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度量衡，基准有三：“度”是计量长短的标准；“量”是计量容积的标准；“衡”是计量轻重的标准。德国大科学家西门子曾说，测量即是认识，它的观念与产生几乎与人类一样古老。故从人类制造第一件工具开始，度量衡的概念即已形成，更因为凭依了度量衡的概念，人类才可能制作大小不同的砍砸器以猎食、刮削器以分食，尖状器以抵御，以保障人类自身基本的生存条件。各种计量仪器与准则自此衍生，五花八门，分门别类，从简单到复杂，从复杂到简单，人类在其中一次次改变着自己的物质环境，更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品质。
中国衡制起源于何时已无从稽考了，黄帝制造器物之说也成了我们推测的依据。一般认为中国的度量衡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应该是不成问题。我们知道，衡器的制作主要在权上，以权衡之。权者，铢、两、斤、钧、石，所以称物以知轻重也。《尚书·舜典》有“同律度量衡”之语。又《孔传》载：“律者，候气之管，度量衡三者法制皆起于律。”这就是说权衡之制也是起于黄钟之律。
相传黄帝命令伶伦制造十二根不同的单音竹管来模拟凤凰的叫声，完成后分成两组：阳六为律，阴六为吕。律以统气类物，名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亡射；吕以旅阳宣气，名为：林钟、南吕、应钟、大吕、夹钟、中吕（见《汉书·律历志上》）。把能发出黄钟律宫音的那根律管拿来，分成九十等分，每一等分的长度就叫做一分，积十分就得到一寸，十寸为一尺。这样，如果我们知道了黄钟律宫音的音高，然后制造一根竹管发出这个音高，我们就能知道古代的一尺有多长了。
这个推断与定义只在秦朝以前有效，被历史学家称为“周尺”。秦以后将律管的高度当作“度”的标准，并以秬黍（一种黑黍子的植物的淡黄色的子实，颗粒类似小米，比小米大，是古代重要的粮食作物）排列于律管，九十颗秬黍正好是律管的长度，于是一颗秬黍的长定义为一分，十颗为一寸，十寸为一尺。而律管容量为“量”的标准，也是一样用合适的秬黍一千二百颗，刚好可以填充律管的体积，所以这一千二百颗秬黍所占的空间容积就是一龠，一龠等于半合，二龠就是一合，十倍的合为升，十倍的升是斗，十倍的斗就是斛。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十合等于一升，十升等于一斗，十斗等于一斛。而“衡”的标准，就是把一千二百颗秬黍的重量当作十二铢，乘以二就有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叫做一钧，四个钧的总和是一石。秦统一后，衡制仍因袭前代，但各国度量衡制度相当混乱，计量单位很不一致，秦始皇在全面的改革中，对度量衡加以了统一。
度量衡是商品交换的必须工具，又与国家赋税收入有着直接的关系，秦统一度量衡，其用途便也十分明显，那就是便于封建政府向农民征收赋税，同时也有利于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经济的发展与交流。清同治十三年（公元一八七四年），近代山东潍坊收藏家黄介祺于琅琊台西南古城址拾得秦始皇百二十斤（一石）铁权一个，是秦始皇统一权衡的实物例证。权上嵌有铜诏版，权重清衡八百一十九两又五铢。这种嵌有诏版的铁权，就是秦统一度量衡以后的权度。后来，秦权虽然多次出土，但嵌有为统一而发布诏令的诏版却十分罕见了。
秦始皇是延续商鞅的观念将全国的度量衡统一以强化其专政，包含的内容很多，譬如将度量衡的理念用于官职的顺位与管理上，便规定以他为最高统治者，下设“三公”、“九卿”；全国按“郡”、“县”划分；官员俸禄依等级发给；再颁定土地私有制以统一课征税收等等。施行的措施有，颁发统一度量衡命令，确立统一度量衡标准，制造并颁发度量衡标准器，以及建立严格的检定制度等，为后代树立了依循的规则和典范。
有学者认为，就度量衡自身衡制系统而言，秦极有可能因为经验不足以及国命太短之故，有许多基准并不是非常适用，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某些基准缺少稳定性、高流通性以及高精度性。因此，只能说秦朝是第一个制定度量衡的朝代。而到了汉代，对于基准的制定已经知道运用科学的技术与方法了，以至在我国整个度量衡的发展史上，无论是在标准的确立，器物的制作，单位制的完备以及制度的建立等方面，都以秦汉为重要的阶段，而且始终不出秦汉的基本体制。这包括与时俱进中的度量衡质量的增大或减小，标准器的兴废与更换，单位制的改进或回复等等。
鸦片战争以后，外来制度不断输入，旧有传统受到影响和冲击，至民国成立，国民政府废弃旧制改立市井制，但这个新的市井制仍保留有秦汉制的影子。公元一九八四年，我们国家正式公布与实施法定计量单位，全面推行国际单位制，中国的旧制终于完成它长达两千年的历史使命，功德圆满。
