回事？”
“在操作压力机时，不慎磨到手指而流血。”
“为何会发生这种事？”
“因为当时我不太清楚机器的操作方式。”
“公司没教你吗？”
“他们说，操作一段时间后自然就会了。”
“除了你以外，还有没有别人因操作压力机而受伤？”
“有。”
“那么，并不是因为你耳朵听不见才产生危险，而是因为公司没有确实做好安全管理教育所致，是吗？”
“是的。”
“当公司叫你辞职时，你作何感想？”
“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我非辞职不可。”
“你问过原因吗？”
“是的，因为我实在不明白。”
“总务部长如何回答？”
“他说，因为耳声会很危险，所以必须辞职。”
“你如何回答？”
“我说，我已经工作了将近两年，如果安全管理做得好，就不会有危险。”
“依你现在的想法，你认为当初他们为何要解雇你？”
“我想，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聋哑人，在工作指示上要花很多时间沟通，他们觉得很麻烦，才叫我走的。以前有一位汤川先生，他会帮我用手语翻译，但后来他受了伤在家休养，没有人帮我翻译，所以他们才会觉得很厌烦。”
被告代理人接在水木后面进行反讯问。这位律师以不甘示弱的口气问道：“去年七月，是否发生了一件货物从起重机上掉落的意外事故？”
“是的。”
“在这个事故中，刚才你提到的那位汤川胜一先生为了救你而身受重伤。如果你耳朵听得见，就会因听到别人大叫危险而及早闪开，用不着他救你，对不对？”
“对……”
“山手工业有好几辆起重机，用以装卸货物，另外工厂内也有很多车床和焊接用的机器，而你耳朵听不见，工作时不是十分危险吗？”
“无论耳朵能否听见，都一样危险。”
不久后又有一次口头辩论。这天，被告律师向山手工业的总务部长讯问道：
“你们公司在安全管理上有何措施？”
“我们已切实做好社员教育，并要求所有员工，要开动起重机前一定要先大声警示，在提醒周围的人注意之后才可开动。还有，工作疲劳也是很危险的，因此每天下午三点开始都有二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至于机器的保养，则每天都进行。”
“去年七月不是发生了一件货物从起重机上掉落的事故吗？”
“安全管理上，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但既然是人类，就无法完全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万一发生了，我们也要让损害减到最低程度。”
“要如何减到最低程度？”
“我们已特别注意不让起重机上的货物掉落，但还是先假设可能会发生这种事，在此情形下来进行安全管理。譬如说，不要让货物吊得太高，还有派人随时监督，注意不让人靠近起重机周围等。”
“但那次不是有人受了重伤吗？”
“事实上，再怎么注意安全管理，也无法让事故发生率降低到零。那次事故会造成有人重伤，全是因为高岛先生是聋哑人所致，否则他就能听到别人大喊危险的声音而自行避开。”
“也就是说，山手工业并不适合聋哑人士就业，对吗？”
“对！他自己也明白这点，所以才乖乖地答应辞职……不，应该说是他自己希望辞掉工作的。”
被告律师拿出那张高岛和社长握手的照片，问：
“这是他离职那天在社长室拍摄的吗？”
“是的，高岛先生在上班的最后一天去向社长打声招呼，就是那时拍的。两人握手后，社长勉励他说，以后要好好干。”
“既然他当初是自动辞职的，为何事后又宣称是被公司革职的？”
“我想事实真相是这样的：当初他认为，在我们公司工作很危险，所以辞掉也好，打算再去别处找工作。但因为一直找不到工作，想再回到本公司来，所以才四处扬言，说他是被本公司强迫辞职的。”
总务部长陈述时频频用手去扶眼镜的边框。
接下来由水木进行反讯问。
“既然说贵公司不适合聋哑人士，为何当初要录用他？”
“因为他的车床和焊接技术颇佳，人品也很好，再加上汤川胜一先生的强力推荐，所以才录用他，但条件是汤川先生必须照顾他。”
“当时没有考虑到危险性的问题吗？”
“是有点担心……”
