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下起了倾盆大雨，阿尔伯特夹着鞋盒，左手包扎着绷带，缓缓地推开了通往大楼院子的栅门。院子很小，堆满了门窗侧柱、轮胎、破旧四轮车的顶棚、断了腿的椅子以及一些无用的东西，没人知道这些破烂为什么放在这里，也不知道能用它们来干什么。地上凸起一块一块的方格，到处都是泥，下过雨的地面积了水，许多地方都形成了水坑，为了不打湿鞋，阿尔伯特只能向前跳跃，一只脚跨到没有积水的方格，另一脚又跨向另一个凸起的地方，轻松地就通过了这里。时间一长，地上的沥青褪去，没了弹性，他抱着装满安瓿瓶的盒子，跳着舞者的脚步……他踮起脚尖，穿过院子，回到居住的小楼，这里的楼层改建后用于出租，一间房要收二百法郎，和巴黎正常的房租相比，简直是少得可怜。
6月，爱德华出院不久，他们就住进了这里。
那一天，阿尔伯特去医院接爱德华。尽管生活拮据，他还是想办法找了辆出租车。战争结束后，人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残废的军人回到现实生活中，他们中有各种各样受伤的士兵，战争带来了一幅令人难以想象的画面。这个被再一次赋予生命的士兵，拖着僵硬的腿，一瘸一拐地走着，脸上还有一个大洞，这吓坏了俄罗斯司机。阿尔伯特也一样，每周去医院看望他的战友时，都要被吓出一身冷汗。出了医院，外面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牵着动物园的猛兽在大街上闲逛，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说一个字。
爱德华无处可去。阿尔伯特住在七楼的一间小房子里，房顶还有些漏风，屋子里有一间厕所，走廊里还有一个只有冷水供应的水龙头，平时，他就在这里随意擦擦身体，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会去公共澡堂。爱德华走了进去，似乎看也没看房间就坐到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一会儿看看大街，一会儿看看天空，右边鼻孔处还插着一根烟。阿尔伯特立马就明白，爱德华哪里也不会去，于是，照顾他很快就会成为日常的主要工作。
两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生活立马变得困难起来。爱德华很高，身上没有什么肉，骨瘦如柴，唯一比他瘦的只有爬过房顶的那只灰猫。光是他一个人就把房间占满了。房间本来只容得下一个人，现在两个人基本上就像挤在战壕里，压抑的感觉让人喘不过气来。爱德华睡在地上，身上只搭一床被子，白天抽着烟，僵硬的双腿放在身前，眼睛一直盯着窗外。阿尔伯特给爱德华准备了一些吃的，还有药剂、吸管、胶皮管、漏斗，在反复检查了哪些东西爱德华可以碰，哪些不可以碰以后，他才出了门。整个白天，爱德华一直待在同一个地方，就像冻住了一样。似乎他就任由自己的生命匆匆流走，就和血从伤口不停流下来一样。阿尔伯特无法忍受不幸，他编造着各种理由，想快点离开房间。实际上，他只是要去迪瓦尔吃晚餐，因为同这样一个悲哀的人交谈是多么折磨人。
他感到害怕。
他不停地询问爱德华对未来的打算，想要知道他要逃避到哪里去。但是，对话常常在刚一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当阿尔伯特看到战友那沮丧的表情时，什么也说不出来。爱德华湿润的眼是这幅绝望画面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那是一个万念俱灰、无能为力的眼神。
这个时候，阿尔伯特的心软了下来，他决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要负责爱德华的全部生活，直到他身体变好，找回生活的乐趣以及开始人生新的计划。一方面，阿尔伯特认为恢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持续时间长，得以月来计算，另一方面，又避免去想以月为单位来计算不是个好的方式。