货币，既是商品交换的媒介物，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是衡量价值的总的尺度。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将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大致分为物物交换时期、实物货币时期、金属称量货币时期和金属铸币时期。这一划分，与中国古代货币发展的情形基本是相符的。
物物交换时期，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交换带有偶然性、随意性、原始性，交换结束，作用随之消失。所以，此时用以交换的“物”还不能称为“货币”。
实物货币时期，亦即原始货币或自然物货币时期。此时期的交换，是以牲畜、食品、布帛、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及某些装饰品如玉、贝等充当等价物而开始具有货币的职能。此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金属称量货币时期，目前的史料只能推到商周，但有关专家断定其开始产生很可能在夏代，当然那时也只是简单的按重量交换罢了。这是因为夏代的铜器制作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铜石并用”时代已出现红铜和青铜，铜在当时应是非常珍贵而价值相当高的物品。金属称量货币的铜一直延续到春秋，金银则到战国，早期与贝币并行，晚期与铸币并行。
金属铸币时期，大致在奴隶制完全确立时期，专家分析估计夏代就应该有铸币，目前能够见到实物的则为商代后期。山西保德林遮峪殷代墓葬一九七〇年冬季出土的一百零九枚铜铸贝，以及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铜铸贝，是其物证。
铜布币来源于农具铲，大约萌芽于商周时期，广泛使用于东周时期。金、银属于称量货币，大约始于春秋中期。黄金称量货币有冶炼浇铸的金版、金饼、金贝等；白银称量货币也有冶炼浇铸的银铲、银版、银饼及银布币、银贝等，主要流通于南方浪漫富庶的楚国，少量见于三晋及中山国。
春秋争霸，战国争雄，纷纷攘攘，大小诸侯与国家铸就了先秦货币的多姿多彩美不胜收，现在我们把它分类为刀货、布币、蚁鼻钱、环钱四大货币体系。在齐、燕，通行的是一种刀币，也称刀货，是从实用的刀子变化来的。韩、赵、魏通行布币，是由古代锄草的农具演变而来；其状像铲，所以又称铲币。楚国通行蚁鼻钱，是从贝壳形的铜币演变来的。蚁鼻钱正面突起，铸有文字，笔画像只蚂蚁，两个小口像鼻孔，所以称蚁鼻钱。楚国还通行爰金，爰金是方形的，每小块一两，十六块为一金（斤）。周、秦用圆形的钱。
秦统一六国后，在统一文字、度量衡的同时，也统一了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二十两）为单位，以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钱文“半两”与实重相符，这种方孔圆钱从此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一直沿用二千多年，叫“秦半两”。那么为何取这种形制呢，有人认为主要是环形便于携带，而方孔穿了绳索后铜钱不易旋转，可以防止磨损，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形制表达了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秦朝方孔圆钱是世界上最早由政府法定的货币，后来我们把钱幽默地称之为“孔方兄”。
鉴别战国和秦朝的“半两钱”另可从书法入手，战国币钱文“半两”为大篆，而秦朝统一币钱文“半两”为小篆，当然断定是宰相李斯所书。大概受此影响，秦朝之后的钱文因袭仿效，大都出自达官贵人或书法名家之手。到了宋朝，还出现了皇帝御书钱，这也是中国古钱币与西方货币的区别，中国古钱版面多以钱文而非图案为主，而西方货币则多以动植物、人像等图案而非文字为主。至于古钱币两千年的漫长演进史、文化发展史以及古钱文的书法艺术欣赏，则是又一个饶有兴趣的专业话题了。
“焚书”与“坑儒”，是秦朝两个不同类型也互不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说重大也未必真的重大，无非是秦统一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罢了。而后来人们把这两个事件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便反反复复愈演愈烈作了无尽渲染以至对其口诛笔伐了，好像就有些现实的别有用心。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们在偷换概念。我们是把秦始皇所焚之书偷换成全部“中华文化”的概念；把秦始皇所坑之儒偷换成全部“知识分子”的概念。这样就把个秦始皇弄得整个一个暴君嘴脸与苛政形象，跳进德水黄河里两千年也不能洗清。
