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决策
1982年5月，我出任外交部副部长，开始主管苏联、东欧事务。
当时，中苏两国正处于严重的对抗局面：苏联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漫长的中苏边界线上陈兵百万；70年代末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又出兵入侵阿富汗。这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形成了直接威胁的态势。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不计历史旧账，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30年间，中苏两国经历了三个“十年”：1959～1969年可以说是十年论战；1969～1979年是十年对抗；1979～1989年是十年谈判。这期间，既有冷战又发生过热战。
但就在1982年初，出现了一些微妙的迹象，中苏关系开始酝酿某种变化。
事情要从那年的3月24日说起。
那天，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来到苏联的中亚地区，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首府塔什干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虽然仍充满了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建议双方磋商，采取一些两国都可以接受的措施，以改善中苏关系。
邓小平同志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塔什干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当时，中美之间有关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会谈取得了进展，“8·17”公报——即中美之间三个公报中的第三个公报——即将签署。中美两国关系的新框架可以说基本确立，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时机正在成熟。
我们当时的分析是，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的争夺日趋紧张，苏联已感到力不从心，不得不实行战略调整，而缓解对华关系正是其中的一个重大步骤。这在客观上为我们调整对苏联政策提供了机会。
小平同志打电话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
外交部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是一次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那是3月26日，地点在当时外交部主楼门厅处。当时没有专门进行新闻发布的场地，七八十位中外记者受邀出席，大家就站在我周围。当时担任翻译的是现任外长李肇星。
作为外交部首位新闻发言人，我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简短声明：
“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声明念完后，没有提问，也不回答问题。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个没有先例的新闻发布会和三句话的简短声明，立即引起了在京的中外记者的极大关注。
出席发布会的苏联记者当场竖起大拇指，对我说：“奥庆哈拉索！”(很好！)他显然听出了声明中不同寻常的意思。
三句话中，重要的是两个词，一个是“注意”，一个是“重视”。实际上，就是“听其言，观其行”之意。其言可听，自然是说，你讲的话中间，有合理的成分。以前，中国对苏联所说的一切，只有全面批判，哪里会听，更说不上“观其行”了。现在要“观其行”，是要对方拿出实际行动来。
这简短的声明，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表明消息虽短但很重要。声明在国际上也立即引起了广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纷纷报道，并发表评论。有外电指出，这一谨慎而含蓄的声明，预示着对抗了30多年的中苏关系，有可能发生变化，并使世界局势为之改观。
这是我以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身份，主持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从此成了惯例，每周举行。不过，不再是站着举行了，而是移到了国际俱乐部，记者可以坐下来了。后来，外交部建了新楼，有了专门的新闻发布厅。
这年盛夏的一天，小平同志邀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和外交部主要领导到他家开会，研究中苏关系问题。陈云、李先念等老同志在场，我作为外交部主管苏联、东欧事务的副部长也列席参加了。
小平同志提出，要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但中苏关系的改善必须是有原则的，条件是苏联得做点事情才行。这就提出了要苏联主动解决“三大障碍”，即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
大家一致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
中苏两国长期论战，一直在争论谁对谁错，我们说苏联是修正主义，苏联说我们是“教条主义”，双方的调门越来越高。这次，小平同志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却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
陈云同志提出了采取什么方式传递信息的问题。信息的传递，既要引起对方的注意，又要不引起外界猜疑。如果召见使馆人员或派人前去访问，恐怕过于正式，而当时中苏之间又没有什么其他的接触渠道。
小平同志提议，为了不引起外界的无端猜测，可由外交部苏欧司司长以视察使馆工作名义前往莫斯科，并同时前往波兰华沙。当然，第一站莫斯科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8月10日，苏欧司司长于洪亮启程赴莫斯科。在他启程前，我们根据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说帖。
苏方对我们苏欧司司长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要求在使馆面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行动，给予了特别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应邀来到我国驻苏使馆，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特地中断休假，从莫斯科郊区别墅急忙赶回，陪同前来。
