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情一定会有某种解决方案，一种手段，一种方法——这才是我想要的词，杀菌方法的那个方法。就叫它某种方法吧，一种思考它的方式，不会流血，因而也不会疼痛；在一片平静之中回忆挚爱深情。我试着唤起那时我自己的模样，还有你的模样，但这就像是在招引死者的鬼魂。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在凭空编造我们两个的样子，而如果我并非臆度，那就真的像是在招魂了，一个危险的游戏。我为什么要去打扰那些沉睡的人，梦游的人，他们正机械地在我们曾经居住过的街巷间逡巡，一年一年，缓缓消散，他们的声音渐渐微弱，轻得仿佛拇指划过一扇湿漉漉的窗户：细若虫鸣，透明如玻璃，没有言语。对于死者，永远都说不清究竟是他们自己想要重生，还是活着的人希望他们回来。惯常的解释是他们有什么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这种说法；就这件事情而言，倒更像是我有话要告诉他们。
小心，我想写下这句预言，前路艰险，像神殿壁上的上帝之手一般[2]，清晰明确，避无可避地写在初落的新雪中，就在他们踏足的大地前面——我觉得那是十二月——沿着砖砌的人行道，在波士顿，一座尊严逐渐腐烂的城市，她穿着她那双一步三摇的高跟鞋，因为彻头彻尾的虚荣心把双脚弄湿。那时候的靴子非常难看，说不出形状的笨重橡胶，就像犀牛的蹄子，他们叫它飞行皮靴，要么就是顶上镶毛，像老太太穿的，又像卧室里用的拖鞋，系着细细的蝴蝶结；还有那些楔子形状的塑料雨靴，穿不了多久就会发黄，里面积起一层尘土，看上去就像没有长出来的牙齿。
这是我的方式，我用衣物复活自己。实际上，除非我能想起当时的穿着，我不可能记得自己做过什么，自己身上发生过什么事，而每次我扔掉一件毛衣或是一条裙子，也就是在抛弃自己生活的一部分。我像蛇褪皮一样褪去自己的身份，身后留下苍白干枯的外壳，连成一串，而如果我想要任何回忆，就只能去搜集，一点一滴，那些棉布的、羊毛的碎片，把它们缝起来，最后拼凑成一个缀满补丁的自我，毫无抵御寒冷的能力。我集中起精神，于是那个迷了路的灵魂，从一片乌烟瘴气之中冉冉升起，在多伦多市中心，罗布劳超市[3]的停车场上，那只伤残平民救助会[4]的衣物募捐箱里，那件大衣最终被我丢弃的地方。
那是一件黑色的长大衣。质量很好——那时候衣服的质量还很重要，女性杂志里还有文章介绍必备的基本款式，正确的熨烫方法，以及如何去掉驼绒上的污渍——但它对我来说实在太大，袖子一直盖到手掌，下摆连着塑料雨靴的上沿，那双雨靴也不合脚。我买它的时候是打算改一下的，却一直没有动手。我的衣服多数都一样，都太大，可能是我觉得，如果我的衣服大得不成样子，如果它们能像一顶帐篷似的罩住我，我就不太会引人注意。可是恰恰相反；我那时候肯定比大多数人都要显眼，围着黑色的羊毛裹尸布浩浩荡荡沿街而过，头还缠在……是一条安哥拉羊毛的格子围巾吗，同样质地优良；总之，我的头就缠在里面。
我的这些衣服，在我还去买衣服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记得，和你一样，那时候我很穷，我们当时的绝望处境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咎于此——都是在菲林地下室[5]买的，质量上乘却没能在更高档的地方卖出去的衣服，都在那里削价处理。你常常只能在走廊里试穿，因为试衣间寥寥无几，而且那间地窖，确实就是个地窖，屋顶低矮，灯光昏暗，阴冷潮湿，散发出焦急迫切的腋窝和疲于奔命的双脚的味道，特价的日子里挤满了你争我夺的女人，穿着衬裙和胸罩，把自己往一件件又破又脏的设计师原作里面塞，耳边满是沉重的呼吸声和卡住的拉链响。大家都习惯嘲笑淘便宜货的女人，嘲笑她们的贪得无厌，她们的歇斯底里，可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菲林地下室，是很可悲的。到那里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渴望改变形象，破茧成蝶，重获新生，却从来不曾如愿。
我在黑色大衣里面穿了一条厚实的粗花呢裙子，颜色是灰的，还有一件棕色的毛衣，只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洞，我觉得那个破洞非常宝贵，因为那是你的香烟烫出来的。毛衣里面是一条衬裙（太长），一个胸罩（太小），内裤上印着小小的粉红色玫瑰，也是从菲林地下室买来的，只要二十五美分，一美元买五条，还有一双尼龙长袜，用来固定的吊袜带太大了，在我的腰上滑来滑去，弄得袜子在腿后的接缝也跟着绕圈，活像理发店门外的转筒。我吃力地拖着一个行李箱，箱子实在太重——那时候没人背帆布包，除非是参加夏令营——因为里面装着我另外一套分量十足的大尺码衣服，还有六本十九世纪的哥特小说和一叠空白的纸。另一只手上的重量和行李箱不相上下，那是我的便携打字机，还有菲林地下室的手提袋，巨大无比，深不见底，仿佛坟冢一般。现在是二月，北风呼啸，把黑色的大衣刮到我的身后，我的塑料雨靴在结冰的人行道上踉跄着前进，在路过的一扇商店橱窗里，我看到一个女人，衣着臃肿，满脸通红，行色匆匆。我无可救药地陷入爱情之中，正要到火车站去，企图逃离。
