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拉图叫了一声。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声犬吠。如果它继续叫下去，我只好起床去把它关起来；可是我太累了，只能躺在床上等着，盼着它的坏脾气很快就会过去。
狗又叫了一声，声音像弹片一样刺穿我的脑壳。
“真见鬼！”我嘟囔着，一骨碌从羽绒被里爬起来，踢里踏拉地穿过客厅来到储藏室，套上一双大红的橡胶园丁靴，随手抄起一件绿色披肩披在身上。我能听见霍拉图在母亲那边隔着门使劲地嗅着什么。我给它打开门，它竟然顾不上跟我打招呼，朝着通往天井的门飞奔过去，等着我放开它。它的身体也因为期待而变得僵硬。至少它让我知道，房子里面没有不速之客。
“小伙子，外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我对它低声耳语，试图让自己相信外面不过是一只狐狸或者兔子。它急躁不安地挠着门，但我不敢把门打开，而且窗户上镶的是毛玻璃，我什么也看不见。有个办法就是去客厅把窗帘打开，打开那扇玻璃推拉门也可以走到院子里，但是那样做会让我觉得更不安全。霍拉图发出阵阵悲嗥，不停地用爪子刨着门。
门上了锁，用门闩闩着，还有一条门链挂在门柱上。我把门链闩好，打开门闩，深吸一口气，再打开耶鲁弹簧锁。本来打算只把门打开一点点，从门缝里窥视一下外面的情况，没想到狗变得更加狂躁。它撞开门，从缝隙里钻过去，咆哮着，箭一般地射了出去。外面一片漆黑。
因为闩着门链，门反弹回去，几乎又关上了。我把耳朵贴在门上，等待着霍拉图与猎物遭遇的一刹那发出咆哮声和尖叫声。但是外面却悄无声息。
我从屋内把天井的灯打开，然后把闩着门链的门尽可能大地打开。浓雾弥漫了整个花园，在铺着瓷砖的天井里，灯光只能照到几米远的地方。在视线尽头，我看见霍拉图蹲在瓷砖上，脸冲着外面，身体却往后退却，脑袋侧向一边，眼睛往上看，耳朵紧贴在头上，呲着牙，颈子上的毛直立着。它没有狂吠和嗥叫，只是发出一种奇怪的喘息声。它受伤了？
它面前有一个人影，身穿污渍斑斑的白袍或者外罩什么的，慢慢退回雾里，我眨了眨眼睛，困意全无。那人戴着面纱，我看不清他的脸。
人影消失了。
霍拉图掉转身体，退了回来，无声地摇着尾巴。喘着粗气的不是它。
我把狗放进来，撞上门，哆哆嗦嗦地插上门闩，迟到的肾上腺素让我的心怦怦直跳。我把肩膀紧靠在门上，努力想弄明白刚才所看到的一幕。雾里的那个幽灵戴着帽子，前面挂着面纱，白外罩、白帽子和白纱巾。
我的这位夜间访客好像戴着养蜂人的保护面罩。养蜂人，隆冬里的养蜂人。
这是星期六的早上。我知道，因为我听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着准备早餐。每个星期我们有一个早上在一起共进早餐。前一天的事情像一部老新闻片，正一幕幕地在我的脑海里回放，直至大雾笼罩的花园那一幕。一想到这儿，我吓得从床上坐了起来。经过那一幕，我昨天晚上怎么还能睡着呢？我甚至没有打电话报警。在看到悬疑电影中愚蠢的人拒绝采取基本的防范措施时，我会冲他们大喊大叫。我想自己身体内部的处理系统因为精疲力尽而自动关闭，以便晚上充电。
“依兰，醒了没有？现在都10点了。”
“嗯……马上起来。”我又钻进被窝。用羽绒被裹着自己，希望能搭乘上午10点的航班，飞回梦乡。
“依兰！”我再次醒来，吓了一跳，声音之大足以穿透一公里厚的铅。“快起来！”
“起来了，起来了。”请不要再大呼小叫地喊我的名字了。
我掀开羽绒被，看见两只眼睛盯着我看，这双眼睛又黄又圆，像两片柠檬。原来是波儿蹲在枕头上俯视着我。“你好啊，波儿·莱德利。昨晚睡得好吗？”
猫咪眨眨眼，我也对它眨眨眼。有常识的猫主人都会这么做。这意味着能够促进物种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有时候，我认为宠物是使我们的行为变得怪异的始作俑者。