“贵公司从何时开始，才希望高岛先生离职？”
“从那次事故发生之后。”
“那么你是否认为，只要高岛先生仍留在公司，类似事故迟早还是会发生？”
“是的，因为负责照顾他的汤川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
“关于引进新机器时的操作说明，以及其他安全管理教育，公司方面是如何做的？”
“引进新机器时，厂商会派人来说明，并且实际操作示范。”
“像这种情形，如果高岛先生想以笔谈来发问，你们是否会受理？”
“就我记忆所及，他从未发问。”
“高岛先生说，他每次想用笔谈发问时，都没有人理他。这是怎么一回事？”
“正在忙的时候也没办法呀！总之，要向他这种人说清楚，花的时间是平常人的三倍以上。”
水木瞪着总务部长说：“这才是你们的本意吧？”
总务部长眼镜后的双眼露出不安的神色。
“贵公司逼迫高岛先生离职，并非因为他工作时有危险，而是因为他耳朵听不见，意思难以沟通，你们觉得麻烦透顶，才这么做的，不是吗？”
“不是！我们是因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总务部长说到这里，拿出手帕开始擦拭额头和脖子。
“总之，贵公司从来不为聋哑员工着想，从未让其他员工学习手语或改变工作方式，以便和聋哑员工沟通，对不对？”
“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嘛！”
“还有，刚才你说，高岛先生是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才宣称是被贵公司强迫解雇的，但这不合情理，一般的情形是先找到别的工作才会辞职，不是吗？由此也可看出，高岛先生根本就无意辞职，对不对？”
“没有这回事。”
“还有一件事也很奇怪，社刊上有一张高岛先生和社长握手的照片，难道每期的社刊上都会刊登离职者的照片吗？”
“是的，都会刊登。”
“这里有过去一年来的所有社刊，但刊登离职者照片的却只有这一期。请问，为什么只有原告和社长握手的照片会刊登在社刊上？”
“这……”总务部长开始吞吞吐吐了。
水木觉得这次诉讼愈来愈有把握，但高岛却似乎愈来愈沮丧，尤其是最近，水木觉得他好像非常苦闷。
开庭审理的第二天，水木到高岛寄居的地方，也就是其兄家里去。
高岛的大嫂带着水木来到二楼高岛的房间。这个房间有六蓆大，水木走进去时，高岛坐在房间正中央位置，脸色阴沉可怕。
“好像很没精神，怎么啦？”水木问道。
高岛只是摇头，也不回答，任凭水木再怎么说也没用。
水木问不出所以然来，只好打道回府。
数日后，汤川伸子来到水木的事务所。她很客气地鞠躬行礼，但似乎有点疏远见外的样子。
水木请她到办公室内坐。佑子端饮料进来，又走出去。然而她只是静静坐着，也不说出来意，表情很僵硬。水木很担心，便催促道：“有什么事吗？”
“事情是……”她欲言又止。
水木默不作声，打算让她自己说下去。
“我不想再帮他翻译了。”
这真是令水木意想不到。
“慢着！你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水木吃惊地问。
“我不能常常外出……”
“是汤川先生希望你这么做的吗？”
“不是。”伸子低着头说。
水木看到她颈部的雪白肌肤，突然觉得她更加美艳了。她原本不是一个风骚娇媚的女人，最近却好像开始浓妆艳抹起来了。
“可以说说原因吗？”水木说着，忽然想到一件事，便接着说：“你和高岛先生之间有什么吗？”
“没有啊！”她立刻说。她那慌张的样子让水木感到格外可疑。
“我看得出来，高岛先生对你不只是有好感而已。”水木说。
伸子好像很狼狈似地说：“不会的，哪有这种事……”
“那么，是为什么？”
“总之我很抱歉，水木先生，请另找别人当翻译吧！”伸子只说了这些话就回去了。
是夜，水木再访高岛时，其兄刚好下班回到家里。
“对不起，我跟初男出去一下。”
水木向其兄招呼一声，就将高岛强拉到外面去。
他们在车站前面一家小吃店的长椅上坐下来。这里的招牌菜是黑轮。夜风穿过布帘吹进来，水木为高岛斟酒。
高岛一直没有表示什么，好像都在沉思。
“诉讼对我们愈来愈有利了，你一定可以再回到山手工业工作的。”水木为他打气道。
