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士兵最终爬了出来，那可和爬上战壕不一样。
从死亡边缘回来的阿尔伯特吐得很厉害，连肠子都快吐出来了。看到外面的世界仍然战火纷飞，他慢慢恢复了意识，确定自己活了过来。他并没有意识到普拉代勒中尉指挥的这场突击已经基本上结束了。军队就这样轻松地获得了胜利。经过顽强的抵抗和勇猛的进攻，敌人最终投降。这不过只是一场流血的突击战，从一开始到最后，38位士兵死亡，27位受伤，还有两个人不见了踪影，（当然，这并不包括德国佬的死伤人数）或者可以说，这是一场漂亮的战争。
战后的战场上，担架员正寻找着战友的尸体。阿尔伯特嘴上哼着小曲，轻轻地安抚着枕在膝盖上的爱德华·佩里顾。所有救援者都认为，他看上去似乎精神错乱了。阿尔伯特全身都有伤口，胸口肋骨断裂，也许整个碎掉了，幸运的是，肺还能呼吸。他脸上痛苦难耐，不过，这是一个好现象，证明他还活着。尽管如此，可以看得出他的气色并不好。即使很想知道这到底怎么回事，他还是要花一会儿工夫思考自己现在的状态。
在士兵佩里顾用他那独特的方式给阿尔伯特做心肺复苏术之前，他的心脏已经停跳了好几秒钟。自己究竟是靠着怎样的奇迹、毅力和不可思议的运气活过来的呢？正常情况下，这要靠除颤器电击心脏，随着胸部向上一提，肌肉收缩并轻微晃动，心脏恢复跳动，才能保住性命。
在前线医院里，医生仔细地包扎好伤口，宣布成功做完手术，再把病人送到一间特别宽敞的大厅里养伤。那里挤满了生命垂危的伤员，大伤小伤都有，缺胳膊断腿的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一些恢复得好的士兵，打着石膏，缠着绷带，开心地玩着牌。
多亏了113号战役的胜利，在停战前的最后这几周里，战时前线医院的工作强度得到了一定的缓和。似乎这场战争并没有那么严重，医院恢复了正常的工作。四年以来，医院所有人每天都手忙脚乱的，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自在。现在，护士们可以专心致志地护理伤员受伤的皮肤，处理流血不止的伤口；医生们不用被迫放弃医治被病痛折磨的士兵；外科医生不用再坚持72个小时不眠不休完成手术，不用再弯着腰，忍着抽筋的不适去锯开伤员的股骨、胫骨和肱骨。
爱德华一来，需要立即做两个临时的简易手术。经过医生检查，他的右腿多处骨折，小腿韧带撕裂，跟腱拉伤，伤势极其严重，以后多半只能一瘸一拐走路了。然而，最重要的手术是要刮掉脸上伤口化脓后的异物（前线医院的设备是可以完成这次手术的）。在接种疫苗后，尽可能地让呼吸道畅通，彻底阻止气性坏疽的蔓延，并切除大面积坏死的部分以防感染。接下来，最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委托医疗设施齐全的后方医院对其进行住院观察，如果能在手术中活下来，爱德华才会被送去专科治疗。
上级要求立即转移爱德华，这件事很快在医院里传开了，最终，阿尔伯特得到了守护爱德华的命令。幸运的是，上级很有可能在最南边一栋独楼里安排一间独立的房间给爱德华，这样，就不会听到垂死伤员没日没夜的呻吟声。
阿尔伯特在帮助爱德华站起来走路时，总是手忙脚乱，最后把自己累得不行，在这方面，他经验还不足。这个年轻人心里显然有好多话想要表达，但每次都不知道怎么开口。他从来不是一个思维敏捷的人，就连一个小小的意外也应付不了。爱德华忍受着伤口带来的疼痛，一直呻吟着，身体颤抖得特别厉害，必须要绑在床上才能稳住他。阿尔伯特清楚地知道，这里远离其他楼房，并不是为了让伤员舒适安逸地养病，而是为了避免引起其他人时时刻刻的抱怨。看来四年的战争还是不够长，他依然天真着呢。
整整几个小时，阿尔伯特一直停不下来，想要稳住战友。而战友却叫喊着，号啕大哭起来。疯狂的哭喊连续不断。如此长时间的精神折磨快要将这个年轻人逼到了崩溃的边缘。
在等待转移的同时，一位年轻的外科医生同意给爱德华注射吗啡以缓解疼痛，不过，只能把吗啡的剂量控制到最小，然后逐渐减少。爱德华长时间被疼痛折磨着，及时治疗显得尤其迫切，转移到专科护理也十分重要。
