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没结过婚，但我确实有个女友，阿格斯的人都叫她“费弗死去的可怜甜心”。透过玻璃看去，照片上她的脸长长的，脸色苍白。那张照片镶在抛光的黄铜相框里，照片里的她注视着我的客厅。客人们会询问我收藏的喜姆娃娃、架子上的礼品汤勺、冰铃和水晶铃铛，但他们不会问我任何“死去的可怜甜心”的事，只是在欣赏我的收藏品时，他们会在她的照片前驻足，好像在向她致敬。
其实，我不认识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这张照片是我多年前在明尼苏达州的一个小型农场拍卖会上买来的。她的照片装在盒子里，放在一堆空罐头、针垫、黄油碟和有裂纹的花瓶之间，我出价五美元把它买下。不管她是谁，她突出的下巴、干裂却年轻的双唇和整齐的卷发都足以使她成为阿格斯传奇的一部分。我为她编造了不少足以乱真的小故事：她得了脑炎。那个年代，如果你周围有马，得这种病很普遍。她昏迷不醒，最终与世长辞。她的双脚也是修长的，与下巴相称，她个子高。
有了这位死去的可怜甜心，我就不用结婚了。我穿梭于女人之间，可以和阿格斯的寡妇单独共进晚餐，有的男人还酸溜溜地暗示我，说我吸引了他们太太的目光。小镇上的人早就觉得我永远都不会把那张照片从客厅的墙上取下来。
“他忘不了她，为她着迷。”人们这样说。
我住在一个地势平缓的山谷里，这儿没有树，种着甜菜。这儿的气候并不温和，可以说是极端恶劣。不过，我喜欢暴风雨和各种糟糕的天气，因为遇到这样的天气，我就有理由赖在床上，读读间谍和犯罪小说，偶尔打个小盹儿，听听风声。那声音就像一只大手在拍打我的房子，砰！砰！房梁和看不见的钉子被吹得吱吱作响，不停摇晃。这地方离镇上很远，从阿格斯一路向北，除非必要，几乎没人来，但我从不后悔把房子建在这儿。这儿景色优美，我能看到灰色与棕色相间的荒凉的地平线。我在这儿建房，原本是希望能带动更多人过来建房，但后来发现仅有的几位邻居之前一直住在这儿。离我最近的邻居是塞莱斯汀和她的孩子，她哥哥不幸中风，现在只有她们母女二人一起生活。
但现在，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华莱士·费弗，是商会、甜菜推广组织、乐观主义者国际组织、哥伦布骑士会、公园委员会和不计其数的组织的会员。除了支持B大调钢琴俱乐部和管理镇上的游泳池以外，我将甜菜引进了这个山谷。虽然甜菜还没能成为经济作物，但它和美国玉米一样，都能提炼出纯度较高的白糖。
不少人反对引进甜菜这个提议，这是必然的。农学家们重视周期性规律，对创新半信半疑，而我追求改变。为了说服他们，我和农业合作社搞好关系，挨个拜访各个地区的农场主。我喝过黑刺李杜松子酒、荷兰杜松子酒和叫不出名字的私酿酒。在镇上，我处心积虑地参加各家兄弟会，因为他们的成员手握实权，像雄鹰兄弟会、驼鹿兄弟会、吉瓦尼斯俱乐部，还有麋鹿兄弟会等，我得成为他们的一员。这样一来，我消息就灵通了，逢人就握手致意，我们分享秘密。我告诉他们，甜菜不是普通的农作物，它是自然与技术的完美结合。甜菜根就像原油，需要加工，因此需要炼糖厂。它能带动地方产业，人人都会受益。
1952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日用品、农作物和牲畜大会上，我接受了甜菜这个点子。听众中很多都是推销员，但没人比得上卡尔·阿代尔。
卡尔·阿代尔的吸引力就像呼吸一般自然地深入我的骨髓，我却没意识到这一点。一切就这样发生了。我坐在吉瓦尼斯俱乐部，吃着顶级肋排和另一个男人刀叉上的童子鸡肉，真是疯了。不过我感到诧异，仿佛云层被吹开，本性终现，原来我是同性恋。