他拿来纸和彩色笔，爱德华画了一个谢谢的表情，但始终没有打开包裹。爱德华不算是白吃白住，他不过只是一个空空的外壳，没有欲望，没有期盼，似乎也没有思想。就算阿尔伯特像人们抛弃自己的宠物一样，把他丢到桥下，立马转身跑开，爱德华也不会记恨他的。
阿尔伯特很清楚“神经衰弱”这个词的意思，他打听询问后，得到的答复都是“忧郁症”“抑郁障碍”“情感性障碍”，这些都无所谓，最大的问题是爱德华现在正在等死。不管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死亡，这都是他唯一可能的出路，不过是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再简单不过了，没有多大的改变，向死亡屈服的他，像是沉默寡言或者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再期待什么，只关心死亡的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
阿尔伯特不断地和他说话，但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他就像一个老人，独自坐在简陋的房子里自言自语。
“不过，算我运气好。你虽然闷不吭声，可是要是一个难相处的人，专门跟我唱反调，那还要更烦呢。”他一边对爱德华说，一边搅拌着鸡蛋和肉汁。
他尝试了各种方法来宽慰战友，希望可以改变他的精神状态，挖掘出那个从第一天就存在的谜团：爱德华要怎样才能笑起来呢？在最好的状态下，他的喉咙不过也只是发出一些尖锐的声音，让你感到不自在，忍不住想要去做些什么，那就像是口吃的人为了摆脱结结巴巴说话的方式，努力地发出一个音来，这真是令人恼火。不过爱德华很少这样，也许是疲倦造成的。阿尔伯特没有成功地让爱德华笑过一次。另外，自从被活埋这件事情发生以来，这并不是唯一萦绕在脑际里纠缠不清的想法。除了紧张以外，还有持续不断的焦虑和对未来突发事件的担忧，反反复复地烦恼着各种事情，直到累得筋疲力尽。最近他脑子里又一次出现了那匹死马的头。他把爱德华的画裱了起来，花了不少钱。这也是房间里唯一的装饰，也可以鼓励好友重新开始工作，充实过每一天。阿尔伯特常常站在他面前，手放在口袋里，不加掩饰地赞美着他的天赋和才能，说着，真的，真的，如果爱德华想要……而这些话都没有用，爱德华只是吸着烟，有时用右鼻孔，有时用左鼻孔，目不转睛地盯着锌制屋顶和烟囱看，沉溺在这样的画面里。他失去了所有的乐趣，在医院的几个月里，什么也没想，什么也没做，大部分的精力都用来和医师或者外科医生唱反调，不仅仅是因为他拒绝自己新的样子，也是因为无法幻想未来的生活。时间已经停在了炸弹爆炸的那一刻，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家里的时钟出了问题，每天只会播报两次，这让爱德华十分难受。从受伤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爱德华也二十四岁了，看似原本属于他的一些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无论怎样都应该恢复正常。
他长时间保持一种封闭的状态，闭着眼睛抗拒着一切，不与外界交流，和其他士兵一样，保持一种静止的状态。这场战争创造了一个疯狂的世界，有的人身体变得蜷曲，有的折叠，还有的歪七扭八。爱德华的画，尤其是他画的莫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外界的抗拒。爱德华认为莫代是一个下流胚，只关心医学和外科手术的发展，对病人没有耐心。不管是不是真的，爱德华也不在乎了，他脸上有了一个大窟窿，早就没有心情去区别好坏。他抓住吗啡这根救命稻草，弄虚作假、装病哀求医生，甚至可耻地偷窃，也一定要拿到医生开具的吗啡处方。他可能会想：“即使我最后死于吗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他总是在乞求更多的吗啡。在爱德华无数次拒绝移植手术、装假体和假牙之后，莫代教授也放弃了劝告，向士兵推荐最新的外科手术是替他们着想，但是他们不想改变，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就好像炸弹是我们扔的（士兵拉里维埃经常去见精神病科的专家，但是，他从来不回答他们任何问题，十分封闭和固执）。因此，那些专家便总结了一套士兵受到创伤后变得顽固的理论。莫代教授对这些解释从来不过问，也不在乎，他把时间和知识都花在了他认为值得的人身上。他甚至看都没看爱德华一眼，就签了出院证明。