高岛的反应是低下头来。
水木抓住他的手腕问道：“你究竟打算做什么？”
然后水木把便条纸递给他，他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在上面写字。
——下次开庭，会传讯横尾当证人吧？
下次的口头辩论日，工会委员长横尾将以证人身份出庭，万一他说出对公司有利的证词，那事情就不妙了。高岛可能在担心这一点。
“原来你在烦恼这件事，放心吧，我会在法庭上让大家明白他只是资方的走狗，是个对公司唯命是从的人。”
但高岛只是点点头而已，表情依旧很忧郁。今晚他喝酒喝得很凶。他又在纸上写道：
——我已经厌倦出庭了，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水木责备他，同时心里想：他如此愁闷，原因大概跟伸子不肯再帮他翻译有关吧？
“你跟伸子之间有什么吗？”水木下定决心问道。
——没有。
他的字迹已不似先前那般工整有力，好像在发抖似的。
两天后的早晨，水木一走进事务所，佑子就把电话听筒往前一伸，说：
“高岛先生打来的。”
水木走到自己的桌前拿起听筒。对方是高岛之兄，声音颤抖。
“昨晚初男用刀刺伤了一个叫横尾的人。”
水木一时竟说不出话来。他的心情很复杂，这可说是因冲击太大造成的，也可以说这根本是意料中之事。
据说昨晚九点左右，初男造访横尾公寓，两人争吵起来，初男拿起餐桌上的水果刀刺进横尾腹部。
水木听说横尾大概没有生命危险，才稍微安下心来。他想起那天在小吃店里的情景，高岛那忧郁的脸孔突然掠过他的脑海。
水木放下听筒，向佑子说要赶去警局，便奔出事务所。
他在品川南区警局的接见室等了两个小时才见到高岛初男。高岛的脸色很差，双颊消瘦，头发蓬乱，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像个病人。
高岛在警方的笔录中如此供述：
由于下次开庭时横尾将以公司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他身为工会委员长，若说出偏袒公司的证词，对高岛将十分不利，因此高岛便去拜托他，请他作证时要说实情，但他相应不理，于是高岛在勃然大怒之下以水果刀刺进他的腹部。
警方将此案视为杀人未遂，认为高岛一定是打算在劝说失败时就要杀掉对方。
水木觉得很纳闷的是：行凶时间据称是在九点半。高岛是在九点到达横尾家的，他怎能和不懂手语的横尾连续交谈三十分钟呢？
地检署完全采信警方的笔录，将高岛以杀人未遂罪起诉。
水木好几次前往拘留所探视高岛。高岛已经理了光头，而且眼窝塌陷，简直像变了一个人。每次会面，水木都带一个手语翻译者同行，但高岛很少表示意见，只是一再强调自己并无杀人意图，拿起水果刀只是为了吓唬对方而已。
每次去探视，手语翻译者都闲得发慌。为什么高岛不肯多表示一点意见呢？
水木开始考虑：为使高岛打开心扉，恐怕必须去请汤川伸子来担任手语翻译了。
于是他立刻去见伸子。伸子似乎也因这次的事件而受到冲击的样子。
“很抱歉，能不能请你去找别人？”
措词很委婉，表情却显露出坚拒的意志。
“你和高岛先生之间有什么吗？”
“绝对没有！”伸子以激烈的语气说。
为何如此激动呢？水木觉得很奇怪。
此时里面的房间传来物体碰撞的声音。水木心里突然兴起一种想法。
“好吧，我不勉强你，不过，可否请你帮另一个忙？”水木以强迫般的语气说。
伸子露出不安的眼神。
“让我去拜托胜一兄帮高岛翻译手语，好吗？”
“我先生？”伸子望着水木，许久之后，才以颤抖的声音说：“那是不可能的！”
“这次可不是民事案，他现在已被视为杀人未遂的凶手收押，这是关系到他一生的事。我认为他绝对不会因那种理由而犯案，但是能够帮他清楚说出心情的人，除了你以外就只有胜一兄了……抱歉。”
水木说着，不理会伸子的制止，就迳自往里面的房间大步走去。
汤川背向门口坐着，双肩正微微颤抖。
水木和伸子的谈话，他应该都听到了。水木绕过轮椅，走到他面前说：
“能够将高岛先生的意思正确传达给法官知悉的，就只有你了。”
汤川没有反应。
水木忽然看到他右手手腕上包着绷带，他认为那可能是曾经企图自杀的痕迹。
