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岁的时候我们又搬家了，搬到圣玛丽河[1]边一幢狭小的木屋里，苏圣玛丽市[2]的上游。这座木屋我们只租了一个夏天，但现在它就是我们的家了，因为我们也没有别处可去。木屋光线昏暗，有一股老鼠的臭味，逼仄不堪，之前的房子里没有寄存掉的东西把里面塞得满满的。相比之下，我和姐姐大部分时间都喜欢待在外面。
屋外有一片短短的河滩，河滩的尽头，五彩斑斓的木屋——绿色配白色，栗红色配知更鸟蛋壳的蓝色，棕色配黄色——像鞋盒一样整排立着，每栋木屋都有一间颜色相配的厕所，隔着一段不很卫生的距离，搭在后面。但我们被禁止下河游泳，因为这里水流湍急。据说曾有孩子被河水卷走，冲到瀑布急流、运河水闸和苏市阿尔格玛钢铁厂的炼钢炉火那里，阴天的晚上，我们有时能从卧室的窗口看到那炉火，在云层中间闪着暗红色的光。不过我们可以去踩水，在不超过膝盖的地方，我们会站在水里，几缕零星的水草缠在脚腕上，朝划过河面的湖船[3]招手，我们离船那么近，不但能看到船尾飘扬的旗帜，翔集的鸥鸟，船员呼应我们的时候，连他们的双手和脸庞的轮廓也看得一清二楚。然后河水便会翻涌上来，漫过我们的大腿，直冲到腰际，打湿身上那件连着灯笼短裙的泡泡纱泳衣，我们就会高兴地尖叫。
母亲通常就在岸边，正在阅读或是与人交谈，并不太注意我们，有时听到尖叫，还误以为我们溺水了。或者，事后她会说，“你们跑到水深过膝的地方去了，”可姐姐总会解释，那只是货船扬起的水波。母亲就会望着我，看看她说的是不是实话。和姐姐不一样，我每次说谎都会被识破。
那些湖船庞大笨重，收放船锚的窗口锈迹斑斑，巨型烟囱突突地冒出团团灰烟。每当它们拉响汽笛、接近水闸的时候总会如此，木屋的窗户就会格格作响。对我们而言，它们神奇无比。有时候，船上会有东西掉下来，或是给人扔出来，我们就急不可待地望着那些漂浮物，沿着河滩奔跑追逐，等它们冲到近岸，就蹚着水去捞。通常这些宝藏只不过是空了的纸板箱，或者穿了孔的破油罐，缓缓地向外渗着深棕色的燃油，百无一用。有几次，我们拿到了运输柑橘的木箱，用来做了秘密基地里的橱柜和凳子。
我们喜欢小木屋，部分就是缘于有地方建造这些秘密基地。以前从来没有这样的余地，因为我们一直都住在城市里。就在之前，我们住在渥太华[4]一幢陈旧的三层红砖公寓底楼。楼上住着一对新婚夫妇，妻子是英格兰新教徒，丈夫是法国人，信天主教。他在空军服役，经常不在家，但放假回来的时候总要把妻子痛打一顿。每次都是晚上十一点多。她就会逃到楼下来找我的母亲，她们坐在厨房里喝茶。那个妻子抽泣着，不过声音很轻，免得把我们吵醒——母亲坚决这样要求，她主张小孩子要睡足十二个小时——露出青肿的眼睛或是脸颊，低声说着他酗酒的事情。差不多一个小时之后就会传来慎重的敲门声，那个空军飞行员，穿着全套制服，他会彬彬有礼地问母亲，能否让他把妻子带回楼上，她该去的地方。是宗教信仰上的分歧，他会说。再说了，他已经给了她十五美元去买食物，她却只给他吃油炸金凤鱼。一个月没有回家了，一个男人指望吃上一顿丰盛的烤肉，猪肉或者牛肉，难道母亲不同意吗。“我会闭紧嘴巴，睁大眼睛。”母亲这样回答。她从来没觉得他醉得有多厉害，不过这种看上去彬彬有礼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这些事情我本来一点也不该知道。父母要么是觉得我年纪太小或者性格太乖；但我的姐姐，她比我大四岁，他们会向她透露一点，她再添油加醋地转述给我听。我看到过那个妻子几次，在我们家门外的楼梯上上下下，有一次她的一只眼睛的确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男人，不过等到我们离开渥太华的时候，我已经确信他是个杀人犯了。
这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母亲告诉父亲她认识了住在我们右手边那幢木屋里的年轻夫妇的时候父亲的提醒。“别走得太近，”他说，“我可不想她半夜三更跑到我们家里来。”他不肯接受母亲富有同情心、善于倾听的天赋，即便母亲还逗他说，“可我一直在听你说话哪，亲爱的。”聚到她身边的人被他叫作“寄生虫”。
父亲的担心似乎完全是多余的。这对夫妻和那一对截然不同。弗雷德和贝蒂坚持让我们直呼其名。我和姐姐从小被反复叮嘱要尊称别人先生太太，也只好叫他们弗雷德和贝蒂，而且我们随时可以到他们家里去。“那是句客气话，你们不要当真了，”母亲说。时事艰难，但是母亲家教很好，也会一样这么教育我们。尽管如此，一开始我们还是一有机会就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
他们的木屋大小和我们的完全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多家具，所以显得更宽敞。我们屋子里的房间用十测板[5]做墙隔开，漆成青柠檬的绿色，上面还有几块浅色的方形印迹，是其他房客以前挂过装饰画的地方。贝蒂把她家的墙壁换成了真正的胶合木板，里面漆成亮黄色，又给厨房做了黄白相间的门帘，印着小鸡出壳的图案。她用剩下的布料给自己缝了一条配套的围裙。他们买下了那栋木屋，而不是暂租；就像母亲说的，变成自己的房子了才会心甘情愿装修。贝蒂把那个狭小的厨房称作迷你小厨。一张铁质圆桌舒舒服服地窝在房间一隅，旁边放着两把雕刻着曲线花纹的铁质椅子，漆成了白色，贝蒂一把，弗雷德一把。贝蒂管这个角落叫早餐角。
