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瑞瑙特的创作人生
郑远涛
“他的脸多年来萦绕在我的心头；那双不可思议的眼睛，那头发在额上跃跃弹跳，还有那想必在他二十来岁已沧桑毕露的美，晒伤的皮肤黝黑，太阳下的头发近乎白色。”玛丽·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写给一个牛津大学同窗的信件中这样谈起亚历山大大帝，仿佛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确是故人。玛丽始终记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念书，参观了校内的阿什莫尔博物馆，被内中几件著名文物的复制品深深打动：腰身细巧的克里特岛跳牛者、金发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还有雅典卫城出土的亚历山大头像。带着这些不可磨灭的记忆，玛丽经历了毕业、几年的独自漂泊、护士生涯、首次出书和“二战”的炮火。后来她和伴侣朱莉·穆拉德离开寒冷保守的英国，到阳光灿烂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没有回去。在南非海滨，玛丽的希腊灵感才终于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终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据扎实、想象驰骋的长篇历史小说，其中洋洋千页的亚历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伦斯医生夫妇生下长女玛丽时，料想不到她会成为不凡的作家；他们也不赞成女性拿写书当职业。查伦斯娶了牙医的女儿，婚姻门当户对，属中产阶级，家中有仆役多名，但夫妇俩个性扞格，常争吵不休。玛丽早早显露逾矩的性格，既活泼奔放又嗜书如命，尤其喜欢牛仔故事并在游戏中搬演，离母亲期许的淑女相去天壤。成为作家的瑞瑙特，回忆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说“不记得有哪个时期是我不盼着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离的孩子，这些心灵创痕将来会成为她作品里反复演绎的主题。
中学寄宿时，玛丽在校图书馆发现柏拉图的英译本，毕业前读完了全部《对话录》。苏格拉底及其弟子们生活的动荡世界在她脑海中潜伏浸润数十年，方酿出杰作《残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罗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绩优异，她进入当时专收女生的牛津大学圣休斯学院，主修英语。
“牛津造就了我。”后来瑞瑙特喜欢说。然而当时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学也不免给她带来挥之不去的边缘感。无论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响她一生的两位老师：希腊学教授吉尔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后来以《魔戒》的中洲成为一代文豪的语言学教授托尔金（J.R.R.Tolkien）。托尔金在学生们面前朗诵史诗《贝奥武甫》，使瑞瑙特感到这部陌异的古英语诗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讲课则使她重燃对柏拉图的热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对希腊文所谓arete（个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异，天赋参差，但每个人都必须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毕业后玛丽不顾父母反对，过了几年边打工边笔耕的生活，终因营养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养。1933年夏，一筹莫展的她做了个改变终生的决定。徒步旅行重访牛津时，她在毗邻母校的拉德克利夫医院门外歇息，省悟到她写作的挫败是由于缺乏人生体验，而在这所古老的医院中，生老病死永恒地上演着。她当即谒见院长，说服让她留下学习护理。这年她28岁。
工作繁重、戒律森严的护士学员生涯，对一个牛津毕业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玛丽坚持了下来。日后读者会在她描写男孩亚历山大的《天堂之火》（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达式锻炼，领会早年的纪律约束无论是对挥剑的亚历山大还是挥笔的玛丽，都同样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玛丽邂逅见习护士朱莉·穆拉德，两人情投意合，后来相伴终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访谈，说她和玛丽都是双性恋，各自跟男性发生过恋情，但最终选择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讲过：“我想许多人的性欲望是居间的……就像从白到黑的色差，中间是各种各样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为第一主角，转型写历史小说后，叙述者“我”总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导致读者常认定“玛丽”是男作家的化名。《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叙述者是一个性别暧昧的阉人。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提出“伟大的心智雌雄同体”，瑞瑙特则说：“我从来不是女性主义者，因为这些年来我的内在自我都不加区分地占据着两种性别，以至于不可能参与性别之战。”她自由化入各种性别身份的能力，足证此言不虚。
完成学业后，玛丽从事护理，利用工余和假期写小说。她用笔名“瑞瑙特”登上文坛，头两部小说出版于战云密布的伦敦。“二战”爆发，玛丽和朱莉响应政府动员令，先后在多地医院照料伤兵，并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务。医院中做勤杂工的良心反战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与士兵之间的冲突和友谊给玛丽带来震动，战争尘埃落定后被她写入《御者》（The Charioteer，1953）。
