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回车里。快5点了，但我没有手机给格拉格探长打电话。如果我选择的路途是正确的话，访问中心应该就在不远处，而且，大致方向我现在也清楚了。
当我开进停车场的时候，里面已经没有几辆车了。我拉下遮阳板，对着亮灯的化妆镜轻饰脂粉，涂了一点睫毛膏和口红。我去纽格兰奇修道院的时候，决定不使用任何化妆品。我记得卡皮翁修女的指甲。当然，保持良好的仪表是她的权利。而且，这绝不仅仅是时尚的问题。
从车场到访问中心需要穿过一个木质的长廊，沿着石板路一闪一闪的是霜。博因河在我的右侧正朝着相反的方向流淌。河上的行人悬索桥连接着一个小型公共汽车站，游客可乘车前往纽格兰奇和道思两座古墓游览并返回。我的左侧是一个人工瀑布，我路过的时候只是在滴水。现在是闭馆时间。
我走向前去跟一名职员解释我姓甚名谁，她正在大门里面等着送走一对拖拉的购买纪念品的游客。她指着台阶下面的餐厅说有人在等我。我走下拐弯抹角的台阶，看见一个人形单影只地坐在一张桌子上，读着一份《星期日周报》。在我朝他走去时，那人从报纸上抬起头来，他留着小胡子，头发剪得短短的，魁梧的身躯似乎要把他那写着“警探”的灰色制服撑破，一切如他昨天所说的那样。但不知为什么，他没跟我提起自己最显著的特征——他的头发。根本就没有委婉的说法来形容它：“红色”绝对是用词不当，“胡萝卜红”还有点靠谱，一片胡萝卜从黄色到橙色的色差则更为接近。他的肤色说明他刚休完一个阳光假期：不是被日光晒成了黑褐色，而是他发炎红肿的前额和爆皮的鼻子。
我伸出手，“我是依兰·波维。对不起，我来晚了。”
他的大手一直抓到我的手腕。“马特·格拉格。我一直在担心你。可是我想，要是真的遇到麻烦，你会给我打电话的。”柔和的多内加尔口音和他摔跤运动员似的体格一点都不匹配。我猜他的岁数应该是四十出头。
“我的确应该给您打电话，可是我的手机昨天早上被人偷了。”看到他的纸杯子还剩下半杯，我忽然产生了喝一杯浓咖啡的冲动。
“噢，怎么回事？”他把报纸叠起来，放在桌上。把一个复印件遮住了一部分，看上去像是在特雷诺尸体下面发现的圣诞贺卡。
我把夜盗来我家并把我的车窗砸烂的事告诉了他。
“那部手机很贵吧？”
“不很贵。”我撇了一眼服务区，那里已经处于半黑暗的状态了。
“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诫人们不要把任何显眼的东西放在车里的原因。”他把手伸到夹克里，拿出笔记本和圆珠笔。“我想，那儿关门了。”他说，他指的是服务区，“但是，如果你只是想来一杯咖啡因的话，不妨做一回夜盗。我想那边的可乐自动售货机还开着。”
他的幽默感让我放松了许多。“探长，你这不是教唆我犯罪吗？”我走到自动售货机面前，拿起一只纸杯，装满一杯可乐。然后从钱包里取出一枚硬币放在收银机旁边。
我在桌前坐下，呷了一口凉可乐，等着格拉格问我第一个问题。他并没有向我提问，相反，他点燃一根香烟——自己先违法——然后往后靠在椅背上，椅子微微摇晃着，像是在接受他庞大体形的考验。
“当我听说弗兰克·特雷诺被杀时，我就想他肯定是找错了做生意的对象了——也许是国外犯罪团伙。但是，当我听说他是被捅死的时候，我又想他会不会是我们这个小国最近流行的杀人游戏的牺牲品……”
他注视着我的眼睛，一定是我流露出了不解的表情。我不明白他的意思。
“滥杀无辜——一帮酗酒吸毒之徒的消遣。但是，然后我又看到了他的尸体，我们到底在跟什么人较量？精神病患者？连环杀手？我得承认自己百思而不得其解。后来，我想起一条基本原则……”他身体再次前倾，把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如果有人跟你斗智，他们会让案子显得非常复杂。”
“什么意思？”
“弗兰克·特雷诺是被认识的人所杀，一个跟他有深仇大恨的人。这一点毫无疑问。”
“但是为什么要如此……残忍？”
“我说过，凶手就是想掩人耳目。”他把烟灰弹到空杯子里。
“你是什么意思？”