会面时，于洪亮同志向对方口述了长达1000多字的说帖全文，一段段地背出来，几乎一字不差。
在说帖中，中方指出，中苏两国关系不正常状况已经存在多年，中苏两国人民都不愿意看到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现在是为改善中苏关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了。当然，问题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就解决，但中方认为，只要中苏双方都有改善关系的诚意，完全可以通过协商，逐步实现公正合理的解决。中方建议先从苏联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做起，也可以从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其他问题，如减少中苏边境地区武装力量做起。与此同时，双方还应考虑找到一个有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来解决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军的问题。中方也希望在阿富汗问题上能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总之，只要双方站得高，看得远，有使两大邻国恢复睦邻关系的诚意，从解决一两个重要问题入手，就可以为两国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至于交换意见的形式，双方可以协商。
伊利切夫眯着眼睛仔细听着。他资格很老，赫鲁晓夫时期曾任苏共中央书记，当过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和《消息报》、《真理报》主编，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赫鲁晓夫下台后，他退出中央领导位置，就任外交部副部长。他为人稳健，处事谨慎，说话时字斟句酌，给人的印象是过于严谨而稍欠灵活。听了我方的说帖后，他做出的回应仍是惯常的外交辞令。他说，你的想法，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从主动的方式上，都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同时，又做出了老一套的表态，好像并未完全觉察出中方信息的真实含义。倒是当时在座的中国通贾丕才比较敏感，捕捉到了说帖中的新东西，表示这件事可能起到某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并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这些人所能解决的，要报告政治局和最高领导。
这次会见以后，于洪亮即转赴华沙，以此向外界表明此行不是专程来莫斯科的，同时也给苏方考虑和准备回答的时间。
8月18日，当于洪亮重返莫斯科再次会见伊利切夫时，伊利切夫谈话的态度有所变化，口气也缓和多了，称已将中方的想法报告了中央，苏方将做出正式答复。
8月20日，苏联第一副外长马尔采夫约见我驻苏使馆临时代办马叙生，交来一份作为正式答复的备忘录，表示苏方愿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级别上同中方讨论苏中双边关系问题，以便“消除关系正常化的障碍”。
苏方也提出了“消除障碍”，这与中方的提法是相吻合的。我们认为，苏方对我方信息的反应是积极的。小平同志随后找我和于洪亮去他家里，亲自听取了有关传递信息的详细汇报，当即决定同意重开中苏谈判。
在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开幕前，中苏双方已内部商定，由两国副部长级的政府特使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政治磋商。
磋商开始
1982年10月，中央委任我为中国政府特使，参加中苏政治磋商。对我来说，这是一次重要而又极富挑战性的使命。苏联政府特使，也是我的谈判对手，就是那位伊利切夫。作为主管非洲事务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利切夫从未主管过中国事务，但却同乔冠华、韩念龙、余湛、王幼平四位中国副外长先后进行过长达十年的中苏边界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被苏联外交界视为谈判高手。
第一轮磋商于1982年10月5日开始在北京举行。我们一开始就对磋商做了长期较量的思想准备。遵照小平同志关于同苏联打交道弯转得不要太急，不要急于求成，太急了会为苏所用的指示和十二大报告所阐明的对苏原则立场和政策，我们拟定了此次磋商的方针，即立足战略全局，坚持原则立场，着重提出要求苏联认真做些事，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同时，在策略上，举起改善两国关系和维护中苏两国人民友谊的旗帜，以保持磋商的渠道。
第一轮磋商进行了半个月，从5日开始到21日结束，共举行了六次会议。谈判中，我抓住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不放，指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途径在于双方共同努力，扎扎实实做一些事情，以消除妨碍发展两国关系的严重障碍。障碍消除了，通向正常化的道路就畅通了。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就可望逐步恢复两国之间的睦邻友好。
伊利切夫则反复重申改善两国关系的愿望，但对我们所提出的“三大障碍”，则尽力回避，拼命反驳。苏方的论点也主要有三个：一是指责中方为磋商设置“先决条件”；二是提出中苏关系正常化，应当“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三是宣称苏方“从不威胁中国”。他一再建议共同制定苏中关系基础文件，先就促进经贸、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关系的改善和发展达成协议。
针对伊利切夫把中方提出消除障碍称之为是“先决条件”，我指出，不存在什么先决条件。我们提出来希望讨论的某些问题，不是先决条件。如果事先确定哪些问题可以提出讨论，而另外一些问题不能讨论，这在客观上等于设置了先决条件。在磋商过程中，对所有问题进行无拘束的讨论，正是没有先决条件的表现。
针对苏方所主张的“不损害第三国利益的正常化”，我告诉伊利切夫，中方提出来讨论的一些问题不是有损而是有利于苏方所说的第三国利益，同时也有利于改善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苏联特使在第一次发言中提到，中国和苏联是两个大国，中苏两国的关系会影响到亚洲和世界的局势。那么，在磋商中是会涉及第三国的。问题在于，是有损于这些国家的利益，不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还是有利于这些国家的利益，有利于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呢？我进一步指出，只讲改善中苏关系不应损害第三国显然是不全面的，作为一个原则，我们主张不损害所有第三国利益。