如果手头宽裕一点，我要去的就该是机场了。我会去加利福尼亚，去阿尔及尔[6]，去一个殷勤、陌生，最要紧是暖和的地方。可实际上，我的钱只够一张往返车票，加上在塞勒姆[7]三天的花销，另一个不算太远又有点名气的地方是瓦尔登湖，但冬天里并没有什么好看的。我早就为这次出行找好了说服自己的理由：去塞勒姆要比去阿尔及尔更有意义，因为按理说我是去做一个关于纳撒尼尔·霍桑[8]的“作业”的。“做作业”，他们如此称呼；他们现在还是这么叫。我可以沉浸在那里的气氛中；也许那篇维系我学术生涯的，非写不可的论文就会从这段兴味索然的经历里生发而出，如同人行道上的裂缝里萌出一朵发育不良的蒲公英。那些凄凉萧索的街道，那种清教徒式的忧郁[9]加上二月潮湿的海风，会像一头扎进冷水里一样，刺激我负责思辨的感官，让它开始工作，还有我的那些天赋，删减字数，编写看上去有理有据的脚注——迄今为止，这些技能保证我能拿到那点微薄的学术经费，聊以为生。而最近的两个月，因为一场没有回应的单恋，这些本事统统瘫痪。我以为，从你身边离开几天能给我时间把事情想清楚。而随后的经历告诉我，这样做一点用也没有。
在生命中的那段时期，单恋似乎是我唯一能够体会的感情。当时这让我非常痛苦，可是回想起来，我发觉它自有好处。它带给我其他恋爱关系中所有的情感波澜，却不用担负任何风险，它并不妨碍我的生活，虽然这生活乏善可陈，却是我自己的，而且按部就班，它也不用我做出任何抉择。在严酷的现象世界里，我也许得要脱下那些不合身的衣服（在一片黑暗之中，或是在卫生间里，如果可以的话：没有一个女人希望男人看到自己的安全别针），但理念世界中的罗衫却安然无恙。那时候我还相信形而上学。我那个柏拉图式的自我[10]，看上去像个古埃及的木乃伊，一旦启封层层神秘包裹的物体，它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化作尘埃散落。而单恋不需要我宽衣解带。
倘若，就像已经发生过的那几次一样，倘若我的爱也必须付出，倘若一段关系变成一个关于未来的问题，关于做出一个决定，然后不可避免地引向那种刮擦声响，心爱的人用电动剃须刀刮着胡子，而我刮着结在他早餐盘子上的鸡蛋，我就会惊恐万状。学术研究的经历让我对某些时刻非常熟悉，那些最亲密的朋友，最信赖的同伴，长出毒牙或是化成蝙蝠的时刻；这些片段都在意料之中，对我而言并无多少可怕之处。另一种瞬间才更难招架，忽然如梦初醒，发现我正在爱着的人不是冷漠却令人无法抗拒的半神或怪兽，而只是一个人类。赛普克在烛光中见到的并不是身背双翼的神祇，而是一个鸡胸、满脸粉刺的青年，这才是她要花那么长的时间赢回真爱的原因[11]。爱上一个神灵比爱一个凡人容易，但爱上凡人更需要勇气。
当然了，你是完美的对象。你忧郁的双瞳之中全无剪草机和平房那样庸碌乏味的影子潜伏，它们仿佛黑色大理石一般朦胧，犹如古老的陶瓮一样玄妙，你咳嗽起来就像罗德里克·厄舍[12]，在你自己的眼中，你是在劫难逃、忐忑不安的德古拉，因而在我的眼中也是那样。为什么忧郁悲伤和徒劳无力让年轻女孩如此难以抵挡？我在我的学生中间观察这种表现：那些焦躁的年轻人，四仰八叉瘫倒在这所高等学府为他们悉心提供的地毯上，邋里邋遢，有气无力，俨然一群钩虫病患者，每个人身边都跟着一个女孩，给他买烟和咖啡，作为回报，得到他的大发脾气，他对全世界的责难，尤其是他对她的嘲笑，嘲笑她穿的衣服，她父母的娱乐房和两台电视——其实说不定就和他自己的一样，还嘲笑她的朋友，她读的书还有她思考的方式。为什么她们要忍受这些？可能她们反而觉得这样有益健康，提神醒脑；又或许这些男人是她们的镜子，照出她们蕴藏内心却害怕承认的痛苦和伤口。
我们的情况只是外表看起来不同；我能肯定其中的绝望并无二致。我最终进了学术界，是因为我不想去当秘书，或者，换句话说，因为我不想永远都只能去菲林地下室买我的好衣服；而你，因为你不想应征参军，而那时靠上大学来躲征兵也还行得通。我们都来自无足轻重的小城市，那里的扶轮社[13]成员对我们的实际情况一无所知，以为他们杯水车薪的助学金正在协助我们投身一项深奥难懂却又令人向往的事业，似乎能为社团争一点光。可是我们两个谁也不想做专职学者，而且那些真正的学者——其中有几个留着平头，拎着干练的公文包，看上去像是皮鞋公司的基层主管——让我们惶恐不已。我们不去“做作业”，反而会到最便宜的本地德国餐厅消磨时间，喝生啤酒，嘲笑我们浮夸的课堂讨论和同学的知识分子习气。不然就到图书馆的藏书架之间闲荡，搜寻那些不可能有人听说过的艰深书目，好在下次文本讨论的时候不经意地一提，用那种每一个未来的系主任都很快会掌握的恭敬口吻，然后看着惊愕的涟漪在同室众人的眼中荡漾开去。有时，我们会溜进音乐系的大楼，拉来一架闲置的钢琴，唱些哀愁的维多利亚时代流行小调，或是出自吉尔伯特与沙利文[14]的轻快和声，还有一首爱德华·李尔[15]的忧伤歌谣，今年初我们还被迫从里面摘录弗洛伊德[16]的精神分析符号。我把它和一条我自己缝的咖啡色灯芯绒裙子联系在一起，那条裙子的下摆有好几个地方是用订书机订的，因为我没有多少心思做针线活。
在科罗曼德尔海岸边，
早熟的南瓜滚圆饱满
在那一片树林中间
住着一位雅尔-邦格-布……
两把老椅子，还有蜡烛半支
一只罐子，很旧很旧，没把手，
这些就是他的所有
在那一片树林中间……