战后她离开护理行业，专注创作。迄移居南非为止，瑞瑙特共写成五部小说，都是当代题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致力刻画他们的内心世界，不乏骇俗的性意识。《相好的姑娘们》（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传性的轻喜剧，书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归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赢得米高梅奖金。1948年，这笔钱让玛丽和朱莉踏上远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这个新国度，她和朱莉举办派对，结识了大群的年轻演员和舞蹈家，不少是来自英国的退伍军人，多数是男同性恋者，他们的聚散离合激起玛丽的灵感，写出现代同性恋文学史上的名作——“二战”爱情故事《御者》。书名采自柏拉图《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个意象，喻示灵魂中骚动和驾驭的矛盾。这部以古典烛照现实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创作的分水岭；其后，她沿着历史长河继续回溯，在音声已希的古希腊世界上岸。
第一人称回忆录体的《残酒》（1956）以希腊文明悲剧性的漫长内耗——伯罗奔尼撒战争（431 B.C.-404B.C.）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亚的成长故事。他与吕西斯的关系再现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恋习俗：较年长的“爱者”（erastes）要担当他倾慕的少年“所爱”（eromenos）的精神导师。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导向《残酒》。前一本书中，现代同性恋者面临医学、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转入地下生活，难以获得灵肉兼备的满足，而《残酒》的两位男主角则生活在一个他们可以共同追求光荣的时代：在苏格拉底身边受教，在练身馆竞技，一起参加地峡运动会，为抵抗斯巴达并肩作战。在性议题上，瑞瑙特说她反对“性的部落主义”（sexual tribalism），觉得现代人纠结的性身份问题本不应成为问题：“希腊人问的是一个人有何优点，而希腊人是对的。”
《残酒》不仅是个爱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画卷：书中战争与和平交替消长，寡头与暴民轮番上台。在玛丽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国民党（National Party）赢得大选，随即颁行种族隔离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党利用非理性的民众情绪而控制国家，进一步激化了原已复杂的种族矛盾。尽管她奉历史现实主义（historical realism）为圭臬，从不为借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写三十僭主操纵雅典社会时，常联想到她的此时此地。“历史并不重复它自己，其韵脚却每每相同。”这句归于马克·吐温名下的话看来有点道理。
《残酒》受到严肃书评人和读者的一致赞赏，奠定了瑞瑙特历史小说家的地位，其成功并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学者出身，拉丁文颇有功底，希腊文却全凭自学，常读的是希腊文和英文对照的洛布（Loeb）古典丛书。然而她一丝不苟，研究两年方才动笔，初稿写好后远赴希腊实地旅行，以求细节无误，最终做到“对一个时代的风俗习惯的真正神入（empathy），这是把想象力，把一种深沉的人道精神，极致地应用到史料知识上，以至它化为本能的结果。”
希腊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岛，观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复的希腊史前文明遗迹——克诺索斯王宫，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开她眼界的文物，这次是真品。据说，这里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闯迷宫，杀死牛头怪的地点。身临其境，她悸动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据历史学者的理论和考古学的成果，剥除忒修斯传奇中的荒诞之辞，写成两部小说。那神话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于心理深度的诠释。《国王必须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里来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称的“自述”，早在希腊古典时期已沦为童话的忒修斯，形象从未这样血肉丰满。相传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认为那是后起的附会，而把他写成一个仿若出土的跳牛者壁画中那种细巧灵活的人——祭献给牛头怪弥诺陶弥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说中是跳牛者。无独有偶，史载亚历山大大帝个子也不高。亚历山大刚柔相济、泛性恋（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爱恋女子却排斥自身“阿尼玛”（anima）的倾向，恰成对比。
在南非开普敦，玛丽和朱莉在一栋木屋住了多年，她们命名为“提洛”（Delos），原是爱琴海岛屿，传说中阿波罗的诞生地。“提洛”俯临大海，远眺平顶的桌山（Table Mountain），雄奇壮美。带盐味的轻风、滑翔的海鸥、远远的航船和勇敢的冲浪少年，都跟她笔下的另一个海洋文化——古希腊一样充满生机，不啻是她理想的写作环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这对伴侣日常散步的海滩，也竖起过“只许白人入内”的牌子（被玛丽用螺丝刀趁夜摘除）。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卷入政治生活：上街游行反对种族隔离，参加抗议团体，到社区为政党拉票。然而政治讲求集体行动，处处需要妥协，与作家对“个人卓越”的信念相违。因此，她虽然在劝说下出任了国际笔会（P.E.N.）开普敦分会的会长，并跟图书审查长年斗争，但年事的增长、对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渐淡出运动，重投想象世界。
