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谁去生呢？又是谁被生出来呢？这当然不像是给出什么东西，那意味着一种流动，一次轻柔的传递，毫无强迫威逼。但这件事情却少有轻柔可言，它实在太过剧烈，腹部犹如网中之鱼，不断推挤，心脏负重跋涉，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在绷紧运动，仿佛置身一组跳高的慢镜头里，面目不明的躯体向上腾起、转身，在空中悬停片刻，然后——又回归正常速度——纵身跌落，俯冲向下，一个最终结果。或许这个词语是由某位只检视结果的人创造出来的：在这件事情上，指的就是那一排排经历了出生的婴儿，如匀整的包裹一般平躺着，动作娴熟的双手为他们盖上毯子，粉色或是蓝色的，标签用思高胶带[1]贴在各自透明的小床上，在平板玻璃窗的后面。
从来没人会说出死，尽管两者就某种程度而言别无二致，是事件，而非事物。还有接生，那个通常被认为是由医生来执行的动作：谁去接，接什么？是说母亲是那个被交接的对象，如同囚犯被释放出来一样？想必不是；也不是说孩子，像往投信口里丢信那样被送到母亲身边。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递送者，又是接收者呢？有谁曾经深受束缚吗，有谁获得了自由吗？这就是语言啊，正用古板的喉舌轻轻嘀咕着什么的语言，还有另一件东西，需要重新去命名。
不过，命名的人不会是我。这些是我仅有的词句，我无从摆脱，深陷其中。（那幅画面，沥青砂，皇家安大略博物馆[2]里陈旧的静态场景，二楼北面，真是历久弥坚。我会挣脱出来，还是被卷进去，变成化石，如同一头剑齿虎或一只笨重的雷龙，在外出探险的时候走过了头？言语在我脚边泛起涟漪，黢黑、迂缓，凶险致命。让我再试一次，趁阳光还未将我风化，趁我还没饿死或是沉溺，趁我还有余力。说到底，这只是一个场景摆设，只是一种隐喻而已。瞧，我能说得出话，我没有掉进陷阱，而你，在你这一头，也能听得清明。所以我们就这么开始吧，假装语言上一点问题也没有。）
这则关于分娩的故事与我无关。为了让你相信这一点，我应该告诉你今天早晨我都干了些什么，在坐到这张书桌旁边之前——两只文件柜顶上有一扇门，收音机在左，日历在右，我用这些设备将自己置入时间之流。我六点四十分醒来，然后，在下楼梯的半路上，见到了我的女儿，她正在上楼，她以为那是她自主的动作，其实却是被她父亲抱在手里。我们互相问好，拥抱微笑；继而摆弄了一阵闹钟和热水瓶，这套动作，我们只在她父亲必须一早出门、开车进城的日子里才做。这项仪式的存在，让我有一种自己还在睡懒觉的错觉。最终，她断定是时候让我从床上起来了，便开始拉我的头发。我整装穿戴的时候，她就去探索浴室里的体重秤和抽水马桶这座神秘的白色祭坛。我带她下楼，照例为了帮她换衣服而奋斗一番。现在她已经穿起了迷你版的牛仔裤，迷你版的T恤。接着她喂自己吃东西：橘子、香蕉、麦芬蛋糕、麦片粥。
随后我们走去外面的暖房，在那里我们重新指认了一遍，还是按照名字，狗、猫还有小鸟，在一年中的这个时节——冬天——是蓝松鸦和金翅雀[3]。我念出这些单词的时候，她把手指放在我的嘴唇上；她尚未得知发声的秘诀。我正在等着她说出的第一个词：那肯定会非常神奇，迄今为止还不曾有人说过的东西。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可能她早已经说过了，而我画地为牢，执迷于日常，不曾听见。
在她的游戏围栏里，我发现了今天第一件让人心惊肉跳的东西。那是一个小小的裸体女人，用柔软的塑料做成的，和那些扭来扭去的蜘蛛玩具、蜥蜴玩具，还有其他被人挂到车窗上面的东西一样的材质。她是一个朋友送给我女儿的，一个做电影道具的朋友，她本该是件道具，却没有用上。孩子对她爱不释手，会用嘴衔着她在地板上四处乱爬，好像小狗叼着根骨头似的，头和脚从两边伸出来。她似乎很有嚼劲，又不会造成什么伤害，可是前几天，我注意到这孩子已经用新长出来的牙齿在她身上弄出了一道口子。我把女人放进了用来装玩具的纸板箱里。