遇见他之前，我从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像费弗家族一样从不满足。我们家族来自鲁尔山谷，也许从那时起，就对白色的生甜菜带有家族记忆。到了美国，我们不停搬家，总是抱怨生活不如意。最后，我们自作自受，父亲的事业破产，姐姐们成为终日喝酒、打发时间的农妇。我去明尼阿波利斯前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家里的特例。
卡尔跳上弹簧床开始疯狂跳跃，我吓了一跳。我本想找些共同话题，我问起他妹妹，这戳到了他的痛处。但当他把他妹妹的名字告诉我之后，我就不怪他了。读小学时我就认识了玛丽，她冷酷无情，我亲眼见过她慢慢折磨斯塔·科兹卡，像扯羊毛毯上的羊绒线一般扯着斯塔的神经，搞得斯塔精神崩溃。那时斯塔的精神病发作过一两次。玛丽很精明，人人都知道她既能把东西搞到手，还能把东西守得住。这一点我多少明白，可卡尔并不明白。
卡尔在床上弹跳时，手都能碰到天花板了，但我完全没想到他会受伤。我担心他弄坏东西，比如压坏床垫里的弹簧，或者把床弄散架。可是随后的一幕却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里，直到现在都清晰可见：卡尔穿着黑色紧身裤，弓着背，领带飘在空中，酒店华美的锡制天花板上倒映着他的身影。
然后他撞了上去。
别人出事时，我会保持冷静，施予援手。他背部受伤了。我想，得固定住。我知道固定得不错。牵引治疗，打上石膏，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但他却咬紧牙关，眼珠滴溜溜地转，似醒非醒地对我笑。
“你还没走啊。”他打量着我。
“那当然。”
医生不准我碰他，我只能看着，想通过眼神传达一切。但我错了，卡尔似乎很厌恶我的同情。后来药物发挥了作用，他昏睡过去，我只好坐在边上。我在那儿看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半夜才回自己的房间。虽然已经很晚，我还是翻看了电话簿，寻找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市的花商，看有没有商家在那个时间点还能送鲜花。
接下来的几天里，卡尔不是哼着小调，就是整天盯着天花板，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似乎对我不怎么理睬，对周围的环境也不怎么好奇。他几乎不和我说话，但我在医院交到了别的朋友，直到今天，我还和在那儿值早班的护士保持联系。她认为卡尔精神不正常，因为他竟然那么享受住院。
“再见。”一天早晨我走进病房，对他说。他在单人病房住了一个星期，除了我之外没人来看他。我拿着帽子，手臂上搭着薄外套：“我得回家了，要不然整个阿格斯的人都会好奇我出什么事了。”
他气色很好，刚刮了胡子，皮肤红润，头发也梳了，好像打上石膏不过是一个恶作剧。
“一路顺风。”他翻着手上的杂志说。
我走出病房，想想自己的傻样就来气。我想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阿格斯的那栋房子只建了一半，我得把它建好。修房顶时，我便住在地下室，我想把房顶修好，不过并不着急。工程进展得很慢，但等到可以居住时房子真是无可挑剔。墙面抹的灰泥真材实料，落地窗是保温隔热的，架子是嵌入式的，我还安了灯泡，以便更好地展示那些藏品。地毯还没铺，厨房电器还未接电源，衣橱还没用砂纸打磨好。即便这样，我还是搬了进来。我拿进去的第一件东西，就是我那“死去的可怜甜心”的照片。她在照片里比我买下那张照片时显得更年轻、更热切。我把照片放在客厅的架子上，照片里的她注视着没装修的白色客厅，注视着刚涂上底漆的墙壁、简易的塑料椅和落地窗。
“严格说来，”我告诉她，“这一切都是你的。”我用蔬菜汁代替酒，敬了她一杯，便继续干活。