残缺不全的蜡烛和打破的水罐在讨论课上引来不少含沙射影的笑声，但是对我们而言，它们有着不可抗拒的感染力。科罗曼德尔的现状，它的肮脏和无望，用来评价我们两个似乎再恰当不过了。
我认为，我们的问题在于，无论是环绕我们周围的世界，还是我们面前铺展的未来，都不包含任何我们能够想象自己可能成为的形象。我们困在当下，仿佛置身一列停滞不前、除了彼此之外再无旁人的地铁，在这样的孤寂之中，我们忧郁阴沉，紧紧抓着对方的影子。不管怎么说，我拖着行李箱，穿过冰冷的暮色往旅馆去的时候，就是这么想的，那是塞勒姆唯一一家还开门营业的旅馆，至少列车长是这么告诉我的。我的视野不是很好，但我觉得火车站狭小阴暗，亮着一盏昏黄的灯，像波士顿的地铁站，而且也有那种味道，稀淡的消毒药水徒劳地洒在风干的小便上，那尿渍如此古老，简直让人肃然起敬。它让我想起的不是清教徒，不是女巫，甚至都不是吃得太饱的船厂职员，而是营养不良，得了肺病的工人[17]，是下一代的人了。
那家旅馆，同样散发着破烂衰败、辉煌不再的气息。里面正在重新粉刷，油漆匠的粗布衣服和折叠扶梯几乎堵住了走廊。旅馆也只是因为装修才开着；要不然他早就把门一关去佛罗里达了。那个前台，看上去也是行李员、大堂经理，说不定就是老板的人说，“夏天才有人到这里来，”他说，“来看七个尖角的阁楼[18]之类的。”他恨我居然出现在这里，尤其恨我不肯给他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我告诉他我是来看墓碑的，可是他不相信。他拉着我的行李箱和打字机，走向那间四面透风的储藏室，他正要把我安顿在那里，一边不停地回头朝我背后张望，好像应该有个男人跟着我似的。他很清楚，偷欢才是二月份来塞勒姆唯一可能的原因。他是对的，当然是。
床铺又窄又硬，仿佛太平间的停尸桌，而且我很快发现，虽然凛冽的海风不断从关着的窗缝里钻进来，但旅馆已经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加以弥补；每一轮吹向中央供暖系统的气流都能换来暖气片里一阵叮叮咣咣的闷响。
我睡得断断续续，醒来的时候我就想你，预演我们的将来，我知道它不会长久。当然，我们会上床，虽然这个话题我们还没讨论过。那时候，你记得的，上床这件事一定要先讨论过才行，而迄今为止，我们除了在户外几次遮遮掩掩的抚摸之外再无进展，还有一次，满月之夜，在一条荒无人烟的砖街，你把手按上我的喉咙，宣称自己是“波士顿杀人王”[19]；就我的文学偏好来说，这个玩笑已然等同于一场诱惑。不过虽然性爱是一种必不可少、甚至令人憧憬的仪式，我想得更多的却是我们的分手，我把它想象得哀伤、温柔，不可避免也无法挽回。我在每一个我能想到的地点排演：走廊，渡船码头，火车站，飞机场和地铁站，公园长椅。我们不会多话，我们会看着彼此，我们会明白（虽然究竟我们会明白的是什么，我并无把握）；然后你会转过街角，永远消失。我将身着一袭风衣，尚未购置，不过去年秋天，我已经在菲林地下室看到了我想要的那种款式。那个公园长椅的画面——我把季节设在春天，好与情绪形成对比——把我自己都感动得哭了，不过因为害怕被人听见，即使是在一间空空荡荡的旅馆里面，我也只在暖气片轰鸣的时候抽泣。徒然对于年轻人而言是那么地有吸引力，而我尚未穷尽它的万千可能。
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已经厌倦了忧思焦虑和哭哭啼啼。我决定去寻找几片主要的废弃墓地，在那里也许能找到一篇古朴的十七世纪墓志铭，适合用在我的霍桑论文里。大厅里，工人们正在敲敲打打，涂抹粉刷；我穿过走廊的时候，他们在身后瞪着眼睛盯着我看，好像池塘里的一群青蛙。那个前台职员老大不情愿地给我一本商会印的旅游手册，里面有一张地图和一份简短的景点列表。
外面的街上四下无人，车舆寥寥。房子表面粘着煤烟，油漆在带着盐分的空气中剥落，似乎并没有人住，但透过几扇正面的窗户，在渐渐灰白的蕾丝窗帘后面，我能看到脸庞模糊的轮廓。天色灰暗，云迹一层一层，仿佛床垫的衬里，还有狂风呼啸而过。我穿着那双湿滑的靴子，在人行道上跌跌撞撞，大风像鼓起船帆一样推着我的黑色大衣快速前进，直到我转过一个拐角，身后才不再有风吹来。不久我就放弃了去墓地的打算。
于是我转进一家小餐厅；我还没有吃早饭——旅馆的早餐服务实在糟糕——我想吃点东西，想想接下来做些什么。我点了一份鸡蛋三明治和一杯牛奶，翻着旅游手册。房间里除了我之外就只有餐厅的女服务员和老板，他们退到远处，叉着双手站着，满腹狐疑地看着我吃，仿佛指望着我一跃而起，用黄油刀施展什么通灵巫术。七个尖角的阁楼冬天并不开放。反正它和霍桑也没有关系；它只是一间没有被拆除的老房子，一间人们现在付钱进去参观的房子，因为它被冠上了那部小说的名字。楼梯扶手上也没有作者真正的汗渍。我想，这就是我开始对文学产生怀疑的瞬间。
按照那本商会手册的说法，剩下唯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和其他景点不同，那里二月份照常开放，似乎还以家谱学方面的馆藏蜚声全球。我最不想去的就是图书馆，可是回到满是噪音和化学品气味的旅馆实在没有意思，再说我也不能在餐厅待上一整天。