对于苏方宣称从不威胁中国，我指出，苏联在中苏边境、在我们共同的邻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和阿富汗驻扎大量军队，把那么多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摆到我们面前，我们当然感到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和严重不安。
我特别就消除“三大障碍”从何入手问题做了重点阐述。我说，我国领导人在我们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列举了妨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障碍。消除这些障碍不是一下子可以做到的。我们认为，首先从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做起，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从这里入手是至关重要的。坦率地说，越南在苏联的支持下派军队占领柬埔寨，不仅给柬埔寨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不应有的痛苦和牺牲，使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宁遭到了战火的破坏，而且加重了中国的不安全感，使本来恶化了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尖锐和复杂，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尽快解决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急迫需要，是实现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关键性步骤。第二，从这里入手也是比较现实可行的。众所周知，苏联在印度支那地区所做的不光是支持越南出兵柬埔寨这样一件事情。苏联方面想来应该注意到，我们没有苛求苏方，现在我们所提出的仅仅是要苏联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出军队。在这里，不存在苏联自己撤出一兵一卒的问题，也没有涉及别的东西，虽然我们完全可以要求苏联方面做些别的事情。中国方面这种合情合理的主张，应当能够得到苏联方面的积极响应。人们也都清楚，苏联拥有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能力和手段。如果苏联方面冷静地权衡利弊，具有远见，做出政治决断，并采取必要措施，问题并不难解决。
至于苏联坚持先从共同制定苏中相互关系原则文件做起的问题，我告诉伊利切夫，中苏关系正常化不是简单地发表一个表达这种愿望的声明或文件就能办到的。这正好从实质上说明，中国方面对拟订两国关系原则文件是真正重视的并持慎重态度的。我们认为，当两国都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们都忠于所主张的原则，并都遵守这些原则的时候，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就摆到了我们面前。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说，中苏两国关系原则文件只能是两国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应当是从两国关系的具体实践中归纳出来，并用以指导两国关系的东西。因此，我们认为，现阶段我们双方最迫切的任务，或者说我们双方的主要精力，应当放在扎扎实实做一些消除两国关系发展障碍的实际事情上，为将来拟订两国关系文件创造条件。
整个磋商过程中，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气氛有时很激烈，双方都是事先准备好稿子，相互批驳。伊利切夫由于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自己还是哲学博士，当时正在编哲学辞典，发起言来，不但态度强硬，而且很有理论色彩，喜欢长篇大论，咬文嚼字，绕来绕去，但教条而空洞，令人不胜其烦。后来，他曾专门送给我一本他编写的哲学辞典，显示出他的理论功底。当然，中方对他也毫不客气，常常高调回应，将苏方的主张称之为“水中月”、“镜中花”，强调不解决“三大障碍”而想改善中苏关系，那完全是痴心妄想。
磋商期间，除了正式谈判外，还有许多游览参观活动，双方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在外交斗争中，有些话必须在正式场合说，有些话却可以在下面说。正式场合讲的正式的话，未必重要；而非正式场合讲的非正式的话，未必不重要。另外，正式场合吵够了，在下面可以稍稍客气一些，有些信息，虽不入记录， 却可更直接地传递给对方。
为了给紧张的磋商创造一点宽松的气氛，我特意邀请伊利切夫及其随行人员一同游览密云水库，到那里呼吸新鲜空气，赏景尝鲜，并增加双方的交谈和接触。伊利切夫说他以前去过那里，只吃过鱼，但没在那儿钓鱼。看来，他心存疑虑，有点担心怕我们引他上钩。但他感谢我的邀请，说这样可以给他时间考虑考虑磋商中的问题，以便答复我们。
游览水库那天，秋高气爽，风和日丽，观千顷碧波，看鸢飞鱼跃，令人心旷神怡。在品茗赏景之时，我对伊利切夫说，希望苏方能正确理解我方的意见，中方发言中有新东西。比如，在减少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力量问题上是双方承担义务。在苏联从蒙古撤军问题上，我们提出应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我们只是要求苏联促使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并不涉及苏联与越南之间的双边关系。苏联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不仅使印支地区局势紧张，而且也给苏联造成沉重负担。解决这个问题对苏联、对越南都只有好处而无损害。我们不理解苏联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有什么困难。
伊利切夫敛容细听，显然听懂了我的话，知道了我方在“三大障碍”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但他毫不松口，只是重申了苏方对“三大障碍”问题的一贯立场。尽管如此，他仍不放心，怕这里有什么“圈套”，被视为双方讨论过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一再声明“今天是非正式交谈”，建议今后磋商中“双方都不要引用此次谈话内容”。
中苏两国政府特使第一轮政治磋商是一场互相摸底的前哨战，双方可以说是争吵不休，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这次磋商启动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标志着不对话状态的结束，预示着两国关系将由长期紧张转向长期对话。