比起我们的房子，弗雷德和贝蒂那里多了许多事情可做。他们有一只小鸟摆设，是用中间空心的彩色玻璃做的，停在一只灌了水的敞口玻璃杯沿上，小鸟前摇后摆，最后才一头扎进水里喝上一口。他们的前门上有一个门环，是一只啄木鸟的形状：拉一下绳子，它就会笃笃地啄门。他们还有一只哨子，也做成了小鸟的样子，灌满水之后吹一口气，它就开始啼啭啁啾，“像只金丝雀，”贝蒂说。而且他们还订了星期六彩色连环漫画[6]。我们的父母没有订，他们也不喜欢我们去读那些垃圾，他们就是这么说的。可是弗雷德和贝蒂这么友善，对我们这么好，正如母亲所言，他们，又能做出什么坏事呢？
除了所有这些诱人的东西之外，还有弗雷德。我们都爱上了弗雷德。我姐姐会爬到他的大腿中间，宣称他是她的男朋友，等她长大了就要嫁给他。接着她会让弗雷德把报纸上的连环漫画念给她听，一边恶作剧地逗他，要把烟斗从他的嘴里拔出来，或是把他两只脚的鞋带系到一起。我也有相同的感受，但我知道，说出来也无济于事。姐姐已经说了弗雷德是属于她的：她总是说到做到。而且她也讨厌我做她口中的跟屁虫。于是贝蒂在煮咖啡的时候，我就会坐到早餐角里其中一把雕花的铁质椅子上，看着客厅沙发上的姐姐和弗雷德。
弗雷德身上就是有一种吸引力。我的母亲——她并不是个卖弄风情的女人，反倒会为智慧所倾倒——有他在场的时候也会更加活跃。甚至连我父亲都喜欢他，偶尔会和他一起喝杯啤酒，在他从城里回来的时候。他们会坐到贝蒂的黄色藤椅里面，在弗雷德家木屋的门廊上，一边拍打沙蝇，一边讨论棒球赛的比分。他们很少谈到工作。我不确定弗雷德做什么工作，不过是在一间办公室里。我父亲在“弄墙纸”，母亲说的，但我从来都不太清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们说起战争的时候更加激动人心。父亲因为背疼的毛病无法参军，他为此耿耿于怀，可弗雷德曾经在海军服役过。他从来都不多提，虽然父亲总在鼓励他讲下去；但我们从贝蒂那里听说，他们两个是在弗雷德走之前订婚的，他一回来就完婚了。那时贝蒂每天晚上都给弗雷德写一封信，每星期去寄一次。她没有说弗雷德多长时间回一次信。让我父亲喜欢的人并不多，但他说过，弗雷德可不是笨蛋。
弗雷德似乎没有主动表示过友好。我觉得他甚至也不算特别英俊。问题是，尽管我能想起贝蒂的每一根头发和每一粒雀斑，我却记不住弗雷德的模样。他有深色的头发和一只烟斗，还有，如果我们一直缠着他，他就会唱歌给我们听。“苏城的女孩你叫苏，”他会唱，“红头发，蓝眼珠，我愿用我的马，我的狗，来换你……”[7]或者，他会对着我姐姐唱《美丽的棕色眼睛》[8]，她的眼睛是棕色的，而我的是水蓝色。这让我伤心不已，因为歌里有一句词说，“我再也不会喜欢蓝眼睛了。”听上去就像是终审判决，今生今世都无法得到弗雷德的爱。有一次我哭了起来，更糟的是我无法对任何人解释到底出了什么事；只得羞愧难当地忍受弗雷德半开玩笑的关心和姐姐的鄙夷，而最难堪的是在小厨房里让贝蒂安慰。说难堪是因为贝蒂不能很好地意识到连我都能一眼看出的情况。“别理他，”她说，已然猜到我的眼泪与弗雷德有关。可偏偏是这条忠告我没办法做到。
弗雷德就像一只猫，其实连走开两步给你让一下路都不肯，母亲后来这么说。所以真是很不公平，人人都爱弗雷德，却没人喜欢贝蒂，尽管她那么亲切友善。是贝蒂一直在门口迎接我们，邀请我们进去，和我们交谈，而弗雷德则歪在沙发上看报纸。她做曲奇饼干和奶昔给我们吃，还允许我们把烘焙时拌料的碗舔干净。贝蒂是那么好的一个人；大家有口皆碑，但是根本没有人会这样评价弗雷德。举个例子来说，弗雷德很少会有笑容，而且他只有说粗话的时候才会笑嘻嘻的，大多都是在对我姐姐说。“又吃撑啦？”他会说，“嘿，肥裤子。”可贝蒂从来不说那样的话，她总是笑容可掬的。
弗雷德叫她贝蒂·葛莱宝[9]的时候——他每天至少这么叫一次，贝蒂总是笑盈盈的。我不明白她为什么笑。应该是一句赞美吧，我心想。贝蒂·葛莱宝是著名的影星；弗雷德和贝蒂的厕所墙壁上用图钉钉着她的一张照片。比起我们自己的厕所，姐姐和我都更喜欢弗雷德和贝蒂家的。他们的厕所窗户上装了窗帘，不像我们家，还有一个小木盒和一把配套的木勺，用来舀碱液[10]。我们家只有一个纸箱和一条旧毛巾。
其实贝蒂长得并不像贝蒂·葛莱宝，后者金发碧眼，也不像我们的贝蒂那么丰满。不过，她们两个都很漂亮，我自忖。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那句话其实非常残忍；因为葛莱宝是以她的两条长腿出名的，可是我们的贝蒂，她的腿从腰部开始一路向下，没有曲线，没有停顿，一直插到脚面上。那时候它们看起来好像就是一双很普通的腿。坐在小厨房里的时候，我经常看见贝蒂的腿，因为她穿着露背系带的上衣和短裤，黄围裙围在外面。不知道为什么，贝蒂就是没办法把她的腿晒成小麦色，尽管她花了好长时间坐在藤椅上钩花编织，上半身躲进门廊的阴影里，两条腿却伸出来晒着阳光。