图书馆空空荡荡，只有一个戴着毡帽的中年男人，执拗地端详着一排排家谱学著作，明显是在消磨时间。一个梳着发髻、脸色阴沉的女职员，正坐在一张笨重的桌子后面做着填字游戏。那间图书馆也勉强兼做博物馆。陈列着几尊船艏雕像，眼神呆滞的少女，实木雕成的男人，装饰华丽的鱼和狮子，镀上的金属已经磨损大半；还有一组放在玻璃罩子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发饰；那些胸针和戒指，每一件前面都有一块水晶面板，保护一个用头发编成的造型；鲜花，姓名首字母，花环或是垂柳。更加精致的那些还用了不同颜色的发丝。虽然那些青丝原先一定光泽饱满，现在却已经衰老，质地就像是会在椅垫底下找到的那种东西。我忽然意识到，多恩那句“缠绕着骸骨的明亮发圈”写错了[20]。一张手写的卡片上说，这些发饰中有许多都是追思之物，用来分发给葬礼来宾的。
“那些葬礼用的，”我问桌子后面的那个女职员，“我是说，他们是怎么……剪头发是在之前还是之后？”
她从填字游戏里抬起头来。她一点也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
“生前还是逝后，”我说。如果是生前剪的，在我看来未免冷酷无情。如果是去世之后再剪，他们怎么会有时间在葬礼之前把那些柳树发型统统编好？而且他们为什么要去编呢？我无法想象在自己的喉咙口挂上那样一个沉甸甸的胸针，像个金属枕头似的，里面塞满一位所爱之人逐渐黯淡的发辫。那会像是一只风干的枯手。那会像是一条绞索。
“我肯定不知道，”她语带反感，“这是个巡回展览。”
那个戴毡帽的男人正守在门外等我。他请我和他一起喝一杯。他一定也住在那家旅馆里。
“不用了，谢谢，”我回答，加上一句，“我有男朋友了。”我这么说是为了安慰他——女人总觉得自己一定得去安慰那些搭讪她们却被拒绝的男人——但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来到这里并不是为了离开你，像我之前想的那样，而是为了和你在一起，比你真正存在的时候更加彻底。活生生出现的时候，你的讥讽嘲笑让人难以逾越，然而独自一人，我就能不被打扰地沉湎于这浪漫的劫数。我从来不明白为什么人们把青春视作自由和快乐的时光。十有八九是因为他们已经淡忘了自己的韶华。如今，被那些忧郁的年轻人围绕着，我只觉谢天谢地，我已经逃脱了，但愿是永远地逃脱了（因为我再也不相信灵魂转世了），二十一岁，那无法忍受的枷锁。
我告诉过你我要出去三天，却实在无力承担这强烈的幻想。塞勒姆是一片真空，而你正渐渐扩大，将它填满。我知道在第二排胸针中间，黑色与金色交织的那颗硕大的死亡的象征里，盛放着谁的头发；我知道在我房间的左边，那间没有人住的旅馆客房里，听见的是谁的声音，那种夹在暖气片阵阵抽搐之间的喃喃的呼吸。幸好，有一班下午的火车；我乘上车，逃回现实。
我在波士顿火车站打电话给你。你用你惯常的宿命态度接受我提前回来的事实，无惊也无喜。你本来应该在做作业，以朦胧理论[21]解读丁尼生的《洛克斯利田庄》[22]，你告诉我，这种作业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时候朦胧理论的影响还很大。于是我们转而去散步。天气转暖，积雪变得又湿又软；最后我们来到查尔斯河[23]边，滚起雪球往河水里扔。后来又堆起一个湿漉漉的维多利亚女王雕像，加上坚挺的双峰，巨型裙撑和鹰钩鼻，再用雪球和大块的坚冰把它夷为平地，时而偷偷窃笑，我当时以为那笑声是无拘无束的放纵，但现在我认清了那只是歇斯底里。
然后，然后呢。我当时穿的是哪一件衣服呢？我的大衣，当然了，还有另一条裙子，有点恶心的绿色格纹；同样是那件被烧出一个洞的毛衣。我们一起滑过河边融化之后又有些冻住的雪水，握住彼此冰冷的手。已经到了晚上，寒意渐浓。我们不时停下来，跳上跳下，互相亲吻，以此取暖。查尔斯河光滑的水面上，仿佛明亮的海市蜃楼一般，倒映着高塔和钟楼，那些春季考试失利的人会从上面纵身跃下，年年如此；淤泥深处漂荡着自戕的文学灵魂，福克纳[24]就是其中之一，周身覆盖清澈晶莹的辞藻，光采闪烁一如双眸；但那时我们毫无顾忌，唱着歌嘲笑他们，一段走音的二重唱：
两把老椅子，还有蜡烛半支
一只罐子，很旧很旧，没把手……
你第一次笑了起来。我放弃了自己精心构筑的剧本，我为我们安排的那个结局。未来就像宽阔银幕上的风景豁然敞开，充满希望也遍布风险，无论哪个方向都能前往。我觉得自己仿佛走在一座大桥边缘。对我们而言——至少是对我而言——我们真的很快乐。
到最后我们终于冷得受不了，你都开始打喷嚏了，于是我们去了一家那种便宜的餐厅，据说在那里你什么都不用，靠吃一包一包的免费番茄酱、调味汁和砂糖，还有趁没人看见的时候喝奶油壶里的奶油就能过活。在餐厅里，我们讨论了上床的可行性，赞成和反对的理由，然后很快，实施的方法和手段。谈话并不轻松，对女研究生而言尤其如此，说起来都觉得她们应该像修女一样，一心投身学海，不慕肉体之欢。其实在那种修道院似的环境里，她们也没有多少其他选择，因为那些男人大多都是一起去听歌剧，开雪利酒派对[25]也只会互相邀请。我们都住校；我们的室友永远都待在房间里，咬着指甲撰写参考书目索引。我们都没有车，我们也清楚自己会被本地的旅馆拒之门外。只能是在别处。最后我们决定，复活节假期，在纽约。