秦始皇的一个崭新朝代的确立，一个统一国家的创建，一个新生政权的诞生，当务之急的是安全，重中之重的是稳定。这其中有六国归一后的对大秦帝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的屈从与认同。在这个问题上，秦始皇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除了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辆规格和设立郡县以外，把天下十二万户豪富都迁徙聚集到秦都咸阳，并在渭水南岸大片土地上修建各代先祖的陵庙以及章台宫和上林苑。而且秦每灭亡一个国家，就把这个国家的都城宫室用图形描摹下来，在咸阳北边的山坡仿建。仿建的宫殿南临渭水，从雍门向东延展至泾水与渭水的汇合处，殿屋之间有天桥和环形的长廊相连接，从六国得到的美人、钟鼓、祭器什么的，都安置在这些宫殿里。
秦始皇这样做，是把两步棋一步走。十二万户豪富，每户的主人、妻妾、子女、门客、侍卫、仆从、家丁等加起来若是十人，那咸阳一下就新增一百二十万人；五十人，就是六百万人；那要是每户一百人呢？这些人带来了财富，带来了大秦帝国首都的繁华和繁盛，但也带来了十二万户完全不同的思想意识和文化心态。他们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容忽视的力量，迅速改变了秦都的人口结构、社会关系结构以及经济文化结构等等，积极的意义自是不待言说，而负面的影响就是潜藏了巨大的威胁和危险。秦始皇把他们全部迁徙而来，这第一步棋就是割断他们与原生活居住地的世代根源的联系，彻底破坏原来意识形态上的社会组织结构，对秦形成物质与精神的完全依赖，从而有效地掌控他们。同时走出的第二步棋，即对六国宫室的仿建，让那些豪富们在文化心理的冲突中得以自我调整、安慰、说服、认定，获得最后的归属感。说到这里，我们只看到了秦始皇的方法，而未看到他的暴虐，那么，我们稍稍停顿一下，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秦始皇究竟是怎样的一代帝王，怎样的一个人。
对待李斯。李斯是什么东西，上蔡乡下厕所的无名小老鼠，得了机会向秦始皇建言献策，秦始皇就一再提拔重用他。后来一封《谏逐客令书》，正在大为光火的秦始皇能立即接受，把已经行至骊山脚下的李斯追了回来，还马上知错就改收回刚刚发布的逐客令，这如同打自己的嘴巴，历史上少有帝王能做到这一点。
对待韩非。不说秦始皇动用三十万大军攻韩，只为要一个韩非，并且说他一定要韩非是因为他读了韩非的书。这个细节是否可以断定秦始皇是爱读书的，不仅爱读书，而且是能得其书中精髓与真谛的人。只有他深刻读懂了韩非深刻理解了韩非，才有他爱韩非要韩非，并把韩非的思想理论运用于秦统一的实践，指导了秦统一的现实。书给了他学识与修养，给了他果断与睿智。
对待尉缭。尉缭来秦是李斯推荐的，秦始皇先问其兼并六国的策略，再问其兼并六国的顺序，秦始皇全部听取了他的意见。而第一次听取了他的意见后，秦始皇见尉缭满脸的不屑一顾，知道自己对尉缭可能太官僚了，马上放低了姿态，衣服、食饮与缭同。第二次听取了尉缭的意见后，秦始皇敏锐地觉察出魏缭对他仍有某种偏见，便对其诚恳挽留，并任命他为尉，掌管秦国的军队。其间尉缭果然在背后说过秦始皇的坏话，说他长得“蜂准，长目，鸷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食人。我布衣，然见我常身自下我。诚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为虏矣。不可与久游。”这里对秦始皇的最恶毒的形容和描述，是全部《史记》文学性的最大败笔。其败笔就在于它虚构，无益于主题的表达。属实，那也是尉缭一时郁闷情绪化的恶语伤人。事实上尉缭是否说了这样的话，已不可考；如果事实上尉缭真的说了，秦始皇就更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秦王觉，固止，以为秦国尉。”秦始皇不仅宽容原谅了他对自己的侮辱，还把国家军权交给了他。
对待赵高。赵高者，被赵国疏远的亲属。赵高兄弟数人，皆生于宦官之家，其母受过刑罚，世代地位卑贱。秦始皇听说了他闻高强力，通于狱法，选拔他为中车府令。赵高曾犯大罪，蒙毅依法治之，判赵高死刑。秦始皇认为赵高平时办事认真，赦免了他，恢复他的官职和爵位。
让我们再捕捉一些秦始皇的历史细节——
对嫪毐的叛乱坚决镇压。强势，铁碗，威严，原则。而在平定叛乱之后，太后的问题，听了茅焦的意见；吕不韦的问题，既不绞杀，也不赐死，只写了一封信给他，让他自己做出选择；其门客分门别类进行了疏散，并从法律制度上对此类人做出了规定。对嫪毐的门客，先迁徙至蜀，后进行了赦免。