打持久战
中苏第二轮政治磋商于1983年3月在莫斯科举行。在会谈中， 双方在探寻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依旧各说各的，在实质问题上没有找到任何共同语言。
在这次磋商期间，我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的会见和交锋颇具意味。葛罗米柯担任苏联外长达 27年之久，从斯大林到契尔年科，历经五代苏联领导人，人称“不倒翁”。他有着一副西方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就连听人说话时也面无表情。不论什么场合，他都显得十分矜持，但又十分好斗，似乎随时准备跟人进行一场外交角斗，也被西方记者形容为是一位“说‘不的先生”。
会见时，他竟接过我方反霸和消除威胁的主张，令人惊奇地声称，此点可成为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基础。接着，他大骂了一通美国人，说美国人不可信，又说美国要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里根总统要从地球上铲除社会主义，并以教师爷的口吻说，中国完全可以从美国推行的消灭社会主义的政策中，推导出应该同苏联还是同美国建立何种关系的结论。
当时，他年事已高，有点倚老卖老，我对他的这番议论做了简单明确的回应。我说：“谈到国际上的紧张局势，这是客观存在。我想在这种形势下改善中苏关系不仅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和平的利益。至于谈到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时期的较量，我们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讲话，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葛罗米柯一时语塞，显得有点尴尬。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特使政治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北京和莫斯科轮流举行。这是一场马拉松式谈判，是韧性和毅力的较量。我们始终坚持只有排除障碍才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驳斥苏方一成不变的论点，破除苏方的幻想，力促苏联在消除障碍问题上有所作为。但直到1986年4月在莫斯科结束第八轮政治磋商，双方仍没在“三大障碍”问题上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不过，磋商得以继续下去，保持了一个沟通的渠道，客观上对中苏双边关系起着推动作用。
回想起来，磋商没有取得具体进展，也有其他原因。在此期间，苏联国运不昌，几乎每一两年就要死一位领导人，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10日）、安德罗波夫（1984年2月9日）、契尔年科（1985年3月10日）相继病逝。据说，勃列日涅夫到了晚年，每天只能工作一个小时，打打电话，无法正常视事。接任的安德罗波夫，人聪明而精干，当过苏联驻匈牙利大使，知道外部世界的情况，想有所作为。他痛感苏联政府官僚主义泛滥，人人爱喝酒，而不认真做事，认为喝酒误国，下令禁酒，把酒厂改为果汁厂，并四处严查酗酒。但不喝酒不符合苏联的“国情”，难以实行。他重病缠身，只当政了一年多。契尔年科上台，不想，他病得更重，身体更坏，执政的时间更短，做不了任何事。
病夫治国，其主三易，对外难有作为，自然一时无力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这样重大的问题。
有意思的是，中苏两国的接触却因三次苏联领导人的葬礼而提高了级别。
当勃列日涅夫去世的消息传来后，小平同志立即指示派黄华外长作为政府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是在中苏高级接触中断多年后所采取的非同寻常的举措，旨在抓住时机做苏方工作，试探新领导的对华政策走向，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黄华启程以后，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发表一个简明的谈话，对勃列日涅夫既不要简单批一顿，也不能光说好话。按照小平同志的意思，胡乔木同志起草了谈话稿。谈话回顾了中苏关系的演变过程，指出中苏关系从50年代后期就逐渐恶化，60年代末以后，这种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60年代末以后正是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勃列日涅夫对中苏关系严重恶化是负有责任的，但考虑到这次活动是吊唁，就没有点名。同时，对他不久前关于改善两国关系的讲话表示赞赏，这是寄希望于苏联新领导做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改善。这篇稿子作为黄华离开首都机场时对记者的谈话发表了，同时外交部立即将此事通知我国驻苏使馆。黄华外长到了莫斯科才得知他离京时还有这样一篇公开的谈话。
这一次，黄华外长见到了苏联新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外长。中方强调要使两国关系得到真实的改善，苏联必须在消除障碍方面采取实际步骤，先做一两件事。而苏方虽然表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却只强调双方应先做出努力，促进经贸、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来往。看来，苏联新领导将继续勃列日涅夫开始的改善两国关系的势头，但还未下决心采取重大步骤。
随后两年内，我先后陪同万里副总理和李鹏副总理赴苏联参加了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的葬礼。中方利用高层接触机会再次做出努力,在谈话中，对苏联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予以评价和支持，推动苏方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方面拿出实际行动。
在正式的各轮磋商中，中苏双方就像聋子对话，完全对不上。虽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扯皮的意义。首先是双方对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其次，是扯皮本身使得双方关系没有更紧张下去。
总之，不断扯皮比互不往来要好。扯皮多了，交往也就慢慢多了起来。那时，有人形容两国关系是一个使馆、一架飞机、一列火车。说的是两国关系只剩下这些联系，虽保持外交关系，而且天上通航，地上通车，但来往很少。有时，从苏联回国，整个航班和列车车厢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看不见几个人。随着中苏政治磋商的持续进行，两国的经贸增加了，在其他方面交往也增多了，开始交换留学生，组团互访。