波儿跟着我往厨房走。但是，在路过通往天井的门时，它却从门上的猫洞钻了出去。我停下来，打开门往外看。雾已经散了。天井里的瓷砖地面滑溜溜的，下垂的灌木和花梗往下滴着水；除了一棵朱蕉棕榈外，所有的树木都光秃秃的。我甩掉拖鞋，换上胶靴。晚落的树叶踩在脚底下滑溜溜的。我穿过天井，来到那个人影站的地方。湿漉漉的瓷砖上并没有脚印。天井和高出地面的花坛四周是一圈装饰性的石子斜坡——上面不可能有脚印。但是任何人要从房子前面来到花园必须跨过长满草的分界线。
我啪嗒啪嗒地走到天井的尽头，检查草坪。这块草坪从石子路的边缘缓缓升起，然后沿着房子两侧缓缓倾斜下去，一直延伸到鹅卵石铺就的车道。草湿漉漉的，毫无疑问，草下面的泥土都被水浸透了，看上去滑溜溜的。我看到有几处被鞋子踩过，鞋子没能抓牢地面，在草地上打滑，草叶被踩倒在地上，草下面一些泥土也被抠了出来。很难分辨脚印是进来时还是离开时留下的，但有一点很清楚，地上的脚印笔直地指向我停车的方向，车子就停在车道上。
寒风中，我把身上的睡袍裹得更紧了。我开始爬一个矮坡，我的靴底有防滑凹槽，所以很容易就能找到落脚处。站在草坪的最高点，草坪受损的情况一目了然。我的“爵士”的旅客车窗已被砸烂，鹅卵石地面上还有一些玻璃碎片。我往车内一看，发现车座上撒满了碎玻璃。收音机和CD机完好无损，点火器也没有电线垂下来。仪表盘上的储物箱也没有被打开。在我看来，没有丢失任何东西，也没有其他地方被损毁。母亲的福特Ka型车就停放在离我们家的前门不远的拐角处，我检查后发现：车门是锁着的，车窗完好无损。
我用客厅的电话向博因城堡警察局报案。值班警察跟我讲，年轻人醉酒狂欢，在城郊砸碎了好几辆汽车，我的车子很可能就是他们的另外一个目标。据他说，来我家的那个鬼一样的不速之客根本就是一个人，很可能穿着一件连帽衫，是大雾影响了我的视线。
母亲坐在餐桌旁，在自己的早餐旁边打开了一份报纸。“宝贝，你刚才在花园里干什么呢？”她问道，从眼镜的横梁上看着我，与此同时举着一只绿色的茶壶往我的茶杯里倒茶。看得出她头一天去过丝尼普斯美发店了，因为那里的美发师坚持给所有六十岁以上的女性烫小卷发。
“昨天晚上有人把我的车给砸了。”
她放下壶，紧紧揪着自己粉红色的短衫，短衫上罩着深蓝色的开襟羊毛衫，上面点缀着红色的小金属片。“上帝保佑，依兰。他们要找什么？”
“嗨，还不是老一套？我猜他们的目标是CD机、收音机。但他们什么也没拿走。霍拉图听见了动静，及时把我叫醒了。”
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帕迪以前一再跟我讲我们的狗看家护院是好样的。”然后，她的表情又露出一丝忧虑。“你没去追赶他们吧？”
“没有，我只听见他们跑掉了。”我向她撒谎。“直到刚才我才注意到他们把我的车给砸了。”
“你报警了没有？”
“报了。他们说这附近昨晚上有好几辆车被砸了。到年底了，人们总会把礼物放在车上。”
“噢，谢天谢地，他们总算没把你值钱的东西拿走。现在，最好是忘掉它，吃点早点。我给你准备了可口的面包，还有从”约尔“店买的意大利腊肠。”
母亲50年代高中毕业后曾去德国和奥地利呆过一年。尽管她德语讲不了几句，但是她的经历却使她养成了特殊的早餐习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也就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影响，我们的早餐总是吃泡菜、德国香肠、奶酪和黑面包。尽管有一段时间，上述食品中的一些只能在都柏林的麦吉尔熟食店才能买到，通常是由父亲周末时前去购买。为了“款待”我们，父亲偶尔会买回家一些德国小香肠，跟鸡蛋一起炸着吃，或者放在土豆沙拉里面凉拌。餐桌上总少不了母亲亲手做的果酱，那是一种用丁香调味的海棠果酱。这是我现在最怀念的食物。但是，为了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我在面包上抹了一些赫尔曼蛋黄酱，又在上面加了一片意大利腊肠，然后开始大嚼起来。