在吗啡的作用下，爱德华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他最初的感觉是混乱的，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注意力很难集中，分不清楚声音。最让人难以忍受的是上半身的疼痛，每一次心跳都伴随着阵痛。渐渐地，吗啡作用减退，疼痛感增强，不断挑战着他的意志。他的头如同一个共鸣箱，每一次阵痛袭来的时候，大脑里好像被某样东西接连不断地敲打着，声音浑浊沉闷，如同船靠岸时，船身上的救生圈撞到码头。
小腿的疼痛感也很明显。本来那颗该死的子弹只是打断了右腿，但为了救出阿尔伯特，伤势变得更严重了。不过在药物的作用下，疼痛似乎没那么难以忍受。他大概能够感觉到小腿，它还真实存在着。当然，情况还是比较糟糕。这是一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的腿，但它的功能并没有消失，还能用来走路。他的意识长时间处于迟钝状态，眼神涣散，看不大清楚，思维也是混乱的，各种各样的想法在大脑里来回翻腾，视觉、听觉、触觉以及情感都迷迷糊糊的。
现实与幻想交织在一起，美术作品在大脑里不断闪现，生命仿佛只是出现在他幻想中的美术馆里的一幅幅多姿多彩的作品。那是波提切利画中的美妙之物，或是卡拉瓦乔的名画《被蜥蜴咬伤的男孩》，男孩似乎是在看了一眼殉道者街上推车贩卖果蔬的流动摊贩后，受到了惊吓。爱德华有一种飘起来的感觉。他又想到另一个画面，他父亲衬衫的活动硬领，那玩意儿有着淡淡的粉红色调。
那幅单色画《人类的起源》记录着日常生活的平淡无奇，像是博斯笔下的肖像，勾勒出裸体的美感和士兵的愤怒，他曾经在家族的一个朋友家里偷偷看过。我要告诉你的是，这是战争开始前很久的事了，那时爱德华大概只有十一二岁，还在圣·克洛蒂尔德中学读书。圣·克洛蒂尔德是希尔佩里克和卡雷黛儿的女儿。爱德华认为她是个下贱的女人，她和她的叔叔戈德茨斯勒通奸，在公元493年的时候嫁给了勃艮第国王克洛维，成了他床上的女人，同一时期，兰斯主教勒米还从后面上了她。正是因为这些言论，他被勒令退学三次。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种极度肤浅的想法，甚至怀疑在那样一个年纪，他是怎样想象出这些人的样子，又是怎么构思出这么多细节来的。他父亲一言不发，只是认为爱德华眼中的艺术就是不检点的生活，和得了梅毒一样。事实上，在没去圣·克洛蒂尔德中学之前，有些事情的发展就不太顺利，特别是和父亲的关系。爱德华常常在画中表达这些情感。每去一所学校里，他都会在黑板上画所有的老师，每幅画都有一米多高，十分夸张讽刺。时间一长，学院生活的琐事成了他作画的主题。他父亲最终还是接受了这一切。作画的灵感慢慢发展到新的主题上，可以说这是爱德华“神圣的时期”。他画音乐老师朱斯特小姐的时候最为明显。她在画中是挥刀砍下奥勒非头颅的朱迪特，数学老师拉皮尔斯先生是奥勒非。大家都知道这两人搞在一起。头颅掉地的精彩场景象征着两人后来的分手。多亏了爱德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大家才可以在黑板上、墙上和纸上看到许多下流故事，老师们甚至也会先浏览一遍再上报校长。所有人都看到院子里坐着一位不起眼的数学老师做着淫秽下流的动作。爱德华那时只有八岁。这个有关圣经的场景让他有一种被上帝召唤的感觉。和校长的谈话并没有解决实际性的问题。校长挥动着手臂，那画面令人回想起愤怒的朱迪斯，爱德华似乎看到一位年轻女子抓住男子的头发，砍下他的脑袋，然后把它放到盘子上。在他眼里，那个女子更像是莎乐美而不是朱迪斯，同样，施洗者圣约翰的样子在画中取代了奥勒非。在卖弄学问上，爱德华就像一条经过训练的狗，思维十分敏捷。
毫无疑问，在这段灵感大迸发的时期，或者说是爱德华的全盛时期，画作中所有的主题都充满着无限的遐想。每一幅都是巨著，都勾勒出一整套的人物，许多画中都充斥着最原始的性的表象：学校的高层管理对下面的人表现出十分恶劣的态度，以彰显他们那高贵的身份。大家对此都一笑而过，尽管画中那些挑逗的想象无处不在，但是，看过画的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自问一番，怀疑这是不是那些人物真实的样子。那些做事最谨慎，最深思熟虑的人就会去打听这种男女关系。也许有个词可以用来形容他们：怀疑论者。