这中间，1984年底，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应姚依林副总理的邀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具有特别意义，这是6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严重恶化以来苏联派出的最高级别的访华代表团。20世纪50年代，阿尔希波夫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组长，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做出了贡献。他对华友好，在两国关系恶化年代，也从未说过中国一句坏话。中方给了阿尔希波夫很高的礼遇，邓小平予以接见，陈云、彭真和薄一波等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朋友都会见了他。故友重逢，相见甚欢，情景十分感人。
记得陈云同志为准备同阿尔希波夫会见，请姚依林、陈楚和我去他住处汇报，谈得十分高兴。当晚，他手书“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条幅，派人送给我，以陆游的名句，表达他对中苏关系发展的感受和对两国关系前景的期望。
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我全程陪同他参观了燕山石化公司、武汉钢铁公司、武汉长江大桥和深圳特区等地。我不时提起苏联援建的一些项目，还向他介绍深圳特区在小平同志直接关怀下，坚持改革开放，取得惊人发展的历史。阿尔希波夫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飞速的发展，印象极为深刻，不时由衷地赞叹，同时也流露出对当时苏联社会现状的失望和不满。
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中苏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和《中苏成立经济、贸易、科技合作委员会协定》，使两国中断多年的经济和科技合作得以恢复。
1985年7月，我陪同姚依林副总理回访苏联。姚副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阿尔希波夫举行会谈，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双方在发展经贸合作方面谈得很顺利，签署了《中苏关于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等文件，中苏贸易额则从1984年的26.5亿瑞士法郎增加到1985年的46亿。双方对两国的高层交往和贸易的大幅增长表示满意，我方同时敦促苏方在消除“三大障碍”问题上拿出行动，指出障碍不消除，两国关系的改善是有限度的。
谈判突破
如何从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的僵局里面走出来呢？中方坚持消除“三大障碍”，这是两国关系根本改善的基础，而苏联的三位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均避重就轻，企图绕过“三大障碍”，通过发展经贸合作，增加相互往来，实现所谓两国关系正常化。戈尔巴乔夫上台初期，也无意在克服“三大障碍”问题上向前迈步。
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在会见访华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解决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都好解决。为推动中苏关系取得突破，小平同志首次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小平同志请齐奥塞斯库带口信给戈尔巴乔夫：如果苏联同我们达成谅解，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而且能办到的话，他愿同戈尔巴乔夫会见。小平同志说，他出国访问的历史使命虽已完成，但为这个问题，他可以破例。
1985年11月6日，苏方答复说口信收到了。23日，苏方表示，苏中举行最高级会晤和恢复党的关系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两国最高领导在苏联远东地区或中国境内举行会晤，讨论苏中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远东城市海参崴发表长篇讲话，表示苏联愿在任何时间、任何级别上同中国十分认真地讨论建立睦邻关系的“进一步措施”。他宣布，当年年底前从阿富汗撤出苏军六个团，苏联全部撤军则取决于外部干涉是否继续下去，并透露苏联正同蒙古研究撤出“相当数量”的苏军问题，还表示愿同中国讨论削减中苏边境地区的陆军。同时，他也谈到了柬埔寨问题，声称越柬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是中越双方的事，苏联只能希望中越恢复对话，言归于好。
值得注意的是，他接受了中国在中苏边界谈判中所持的立场，同意按主航道中心线划分阿穆尔河（黑龙江）边界线走向，希望不久的将来，边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
同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历次讲话相比，这次讲话显示苏方的立场有了重要变化。
在“三大障碍”问题上，这次没有重弹“不设先决条件”、“不损害第三国利益”、“从不威胁中国”等老调，不再回避从阿富汗、蒙古和边境地区撤军问题，有所松动。在越柬问题上，语气也比较平和，说现在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时机。
由于历史原因，中苏两国边界在黑龙江（阿穆尔河）一段，在清朝时，只是简单地以江为界，没有严格划定。苏联一直站在当年沙俄蛮横的立场上，声称中国的边界应当划在界江界河的我方沿岸一线。这样一来，江中的岛屿自然就划归了苏联，而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成了苏联的内河。我方当然不会答应。中国主张，按国际法准则及国际实践，应当以界江的主航道中心线为两国国界。1969年，中苏两国的珍宝岛流血冲突，盖源于此。戈尔巴乔夫的表态不能说不是一个积极的姿态。
同时，作为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也第一次公开肯定了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方针，表示理解和尊重。他还提出了扩大和加深经济技术合作的具体设想。
中央决定抓住这一时机，采取相应对策，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表示了审慎欢迎的态度，但在“三大障碍”问题上不松口，继续保持压力，同时做出积极姿态，接过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的提法，同意恢复边界谈判。
