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我给大家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把人格分别列出三个层或区，即三个沉积层：智力区，激情区，深层区；激情区是智力和激情波及不到的深层区之中介。
这三个层面当然不是决然分开的，甚至没有特定的界限，但三者不断互相渗透。
上一讲中，我给大家论述了中介区，即激情区。就在这个区域，就在这个层面淡出戏剧，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是如此，整个人类的戏剧皆是如此。我们能够马上发现初看上去逆理悖论的东西：激情无论多么动荡和强烈，归根结底，无关宏旨，抑或至少可以说，灵魂深处没有被触动；事件没有震撼灵魂，“引不起灵魂的兴趣”。有鉴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战争，有更好的事例吗？有人对我们刚经历可怕的战争进行调查，询问文人学士战争有什么重要性，询问他们觉得战争产生了何种道德反响，战争对文学有何影响，等等。回答十分简单：影响缺缺，或影响甚微。
先看一看帝国战争。设法发掘帝国战争在文学上的反响，找找看人类灵魂因帝国战争发生了什么变化……诚然有一些拿破仑时代的应时诗，就像现在有许多乃至太多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应时诗，但有什么深刻的反响呢？有什么根本的变化呢？没有！不是一个事件能引得起深刻的反响和根本的变化，不管事件多么重大多么富于悲剧性！相反，法国大革命就不一样了。我们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外部事件，确切地说不是意外事件，可以说不是外伤。这里，事件产生于人民自身。法国大革命对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影响是巨大的，但他们的著作写于大革命之前。他们准备了这场革命。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到同样的情形：思想不是尾随事件，而是先导事件。往往从思想到行动，激情应当起中介作用。
然而，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看得到智力因素有时直接触及深层区。而深层区绝非灵魂的地狱，正相反，是灵魂的天堂。
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看到某种价值神秘的颠倒，伟大的英国神秘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就这种颠倒已经作过描述，我上文已向大家交代了。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想法，地狱相反倒是表层区，即智力区。综观他的全部著作，只要稍微有点内行的眼光，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智力的贬值，并非有意的贬值，而是几乎非本意的贬值，一种福音主义的贬值。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未明确表示，但却暗示，与爱对立的并非恨亦非脑的反刍。智力对他来说恰恰是使自己个体化的东西，对抗上帝的天国，对抗永恒的生命，对抗置身于时间之外的真福，这一切只有摈弃个体而投入浑然一体的相互依存中才能获得。
下面援引一段叔本华的文章，想必对我们有所启发：
“于是他明白施虐者和受虐者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现象，没有触及自在之物，没有触及寓于两者的意志：意志，由于被按自己命令行事的智力所捉弄，自轻自贱，在自己两个表象之一中寻找更多的满足必定引起另一个表象更多的痛苦；意志一时冲动之下，用牙猛撕自己的肉，却不知道由此伤害的总是它自己，从而通过个性的中介表现出与他寓藏在胸的自己所发生的冲突。迫害者和被迫害者是同一的。前者错以为不会分担痛苦，后者错以为不会分担罪责。如果两者都能睁开眼睛，施虐者会承认在这广袤的人世间他自己就寓于一切受苦受难的人心底，而受苦人若理智健全，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了什么目的来到世上活受他不承认应受的苦难；而受虐者也会懂得世上所犯下的或未犯下的一切罪孽皆来自同时也构成他自身本质的意志，他是表现本质的现象，根据这种现象和现象的确认，他承受一切由此而产生的苦难，并应该理所当然地是受苦难，继续充当意志多久就忍受多久。”（引自叔本华《世界即意志和观念》第一卷第五六六至五六七页；参见康塔居泽纳译本）