爱德华总是画一些不太正经的画，对顶撞别人这件事上也特别感兴趣，他老是干一些蠢事，大家都认为这些行为十分恶劣。尤其是编造圣·克洛蒂尔德被兰斯大主教从后面奸污这件事，让学校十分不满。同样，他的父母也很生气。父亲往往要为他犯下的错误买单，以免这些见不得人的事被人知道。这并没有说服学校领导，奸污这个字眼让人十分气愤，学校不肯就此罢休。大家都讨厌爱德华，想要赶走他。当然，这并不包括对画感兴趣的同学和他姐姐玛德莱娜。那些画总能把她逗乐，让她大笑的不仅仅有主教和克洛蒂尔德，还有于贝尔神父那滑稽的头和一些老故事。她在圣·克洛蒂尔德中学女生部读书，对学院的一切了如指掌。玛德莱娜常常说爱德华太有胆量，嘲笑他反复无常、蛮横无理的行为。她特别喜欢弄乱他的头发，尽管爱德华要小好几岁，但他却很高，不得不弯下腰来任由她这样做。玛德莱娜把手指插进他浓密的头发里，胡乱地拨弄着，弄得他的头皮发痒，最后，爱德华笑个不停，只好求饶。不过，可不能让父亲知道这些事。
现在，我们回到爱德华的故事上来。读书期间，一切都很顺利，这得多亏他有钱的父母，但靠钱解决的事并不是那么体面。战争开始前，佩里顾先生就赚了很多钱，像他这样的人，在黑市里做买卖，说到底是战争让他们变得这么有钱。人们不会谈论他母亲家里的财富，这毫无意义，就像你问海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咸一样。母亲在年轻时就因为心脏病死了，留下父亲一个人。因为生意繁忙，他把孩子学业上的一切都交付给那些私立学校、老师和家庭教师。爱德华特别聪明，理解力很强，所有人都认为他比一般人更厉害。这个孩子天生就有作画的天赋，肆无忌惮，让教他的美术大师们无话可说、又气又恨。他这么聪明，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可能正是这些原因，爱德华才如此叛逆。要知道，不用费心就能解决一切问题让他可以大胆地做任何事。人们常说，你想要它是什么，它就会是什么。更确定的说法是：危险越大，警惕性就越高，就越会去保护自己在乎的一切。因此，虽然佩里顾先生从各种状况下拯救出儿子，但处处透着自私，在他眼中，姓氏比一切都重要，决不可以让家族蒙羞。这种用钱来解决的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办到的。爱德华的叛逆行为一直持续不断，恶作剧成了他最喜欢的事。在无数次收拾烂摊子之后，佩里顾先生早已对儿子的未来没有了想法，爱德华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进入了艺术世界。一个保护和关爱自己的姐姐，一个十分保守、每一分钟都想要抛弃自己的父亲，一身无可争议的天赋，爱德华几乎拥有一切成功的条件。按道理来说，事情的发展完全不会像现在这样。可实际上，战争结束的那一刻，事情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他那血淋淋的断腿就是例子。
除了守夜、给爱德华换洗衣物，阿尔伯特不知道还能干什么。他唯一确定的是，在1918年12月2日这一天，爱德华·佩里顾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快，要烦恼的就不是右腿的伤了。
阿尔伯特整天都陪在爱德华身边，照顾他，同时也帮护士打打下手。护士们处理伤口，以防感染，将鸡蛋混合着牛奶或者肉汁，连上一根导管，插进爱德华嘴里。剩下的杂事阿尔伯特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旦没来得及用湿布擦干净流在脸颊上的食物，或者是喂水的时候不小心弄得到处都是，他就会换掉床垫。阿尔伯特紧闭着嘴，转过头去，双手捏住鼻子，眼睛看着别处，心里告诉自己，这个工作必须要细心，因为这完全决定了战友以后的生活。
