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渴望发现一尊神，碰到的却是一个人：患病，贫穷，不停辛劳，奇特地不具备他强力指责法国人的那种假优点：口才。论及这样一本不加修饰的书，我将尽量让自己排除一切不诚实的想法。如果有人希望从中找到艺术性、文学性或什么风趣的玩意儿，那我马上奉劝他最好放弃阅读这部书信集。
书信的行文常常是杂乱的，笨拙的，欠通的。我们感激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勉为其难地强作掩饰，没有纠正这种很具特性的笨拙。所以，我们的引文全部参照皮延斯托克的译文，笨拙的地方、文理不通之处，都是尽量模拟俄文原本，虽然有时叫人感到别扭。
的确，初读时令人扫兴。德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作者霍夫曼暗示俄国出版者提供的陀氏书信本来可以选择得更好一些。霍夫曼认为，我们一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私人通信便可觉得，陀氏遗孀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和陀氏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选择陀氏书信发表时让人家出了坏主意，他们本可以撤下多封只涉及银钱的信而换上几封更为隐秘的。光是陀氏写给他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里耶芙娜的信就不少于四百六十四封，还一封没有发表过。但我不信其基调会有什么不同。
瞧这部集子，厚厚的，厚得叫人窒息，并非因为信件多，而是因为每封信都非常不成型。集子尽可以厚，再厚也无妨。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皮延斯托克先生没有费心把已经刊登在多种杂志上的陀氏书信汇总一并发表。譬如，为什么他只取刊登在《田地》（1898年4月？）杂志上三封信的第一封？为什么不取一八五六年十二月一日写给弗朗吉尔的那封信？至少取其已发表的片段嘛，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述他的婚姻，明显希望他生活中这个幸福的突变会治愈他的神经衰弱症。尤其为何不取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那封很精彩的信？这是刊登在《俄国旧事》的陀氏信件中最重要的，而且有哈尔佩里纳和莫里斯的译文刊载在一八八六年七月十二日的《流行》杂志上。皮延斯托克在书信集后面附加了《告御状》，《时代》杂志的三篇序言，杂乱无章的《国外旅行》（但其中有几段特别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还有非常惹人注目的《试论资产阶级》，对此我们表示赞赏，但他为什么不加上那篇感人至深的辩护词：《我的辩护》（写于彼得拉舍夫斯基事件期间，八年前发表于俄国，法语译文［罗森柏格译］载于《巴黎杂志》）最后，抑或不时加几个注释有助于阅读，抑或按不同的时期略加分类，有助于说明各个沉默的间隔，不是更好吗？
文学家的书信写得如此糟糕也许还没有先例，我的意思是说，如此不加修饰。他，“讲别人”，娴熟巧妙，一旦谈自己却困惑含混，好像见诸笔端的思绪不是络绎不绝，而是万千同至；或好像勒南所说的“多枝累累硕果”，他不得不随心和盘托出弄得焦头烂额才能把累累思绪公布于众。这些丰富而纷繁的头绪一经控制，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有利于复杂雄浑的谋篇布局。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时呕心镂骨，含辛茹苦，把每篇故事一页页改了再改，毁了重写，孜孜不倦，直到深中肯綮，独具匠心，而书信则是随意挥洒之作，想必不作删改，但又不断改变说法，所谓逸笔草草，一挥而就，也即没完没了地赶时间。灵感！用来衡量作品和作者之间距离的，舍灵感莫属。啊！浪漫派令人心醉魂迷的发明！才思敏捷的诗神！你们在哪里呀？还是套用布丰谦虚的话吧：“天才出于勤奋”，此话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了。