“这样下去会对高岛先生非常不利的，请你帮帮忙吧！”水木重复说了好几遍。
“不关我的事！”
汤川突然拿起桌上的录音带丢到水木脚边，他铁青着脸，剧烈地喘气，然后瞪着水木说：
“你要让我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吗？”
“不像话！”水木突然往他脸上揍了一拳。“你这个卑鄙的小人！表面上好像一直在帮助残障人士，其实全是在骗人！学生时代担任社会服务的义工，接近残障人士，只是为了要满足你的优越感而已！”
水木大声怒喝，汤川脸部肌肉开始痉挛。
“你曾说：‘现在的社会都是以正常人为中心，这是错的。’你说得很对，但你并不真的这么认为，你内心深处充满了歧视残障者的意识！你是一个诈善伪君子！”
“你说我是诈善伪君子？”
汤川大叫道，他的五官扭曲，表情很焦急，似乎想从轮椅上站起来。
“不错！如果你心里真的没有歧视残障者，即使现在自己残废了，也会处之泰然的，但现在你却在发抖，还说不关你的事，可见你根本无法坦然面对！”
水木很了解汤川那种难受的心情，但仍然忍不住要斥责他。其实，一旦自己也残废而不能再做律师时，他也没有自信能够保持平常心。不！换作是他，恐怕会更惨吧？他很可能会因绝望而浑身发抖、大吼大叫，什么事也没办法做。他完全没有东山再起的自信心。
但是这样下去，汤川自己也会成为废人，所以水木不能放着不管，于是他继续说：
“你曾经在起重机事件时救过高岛先生，如今他已被视为杀人凶手，能够救他脱离苦海的只有你，为什么你现在又不肯救他了呢？”
“水木先生！”
声音从背后传来，水木回头一看，伸子正走过来，她的表情阴沉可怕。
“你太过份了，请你想想外子的心情，他要重新站起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汤川依旧低着头，双手抖个不停。
“你错了！是他太懦弱，不是我太过份。我还会再来的。”
水木说完，大步往门外走去。
翌日，水木到医院拜访汤川的主治医师。
“有些脊椎受伤的病患会失去工作的意愿，一心只想靠救济金生活，汤川先生就有这种倾向。公司方面好不容易才答应安排合适的工作给他做，好让他慢慢恢复正常的生活，他却这样……”主治医师说。
水木边听边点头。
主治医师板着脸孔又说：
“不过，刚才你说的那种精神上的焦虑症状，或许是别的原因造成的。”
“别的原因是指什么？”
“一个正常人若因意外事故而必须终生坐轮椅，那么一般来说，性生活方面的苦恼会比工作上的问题还要大得多。”
“性生活的苦恼？”
“是的，有些人会认为自己在性生活方面已经完全不行了。他们有一种成见，以为脊椎损伤就会变成性无能。我们必须让他们了解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要是能让他们从工作中培养自信心就好了……”
水木想，看来非把汤川拉到外面活动活动不行了。他相信，汤川若能帮高岛翻译，受益的不只是高岛，对汤川自己也大有好处。
水木再度来到汤川家时，伸子的脸色很难看。
“让我见汤川先生吧！”水木向伸子说。
“见了也没用。”
“为什么？请你去跟他说一声，就说我来了。”
“他绝对不肯见你的。”
“哪有这回事？对他而言，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面对现实，认清自己，然后鼓起勇气，到外面走一走！”
水木故意说得很大声，好让里面的汤川听到。接着他又朝向里面的房间大喊：
“汤川兄！是我呀！我是水木，你听见了吗？”
“不要这样！”伸子大叫，彷佛要掩盖过水木的声音。
里面静悄悄的。水木想，汤川一定在屛息倾听吧？
然而他还是失望了，只好往门外走去。
当他拐个弯走到围墙旁边时，却看到汤川正透过窗户望着他，然后很快地躲到窗帘后面去。
第二天，水木再度硬闯汤川家，伸子依然百般阻止，不让他见到汤川。
“我还会再来的，直到见着他为止！”
水木说着，转身就要走出去，此时背后传来说话声：
“等一等！我答应你，为了救高岛，我愿意帮他翻译！”
是汤川，他的脸色发红。
“老公！你……”伸子的声音彷佛在尖叫。
过完年，东京地方法院在刑事庭第七庭举行高岛初男杀人未遂案的审判。
也就是说，审判场所已从民事庭变为刑事庭。