《阿波罗面具》（1966）以一个周游列邦的演员为叙述者，以剧场黄金时代的一件遗物——阿波罗面具——为良知的象征，展现了柏拉图实践治国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叙拉古城邦，强人僭主用密探施行恐怖统治，死后国家陷于混乱，跟瑞瑙特身处的非洲现实若有交集。但作者强调她写的不是影射小说：“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话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永远奔流的人性之河，由于所经过的土地而不断改变，成为浅水、漩涡、瀑布和湖泊。或许历史唯一具有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考量这种本质和个案之间的永恒变化的互动。”
瑞瑙特对柏拉图终身保有仰止之情。“在他身上，亚历山大炽热的想象力会找到一个解人、一个向导。”柏拉图两度远赴叙拉古，辅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学家国王”而惨淡终局，令人扼腕。他死时，马其顿王子亚历山大年约八九岁。假设柏拉图来得及教导亚历山大——假设是他而非亚里士多德做了亚历山大的教师，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面貌？借着《阿波罗面具》叙述者的口吻，作者抒发了自己的怅恨：“一台悲剧……其悲哀在于主角们从未相遇”。
亚历山大三部曲《天堂之火》（1970）、《波斯少年》（1972）、《葬礼竞技会》（Funeral Games，1981），加上一部传记《亚历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1975），花费了瑞瑙特最后十几年的大部分时光。历史上，亚历山大是个顺应时代潮流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绝路之时横空出世。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就说，马其顿崛起前，各自为政的城邦之间长年争斗，令希腊文明危机四伏，而亚历山大的政策“给有思想的人们的头脑带来四海一家的观念；以往对城邦的忠诚与（在较小程度上）对希腊民族的忠诚看来已不合时宜了。在哲学上，这种世界主义观点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实践上它开始得较早——始自亚历山大”。瑞瑙特对希腊文明的回顾，从《残酒》到《阿波罗面具》再到亚历山大系列小说，写作次序和历史发展恰好一致，各书脉络也相互贯通。1960年代以来西方反战的呼声很是强烈，到瑞瑙特写亚历山大时，她很清楚这位征服者是个逆潮流的题材。然而令她最着迷的大概并非亚历山大的军事才华，而是他无畏无惧、闯荡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从记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吗？《天堂之火》中，作者用一个虚构的情节塑造他那无畏的心性。少年亚历山大首次厮杀前感到胆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诉，听见神告诉他：“人的不死并非在于永远地活着，那愿望源自恐惧。令人不死的是每一个超脱于恐惧的瞬间。”
历史学家霍兰（Tom Holland）指出瑞瑙特亚历山大小说的特色在于她对亚历山大能切身认同（self-identification），这在《天堂之火》中尤其显著。亚历山大跟作者一样，父母的关系剑拔弩张。这种家庭张力是以象征手法烘托的。欧里庇得斯晚年作于马其顿的《酒神女众》（The 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两极冲突予以戏剧化，它在小说中有一台演出。这部戏象征着崇拜酒神的奥林匹娅斯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影响；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让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开始时，缠绕五龄童亚历山大腰间的蛇，是母亲捆缚他的、他后来努力挣脱的纽带。小说结束时鹰蛇厮斗，则是借自《伊利亚特》（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说中蛇代表母亲，鹰（宙斯的神鸟）代表男性因素。荷马的诗里，大蛇咬伤鹰的胸脯，使之松开脚爪翔离，《天堂之火》的鹰蛇搏击却胜负未定，暗示父母双方的烙印在亚历山大余生中将继续起伏消长，造成他一些悲剧性的过错。
然而《天堂之火》不是悲观的，故事明暗交错，亚历山大始终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马史诗在精神上的最后一个传人，以阿基琉斯为榜样，宁舍长寿而追求光荣，要用战斗来证明自己犹胜乃父。他师从大哲亚里士多德学习治国、伦理和科学，但比亚里士多德更富于想象力和热情，又能在实践中超越老师的种族偏见。他情感细腻，却由于父亲性放纵的反激作用，秉持着近乎禁欲的节制。家庭张力使他从小向外寻求友谊：从卫队的营房、马厩的仆役、波斯流亡者那里增长见识，得到安慰；受《伊利亚特》英雄情谊的熏陶，他与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随的伴侣。正如朱莉陪伴着玛丽度过不少艰难岁月，友情是亚历山大一生的救赎。
阿里安在《亚历山大远征记》中频频使用pothos（希腊文“渴求”、“热望”）一词，解释亚历山大为什么永远向前，决心走到世界的尽头。《波斯少年》借叙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点明亚历山大这种不知疲倦的探险家性情。作者又让亚历山大告诉巴勾鄂斯：“什么是快乐？……当人把整个心智和身体伸展到极限，当人把思虑全部用于下一瞬间要做的事，这样的时候，回想起来就是快乐。”我们可拿这书当旅行记来读，追随亚历山大从里海之滨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写实之中又有一种异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尔金是瑞瑙特的老师。