但今天早上她又回到了游戏围栏里，而且她的脚不见了。准是被孩子给吃了，我担心塑料在她的胃里会不会溶解，会不会有毒。我知道，迟早我会在她尿布上的东西里——在我用母亲惯有的忧思细细检视的东西里面——发现两只塑料的粉色小脚。我拿走了那个娃娃，然后，趁她正对着窗外的狗唱歌的时候，把它扔进了垃圾桶。我可受不了在女儿的一次性尿布里找到女人的小手臂、乳房、脑袋，被没有消化的胡萝卜和葡萄干的外皮遮住一点，俨然某场恐怖又疯狂的谋杀案的遗迹。
此刻她小睡正酣，而我在写着这个故事。从我刚才说的，你就能看得出来，我的生活（尽管偶尔有些意外事件，让人联想起异端世界）平静、有序，弥漫着那种温暖的、微红的光线，蓝色高光和反射平面布置得恰到好处（镜子，盘子，长方形的窗玻璃），会被你视为是归属荷兰画派的作品[4]；而且也和它们一样，细节写实、略显伤感。或者至少是带着一股忧愁的气氛。（我已经体验过好几次了，因为女儿那些再也穿不下的婴儿衣服而感到淡淡的悲伤。我会守着掉落的发丝，我会把东西都存进大箱子，我会为了照片哀哭。）但最重要的是，它是实实在在的，这里的一切都坚实可靠。再不要那一层层的光晕，那些影调变换、云遮雾罩的朦胧效果，特纳的日落[5]，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那些曾时常让珍妮挂心的不可捉摸。
我把这个女人叫作珍妮，是因为那首歌的关系[6]。那首歌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除了歌名。重点是（语言中总会有这些“重点”，这些表达；正是这些东西使它显得丰富多彩而又难以掌握，正因如此才有那么多东西消失在它那乌黑发亮的表面之下，正因如此，你才永远都不该试图在其中看见自己的倒影；你会往外探出得太远，你的一绺头发会落进去，出来的时候变成了金色，接着，你猜想它一路到底都是金的，便自己也跟着进去，滑入那双伸出的手臂，滑向那张嘴巴，你以为它正要开启，念出你的名字，可是正相反，就在你的耳朵即将被纯净的声音灌满之前，它组成了一个往日你从未听过的词……）
重点，对我来说，是在头发上。我自己的头发不是浅棕色的，珍妮的却是。这是我们之间的一大区别。另一个重点则是梦境：因为珍妮不是真的，和我不一样。不过到了现在，我说的是你这里的时间，我们两个真实的程度会是相当的，我们是等同的：是幻影，是共鸣，是你自己脑海当中的回音。虽然此时此刻，珍妮之于我的意义就如未来某天我对你的意义。因此，她也足够真实了。
珍妮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去生孩子，去让人接生。她可没有斤斤计较这些措辞。她坐在汽车后座上，双眼紧闭，外套像条毛毯似的铺在身上。她在做呼吸练习，同时用一只秒表数着宫缩。她凌晨两点半就醒了，洗了个澡，吃了点酸橙味的果冻，而现在已经快十点了。她已经学会了数数，一边缓慢地呼吸，一边去数那些数字（吸气时从一数到十，呼气时从十数到一），默数的时候，她都能看见这些数字。每个数字有不同的颜色，而且，要是她努力集中精神的话，还各有不同的字体。从简单的罗马字到花里胡哨的艺术体，红色的，镶着金丝花边和圆点。这倒是一大改进，她读过的无数本相关书籍里都没提到。珍妮是指南手册的信徒。她至少有两书架的书，内容包罗万象，从如何搭厨房的柜子、修车，到自己熏火腿。其中有很多事情是她不会去做的，不过有几件她确实会做，而且，在她的手提箱里，与一条毛巾、一包柠檬味救生圈薄荷糖[7]、一副眼镜、一只热水瓶、一点滑石粉和一个纸袋放在一起的，正是一本建议她带上所有这些东西的书。
（到了这个时候，你也许会以为我虚构出了珍妮这个人物，好让自己疏远这段经历。再没有比这更不符合事实的了。实际上，我是在努力让自己靠近那件业已在时间之中渐行渐远的事情。至于珍妮这个人，我的目的很简单：我要让她起死回生。）