然而，这种悲观主义，有时在叔本华的著作中可能显得近乎逆理悖论，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却变成强烈的乐观主义。陀氏让《少年》中的一个人物代言道：
“给我三次生命吧，我还会觉得不够哩。”（《少年》第七十八页）
我想带着你们一起进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我们描绘的或让我们隐约看见的真福境界，他的每本书中都会出现这种境界，届时个体局限感以及时光流逝感一并消失了。
“此时此刻，我似乎明白了使徒的真言妙语，时间将不存在了。”（《白痴》第二九八页）
不妨读一下《群魔》中很有说服力的一段对话：
“您喜欢孩子吗？”斯塔夫罗金问道。
“喜欢。”基里洛夫回答，样子颇为无动于衷。
“那么您也热爱生活啰？”
“是的，我也热爱生活。您惊异吗？”
……
“您相信阴间存在永恒的生命吗？”
“不！但相信人间存在永恒的生命。有些时刻，是的，您觉得有时会时间突然停止，让位于永恒。”（《群魔》第二卷第二五六页）
我还可以援引许多许多，但以上引言准保足够了。
我每次阅读《四福音书》，都惊异于再三反复出现的两个词：“ET NUNC”（“从此时起”）。想必陀思妥耶夫斯基也为之莫名惊诧：基督所允诺的真福、真福境界即刻可以达到，倘若人类灵魂自我否认，听天由命：ET NUNC……
永生不是，抑或不仅是，未来的事情，倘若我们今生今世达不到，那就没有希望在来生来世达到。
关于这个问题，不妨援引马克·卢瑟福出色的《自传》片段：
“上了年纪我才明白一味追求未来是多么疯狂，还有所谓未来的威力，以及把幸福日复一日地推迟或提前，是多么愚蠢。我终于学会重视眼前的生活，尽管已经有点太晚了；终于学会理解现在的太阳和未来的太阳同样光辉灿烂，学会不再一味为未来自寻烦恼。但在年轻的时候，我却是幻想的牺牲者，总幻想为这种或那种理由修身养性，以致在风和日丽的六月早晨，想像着更加晴朗明丽的七月早晨。
“对于永生不死一说，我不想说赞成也不想说反对，我只想说，人没有这种学说照样能活得幸福，甚至在多灾多难的时期；总把眼睛盯着永生不死，把它当作人间行为的惟一原动力，那是异想天开的疯狂，使我们大家一辈子误入歧途，陷入痴心梦想不能自拔，以至于老死将至连一小时的清福都没有充分享到。”（译自英文）
我会情不自禁地喊出：“永生与我何干，要不是时刻意识到永恒！我要永恒的生命而不具备时刻对永恒的意识！从此时此刻起永恒的生命就可能常驻我们的身心。我们切身体验永恒的生命，一旦我们甘心情愿弃绝我们自己的生命，自觉自愿地死亡，那么这种弃绝立即使生命在永恒中复活。”
这里既没有嘱咐也没有命令，只是基督在福音书中到处向我们揭示的至福之奥秘。基督还说：“你们若了解这些事情，你们就是幸福的。”就在此刻马上我们就能加入至福。
多么清静！此处时间真的停止了，此处时间显示出永恒。我们进入上帝的天国。
是的，此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神秘的核心，也是基督精神的核心，即幸福之非凡的秘密。个体在弃绝个体性中获胜：酷爱自己生命的人必将失去生命，保护自己个性的人必将失去个性；但弃绝生命的人将使生命真正充满活力，确保其永恒，不是未来永恒的生命，而是从现在起即刻进入永恒。在整体的生命中复活，忘却一切个人幸福！哦！完美的回归！
这种对感觉的褒扬和对思维的贬抑最好的勾画莫过于《群魔》的一个片段，就是接着刚才我给大家念的那段文字之后：
“您看上去很幸福”，斯塔夫罗金对基里洛夫说。
“我很幸福，确实的”，基里洛夫承认道，口气好像是做最平常的回答。
“但不久前您还心情恶劣，跟利普季纳怄气，不是吗？”
“嗯！此刻我不再抱怨了。当时我还不明白我是幸福的。有时您注意到一片叶子，一片树叶吗？”
“当然。”
“最近，我见到一片叶子，黄黄的，但有几处还保留着绿色，周边则枯烂了。风把它刮跑了。我十岁的时候，冬天有时我故意闭上眼睛，想像一片绿色的树叶，叶脉纹缕清晰的树叶，一个灿烂的太阳。我睁开眼睛，以为在做梦，美极了，于是我又闭上眼睛。”
“这说明什么呢？有象征意义吗？”
“噢，不……为什么是象征呢？我的话没有寓意，我只是话说树叶。树叶美丽，一切皆好。”
……
“您何时获知您的幸福？”
“上星期二，或者确切地说是星期三，从星期二到星期三的夜里。”
“在何种情况下？”
“不记得了，是偶然发生的。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没有什么啊。我拨停挂钟，其时两点三十七分。”（《群魔》第一卷第二五七至二五八页）
