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大饥荒。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所有的城市，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像橡皮人。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三十七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十二岁，一个十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三十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她父亲大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就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饥荒的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了拯救的意思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做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猪肉白菜，或者是羊肉胡萝卜，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凉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大前门，或者凤凰。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三十公里外的省城。
五十年代初，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你全靠营养来撑着，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的。有时，去省城出差或开会，就到她那里去看一看：当然，从没有过夜留宿过，因为有席方平在，毕竟是很不方便的。席方平一直让凌香感到局促和为难，不知道拿这人怎么办。这一生，凌香只听到父亲提到过一次“席方平”这名字，那还是很多年前，除夕夜，全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那一晚大先生喝了酒，喝醉了，他忽然用筷子指点着大家，没头没脑冒出一句：
“你们要记住，记好了，席——方——平，这个人，是咱们全家人的仇敌！”
那时，凌寒、凌霜、凌天，全都回过头来，同仇敌忾地瞧着大姐，他们的眼睛在说，你听听，你听听，你居然认贼作父！他们都知道这些年来凌香和梅巧来往的事情，他们都知道凌香舍不下梅巧。这让他们不愉快，觉得这人背叛了全家，背叛了父亲。他们是将“梅巧”和“席方平”合二为一了。不过，凌香这个人，谁又能拿她怎么样？不是就连日本鬼子的炸弹也没能把她“怎么样”吗？凌香没有生气，只是很意外，这么多年了呀！她以为那件事对父亲来说，已经“过去”了，可原来并没有——过去。
她很惊讶。
这一天，凌香从会议上出来去看梅巧，进了那日益拥挤混乱的四合院，一看，梅巧家厨房里亮着一盏昏灯，就进去了。一推门，就看到梅巧正坐在灶台边小板凳上，吃着一个——糠窝窝。听到动静，梅巧一仰脸，凌香吓一跳，那张脸肿得，就像戴了一张橡皮面具！凌香呆了半晌，走上去，从梅巧手里，夺过那黑乎乎团不成团的东西，咬了一口，眼泪就下来了。
下一个星期天，凌香又来了，背了大包和小包，也不说话，大包里是粮食，都是高价粮：挂面、小米和玉茭面，小包里则是白糖、水果糖，还有鸡蛋。她一样一样往外掏，绷着脸，像是和谁生气。这些东西，救命的东西，则摊了半炕头。梅巧用手摸摸这样，摸摸那样，哭了。
一月一次的探望，就是始于这个时候。从前，凌香每月是必要去探望大先生的，现在，她延长了这路线，延长了三十多公里，大先生那里，就成了一个中转站。从前，她背包里带去的东西，是要卸空的，现在则是卸一半留一半；从前，在大先生家，她待得很从容，现在则是，撂下午饭的碗筷就要匆匆出发。起初，她不知道怎样跟大先生解释，她想了一些笨拙的理由作为提前告辞的借口，比如，明明不舒服，要不就是亮亮不舒服，或者说，家里有点什么什么事。这样说的时候，她从不去看大先生的眼睛。忽然有一天，她发现自己不需要再找任何借口了：那一天，大先生把一条凤凰牌香烟悄悄塞进了她提包里。她如雷轰顶，知道了，大先生，父亲，心里是明镜高悬的啊。
只不过，她不说，他也不说，都不说破，很默契。不同的是，她从父亲家里带走的东西，比从前多了许多。这叫她不安，可是父亲不由分说，父亲指挥着大萍，装这个，带那个。凌香想拦，拦不住。拦紧了，父亲就叹息一声，说：“又不是给你！”她知道，她当然知道这个七十多岁的父亲，在饥荒的年代，饥饿的年代，从自己牙缝里节省出、克扣出这一点一滴的食物，这恩义，是为了谁。所以，她才尤其地不安、难过。
她逼迫梅巧，当着她面，一个一个地吃下她带去的饺子。她像阎罗一样不留情面地逼迫着她，吃下一饭盒，一个不许剩。这是她能为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她能为白发苍苍的父亲做的，唯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