出发前一天，我去了菲林地下室，再三考虑之后，买下一件娃娃裙式样的红色尼龙睡袍，尺寸只大了一号，肩带很容易就能重新缝好。我在另一条淡紫色的睡裙之前流连许久，裙上镶着卡门那样的荷叶边，可是我一次只能穿一条，而且这笔钱还有其他用处。复活节前的星期五[26]，我坐上去纽约的巴士。你几天之前就已经去了，我留下来把一篇早就该交的论文写完，题目是拉德克里夫夫人的《意大利人》[27]。你自己当时有三篇论文延期未交，不过你好像已经不在乎了。那时候你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洗澡，让室友非常恼火；你还一直被漫长的噩梦折磨，在梦里，我记得，大象、鳄鱼和其他庞大的动物坐着轮椅滑下山去，人类被钉上十字架，烧成灰烬。这些都被我看作是你天性敏感的证明。
我们的计划是，你会住到一个老朋友的公寓里，你们在故乡时就认识，而我会去旅馆订一间单人房。这样可以避嫌，我们希望可以；而且费用也能便宜一点。
那时候我从来没有去过纽约，也毫无准备。一开始，这座城市让我晕头转向。我站在港务局里，穿着我的黑色长大衣，带着笨重的行李箱和那只无底洞似的手提包，四处寻找电话亭。汹涌的人潮仿佛一场示威游行，虽然那时候我还从未见过真正的游行。女人们推推搡搡，破口大骂，就像在喊口号一般，拖着身后发脾气的孩子；长椅上坐着一排衣衫褴褛的老人，地上到处是口香糖、糖纸和烟头。我不太肯定，不过好像还有弹球桌；这可能吗？我现在觉得，要是叫你来公交车站接我就好了，不过这种依赖并不在我们的共识之中。
我朝着估计是出口的地方走去，这时，一个黑人一把抓住我的行李箱就开始拉。他的前额有一道刚刚划开的伤口，鲜血直流，他的眼中写满那种绝望的神情，我差一点就松了手。片刻之后我反应过来，他不是要偷我的行李箱；他只是想替我把它扛到一辆出租车里。
“不用了，谢谢，”我说，“我没有钱。”
他鄙夷地瞥了一眼我的外套——毕竟质量很好——仍旧不肯松开。我又用力一拉，他放弃了。他在我身后大声嚷着什么我听不懂的话；当时那些字眼还没有变成通用的语言。
我知道旅馆的地址，可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我开始徒步前进。太阳已经升了起来，我汗流浃背，因为心有余悸，也因为天气太热。我找到一个电话亭：里面的电话已经被彻底肢解，成了一团乱麻似的电线。隔壁的那个电话亭完好无损，可是我从那里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却没有人接。奇怪，我告诉过你我什么时候会到的。
我靠在电话亭的侧面，努力让自己不要慌。纽约的格局就像装了栅栏的窗户，所以看着路牌一直数下去的话，我应该就能推断出旅馆的位置。我不想找别人问路：那些表情，彻底的无能为力或是激烈流露的恶意，都让我焦虑不已，而且我已经和好几个大声自言自语的人擦肩而过了。纽约和塞勒姆一样，似乎正在分崩离析。在有钱人眼里，也许是市区在翻新，可是那些缺了一大块的房子，那些人行道上的洞穴，都无法让我安心。
我开始拖着我的行李箱往旅馆走，每遇到一个电话亭，就停下来拨你的号码。在其中一间电话亭里，我不小心遗失了你的那本《亨利·亚当斯的教育》[28]。那倒也好，因为这本书是我拥有的唯一一件属于你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身边就太不合适了。
旅馆服务员对我心存戒备，几乎和塞勒姆的那个如出一辙。从前我一直把这种怀疑归结为小城镇的排外情绪，现在却第一次意识到，可能是因为我的穿着打扮。袖口垂到手掌以下的我，看上去不像是会有信用卡的人。
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这间客房和塞勒姆的那间真的非常相似，我想着你遇到了什么事，你在哪里。我每隔半小时就打一次电话。等你的时候，我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我打开行李，拿出那条断了一根肩带的红色睡裙，却发现忘了把针线带来，我本来想用针线把肩带补好的；我甚至连个安全别针都没有。我想洗个澡，可是房门的把手一直会转开，虽然已经系好了门上的链条，但我还是不想冒险。我连大衣都没脱。我开始觉得你给我的电话号码是错的，或者更糟，你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人物。
终于，大概七点钟的时候，你那边有人接起了电话。是个女人。我说我要找你，她笑了起来，笑声并不友好。
“喂，丧门星，”我听见她说，“有个小妞找你。”你在电话里出现的时候，声音比平时还要疏远。
“你到哪里去了？”我问，努力不让自己听起来像个唠叨的妻子。“我从两点半就开始找你，找到现在。”
“是我朋友，”你说，“她今天早上吞了一瓶安眠药。我只好陪着她到处走，让药效散掉。”
“哦，”我应了一声。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朋友是个男的。“你就不能送她去医院之类的？”
“除非万不得已，这里是不会把别人往医院里送的。”
“她为什么吃安眠药？”我问。
“谁知道啊？”你说，语气烦躁，为自己受到牵连而恼怒不已，不管是多么无关紧要的牵连。“打发时间吧，我猜。”远远地，我听到那个女人说了一句什么，像是“你放屁”。