每天的工作就是重复两件事：徒劳地寻找一种让爱德华舒适的呼吸方法，令他可以不需要上下运动肋骨。还有就是一直陪在他身边，等着战地救护车的到来。
就这样，他一直照看着床上半躺的爱德华·佩里顾，以防他再出现什么危险。但是，普拉代勒中尉的样子一直出现在脑海里，那卑鄙无耻的样子一直在大脑里挥散不去。他每时每刻都在幻想着，一旦再遇到这个人，一定要好好收拾他。现在，阿尔伯特眼前似乎又浮现出先前普拉代勒在战场上向他冲过来的场景，感觉就像一颗炮弹朝自己砸来，马上就要在身上爆炸。然而，想要集中精神去回忆那个画面还是有困难的，大脑似乎仍跟不上节奏。
尽管如此，只要一小会儿，阿尔伯特就会回到现实，心里叨念着：我已经尝试过杀死他了。
这样的表达听上去的确有些奇怪，但合乎情理。总之，世界大战只是一种遍布在整片大陆上的谋杀，只不过这个谋杀是他无法避免的命运。有时候，看着爱德华·佩里顾，阿尔伯特会回忆起那个呼吸困难的时刻，然后全身沸腾起来，愤怒不已。两天后，他准备好了要当一个杀人犯。四年战争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时候行动起来了。
一个人的时候，阿尔伯特总是想着塞西尔。她是如此遥远，心里的思念快折磨死他了。如今这些突如其来的事件把自己带进了另外一种生活。没有塞西尔的世界就没有任何乐趣。阿尔伯特每天都活在回忆中，看着照片中的塞西尔，细数着她身上无数的优点，眉毛、鼻子、嘴唇，直到下巴。那迷人的嘴，是多么美妙的存在。某一天会有人将它偷走，或是她自己离开，又或许塞西尔内心深处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么重要，天哪，这简直会要了阿尔伯特的命。大部分时间里，可怕的伤感都伴随着阿尔伯特。这样的结局太让人难以接受了。于是，他拿出信纸，尝试再写一封信，心里犹豫着是不是要告诉塞西尔这一切，但又担心她是不是只期待着一件事——不再联系，战争一结束就和自己分手。
当然，要是有时间，阿尔伯特也会给母亲写信，但一般来说，信都是先写给塞西尔。想不到要给塞西尔或母亲写什么时，或者不做护士工作，有些闲暇的时候，阿尔伯特脑袋里就会回放之前发生的一切。
比如，和他埋在一起的那匹马的头总是不断地出现在阿尔伯特的脑海里。奇怪的是，随着时间流逝，那颗头不再可怕，甚至那为了保命吸进去的腐臭的空气也不再令人作呕。相比之下，站在洞口边的普拉代勒倒显得十分真实，越是想到那个场景，他脑海里关于马头的记忆就越是模糊，画面的颜色也会慢慢淡去，最后连一点儿轮廓也看不清楚。即便努力集中思想，那画面依然会渐渐褪去，这让阿尔伯特有一种难以理解的失落感和焦虑。
如今，战争结束了，虽然还没有到要为整个事情做总结的时候，但也必须好好盘点损失到底有多严重。士兵们在四年的战争里，没日没夜地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自己，余下的一生都要承受着肩上那看不见的重量。阿尔伯特也很确定有一些东西再也回不来了，平静的生活已经离自己远去。好几个月来，从最开始在索姆河战役中留下那个伤疤时开始，在担心子弹乱飞的每个深夜里，在抬着担架找寻战场上受伤的士兵的时候，到最后徘徊在死亡边缘，他都能触碰到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而这种感觉越来越明显，萦绕在心头，怎么也摆脱不了。同样，还有活埋对内心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有些东西似乎被埋在了土里，再也回不来了。虽然人从土里出来了，但就像有人恐吓和俘虏了自己思想的一部分，把它们永远地囚禁在了下面。每一寸肌肤，每一个表情动作和每一次眼神，都被烙上这种感受。只要一离开房间，他就极度不安，就连一丁点儿的脚步声也能察觉到。开门前总是先探出头去，小心翼翼地张望。走路时身体靠墙，时常想象后面的人会一下就出现在眼前。仔细地观察和自己谈话的每一个人，而且总思考着可能的退路，以防万一。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阿尔伯特都处于戒备状态，眼睛不停地来回探视着四周。房间里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只有站在爱德华床边，透过窗户往别处看，压力才能得到缓解。阿尔伯特时刻保持着警惕，所有的一切都是怀疑的对象，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就像一个人发现自己变得多疑，或者是从今往后要忍受这样一种新的怪癖，现在，他不得不面对这种原始的焦虑。他整日愁容满面。