《波斯少年》从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视角看待亚历山大远征，这是文学的创举。作者曾说，马其顿人对波斯人充满偏见，是她不想用的视角；同时她希望在书中容纳波斯人对马其顿人怀有的一些偏见，展现亚历山大如何克服它们。叙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极不寻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亚历山大先后宠幸的宦官。由一个异族的阴柔者说出最勇武的战士的正传，颠覆了两千年来的主流叙述方式，也开阔了读者的眼界。用内廷宦官的观点叙事，代价是亚历山大一生的几场大战都只能用远景镜头或转述来呈现（作者出于和平主义立场，也许本就有意简写战争，而且屡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显战争的惨象），优势则在于让护士出身、对肉体富有第一手知识的作者，能够无微不至地描写健康和伤病时的身体，因为巴勾鄂斯在亚历山大生命中扮演的常常就是护士角色。当他怜惜地端详亚历山大布满伤疤的肉体，或在战场外遥遥注视国王受伤的过程时，瑞瑙特笔力千钧。巴勾鄂斯和亚历山大的爱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他对国王的奉献式的爱，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龄相仿的奥登（W.H.Auden）的诗句：“If equal affection cannot be，/Let the more loving one be me.”（若爱情无法平等，/让我做那更深爱的人。）它不同于赫菲斯提昂和亚历山大荷马式的同袍之爱，也不同于《残酒》的雅典男风。但亚历山大进入波斯后短短数月便采取东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亚历山大的话是：“从爱你开始，我学会了爱你的民族。”瑞瑙特写下这些文字之际，南非正因其种族隔离政策而被国际社会孤立。作者褒扬亚历山大超前的同时，也对某些现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评。
如果说亚历山大军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国手腕则显出人性的弱点。在《波斯少年》里，他有志建立一个种族平等、选贤举能的帝国，但任用官吏偶尔也所托非人，而马其顿将士们以胜利者自居的骄矜，更多次阻碍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剧性的一面既有个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时代的必然结果。到了三部曲的终篇《葬礼竞技会》，亚历山大便以缺席来显现他的伟大：各怀私利的将军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国分裂的狂澜，也大多难逃血腥的下场。
《葬礼竞技会》类似编年史的结构，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来始终运用的成长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亚历山大正传，也是巴勾鄂斯个人的成长史，写出他如何从童年的劫难中解脱出来，长成一个觉醒的、善用生命的强健人物。然而《葬礼竞技会》的一种读法，是把它看成欧律狄刻的成长故事。她是瑞瑙特历史小说中绝无仅有的女主角，生为天潢贵胄，自幼习武，她唯一的moira（希腊文“天命”、“命运”）是像亚历山大一般以武功和权力实现自我；却野心有余，愿景不足，有一时之勇而无亚历山大在严酷的成长教育中炼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终从权力高峰坠落。瑞瑙特不回避欧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许她意识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愿、以她少女时期壮怀激烈的白日梦，倘若生于古代，她本来也可以是欧律狄刻。就事论事，欧律狄刻在历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说是夭折的成长史。《葬礼竞技会》是一支挽歌，角色的明暗呼应像是以对位法（counterpoint）谱成的旋律：亚历山大的贤妻斯塔苔拉对恶妻罗克萨妮；他视若母亲的、情深义重的波斯太后对他毒辣的生母奥林匹娅斯王后；欧律狄刻的怯弱对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这暗黑的故事也偶尔闪现人性的高贵。亚历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轮午夜太阳投射在战火纷飞的疆域上，连这太阳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书最后一句却描写亚历山大陵寝的屋顶上月桂叶的金环，它“在地中海的微风中轻轻颤动，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虽短，他的pothos会活在人类的记忆里。
瑞瑙特晚年写道：“我们走向过去，也许是为了寻回自己，也许是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挣脱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条把我们带到今天此处的崎岖长路之后，我们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腊文明构成了瑞瑙特小说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当代题材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腊神话和文学的光束所映照。不同于许多文人对古希腊怀有单纯而美好的向往，她的古希腊远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过的时代一样战乱频仍、社会激荡。无论她的主人公是开辟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亚历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绅、演员、颂诗人，还是平凡的伤兵、医生、护士，几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挣脱环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寻求自由，如同他们的创作者从家庭，从英格兰破茧而出，寻求自由一样。希腊人的理想——光荣、自尊、卓越、节制；阿波罗的理性和狄奥尼索斯的沉醉——在玛丽·瑞瑙特的作品中无处不在。《御者》里，体验着成长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那篇对话：“现在它不再代表饱满完整的东西了，而是充斥着困惑与不定与痛苦与悲悯，和一团乱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转念一想，这本书也正是为了这样一个世界而写的。”瑞瑙特崇敬地称苏格拉底为“我的主保圣人”；在他看来，未经审视的生活不值得去过。捧读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对于我就是一趟得以审视生活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