“案子最终会水落石出的。”格拉格把笔记本翻到崭新的一页。“你最后一次见到弗兰克·特雷诺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
“在卓吉达的一条大街上，时间是星期五下午2：30到2：45之间。”
“当时西莫斯·科林跟你在一起吗？”
“是的。”
“你为什么要跟他见面？”
我解释说，我急于尽可能多地向他了解有关莫纳什的情况，并跟他提起有可能为他找到一份短期工作。
“是否是你想杀害弗兰克·特雷诺？”
我本来想再呷一口可乐，现在却没有这个心情了。“你不是认真的吧？”我意识到自己的脸“腾”地一下胀红了，好像被他掴了一巴掌。这个烂警察既是个好人又是个坏蛋。
格拉格一脸冷漠，“博维小姐，请回答问题。”
他也看得出，我显得很狼狈。我必须重新镇静下来。不知为什么，我注意到了他爆皮的鼻子。“当然不是，我想现场可能会有些挖掘工作让他做。我们有时会用挖土机清除考古现场的表层土或挖沟。”
格拉格将香烟置于桌边，翻找着笔记本，直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条。“据雪利博士说，只有他和你知道沼泽尸体确切的伤痕形状，以及后来施加在特雷诺先生身上的伤痕。”
“据我所知，这是事实。”眼下我还不准备把我怀疑特雷诺去过太平间的事告诉他。
“但是，他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科林有可能在任何其他人到达之前就检查过女尸——也许是将盖在其面部的部分泥土清除掉，然后再填回去。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把有关细节告诉了科林。”
我怒不可遏。“哦，是的。我匆匆画了张草图，然后跟他讲‘替我把这件事办了，可以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同时，雪利博士在跟别人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有没有把有关情况透露出去？你有没有问过他？我敢肯定，你没问。那么，这件东西呢？”我把那张圣诞贺卡从他的报纸底下抽出来，在他面前抖动着。“如果西莫斯·科林与这张贺卡有关系，我就是圣诞老人——科林夫人就是在为西班牙宗教审判法庭工作。”
格拉格在椅子里不自然地挪动着身子。“我们对这张卡片也有争议。”他咕哝着，一把把卡片夺过去，重新塞到报纸底下。
我从座位上站起身来。“这种调查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你们把方向搞错了。”我没想到我的声音竟如此之大。
格拉格的小胡子抽动了一下。他紧张地瞟着一个清洁妇，那人开始拖地。“你是什么意思？”
我压低了声音。“这跟莫纳什沼泽地有关，的确如此。你得问问特雷诺为什么要火急火燎地赶在圣诞节前一周内把沼泽挖开，其实，新年到来之前，他在现场都没有什么工程，因此，他不可以等一等吗？然后我们又发现了一个畸形胎儿。”我拿不准是否愿意跟他分享我的这些想法。
“继续说下去。”
我祈祷我想象力之丰富不是浪得虚名。“我确信特雷诺在太平间里看到了它——他甚至去过并看到了。我们一直把注意力放在他是如何被杀和被肢解的，其实他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还有一件事实就是我被人跟踪……”我的声音暂时哽咽了。我没有意识到自己所承受的压力竟如此之大。
清洁妇手里的拖把慢了下来，朝我们的方向侧着耳朵。“喂，你能不能坐下？”格拉格悄悄地说道，最后抽了一口烟，把它熄灭在杯底，杯子里发出“嗞”的一声响。
我又回到座位上。“凶杀案发生的那天晚上，有人穿着白袍在太平间门口监视着我。然后，我又看见这个怪模怪样的人站在我们家的天井里，就在同一天夜里，我的手机……”
“你描述一下怎么个‘怪模怪样’？”格拉格似乎突然间产生了兴趣。他甚至在做笔录。
“穿着白色外罩或者是某种白袍，戴着一顶帽子，帽子前面还挂着面纱——就像养蜂人戴的老式的防护面罩。然后就是今天，我想我被同一个人一直跟踪到了纽格兰奇修道院。”