首先对被告进行个别讯问。和普通审判不同的是，被告旁边多了一位坐轮椅的手语翻译者，他就是汤川胜一。水木事先已提出申请，法院同意让汤川担任手语翻译。
个别讯问完毕后，矮小的检察官大声宣读起诉害：
“……右手持前述之水果刀刺进被害人腹部一次，企图杀死被害人未果，使其左腹受伤而须安静治疗大约一个月，因此被告的杀人目的并未达成。”
在是否承认罪状的问题中，高岛只否认一项，说自己并无杀人意图。
检察官在起诉书的开头陈述中说，高岛因气愤工会委员长横尾偏袒公司，便夜闯其公寓，意欲杀害而拿起水果刀刺向他。
高岛在警局接受侦讯时曾经承认自己有杀人意图。当时负责做笔录的警员站上了证人台。
“警方如何得知本案发生？”
“是经由品川消防队员的通报。”
“是谁叫救护车的？”
“据说有一位保险公司的女推销员当时刚好路过，听到惨叫声，便上前窥看，然后立刻打一一九电话通报。”
“当时被害人和被告都在场吗？”
“是的。”
“你在侦讯被告时，知道他又聋又哑吗？”
“知道。”
“你如何告知他有缄默权？”
“他会读唇术，可以从我说话时的嘴型得知我在说什么，再加上笔谈，意思就很清楚了。”
“为何不请人做手语翻译？”
“如刚才所说，被告会读唇术，再加上笔谈就够了。如果要请聋人学校派翻译来，不知要等多久，还是用笔谈较快。最主要的是，被告一开始就认罪了。”
“审判开始后，被告就一直否认有杀意，但他在侦讯时承认有杀意，是吗？”
“是的。”
至此，检察官已证明侦讯行动本身并无问题。
接下来由水木进行反讯问。
“被告是否一开始就供认所有罪状？”
“是的，很老实。”
“是被告自己用笔写出全部的行凶过程吗？或者是由警方发问，采一问一答的方式？”
“由我发问，他再用笔回答。因为我想尽量减轻他写字的负担。”
“那么，被告就没有机会充份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了，不是吗？”
“不是，关于犯案动机，他已经很积极地写在纸上了。”
“当时他立刻就承认有杀意吗？”
“没有，起初他一直否认，经我再三逼问后，他才承认。”
“光用笔谈是无法清楚传达心意的，而且写久了手也会酸，如果你一再斥骂他，也许他就会感到灰心，照你的意思写下言不由衷的供述，即使你叫他招认，他也照写不误。”
“绝对没有这回事！”
“一个怀着杀意闯进房里的人会跟被害人交谈三十分钟之久吗？何况被害人又不会手语，应该无法跟被告交谈。难道被告心怀杀意而来，却在房里待上三十分钟，而且都不跟对方交谈吗？”
“他们可以用笔谈。”
“那么，应该写了很多字在纸上吧？那些纸呢？”
“被告处理掉了。”
“被告行凶后并未逃逸，他要把那些纸丢到哪里去？是何时丢的？”
警员没有回答。
“算了。”水木提下一个问题：“被告以水果刀刺进被害人腹部，但只刺一刀，如果他真要杀人，为何不刺向心臓或者多刺几刀呢？”
“那是因为有个女人听到被害人的惨叫声，立刻跑进去，所以他不敢再多刺几刀。”
“据说这个女人是保险公司的推销员，知道她的姓名吗？”
“不知道。”
“那么，你们为何知道她的职业是保险公司推销员？”
“因为被害人说，她好像是个保险公司的推销员……”警员开始含糊其词。
“警方为何不详细调查这个女人？”
“因为被告已从实招供，所以没有这个必要……”警员回答时猛擦汗。
翌日，水木搭乘伸子驾驶的轻型客货两用汽车前往拘留所。汤川坐在后座同行。
水木让伸子在休息室等候，然后推着轮椅和汤川一起前往接见室。
不久，高岛走进来。他形容憔悴，脸色苍白。
“打一一九电话通报的女人是谁？”水木问高岛。
“不知道，她是偶然路过的。”汤川为他翻译。
“偶然路过？这就奇怪了。当时已是晚上九点多，若非那幢公寓的住户，为何会在那里出现？可是住户之中并无此人。那么，她一定是拜访过那里的住户，正要离开时撞见的，或者正要去拜访其中一家住户。但是，所有的住户都说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女人。因此我想，这个女人很可能一开始就在横尾家里！”
高岛露出恐惧的眼神拚命摇头。