父亲说贝蒂没有幽默感。我完全不明所以。你要是给她讲个笑话，她总会捧腹大笑，即使你把内容搞错了也没关系，她自己也会说笑话。她会在纸上写印刷体的“BED”这个词，把E写得比B和D小一些，也粗一些。“这是什么呢？”她会问。“是BED里面的小黑E。”她第一次告诉我这个笑话的时候，我没有听懂，她只好解释给我听。“就是小黑人。”[11]她说，略微龅出的牙齿闪着诙谐的光。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美国，虽然从河对岸就能看到，一排郁郁葱葱的绿树渐渐向西，消失在苏必利尔湖的湛蓝之中，我唯一见过的黑人都是连环漫画里的角色。有八号球[12]，泰山里的非洲居民，还有洛萨，在《魔术师曼德雷》[13]里披着一张狮子皮的洛萨。我看不出他们和“bed”这个单词有什么关系。
父亲还说贝蒂一点也不性感。母亲倒好像一点不担心。“她是个非常好的人，”她会自信满满地回应，或者就说，“她的皮肤很好。”母亲和贝蒂不久就开始合作一项计划，好让储存食物更加容易一点。虽然战争结束了，但大多数人家的“胜利花园”[14]还在，而七八月份本就应该用来加工水果蔬菜，腌得越多越好。母亲的花园打理得半心半意，就像她做的大多数家务活一样。挨着厕所的一小块地，南瓜藤和一丛盘根错节、茂盛疯长的番茄，还有几行歪歪扭扭、发育不良的胡萝卜和甜菜纠缠在一起。我们听母亲说起过，她的才能全在于人。贝蒂和弗雷德连花园也没有。弗雷德是不会到花园干活的，而如今再想起贝蒂，我觉得一个花园的工程对她来说太浩大了。不过，弗雷德进城去的时候，贝蒂让他买了许多草莓、蜜桃、豆荚、番茄和康科德葡萄[15]回来，装在一只只六夸脱[16]的篮子里；她还说服母亲放下她自己的花园，加入她盛大的果酱制作大会。
煮果酱的时候，母亲那个烧木柴的厨灶热得让人受不了，而贝蒂的电炉又太小了；于是贝蒂就找来了“小伙子们”，她是这么称呼弗雷德和我父亲的，把一直闲置在她家厕所背后生锈的那个灶台架了起来。他们把它搭在我家的后院里，而母亲和贝蒂会坐在我们家厨房的桌子跟前——桌子已经给搬到了外面，削皮，切片，聊天，贝蒂圆圆的脸颊就像做针线活时插针的垫子，因为高温变得更加绯红，母亲头上裹着一条五彩缤纷的旧头巾，看上去像个吉卜赛人。煮果酱的水壶在她们身后汩汩地冒泡，热气腾腾，桌子的一头，不断增加的一排又一排皇冠果酱瓶[17]倒扣在一层又一层的报纸上冷却，有时还会裂开或是破口。姐姐和我远远地待在一边，不想因为太过显眼而被叫去帮忙，却又觊觎那些空了的六夸脱水果篮。我们可以把它们用到秘密基地里，我们觉得；虽然一直不确定能干什么用，但它们能正好装进那些柑橘木箱里。
贝蒂的果酱制作大会期间，我听说了许多关于弗雷德的事：他喜欢吃哪种做法的鸡蛋，他穿多大的袜子（贝蒂很擅长编织），他在办公室工作得如何，餐桌上他不肯吃的东西。弗雷德嘴巴很刁，贝蒂眉飞色舞地说着。除了弗雷德，贝蒂几乎没有其他事情可讲，每当贝蒂在场的时候，就连我那已经无数次听人吐露心声的母亲，也更多地用抽烟取代说话。倾听那些不幸的故事都比忍受贝蒂滔滔不绝、鸡毛蒜皮的快乐要容易一些。我开始觉得，或许我并不想嫁给弗雷德。他在贝蒂的口中徐徐铺展开来，就像一长条湿哒哒的报纸，从头到尾印的除了天气还是天气。姐姐和我对袜子的尺寸都不感兴趣，贝蒂那些杂乱又乏味的细枝末节，让弗雷德的形象在我们眼中一落千丈。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不再经常往弗雷德和贝蒂家跑，而是更多地待在秘密基地里，基地在一块沿河的空地上，一片低矮的橡树林中间。我们在那里玩情节复杂的游戏，主角是魔术师曼德雷和他忠实的助手洛萨，用洋娃娃充当轻易就能被催眠的敌人。姐姐总是演曼德雷。玩腻了，我们就会穿上泳衣到河边去踩水，一边等待经过的渡船，一边把橡子扔到河里，看它们要过多久才会被水流带走。
我们正是在一次这样的涉水之旅中认识了南。她住在十栋房子开外，一幢镶着红边的白色木屋里。和这里的许多木屋不同，南住的那间有一个真正的码头，伸到河面上，用一堆一堆的石头固定在系船的木桩周围。我们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就坐在那个码头上面，嚼着口香糖，翻着一沓“飞翼”牌香烟里的飞机卡片[18]。人人都知道只有男孩子才会收集那些卡片。她的头发和脸都是浅浅的棕色，还有一层顺滑柔和的光泽，像焦糖布丁似的。
“你拿那些东西干什么？”姐姐开口就问。南只是笑笑。
当天下午我们就让南进了秘密基地，先匆匆玩了一轮曼德雷游戏，这次我的角色被降成了无足轻重的纳达公主[19]，随后她们两个坐在我们的柑橘木箱上，在我看来，没精打采，漫无目的地交谈着。
“你们去过那家商店吗？”南问道。我们从来没去过。南又笑了。她十二岁了；姐姐才十一岁零九个月。
“商店里有可爱的男孩子，”南说。她穿一件有荷叶边的宽松衬衫，领口有松紧带，如果她愿意，她可以把领子往下拉到肩膀的地方。她把飞机卡片塞进短裤的口袋，我们去问母亲可不可以走路到商店去。在那之后，姐姐和南差不多每个下午都会去。