对六国的平定坚定不移，而六国王都被俘虏，未见秦始皇对他们如何残忍与惨烈。只一例出外，就是在俘虏了赵王之后，秦始皇对赵国与其母亲家有仇怨的人，全部活埋。我猜想是秦始皇为了彻底掩盖自己出生的隐私，因为与其母亲家有仇怨的人，都是知道他底细的人。这是一个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
国家统一后，秦始皇日理万机，身体力行，忠于职守，鞠躬尽瘁，无论大小事情都由自己亲自处理决断；每天用秤来称各种当时书写文件的竹简木简的重量，日夜都有一定的数量定额，据说为一百二十斤，阅读达不到这个定额，完不成规定的工作量，从不休息。
有一天，秦始皇在梁山宫看到了已是丞相的李斯出门时带了庞大的车骑卫队，很不高兴；他觉得太豪华太张扬太浪费了，发了一通感慨。还没来得及去找李斯谈话时，宫中有人已经告知了李斯，李斯很快有了收敛。秦始皇由此判断，这一定是他身边的人把我的话泄漏了出去。审问时，没人招供，秦始皇下令逮捕了他身边所有宫中侍从，全部杀掉。秦始皇知道，对李斯不过是一番感慨，便迅速泄露了出去；要是涉及国家机密大事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这件事我们看到秦始皇的政治原则、生活标准以及他的深谋远虑和心智警醒。另外，秦始皇一生几乎没有骄奢淫逸和宫闱绯闻的历史记载和民间传闻。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焚书”了。
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新生的政权，秦始皇最先遇到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问题。丞相王绾建议，燕、齐、楚地处偏远，不设王国，无法治理，请求封立各位皇子为王。秦始皇对这样涉及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的问题，他的态度历来民主，把提案下发给群臣进行讨论，在充分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再做出决策。讨论的结果，大臣们大都同意丞相王绾的建议。只有李斯挺身而出，坚决反对。他用了大量的史实和事实，经验和教训，来说明分封制的弊端，论述郡县制的好处。李斯那时还是廷尉。
秦始皇立即感到了李斯的意见之于统一的大秦帝国的正确、高远、独到和精辟，秦始皇于是对大臣们说了一段忧国忧民非常感人的话，他说，天下的庶民百姓数百年来饱受了无休止的战争的动乱和苦难，究其原因，不就是因为分封制带来的诸侯国的并立诸侯王的存在！如今天下刚刚平定，百姓从苦难中刚刚醒来，便又要重新设立王国，这与过去的诸侯有什么不同！这是在种下战争的祸根，延续苦难的遗患，怎么能求得天下的安宁，经济的发展，人民的幸福，廷尉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秦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
在政治制度确立之后，其实国家的指导思想也是确立过了的，那就是推崇法家，依法治国，但这并不是说秦就排斥儒家思想文化。秦不仅不排斥，还无处不运用体现着儒家思想对国家的治理。但这时问题也出来了，我们都知道的，那天秦始皇兴致很高，在咸阳宫大摆酒宴，七十位博士上前献酒并致祝辞。有些臭知识分子一遇到这种场合，就不放过对上司吹捧的机会，不放过表现自己的机会，正像当代作家二月河不无恶毒但很真理地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文人就像小孩儿的鸡巴，或大人吃足了媚药……那活儿，一经撩拨，便勃然而起，包括搔到痒处的兴奋和欢喜。当时那个仆射周青臣就是，他端着酒杯，一脸媚态走上前去，对秦始皇一番歌功颂德，说，从前秦国土地不过千里，仰仗陛下神灵圣明，平定天下，驱逐蛮夷，凡是日月所照耀到的地方，没有不臣服的。把诸侯国改置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再无战争祸患。这伟大功业可以流芳千秋万代，这神威功德空前绝后无人能及。
秦始皇听了，十分高兴；俩人碰杯，一饮而尽。这时有个博士齐人叫淳于越的，被这当面虚伪吹捧浮华之辞弄得心里难受，这是属于另类文人，坐不住了，便也端了酒杯，上前来说，众所周知，殷朝、周朝统治天下达一千多年，分封子弟与功臣，给自己当作辅佐。如今陛下拥有天下，而你的子弟却是平民百姓；一旦国家不及提防出现像齐国田常、晋国六卿之类图谋反叛的乱臣，没有子弟与功臣辅佐，靠谁来帮助救援呢？凡事不师法古人不传承旧制而能使一个国家一个王族长治久安的，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刚才周青臣对你当面阿谀，薄古厚今，这只能加重陛下的盲目和过失。我毫不客气地说，他不是忠臣。