我的脚底一阵发冷，双腿发麻。我蓦地明白过来，她不是你告诉我的一个老朋友。她曾经是你的恋人，现在依然是，她是认真的，她吃安眠药，是因为她知道我今天会来，她是想拦住你，不让你来找我；可这时候你却在不慌不忙地记下房间门牌，电话号码，我也就这么若无其事地报给你听。我们说好明天见面。我穿着大衣在床上躺了一整夜。
你当然没有来赴约，而那时候，对于打电话这件事，我已经有了顾虑。你甚至都没有回波士顿。五月的时候，我收到你寄来的一封谜一般的短笺，写在一张明信片上，正面是大西洋城海滨大道[29]的照片：
我跑去参加海军却没被录取，他们觉得古希腊语的学位不够好。我在一家卖肉末土豆泥的店里找了一份工作，因为我骗他们说我不识字。这总好过从钟楼顶上跳落。代我向科罗曼德尔问好。你永远的，布。
一如往常，我无法确定你是不是在讽刺挖苦。
我当然伤心；倒不是因为你的离去，你会离开这件事——我现在明白，这件事原本就是意料之中的结局——而是因为它太突然。它夺走了我那不可或缺的最后一幕，那张公园长椅，那阵春日微风，那一袭风衣（我命中注定永远不会买下），你渐渐消失的身影。即使我已经意识到，我们的未来既不会有让人望而生畏的平房和电动剃须刀，也不会有我曾经想象过的那些面目模糊的快乐场景，只会有一个倒空了的安眠药瓶，而你也许不会陪着我散步，直到药力消除。这一切像一首押韵的对句般无可逃避，即使在意识到这些之后，我依旧伤心不已。
因为你没有好好地和我分手，你就好像根本没有离开过。你徘徊不去，宛若一团浊气，又如一股老鼠的异味，等着挫败我想要乐观向上的企图——纯粹出于恐惧，我不久就开始尝试——而你对我的一举一动都心怀偏见。你仿佛是我黑暗的分身，或是一个感通恶灵的大师，我每时每刻都能察觉你的想法意见。我订婚的时候（七个月之后，和一个从前设计过、现在依然在设计公寓楼的建筑师），你告诉我，你还以为我会和别人不一样。在婚礼上，是的，没错，我有全套的排场，连同一件洁白的婚纱，你对此嗤之以鼻。我能设想，你在你那间昏暗的房间里，身边堆满吃得精光的沙丁鱼罐头和起了毛球的袜子，除了你的冷嘲热讽一无所有，你拒绝出卖自己，而我毫不掩饰地这么做了。（背叛什么？出卖谁？和下一代不同，我们从未能找出敌人的所在。）
我的两个孩子你不以为意，我后来获得的学术地位也是。虽然只是薄有微名，我已经成了研究十九世纪家庭妇女小说家的权威。结婚之后我发现，和哥特传奇相比，我和那些女作家更有共同点；我想，这种对于自己真实个性的洞察意味着成熟，一个让你鄙夷的字眼。我最重要的研究对象是盖斯凯尔夫人[30]，不过你可能也听说过J.H.里德尔夫人[31]；她还用F.G.特拉福德这个笔名写作。我交出了一篇颇为让人信服的论文，关于她的那本《低地大宅的乔治·盖斯》，后来登在一本声誉很高的期刊上。不用说也知道，我成了终身教授，因为我所在的那个院系，在对女性排斥多年之后，最近被迫要对自己的聘用制度做些解释。我是个充门面的，你总是不厌其烦地一再指出。我也穿得光鲜亮丽，就像是个充门面的。那些死气沉沉、不可一世的羊毛衣服，你也许还记得的那些，随着生活渐渐宽绰，一点一点地消失在救世军的衣物回收箱[32]里，被一批还算时髦的裤装和利落的连衣裙取代。男同事们觉得我高效干练，而且颇为冷酷。我不再染指露水情缘，因为我讨厌那些扔不掉的纪念品。我的大衣不再迎风翻飞，而我去参加学术会议的时候，也不再引人侧目。
我上一次见到你就是在这样一场会议上，大型的、最重要的人才市场和招聘大会。吊诡的是，那一年的举办地正是纽约。我是要去朗读一篇论文，关于阿米莉亚·爱德华兹[33]和与她同时代的其他女记者。看见你的名字出现在议程上的时候，我还以为一定是别人。但真的是你，确定无疑，你整场会议都在讨论约翰·济慈[34]是不是有梅毒。你对十八世纪早期水银在医学上的应用做了相当可观的研究，论文的最后一段则是模棱两可、不下结论的杰作。你胖了，实际上你看上去身体健康，好像经常打高尔夫球。不过我没有等到你的讪笑：你读论文的时候面无表情。
后来我走上前去祝贺你。你见到我非常诧异；你说你从没想过我会最终成为像现在的模样，你或许是有些愕然的目光打量着我出自美发沙龙的发型，修身的红色连衣裤，时髦的靴子。你自己也结了婚，有三个孩子，你还急急忙忙地给我看钱包里面的照片，像护身符一样举在手里。我拿出自己的照片作为回应。我们谁也没有提议一起去喝一杯。我们祝福彼此一切顺利；我们都失望不已。我现在明白了，你曾经希望我年纪轻轻就死于肺结核或是某种同样充满传奇色彩的疾病。骨子里你也同样是个浪漫派。
这件事本该就这样到此为止，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没有。我爱我的丈夫和孩子，千真万确。除了参加全体教师大会之外——在会上一边用钩针编织阿富汗花纹方巾，一边讨论课程安排和加薪，我给他们做营养丰富的饭菜，准备生日晚会，自己发面包腌酱菜，至少大多数时候如此。丈夫钦佩我的成就，而且在我——像他们说的那样——陷入忧郁沮丧的时候，给我支持鼓励，虽然这样的日子已经越来越少。我的性生活丰富而满足，我已经能听见你嘲笑这两个形容词，但任凭你如何奚落，它就是丰富而满足。而你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可是，等我从学术会议现场回到我住的房子，你却还是没有离开，那房子不是平房，而是一幢殖民式样的两层小楼，而且自从我搬到里面，你就占领了地下室。