那家商店和我们的木屋有一英里半的距离，一条炎热的河畔小径，从别人家的木屋门前经过，身体肥胖的母亲晒着太阳，还有其他似乎不太友好的孩子正在戏水；路过被拖出水面，泊在沙洲上的划艇，沿着水泥筑起的防波堤，穿过一片又一片用来固沙的滩草，要是从滩草堆里跑过去，脚踝会被草叶划破，还有一丛又一丛野生的豌豆，果实又硬又苦。有些地方能闻到一股厕所的气味。就在到达店铺之前，还有一块长着毒藤的空地得要跋涉过去。
那家店没有名字。它就叫“商店”，木屋居民们仅有的商店，因为它是唯一可以步行到达的一家。我可以和姐姐还有南一同前往，准确地说，是母亲执意让我跟着去。尽管我什么都没有对她说，但母亲能察觉出我怏怏不乐。我伤心的倒不是姐姐把我抛弃，而是她不以为意，根本没有意识到冷落了我。南不在的时候，她还是很愿意和我一起玩的。
有时候，姐姐和南串通起来走在我身前二十步开外的场景实在让我伤心不已，我便会原路返回，去弗雷德和贝蒂的家里。在那里，我会面朝椅背倒跨在贝蒂的一张厨房椅子上，双手僵硬地停在半空，举着一束天蓝色的毛线，贝蒂正把它们绕成一个个的线团。或者，在贝蒂的指导下，我用钩针给洋娃娃织些汗津津的、粉色或者黄色的长短不齐的小裙子，它们对姐姐来说突然变得太幼稚了。
情况好一些的时候，我会一直走到商店。它并不漂亮，甚至都不太干净，但我们已经习惯了战时的单调乏味和灰尘污垢，所以根本不在意。店铺是一幢两层的楼房，用没有上过漆的木材建成，那些木材经过日晒雨淋，已经泛出灰色。有些地方用防水的油纸修补过，正面的纱门和窗户上钉着彩色的金属招牌：可口可乐、七喜、沙拉达茶[20]。店里有一种老杂货店甜腻忧伤的味道，混合了许多气味：装冰淇淋用的蛋筒，整包整包的奥利奥饼干，排在柜台上一盒又一盒打开的球形硬糖和甘草扭糖，还有另一种麝香似的味道，辛辣刺鼻，半是干枯腐朽的木香，半是汗水味。瓶装的汽水都藏在金属冷柜里，盖着沉重的盖子，满是冷却过的水和大块的冰，融化成一种被砂砾打磨过的玻璃般圆润顺滑的东西，如同我们有时能在河滩上找到的。
店主和他的妻子住在二楼，不过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商店由他的两个女儿经营，她们轮流坐在柜台后面。两个女孩都是深色皮肤，都穿短裤和波尔卡圆点图案的露背系带上衣，但其中一个很友善，另一个——那个更瘦小的妹妹——却不是。她会接过我们的硬币，当的一声扔进收银机里，一言不发，目光越过我们的头顶，越过店铺正面的窗户，越过窗户上挂着的那张贴满葡萄干似的苍蝇的捕蝇纸，凝视远方，仿佛她和自己的双手正在做着的事情完全没有关系。她并不讨厌我们；她只是没有看我们。她留着长发，前额烫出了一点发卷，唇膏带着一点紫色。
第一次去商店的时候，我们明白了南为什么会收集飞机卡片。那里有两个男孩子，坐在商店门前裂开的灰色台阶上，双手抱膝。姐姐告诉过我，对待男生的正确态度是不理不睬；不然他们就会缠着你。可这些男孩认识南，他们和她说话的时候，没有惯常那种奚落的口吻，而是很尊重她。
“有新的吗？”一个男孩问。
南笑笑，向后拢了拢头发，肩膀在衬衣里微微一晃。然后，她慢慢地把飞机卡片从短裤口袋里摸了出来，开始飞快地翻着。
“你有吗？”另一个男孩对我姐姐说。只有这一次她觉得自己非常丢脸。后来，她说服母亲换了香烟的牌子，收集起她自己的一套卡片。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看到她在镜子前面练习那个魅惑的摸卡片动作，那些卡片滑出她的口袋，犹如魔术师养的蛇。
去商店的时候，我总得买一条用蜡纸裹好的面包回去给母亲，有时候则是一包“吉菲”牌酥皮[21]，如果店里有的话。我姐姐从来不用做这些事：她已经发觉，做一个不可靠的人能占到便宜。既是作为酬劳，也是——我敢肯定——给愁眉苦脸的我一点补偿，每去一次，母亲就会给我一个分币，存满五个分币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支棒冰。母亲一直不肯买棒冰给我们，虽然冰淇淋甜筒她倒是准许的。她说棒冰里面有一种东西，对我们的身体不好，坐在商店门前的台阶上把棒冰舔到只剩一根木棒的时候，我一直在找这种东西。我把它想成有点类似一个核的存在，就像玉米粒里面那个白色的、形状像指甲的部分，可我什么也没找到。
姐姐和南与我并肩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那天商店里没有男孩子，所以她们全无其他事情可做。天气异乎寻常的炎热，一丝风也没有；河面上泛着一道波光，渡船从中穿行而过的时候，也随之摇曳闪烁。我的棒冰几乎还没吃就已经开始融化。我分了一半给姐姐，她接了过去，我期待中的谢意却没能兑现。她正在和南分着吃。
弗雷德转过店铺的拐角，朝着正门走来。这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已经在商店里见过他几次了。
“嘿，美人，”他对姐姐说。我们把屁股在台阶上移了移，好让他走进店里。
过了很长时间他出来了，拿着一条面包。他问我们要不要搭他的车回去：他说自己刚从城里回来，我们欣然接受。这整件事情都稀松平常，除了在我们开车走远的时候，店主的女儿——瘦削的、涂紫色唇膏的那个——从店门口跨了出来，站在台阶上。她把手臂交叠在胸前，摆出那些在门口无所事事的女人才有的耸肩姿势。她脸上没有一丝笑容。我以为她是跑出来看正在驶过的那艘加拿大轮船公司的渡船，但后来我发现她是在盯着弗雷德。她看上去仿佛想杀了他似的。