还有两个人和珍妮一起待在车上。一个是男人，为了方便起见，我就叫他A。A在开车。每当珍妮在一次宫缩结束后睁开眼睛，她就能看见他略有点谢顶的后脑勺和让人安心的双肩。A开得很稳，车速也不太快。时不时地，他会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则告诉他每次宫缩持续多久，每两次之间隔了多久。停车加油的时候，他给自己和她各买了一杯塑料杯装的咖啡。几个月来他都在帮着她做呼吸练习，像书上推荐的那样按压她的膝盖，接生的时候他也会在场。（说不定这次出生就是为了他，就跟为别人献上一场演出是一个意思。）他们结伴参观了医院的妇产科，一起参观的是一小群像他们一样的夫妻：一个身材瘦削、关切殷殷，一个动作迟缓、圆胖肥硕。他们让人带着查看了病房、公用病房和私人病房，坐浴，还有真正的产房，印象中是一片白花花的。那位陪同的护士有浅棕色的皮肤，髋部和手肘都灵活柔软；回答问题的时候总是在笑。
“首先他们会帮你灌肠。知道灌肠是什么吗？他们会拿一管子水，从你的屁股后面塞进去。接下来，先生们必须穿上这个——还有这个，套在你们的鞋子外面。还有这些帽子，头发长的戴这顶，头发短的戴这顶。”
“那没头发的呢？”A问道。
护士抬眼看了看他的脑袋，笑出了声。“哦，您还是有几根的，”她说，“假如有问题，就尽管大胆问啊。”
他们也观摩了那部医院制作的电影，全彩色的影片，拍的是一个女人正在生产，那是个婴儿？“不是所有孩子出生时都长得那么大的，”讲解影片的澳大利亚籍护士说。不过，那些观众们——其中半数怀着孕，在灯光亮起的时候，看上去可并不轻松。（“要是你不喜欢那些画面，”珍妮的一个朋友告诉她，“你总可以把眼睛闭上嘛。”）让她不舒服的，与其说是血，倒不如说是那些棕红色的消毒剂。“我决定放弃这整件事情了，”她对A说，欢快的表情说明那只是个玩笑。他抱了抱她，然后说，“一切都会顺利的。”
而她也知道。一切都会顺利的。可是车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她坐在前排的座位上，一直没有转过身来，也没有和珍妮打个招呼。她，和珍妮一样，正在去医院的路上。她也怀孕了。但她却不是去医院生孩子的，因为这些词语，这些词语，对她的经历，对于她即将经受的一切都太过格格不入，根本无法用来形容。她穿着一件呢料大衣，印着赭红色和棕色相间的格子图案，头发上还盖了一条头巾。珍妮以前见过她，可她对她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她自己并不希望怀孕，并不甘心像这样把自己一分为二，受这些苦难煎熬，这些意味着某个开端的事情，全都非她所愿。告诉她说一切都会顺利根本无济于事。在英语里面，对应非自愿性交的那个词语是强奸。然而这门语言之中却没有一个词语能够描述将要发生在这个女人身上的事情。
珍妮怀孕期间时常看见这个女人，总是穿着同一件大衣，总是戴着同一条头巾。自然而然地，在自己怀孕之后，她就格外留意其他孕妇，每见到一个，她都会观察她们，偷偷地审视她们。但她遇到的孕妇并不都是这个女人。比如说，她就没有参加珍妮在医院上的产前课，课上的女人都很年轻，比珍妮年轻。
“你们有多少人会喂母乳？”肩膀宽大的澳大利亚护士问。
所有的手都举了起来，除了一个人之外。观念新潮的一群人，年轻的一代，而那唯一一位用奶瓶喂的——可能（谁知道呢？）她的乳房有什么问题——则自惭形秽。其他人客气地望向别处。她们最想讨论的东西似乎是各款一次性尿布之间的区别。有时她们躺在垫子上，捏着彼此的双手，模仿宫缩，数着呼吸。全都满怀希望。那位澳大利亚护士叫她们不要独自一个人进出浴缸。一小时的课程结束的时候，她们每个人都领到一杯苹果汁。
课上只有一个女人是已经生过孩子的。她来这里，她说，是为了保证他们这次会给她打一针。上次他们耽搁了，结果她痛得死去活来。其他人稍有些不以为然地看着她。她们可不会嚷嚷着要打针，她们并不打算痛到死去活来。死去活来是因为态度有问题，她们觉得。书上讲的是不舒服。