“那么，朋友，你的理论是什么呢？”他初出茅庐时给兄弟写道，“一幅画应当一次画成吗？……你什么时候坚信不疑的？听我说，哪里都需付出劳动，艰巨的劳动。相信我的话，普希金的一首诗，轻巧雅致，才寥寥几行，看上去一气呵成，却原来普希金酝酿良久，才信手拈来俱天成……信笔写的东西，都不成熟。据说，莎士比亚的手稿见不到涂改的杠子，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奇形怪状，缺乏韵味。倘若莎翁下点功夫，还会写得更好……”
这就是整个书信集的笔调。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最佳时间最佳情绪用于创作，没有一封信是写来娱情消遣的，他反复强调“对写信的厌恶是极其强烈的，无法克服的，不可想像的”。他宣称：“书信是荒唐的东西，根本无法借以倾心吐胆。”更有甚者：“我给您什么都写了，却发现关于我的精神生活、心灵状态根本没有涉及，连个大概都没有提及。我们的通信不管保持多久，都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不善于写信，更不善于写我自己，恰如其分地写我自己。”另外，他还写道，“信里边什么也写不清楚。为此我一向不能容忍塞维尼夫人：她的书简写得太好。”甚至幽默地宣称：“有朝一日我进地狱，为惩罚我的罪孽，一定罚我一天写一打信。”我想这是在这本忧郁的书中惟一可以抄录的趣话。
因此，他只在最迫不得已时才写信。他一生的书信（除了最后十年是另一种调子，对此我将专门谈及），每一封都是一次呐喊，他一文不名；他走投无路；他苦苦哀求。我所说的呐喊，是一种穷途末路的呻吟，无休止的，一成不变的。他的请求既无技巧，又无自尊，更无调侃。他请求，而又不善于请求。他哀求，刻不容缓；他一而再再而三恳切细说他的需要……他使我想起圣方济各在《小花》中讲述的那个天使，说天使扮成流浪者来到司波莱特山谷新兴的善会敲门，敲得那么急那么久那么重，惹得修士们发火了，主事的（我们不妨影射德·沃居埃先生）终于出来开门，对他说：“你是何许人？怎么不懂敲门的规矩？”天使问道：“应当怎样敲门呢？”主事兄弟回答：“敲一下停一下，这样敲三下，然后等候。应当让出来开门的念完天主经。等这个时间过了，若不见人出来，再敲门……”天使抢嘴：“可我急如星火哇……”
“我窘况百出，拮据得准备上吊，”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我无力还债，也因缺钱而无法外出避债。”“从现在到年底，我的日子怎么过呢？不知道。我的头快裂了，没有人可以借钱了。”（他笔下的一个主人公曾说：“走投无路，这您知道意味着什么吗？”）“我给一个亲戚写信，向他借六百卢布。他若不寄来，我就完了。”这类抱怨或类似的牢骚，在书信集中比比皆是，我信手拈来，全不费工夫……有时，每隔半年，他又天真地强调一次：“需钱孔急一生中也仅此一次而已。”
最后的岁月，他也像自己笔下的人物，卑躬屈节得愕然不知所措，这种奇怪的俄罗斯谦卑完全可以同时是信奉基督教的，但霍夫曼断言这种谦卑存在于每个俄国人的灵魂深处，甚至存在于不信奉基督教的俄国人灵魂深处。他还说，西方人永远不能完全理解这种谦卑，因为西方人把自尊当作美德，理解不了这样的话，“他们为什么要拒绝我呢？我又不强求，而是谦卑地请求哇。”
这部书信集的作者只在万不得已时才写信，所以总是显得失意无望，对此我们也许会产生错觉……不会的，不会弄错的：每每大笔汇款到后无一不很快被债务吞掉，以至于他五十岁上写道：“我一生为钱辛劳，一生贫困缠身；如今更甚于以往。”负债累累，或赌博输钱，或理财无方，或不假思索的慷慨和毫无节制的施与，引起他二十岁时的同伴里埃森康普夫的议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使周围所有的人生活得好好的，可他自己却一辈子手头拮据。”