弗雷德似乎没有察觉。回家的路上他一直都在唱歌。“凯蒂，噢美丽的凯蒂，”他唱着，对着姐姐眨眼睛，他有时会用凯蒂来称呼姐姐，因为她的名字叫凯瑟琳[22]。他没有关车窗，遍布车辙的石子路上，沙尘劈头盖脸地朝我们扑来，染白了我们的双眉，弗雷德的头发也变成了灰色。车每颠簸一下，姐姐和南就会兴奋地尖叫，不久我就不再去想那种被人排挤的感觉了，也跟着尖叫起来。
印象中我们似乎已经在木屋里住了很长时间，尽管那只是一个夏天。到了八月，我几乎快要记不起渥太华的那幢公寓，还有那个常常殴打妻子的男人了。那些都发生在一段遥远的生活里；也是一段更加快乐的生活，尽管眼前有阳光、河水和空地。从前，频繁搬家和转学带来的不安全感逼得姐姐不得不珍惜我：我比她小了四岁，但我很忠实，总是在她身边。而现在，这四年的岁月成了一道深谷横亘在我们之间，一处荒芜之地，仿佛一片河滩，我能看见她在我的前面，渐行渐远。我一直渴望能变得像她一样，可我已经再也认不出她的模样了。
八月的第三个星期，树上的叶子开始变红，并非全在一夜之间，而是零星地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像是一种预兆。那意味着不久就要开学了，我们又要搬家了。这一次我们甚至都不知道要搬到哪里去，南问我们在哪里上学的时候，我们答得含糊其辞。
“我已经去过八个不同的学校了。”姐姐自豪地说。
因为我比姐姐小了很多，我只去过两家学校。南从小到现在一直都上同一间学校，她把衬衫的领口褪过肩膀，一直向下放到手肘的地方，给我们看她的乳房正在发育。乳头周围的一圈变得很软，而且还鼓了起来；除此之外，她的胸口和我姐姐一样平坦。
“那又怎么样。”姐姐说着，卷起了她的毛衣。这是一场我无法参与的比赛。它关乎改变，而改变正日益让我觉得惊慌恐惧。我沿着河滩往回走去贝蒂的家，在那里，新近完成的那件邋里邋遢的钩针编织正等待着我，在那里，一切都一如往昔。
我敲了敲纱门，然后把门打开。我本想按惯例问上一句，“我能进来吗？”，却没有说出口。贝蒂正一个人坐在早餐角的铁质餐桌旁边。她穿着短裤和一件条纹水手服，海军蓝色与白色相间，镶着一枚船锚形状的胸针，围裙上面，黄色的雏鸡正破壳而出。唯独这一次，她手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面前也没有放着咖啡。她脸色苍白，表情困惑，好像刚刚有人无缘无故打了她似的。
她看到了我，但是没有露出笑容，也没有请我进去。“我该怎么做才好？”她说。
我环视整个厨房。每样东西都各归各位：咖啡壶在灶台上熠熠闪光，玻璃小鸟正缓缓低下头去，没有摔碎的盘子，也没有打翻在地上的水。发生什么事了？
“你不舒服吗？”我问。
“我什么也做不了。”贝蒂说。
她看上去十分反常，看得我有些害怕。我跑出厨房，穿过小山丘似的草堆，跑到母亲那里，她总是有对策的。
“贝蒂有点不对劲。”我说。
母亲当时正在碗里搅拌着什么东西。她搓着双手，把粘在手上的面团弄干净，又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她看上去并没有诧异，也没有问我到底是哪里不对劲。“你待在这里，”她说。她拿起自己的那包香烟出了门。
那天晚上我们只得提前上床，因为母亲有话要对父亲说。我们当然支起耳朵听着；透过十测板做的墙，很容易就能听清楚。
“我就料到会这样，”母亲说，“早就看出来了。”
“是个什么人啊？”父亲问。
“她也不知道，”母亲说，“一个城里的女孩。”
“贝蒂是个笨蛋，”父亲说，“一直都是。”后来，夫妻分手的事情更加普遍，他常常说起这句话，但不管是谁抛弃了对方，被他叫成笨蛋的总是那个妻子。他对母亲最大的赞美，就是她一点都不笨。
“兴许是吧，”母亲说，“但是不可能指望遇到比贝蒂更好的女孩了。他是她的全部。”
姐姐和我窃窃私语。姐姐的看法是，弗雷德抛弃了贝蒂，和另外一个女人私奔了。这让我难以置信：我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事情发生。我非常沮丧，辗转难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每次父亲在外面过夜——他经常彻夜不归，我都会坐立不安。如果他永远不回来了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和姐姐就没有再见过贝蒂。我们知道她就在木屋里，因为每天母亲都会拿一点她那硬邦邦结了块的烘焙成品过去，好像是去吊唁一样[23]。但我们被严格吩咐不准靠近，也不许到窗口张望，母亲一定知道我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她受了打击，崩溃了，”母亲说，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贝蒂四分五裂躺在地上的景象，俨然修车厂里被拆散的汽车。