为此，8月13日，吴学谦外长约见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费多托夫，做了如下表态：戈尔巴乔夫总书记7月28日海参崴讲话中对中国和就中苏关系所表述的意见，我们予以认真的评价和重视。中方注意到其中有些过去没有说过的话，对此我们表示欢迎。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中国方面关于消除“三大障碍”以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和具体主张，而戈尔巴乔夫这篇讲话与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没有提到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国方面最感关切的问题，也是去年邓小平同志通过齐奥塞斯库传话的核心。中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希望苏方认真考虑中方的意见。对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宣布中苏东段边界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中方表示欢迎。据此，中方认为，在适当时候恢复中苏边界谈判是适宜的。
1986年9月2日，小平同志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电视采访时，又一次谈到了中苏关系，强调指出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并说，如果戈尔巴乔夫在越柬问题上走出扎扎实实的一步，消除了这个障碍，他愿意破例地到苏联的任何地方去同戈尔巴乔夫见面。我们在9月7日正式对外发表了这一谈话，把中方的立场公布于世，实际上是对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的讲话做出了公开的答复。
走向正常化
为了推动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基础上向前迈步，我们一连做了几件事情：邀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计委主席塔雷津访华；恢复了中苏边界谈判；在其后举行的第十二轮的中苏政治磋商中重点就越柬问题谈判。
塔雷津是在1986年9月访华的。访问期间，双方探讨了苏联向我们提供政府贷款，在广西合作建设铝厂、扩建本溪钢铁生产、修建新疆铁路；还探讨了合资办厂、补偿贸易和来料加工、扩大边境贸易、增加供应传统货物等一系列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问题。塔雷津还探询我们对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的进一步态度。中国领导人则表示，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有些值得欢迎的方面，但明确指出他在中国最为关切的越柬问题上没有新意，敦促苏方在这一事关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尽早做出政治决断。
根据中方关于恢复边界谈判的建议，中苏外长1986年9月在纽约会见时达成协议，两国边界谈判于1987年2月在莫斯科举行。我出任中方代表团团长，苏方代表团团长是副外长罗高寿。此前中苏于1964年2月至7月和1969年10月至1978年6月先后举行过两次边界谈判。第一次谈判中，双方交换了地图，就东段边界走向口头上达成了一些共识，但没签署任何正式协议，会谈等于没有取得结果。当年l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边界会谈未再恢复。第二次边界谈判持续了九年，双方在讨论维持边界现状协定草案时一直围绕争议地区问题激烈较量。l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致使第二次边界谈判中断。如今，第三次边界谈判开始，戈尔巴乔夫的海参崴讲话，公开宣布以界江主航道中心线作为苏中东段边界，接受了中方的立场，使谈判有了基础，得以在比较好的气氛中进行。
我主持了1987年2月和8月的两轮会谈，此后的会谈是由田曾佩副外长主持的。在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前，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大部分达成了原则协议。至于复杂的西段边界，双方就划界原则取得了一致意见，并同意成立专家工作组具体讨论西段边界走向问题和成立联合摄影小组进行共同航摄，等等。第三次中苏边界谈判的进展有助于缓和两国边境对峙形势，成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组成部分。
戈尔巴乔夫海参崴讲话后，中苏于1986年10月举行第九轮政治磋商，直到中苏高级会晤前夕，两国一共进行了多达12轮的政治磋商。我一直主持到第十一轮。1988年4月我就任外长，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团长及中方政府特使改由副外长田曾佩担任。在最后四轮磋商中，苏方在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上逐渐表现灵活，不再回避讨论柬埔寨问题，但称这个问题只能政治解决，后来又承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是个重要因素。苏方虽不承诺将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却表示将做出力所能及的努力促进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进程。由此可以看出，苏联在有意进行战略收缩并做出从阿富汗撤军决定后，基于自身需要，也想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态度变得较前积极。
在第十二轮磋商中，苏方提出愿就柬埔寨问题同中方进行专门讨论并达成谅解。根据当时形势，为推动苏联对越南进一步施加影响，我们决定接过苏方的建议。1988年8月27日至9月l日，田曾佩副外长与苏联副外长罗高寿在北京专门就柬埔寨问题举行工作会晤。最后，双方达成了一定内部谅解，找到了一些共同点和相近之处，当然，分歧仍然存在。会晤表明，苏方在促越撤军问题上立场有所松动。出于内政外交需要，苏方确实希望早日卸掉柬埔寨问题这个包袱，并借此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现高级会晤。
中苏政治磋商结束后，我就不再和苏联特使伊利切夫打交道了，以后也没机会再见到他。后来听说，他先是丧妻，惟一的儿子也先他而去。到了晚年，因身后无人，就将自己一生收藏的许多书籍和油画等，分别捐赠给了家乡的博物馆。他于1990年8月去世。我特地发去了唁电。
破冰之旅
1988年12月1日至3日，我作为外长，应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邀请，对苏联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7年之后，30多年来中国外长第一次正式访问苏联，主要任务是为中苏首脑会晤做准备。