陀思妥耶夫斯基五十岁时写道：“这部未来的小说（系指《卡拉马佐夫兄弟》，九年之后才动笔）已经使我坐立不安三年多了，但我还未动笔，因为我很想从容不迫地写这部小说，就像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冈察洛夫那般写作。我至少要有一部著作写得从从容容，不受时间的限制。”但他说也白费，什么“我不明白可以为了钱仓促了事”。钱的问题始终干扰他的写作，他总害怕不能按时交稿：“我怕没有准备就绪，怕拖延。我不想由于仓促把事情搞糟。确实的，创作计划考虑得很周到，研究得挺仔细，但不能因为太仓促把一切搞糟。”
为此他过度地工作，过度得可怕，把自己的荣誉倾注在艰难的守约上。他宁愿累垮也不肯交出有缺陷的作品，到晚年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我整个文学生涯中，我始终守约，一丝不苟，没有一次说话不算数。况且，我写作从未单单为了挣钱而置契约于不顾。”先前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我从未设想过一个主题是为了赚钱的，是为了按预定日期而履行写作义务的。我一向等到酝酿好了主题，才订约才预售书稿，而这个主题是我真正想写的，是我认为有必要写的。”以至于最初在二十四岁时写的某封信中，他惊呼：“不管怎么样，我发誓了：即使落到家徒四壁，我也将坚持，决不凭订单写作。订单叫人受不了，预约总是一事无成。我要求自己每个作品都是出色的。”我们不必仔细琢磨便可说，他毕竟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始终痛苦地确信，如果有充裕的时间有更多的自由，他一定能把自己的思想抒发得更好：“使我非常困扰的是，我若提前一年动笔写小说，然后用两三个月誊清和修改，那一定大不相同。我敢保证。”也许是幻想吧？谁说得清道得明？空闲多了，就能如愿以偿？他还追求什么呢？大概更加简练吧，细节的衔接更加完美吧……但就拿他最优秀的作品来说，几乎每个部分都是简洁明快的，很难想像再上一层楼。
达到如此境界，需要做多大的努力呀！“只有灵感部分，一下子同时涌现，而剩下的作业却非常艰巨。”他兄弟大概责备他写作不够简练，言外之意，不够迅速，而且不“让灵感驰骋”，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年轻，却驳道：“显而易见，你把灵感和劳作混淆了，灵感是最初瞬间的创造或心灵活动（经常发生的）。举例来说，当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场景，我马上记录下来，心里很高兴。之后，需要几个月，需要一年精细加工，其结果好上加好，明摆着的。但愿灵感来临。当然，若没有灵感，什么也干不成。”我引了这么多话，该表示歉意呢，还是应当感激我宁愿尽可能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出来多说话呢？“起初，就是说去年岁末（此信写于一八七〇年十月），我认为此稿（系指《群魔》）是深思熟虑的，布局完整的，看着心里十分得意。后来，真正的灵感来了，突然我对这部作品由衷地喜欢，全心投入，立刻动手把已经写的划掉。”当年他还写道：“全年我一味撕呀改呀……我的计划至少改了十次，第一部分完全重写了。有那么两三个月，我气恼绝望。但最后百川归海，臻于完善，不可再改了。”这种对完美的追求自始至终困扰着他：“倘若我有时间从容写作，不受期限约束，那可能产生出好东西。”
这种焦虑，这种自责，他每写一本书都经历过：
“小说（《罪与罚》）很长，有六部分。十一月底已有一大段写完了，一切就绪，但我把它全烧了。现在我承认当时很不满意，因为一种新形式、一个新计划油然而生。于是重新开始。我夜以继日地工作，但进展缓慢。”他在别处写道：“我写作，但一味撕掉，什么也未写成。我好气馁哟。”又在别处写道：“我工作过度，变得傻头傻脑，感到晕头转向。”又在别处写道：“我在这里（斯塔雷亚·罗莎）像苦役犯似的埋头苦干，连晴和日丽的天气都放弃享受，日日夜夜伏案写作。”