出于自我保护，我很善于隐瞒事实，甚至忘掉事实。大多数时候我把卡尔给忘了。然而，当我去卡尔妹妹的肉铺买排骨或炖肉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险些说出他的名字。我想告诉她卡尔的事，我想撕下她自命不凡的面具。但我害怕她冷漠的态度、冰冷的眼神，也不喜欢她接待顾客时装模作样的耐心。我经常光顾她家，不过是因为她家店铺有阿格斯最新鲜的牛排。每一次，我都希望接待我的是塞莱斯汀，虽然她长得很高，令人生畏，而且还在顾客面前双手叉腰，但她记得住每位顾客的名字，能记住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以及每周买过什么。她会问我是否喜欢上周买的自制醋焖牛肉，或者为什么不买鲱鱼了。我喜欢和她聊天。后来发生的事是我绝没想到的。
某个春日的黄昏时分，我刚从肉铺回到家，突然电话响了。
“阿格斯怎么样？”电话里的声音说。
我回答这儿很好，虽然农场主们像往年一样盼着下雨。我等着电话里的声音通报自己的姓名，不过其实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卡尔。
“我现在改卖刀具了，”他告诉我，“质量很好。明天早上我会路过阿格斯，在那儿停留。也许会去找你，找玛丽。你跟她提起过我吗？”
“从没提过！”我太震惊了，在向他描述阿格斯的路线时我结结巴巴，几次哽住。那整夜我都没睡，一直在打扫屋子。
第二天深夜，他出现了。他没有来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也感到失望。我本来已经放弃了念想，所以很早就关掉了门廊灯，也换上了睡衣，外罩一件带夹层的丝绸吸烟服，穿着带穗拖鞋。当他按响门铃时，我从楼上的窗户向下看。我知道，不管来者是谁，都比卡尔来要强。
漆黑的身影难以辨认，但借着门廊下的灯光，我看见卡尔站在那里，眨着眼睛。
“见到你真好，”他终于开口，“我就站在这儿吗？你不打算请我进去？”
“进来吧！”于是，他走了进来。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到这儿的，他并没开车。几天过去了，除了推销手提行李箱里的刀具外，他此行似乎并没有明确的目的。我问他在哪家公司工作，他只是冷冷地看着我，其实我并不怎么在乎答案。他住着我的房子，穿着我的衣服，用我的毛巾，给自己烤面包，与我做爱，这就足够了。我以前从未想过向生活祈求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
不过，我祈求的和所期待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因此两星期后的一个下午，卡尔不辞而别，连张字条都没留，我一点也不惊讶。
我以为他终于去找玛丽了，但当我去玛丽那儿买晚餐用的肉时，并没看到他去过的迹象。我回家接着准备晚餐，因为他似乎很爱吃我做的肉糜卷。要做这道菜，我得先把碎牛肉、猪肉、奶油、荷兰芹和培根卷在一起，再放入烤箱用温火烤。我还把土豆压成泥，把南瓜沥干水分，融化了一点奶酪配土豆。我一边仔细搅拌着食物，一边不时看看烤箱，打发时间。现在是温暖的黄昏，但屋内的热气让人难受，不过这也帮我分散了注意力。最终夜幕还是降临了。
最后我用铝箔纸将所有食物包好。我的厨房有一扇玻璃门，门外是一个砖砌的院子，有两张红杉木的折叠休闲椅。我打算搭一个藤架，种些葡萄、紫丁香和月季。我把轻薄的编织毯子拿到外面，紧紧裹住自己，非常舒服，我躺在院里的休闲椅上，夜色渐渐将我包围。我播好种子的那片草地往西三十英尺便是田野，地里种的当然是甜菜，这种矮矮的作物叶子厚而粗糙。田野上空悬着一轮明月，好像辽阔天空中挂着的一口大钟。