我还以为你已经烟消云散，祛退化除：你已经成了现实的存在，有一个妻子和三张快照，而说到底，平庸的现实才是治愈单恋的神奇解药。可还是不够。你就在那里，在你惯常停留的位置，架子旁边，地窖楼梯的右侧，我放那些腌蔬菜的地方，灰头土脸，标本似的站着，就像玻璃柜子里的杰里米·边沁[35]，你看着我的眼神不是从前的轻慢，而是带着责备，仿佛是我让这一切发生的，仿佛这都是我的错。你一定不会想要回去的吧，那种潦倒，那排渐渐破败的房子，那份迷人的绝望和空虚，那种恐惧？你一定不会愿意永远被困在波士顿泥泞的街道上。你本该再小心一点的。我试着告诉你我们的结局一定会很不如意，我们的过去并非你所记得的那样，你是在欺骗自己，可你拒绝了我的好意。再见，我对你说，静待你的回眸，忧戚的，惆怅的。你应该转身走远，经过那几只大行李箱，拐过角落，走进洗衣房，消失在双筒的洗衣烘干机后面；可是你却一动不动。
[1] 本篇中指用人的头发加上金属配件编结而成手镯、项链或耳环等首饰，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盛行，多用于缅怀故人，也用作定情礼物。
[2] 《圣经·旧约·但以理书》载：古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宴饮时，见一只手指在王宫墙上书写神秘的文字，这手指是上帝警告他国将亡，身将死的神谕。现英语中以“墙上的文字”（the writing on the wall）表示大难临头，厄运将至。
[3] 罗布劳（Loblaws），加拿大连锁超市品牌，成立于1919年。
[4] 伤残平民救助会（Society for Crippled Civilians）1935年成立于加拿大，开设慈善超市，为残障人士提供工作机会。1976年成为国际组织Goodwill Federation成员。
[5] 菲林地下室（Filene's Basement），1909年诞生于美国波士顿的时装连锁折扣店，2011年破产关闭。
[6] 阿尔及尔（Algiers），北非国家阿尔及利亚（Algeria）首都。
[7] 塞勒姆（Salem），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瓦尔登湖（Walden Lake）在其西侧约47公里处。美国作家和哲学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于1845—1847年间居住湖畔，后出版《瓦尔登湖》（Walden）一书记述这段经历。
[8]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作家，生于塞勒姆，代表作包括《红字》（The Scarlet Letter，1850）及后文提到的《七个尖角的阁楼》（The House of the Seven Gables，1851）等。
[9] 受清教主义影响，17世纪的人流行面带伤感愁容，培养忧郁之情，相信若想有所成就，就须自制、忧郁、沉思和冥想。
[10]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的思想体系，一般概括为：将世界分为感官接触的现象世界和永恒的理念世界。
[11] 成书于2世纪罗马的《金驴记》（The Golden Ass）载，美神维纳斯（Venus）嫉妒人类公主赛普克（Psyche）的美貌，指使儿子爱神丘比特（Cupid）施法，让她爱上丑陋怪物，不料丘比特自己爱上了赛普克。维纳斯应允，但不许赛普克知道丈夫的面容和身份。赛普克经不住姐姐劝诱，秉烛夜探，发现丈夫原是丘比特。由于违背承诺，丘比特离去，后来赛普克历经艰险才与之重逢。
[12] 罗德里克·厄舍（Roderick Usher），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作品《厄舍屋的倒塌》（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1839）中的主人公。
[13] 扶轮社（Rotary International）始于1905年，分布全球各地，社员来自各行各业，每周聚会，互相帮助并提供社会服务。
[14] 维多利亚时代，幽默作家威廉·吉尔伯特（William S. Gilbert，1836—1911）与作曲家阿瑟·沙利文（Arthur Sullivan，1842—1900）合作25年，创作14部喜剧，并称“吉尔伯特与沙利文”。
[15] 爱德华·李尔（Edward Lear，1812—1888），英国插画家和诗人。下文引用其作品《雅尔邦格布的求爱》（The Courtship of the Yonghy-Bonghy-Bo）。
[1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精神分析学创始人。
[17] 约1620—1640年间，大批清教徒移民至塞勒姆及今天的马萨诸塞各地。时人大多相信巫术和魔鬼的存在，1692—1693年，塞勒姆曾设法庭审判数百女巫，称为“塞勒姆女巫案”（Salem witch trials），现已成为当地旅游特色之一。19世纪，一度发达的造船业式微，塞勒姆转向制革、制鞋及棉纺等制造业。