两种不同见解，双方意见对立，现场的争论就混乱了，矛盾就激化了，酒宴就热闹了。虽然还是老话题，但秦始皇立即敏锐地判断出这里仍然潜藏着一场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治思想的斗争，只是今天借了这个机会终于说了出来。秦始皇在这样的问题上，依然表现了他的民主作风，让把这两种不同的意见交大臣们讨论。最后，还是李斯坚定地站了出来。这时的李斯已经跃上了大秦帝国丞相的位子。李斯上书——
纵观五帝的制度，绝非一个模式的简单重复；夏商周的制度也绝非代代因袭守旧，一以贯之；他们都是充分借鉴前代的经验，而凭着各自时代的实际，确立自己具有时代特色的制度对国家进行治理，并大获成功。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他们故意要彼此相悖，而是由于时代发生了变化，时势也有了不同。现在陛下开创了天下统一大业，建立起万世不朽的卓著功勋，这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那些个愚顽卑陋的儒生能够理解的。况且那个淳于越所说的是早就过时了的所谓夏、商、周三代的事，那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代；这真是迂腐得可以，三代的事有哪一点值得我们这个时代去模仿效法呢。这也让我想到了过去另外一个被我们都忽略了的其实是应该重视的现象，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已经平定，法令出于一统，那么作为百姓，你要做的就是在家努力从事农工生产；作为读书人，你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法令刑禁。而现在的这些儒生们不仅不学习今天的时事政治法律法令，还要抱守残缺食古不化效法旧制还极力推崇大肆宣扬，以此来诽谤当世，蛊惑民心，搞乱我们的思想阵线。
我不能不说了，千百年来，天下纷争混乱如一盘散沙，没有人能够把他们加以统一，所以诸侯并立，纷纷兴起，给了那些游说之士投机钻营的机会，他们一开口论说不外乎都是称引古人而损害当今，无一例外地都用虚伪的言辞并加以矫饰来扰乱事实混淆视听；人们只片面欣赏他们私下所学的知识和公开所做出的谬论，进而指责皇上所建立的崭新制度。这给我们所带来的是怎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呢，一方面，当今的皇帝已拥有了一统的天下，一统的文字，一统的货币，一统的制度，一统的法律；依此明晰而细致地分辨出了天下大小事物的纲目取舍是非黑白，并规定一切决策都有皇帝一人做出，唯皇帝至尊。而另一方面，那些私家之学却相互勾结，无视并非议法令教化，这些不怀好意的人一听到政令发布，就各自按照他们自己所学的陈腐观点和主张大肆加以评论。在朝时，嘴上不说，而在心里指责；出朝后，大放厥词，到处街谈巷议；在君主面前，恬不知耻夸耀自己所学的那点学说和主张以博取名声，追求奇异说法用偏偏不同于当今的观念来表示高明抬高自己，在民众当中带头诽谤政府无端制造谣言。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如果不尽快加以禁止以至如野火般蔓延开来，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如此，就会使在上的君主威势下降，在下的臣子结成朋党，现在是已经到了不禁止不行的时候了。
建议与措施：一、令史官将除《秦记》外的其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二、除博士官署职责范围内收藏掌管的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经》、《尚书》及其他有关学术思想的著作和记录的，全部交到地方官府一起焚烧。三、有关医药、占卜、种植等科技类的书，不在禁止之列。四、有敢在一块儿谈议《诗经》、《尚书》的，处以死刑示众；借古讽今的，满门抄斩；官吏知情不报的，以同罪论处；命令下达三十天内仍不烧书的，处以脸上刺字的黥刑，服四年修筑长城的劳役。
秦始皇下诏说，可以。于是“焚书”这一历史事件就是在这一种背景下发生了，我们看见了那遥远的烟尘，弥漫了大秦帝国的并不晴朗的天空。但是，我们能给出一个“焚书”的意义么。
至于“坑儒”，是个误解。“焚书”第二年，也就是秦始皇三十五年，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两个装神弄鬼的有称术士有称方士有称儒生的反正都是一帮活骗子。我们知道，他们一个叫侯生，一个叫卢生。也许是这俩人聪明过度了，也许是这俩人笨蛋太傻了，他们竟一起要去为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长生不老的仙药，上哪儿寻找去，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就把自己给套住了。用现代的语言表述，整个俩傻冒。