“不是不舒服，是疼，宝贝儿，”那个女人说。
其他人不安地笑笑，话题又回到一次性尿布上。
吃足了维生素、一丝不苟、博览群书的珍妮，成功避开了恶心晨吐、静脉曲张、妊娠纹、毒血症和孕期抑郁，胃口没有反常，视线没有模糊——那么，她为什么会被人跟着呢？被这么一个别人？起初只是间或一瞥，在辛普森百货[8]地下室的婴儿服装区里，在超市排队的人流中，在街角坐进A的车里的时候：憔悴的面容、臃肿的躯体，头巾遮住太过稀疏的发丝。不管怎么说，是珍妮看见了她，而不是相反的情况。就算她知道自己是在跟踪珍妮，她也没有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当珍妮离这一天越来越近，这未知的、她将要分娩的一天，当时间在她的周身越变越稠——变成某种她必须强迫自己穿过的东西，如同半融化的积雪、脚下潮湿的泥土，她见到这个女人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虽然总是离得远远的。在不同的光线下，她看起来时而是个大约二十岁的年轻女孩，时而是个四十或者五十五岁的上了年纪的男人，但珍妮始终不曾怀疑过这就是同一个女人。实际上，她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女人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真人（也许她的确是，在最初的时候，就好像引发回响的声音是真实存在的），直到这天开车去医院的路上，A停下车等红灯，而这个女人，刚才还抱着一只棕色纸袋站在街角的女人，就这么打开了车的前门，然后坐了进来。A没有反应，而珍妮也还不至于笨到要去对他说些什么。她知道这个女人并不是真的在那：珍妮没有疯。她甚至能让这个女人消失，把眼睛睁得更大一点，盯着她看就行，可散去的只是外形，而非感觉。珍妮倒不是害怕这个女人。她是在为她害怕。
等他们到了医院，女人下了车，在A跑去后座把珍妮扶起来的时候，她已经穿过了门口。大厅里到处都不见她的踪影。珍妮照常办好入院手续，无人跟随。
昨晚婴儿传染病暴发，妇产科里拥挤不堪。珍妮待在一扇隔离屏风后面等着房间。不远处有个人正在大喊大叫，声嘶力竭，尖叫中还夹杂着模糊不清的咕哝，听上去像外语。葡萄牙语，珍妮猜想。她告诉自己，对她们来说是不一样的，尖叫是应该的，不叫的话会被当成怪人，这是分娩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她很清楚这个哭喊的女人就是那个女人，而且她是因为痛才喊的。珍妮仔细听着另外一个声音，也是一个女人，安抚着、劝慰着：她的母亲？一名护士？
A走过来，他们忐忑地坐着，听着那一声声嘶喊。终于叫到珍妮了，她去做预备工作。她想到的是预备学校，她脱下衣服——她什么时候才会再看见这些衣服呢？——换上医院的病袍。她做了检查，手腕上绑上标签，然后灌了肠。她对护士说自己不要杜冷丁，因为她过敏，护士把这话记了下来。珍妮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过敏，但她不想要杜冷丁，她读过书。她打算为自己的阴毛斗争一番——倘若它们全给剃干净了，想必她的力量也就消失了——结果护士对此并不怎么坚持。她们告诉她，她的宫缩并不很厉害，还不用太当回事，她甚至可以去吃顿午餐。她套上睡衣，重新和A坐到一起，在这间刚刚腾出来的房间里，她喝了点番茄汤，吃了一块小牛肉排，决定趁A出去买日用品的时候小睡一会儿。
后来，珍妮醒了。A也回来了。他带了一张报纸，连同几本侦探小说给珍妮，还有一瓶苏格兰威士忌给自己。A一边翻着报纸一边啜饮威士忌，而珍妮在看《波洛的早期探案》[9]。波洛，和她正逐渐加剧的阵痛，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联系，除非是波洛那颗鸡蛋形状的脑袋，还有那种叫作西葫芦的蔬菜，众所周知，他是用一缕缕泡过水的羊毛来栽培的（胎盘？脐带？）。她很庆幸这些故事篇幅不长：此刻她正绕着房间步行，在每次宫缩的间歇。吃午饭绝对是失策。