有时候连一篇简单的文章都像写一本书那样费劲，因为不管对待小事或大事，他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同样完整无缺的：
“我把这篇文章（回忆别林斯基的，再也找不着了）一直拖到现在，那是咬着牙写完的……十页小说比这两页文章容易写得多！算起来，这篇该死的东西，我至少写了五次，然后全划掉，改变初衷重写。最后总算凑合完成了，但蹩脚透顶，直叫我恶心。”如果说他对自己思想观点的价值深信不疑，那他对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却始终是苛求和不满的：
“我很少有过比它（《卡拉马佐夫兄弟》）更新鲜更完整更独创的东西。我这么说不必担心被指责为骄傲，因为我说的是主题，即在我头脑里已扎根的思想，而不是说实施，成事要靠天；我把思想付诸实施时有可能搞糟，这在我是经常发生的……”
“不管我所写的有多么蹩脚多么糟糕，”他在别处写道，“小说的思想以及我为之付出的劳动，对我这个微不足道的作家来说，是世上最珍贵的。”
“我对自己的小说很不满意，简直感到厌恶，”他在创作《白痴》时写道，“我拼命强迫自己工作，但办不到，我胆气不足。眼下，就第三部分做最后的努力。小说能安排好，元气就得以恢复，否则我就完了。”
不仅写了德·沃居埃先生称为陀氏杰作的三本小说，而且还发表了《地下才子》、《白痴》、《永久的丈夫》，他这才在全力投入一个新主题（《群魔》）时惊呼：“终于是写严肃的东西的时候了。”
在他去世那年，第一次给N小姐写信时仍然说：“我知道我作为作家有许多缺点，因为我自己就第一个对自己不满。您可以想像我在某些自我反省的时刻，经常痛苦地发现我连自己想写的二十分之一都没有表达出来，也许根本表达不出来。而成全我的，正是我始终不渝的希望，但愿上帝有朝一日给我力量和灵感，让我更完善地抒发，总之，让我能把深藏在心中和想像力里的一切表达出来。”
这与巴尔扎克的自信以及对自己不足的宽厚相比是多么的遥远哪！（甚至福楼拜,）难道也对自己如此尖酸刻薄吗？也有过如此艰辛的角逐吗？也有过如此疯狂的过量劳动吗？我想没有吧。他的苛求着重表现在文学上。如果说记叙其辛劳在他的书信中占突出的位置，那也因为他喜欢这种辛劳，虽说不上自吹自擂，至少他是引以为自豪的；还因为他把剩下的一切全然不放在心上，认为生活就像“一件丑陋不堪的东西，惟一忍受的办法是退避三舍”，他把自己比作“女骑手，为了射箭，张弓伤了乳房”。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把一切都放在心上，他有妻室和孩子，他爱他们。他一点也不轻视生活，从苦役犯监狱出来时写道：“至少我经历过了；我受过苦，但总算活过来了。”对艺术的忘我精神使他不那么傲慢不那么有心计不那么有预谋，从而更具悲剧性更美不胜收。他乐于引泰伦斯的话：“人没有权利擅离本分和无视世上发生的事情，为此自古就有优良的道德依据：Hamo Sum，et nihil humanum等等，等等。”他没有躲避自己的痛苦，而是全盘承受。只相隔几个月就先后失去第一个妻子和兄弟米哈伊尔，他写道：“我一下子变得孤独无援，我感到害怕。确实可怕呀！我的生活碎成两半：一半是我曾经历过的林林总总，另一半则是无人能代替两位亡者的未知世态。抠字眼儿的话，我已失去生活的依据。建立新的联系？创造新的生活？想起来都感到害怕。我第一次感到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我只爱他们。一种新的爱不仅不会有，而且也不应该有。”但两个星期以后他却写道：“我心灵中力量和精气的储备残存着某种紊乱的东西，某种含混的东西，某种接近绝望的东西。对我来说，心烦意乱，愁肠百结，是最不正常的心态……再加上我孑然一身！……然而我总觉得准备活下去。可笑，是吗？猫的生命力！”他当年四十四岁，不到一年便续弦了。