寻找不到长生不老的仙药，如何给秦始皇交代，那就只好编瞎话、找托词、寻借口了，说：我们寻找灵芝奇药和仙人，一直找不到（肯定找不到），好像有什么东西伤害了它们（煞有介事），大概是要人主与方术相合而人主应秘密出行以便远离恶鬼，神仙真人才能降临（一派胡言）。人主所在的地方如果让臣子知道了，就会妨害神灵（继续编造）。所谓真人，是入水不会沾湿，入火不会烧伤，凌驾在云气之上，寿命和天地共长久（想象贫乏）。现在皇上治理天下，还没能做到清静安宁，希望皇上所住的宫室不要让别人知道，只有做到这样，不死之药或许能够得到（是何道理）。
秦始皇不知是否识破了他们太过幼稚可笑且几乎不能自圆其说的骗术，但秦始皇还是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了，但那长生不老的药还是寻找不到，骗子们这就再没了退路，你还怎么编瞎话、找托词、寻借口？侯生、卢生们就急了，和一些儒生串通一气，私下诽谤秦始皇“刚戾自用”、“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等等，这可算是给自己找到了脱身的借口和理由。说秦始皇贪于权势到如此地步，咱们不能为他去找仙药！那般愤愤然，俩人就一边冠冕堂皇推脱责任一边狼狈不堪地逃跑了。
秦始皇听说后非常生气，遂派了御史全面追查这件事情，方士与儒生们相互牵连告发，结果查出与这个事件有直接牵连的四百六十余人。秦始皇也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跺了跺脚，为“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将这批人全部坑杀在了咸阳。
这不难看出，秦始皇所谓“坑儒”，实则是“坑方士”。另外，在整个秦朝时期，儒家的政治地位始终很高，其中坑方士也坑有与之有关联的儒生，儒家的地位并没因此受到影响。到了汉初的儒学家们，还没对这一事件有所介意，甚至极少有言及者；到了西汉中期才为人们所关注，也只是称之为“坑杀术士”。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八十一年），始有桑弘羊提出秦始皇“坑儒”一说，这时距秦始皇去世已有一百多年了。此后，历代儒家学者为了弘扬孔孟之道，都把“焚书坑儒”作为反面教材，大肆进行抨击。即便如此，儒学家中仍不乏持保留态度者，如唐代韩愈、北宋司马光，对“坑儒”之说采取回避态度，而称“坑杀学士”，或谓“屠术士”。说秦始皇“坑儒”真是冤枉得很。
又据《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东汉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说，秦始皇不仅“坑儒”，而且还坑了两次。在坑杀了咸阳的四百六十多个书生后，说秦始皇想借此要把天下的书生全部杀掉，以斩草除根，不留遗患。但又怕书生逃跑，秦始皇就想了个计策，他命令地方官员，访求各地的有名的书生，送到京城以待录用。不过几个月，各地方就送来了七百多个想当官的书生。秦始皇命这七百多人都为郎官，一时间，把这些书生们高兴得手舞足蹈。
这年冬天，有人报骊山的马谷中大冬天里却是硕果累累，秦始皇说那我们就一起去欣赏欣赏，这七百多书生就和秦始皇一起兴致勃勃地去了。到了马谷一看，果然是藤上结瓜，树上挂果，这真是奇了。大家议论分析，发挥想象，极力猜测。刹那间，就听一声巨响，一天飞石像雨点般落了下来，这七百多位书生就这样被砸死在了马谷。据说这所谓奇异的瓜果，是因为马谷地下有温泉，所以四季如春，生了这反季节的稀奇之物。秦始皇就密令心腹，先在谷内种植了那些瓜果，再让那些书生全部中了秦始皇的阴谋诡计。卫宏的虚构杜撰得更像是一篇小说，简单的道理是，威震天下的大秦帝国的秦始皇帝，杀几个柔弱的书生，需要用这么下三滥的手段么。
值得注意的是，在“坑儒”的这个事情上，秦始皇的长子扶苏出来说了几句话，大意是社会始乱方治，民心还没有完全归附，你要杀的人虽然有罪，但是他们很多可都是孔子的门生，我担心天下会大乱，请您三思，法外开恩，放了这些人。什么叫法外开恩，扶苏的这个带有求情性质的建议是不正确的，它破坏了法律的公平和公正性，甚至有可能会危害法律的尊严和正常运行。所以，秦始皇觉得这个扶苏政治上太不成熟，派了他到北方监督蒙恬军队修筑长城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去了。