“我觉得背痛，”她对A说。他们拿出手册，查找相应的操作指南。任何事物都有个名字，这一点着实有用。珍妮跪在床上，额头枕着手臂，而A按摩着她的后背。A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用的是医院的玻璃杯。那位护士，穿着一身粉色，进来看了看，问了问时间，接着又出去了。珍妮开始出汗了。她只能看上半页左右的波洛，随后就得重新爬回床上去，开始深呼吸，一遍遍数着那些五彩缤纷的数字。
护士再次回来的时候推了一把轮椅。是时候下楼去产房了，她说。珍妮觉得坐在轮椅里面非常愚蠢。她跟自己说，农妇们都在田里分娩，印第安女人几乎想都不怎么想，让人抬着就能生孩子。她感觉自己软弱无能。然而是医院要她坐的，而且考虑到那位护士身材娇小，或许还是坐上轮椅的好。说到底，要是珍妮站不住昏倒了怎么办？尽管她说过那么多勇气十足的话。眼前浮现出那个娇小玲珑、一身粉色的护士，蚂蚁似的，拖着庞大的珍妮在走廊上蹒跚而过，一路推着她，仿佛推着一只笨重的充气沙滩球。
她们经过登记台的时候，有个女人被推走了，她躺在推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单。她闭着双眼，一瓶液体透过一根管子输进她的手臂。有哪里不太对劲。珍妮回头望去——她感到这就是那个女人——但那张盖着被单的推床这会儿已经被登记台给挡住了。
珍妮在昏暗的产房里脱下她的睡衣，让护士扶着上了产床。A把她的手提箱拿了进来，其实也不是手提箱，而是一只小小的旅行袋，这其中的意义尚未逃脱珍妮的注意，实际上，她现在还有了些许忧虑的感觉，和飞机联系在一起的那种忧虑，包括对于坠机的恐惧。她拿出她的救生圈薄荷糖、她的眼镜、她的毛巾，还有她认为自己会需要的其他东西。她摘下隐形眼镜，把它们放到镜盒里，提醒A说千万不能把它们弄丢。这下她成了半个瞎子。
包里还有一件东西她没拿走。是一个护身符，几年前一个朋友外出旅游回来当作纪念品送给她的。是一个圆角的长方形，用不透明的蓝色玻璃做成，上面画了四只黄白相间的眼睛图形。她的朋友告诉她，在土耳其人们把这件东西吊在他们的骡子身上，保护它们免遭恶魔之眼袭击[10]。珍妮心里明白，这个护身符十有八九对她没用，她不是土耳其人，也不是骡子，但有它和她一起待在房间里，让她觉得更安全一点。她之前计划在分娩最艰难的那段时间把它握在手里，可是不知怎么地，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实施这种计划了。
一个年长的女人，一个丰满的、年长的女人，穿着一身绿色，走进房间里，坐到珍妮身旁。她在对A说话，他正坐在珍妮的另一边。“这表不错。这种表再也造不出来了。”她说的是他那只金色的怀表，他为数不多的奢侈品之一，正摆在床头柜上。接着她把手放到珍妮的肚子上，摸了摸宫缩。“这个不错，”她说道，带着瑞典或是德国的口音。“这个，要我说才叫宫缩。之前那些，什么都不是。”珍妮已经无法想起自己之前是不是见过她。“不错，不错。”
“我什么时候会把孩子生出来？”珍妮问她，趁她能说话的时候，趁她不再数数的时候。
年长女人开怀大笑。毫无疑问，那种笑容、那双部落酋长的手，已经掌管过一千张病床，一千个厨房的桌案……“还要很久呢，”她回答，“八个，十个钟头。”
“可是我这副样子已经十二个小时了，”珍妮说。
“生孩子不辛苦，”那女人说，“不好，要像这样。”
珍妮安顿下来，准备好经历一场漫长的等待。此刻她都记不起自己当初为什么会要孩子。这个决定是其他人做的，那人的动机如今暧昧不明。她回想起从前那些有孩子的女人对彼此微笑的样子，神秘莫测，仿佛有什么事情是她们一清二楚而她却被蒙在鼓里的，她们那种不经意间就把她排除到谈话之外的样子。那些学问，那些秘密到底是什么，还是说，经历一次分娩，真的就像经历一场车祸或一次高潮那样难以言传？（但这些也是无法形容的，身体之事，统统都是；大脑试着为这些事情寻找一种语言的时候，怎么就会一筹莫展呢？）她发过誓，她永远不会对任何没有孩子的女人做出这种事，去搞那些暗语和排挤。她的年纪够大了，她受罪的年月够长，知道那样既累人又残忍。