[18] 纳撒尼尔·霍桑的先祖威廉·霍桑曾是塞勒姆的管理者。威廉之子乔治·霍桑是审判女巫的法官之一。纳撒尼尔·霍桑的《红字》及《七个尖角的阁楼》均从祖先经历中撷取素材灵感。“七个尖角的阁楼”建于1668年，曾是霍桑表妹的房产，现为旅游景点和博物馆。
[19] 1960年代初，波士顿附近先后有13位女性遭强奸并被勒死，凶手被称为“波士顿杀人王”（Boston Strangler），真实身份至今仍无定论。
[20] 约翰·多恩（John Donne，1572—1631），英国诗人。文中引用的诗句出自其作品《遗物》（The Relic）。
[21] 朦胧理论（Ambiguity），英国文学批评家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1906—1984）创立，代表著作《朦胧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1930）。
[22]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Alfred Lord Tennyson，1809—1892），英国诗人。作品《洛克斯利田庄》（Locksley Hall）写于1835年。
[23] 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马萨诸塞州东部河流，流经布兰迪斯、哈佛和波士顿三所大学。
[24] 在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的作品《喧哗与骚动》（The Sound and the Fury，1929）中，主人公昆汀·康普生（Quentin Compson）在哈佛大学投查尔斯河自尽，热爱昆汀的读者在他投河的地方安置了一块纪念牌。
[25] 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社交聚会，气氛私密。
[26] 英语称Good Friday，纪念耶稣受难，英美国家公共假期之一。
[27] 安·拉德克里夫（Ann Radcliffe，1764—1823），英国浪漫哥特小说家。《意大利人》（The Italian）出版于1797年。
[28]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1907），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1838—1918）自传体作品，1919年获普利策奖。亨利·亚当斯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其曾祖约翰·亚当斯为美国第二任总统，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为第六任总统，父亲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在林肯总统任内为驻英公使。
[29] 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位于美国新泽西，海滨大道长约7公里，沿着海滩由北向南，沿途赌场、酒店、购物、餐饮和娱乐设施林立，1870年建成。
[30] 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1810—1865），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家。
[31] 夏洛特·里德尔（Charlotte Riddell，1832—1906），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小说家。曾用F.G.特拉福德（F. G. Trafford）的笔名写作。下文提到的《低地大宅的乔治·盖斯》（George Geith of Fen Court，1864）即用该笔名发表，是其最著名的代表作。
[32]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1865年成立于伦敦的慈善组织。
[33] 阿米莉亚·爱德华兹（Amelia Edwards，1831—1892），英国小说家，女记者。
[34] 约翰·济慈（John Keats，1795—1821），英国浪漫派诗人。代表作包括《夜莺颂》（Ode to a Nightingale，1819）等。25岁时因肺结核病逝于罗马。
[35]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英国哲学家，功利主义创始人。遵其遗嘱，他的遗体被永久保存，穿着自己身前的衣服，置于橱窗中，在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UCL）内开放展示，称为“自我肖像”（Auto-ic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