关于阿房宫，千百年来已是怎么想象都不过分，怎么神往都合情理，怎么虚构都是精彩。这想象，这神往，这虚构，都因了那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而让我们在美丽遗憾之中思接千载神魂颠倒诗情飞扬。楚人一炬，我们因之有了那幻想辽远恢弘的可能；可怜焦土，我们因之有了这虚拟繁华富丽的空间。
司马迁书中的阿房宫
秦朝统一后，秦都咸阳人口急剧增长，政府机构不断扩张，秦始皇就觉得原来先王们的宫廷太小了，而且从外表装饰厅室设计反正整个办公条件都显得落后而凋敝，既不能体现大秦帝国的威严与庄严，也没有崭新时代的豪华与豪迈。那么就需要重建。
在选址的问题上，秦始皇想到了他敬佩的两位有作为的君王，一个是周文王，一个是周武王。周文王定都在丰，周武王定都在镐，秦始皇就决定选择在丰镐两城之间建造秦朝帝都。没有人提出疑义，于是，秦始皇帝便在原为上林苑所在的渭河之南、皂河之西建造规模庞大的宫殿群落，殿的周围修了庞大的阁道群，一直向北跨越渭河，要与旧的咸阳宫殿群接连比邻。于是，司马迁告诉我们说，首先建筑了前殿阿房宫，其东西宽五百步，南北长五十丈，宫内可以坐下上万人，而下面可以竖立五丈高的大旗。周围环绕着回廊通道，从殿下直达南山；然后在南山的峰顶建造壮美的宫阙，再修造天桥，从阿房宫横跨渭水，连接咸阳，一如浩瀚苍穹间阁道星座与营室星座相接的璀璨银河……
这是我们可以想知的庞大浩瀚的工程，但我们知道，阿房宫尚未建成，两年后，秦始皇帝突然驾崩了，工程搁浅。后来不甘心的秦二世接着再行建造，意欲完成这项带有始皇帝无尽辽阔与梦想的设计和计划。可惜秦二世即位第二年，发生了陈胜、吴广大起义，接着项羽和刘邦于公元前二一〇年，直驱关中，进入咸阳，灭了秦朝。
杜牧诗中的阿房宫
杜牧的阿房宫，当然是他三十二岁写的著名《阿房宫赋》中用精美绮丽的想象文字为我们创造、营造、构造的阿房宫。一起来让我们再一次欣赏一下他的阿房宫的文字和文字的阿房宫。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四个三字短句领起，音节紧凑，气势不凡，先声夺人。十二个字，极尽秦始皇的豪迈气概，彰显阿房宫的非同凡响。而“六王”即六国诸侯之灭亡，“四海”即整个天下之统一，杜牧由此先给出了个兴亡的伏笔，再来说为建造这浩大的宫殿，使整个蜀山突兀，其树木已被砍伐殆尽了，而这时，阿房宫于世间初现始出。这样的起句句法历史上有很多，挑出来我就觉得有意思了，若有闲情逸致，不妨加以玩味。
益作井，龙登天；凿后土，洞黄泉。——晋·郭璞《井赋》
千城绝，长城列；秦民竭，秦君灭。——唐·陆参《长城赋》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唐·杜牧《阿房宫赋》
岁将暮，时既昏；寒风积，愁云繁。——南朝·谢惠连《雪赋》
“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我们看到了总体印象上的阿房宫其逶迤辽阔巍然耸立遮天蔽日的宏伟规模和气势了，我们也开始进入可能的模拟和想象。
然而杜牧压根就没看过更没去过阿房宫，他甚至压根也没见过阿房宫的图纸和设计方案。所以在具体描述阿房宫时，更多的是附着了浓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虚虚实实，亦真亦幻。他说，这阿房宫从骊山北麓建构，折而向西，一直壮丽延伸到达咸阳。渭水和樊川两河缓缓流动，进入宫墙。五步一座楼台，十步一座亭阁；走廊萦绕曲折回环往复似人腰间系着的缦带，檐头高高翘起像飞鸟仰天啄食的尖喙；各处的建筑都依随地势而自然变化，构思奇绝，巧夺天工；四方参差辐辏，相互争雄斗势。周转盘旋着，像密密的蜂房；错综变化着，像旋转的涡流；高高矗立着，不知道有几千万座！接下来，就更矫情虚饰了，说长桥横卧渭水之上，没有云彩，哪里就飞来了的长龙？上下两层通道跨越天空，也非雨过初晴，哪里就现出了的彩虹？然后杜牧就煞有介事地说了，这高高低低的，真是令人晕头转向，不识高低，难辨西东。歌台上笙歌动人，热烈的气氛宛若和暖的春光；舞厅里长袖飘拂，飞动旋舞若秋天般凄冷的风雨。一天之内，一宫之中，气候竟是这么无尽变化完全不同。
接下来杜牧开始带我们进入阿房宫里面去游览。里面是什么样子呢，六国的嫔妃、王子、皇孙，离开了自己原来居住的宫殿，来到秦国的阿房宫中。清晨唱歌，夜晚弹奏，低贱成了秦王的宫人。杜牧告诉我们，假如你看到了有星光一样的明亮闪烁，那就是美人打开了梳妆的镜子；假如你看到了有墨绿云彩的团团缤纷，那就是美人早晨梳理黑色的长发；假如你看到了渭水泛起了油彩，那就是美人泼在河里的粉香与胭脂；假如你看到了宫中弥漫的烟雾，那就是熏香焚烧椒实和兰花。假如这时有雷霆般的倏然震响，那就是皇宫里的车子威风地行驶而去；车声辘辘，渐行渐远，归于无声，不知它驶向什么地方去了。下面，杜牧毫无凭借地完全是主观臆猜了，说那些宫中美人，肌肤姿容，都极尽娇嫩娇美；一个个精心梳妆美容美发，久久站立，充满期待；望穿秋水，盼能得宠。杜牧不知从哪得知，说有的美人等了三十六年都没有见到皇帝。看了美人，杜牧就带我们来看阿房宫里的珍宝，说燕国、赵国收藏的金银，韩国、魏国聚敛的珠玉，齐国、楚国挑选的精品，都是那些诸侯年长日久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堆积如山；一旦国破家亡，这些东西就不能占有了，都被运到阿房宫里。运到阿房宫里，这些珍宝是什么情况呢？杜牧说，秦国人把宝鼎看作铁锅，把美玉看作石头，把金银看作土块，把珍珠看作碎石，随便乱扔，满地都是，一般的秦国人看到了这些东西，也根本不感到可惜。