你们会问，如果感觉战胜思维，如果心灵只应该有这种空漠的状态，只应该处于待机而动的状态，任凭外部影响的摆布，那么除了混乱无序还能有什么结果呢？有人对我们说，那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说必然的结果，最近又有人经常这样唠叨。讨论陀氏学说会使我们走得很远，因为我要是向你们断言，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把我们引向无政府主义，而只引向福音，我便能预测到我的话所引起的抗议。这里我们有必要统一意见。福音书所包含的基督教义通常对我们法国人只通过天主教会传播，只经过教会驯化。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教会，尤其对天主教会深恶痛绝。他声称直接地惟一地从《福音书》中接受基督的教导，这恰恰是为天主教所不容的。
他的书信有许多段落是反天主教会的。非难之强烈之武断之感情用事，我都不敢援引，但每次重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就更加明白和理解他的非难，总的印象就更深刻：我找不到其他作家像他这样既信奉基督教又反对天主教的。
“正是如此，”天主教徒们嚷嚷，“我们向您多次讲明了嘛，您自己好像也明白了嘛：《福音书》、基督的圣训被孤立起来理解必然把我们引向混乱无序，因此恰恰需要圣保罗，需要教会，需要整个天主教。”
我随他们说去。
照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即使不把我们引向混乱无序，至少也要引向某种佛教境界，某种寂静主义。况且，我们将看到，在正统派教徒眼里，那还不是陀氏惟一的异端邪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引我们远离罗马（我说的是通谕），也引我们远离世俗荣誉。
“说到底，公爵，您是正人君子吗？”陀氏的一个人物讯问梅什金，而梅什金正是陀氏主人公中最能体现他的思想的，确切地说最能体现他的伦理观的，至少他在写《卡拉马佐夫》之前是如此，其时他还没有给我们描绘阿辽沙和佐西马长老那种上品天神般的形象。那么他向我们推荐什么呢？一种静修的生活？一种只有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摈弃一切智力和一切意志？
也许在那样的境地找得到幸福，但在那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没有看到人的终结。远离祖国的梅什金公爵一旦达到那个至高的状态，立即感到迫切需要回国：当年轻的阿辽沙向佐西马长老坦白他暗想在寺院了其一生，佐西马劝他说：“离开这所修道院吧，你到那边更有用处：你的兄弟们需要你哪。”
“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基督曾说。
我注意到《圣经》的大部分译著把基督上述真言译成：“不是强拉他们离开人世，而是使他们避免邪恶”，这就不是一回事了。这一发现使我们可以着手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中魔鬼附身的一面。我所举的这句话确属新教教义的译文。新教教义倾向于不重视天使和魔鬼。我经常试探性地讯问一些新教徒：“您相信魔鬼吗？”这样的问题每每引起某种惊愕。我常常发现被问的新教教徒根本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末了总是这么回答我：“当然啰，我相信有邪恶。”当我进一步追问，对方最终承认，没有善行就有邪恶，正如不见光明即出现黑暗。这样就差以毫厘，失之千里，明明《福音书》多处暗示有一种魔鬼的力量，实在的，现时的，个别的。绝非“使他们避免邪恶”，而是“使他们避开魔鬼”。魔鬼的问题，我敢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有些人准保把他看成摩尼教徒。我们知道伟大的异端鼻祖摩尼承认世间两个本原：善的本原和恶的本原，同样都是积极的、独立的本原，同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本原，由此摩尼的学说直接与查拉图斯特拉的学说联系在一起。我们已经能够看出，对此我特别强调，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让魔鬼寓居之地不在人的低层区，尽管人的全身各处都可供魔鬼栖息，都能成为魔鬼的猎物，而他让魔鬼占据脑区，只要人的最高区依然是智力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魔鬼对我们极大的诱惑是智力诱惑，即给我们提出问题。我不认为自己离题万里，若首先考虑人类拖了很久而终于提出的一向为之焦虑的问题：“人是什么？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出生以前是什么？死亡之后又会怎样？人能企求什么真理？”或更确切地问：“什么是真理？”