爱德华带着医生的处方、几瓶小剂量的吗啡和一叠欧仁·拉里维埃的材料离开了医院。几个小时后，他来到战友那间小得可怜的公寓里，坐到了窗前的椅子上，似乎整个世界的重量都压到了肩膀上，像是判了无期徒刑后，被扔进专属的小牢房里。
尽管无法理清思绪，爱德华仍然试图把注意力集中到日常生活上。“是的，他需要考虑钱的问题，他现在能做什么？自己这么大个人怎么办才好？”爱德华对此没有想法，大脑就像过滤器一样，思绪一下就飘远了。阿尔伯特干完活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大中午，早就累得挺不住了。爱德华也捏紧拳头默默忍受，想象着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他总是去想母亲，但记忆里母亲的画面却很少，那些跑出来的一点儿回忆，他总是固执地抓住，牢牢不放。在模糊的画面和情感的汇聚中，他闻到母亲芬芳的香水，看到粉红色的梳妆台上的绒球头绳、护肤品和化妆用的毛刷，想到某一天夜晚，还是孩子的自己抓住母亲衬裙的边缘，感受到那柔滑的缎面。母亲弯下身体，靠近自己，金色的圆形颈饰垂下来，她缓缓打开，像是要说一个秘密。只不过，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一个字也没有，连一个眼神也没有。母亲在他记忆里消失，所有他认识的、还活着的人的记忆也变得模糊，那些脸也一并地从记忆里消失了，母亲的、父亲的、战友的、情人的、老师的、玛德莱娜的等等。当然，他常常想起玛德莱娜。爱德华想要回想起她的笑容，可是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光芒。他疯狂地想要聆听那个笑声，画几幅夸张的表情就能轻易地让仆人们哈哈大笑，因为他们知道爱德华没有任何恶意。爱德华还对变装的恶趣味乐此不疲，而且他十分有天赋。玛德莱娜看着他的装扮，笑得有些尴尬，她总是说：“要是爸爸看到这个的话，你就完了！”她警惕着周围，以防父亲突然出现。
偶尔，爱德华得躲起来，然后在冷冰冰的晚餐时间故意带着妆出现。佩里顾先生总是暴跳如雷，一把扔掉餐布，呵斥着儿子，让他离开餐桌，爱德华一脸矫揉造作的表情，十分惹人不快，然后大叫着：“啊，什么，我又做了什么？”但是，没有在笑。
所有的这些面孔，就连他自己的，最后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一个没有面孔的世界里，还能坚持什么，还能和谁做斗争？他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脑袋，只有身体的世界，为了弥补，那些身体变到原来的十倍大小，比如父亲巨大的身体。孩童时代的情感像泡沫一样跑了出来，父亲时而令他害怕，时而又笑容满满地说：“儿子，难道不是这样吗？”父亲以成人的相处方式教育爱德华坦诚，或者是让他明白一些道理。他想象力变得贫乏，想象的画面都变成事情本身的样子。父亲总是走在前面，身体的影子扩散开来，占满了所有空间，完全就是画册里的吃人妖魔。还有背影！高大可怕的背影让父亲显得很魁梧，越拉越长的影子，甚至比爱德华还要高，这背影像父亲一样冷漠，像父亲一样轻视、反感爱德华。