就算是全家乘上父亲那辆二手斯图贝克[24]的那天，我们也还是没有见到贝蒂，车后座的行李满满当当一直塞到窗户顶上，只留了一个狭小的长方形空间，好让我蹲在里面，然后，我们驶上公路的干道，开始南下六百英里去往多伦多的旅程。父亲又换工作了；现在他经营建筑材料，他肯定，既然全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这次他总算是换对了。整个九月，外加十月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一家汽车旅馆里度过，而父亲正在找房子。我过了八岁生日，姐姐也满了十二岁。接着又是一次转学，我几乎要把贝蒂忘记了。
可是，在我自己也长到十二岁之后的一个月，有天晚上贝蒂突然要来家里吃晚饭。我们家招待客人的次数比从前多了许多，有时遇上特别重要的家宴，我和姐姐还要提前把饭吃完。姐姐倒不在乎，因为那时她已经交了男朋友。我还在上公立学校，只能穿丝光棉线织的长袜，背后有条接缝的尼龙袜只有姐姐才可以穿。而且我还戴着牙套。姐姐像我一样大的时候也戴过，可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让它们显得既潇洒又大胆，以至于我一直向往一口像她一样银光闪闪的牙齿。但她已经不戴牙套了，我自己那张箍着的嘴巴看上去却非常拙劣，说话也含糊不清。
“你记得贝蒂吧，”母亲说。
“是伊丽莎白，”贝蒂说[25]。
“哦，对对，当然，”母亲回答。
贝蒂变化很大。从前她略显丰腴；现在更是珠圆玉润。她的脸颊浑圆饱满，就像两只番茄一样，我本来以为她用了太多腮红，后来才发现染出那两片红晕的是肌肤下面密密麻麻的纤细血管。她穿着一条黑色百褶长裙，白色的短袖安哥拉羊毛衫上镶着一串黑色的珠片，脚上是一双黑色天鹅绒面的鱼嘴高跟鞋。她身上有一股浓郁的铃兰花香。她找了一份工作，母亲后来告诉父亲，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她是一名行政秘书，现在称呼自己小姐而不是夫人。
“她过得很好，”母亲说，“如果想想发生的那些变故的话。她又振作起来了。”
“你今后可千万别一直请她来家里吃饭，”父亲说，他还是觉得贝蒂有点讨厌，尽管她已经有了全新的造型。她比从前更加爱笑，还经常跷起二郎腿。
“我觉得她只有我这一个真正的朋友，”母亲说。她并没有说贝蒂是她唯一的真心朋友，虽然每次父亲说起“你的朋友”，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母亲有许多朋友，她那种善于倾听的天赋现在是父亲事业发展上的一大优势。
“她说她再也不会结婚了，”母亲说。
“她是个笨蛋，”父亲说。
“要说我遇到过什么专为婚姻而生的人，那就非她莫属，”母亲说。这句话让我对自己的未来更加忐忑不安。假如贝蒂所有的技能对弗雷德都还嫌不够，那我还有什么希望呢？我没有姐姐那种天生的魅力，但我一度认为有些窍门是我可以学到的，任劳任怨，勤奋刻苦。我们在学校里上家政课，老师总是说，想抓住男人的心，就要先抓住他的胃。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母亲的厨艺依旧马马虎虎，每次举行那些最最丰盛的家宴，她都请女工来家里帮忙——但还是奋力做着牛奶冻和糖醋甜菜，仿佛对此深信不疑。
母亲开始安排贝蒂和一些未婚男士到家里用餐。贝蒂谈笑风生，有几个男人似乎也对她颇有好感，却都没有下文。
“想想她曾经受过的伤害，我不觉得奇怪，”母亲说。我现在已经长大，许多事情可以讲给我听了，再说，姐姐从来都不在家。“我听说他是和他公司里的一个秘书私奔了。他们还结了婚，就在分手之后。”还有一件关于贝蒂的事，她告诉我，尽管我一定不能提起，因为那会让贝蒂非常伤心。弗雷德的哥哥，他是个牙医，因为和助手有染而谋杀了自己的妻子——母亲把“有染”念得绘声绘色，好像那是某种甜点的名字。他把妻子关进车里，然后从汽车的尾气管口接进一条管子，还企图伪装成自杀。不过被警察识破了，他现在正在监狱服刑。
这让贝蒂在我眼中变得更加耐人寻味起来。照这么说，这种婚外情的倾向是弗雷德与生俱来的。实际上，贝蒂她自己也完全有可能被杀害。我开始把贝蒂的笑容看成是一个受尽折磨的殉道女人所戴上的伪装。她不只是一个被抛弃的妻子。就算是我都知道，这种处境并不悲惨，而是既可笑又难堪。而她远非如此：她是一个死里逃生的女人。贝蒂她自己也是这么想的，这一点我很快就确信无疑。她对母亲的那些单身男士彬彬有礼、保持距离的方式，有些孤芳自赏，甚至是自愿绝俗一般，隐约带有一种修女的味道。献祭的鲜血组成一个骇人的光环笼罩在她的周身。贝蒂曾经历过苦难，她通过了考验，幸存了下来，现在，她要将自己奉献给，这么说吧，其他事情。
但我对贝蒂的这种看法不久便难以为继。母亲的单身男人很快就请完了，而贝蒂来吃饭的时候都是独自一人。她喋喋不休地说着办公室里其他女同事的种种琐碎细节，就像从前说弗雷德一样。我们没过多久就知道她们都喝怎样的咖啡，哪些人和母亲住在一起，都去哪里做头发，她们住的公寓看上去什么样。贝蒂自己在阿沃扭路[26]上有一间心爱的房子，她亲手从里到外重新装修了一遍，甚至还做了椅套。贝蒂一门心思扑在她的上司身上，如同曾经对待弗雷德一样。她全权负责他的圣诞采购，每年我们都能听到他给雇员买了什么，给妻子和孩子们送了什么，每件礼物的价格各是多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贝蒂看上去相当的快乐。