然而自从尼采提出一个崭新的问题，一个与其他问题截然不同的问题，并非插入其他问题的问题，亦非推倒或代替其他问题的问题，此问题也包含尼采本人的焦虑，一个导致尼采精神错乱的焦虑。这个问题就是：“人有何能？一个人有何能？”这个问题夹杂着可怕的感知：人原本可能是另一种东西，人原本可以能干，还可以更能干；人可耻地停留在第一阶段，不顾自身的完善。
确切地说，尼采是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呢？我不敢肯定，没准对尼采思想形成的研究会给我们揭示他早发现在希腊人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人那里已经提出过这个问题，然而在意大利人那里这个问题很快找到了答案，并急于把人推进实用范畴。这个答案，他们在行动和艺术作品中寻找并找到了。我想到了亚历山大·波尔吉和恺撒·波尔吉，想到了弗雷德里克二世（西西里两岛的弗雷德里克），想到了达·芬奇，想到了歌德。他们都是创造者，卓尔不群的人。对于艺术家和对于活动家，超人的问题不成其为问题，抑或至少很快得到解决。他们的生命本身和他们的作品就是直接的答案。当问题悬而未决时，焦虑便产生，或甚而至于一旦问题在先，答案远居其后，也是如此。深思熟虑的人以及有想像而无行动的人是烦恼不堪的，我再给大家援引一下威廉·布莱克：“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尼采正是被这种恶臭毒死的。
“一个人有何能？”这个问题实属无神论者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明白：这是对上帝的否定，必然导致对人的肯定：
“没有上帝吗？那么，那么……一切都许可了。”我们在《群魔》中又在《卡拉马佐夫》中读到这些话。
“倘若上帝存在，一切取决于上帝，在其意志之外我一无所能。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取决于我，那我就有责任表明我的独立性。”（《群魔》第二卷第三三六页）
如何表明他的独立性？这就产生了焦虑。一切都许可了。许可什么？一个人有何能？
每当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看到他的某个人物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便可确定过不多久将见到该人物垮台。我们最先发现拉斯科尔尼科夫，因为他首次萌发这个想法，而在尼采，这种想法就变成超人之虑。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了一篇颇为颠覆性的文章，阐述道：
“人有平凡和不平凡之分：平凡的人应该唯唯诺诺地生活，无权违法，就因为他们平平常常；不平凡的人有权犯各种各样的罪和违各式各样的法，就因为他们极不平常。”
以上的文字至少波尔费尔认为可以概括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文章。
“不完全如此，”拉斯科尔尼科夫开腔了，语气爽直而谦虚，“不过我承认您差不多复述了我的思想，如果您乐意的话，甚至可以说，非常确切……”他吐出这几个字时好不受用，“只是我没有说过，像您所理解的那样，什么不平凡的人绝对有权在任何时候犯各种各样的罪恶行为。要不然我想书报审查也不会让这种倾向的文章得以发表的。我只不过说了这样的话：‘不平凡的人有权允许自己的良心越过某些障碍，但只在实现其思想所必需的情况下，因为其思想可能有益于全人类。’
……
“我记得很清楚，接下来我的文章强调指出，立法者和人类的向导，从最古老的开始，无一不是罪犯，因为在制定新法律的同时，他们为此违犯了旧法律，而其时社会依然忠实地遵守祖宗传下的法律。
“说白了，几乎所有的施恩者和大发明家都是残暴可怖的。因此，不仅所有的伟人，而且所有稍为高出一般水平的人，只要能说得出一些新东西的，根据他们固有的性质，必定都是罪犯，当然其程度有所不同罢了。不然，他们很难打破常规，而墨守成规，他们则肯定不能同意的。窃以为，他们的义务本身就不允许他们循规蹈矩。”（《罪与罚》第一卷第三〇九和三一〇页）
顺便提请注意，拉斯科尔尼科夫不顾自己的职业，始终是信教的。请听：
“您信上帝吗？请原谅我的好奇心。”
“信的，”年轻人重复道，他抬头望着波尔费尔。
“嗯……也相信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复活吗？”
“相信，您为什么问我这些？”
“您不折不扣相信吗？”
“不折不扣。”（《罪与罚》第一卷第三一二页）
有鉴于此，拉斯科尔尼科夫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其他超人。
“于狮于牛同样的法则，那就是压迫。”让我们记住布莱克书中的这句话。
然而，拉斯科尔尼科夫提出问题而不用行动去解决，仅仅从这件事本身可见他实在不是超人。他的失败是彻底的。他无时无刻不为意识到自己平庸而困扰。为了向自己证明他是个超人才逼迫自己走向犯罪。