以前，爱德华憎恨父亲。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他们相互都不理睬对方。爱德华的世界崩塌了，因为连恨也没了，还有什么理由能支撑他活下去？他迷失在了这场战争中。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曾经经历的痛苦又一次在脑海里翻腾起来。每天，阿尔伯特都要出去找工作，很长时间才会回到家。当他想聊天的时候（阿尔伯特总是有很多话），爱德华就开始回想往事。通常是晚上8点左右，家里也不开灯，一点光线也没有。阿尔伯特忙活起来，劲头十足地东拉西扯，像是有说不完的话，说得最多的就是缺钱。他每天都要去一家叫作维尔格兰的商店，那是政府为最贫困的人开设的一家日常生活用品店，物品常常被疯抢一空。他是个很有同情心的人，不是太在意吗啡的价格。虽然常常把钱挂在嘴边，可语气听上去还算是比较高兴，好像开玩笑后短暂的尴尬一样。比如在前线，为了鼓舞士气，人们会说战争是服兵役的另一种形式，一段最终会留下美好回忆的苦差事。对阿尔伯特来说，经济问题会得到解决，这件事只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变好，爱德华受伤的补贴金很快就能缓解经济上的困难，可以养活他了。一个为了祖国奉献自己生命，再也没办法回到正常生活的士兵，一个赢得最终胜利的，让德国人屈膝下跪的士兵……阿尔伯特在这上面总是有说不完的话，反反复复算着复员金、退伍补助、伤残费等等。
而爱德华就在一旁摇着头。
“不，为什么？”阿尔伯特问道。
爱德华心里很确定，不能这样做，他没有填表，更没有递交材料。
“伙计，别担心，我来填。”阿尔伯特说道。
爱德华再一次摇头。阿尔伯特总是无法理解自己的想法，他靠近小板子，用粉笔写下了：欧仁·拉里维埃。
阿尔伯特皱了皱眉头，于是，爱德华站起来，从背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表格，表格的标题是《领取退伍金申报材料表》，上面列出了委员会审批所需的清单。阿尔伯特注意到了爱德华用红色下划线标明的一些材料：伤残证明原件、军队医院或医务室医疗登记原始证明、遣返档案、住院表等等。
这真是令人震惊。
无论如何，上面写得很清楚了。他们没有欧仁·拉里维埃在113战役中受伤而住院的材料。爱德华·佩里顾的记录很容易就能找到，撤离不久后因伤死亡，接着欧仁·拉里维埃就被转移到了巴黎，但是官方记录的材料很有限，无法证实这些是否属实。爱德华只有死亡记录，没有伤病记录，他以欧仁·拉里维埃的名字转移到了特吕代纳大街的洛林医院。因此，不可能提供所需的材料了。
爱德华已经换了身份，再也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材料，什么也办不成。
如果说政府深入调查，查找登记证明，最后查出有人动了手脚，改动了文件，那么得到的就不会是退伍金，而是坐穿牢房的待遇了。
战争造就了阿尔伯特这个不幸的灵魂，这次他是彻底颓丧了，感觉到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一切都背弃了自己。他心里十分矛盾、慌乱：我该怎么办？从战争结束以来，一天天累积起来的愤怒一次性爆发了出来，阿尔伯特使劲用头撞墙，挂在墙上的那幅马头画掉了下来，玻璃杯从中间裂开，他一下瘫坐在了地上。近两周的时间里，他都驼着背、弯着腰，十分消沉。
爱德华的眼眶每天都是湿漉漉的。不过，他在阿尔伯特面前哭的次数不多，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已经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爱德华什么都明白，感到抱歉，总是拍着肩膀安慰阿尔伯特。
很快，两人就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一个偏执狂和一个残废住了进去。阿尔伯特每天都要精打细算，节省开支。报纸到处宣传着德国会赔偿战争全部损失的新闻，差不多半个国家都在谈论这件事。等待是漫长的，生活的开支不断地增长，而退伍金仍然没有发下来，补贴的钱一分也没拿到，交通混乱，毫无次序，也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国家才会供应生活所需。市面上因此出现了一些不法交易，很多人不得不想办法去搞钱，通过熟人介绍认识其他人，交换着各种信息和联系方式。这就是阿尔伯特找到佩尔斯巷9号的原因。这是一栋住着三个租客的房子。院子里的小屋被用作仓库存放货物，现在放着一些杂物，楼层里都空着，没什么东西。房子不太结实，但是空间大，还有一个烧煤的炉子。房间不高，所以很容易就暖和起来。房子有两扇大窗户和一扇画着牧羊人和羊群以及纺锤的屏风，屏风中间有些破损，看得见粗线缝补的痕迹。