让我感到意外、也让我最为震惊的，是卡尔的去向。
一星期过去了，肉糜卷只剩下干巴巴、黑乎乎的一小块，我拿它喂野狗。那狗脾气暴躁，白毛参差不齐，有着老鼠一样蜷起的小尾巴。这条狗住在院子边上，我经常看见它在灌木丛和甜菜地里乱窜，追赶白尾灰兔。有时它会直接跑到厨房的玻璃门外，我能感觉到它呆滞而不带感情地盯着我。我转过身，恰好看见它饿扁的肚子。它吃完我丢给它的食物后就会消失。
有时我觉得这只狗似乎是个内奸，最终带我朝那座房子走去，本来我自己绝对不会去那儿的。一天黄昏，我开车回家，车头灯正对着这只母狗，它在路边朝着詹姆斯家跑。我担心它被车撞到，于是把车停在它前面，想捎带它一程，但它怎么也不肯上车。于是我只好放慢车速跟着它，径直来到塞莱斯汀家。这条狗跑上她家泥泞的车道，然后就在房子后面消失了。我很着急，它神神秘秘的，我还以为它下了一窝崽。我关掉车灯，下车尾随它到了后院。我擅闯民宅了。拉塞尔曾经告诉我他有一把枪，里面装满猎鸟用的子弹，就挂在后院门的上方。我沿着墙根小心翼翼地挪动，蜷曲在从后窗里射出的黄色的正方形灯光下方。这些臆想中的子弹仿佛击中了我，我感到火辣辣地疼。我听到屋里的声音，起先模糊不清，后来声音高了，是卡尔的声音。
听到他的声音，我的大脑停住了。
“真舒服！”他在屋里说。我听到了脚步声。卡尔走到后门，把烟蒂扔进草丛，一缕淡淡的烟雾在潮湿的空气中袅袅飘来。卡尔走下台阶，蹲在外面，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又点了一支烟。我伸出手就可以摸到他。虽然他的身形模糊不清，我还是看得出他只穿了一条内裤，而且那很可能是我的，他总是随便穿我衣柜里的衣物。
门砰的一声关上，是塞莱斯汀进来了。她站在他身后的台阶上。从我这个角度看，她像纪念碑一样矗立着。她穿着一件白色胸罩，还有一条半身吊带裙。衬裙薄薄的布料色彩鲜艳，她的胸罩略尖，面料僵硬。她伸出手，手里有一把小剪刀。她替卡尔剪指甲时，卡尔将香烟叼在嘴里。
“怎么给我修指甲？”他问。
“你昨晚把我抓疼了。”她回答。卡尔突然大笑一声，伏在塞莱斯汀肩上，将脸埋在她的头发里。
“小心点。”她将剪刀放在台阶上。
我一直盯着剪刀锋利的刀刃。
“进去吧，”过了一会儿，塞莱斯汀对卡尔说，“这儿蚊子多。”
“它们不喜欢烟的味道。”卡尔从身边台阶上的一盒香烟中又取出一支，点上。
他说得没错。现在他正将蚊子全都赶到我这边，真是雪上加霜。一开始我觉得我能忍受它们在耳边嗡嗡作响。那声音钻进我的耳朵，蚊子越聚越多，好似一团云，嗡嗡声也越来越大。有几只蚊子落在我身上，又来了几只，开始疯狂地吸血。我不敢赶它们走，担心自己一挥手，长长的干枯野草就簌簌作响。
“你说得没错。”塞莱斯汀说，她坐在卡尔身旁的台阶上。
“你也来一支吧！”卡尔递给她一支点燃的烟，更多的蚊子在烟雾的驱赶下飞到了我这儿。
“那是什么？”塞莱斯汀问。
“什么？”卡尔继续吐烟圈。
“别说话。”
我甩了甩头，想赶走蚊子和别的昆虫。它们到处都是，停在我的眼睑、太阳穴和脖子上，在我腰部露出的一小块儿皮肤上吸血。
“别……”她挣开卡尔搂着她的手，“那边好像有什么，我听到声音了。”
我痛苦地斜眼看着他们，憎恶他们，紧咬着牙。我看不见卡尔的手，塞莱斯汀拍了一下她的吊带裙下方，应该就是他放手的地方。
当她拍吊带裙时，我无意识地拍了下自己的脸。“听到了吗？”她站起来，“像回声一样。”
“再抽一支，”卡尔笑道，“不然蚊子会来。”卡尔又点了一支烟给她，她坐了下来。我一心想着自己的不幸，备受煎熬，差点忘了他们。这时那条狗顺着院子对面的灌木丛偷偷钻进后院。
“嘿，”塞莱斯汀说，“原来是这条狗，它又来了。”
她从门廊的台阶上下来，穿过杂草，温柔地唤它，想把它引到身边。机会来了，就在塞莱斯汀去呼唤狗时，我站起身，穿过杂草走出后院。我从卡尔身边经过时，他看到我，震惊得脸都僵了。