“一切皆备，”他思忖，“只要敢就行。有朝一日真理明亮得像太阳，向我显示了。我真敢了，就杀人了。我只决意表现胆量。”（《罪与罚》第二卷第一六三页）
晚些时候，在犯罪之后，他补充道：
“倘若要重新来过，也许我不会再干了。但那样我就急于知道我是像其他人那般的卑鄙小人还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我是否自身有力量跨越障碍，我是哆哆嗦嗦的人还是理直气壮的人。”（《罪与罚》第一六三页）
尽管如此，他不接受自己失败的想法。他不承认敢干是错的。
“正因为我失败了，我便是可怜虫。如果我成功了，人家就给我编织花冠，而如今我只配与狗为伍了。”（《罪与罚》第二七二页）
继拉斯科尔尼科夫之后，还有斯塔夫罗金或季里洛夫，伊凡·卡拉马佐夫或《少年》的主人公。
陀氏每个知识分子人物的失败同样在于他认为智者差不多没有行动的能力。
《地下才子》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部头作品，写于《永久的丈夫》不久之前。我觉得这本小书标志着陀氏生涯的高峰，是陀氏著作的拱顶石，抑或是陀氏思想的线索。在这部著作中我们看得到“光思想而不行动的人”的方方面面，从而离所谓行动必须以智力平庸为前提的主张只有一步之遥。
《地下才子》这本薄薄的书从头至尾只是一篇内心独白，而我们的朋友瓦莱里·拉博最近声称《尤利西斯》的作者詹姆斯·乔伊斯是这种叙述形式的创造者未免大胆了一点。这就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忘了爱伦·坡，尤其忘了布朗宁；当我重读《地下才子》时我不由自主地想起布朗宁。我觉得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就把内心独白推至这种文学形式所能达到的多元而精巧的完美。
我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也许使某些文人学士惊讶，但不可能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呀，由于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极其相似，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布朗宁的某些内心独白，我特别想到My Last Duchess（《我最权威的公爵夫人》），Porphyrias Lover（《波尔菲丽娅的情人》），尤其The Ring and the Book（《指环和书》）中蓬皮丽娅丈夫的两次证言，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写过一篇精彩的小故事，题为KROTKAA（即《腼腆的女人》，我记得这部著作最新的译文用的就是这个标题）。然而比他们作品的形式和创作方法更使我把布朗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联系在一起的，我想是他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与歌德的乐观主义只有很少的相同之处，但使他们俩同时接近尼采和伟大的威廉·布莱克，对这几位我得多说几句。
确实，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布朗宁和布莱克正是同一星座的四颗明星。我在很长时间里对布莱克不甚了了，但最近终于发现他了，似乎立刻在他身上认出“小熊星座”的第四星，恰如天文学家在发现星座以前很久就能觉得出某个星体的影响并确定其位置，可以说很久以来我就预感到了布莱克。是否等于说他的影响很大呢？不，正相反，据我所知，他没有起过任何影响。甚至在英国时至近日，布莱克仍名不见经传。这颗星星非常明净非常遥远，其光泽刚开始照射我们。
布莱克最有意义的作品是《天堂与地狱的婚姻》，一会儿我给大家引几句，我觉得这个作品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某些特点。
我刚才给大家引布莱克的那句话出自《地狱箴言》其中某些警句，如“有欲望而无行动的人散发臭气”，可以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才子》的题词，另外又如：“别指望死水里有鱼。”
《地下才子》的主人公（如果我可以如此称呼的话）宣称：“十九世纪的行动家是没有个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行动家应该是才智平庸之辈，因为高傲的智者是作茧自缚的。智者从行动中看到的是某种妥协，思想的限止。投入行动的人在智者的感召下将会产生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以及斯麦尔佳科夫这类人物，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尚未把思想家和活动家分离。