此前，两国外长也有一些接触，但都是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进行的会见。这次外长访问，从相隔时间之长和任务之艰巨来看，可以说是一次破冰之旅。
陪同我一起访问苏联的，有当时外交部苏欧司司长戴秉国、新闻司司长李肇星。我们乘坐的 中国民航班机，于12月1日中午抵达莫斯科，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到机场迎接，并陪同坐车去宾馆。
我们一行十人，入住在列宁山上的柯西金街11号宾馆。正值严冬，莫斯科大雪纷飞，寒风刺骨。苏方的接待是很周到的，但鉴于两国关系的特殊和环境的复杂，我和代表团的主要成员，不便在室内商议谈判对策，清晨时，只好冒着寒风，踏着厚厚的积雪，在宾馆的庭院里不停地漫步。无法运筹于帷幄，只能策划在穹庐。
我抵达的次日，就去克里姆林宫会见了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当时，他刚刚提出自己的“新思维”理论，给人以年轻有为的印象。也许因为有了“新思维”，他特别爱说，话很多，会见进行了1小时40分钟。戈尔巴乔夫主动表示，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苏联也有过错。在谈及中苏高级会晤时，他主动提出，考虑到各种情况，他准备到北京去。我向他转达了中国领导人欢迎他于1989年访华的邀请，并表示，对于两国关系，中方主张着眼于未来，不纠缠历史的旧账，向前看，探讨建立新的关系。
访问期间，我同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举行了三次会谈，共约六个半小时。会谈的重点是柬埔寨问题。
关于柬埔寨问题，双方肯定了1988年8月中苏副外长工作会晤和9月两国外长纽约会晤所取得的某些一致意见，同时进一步阐述了各自主张。我着重指出，越南军队应在1989年6月底以前全部从柬埔寨撤出，中苏在越南撤军时间表问题上应有一致的主张并促其实现。同时，在越南全部撤军后，所有外国（包括越南）都应停止对柬埔寨各派的军事援助，不支持任何一方打内战。关于柬埔寨内部问题，我没有深谈，只简要重申了中方关于建立以西哈努克为首的四方联合政府，冻结、削减以至解散各方军队，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实行严格国际监督和国际保证等主张。苏方表示希望尽早解决柬埔寨问题，越南应尽早全部撤军，但认为，越南撤军、国际监督机制和国际保证的建立，同不恢复柬埔寨过去的政策、实现柬埔寨内部各派之间以及印支与东盟各国之间的继续对话，应是平行的进程，主张柬埔寨各方达成政治解决协议后，所有国家应立即停止对柬埔寨任何一方的军援。
苏方不愿明确承诺的是促越南撤军的期限，称苏联“无法对越南发号施令”，但苏方转达了越方同我们直接讨论时间表问题的愿望，希望中越直接对话，以加快政治解决进程。看到双方的意见在接近，我们提出，可将越南自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确定为 1989年6月底到12月底之间。双方就此达成了协议。
最终的结果是，中苏两国外长指派的工作小组经过反复磋商，双方就柬埔寨问题以《共同记录》方式达成内部谅解，并经我和谢瓦尔德纳泽确认。其核心内容是：中苏双方主张尽早公正合理地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双方希望越南军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例如在1989年下半年，至迟在1989年底之前，从柬埔寨全部撤出；中苏双方表示愿意做出自己的贡献，以促使上述目标的实现。
我和谢瓦尔德纳泽还讨论了关于苏联在蒙古驻军、两国边境地区驻军裁减、边界谈判等问题，也取得了一些进展。
1989年2月2日，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对中国进行回访，目的是为高级会晤做准备。我同他举行了两次会谈，重点仍然是讨论柬埔寨问题。我接过苏方的建议，同意在已经达成的两次《共同记录》的基础上继续讨论，并就柬埔寨问题公开发表一项声明，概述中苏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一致主张。这个声明及举行高级会晤的时间将作为一揽子协议共同发表。
在双方商定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后，苏方突然耍起了手腕，出尔反尔，表示不愿意发表双方已经达成的协议，而只宣布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2月3日，谢瓦尔德纳泽抵达上海。第二天，小平同志将接见他。深夜，苏方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不同意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
面对苏方的要挟，我们立即反击。4日清晨我们通知苏方，鉴于双方分歧较大，同意暂不发表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共同声明，但同时也先不公布双方商定的5月中旬举行高级会晤的日期。
在小平同志会见谢瓦尔德纳泽前，我向他汇报了苏方在柬埔寨问题上立场后退的情况，并建议关于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也暂不公布，由双方继续商谈。小平同志表示，“中苏高级会晤的日期不能变，但是我今天不说访问日期，这由你们去谈”。
会见时，谢瓦尔德纳泽一上来就向小平同志表示，“戈尔巴乔夫建议5月15日至18日访华，昨天我同钱其琛外长谈了这个问题”。他的用意显然是先请小平同志确认高级会晤的日期，使之成为既定事实，从而绕开柬埔寨问题，再压中方让步。
小平同志马上做出反应，说，“你们两位外长的谈话还未结束，希望你们继续工作，日期由你们商定，我听你们指挥”。
接着，小平同志在谈话中再次强调了早日解决柬埔寨问题的重要性。
谢瓦尔德纳泽眼见自己的打算未能实现，只好表示柬埔寨问题还是可以继续讨论。
4日中午，在返京的飞机上，两国副外长再次进行了商讨，但仍相持不下。谢瓦尔德纳泽原定到达机场后立即转飞巴基斯坦，但到达北京后，就直奔苏联使馆，离京的时间一推再推。我采取在机场守候的办法，坚持要求双方达成协议后同时发表共同声明和戈尔巴乔夫访华日期。一直等到了天黑，谢瓦尔德纳泽到了机场，我们在候机室里进行了最后一次会晤。 我表示，你的访问是成功的，双方的会谈，以及同中方领导人的会见，都有成果，但说话做事不应出尔反尔，要知道，我们两国关系还没正常化呢！发表共同声明，是苏方提出来的建议，我们同意了，双方的工作小组也做了大量工作。出现目前这种情况，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件事本来是谢瓦尔德纳泽做了手脚，现在，他见事情无法收拾，就赶紧做出埋怨罗高寿副外长不会办事的样子，同时又向我诉苦，说苏方在涉及柬埔寨问题上确有难处，事情复杂。见我不为所动，最后，他不得不同意留下两位司长，继续同中方商谈，自己先乘飞机离去了。