“你认为凶手是谁？”
“我也不知道该相信什么。”
“你认为你的生命受到威胁了吗？”
“我想有这个可能，这取决于我对特雷诺死因的理解有多深。”
“那样的话，我建议你个人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了。懂我的意思吗？”
“但是如果你们已经将凶手关起来的话，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还是第一次彬彬有礼地微笑，露出一排整齐的牙齿——美国牙医的功劳。“你很聪明。不过，科林现在并不处于羁押状态。所以，警告仍然有效。”
“你们还没有正式指控他犯有谋杀罪吧？”
“还没有。”
“当天下午还有个女人跟特雷诺呆在一起，你们有没有向她询问有关情况？也许那个女人知道他要去莫纳什会见什么人。”
“嗯，这个神秘女人，科林提到曾经见过她。但是，我们后来收到的关于特雷诺的报告却说，当天下午在卓吉达城郊只看见他一个人坐在车里。”
“所以，他在什么地方把她放下了。”
“我们穿制服的年轻警察已经把周五午饭期间可能通过那条大街的所有人员都盘问了个遍——购物者、办公室职员、学生。有些人回忆说确实看见过他的‘大奔’停在大街上。但是，只限于这些信息。我们差不多已经将这个女人排除在我们问讯范围之外了。但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求所有当天与特雷诺在一起的人都要前来接受问讯。到目前为止，你说的这个女人还没有跟我们取得联系。她究竟是谁，你知道么？”
“她的名字叫缪里尔·布兰敦，是国家博物馆发掘部的主任。”
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他低着头看笔记本，又慢慢地翻到一张空白页。
“那天早上，她在电台接受采访时表明与特雷诺相同的立场，他们的关系好像很密切。我说过，她有可能偷听到了什么。”我起身离开。
“谢谢你抽时间来见我。”他机械地说道。
“可我并不痛快！”
格拉格冲我摆摆手，继续在本子上写着什么。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我刚迈下第一个台阶，他在我身后喊道，“咱们找一天，一起正儿八经地喝杯咖啡。”
除非你让我把咖啡浇在你脑袋上，我心想。
我去访问中心见格拉格，是从红山山梁上的一条路上开下来的，没经过莫纳什。现在，我沿着河谷谷底往回开，我跟在一串车后面，速度慢了下来，转过一道弯，看见前头五百米处沼泽地外面设有一个警察检查站。我想他们一定是盘问司机是否在周五晚上从这条路上行驶过。我惊讶于乡下竟有这么多的汽车，忽然想起卓吉达的商店在圣诞期间，周日也开门营业。
我挂着一档缓缓前行，一边在考虑与卡皮翁修女的会见。我总有一种被人在幕后操纵的感觉。当我让她心神不定时，她透露出纽格兰奇教堂并不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同样，一方面，她坦言与弗兰克·特雷诺的交往；另一方面，我感到她在某些方面又故意想隐瞒什么。
再有，就是那个地方的气氛。虽然很难描述，但绝对不是圣洁，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连一个十字架、一座雕像甚至是一幅宗教题材的画都看不到。据我所知，纽格兰奇修道院不在任何罗曼式建筑的地名词典之列，是因为它一直被用做宗教场所，还是另有原因？我正在考虑其中的原因，忽然看见格拉格的白色福特“蒙迪欧”一闪而过。它亮着蓝色的警灯，超过了所有的汽车，然后只是短暂地在检查站口停住车，跟一个人说了几句话，然后急驰而去。
检查站口由几名穿制服的年轻警察把守着，他们面对两个方向的车辆，站在路中间。有一辆警车停在左侧的草地边缘。我往前凑了凑，在警车的副驾驶座上，我发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我把车子开出来，直接停在警车前头。我冲着坐在车里没戴帽子的警察径直走过去，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然后，他认出了我，眉头一皱。他把车窗摇下来。