杜牧写到这里，文字就不可爱了，他要实现的目的是通过对阿房宫虚拟的想象和描述，到达他政论文的哲理主题。那都是我们所已经知道了的，在这里我就不再引用也不再翻译下去了。倒是还有一句最重要的话，那就是杜牧如此这般说完之后，来了一句：楚人一炬，可怜焦土！这哪是楚人一炬，在这里我以为完全是杜牧一炬，一次次用文字焚烧了我们的心灵，丰富成无尽想象，可怜成一片焦土！
考证的阿房宫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组建的阿房宫考古工作队，自二〇〇二年十月至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期间，对阿房宫前殿遗址进行了密集考古勘探和重点考古试掘、发掘工作。考古工作者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地毯式”的全面考古勘探后，在阿房宫遗址的夯土台基之上，没有发现秦代建筑遗物堆积层和秦代宫殿建筑遗迹，更没有发现被大火焚烧的建筑遗存。据此，阿房宫考古队提出，阿房宫没有建成，它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因此，相传千年而为史家所沿用的项羽“火烧阿房宫”事件以及所谓阿房宫为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庞大、影响最深远的宫殿建筑的杰作等说法，均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
证据有三：其一是从考古上看，在前殿遗址上只发现了耕土层、扰土层、汉代堆积层和夯土台基，并没有发现秦代的堆积层。没有秦代的文化层，只能说明没有秦代的建筑。此外，也没有发现秦代的瓦当，而瓦当是秦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建筑材料，秦咸阳宫、汉长安城发掘时都有大量瓦当出土。其二是从时间上看，阿房宫是在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二一二年）开始修建，三十七年（公元前二一〇年）七月秦始皇死后，便把修建阿房宫的百姓调去修筑骊山始皇陵墓了。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四月，二世命令继续修筑阿房宫，当年七月，陈胜、吴广起义，二世二年（公元前二〇八）冬，因为天下形势混乱，而繁重的赋役使得民不聊生，于是，左丞相李斯、右丞相去疾和将军冯劫向秦二世上奏，建议停止阿房宫的修建，却遭到了拒绝，三人并因此而丧命。到了第二年，秦二世自杀后，阿房宫的修建也就停止了。可见阿房宫从开始修建到最后停工，前后延续最多只有四年时间，实际施工时间还要短得多，仅就前殿五十四万平方米的台基来看，像阿房宫这样规模的建筑，在当时条件下是无法也不能完成的。其三从文献上来看，《史记》明确记载“阿房宫未成；成，欲更择令名名之。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司马迁写《史记》时距秦只有一百年左右，当时阿房宫的遗存应该还在，司马迁本人也一定到实地看过，他的记述是可信的。另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下》中，更是十分肯定地说秦阿房宫未完成的就灭亡了，说秦“复起阿房，未成而亡”，这是秦朝未完成阿房宫修建工程的最可靠、最明确的文献资料。宋敏求《长安志》也记载，秦阿房，亦名阿城，西北东三面有墙，南面没墙。估计他是看到了这些具体的情况，至于项羽火烧阿房宫，《史记》载项羽“遂屠咸阳，烧其宫室，虏其子女，收其珍宝货财，诸侯共分”。又载“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这里司马迁的“咸阳”概念，不包括阿房宫所在的“渭南”地区。
有人说考古成果改变了历史，其实不是改变，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我们也许很失望，很绝望，但我们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就美丽地欺骗一下自己，就相信杜牧的阿房宫是真实的，让我们在文学独特的创造里得到精神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