二十四岁被关进预备监狱等待发配西伯利亚时，他情不自禁地说：“我现在看出我身上储藏着极强的生命力，很难用得完。”一八五六年他刑满出狱，刚娶了寡妇玛丽·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埃娃，便从西伯利亚写道：“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工作起来深思熟虑，精力旺盛，元气充沛……我精力饱满、勇气十足地奋斗了六年，吃尽千辛万苦，到头来却挣不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和老婆，这可能吗？可不是嘛！更有甚者，根本没人认识我的能力价值和才华档次，而我对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却特别寄予希望！”
可叹的是，他不仅仅与贫困斗争！
“我工作的时候几乎总是心烦意躁，忧心如焚；工作过度，体力不支。”“最近我不顾犯病没日没夜地工作。”别处他还写道：“连连犯病把我拖垮了，每发作一次，我四天之内镇静不下来。”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隐瞒病情，“该死的疾病”发作太频繁了，连好几个漠不关心的朋友都有时亲眼看见他发病。斯特拉克霍夫在其《回忆录》叙述过这类病发，他不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清楚癫痫会叫人丢脸，甚至引起某种精神或智力的“自卑感”，由此导致工作起来特别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甚至第一次给陌生人写信也不避讳，因使对方久候回音而表示歉意时，他天真爽直地说：“我刚犯了三次癫痫病，发得如此剧烈如此频繁还从未有过。发病后两三天内无法工作，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看书，因为我身心交瘁，难以支撑。现在您知道缘由了，请原谅我拖了这么久才给您回信。”
此病在流放西伯利亚前就得了，蹲苦役犯监狱时加重，在国外逗留期间起先有所减缓，后来越发严重。有时犯病的间隔虽然拉长，但剧烈的程度却加大了。“不常犯病的期间遇到突然发作，我便感到极度沮丧，挥之不去的忧郁。以前发病后，此种心情持续三天，现在却七八天。”此信写于五十岁。
尽管频频发病，他仍千方百计抓住工作不放，迫于承诺，不得不全力以赴：“《俄罗斯通报》已经预告四月号将刊登《白痴》的续篇，而我，除写完无关紧要的一章外，现成的东西一点也没有。我寄什么好呢？心中全然无数！前天，我犯病来势凶猛，但昨天仍写作，处在近乎疯魔的状态。”
仅仅由此引起难受和痛苦也倒罢了，更糟的是：“唉，可叹！我懊恼地发现我不能像从前，也不能像近期那么快地工作了。”他多次抱憾自己的记忆力和想像力衰弱，五十八岁时，即去世前两年，他说：“很久以来我便发现，年纪越大，工作越困难。所以，有些想法，即苦闷，始终难以缓解。”然而他却写出了《卡拉马佐夫兄弟》。
去年波德莱尔书信发表时，孟戴斯先生大惊小怪，不无夸张地对艺术家的“道德廉耻”表示愤慨，不一而足。我在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时，想到最近发掘的基督名言，十分精彩：“当你重新赤条条离去而不因此感到耻辱时，那你便可进入上帝的天堂。”
大概总会有些爱挑剔的文人，为维护浅薄的体统，宁愿只看见伟人的半身雕像高高耸立，而把私信秘笺压下来。他们好像对这类文字只抱着溢美的喜悦，正如庸才发现英雄们身上也有他们自身同样的缺点时那般自得其乐。他们说什么有失检点，当他们运用浪漫笔调时，就说“挖坟”至少是“不健康的好奇心”。他们说：“把作者本人放过一边，只有作品才最重要！”不错！但依我看，了不起之处在于尽管如此，作品写出来了，这毕竟有取之不尽的教益。