然而——这是那个跟护身符一起藏在包里的珍妮，不是渴望搭厨房柜子和熏火腿的那个——她正在，悄悄地，祈盼着一个秘密。在这一切之外的东西，其他东西，一个神启。她终究是在冒着生命危险，虽然她并不太可能丧命。不过，女人确实会死于分娩。大出血、休克、心脏衰竭，某人犯了什么错，一个护士，一个医生。她应该得到一个神启，她应该被允许能从这片她正飞速堕入的黑暗之地里带点什么回去。
她就那个女人思量了片刻。同样，她的动机也含混叵测。为什么她不想要孩子？她被强奸了，她已经有十个小孩了，她穷得揭不开锅了？为什么她没做人工流产呢？珍妮不得而知，而且实际上这原因已经不再重要了。祝你倒霉，珍妮想着她。她的脸，因为剧痛和惊恐而扭曲的脸，在珍妮眼前浮现了片刻，然后又飘走了。
珍妮试着和胎儿联系，之前她也这样做过好多次，沿着动脉将一波又一波的爱意、色彩和音乐送去给它，可她发现她再也做不到了。她再也无法把这胎儿当作一个胎儿看待，它的双手和双脚戳戳点点，又踢又蹬，翻滚转身。它把自己拢成一团，成了一个坚硬的球体，如今它没时间听她说话。她对此非常庆幸，因为反正她也不确定这讯息能有多好。她也无法再去控制那些数字了，她再也看不见它们，尽管她还是继续机械地数着。她意识到自己训练的东西都错了，A捏她的膝盖根本毫无意义，她本该练习的是这个，不管它是什么。
“慢点，”A说。她现在正侧身卧着，他握着她的手。“慢一点。”
“我不行。我做不到，这我做不到。”
“行的，你能做到的。”
“我听上去会是那副样子吗？”
“哪副样子？”A问她。或许他听不见：是那个女人，在隔壁房间，或是隔壁的隔壁。她边叫边哭，边哭边叫。她一边哭，一边一遍又一遍念着，“痛死了。痛死了。”
“不会，你不会的，”他接了一句。这么说来，终究还是有人的。
一个医生走了进来，不是她的医生。他们要她翻个身仰面躺着。
“我不行的，”她说，“我不喜欢那样。”声音渐渐远去，她很难听得清楚。她翻了个身，医生用她戴着橡皮手套的手摸了一阵。一股潮湿温热的东西流到了她的大腿上。
“羊水正要破，”那个医生说，“我唯一要做的就是碰一下。四厘米，”她对A说。
“才四厘米？”珍妮问。她觉得自己上当了；他们肯定搞错了。那个医生说，她的医生等一下会被叫来的，珍妮对他们怒火中烧。他们还不明白，可是来不及说这些了，她又滑回那片黑暗的所在，那并非地狱，倒更像是身处内部，努力想要出去。出来，她也不知是嘴上还是心里说着。接着她便浮了起来，数字不见了，要是有个什么人叫她起来，走出房间，摆个倒立，她都会照做。每分钟她都再次探出头去，挣扎着喘气。
“你换气过度了，”A说，“慢下来。”他正在按摩着她的后背，非常用力，而她抓过他的手，恶狠狠地把它往下拉，放到对的地方，可他的手一放上去，那地方又不对了。她记得自己曾经读过的一个故事，讲的是纳粹在犹太女人生孩子的时候，把她们的腿绑在一起。以前她从没真正搞懂这怎么会要了人的命。
一个护士带着一根针筒出现。“我不要，”珍妮说。
“别难为你自己，”护士说，“你用不着这样忍着疼。”疼什么啊？珍妮自忖。不痛的时候，她什么都感觉不到，痛的时候，她什么都感觉不到，因为根本没有她了。这才终于是语言的消失。你之后就不记得了，几乎所有人都这么跟她说。
珍妮从一阵宫缩之中解脱出来，摸索着控制住自己。“会伤害孩子吗？”她问。
“这是一种温和的止痛剂，”医生说，“我们是不会准许使用任何会伤害孩子的东西的。”珍妮不信。尽管如此，她还是被打了一针，而且医生是对的，这药非常温和，因为对珍妮来说，它似乎一点作用也没有，虽然A后来告诉她，她在阵痛间歇还稍微睡了一会儿。
忽然她直挺挺地坐了起来。她完全醒了，神志清楚。“你现在必须得按铃，”她说，“这孩子要出生了。”