“你听听这篇文章！”她用一种义愤填膺的语调说道，然后开始引述，“圣诞节不过是另一场异教徒的盛宴，人们深受教会的蒙蔽。”她抖动报纸，恶狠狠地从眼镜的横梁上看着我。“简直是一派胡言！五十年前我们在学校里就学过与礼拜有关的教理回答。我现在还能一字不拉的把原话背出来：‘为什么要选择12月25日举行盛宴呢？回答：抵制和摧毁异教“不可征服的太阳神”节日的影响，即冬至。’这是公开的、诚实的，对不对？”
我一边含糊不清地表示同意，一边继续吃着东西。母亲一向对上述问题保持高度警惕。毫无疑问，圣诞节日的异教根源在万圣节前夕和圣诞节周而复始地为媒体所津津乐道，但是我现在没心情去探讨它。
然而，我突然记起一件事。在特雷诺尸体下面发现的那张卡片——卡片上的祝愿。大地、空气和水的安宁伴你左右。愿隆冬里升起的太阳重新点燃你所有的希望。这与冬至的关系远比与圣诞节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它受纽格兰奇的启发远比受伯利恒的启发要多。
母亲又去读那篇文章，不时地大声读出其中一些句子，一边还咕哝着，对媒体在削弱爱尔兰天主教所起到的负面作用表示不满。我一边心不在焉地听着，一边在想卡片上那两句残酷和具有嘲讽口吻的留言，它们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宗教含义。
如此惩罚好色之徒。每一句话都笼罩着宗教的光环。但它们之间有着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新时代的乏味的陈词滥调，另一句是宗教审判遗留下来的。为什么“Concupiscenti”（欲望）这个单词中的第一个字母是“C”？是键盘录入有误，还是专有名词？如果不是笔误，那么，“Concupiscenti”一定是一个被人们所承认的团体，甚至是组织。
“您当年的教理问答是否有关于欲望的话题？也许你会问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但我不会回答。”
“我确信我不想知道。礼拜教理问答是不会讨论这个问题的。但我确实记得基督教教义课有相关内容。我记得有两种——一种是眼睛的欲望，一种是肉体的欲望。眼睛的欲望指的是过度积累物质财富的欲望。”
这不正是针对特雷诺的过失所下的定义吗？
“那么另一种呢？”
“肉体的欲望是指以声色为目的的愿望。”
“嗯……”如果玩弄女性是他的罪恶的话，那么，他为此所支付的代价也算得上是异常沉重了。
“当然，两种都是原罪，尽管现在有许多人不这么认为了。”母亲叹了口气，摘下眼镜，让它吊在胸前的链子上，把报纸叠好，放在一边。“咱们谈点别的话题，根据你的建议，我昨晚上和格莱塔通电话了，是关于给奥因买帐篷的事情。”
“噢，是吗？怎么样？”我喝着茶。茶的温度刚刚好。大口喝，则太烫；小口啜，则最佳。
“她说弟弟会非常喜欢。噢，顺便告诉你，他们今天一大早就会去波士顿看望格莱塔的家人，在那儿住上几天，然后他们就启程来这儿。”
“啊哈！”我明白了母亲的意思：关于第二个问题，打电话问你弟弟。
给弟弟打电话的想法却一点也提不起我的兴趣，只好任自己的思绪驰骋。出现在我家天井里的到底是人还是鬼？是否跟潜伏在老太平间门口的那个鬼影同出一辙？为什么有人会打扮成那副样子？也许真的是大雾影响了我的视线。砸烂车窗却不拿走任何东西有什么意义呢？难道是恐吓？我想起雪利的警告。
“……昨晚的电话……”母亲又跟我谈起我们头天晚上的对话。
一提到电话，我心里咯噔一下子，脑袋里好像发出了刺耳的烟雾警报。“糟了——我的电话。失陪了。”
我离开餐桌，跑进卧室、浴室。又回到客厅。菲尼安打的可是座机呀，我想起来了。我再次到外面的车里去找。座位上没有我的手机，我记得把手机放那了。我检查了一番，看看是不是滑到座位底下去了，我心里明白不会在那儿找到的。