次日，双方工作小组连夜工作，达成协议。2月6日，双方同时发表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声明和戈尔巴乔夫的访华日期。那天正好是那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五年后，我应邀到格鲁吉亚访问，在那里又见到了谢瓦尔德纳泽。此时，他已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总统了。我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他亲自举行欢迎宴会，并到机场送行，比当年在莫斯科时热情多了。
高级会晤
1989年5月15日至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如期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
40多年来，中苏两国关系，见证了几代人的努力，经受了火与血的考验，充满了坎坷曲折和戏剧性的变化。我1954年第一次到苏联时，还是一个26岁的青年，前后在苏联度过了近十年的外交生涯；又作为特使，参加了长达七年、有着许多不眠之夜的中苏政治磋商。今天，终于迎来了两国人民期待已久的重要时刻——中苏高级会晤，心情不能不格外激动。
中苏领导人的会晤，是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对此次戈尔巴乔夫来访的接待礼仪，小平同志要求在安排上讲究适度，见面时“只握手，不拥抱”——这言简意赅的六个字，表达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礼仪问题，而是准确地概括了当时中苏关系的性质， 形象地勾勒出两国未来关系的定位。
至于双方会晤的主题，小平同志提出了思想深邃、语言明晰的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5月16日上午10时至12时30分，小平同志在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同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的会晤。记得那天小平同志精神矍铄，情绪极好。他的记忆力惊人，谈话不用稿子，但条理清晰，用语简洁准确。他先从两个方面回顾了历史：一是近百年来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的损失，二是近几十年来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何方。小平同志总结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的中苏关系，强调主要是苏联把中国摆错了位置，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又说，虽然如此，中方从未忘记，苏联在新中国建立的初期曾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小平同志说，他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是全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
戈尔巴乔夫表示，关于俄国、苏联与中国关系是如何形成的，有些东西苏方有自己的看法和评价，但在不太久远的过去，苏中关系的有些方面，苏联是有一定的过错和责任的，并赞同过去的问题就讲到此为止。
当时戈尔巴乔夫的表态是比较得体的，他显然也是有备而来的。前苏联驻华大使特罗扬诺夫斯基在其名为《跨越时空》的回忆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曾对其陪同人员说，他打算像晚辈同长辈谈话那样去同邓小平会谈。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所谓开辟未来，是指两国关系正常化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间关系，明确今后两国新型关系的具体内涵和应当遵循的准则。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国际共运的历史教训，强调无论是结盟还是对抗，都是不成功的，中苏关系还是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戈尔巴乔夫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认为，“苏中高级会晤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国关系将建立在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普遍原则以及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之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苏中关系正常化不针对第三国，不损害第三国利益，它同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有机地结为一体”。
高级会晤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公报正式确认了两国最高领导人一致确定的两国国家关系准则。这样就形成了既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那种结盟，更不同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对抗状态，而是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睦邻友好的正常国家关系。其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完全新型的国家关系不仅最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通过这次高级会晤，中苏两大邻国终于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重新建立起正常的国家关系。
如今回顾起来，当时把握住了历史时机，实现了中苏关系的正常化，意义十分重大。此后，国际风云变幻，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进入了一个动荡多变的非常时期。当年确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框架，成为了中俄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础，进而发展为建设性伙伴关系，直至确立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如果当时错过了有利时机，后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那天，正当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中苏高级会晤在人民大会堂进行时，人民大会堂外面却已经出现了许多不正常的情况，并最终形成了一场政治风波。
中国的外交，将面临更严峻的挑战和考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