A显然不相信她。“我能摸到它了，我能摸到头，”她说。A按下呼叫器的按钮。一个护士过来，做了检查，这下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谁都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动身前往产房，护士推着轮椅。珍妮感觉不错。她注视着走廊，所有东西的边缘都模糊不清，因为她没戴眼镜。她希望A记得把她的眼镜拿上。他们从另一个医生身旁经过。
“需要我过来吗？”她问。
“哦，不用，”护士快活地回答，“自然分娩。”
珍妮反应过来，这个女人肯定是麻醉师。“什么？”她大叫，但已然来不及了，他们就在产房里，举目皆是光泽闪亮的平面，各种管子组成奇形怪状的仪器，俨然一部科幻电影，而护士正在叫她往产床上爬。房间里再无别人。
“你一定是疯了，”珍妮说。
“别推，”护士说。
“什么叫别推？”珍妮反问。这可真荒唐。为什么要她等，迟到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让这孩子等？
“用口呼吸，”护士说，“快速呼气，”珍妮终于记起该怎么做了。等这一阵宫缩过去之后，她用护士的手臂当杠杆，把自己拉到了产床上。
她的医生不知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已经穿好了医生袍，看上去比平时更像玛丽·波平斯[11]了，珍妮对她说，“我打赌你没料到这么快就会见到我！”这孩子出生的日子和珍妮说的一模一样，虽然就在三天前，医生还说过至少要再等一周，这让珍妮觉得欢欣鼓舞，洋洋自得。倒不是说她真的知道，她一直是相信医生的。
她身上盖着一条绿色的台布，他们实在是太磨蹭了，她想现在就把这孩子给推出来，在他们准备好之前。A就在她的枕边，裹着长袍、帽子和口罩。他把她的眼镜给忘了。“现在推吧，”医生说。珍妮攥住双手，收紧她的牙关、脸庞，她的整个身体，一声低吼，一个狰狞的笑容，这孩子是一头庞然大物、一颗石头、一块巨岩，她的骨架解开，一下，两下，第三下，她像一只鸟笼一样，由内向外，缓缓开启。
一阵停顿；一个湿漉漉的小家伙从她的双腿之间滑了出来。“你怎么不看呢？”医生问，但珍妮的眼睛还是闭着。反正没有眼镜她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你怎么不看呢？”医生又问了一遍。
珍妮睁开眼。她能见到那个婴儿，她已经被推了过来，推到她的身边，出生时那种骇人的紫色已经渐渐褪去。一个不错的孩子，她心想，和那个年长女人的意思一样：一只不错的怀表，做工精良，结实坚固。孩子没有哭；她在初次见到的光线里眯起了眼睛。出生并非别人交给她的一件东西，她也没有把它带走。它只是一桩业已发生的事情，好让她们能像这样互致问候。护士正用写着字母的珠子串出她的名字。等到婴儿被包进襁褓、放到珍妮身边的时候，她进入了梦乡。
至于神启，根本就没有。珍妮没觉得自己学到了什么特别的知识，她已经快不记得那是什么样子了。她疲惫不堪，浑身冰冷；她在发抖，于是又要了一条毯子。A和她一起回到病房；她的衣服仍旧放在那里。一切都静谧无声，那个女人也不再尖叫了。她出事了，珍妮知道。她死了？她的孩子死了？或许她就是那些受害者之一（而珍妮自己又怎么能确定——至少现在还不能，她不会跻身她们的行列），陷入产后忧郁，再也没能走出来。“你看，其实没什么好怕的，”A临走之前说，可是他错了。
第二天早晨，珍妮在天亮时醒了过来。有人告诫过她，第一次下床的时候不能没有护士扶着，不过她还是决定冒险（田里的农妇！被人抬着的印第安女人！）。她体内依旧肾上腺素乱窜，她也不如自己想象中强壮，但她很想去看一看窗外。她觉得自己在房间里待得太久了，她想看见太阳升起来。这么早醒过来，总是让她感到有点不真实，有点虚无缥缈，似乎她身上有一部分变得透明了，有一部分死去了。
（毕竟，对我而言，出生的确是一次给予，珍妮给的，而我就是那个结果。她会怎么看我呢？她会高兴吗？）