在圣诞节前后，我们经常和贝蒂见面；母亲说她觉得她很可怜，因为她没有家庭。看一眼贝蒂惯常送来的圣诞礼物就知道，她把我们想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她喜欢送我们跳棋，还有小了一号的安哥拉羊毛手套。我对她丧失了兴趣。对我来说，连她那种没完没了的快乐都更像是一种不正常，一种缺陷，几乎像是痴呆一般。我现在十五岁了，正在青春期的忧郁中挣扎。姐姐已经去了皇后大学[27]；有时候她会把不要的衣服给我。姐姐并不算漂亮——她的眼睛和嘴巴都太大了——但是大家都说她活泼可人。他们说我善良和气。我的牙套摘掉了，不过似乎也没什么两样。贝蒂有什么权利欢天喜地？她来吃饭的时候，我打了声招呼就提前离席，回到自己的房间里。
一天下午，上十一年级的那个春天，我从学校回到家，发现母亲正坐在餐厅的桌子旁边。她正在哭，这实在太过罕见，我的第一反应是担心父亲出了事。我想的不是他抛弃了母亲——对于这件事情的焦虑已经过去了。而是也许他在车祸中遇难了。
“妈妈，你怎么啦？”我问。
“倒杯水给我，”母亲说。她喝了几口，把头发往后拢了拢。“我现在没事了，”她说，“我刚刚接到一个贝蒂的电话。弄得很不愉快；她对我说了些难听的话。”
“为什么？”我问，“你做什么了？”
“她指责我……做了不堪入耳的事情。”母亲擦了一下她的眼睛。“她在电话里破口大骂。我这辈子以前从没听过贝蒂大喊大叫。我和她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她说她永远不会再和我说话了。她从哪来的这种想法？”
“什么想法？”我问。我和母亲一样疑惑不解。母亲确实厨艺欠佳，但她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无法想象她会做出任何让人对她恶语相加的事情。
母亲稍稍平静了一下。“关于弗雷德的事，”她说，“她一定是疯了。我有好几个月没见她了，然后突然间就变成了这样。”
“她一定是哪里不对劲，”父亲在那天晚餐的时候说。他果然没有说错。贝蒂有个脑部肿瘤没有查出来，等到她古怪的举止在办公室里引起注意才给发现了。她两个月后在医院里去世了，但是母亲直到后来才听说这个消息。她懊悔不已；她觉得自己本该去医院探望她的朋友，尽管有过那个妄加谩骂的电话。
“我早该想到是这样的原因，”她说，“性情大变，那是症状之一呀。”聆听别人倾诉的过程中，母亲了解到许多有关不治之症的资料。
但对我而言，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之后的几年，贝蒂追随着我，等着我找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更加圆满的结局。最初听到她去世的消息，我立时万念俱灰。这就是了，这么说来，这就是对忠诚和善良的惩罚，这就是像我这种女孩子（当时我自认如此）的遭遇。每当我打开高中的毕业纪念册，我自己的脸，梳着童花头，带着迟疑、妥协的微笑，回应着我凝视的目光，叠映在瞳孔之中的正是贝蒂的眼神。她在我年幼时曾亲切友好地待我，而少年无知，对那些满心善意却魅力不足的人总是冷漠，我一直偏心地喜欢着弗雷德。在我未来的人生里，我预见到自己将被一连串的弗雷德所抛弃，他们集体跑下河滩，追逐着一大群活泼可人的女孩，个个都像极了姐姐。至于贝蒂最后那充满仇恨和愤怒的呐喊，那是对于命运不公的高声抗议。我知道，那股怒火是属于我自己的，是那种恐怖而畸形的友善背后的阴暗面，它在贝蒂身上划下清晰的印迹，仿佛一场大病留下的后遗症。
不过，人是会变的，尤其是在他们去世之后。等我过了大悲大喜的年纪，我开始意识到，如果我不想成为贝蒂，那我就必须成为一个其他人。而且，我和贝蒂已经很不一样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赦免了我，她做出的选择已然如此彻底，我因而不必去面对那些强加而来的选项。大家不再用友善来评价我，他们开始说我聪明，过了一段时间，我便喜欢上了这种称呼。而贝蒂，在十五年前那道转瞬即逝的阳光里烤着燕麦曲奇的贝蒂，又渐渐变得真实起来。她是一个平凡的女性，不幸罹患绝症而过早去世。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只有这样而已吗？
时不时地，我会想要再见到贝蒂，就算只是谈上一个小时也好。我希望她能原谅我没有收下她的安哥拉羊毛手套，原谅我内心对她偷偷的背叛，原谅我的年少轻狂。我想把我讲的这个关于她的故事拿给她看，问问她，故事里说的对不对。但是那些渴望问她的问题，我却想不出应该怎样表达，才能让她愿意去理解。她只会露出那个包容又迷茫的笑脸，然后拿点什么东西给我，一块巧克力布朗尼，或是一个绒线团。