智者不行动，而促使行动。我们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几部小说中都找得到人物之间这种奇特的分配，这种令人不安的关系，这种神秘的默契：一方是有思想的人，另一方在他的感召下仿佛替他把思想化为行动。你们记得伊凡·卡拉马佐夫和斯麦尔佳科夫吧，记得斯塔夫罗金和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吧：前者称后者为他的仿效者。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思想家伊凡和仆从斯麦尔佳科夫之间奇特的关系可以说早在他第一部长篇小说《罪与罚》中已经有了伏笔，这难道不耐人寻味吗？他在《罪与罚》中谈到某个费尔卡，即斯维里加伊洛夫的用人悬梁自尽，并非因为遭到主人的毒打，而是为了逃脱主人的嘲笑。他说，“这是个多愁多虑的人”，属于明理的用人，“他的伙伴们声称他读书读糊涂了”。（《罪与罚》第二卷第十和二十四页）
所有下属人员、“仿效者”、仆从以及所有替知识分子行动的人都对智者恶魔般的优势倾倒和崇敬。在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的眼里，斯塔夫罗金的威信是极端的，而知识分子斯塔夫罗金对下属斯泰帕诺维奇的蔑视同样是极端的。
“您要我向您说出全部真相吗？”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说，“听我说，这个想法片刻前在我脑子里完全形成（所谓想法系指一起可恶的谋杀）。是您亲自向我建议的，漫不经心地提出的，确实不假，只是逗弄我，因为您不会一本正经向我提出这个建议的。”
“……”
话说到火头上，皮埃尔·斯泰帕诺维奇走近斯塔夫罗金，抓住外套翻领（也许故意这么做），但斯塔夫罗金猛出一拳打在他的胳膊上，迫使他放手。
“喂！您这是干什么？当心哪，您会打断我胳膊的。”（《群魔》第二卷第二二二至二二三页）
同样，伊凡·卡拉马佐夫对斯麦尔佳科夫会有相似的粗暴行为。再引《群魔》下文中的一段话：
“尼古拉·弗谢洛多维奇，您说话呀，就像您在上帝面前那般说话：您到底有罪还是无罪？我发誓，一定相信您的话，就像相信上帝的话，我将伴随您直到世界的尽头，啊，是的，我跟您形影不离，像狗似的跟随您……”（《群魔》第二卷第二三〇页）
最后再引一小段：
“我是个小丑，我知道，但我不愿意您也是个小丑，因为您是我最好的一部分。”（《群魔》第二卷二三二页）
有知识的人很高兴统治别人，但同时又被这个别人激怒，因为别人把他笨拙的行为看作自身思想的漫画。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向我们提供其作品的创作尤其《群魔》创作的情况，我个人一直认为这部奇书是这位伟大的小说家最精彩的力作。我们从中看到一种非常奇特的文学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原计划写的书与现在我们读到的书有相当大的不同。在创作过程中，一个起初几乎没有想到的人物突然占据他的思绪，逐渐占了首位，把原先应是主要的角色撵走了。他一八七〇年十月从德累斯顿写道：
“从未有过一部作品如此叫我费力。
“起初，就是说去年夏末，我认为这事已经研究停当，布局好了，我踌躇满志。后来灵感真的上来了，突然喜欢上这部作品，爱不释手，并着手把原先写的划掉。今年夏天突然出现另一种变化：一个人物涌现后企图成为小说真正的主人公，以至于原先的主角不得不退居二线。原先的主角是很有意思的，但不大配得主人公的称号。新的主人公叫我喜不自胜，立即再一次从头修改作品。”（《书信集》第三八四页）
其时他全神贯注的新人物是斯塔夫罗金，陀氏笔下最离奇最可怕的人物。斯塔夫罗金在小说接近尾声时将有自白。况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每个人物多半在这时或那时道出自身性格的主要特征，经常以最出乎意料的方式脱口而出。下面就是斯塔夫罗金的自画像：
“没有任何东西让我依恋俄罗斯，在俄国我到处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说实话，这里（瑞士）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使我觉得生活令人难堪，甚至在这里我要恨都恨不起来。然而，我考验过自己的力量。您劝我这样做的，为了学会认识我自己。在这类考验中，在所经历的全部生活中，我极大地表现为强者。但强者的力量有何用处？我从来不知道，时至今日仍不清楚。一如既往我能够感受做好事的愿望，并由此感到欣慰。除此之外，我也愿意做坏事，并由此同样感到满足。”（引自《群魔》尾声）