这着实令人恼火，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感到解脱了。手机失窃使人更容易相信是一帮抢匪光顾了我车子，把我变成他们季节性“购物狂欢”中的一员。
派吉周末不工作。我更喜欢坐在她那张整洁的办公桌旁，而我自己的办公桌却堆满了螺旋线圈装订的测量报告、郡议会和国家道路管理局的文件、数码或宝丽来照片、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和从因特网下载的资料——我的办公桌从来没听说过什么叫无纸办公！
首先，我拨通被盗手机的号码，看看窃贼是否要我交一笔赎金才还给我。手机响了几声，接着便是我的语音留言信箱的提示。这就是说，手机没有关机，而且不管对方是谁，他都不准备跟我谈判。接着，我打电话给服务公司，要求停掉我的手机。然后，我给当地的修理厂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需要向厂家订购车窗玻璃，订货最早周一中午才能到。
之后，我查了一下电子邮件，发现有一封邮件，是奇兰·欧洛克头天晚上发来的，随信附着他和盖尔在淤泥块中所有发现的清单。除了那截皮条，并无惊喜，没有珠宝或首饰，没有衣物碎片。也许以后在被保存下来的淤泥块中会有更多的发现。我把他们的报告转发给“湿地办”的伊弗斯，另外附上我了解到的有关莫娜的情况并建议对其死亡环境进行进一步调查，因为据我所知，她是迄今在爱尔兰沼泽中发现的第一例可以确定的祭祀牺牲品。我在附笔里告知伊弗斯有关特雷诺遇害的消息。也许他要到星期一才能看到邮件。但是，不管禁止令撤销与否，我想各方在这个周末都会停下手中有关莫纳什的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里现在是真正的犯罪现场了。
然后，我给布鲁克菲尔德农场打电话，菲尼安接电话时正在吃较晚的早餐。“我过一会再给你打电话。”我说。
“不用了，你过来吧，我要给你看一样东西。你肯定会特别感兴趣。”
“我过一个小时左右就赶过去。我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我放下电话，又拿起来，拨了一个长途号码。我一直拖到现在才给弟弟打这个电话，推说有时差，电话不能打太早，现在差不多是芝加哥时间早上7点钟。但是，我了解他和格莱塔，说不定他们订的是早晨的航班，一大早就从芝加哥的奥哈罗机场飞往波士顿。因此，他们现在可能已经起床了，正呆在自己的公寓里。
弟弟理查德是位儿科医生，专攻早产儿的成活。早产儿越是“不足月”，使之成活的难度就越大，如果他成功了，满足感也就越大。最近，让我吃惊的是他也用同样的方式来研究父亲的病例，但是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延缓一个成年人向幼儿状态蜕变的进程。
是格莱塔接的电话，跟我互致寒暄后，她把电话递给了我弟弟。
“你好吗，大姐？这一大清早的，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妈妈告诉我，你想让父亲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可是，问题是——”
“我说过，就几个小时。没有他，我实在想不出来我们的圣诞该怎么过。我想你也一样。”
想控制我，你休想！
“那是不可能的，理查德。”
“当然有可能了，爸爸还没死啊，依兰。”
我拼命克制着自己，以免说出以后会后悔的话。“我知道，你很难接受这一点。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已经恶化到了极点，他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你是说智力上？”