而另一方面，弗雷德已经不再让我好奇。这个世上众多的弗雷德们做出的行为和选择已把他们的本性暴露无遗。贝蒂们才是神秘难解的谜。
[1] 圣玛丽河（St. Marys River），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界河，自西向东连接苏必利尔湖（Lake Superior）与休伦湖（Lake Huron）。由于两湖地势落差较大，河水汹涌，形成瀑布急流，美加两国均曾修筑运河与水闸，以利通航。
[2] 苏圣玛丽市（Sault Ste. Marie），昵称“苏市”（The Soo），位于圣玛丽河畔，加拿大安大略省阿尔格玛区。与之隔河相对的美国城市也叫苏圣玛丽。
[3] 湖船（Lake Freighters），专供在北美“五大湖”水域（美国和加拿大交界处的安大略湖，伊利湖，休伦湖，密歇根湖及苏必利尔湖）航行，运输大宗货物直下大西洋的驳船。
[4] 加拿大首都。
[5] “十测板”（Ten-Test），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加拿大生产的建筑用隔热木板，主要以木料纤维压制而成，价格较低廉。因其隔热，还可以节省当时较昂贵的暖气开支。下文中的胶合木板（Plywood）以整片薄木片黏合而成，更坚固，价格更高。
[6] 加拿大的大多数报纸，周六或周日版中会包含一个彩色印刷的连环漫画单元。
[7] 这首歌是1945年发行的美国乡村流行乐作品Sioux City Sue，曾占据公告牌（Billboard）榜首四周之久。歌中的“苏城”（Sioux City）位于美国艾奥瓦州。
[8] Beautiful Brown Eyes，美国乡村民乐早期作品，最初录制于1937年。
[9] 贝蒂·葛莱宝（Betty Grable），1940年代美国歌舞片明星，以“好莱坞最美的双腿”而闻名。她身穿比基尼回眸一笑的照片，二战期间被印成海报，贴在鱼雷艇和轰炸机上，作为缓解思乡之苦、鼓舞士气的法宝，她也随之成为士兵的梦中情人。
[10] 碱液（Lye），肥皂作为日用商品普及前的清洁用品，以水、草木灰加上动物或植物油脂制成。
[11] 这是当时的一个字谜。单词BED意为床。谜面可解为“单词BED中间的一个小黑E”，英语读作“a little dark E in bed”。谐音“a little darkie in bed”，即“床上的一个小黑人”。“darkie”现在认为是对非洲裔的歧视性称呼，单词本身可追溯到奴隶贸易时期。
[12] 八号球（L’il 8-Ball）是美国动画大师华特·兰兹（Walter Lantz）1939年创作的角色。得名于台球运动中的九球，其八号球为黑色。
[13] 《魔术师曼德雷》（Mandrake the Magician），美国最早的超级英雄漫画之一，始于1934年，讲述的是能将敌人催眠的魔术师曼德雷与助手洛萨（Lothar）惩奸除恶的故事。
[14] 一战与二战期间，为减轻食物供给压力，加拿大及英美等国鼓励居民在私家花园和公共绿地种植蔬菜水果，称为“胜利花园”（Victory Gardens）。同时推广家庭腌制蔬菜，制作果酱等，以保存食物。
[15] 康科德葡萄（Concord grapes），广泛种植于北美。
[16] 容量单位，英制的1夸脱约等于1.14升。
[17] 皇冠果酱瓶（Crown jars），19世纪到20世纪60年代在加拿大生产，玻璃瓶身，金属瓶盖，尺寸各异，用于保存食品。瓶身上有“加拿大制造”（Made in Canada）字样及皇冠图案，现在是热门收藏品之一。
[18] 烟草公司从19世纪起在零售盒装香烟中加入硬纸卡片，也称香烟牌子，多按主题成套推出，使烟盒更加牢固，并以卡片收集带动香烟销售，二战后渐止，现为收藏热门之一。“飞翼”（Wings）香烟由英美烟草（British American Tobacco）的子公司Brown & Williamson于20世纪30—60年代生产，1940—1942三年间，先后推出过三批以当时的著名战斗机为主题的卡片。
[19] 纳达公主（Narda），《魔术师曼德雷》中的一个配角，参见本书35页注③。
[20] 沙拉达茶（Salada Tea），1892年诞生于加拿大蒙特利尔，以保鲜铝箔包装茶叶，至今仍在销售。
[21] “吉菲”（Jiffy）品牌1930年创立于美国密歇根州，生产用于烘焙的各种混合面粉配料
[22] 凯蒂（Katy）是凯瑟琳（Catherine）的昵称。
[23] 在欧美，亲朋邻居家中有人去世时，一般习惯带些食物或鲜花前往家中吊唁。
[24] 美国斯图贝克公司（Studebaker，1852—1966）生产的汽车。
[25] 贝蒂（Betty）是伊丽莎白（Elizabeth）的昵称。
[26] 阿沃扭路（Avenue Road），多伦多市中心一条南北向道路，这里采用多伦多市政府网站的译法。
[27] 皇后大学（Queen’s University），位于安大略省的金斯顿（Kingston），在多伦多市以东，大约两个半小时车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