“高岛兄，我始终无法理解你刺伤横尾的动机，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必要央求他说出对我们有利的证词。但你却说，你是去拜托他。你一定隐瞒了什么事！”
高岛低着头，双肩微微颤抖。或许是经不起水木一再逼问的关系，不久他抬起头来，开始比手划脚。
“我想，即使民事诉讼获胜，我也不能再去山手工业上班了。因为我跟工会委员长起了冲突，回去工作的话，一定会被处处刁难的。因此，我索性把可恨的横尾杀伤，然后接受审判。我希望藉着刑事审判来凸显他们歧视我的心态，让大家了解实际的状况……”
走出抱留所大门时，伸子刚好把车子开过来。
“刚才他说的，你认为怎样？”水木坐在助手席上问后座的汤川。
“我认为怎样？”
汤川说话的声音有点惊惧，这使水木觉得很奇怪。
“虽然他说是要凸显遭受歧视的状况，但我总觉得他一定隐瞒了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居然会杀伤横尾，原因一定非比寻常。何况民事诉讼方面，情况已经对我们愈来愈有利，在即将胜诉时，他犯不着去做这种事。”水木说。
汤川没有回答，开车的伸子也一言不发。
水木开始对汤川的态度产生怀疑，就像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一般，但那究竟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明白。
接下来的审判，轮由水木讯问被告。
高岛站在陈述台上，身边是坐着轮椅的汤川。
判决之日就快到了，水木还是无法问出高岛内心的秘密。他想，事到如今，只好照高岛希望的，利用讯问被告的时间让他在法庭上吐露心声。高岛曾经表示，希望藉着刑事审判将歧视残障者的状况公诸世间，因此才刺伤了和资方勾结串通的工会执行委员长横尾。
“你到达被害人家里时，是晚上九点吗？”
“是的。”汤川翻译道。
“你曾经表示，是为了拜托被害人在法庭上说出对你有利的证词，才去找他的。但是，你真正的目的不在于此，对吗？”
这个问题是水木和高岛事先商量好的。
“对！我去横尾的公寓，其实是别有目的。”
汤川只翻译到这里，接下来就不说话了。高岛仍继续比着手语，但汤川似乎在犹豫。
水木纳闷地望着汤川。
不久，汤川又开口了。水木原本以为，高岛是以手语说明他想提出歧视残障者的问题，然而汤川说出来的话却让水木大吃一惊。
“我去横尾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要劝阻他和汤川伸子女士的通奸行为。”
汤川脸色铁青，因为他在法庭上亲口说出自己的妻子和横尾有肉体关系。
旁听席上的伸子杏眼圆睁，双颊肌肉抽搐。
高岛面红耳赤，双唇颤抖。他凝视着轮椅上的汤川，彷佛在后悔自己说出来的证词伤害到汤川似的。
水木茫然望着他们三人。
“辩护律师，你怎么了？请继续讯问！”
审判长的声音让水木回过神来。
“审判长，我是想继续讯问，不过刚才的证词中提到的汤川伸子女士，正是目前在此担任翻译的汤川胜一先生之妻，情况变得十分微妙，因此可否请庭上考虑一下汤川先生的立场，将接下来的讯问延到下次开庭？”
水木说完后，汤川立刻接着说：“我的事请大家毋须顾虑。”
然后他又转向高岛说：“内人和横尾有暧昧关系，这件事我早就知道了。”
高岛睁大眼睛望着汤川，不久低下头来。
“被告的供词内容事关重大，本庭想要及早得知下文，而且翻译员也已表示同意，辩方律师不妨继续讯问。”
水木看着汤川和高岛的脸，汤川以眼神表示愿意继续下去。
“好，那就继续进行。”水木说着，再度望向高岛。“你如何得知汤川伸子女士和被害人有婚外情？”
高岛浑身发抖，汤川对着他比手划脚，两人好像以手语在争论什么，水木也看不懂。
不久，汤川开始翻译道：“有一次，我偶然看到他们两人走进旅馆。后来又有一次，我去横尾的公寓时，看到汤川夫人从他家走出来。”汤川的声音有点沙哑。“我很同情汤川先生，他为了我而导致残废，终生都必须在轮椅上生活，妻子又给他戴上绿帽，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悲惨的事了，这都是因我而起的，因此我想，我必须设法阻止他们。”