土地辽阔，天空让人舒心，落地窗外的风景是我唯一的港湾。最初几个星期里，时间过得很慢，我一度以为它停滞了。日子一天天继续，了无新意地重复着，还好有几件新鲜事让我得以解脱。一天，那条狗回来了，像以前一样饥肠辘辘，我喂它吃了一罐烟熏三文鱼。现在它对我放松了警惕，时常在我身边打转。又一天，我正在给银白槭覆土、护根，盼着它能扎根。它走过来，用头蹭着我的腿，想让我抚摸它。它皮毛干燥，出奇地干净。我抚摸着它，心中的忧伤突然决堤而出。我把我的脸靠在它的脖子上，它身上混合了青草、泥土和雨水的气味，还有淡淡的臭鼬的气味。可以肯定，它的一生比我艰难多了。它安静地站在那儿，没有走开。
过了几个月，我听到塞莱斯汀怀孕的消息，没人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当然有各种猜测，他们说很可能是肉铺的顾客，也有可能是住在附近的人，像我这种。似乎除了我之外，没人知道她和卡尔好上了。
我远远地看到过塞莱斯汀几次。我没法避开她，她上班得经过我家。我只看到她的侧面，轮廓分明，似乎瘦了许多。但我们只见过一次面，那是圣诞节前不久，就在镇上。她很高，裹着格子花呢外套，肚子很大，似乎孩子随时都会出生。
圣诞节后，严冬来临，气压下降。到了一月，暴风雪倏然而至。我整天躺在床上，或阅读，或小憩，偶尔在年历上随手记两笔。那晚我听见风声渐紧，暴风雪在屋顶肆虐，于是我拉紧被子，把自己紧紧裹住。那条狗睡在我床脚，这算是件幸事。因为要不是它发出呜咽声，叫得人心烦，真不知道塞莱斯汀会发生什么意外。那会儿越发猛烈的暴风雪刚好威力减弱了，塞莱斯汀趁着那个间隙拼命往医院赶。
塞莱斯汀快生了，真的快生了，但暴风雪减弱只是假象，它依旧在肆虐。大雪纷飞，她那辆别克冲进了雪堆。我家门廊的灯光在纷飞的大雪中依稀可见，所以她便往我这儿走。我家四周的田野几乎被狂风吹得什么都不剩，不过这倒是件幸事。要不是塞莱斯汀能轻松地从雪上结的那层薄冰上走过来，她的孩子可能就会出生在那块地里了。塞莱斯汀走到我家院子的栅栏旁时，风雪最猛烈。她说她在窗户底下求救，快喊破了双肺。但想想！风声那样大，我没听到她的叫喊，就算我听到了也会以为那只是风声。打那之后，每逢暴风雪，我会不时走到窗边，望着窗外，四下看看，仔细听听声音。当我在阅读历史读物时，塞莱斯汀和她的孩子很可能会在我的窗外丧命。如果那样，我早上就会发现她们母女俩紧紧依偎在红色的防雪栅栏旁，就像我时常在那儿见到的笨野鸡一样。它们被大雪吹过来，羽毛鲜艳，闪耀着温暖耀眼的光泽，似乎不太可能被冻僵，因为那火一般的颜色会一直温暖着它们。
但这条狗不停地走来走去，对着空中，似乎想咬什么，我被吵醒了。过了一会儿，我打开门去一看究竟。那会儿，我没看到塞莱斯汀，只看到了雪。就在我准备关上门不让风刮进来时，我看到了她。她还在挣扎着往前走，我一把接住了她。我们一路跌跌撞撞，穿过门，来到客厅，撞得架子上一排玻璃铃铛叮当作响。客厅铺上了地毯，刚装修好，有一块蓝色的粗毛呢小地毯，墙面涂成了深蛋壳色，让我既自豪又开心。深蓝色的天鹅绒沙发刚送到，上面的透明塑料包装还没拆。塞莱斯汀稳住身体，站起来，格子花呢外套和农场主穿的裤子让她显得块头很大。她立刻看上了我的沙发。她腰间系着一个棉睡袋，她往后躺下，解下睡袋，像鸟巢一样把它打开。这时我才想起她有身孕，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装饰着花卉图案的宽松长袍下，像小丘一样隆起的肚子。
“把我的防雪裤脱了。”她命令道。
然后她闭上眼，发出一阵急促、低沉的喘息声，像是池塘边一群被惊起的鸭子。她的表情舒缓了些，睁开暗淡无神的双眼。这时，我才看出她非常痛苦。
“来得太快了，”她说，“又来了。”话说完不一会儿，她又发出痛苦的声音。我迅速脱下湿透的拖鞋，跑上楼给两人找来干爽的羊毛袜。我下楼时看见她双眼紧闭，脸色铁青，全神贯注。她已把防雪裤脱下，只穿着宽松的长袍躺了下来。