由于我不写陀思妥耶夫斯基传记，只勾勒这个人物，而且仅仅使用他书信集所提供的素材，所以我只讲他体质上的障碍，我想还可以加上持续不断的贫困，这种跟他形影相随的贫困好像是他本性暗中所祈求的……一切都跟他作对：他初出茅庐时，尽管幼年多病，却被认为适合服兵役，而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尽管身强力壮，却退了役。他因误入一群可疑分子而被捕，起先给判死刑，继而获特赦，充军西伯利亚服刑。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十年：四年蹲苦役犯监狱，六年在塞米巴拉金斯克当兵。那边也许没有得到正经的爱情，从这个字眼儿的一般含义而言，“啊！我的朋友！她非常爱我，我也爱她。但我们生活在一起并不幸福。咱们见面时再详细叙述吧。简而言之，我们虽然在一起，但很不幸福。她脾气古怪，多愁多虑，怪僻成病。但我们仍然继续相爱。甚而至于，我们越是不幸，越发相依为命。看起来离奇，事实却是如此。”（引自其妻死后给弗朗吉尔的信）但，出于充满热情的仁慈，出于怜悯，出于柔情（一种忠心尽力的需求），出于承受一切和遇事不躲避的自然倾向，他娶了苦役犯伊萨埃夫的寡妇，连带一个游手好闲的大孩子，后来一直由他负担。“您若问起我自己，我说什么好呢？我承担了家庭的烦恼，硬拖着一家大小。但我认为我的生命还没有结束，我还不想死呢。”他兄弟米哈伊尔死后，其家庭也由他负担。还负担着由他创立、支持、领导的报纸杂志，“为了维护他以为是自己的思想观点”（德·沃居埃语）。况且一旦有了点余钱，也就消遣花了。“不得不采取有力的措施。我开始同时使用三种印刷格式发表作品，不计金钱，不惜健康，不遗余力，一人承担一切。我通读校样；我联系作者，打通审查局；我修改文章；我筹措经费；我站到早晨六点，只睡五个小时。等到我把杂志整顿就绪，为时已晚矣。”确实杂志未能逃脱破产。他添加道：“最糟糕的是，我含辛茹苦，自己却不能为杂志写文章，没有我的一行字发表。广大读者见不到我的名字，不仅外省见不到，彼得堡亦然，他们根本不知道是我领导着杂志。”
无关大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振作精神，孜孜矻矻，重整旗鼓，从不气馁，决不沮丧。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仍奋进不止，即使不计还会得罪民间舆论，虽已万无一失征服了的，至少要抗争报界的非难：“对我在莫斯科所说的话（《话说普希金》），您瞧瞧咱们的报界是怎么对待我的，几乎到处把我比作偷窃或诈骗银行，连乌克汉采夫（当时有名的诈骗犯）都没有我受到那么多的臭骂。”
他之所以如此，并非寻求奖赏，亦非出于作家的自尊心或虚荣心。没有比他当初对待一鸣惊人的成就的态度更意味深长了。他写道：“人们给我创造了一种可疑的名誉，我不知道这苦海将持续多久。”
他对自己的思想价值深信不疑，以至把自身的价值也混为一谈，倾注其间。他给朋友弗朗吉尔子爵写道：“我为您做了些什么呢，使您对我厚爱到如此程度？”暮年在给一位陌生女性回信时说：“您果真相信我属于解脱心灵的人，拯救灵魂的人，驱散痛苦的人！许多人给我写信都这么说，但我确信我更善于启发人们醒悟，唤起人们厌恶。我不善于抚慰，尽管有时感到责无旁贷。”这颗悲天悯人的灵魂藏着多么深切的温情哪！他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信：“我天天夜里梦见你，心惊肉跳。我不愿你死，我要见你，要再一次活着拥抱你，亲爱的兄弟。看在基督的分上，不要让我牵挂。如果你身体好，放下一切事务，莫管一切麻烦，马上给我写信，否则我会发疯的。”
他至少从中找到某种慰藉？在服苦役的四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没有家人音信。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释放前十天，他才从西伯利亚给兄弟写第一封信，这是我们所知道的，遗憾的是这封精彩的信未收入皮延斯托克先生汇编的集子：“我终于可以较详尽地跟你叙谈了，也比较保险了，我觉得……不过，首先让我问你，看在上帝的分上，为什么你连只言片语都没寄给我呢？万万想不到哇！在监狱里，在孤独中，我多少次痛心疾首地想到你也许不在人世了，有时整夜整夜忧虑你的孩子们的处境，我诅咒命运使我无法帮助他们……是不是别人禁止你给我写信？不，写信是允许的，所有的政治犯每年都收到好几封信……我想你沉默的真正原因无非是你天性的冷漠……”