“奥哈根警佐？”在寒冷的空气里，我的呼吸也变得凝固了。
“有何指教？”他阴沉着脸。
“我刚刚跟格拉格探长见过面。他问我是否注意到弗兰克·特雷诺遇害的当天，莫纳什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噢，我现在想起来了，多诺的警察那天早晨并没有出现在现场，去执行他们应该执行的禁止令。”我直视着他的眼睛，希望能够发现一种不安的神情。
“上车吧！”他用拇指指了指警车的后排座。
我打开车门坐在他的身后。
“你他妈的想干什么？”骗人的面具终于撕开了，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我们可以做笔交易，”我说，“你告诉我案子目前的进展，我就假装刚才说的那件事根本没发生过。”
“去你妈的！”
我假装手上还有另外一张王牌。“再说，这么多年来的好处，这么多年来死者与当地警佐之间的心照不宣……各大报章想必都会很感兴趣的。”
奥哈根一下子僵住了。从旁边经过的汽车车灯照亮了警车的内部。我通过汽车的后视镜看见了他的眼睛，他在掂量着我刚才的话。
“你知道我们把科林拖了进来。”他几乎是压低了嗓音说道。
“你明知道这事不是科林干的。除此以外，你们还做了哪些事情？”
“弗兰克在死前不久接过两个无法追查的神秘电话。一个是用在卓吉达未登记的手机打的，另一个是用斯莱恩的公用电话打的。除此以外，没有任何进展。”
“应该有啊。当天下午，有个女人坐在特雷诺的车里，为何不去追查她、盘问她？”
“哪里有什么女人！”
“你少耍滑头，警佐。我知道她是谁。”
他倒吸一口凉气。
“她的名字叫缪里尔·布兰敦。”
“一派胡言！”他叹了一口气。我终于击中了他的要害。
“说下去。”
“我跟她谈过。她跟这起案子无关。我知道这一点，但是我就想看看她是否知道是谁杀了弗兰克。”
“还有呢？”
“她所知道的只是，他们俩坐在车里的时候，弗兰克接到一个电话。这应该是那两个追查不到下落的电话之一。反正他准备跟那个人在莫纳什见面。缪里尔确信那是个女人。”
“你为什么没把这一情况告诉格拉格呢？”
“因为我自己想找到杀害弗兰克的凶手。我绝不会让那小子占到半点便宜。”
难怪格拉格不知道有缪里尔·布兰敦这个人。奥哈根利用职权之便，不让格拉格了解任何对布兰敦的举报。
“所以你对这件事只字不提，任凭他们把西莫斯·科林带走。”
“格拉格也无法给他定罪。因为车里的指纹与科林的不符。”
“你们弄到指纹了？”
“是的，我们弄到了足够多指纹。谁他妈的还在乎指纹？”
“你们弄到的其他线索是什么？”
“不是男精灵就是女妖怪，你可以任选一个。”
“什么意思？”
“一位开车路过莫纳什的女人称自己看见一个白衣人钻进了弗兰克的‘大奔’。警局里的小伙子们打赌说进入特雷诺车子的人是个女妖怪，或者是想去找轻便马车的男精灵。”
我现在有一种奇怪的感受，感到滑稽可笑的同时，又感到心惊肉跳。但现在我明白了为何当我提起天井里的不速之客时，格拉格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我敢打赌格拉格会雇一个通灵的人去寻找的。”奥哈根说。
“何以见得？”
“因为他已经让一位精神病医生告诉我们对凶手所了解的情况。”
“怎么样？”
“扯淡！”
我打开车门。“噢，至少，他很快就会知道特雷诺接电话时，缪里尔·布兰敦就在车上。”
“你会跑去告诉他？”
我跳出车外，又往后靠了片刻。“用不着我告诉他。他一盘问她，不就什么都知道了吗？”我关上车门。
我到家时已经7点多了。今天除了早餐——茶、麦片和面包片之外，我还没有来得及吃任何东西呢。然后，我想起母亲周五做的饭菜还在冰箱里。我把盘子放到微波炉里转，听到波儿从猫洞里进来。母亲带着霍拉图去贝蒂姨妈家去了，姨妈是个寡妇，住在离都柏林路十公里的地方。有时候，母亲会在周日晚上跟姨妈住在一起，她们睡前总要喝上两杯杜松子酒和补酒。