这个声明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是极其重要的。我们下次，在最后一次演讲中将重新论述该声明的第一部分：斯塔夫罗金对祖国毫无依恋。我们今天只谈使斯塔夫罗金无所适从的双重诱惑力。波德莱尔说：
一切人同时具有两种祈求：一种向往上帝，另一种向往撒旦。
其实，斯塔夫罗金所珍爱的，是精力充沛。我们不妨向威廉·布莱克请教如何解释斯塔夫罗金这个神秘的个性。“精力是惟一的生命。精力是永恒的快悦”，布莱克早就说过了。
请大家再听几则布莱克的格言：其一，“过分之道通向明智之宫”；其二，“疯者若一味坚持其疯，会成为智者”；其三，“只有对过分有过体验的人方知足够”。布莱克颂扬力量充沛，其表达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狮的吼叫，狼的嗥嗥，狂澜的翻腾，利剑的锋芒皆是永恒的巨大碎片，人的眼睛难以承受的。”
再念几句布莱克的格言：“雨水池蓄水，泉水池溢水”；“发怒的虎比识途的马更明智”。最后，《天堂与地狱的婚姻》卷首的思想，陀思妥耶夫斯基似乎并不清楚，但却占为己有了：“没有对立物就没有进步：引力与斥力，理智与冲劲，爱与恨，同样都是人生存中所需要的。”下文较远处他还说：“人世间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两种对立的祈求，永远敌对的祈求。企图调和两者，势必摧毁人生。”
对威廉·布莱克的《地狱箴言》，我情不自禁加上本人发明的两则格言：“怀着高尚之情感做出蹩脚之文学”；“没有魔鬼的协作就没有艺术可言”。是的，真的，一切艺术作品都是各种机缘的交会，抑或你们乐意的话，可以说是天堂与地狱的结婚戒指。威廉·布莱克对我们说：“弥尔顿在描绘上帝和天使时缩手缩脚，而在描绘魔鬼和地狱时则无拘无束，究其原因，他是个真正的诗人，站在魔鬼一边自己却不知道。”
陀思妥耶夫斯基苦恼了一辈子，既痛恨罪孽又认为罪孽必不可少。所谓罪孽，我同时是指痛苦。读他的书，我不由想起农地主人的寓言：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稗子）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容稗子和麦子一齐长，等着收割。”
我记得两年多前有机会会见瓦尔特尔·拉扎拿，他到一个中立国家来看我，跟我一起度过两天，我问他对当今事件的看法，特别对布尔什维克和俄国革命的看法。他回答我说，当然他对革命者所犯下的种种滔天罪行深恶痛绝，觉得太可怕了……“但是，相信我说的话吧，”他说，“一个民族只有陷入水深火热、处于罪孽深渊才能觉醒，同样，个体亦然，只有陷入水深火热、处于罪孽深渊方能良心发现。”他接着说：“正因为不肯认同苦难和罪孽，美国才没有灵魂。”
这些话启发我对你们说，当我们看到佐西马长老跪在德米特里面前，拉斯科尔尼科夫跪在索妮娅面前，他们不仅对人类苦难躬身顺从，而且对罪孽俯首帖耳。
我们可不要误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即使陀氏明白了当提出超人的问题，即使我们看到超人的问题隐隐约约在陀氏每本书中重现，我们再一次发现的只是福音真言的彻底胜利。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在个体弃绝自身的情况下才看得到和想得出灵魂得救，但另一方面，他又向我们暗示当人们抵达苦海彼岸时便更接近上帝。届时才能迸发这样的呐喊：“上帝啊！我们投奔谁啊！你掌握着永生的真言。”
他知道，这声呐喊不是出自人们可以期待的正人君子之口，不是出自一向清楚投奔何处的人之口，不是出自自以为对得起自己和对得起上帝的人之口，而是出自不知投奔何处的人之口。马尔姆拉多夫曾对拉斯科尔尼科夫说：“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您明白‘走投无路’这几个字的含义吗？不，您还不明白啊！”（《罪与罚》第一卷第二十页）拉斯科尔尼科夫只有超越自身的苦难和罪行，乃至超越惩罚，只有退出人类社会，才能面对福音。
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一切也许有点含糊，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有责任哪。正如布莱克所说：“文化开辟笔直畅通的道路，然而艰难曲折的道路却是天才所创造的。”
不管怎么说，福音真言一点也不含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深信不疑的，我也如此，这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