注射吗啡有了一些效果。剂量也在渐渐减少。现在，每隔五六个小时，就可以注射一安瓿的吗啡，这时，如刀割般的疼痛消失不见，房间里再也没有挥散不去的呻吟，再也听不到那可以让人血液凝固的嘶吼。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时，爱德华看上去整个人都迷迷糊糊的。尽管如此，仍然要把他绑在床上，以免手挠破伤口。
在之前的生活中，阿尔伯特和爱德华不是那种会常常见面的关系。他们只是互相打过照面，眼神有过交汇，寒暄过一两次，或许也曾远远地对着对方笑笑，除此之外，他们没有更多交流。爱德华·佩里顾和许多人一样，是个温和但十分平凡的人。然而现在，阿尔伯特却觉得他好似一个谜，让人琢磨不透。
住进这里的第二天，他看到爱德华的行李包就放在木柜旁边，木柜的门大开着，微微晃动，发出咯吱的声音。无论是谁都可能进来偷走这个包，谁知道呢？于是，阿尔伯特决定把它放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藏起来。阿尔伯特无法抵抗翻东西的诱惑，不过当拿着这个装着个人衣物的布包时，他知道自己并不想这么快就去动别人的东西，因为他尊重爱德华。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阿尔伯特的母亲。马亚尔夫人是那些爱乱翻子女东西的母亲中的一个。小时候阿尔伯特就学会了别出心裁地到处藏一些毫无意义的小秘密，比如，一张从《画刊》杂志上剪下来的自行车运动员照片、三篇曾经抄写过的诗歌、一颗在小镇苏比斯的某次游戏中赢得的弹珠。但马亚尔夫人总会把这些都找出来，然后劈头盖脸地责备他。马亚尔夫人把阿尔伯特的每一个小秘密都看作一次背叛。在阿尔伯特最叛逆的那段时间，他曾收到邻居送的一张明信片——《罗什的大树，越南北圻》，这让马亚尔夫人心神不安，她特别激动，嘴上不时细数儿子的不孝和自私，又叨念不久自己就要去见死去的丈夫，只有这样她才能得到安慰。自然，你可以想象得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
这些烦人的回忆在阿尔伯特看到笔记本的那一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那是一个用橡皮筋绑住的硬壳笔记本，上面到处都有因长期携带而磨损的痕迹，里面有一些用蓝色铅笔画的图画。阿尔伯特双腿盘坐在地上，面前就是咯吱作响的木柜，他脸上是一副傻乎乎的表情，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素描画，有些是速写，有些是精心勾勒的图画，紧密排列的线条让画的颜色不断加深，就像一场滂沱大雨。画作大概有近百幅，画的都是战斗前线和战壕里的百态，或是军队日常生活的样子，士兵们写着信、点着烟、说着笑话、准备猛攻、吃饭喝酒等等这些场景都能在画中看到。爱德华笔下随意的一条线就勾勒出一位年轻的士兵，他显得极度疲倦，三笔线条画出了他那疲惫不堪的脸和惊恐的眼神，那样子足以让任何人的胃如刀绞般疼痛。这些最细微的线条勾画出所有的重点：害怕、痛苦、期待、失望和疲惫。这是一本记载着悲惨命运的笔记本。
阿尔伯特每翻动一页都感到很难过。因为里面没有一个死了的人，也没有受伤的人，更没有尸体，有的只是活着的人。这似乎更可怕，因为所有这些画面都在向看画的人述说着，这些士兵马上就要死了。
阿尔伯特只是随意地翻检了一下衣服，然后再把它们整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