我检查了一下电话留言，只有一条：菲尼安要我给他打电话。现在我需要的是独处，让自己的大脑静下来，考虑与莫纳什和特雷诺被杀有关的一些事情。
我把衣服扔进卧室，套上睡袍和拖鞋。把晚饭放在托盘上，拖着步子来到客厅。打开电视，选定一个自然频道。可口的饭菜、电视中陆蟹那令人称奇的行为和身边这只打着呼噜的猫，这一切都使得我迟迟下不了关掉电视的决心。
奥哈根为什么一直在袒护缪里尔·布兰敦？唯一的可能就是布兰敦与奥哈根、特雷诺以及纽格兰奇修道院的修女都参与了酒店的开发。她可能是经不起引诱，沦为他们的合作伙伴，因为他们需要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在多如牛毛的国家文物保护机构中替他们打拼。但是，身为博物馆的高级主管，缪里尔的所作所为一旦被发现，就有可能丢掉饭碗。而且随着特雷诺被杀一案调查的深入，这种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大。
而且，如果杰拉尔丁·卡皮翁也想袒护她的话，她也许会声称反对在莫纳什开发酒店，目的是为了劝说我不要再继续追查下去了。
然后，还有这位旅游和文化遗址部长德雷克·霍德。我倒差一点忘了他跟这场阴谋的关系了。但是，现在一切都吻合了。作为负责国家博物馆的部长，他一定是对缪里尔被拉下水置若罔闻——暗地里支持而表面上却显得没有任何瓜葛。不暴露她，显然对他有利。
我把托盘推到沙发的另一端，关掉电视。好一个同床异梦的组合——一个修女、一个酒店老板、一个公务员、一个警佐外加一个政客，仿佛就像乔叟在其《坎特伯雷故事集》里所描绘的中世纪形形色色的朝圣者一样，里面也有一个修女，一个女修道院院长……
“同床异梦”的概念慢慢地向我的脑海中滑行，一半是文字，一半是影像。然后——“砰”的一声巨响——倍受观众瞩目的舞台中心出现了：原来缪里尔·布兰敦和弗兰克·特雷诺是情人！而且一定是。在最初的事实后面，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接二连三地跳了出来——他在接受电台采访时的自鸣得意、她对发现地点的否定、两人乘坐同一辆汽车以及目前有人对她进行的极力袒护和隐瞒。她用不着被拉下水，因为她一开始就站在水里！
我为我新发现的纸上谈兵式的侦探工作感到兴奋不已。为了庆祝一下，我来到酒柜前，拿起一只还剩下半瓶酒的酒瓶，为自己斟满一杯澳大利亚席拉葡萄酒。这瓶酒是我受托前往莫纳什的前一天晚上开的，也就是……我算算——四天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还没忘塞上一个橡胶瓶塞并把里面的空气抽干。
如果不是喝第一口，味道还可以。有点像你自己，亲爱的。脑子里一个熟悉的声音最近总是不失时机地伏击我。
这可不是你这个岁数的女人应该过的日子——吃的是残羹冷炙，饮的是上个礼拜的剩酒……这个声音与母亲的声音出奇地相似，只是多了一点为引人瞩目而喋喋不休。
“走开，撒旦！”我大喊一声，将瓶塞塞进瓶口。
我坐下来，端着酒杯，继续做我的侦探梦。你看，可不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有这样一个忿忿不平的合作伙伴，不见得会亲自动手，但有可能雇凶杀人——甚至有可能引诱特雷诺前去赴约，但等待他的却是受雇杀手。但此人究竟是谁呢？缪里尔·布兰敦？即使她和特雷诺是情人，也摆脱不了嫌疑。她甚至可以撒谎说特雷诺要去见一个女人。另一方面，如果她所言属实，那么，特雷诺去莫纳什要见的人又是谁呢？院长？卡皮翁修女说过自己和特雷诺是朋友，不只是生意伙伴，而且还给人留下一种印象——她自己没有直接参与交易：“法律文件的签署属于会计的工作范畴，我不具体负责……”
当然——还有洛希修女，我怎么把她给落了！也许她与对方在土地买卖方面顺利成交，而且从中获得了一笔数目不菲的个人收入。但不幸被弗兰克·特雷诺发现，还扬言要揭发她。可是，她又怎么能够向杀手描述莫娜的伤痕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除非……马尔克姆·雪利那天中午跟谁一起吃的午饭？