一八五六年三月二十三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塞米巴拉金斯克给弗朗吉尔的信中写道：“尽快详细写信告诉我您对我兄弟的看法。他对我有什么想法？从前他爱我至深，向我告别时痛哭流涕。现在对我是否冷淡了？他的性格变了吗？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悲了！……难道过去的一切，他都忘了吗？简直难以置信！然而怎么解释他七八个月杳无音信呢？……再说我知道他天生缺少热忱，从前的事历历在目哇！我永远忘不了当K向他转达我求他照顾时，我兄弟说什么，‘最好让他留在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这样写的，但这句缺德的话，他却只希望把它忘掉。上面引述的那封给米哈伊尔亲切的信是在这封信之前写的。此后不久，他又给弗朗吉尔写道：“告诉我兄弟，我紧紧拥抱他，请他原谅我给他造成的种种痛苦，我向他下跪！”一八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他最终给兄弟本人写信（未被皮延斯托克收入集子）：“亲爱的朋友，去年十月的信中我对你（关于你的沉默）发出同样的抱怨，你回信说，读了这些抱怨你感到非常难堪，非常沉重。哦，米沙！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责怪我，想想我是多么孤单，像一堆被抛弃的石子。我的脾气一直忧郁，怪僻，易怒，想想这一切。原谅我吧，如果我的抱怨不公正，如果我的猜疑荒唐。我自己也确信错了。”
大概霍夫曼是对的，西方读者忍受不了如此低声下气的忏悔。我们的文学太具西班牙色彩，教我们学会不忘侮辱方显个性之高贵！……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没离开西伯利亚便写道：“您信中说大家都爱戴沙皇，是的，我简直崇敬他。”“西方读者”对此有何感想？是讽刺吗？不是。他在信中一封接一封重复：“皇上无比仁慈和宽宏。”十年流放之后，他为自己请求返回彼得堡，为继子保尔请求进入体育学校，在谈到同时提出的两项请求时，写道：“我考虑再三，如果皇上拒绝我一项请求，也许不会拒绝我另一项；若不恩准我居住彼得堡，也许会同意接纳保尔入学，从而不完全拒绝我的请求。”
如此卑躬屈膝，的确令人困惑。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屑利用。怎么没有丝毫反抗的声音呢？即使不反抗沙皇：谨慎起见也许尊重为好，至少也反一反社会，反一反使他衰老的监狱吧？听听他自己怎么说的吧：“我的灵魂，我的信仰，我的精神，我的情感发生了什么变故，说来话长，免了吧。经常不断的沉思使我逃避凄苦的现实，这会有益处的。现在我产生了以前难以预见的追求和希望。”（一八五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致米哈伊尔的信）在别的信里还说：“请你别以为我还像在彼得堡最后几年那样伤感和多疑，今非昔比，一切都过去了。况且有上帝指引我们。”很久之后，一八七二年致S·D·雅诺夫斯基的信吐露了下列异乎寻常的真心话：“您爱护我，照顾我，在我赴西伯利亚前，照顾我这个心理上有毛病的人，现在我承认了，因为我的病在西伯利亚却痊愈了。”（异体字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原信就有的。）
就这样，没有抗议，反倒感恩戴德！有如苍天之手弹压约伯，他内心却没有一句亵渎神明的话……这个殉难者实在令人失望。他为何种信仰而活着？什么信念支撑着他呢？把他的见解审视一番，至少把这部书信集所表明的这类见解审视一番，或许我们会发现隐秘，其实我们已经开始隐约明白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受大众欢迎的原委，不受宠爱的底情，以及在享受天福前仍滞留其间的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