因为租货车要花很多钱，所以阿尔伯特和爱德华只能用手拉车来搬家。9月初，他俩住进了这里。
新房东贝尔蒙夫人的丈夫1916年死了，一年后她的兄弟也死了。她还很年轻，说不准还有些魅力。她和女儿路易丝住在一起，“两个年轻男子”的到来让她感到心安，因为一个年轻女子住在巷子的这间大房子里，出了什么问题可指望不上现在那三个房客，何况他们年纪还很大。她靠着收房租简单地过活，时不时地也做些打扫清洁的活儿。剩下的时间里，她就一动不动地站在窗户边上，看着丈夫过去存放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多都已经没有用了，而且堆在院子里早就生锈了。每当阿尔伯特俯身靠近窗户，总是能看到她。
女儿路易丝是个机灵的女孩，十一岁，有一双猫一样的眼睛，可是脸上的雀斑却总是让她有些害羞，还有些怕生。有时候，她像岩石上的流水一样充满活力，可是有时却一下子安静下来，纹丝不动，像一尊雕像。她话很少，阿尔伯特不常听到她说话，连三次都不到，笑容更是一个也没见过。不过她长得很可爱。但她这样肯定会引起麻烦的，所以，阿尔伯特一直弄不明白她是怎样和爱德华和平共处的。通常来说，他不想观察任何人，但是这个姑娘却总是那么吸引人，让你不停想要去看她。从第一天搬进这里来，她就守在楼梯下面，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众所周知，小孩子的好奇心很重，特别是女孩儿。母亲准是告诉了她最近住进来了新的房客。
“不要去偷看，据说，那个男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房间，一直是他战友照顾他。”
这样说肯定不是什么好方法，没有那么容易就能打消一个十一岁的小姑娘的好奇心。阿尔伯特常常在想，这女孩总得厌烦了吧？但是，她完全不会。她很多次跑到楼上，坐在大门边，脸上一副期待的表情，一有机会，就往里面看，而且门本来就大开着。小姑娘坐在门槛上，嘴巴张成一个圆圆的O形，睁大着双眼，不打算离开。爱德华的脸看上去可谓惊心动魄，大开的嘴中，上排牙齿比真实情况看起来要大一倍，没有什么可以和这张嘴相比，阿尔伯特也不会拐弯抹角，直接对爱德华说：“伙计，你的样子看上去真的很可怕，我从来没见过谁的头是这样的，不过你至少得到了别人的关注。”事实上，他这样说都是为了劝说爱德华做手术，这一点，我可没骗你。为了证明这件事，阿尔伯特指了指门口的地方，小女孩一发现有人看到自己，立马惊慌地跑走了。爱德华无所畏惧，抽抽烟就很满足了。他堵住一个鼻孔，用另一个鼻孔吸了一口烟，由于无法从喉咙吐气，烟又从同一个鼻孔喷了出来。阿尔伯特常常说：“爱德华，我受不了了，我真的很害怕，那里就像一个正在喷发的火山口，我不骗你，不信你可以照照镜子。”虽然阿尔伯特在6月中旬才接了战友过来住，但是他俩就像一对老夫妻。日常生活十分不方便，又总是缺钱，但是这些苦难反而让两人的关系更亲近，像焊接在一起一样分也分不开。阿尔伯特是个感性的人，对于朋友的悲剧，他无法掩藏内心的情感，无法摆脱自己作为救世主的想法，如果不是为了拯救爱德华，那……这种想法从停战后一直就停留在了脑海里。爱德华也会去思考，想象阿尔伯特一个人是怎样挑起两人生活的重担的，因此，他也努力去减轻阿尔伯特的负担，做做家务，我向你保证，他们就像一对夫妻。
几天过后，上次跑掉的小路易丝又出现在了门口，阿尔伯特认为爱德华的样子吸引着她。路易丝在大厅的门槛上坐了一小会儿，二话没说就进了房间，走到爱德华身旁，向脸的方向伸出食指。爱德华跪在地上（显然，阿尔伯特看过这种滑稽的样子），任由小姑娘的手指在那个大漩涡边缘来来回回游走。她一副沉思的样子，沉浸在这样的动作中，就好像在做作业，专心致志地用铅笔在地图上勾画着，以便牢记法国的轮廓。