打住！依兰，到此为止，不要再胡思乱想了。
我的思绪就像失控的列车，随着每一个新理论的闪现而不断加速，每个念头就像是途中的另一个车站。尽管我只喝了半杯酒，可是思维与醉汉别无二致，指控普通的、体面的人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我对此次犯罪所作的调查有可能会使我第一个沦为阶下囚。我最好还是把它留给专家去处理吧。我靠在沙发椅上，闭目养神。
当波儿跳到我的膝盖上时，我意识到自己刚才睡着了。至于睡了多久，我也不清楚，可能是几秒钟，也可能是半小时。至少，我大脑里的快速列车转入了支线轨道。外面，风又起了，因为我听见邮筒盖被风吹得“哗啦啦”直响。
厅里的电话铃响了，是菲尼安。因为我没回电话，他有点气鼓鼓的。我解释说我需要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
“你是说明天晚上不跟我一起去了？”
噢，是约瑟林·科鲁家的晚会！我早该跟菲尼安确认我的时间安排，可是我却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怀疑我的坏记性是不是早老性老年痴呆症的征兆，因为我们家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但很快我又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我可能过一分钟就想不起自己的钥匙放哪了，但我的长时记忆却好得很——我这样告诉自己。
“对不起，菲尼安，我当然会跟你一起去啦。”
“太迟了，我的邀请昨天已经过期了。”
我知道他在逗我。“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我把这事给忘了。顺便问一下，你打算在都柏林过夜吗？”我咬着嘴唇，我怎么会脱口而出，说出这种话来呢？
“不过夜……”他听上去似乎有些迷惑不解。“为什么要有这种打算呢？”
“噢，是这样……又是饮酒，又是开车，回家还要开五十公里的路程……”我也知道，这样讲没有什么说服力。
“你想在那儿过夜吗？”
“呃……”我知道会有一些障碍。或许是我自己有这种打算吧。“明天是几号？”
“20号。”
“哎呀，这么说，现在是冬至前夕啦。我明天一大早要去纽格兰奇，而且还要精神抖擞地去！”
“那好吧，就这样吧。我们只是需要安排一下明天动身的时间。”
我们进行短暂的交谈后，就互道晚安。挂上电话后，我还在想，我是怎么做到的？只是寥寥数语，我就让菲尼安明白了我内心不愿让他了解的想法，而且还葬送了一次我们共度良宵的机会。
我一扬手，将杯中的酒泼掉，收拾起放晚饭的托盘。剩饭和剩酒——听上去怎么就像我假装不喜欢的乡村歌曲里的一句歌词：
我如今的生活竟如此悲惨，
喝的是残酒，吃的是剩饭……
从某种意义上讲，菲尼安就是一个被人挑剩下的男人。
我一进厨房，窗台外面的一只塑料花盆正被一阵风吹翻，“唏里哗啦”地滚到了屋角。像这样的夜晚，霍拉图通常要狂吠一番。狂风会使它的感觉出现偏差，分不清哪些是真正的威胁，哪些是凭空想象出来的。但是，它现在正陪着母亲住在贝蒂姨妈家。
我有一种孤苦伶仃的感觉。我在房子里面四处检查，看看外屋的门有没有锁好、报警器的开关有没有打开。我又来到储藏室，想看看通往天井的门有没有插好，却听见有什么东西在刮擦着玻璃窗。
我吓得走不动了。恐惧像针一样钻进我的血液，并把它变成冰。
门上发出“嘎嘎”的声音，一个疙疙瘩瘩的侧影出现在窗户上。它的利爪像耙子一样又在玻璃上刮了一下。这时，我意识到那不过是一根紫藤，在风的作用下，拍打着门窗。
我伸出手，使劲把插销插上。然后，我背靠着门站着，等着心脏加班加点地再次把血液输送到全身的静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