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有的小说中，这部耸人听闻的小说是最出彩的。移居、赤贫、思乡都没有影响小说的精心策划和巧妙构思。小说一九二七年夏天构思于波美拉尼亚海滩，来年冬天在柏林形成框架，一九二八年夏天完稿，同年十月初由俄国流亡者出版社斯洛弗用《国王、王后、侍卫》书名在柏林发表。这是我第二本用俄语发表的小说。那年我二十八岁。我在柏林断断续续生活了六年。我与一些知识界的人士确信，之后十年的某个时刻，我们都能回到一个热情好客、悔过自新、榕花盛开的俄国。
同年秋天，乌尔斯坦出版社获得了德国版权。我深信不疑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译文非常到位。记得，我是一九二九年初遇见西格弗里德·冯·费格扎克的，当时，我与妻子匆匆途经巴黎，用乌尔斯坦出版社慷慨预支的稿费，去东比利牛斯省进行一次捕蝶旅游。我们在他宾馆进行了采访，他患了重感冒，躺在床上，戴着单片眼镜，模样很狼狈；与此同时，其他美国著名作家正在酒吧寻欢作乐等等，正如人们经常传说的那样，美国人习惯泡酒吧。
人们也许很容易猜测，一个俄国作家选择清一色的德国人物（小说最后两章中我和妻子纯属访游），这为他自己制造了不可逾越的困难。我不会说德语，没有德国朋友，没有读过一本德语小说原著或译本。但是，艺术就像自然一样，一种引人注目的不利因素也许会成为一种微妙的保护手段。“人类的湿气”，chelovecheskaya vlazhnost，渗透了我的第一部小说，《玛申卡》（《玛丽》）一九二六年由斯洛弗出版，也由乌尔斯坦在德国出版，两种版本都非常出色，但是这本书在当时不再令我高兴（而现在这本书因为新的原因令我感到高兴）。我在那个展示柜里收集的移民人物非常易于识别，他们是那个时代关注的焦点，人们一眼就能分辨出他们背后的标识。幸运的是，那些标识上所说的事情不太清晰；但是，我不倾向于运用一种法国“人类档案”独特的手法，保存一个与世隔绝的社区，该社区的一个成员如实描绘了该社区某种与激昂和枯燥的民族心理学略微相仿的东西，在现代小说中，这种东西经常让人感到抑郁沮丧。在一个逐渐解除内心束缚的阶段中，我还没找到或者还不敢运用重塑历史环境的非常特别的手法（十年后，我在《天赋》中运用了这种手法），这种在未知环境里感情介入的缺失连同固有的童话式的自由应答了我纯创作的梦想。我也许可以在罗马尼亚或荷兰上演《王，后，杰克》。但是，对柏林的地形和天气的熟悉决定了我的选择。
到一九六六年底，我儿子已经逐字逐句用英语翻译了这本书，我把译本放在我的讲台上俄语版本的旁边。我估计必须要做些修改，因为小说原稿是在四十年前写的，自从笔者（当时笔者比如今的修订者还要年轻）两次修改校样以来，我没有再次读过原作。很快，我敢断定，原作比我预想的要松散得多。我不想讨论我对原作所做的一些小小改动，以免毁了未来校对者阅读的愉悦。我只想说，我做这些改动主要是不想美化一具僵尸，而是想让一个依然在呼吸的身躯享受小说中某种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过去，因为缺乏经验，因为过于急切，因为构思草率，因为措辞疲沓，读者没法体会到这种天然固有的容量。在这部小说的结构里，那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几乎都在呐喊，希望得到进一步扩展或梳理。我不无滋味地完成了对小说的修改。小说的“粗俗”和“淫荡”震惊了流亡者期刊我的那些最仁慈的批评家们，但那些章节还是保留了下来，不过，我承认，我还是无情删除和重写了许多蹩脚的零星段落，比如，在最后一章的一个关键过渡中，为了暂时不让弗朗兹出场，他不应该插手干涉（与此同时，格雷维茨旅游胜地的某些重要场景引起了作者的关注），笔者运用可鄙的权宜之计，让德雷尔差遣弗朗兹去柏林，给一个商人送一只必须归还的扇贝形香烟盒，笔者默许这位商人将那只烟盒遗忘在某处（我明白，在我一九六六年的《说吧，记忆》一书中也运用了相同的手法，运用得也相当贴切，因为烟盒的形状就是著名的《追寻逝去的时光》蛋糕的形状）。我不能说我感到我在一本过时的小说上浪费了时间。修改后的文本也许软化了那些毫无疑问出于宗教原因、原本对作者一本接一本地节略和冷酷重塑他所有旧作品持反对态度的读者，并使他们对小说产生了兴趣，与此同时笔者还在创作一部新小说，这部新小说迄今已花费了五年时间。但是，我确实认为，即便是一位不信上帝的作家也应该万分感谢他的早期作品没有利用一种在俄国文学史上几乎难以复制的情况，没有利用政府的遗忘，在他悲伤和遥远的国家里拯救出那些因有人恐惧而遭禁的书籍。
我还没就《王，后，杰克》的情节说过任何话。这部小说的情节从根本上说不是不熟悉的，事实上，我怀疑那两位值得尊重的作家，巴尔扎克和德莱塞，将会指责我严重模仿，但是，我发誓，当时我并没有读过他们那些荒谬的作品，甚至现在也不太知道他们在柏树底下说了些什么。毕竟，夏洛特·亨伯特的丈夫也不是那么清白的。
说到文学气氛和潮流，我必须承认我有点吃惊地发现，在我的俄文版本里，有那么多“内心独白”的段落——与《尤利西斯》毫无关系，当时我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当然，自童年时代起，我一直读着《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中有整整一个场景，包括那些吟诵、一百年前的新伊甸园，如今都被广泛使用。另一方面，细心的读者不会不注意到我对《包法利夫人》亲切的小小模仿，这种模仿表示了一种对福楼拜深思熟虑的致敬。我记得在一个场景中，爱玛在黎明时刻沿着人们几乎不注意的僻静小巷，偷偷溜进情人的城堡，甚至仅仅为了郝麦点头同意。
像往常一样，我希望看到维也纳代表团像往常一样未受邀请（像往常一样，我喜欢的几个敏感的人会显得傲慢自大）。然而，如果一个坚定果敢的弗洛伊德学说的信奉者设法偷偷溜了进来，那么我应该告诫他或她，在小说中这里或那里设下了一些残酷的陷阱。
最后，书名的问题。那三张人头牌，都是红心牌，我留下了，同时舍弃一个小对子。发给我的那两张新牌也许证明这场赌博是对的，因为在这场赌博游戏中，我总有象牙大拇指。势均力敌地、十分侥幸地、难分难解地穿过烟雾的刺痛，挤出一点优势。青蛙的心脏——正如他们在俄罗斯峡谷里说的那样。还有雪橇铃铛！我只能希望我那些出色的打牌老搭子，全都是一手满堂红和一手顺子牌，希望他们认为我是在用大赌注吓退对手。
弗拉基米尔· 纳博科夫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蒙特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