要是追溯两人关系是怎么形成的，这就是那个时刻。一放学回家，她就会跑上楼去找爱德华，给他展示从城市各个地方收集来的前两天或者前一周的日报。这是爱德华日常生活唯一的消遣，读读报纸，做做剪报。阿尔伯特看过一眼那本存放着各种剪报的文件夹，里面记载了战争死亡和纪念的报道以及失踪记录，看了让人十分难过。爱德华不会阅读巴黎的日报，他只看外省的。路易丝总是能收集来很多，没人知道她是怎么找到的。爱德华几乎每天都能拿到很多旧期刊，比如《法兰西西部报》《鲁昂报》《东部共和报》。爱德华抽着卡波尔香烟，剪下文章的同时，她就在厨房的桌子上做作业。路易丝的母亲对此没有任何反对。
日子过得很快，就快要到9月中旬了，一天晚上，阿尔伯特带着广告牌，十分疲惫地回到家。整个一下午，他走遍了巴士底狱和共和国广场之间的林荫大道区的所有地方，身体前后挂着广告牌（一头是品客公司的药丸宣传：改变一切只争朝夕。另一头是朱弗尼公司的女士紧身胸衣的广告：全法两百家供你选择！）进门的时候，他发现爱德华躺在那张年代久远的土耳其式长沙发上，这张沙发是好几个星期前才放进来的，当时全靠索姆河战役中认识的战友留下的小推车才弄来这个玩意儿，战友死的时候，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抱住阿尔伯特，这是他独特的延续生命的方式。
爱德华用一只鼻孔吸着烟，脸上戴着一种特别的面罩，从鼻子底部开始，一直到颈部，整个脸的下半部都被盖住，面罩的颜色是夜一般深蓝，就和希腊悲剧故事里演员的胡须一样。蓝色布料上布满了金色的小点，虽然布料颜色很深，但是却油亮发光，就好像在烘干前撒了些亮片上去。
阿尔伯特很惊讶，爱德华用手做了一个戏剧化的夸张动作，像是在说：“你觉得怎么样？”奇怪的是，这是阿尔伯特认识爱德华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他有人情味，实际上爱德华现在只能这样表达自己的意思。
接着，他听到左边传来了一声很低沉的声音，转过头的那一瞬间，便看见路易丝嗖的一下跑向了楼梯，还没听到笑声，人就不见了。爱德华还是戴着面罩，路易丝也是一样，仍然没有取下她神秘的面纱。又过了好几天，爱德华换了一个纯白色的面罩，上面还画着一个大大的微笑。笑眯眯的眼睛闪烁着光芒，那样子像极了一个意大利戏剧演员，有点斯加纳列尔或者帕利亚奇的感觉。每当读完报纸，爱德华就会准备纸浆来制作面罩，白色部分都是粉笔，路易丝和他一起刮下粉笔灰，然后再给面罩上色。这件事后来很快就成了日常消遣的全部。路易丝就是一个女巫师，总是能变出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她找来蛹衬、珍珠串、彩色毛毡、鸵鸟羽毛和人造蛇皮，当然还有许多报纸。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大工程，得跑遍全城去寻找所有这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阿尔伯特不知道要去哪里才能找到这些东西。
爱德华和路易丝享受着他俩的时光，制作了各种各样的面罩。每个面罩最多只会戴两次，新的就会换下旧的，然后旧的会被挂到房间的墙上，和它的“兄弟姐妹们”在一起，像是打猎的战利品，或是变装商店里展示的那些化装用品。
阿尔伯特晚上回到家，还没走上楼梯就已经9点了，胳膊下夹着一个盒子。
尽管马蒂诺医生给他缠了绷带，左手被希腊人割破的伤口仍然痛得要命，心里也是五味杂陈。抢劫来的这些存货给了他一点儿喘息的时间。寻找吗啡变得如此重要和迫切，他不禁陷入慌乱不知所措的情绪中……还有，沉浸在无数次幻想杀死爱德华的痛苦之中。
他向前走了三步，那里放着一辆破烂得只剩下一点儿零件的三轮车，然后掀开盖在上面的帆布，移开那堆仍然堆在斗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小心翼翼地把盒子放了进去。
在回家的路上，他就已经开始盘算了。即使爱德华保持着现在这么高的吗啡注射剂量，他们也能享受六个月的安宁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