汤川以哀伤沉痛的表情继续翻译：“案发当晚，我直接去找横尾谈判，希望他和汤川夫人分手。当时夫人恰好也在他房里，于是就帮忙翻译。三个人交谈了一阵子，横尾最后仍坚持说，绝对不和夫人分手，而且要找个适当时机叫汤川先生把夫人让给他。我想：这样下去还得了？于是拿起桌上的水果刀……”
高岛满头大汗，继续以手语告白。
公审的日子又到了，这次由汤川伸子站上证人台。汤川胜一依然坐在被告身边，他板着脸孔面对自己的妻子。
“你认识横尾先生吗？”水木问伸子。
“认识，他是外子公司里的工会干部。”
“你和他有亲密的交往吗？”
“有。”伸子抬头挺胸，老实回答。
“是从何时开始的？”
“外子出院不久的时候。”
“为何会变成这种关系？”
“起初我是去找横尾先生商量让外子回去工作一事，因为他担任工会委员长，可以向公司施压。但外子自从出院后就自暴自弃，完全失去了工作的意愿。身边的人都在努力设法让他能够回去工作，他自己却一点兴趣也没有！因此我渐渐对他感到失望，最后终于经不起横尾先生的诱惑而……”
“案发当晚，被告到达横尾家时，你是否也在房里？”
“是的。”
“被告去那里的目的何在？”
“逼迫横尾先生和我分手。”
“双方交谈了三十分钟之久吗？”
“是的，我用手语参与对谈。后来横尾说他绝不和我分手，高岛便拿起水果刀指着他，逼他答应。我吓了一跳，大喊住手，并且上前抱住高岛。此时横尾飞身扑向高岛，想要夺下水果刀，三个人缠在一起，最后刀子戳进横尾的肚子……”
或许是想起了当时的情景吧？伸子的五官扭曲起来。
“我大吃一惊，立刻打一一九电话叫救护车。”
“你为何逃离现场？”
“因为高岛先生叫我快逃。”
水木想了一下后问道：“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打算和汤川先生离婚？”
他看了轮椅上的汤川一眼。汤川正以不安的表情望着伸子。
“没有。外遇只是我一时糊涂，如果汤川能原谅我，我想和他重新来过。”伸子以清晰的声音回答。
汤川脸上泛起红潮。
判决的结果终于下来了，高岛被判处六个月的有期徒刑，缓刑一年。
第二天，高岛和汤川伸子来找水木。
“水木律师，多谢你了。”
高岛以右手小指敲左手手背，敲了两、三下后又将右手举到面前。水木现在已能理解简单手语，所以知道这是在表示感谢之意。
“你能回山手工业上班，真是太好了。”
民事诉讼案最后是以和解收场。横尾已经坦承他和公司有暗盘交易，公司曾以解雇高岛为条件而同意让汤川回去上班。如今资方已经完全承认错误，因此解雇高岛一事就不成为事实，高岛的劳工地位得以确保，而汤川也能回去工作了。从今以后，汤川和高岛就能像以前一样，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了。
“不过，有件事我不明白。”水木说。“在讯问被告时，你供出了真相。在此之前你曾表示，你是为了要凸显残障者受歧视之事才犯案的，为什么又临时改变主意而当庭说出真正的目的呢？”
高岛歪着头，好像很为难的样子。
“我也觉得很奇怪，是为什么？”伸子催他快回答。
高岛似乎下了决心，开始比手划脚起来。
“哦……”伸子没有再往下说。
“他说什么？”水木问道。
“他说，当时他是这么表示没错，但汤川却擅自更改他的手语内容，照自己的意思说了那些话。”伸子解释给水木听。
“我猜得没错。”
“你早就知道了吗？”
“我从汤川先生的个性想到也许是这样……他把高岛先生当作亲弟弟照顾，所以大概很早就看出了高岛先生内心的秘密。”
水木看看高岛，又转向伸子说：
“在他担任高岛先生的手语翻译后，就慢慢恢复了以前的个性。当他在法庭上说出真相时，大概已经有了失去你的心理准备。”
“水木先生，我在法庭上也说过了，我不会和外子离婚的。”
横尾已经离开山手工业，到别家公司上班去了。虽然和伸子的关系曝光并非他辞职的主因，但经过这次的事件，他大概也没有脸再待下去了。
“据说脊椎损伤并不一定会导致性无能，尤其是汤川先生的情况，绝对没问题！医生也一再保证哩！如果你肯帮忙，将来一定子孙满堂……”
水木突然发觉伸子已经羞得满脸通红，急忙住口。高岛好像觉得很滑稽似的，在旁边笑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