窗户上有两片玻璃，一扇百叶帘夹在中间；边上有一个旋钮用来打开。珍妮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窗户。她把百叶窗开开关关了好几次。然后让它开着，朝外望去。
她唯一能从窗口看见的就是一栋大楼。是一幢陈旧的石砌楼，笨重的、维多利亚式的，黄铜屋顶已经氧化成了绿色。它敦实、坚固，被煤烟弄得黑魆魆的，严酷冷峻，沉闷压抑。可当她打量这栋房子，如此古老、似乎永恒不变的房子，在她眼中却是用水做的。水，加上一些不太牢靠的果冻似的东西。光线从它背后涌来（太阳正在向上升），那栋楼房是那么单薄、那么脆弱，在黎明的微风中轻颤。珍妮明白，倘若这幢大楼是这样（轻轻一触或是大地的一阵波动便可摧毁，为什么没人注意，没人守护着它免遭不测？），那么这世上其余的东西一定也是这样，整个地球，那些岩石、行人、树木，个个都需要被保护，疼爱，照料。这艰巨的任务让她力不从心；她永远都无法胜任；到那时又会怎样呢？
珍妮听见了脚步声，在走廊里，她的房间门外。她觉得这一定是那个女人，穿着她赭红和棕色相间的格子外套，抱着她的纸袋，从医院离开，因为她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她已然陪着珍妮平安度过了这一关，现在她得走了，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之中搜寻她的下一个对象。可是门一打开，却是一个护士，正好赶得及，在珍妮抓着空调的边沿、倒向地板的瞬间，把她接住。她训了她一顿，说她太早下床了。
随后婴儿被抱了进来，坚强、结实，实实在在，像只苹果一样被好好地包着。珍妮审视着她，她完好无缺，后来的日子里，珍妮自己开始顺着全新的词语漂流，她的发色慢慢变黑，她不再是过去的自己，而是，渐渐地，成为另外一个人。
[1] 思高牌透明胶带（Scotch Tape），3M公司生产。
[2]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 Museum），位于多伦多的自然和文化博物馆，二楼北为恐龙展馆。
[3] 蓝松鸦（Blue Jay）和金翅雀（Goldfinch），均为原产于北美的鸟类。
[4] 荷兰画派（Dutch genre painting），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画派，以日常生活写实为主，光影色调见长，代表画家包括伦勃朗、维米尔等。
[5] 特纳（J. M. W. Turner，1775—1851），英国浪漫派风景水彩画家，擅长色调和光影变化。
[6] 《浅棕色头发的珍妮》（Jeanie with the Light Brown Hair），1854年在纽约发行，属于当时流行于中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音乐”。由被誉为“美国音乐之父”的福斯特（Stephen Foster）以妻子珍妮（Jane McDowell）为原型创作。
[7] 救生圈薄荷糖（Life Savers），美国薄荷硬糖品牌，产品呈空心圆圈造型。
[8] 辛普森百货（Simpson's），加拿大连锁百货公司，20世纪90年代歇业。
[9] 阿加莎·克里斯蒂短篇小说集，最初出版于1974年。
[10] 恶魔之眼（Evil's eye），许多文化认为会带来不幸和伤害的恶意眼光。用来保佑人免受其害的护身符也常被叫做“恶魔之眼”，在土耳其、伊朗和阿富汗是常见的旅游纪念品。
[11] 《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1934—1988年在英国出版的系列童书，1964年由迪士尼改编成音乐电影走红全球。主角玛丽·波平斯是一位有魔法的仙女保姆，来到人间帮助孩子及父母重获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