“身体上也一样。”
“这么说，他大小便失禁了，是吗？即便是这样，不就一天吗，我们完全应付得了。我们小时候，爸爸还不是一样为我们擦屎抹尿？他带我去卫生间尿尿，让我的小鸡鸡对准尿盆撒。现在他老了，我同样可以伺候他呀。”
我没想到劝说弟弟竟会这么难。理查德让父亲回家过圣诞的想法未免太自私了。他想要的是一幅完美无缺的全家福的景象——圣诞节的早上，收音机里播放着颂歌，全家人围坐在圣诞树打开礼物，他的儿子爬到爷爷的膝盖上，奶奶在厨房里忙着做火鸡。
“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事实上他是……”不知为什么，我想起了莫娜被脱钙的尸体。“……他现在只剩下一副空壳了，他不再是可以跟你共度圣诞的爸爸了，他好比是一个陌生人，偷穿了爸爸的衣服，看上去跟他有几分相像罢了。”对方沉默了。这简直是一记左拳，该是重拳出击的时候了。但是做这样的表述丝毫不能给我带来半点快乐。“然后你会看到爸爸分裂性的行为。你想想看，当奥因，一个不满三岁的孩子，看到一个怪人跳上跳下，声嘶力竭地大声叫喊，或者更糟糕的是，来到房间，却发现他在手淫。当可怜的孩子看到这种情景，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紧闭双眼，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泪水已夺眶而出。
“我想你在走极端，依兰。”
“噢，求你了，理查德。你认为我是在夸大其词吗？”我听见格莱塔在电话里叫他。
“喂，我该走了。”他说，“你得想想办法，管管那条该死的狗。”
“你是说霍拉图？”我故意这样说，他至少应该用狗的名字来称呼它吧。
“是的，霍拉图。关于父亲的事，我们见面再聊。也许某种特殊的药到时候能派上用场。”
我怔怔地看着手里的电话，听到远处传来挂断电话的“咔嗒”声。这简直是浪费时间。下次谈到这个话题，我还得重新说一遍。我“啪”的一声把电话挂上，恶狠狠地骂着我那不愿接受现实的弟弟。
我正要离开办公室，电话铃响了。我以为理查德又打回来了，犹豫了一下，拿起话筒，准备再次投入战斗。
“打手机找不到你。”一个男人的声音。不是理查德，是马尔克姆·雪利。
“嗨，马尔克姆。恐怕我的手机已经被偷走了。”
“太不幸了。不管怎样，我在卓吉达给你打电话。警察正在就特雷诺谋杀案提审西莫斯·科林。”
“提审西莫斯？太荒唐了！他不可能杀害特雷诺。”
“他有理由讨厌他。”
我记得我和科林一起站在大街上观察特雷诺。我打消了科林找工作的希望，原因是特雷诺。
“得了吧，马尔克姆。我也讨厌他。我敢打赌，至少还有上百个人不喜欢他。”
“还有个问题就是死者尸体上的伤痕为什么与沼泽干尸的伤痕一致？上周四，在任何人到达现场之前，科林有足够的时间检查遗骸。”
“可是尸体当时被裹在半吨重的湿草皮中。”
“他可以挖开她头部的一些土壤，然后再填回去。”
“可是他为什么向特雷诺施加同样的伤害？”
“也许，在科林看来，单单是死亡还不足以惩罚这个对他不公的人。”
“他只是从普通的工作岗位上被辞退了，但这并不等于世界的末日呀。”说到这，我意识到自己的论点不够有力。工作对西莫斯·科林来说显然是个大问题。我曾亲眼目睹过他在圣彼得大教堂为找工作祈祷。
“还有一条线索就是留在尸体旁的那张卡片，以及插在死者口中的冬青枝——报复特雷诺在圣诞时节将他解雇。”
我不相信西莫斯有那份闲情逸致，这一点姑且不谈。但有件事情是极不可能的。“看在上帝的分上，那张圣诞贺卡可是用拉丁文写就的。”
“我也认为这是个问题，我必须承认这一点。但是据刚才跟我谈话的侦探讲，科林的母亲可是一位传统的天主教徒和拉丁弥撒的信徒。”
“所以她为儿子写了一份杀人便条？他们提出这种说辞的时候，态度是认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