“拿床单来。”她趁着下一次宫缩还没来的间歇告诉我。
我跑进屋去取干净的毛巾、冰袋和急救箱，将新床单的包装拆开，然后将床单和这些东西放在沙发边上。她微微点头，在她的鼓励下，我继续准备一些必备物品。我把水烧开，把我最好的一副大剪刀消了毒，把放衣服的篮子拿来做婴儿床，用热水把毛巾浸热，再拧干给塞莱斯汀擦脸。这时她正使出浑身的劲儿，时而绷紧肌肉，时而摇晃身体，时而跪在沙发旁，时而平躺在沙发上。风太可怕了，吹得木头吱吱作响。屋里倒还有电，但电话线却断了。
塞莱斯汀大声哀号时，我正将一条滚烫的毛巾从盆里捞出来。
“天哪！——天哪！——天哪！——”
她一连哀号了三声，听起来像为情所伤或垂死的人发出的惨叫。我赶紧跑进客厅，来到塞莱斯汀身旁。
“我感觉头要出来了！”她喘息道，“不行，头又缩回去了。”
那一刻，我突然镇定下来。或许是因为她惊愕的神情与卡尔发现自己忽然跌到了酒店地板上时的样子像极了，但她的表情更扭曲。那好像也给了我力量，我跪到沙发的另一端扶住她的腿。
她闭上眼，没有大喊，只是低声呻吟。在我听来，她低吟不是因为疼痛，而是在使劲儿。婴儿的头出来时她吼了一声，然后继续使劲，稳住，继续使劲，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后来她如释重负，声音低沉，婴儿滑落在我手中。
她睁开用来制作模型的黏土一般的蓝眼睛，一片茫然。我没想到她会如此健康，充满活力。此刻我还没意识到要拍拍她，但她已准备就绪，蓄势待发，吸了一口气，立刻变成粉红色。当我把她抱给塞莱斯汀时，她的皮肤已变成红色。我在脐带上夹了一个衣夹，然后把脐带剪开。
又过了一会儿，我才打通急救电话，救护车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来。
“你抱抱她，”塞莱斯汀把婴儿递给我，“我要以你的名字给她取名。”
这话让我有些吃惊，我把婴儿抱过来。小家伙睡得很沉，但沉着的小脸蛋似乎表明她脾气挺倔。我细看她宽大的嘴巴，又小又尖的下巴。我眼里只有她，虽然知道不太可能以我的名字为她取名，但还是因塞莱斯汀的提议而喜不自胜。
“你的中间名是什么？”塞莱斯汀问。
我告诉她是霍尔斯特，这名字比华莱士还要难听。
“还是我来抱吧，”塞莱斯汀说，“我要好好想一想。”
第二天一早，扫雪机来清理过后，救护车把塞莱斯汀和孩子送到圣阿德尔伯特医院。我也开车跟了过去，帮她们填写住院的所有表格，帮她们在空荡荡的产科病房安顿下来。然后我开车回家，吃了个三明治，坐在客厅里。狗蜷缩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它已学会了如何满足地打盹儿，此刻它正满足地打着盹儿。前一天夜里发生的一切对我来说意义深远，我不想让它就此消逝，所以我没开电视，也没看书，以免注意力被分散。
一阵电话铃唤醒我。我迷迷糊糊地走到安装电话的小壁龛旁，将听筒放在耳边。被积雪覆盖的电话线发出噪声，那头传来塞莱斯汀的声音，之后那头的声音顿了一下。
“华莱士特。”她只说了这四个字。
但华莱士特·达琳很快就不随着我的名字叫了，因为玛丽替她取了一个小名：多特。我们抱着孩子去圣凯瑟琳教堂受洗时，连塞莱斯汀也叫她多特。我没说什么，但对我而言这孩子永远叫华莱士特。作为孩子的教父，我很高兴可以在教会档案中为她登记全名和出生日期。可在填写父母一栏时，我顿了顿，我必须积聚全身的力量，才能平静地说出她父母的名字。
华莱士特出生后不久，塞莱斯汀和卡尔在南达科他州的拉皮德城举行婚礼。我打听到了她乘坐的公交时刻表，发现她在一家酒店过夜。是度蜜月吗？我不敢再往下想，我也没去想卡尔是否会回来。他们的结婚照也许会登在《阿格斯哨兵报》的婚姻专版上。目前看来，他们的婚姻只是到这个程度而已。
圣器室在教堂的后面，隔着门和彩色玻璃，里面很潮湿，而且阴冷得可怕。
“用不着脱外套。”神父对我们说，他拿着器皿大步走进去，“也别把孩子的襁褓打开，可别把孩子冻感冒了。”他微笑着打开圣洗池子的盖子，并用手指轻轻敲碎圣水上的浮冰。
“等等！”玛丽惊叫，“您可不能把冰水倒在婴儿头上。”她盯着神父的眼睛，眼神毫不客气。
“当然不会，”神父从口袋里拿出一小瓶水，“我们只用一点点，表示祝福，再把她的头擦干，重新包好。”
玛丽满意地点头，于是神父便开始问问题。他抱着被裹成长方形的婴儿，问婴儿希望得到上帝的哪种恩赐。
“信仰。”我们说。
“信仰可以带来什么？”神父问道。
“永生。”
然后神父祈祷，把圣衣披在婴儿身上。我们一起背诵《使徒信经》和《天主经》。神父抱着华莱士特，换了只胳膊抱她，她醒了，绿色羊毛贝雷帽下的一双眼睛注视着我们。
“华莱士特·达琳，”神父问，“你是否拒绝撒旦？”
“是的，我拒绝。”玛丽和我大声回答，我们的声音在寒冷的空气中回荡，响亮而庄严。我忍不住想到卡尔，他那纤细的黑色胡须、单薄的身体和嘴里吐出的缕缕烟雾。
“撒旦所做的一切呢？”神父继续发问。
“我拒绝。”我的声音拔高了。我感觉玛丽在看我，有些恼火。
“撒旦的种种虚伪呢？”
“我一定拒绝。”
这回玛丽的声音盖过了我，我的声音很小，后来什么都不说了。塞莱斯汀伸出手，从神父手里接过婴儿的羊毛衣。神父用手指蘸了圣油，在她胸口画了个十字。神父问孩子的信仰，我们回答了他。在塞莱斯汀的坚持下，神父把婴儿交到我手中，我抱着她。
“华莱士特·达琳，”神父问，“你是否愿意接受洗礼？”
我回答：“她愿意。”
神父用蘸了水的指尖在她头上画了一个十字，水滴了下来。华莱士特一片茫然。又滴了几滴，她气得紧绷着脸。神父用象征纯洁的白布轻拂她的脸庞，她张开嘴。神父点亮了玛丽手中的蜡烛，她尖叫了起来。
神父又念了一段祷文，玛丽吹灭了蜡烛。华莱士特依旧在号啕大哭，仿佛永远停不下来。
孩子出生后的头一个夏天，塞莱斯汀带着她一起去上班。一整天，小家伙要么呼呼大睡，要么吮着手指，要么睁大眼躺在铺着毯子的旧购物车里，看妈妈忙来忙去。有时候，塞莱斯汀转过身来，与女儿那有穿透力的目光相对，塞莱斯汀不禁喘不过气来。她会放下手头的香料、香肠绳子和刀，腾出手来抱抱女儿，等待着她牙牙学语。
小家伙全身开始扭动，想挣脱出来，于是塞莱斯汀把她放下来。多特出生后，塞莱斯汀的睡眠明显减少了，常常疲惫不堪。但她每分每秒都感到莫名的兴奋。日常的东西和事务都变得有些陌生，她仿佛正在经历一场格外真实的梦。多特出生了，她甜美可人，气息中散发着塞莱斯汀的母乳香味，头发淡香怡人，细腻的皮肤红彤彤的，这一切改变了塞莱斯汀的日常生活。
有时，塞莱斯汀看着婴儿酣睡，或在黑暗中抚摸她，她总能感到一股激情。这种激情比卡尔带给她的更为强烈。她待多特如情人一般，挤出时间与她相处。白天她经常放下工作，跑去店铺后面的房间照顾孩子，有时手指上还带着生肉的血腥气；晚上，无论她是在看小说、打电话、做饭，还是只是坐着，都会把熟睡的多特放在身边的小洗衣篮里，多特的小肚子一起一伏。
多特熟睡时，塞莱斯汀的内心非常平静。她对多特的爱萦绕在那洁白、起伏的被单上。
一天夜里，多特睡过了吃奶的时间，塞莱斯汀在黎明将近时被奶水胀醒。此时多特像小树獭般抓着塞莱斯汀，睡得很沉，饿了也没有醒来。她深吸一口气，吸出乳汁。柔和的月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这时塞莱斯汀看到在多特的头发里有一只小小的白蜘蛛正在结网。
一只脆弱的小东西，颜色几乎是透明的，有着细长的腿。它行动很快，身体仿佛在不断颤动，喷出看不见的丝，把丝织成韧性十足的一股。塞莱斯汀出神地看着，这蜘蛛已慢慢结好了一张网，那是它错综复杂的家，塞莱斯汀不忍心将其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