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①；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②。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③，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④，亦风雅之相斫书矣⑤。
《三国志?吴志?张纮传》裴注引陈琳书曰⑥：“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⑦，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⑧，足下与子布在彼⑨，所谓小巫见大巫⑩，神气尽矣。”已为北文不如南文张本⑾。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略谓⑿：“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⒀：河朔重乎气质⒁。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按但言“质胜”，即是文输⒂。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实为冠冕⒃，而《北齐书?魏收传》载邵讥收“于任昉⒄，非宜模拟，亦大偷窃”，收斥邵“于沈约集中作贼”⒅；则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⒆。张鷟《朝野佥载》记庾信入北⒇，谓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21)，余皆驴鸣大吠聒耳”。南人轻北，其来旧矣。宋自靖康南渡(22)，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23)，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24)。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25)，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26)，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27)，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28)。虽以方虚谷之自居南宋遗老、西江后劲(29)，《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汪尧峰好挦撦南宋作家(30)，而《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第四首亦曰：
“后村傲睨四灵间(31)，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遗山论诗，《中州》名集，实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所载宋流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32)，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
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而况于在中州者乎”，《则堂集》失收。可谓义正而词婉者。
（150—151页）①班固：汉代著名史学家，著有《汉书》。傅毅与班固共校典书。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看轻）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作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
②管：春秋管仲，相齐桓公。晏：春秋晏婴，相齐景公。《孟子?公孙丑上》：
“公孙丑问曰：‘夫子当路于齐，管仲、晏子之功可复许乎？’孟子曰：‘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③四始六义：按《毛诗大序》谓诗有四始，据郑玄说，以风、小雅、大雅、颂为王道兴衰所由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
④七国：指战国时的封建诸侯国秦、楚、燕、齐、韩、赵、魏，彼此争雄。五胡：
东晋南北朝时北方西部的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氏、羌。
⑤相斫书：《三国志?魏书?王肃传》注引《魏略》谓隗禧称《左传》为“相斫书”。
⑥南朝刘宋时史学家裴松之，为晋陈寿撰之《三国志》作注。陈琳：建安七子之一，有文集十卷。
⑦雄伯：出类拔萃。
⑧景兴：三国魏经学家王朗字。
⑨子布：三国吴史学家张昭字。
⑩小巫：陈琳自比。大巫：指三国吴张纮、张昭，孙策创业，张氏二人并为参谋，后张纮辅佐孙权，陈琳自认不如他们。
⑾张本：犹伏笔。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预先造了舆论。
⑿李延寿：唐代史学家，撰有南北史。
⒀江左：指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清丽脱俗和华美艳丽的文采。
⒁河朔：指北朝文人。他们作诗文注重表现质直的气度。
⒂质胜文输：指北朝文学不如南朝。
⒃邢邵：北齐文学家，时温子昇为文士之冠，世称“温邢”，温死，又称“邢魏（收）”。撰有文集三十卷。魏收：北齐作家，与温子昇、邢邵有三才之称，有文集七十卷。
⒄《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五十卷。任昉：后汉文史家，有诗文三十四卷，《杂传》二百四十七卷。
⒅沈约：梁文史家，有文集百卷。
⒆自然机杼：指创造、创作。
⒇张鷟《朝野佥载》：唐人笔记，一卷。庾信：北朝文学家。初仕南朝梁，后仕西魏、北周。
(21)《朝野佥载》记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时温子昇作《韩陵山寺碑》，为庾信所称赏。
(22)靖康南渡：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南渡建南宋。
(23)鸡犬声相闻：见《老子》八十章。这里是比喻淮南淮北相距之近。
(24)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左传》僖公四年：“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北海与南海的不相及，好比马与牛不相引诱。
这里指淮南淮北分属两个王朝。
(25)元遗山：元代文学家元好问字。有《遗山诗集》二十卷、《中州集》十卷。弘衍：广博。
(26)苞桑之惧：《易?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苞桑之惧即亡国之惧。沧桑之痛：沧海变桑田，即亡国之痛。
(27)江湖末派：南宋陈起编《江湖集》，有《前集》、《后集》、《续集》等，少则二十八家，多至六十四家，为江湖诗人，称江湖派。《四库总目》称：“宋末诗格卑靡，所录不必尽工。”
(28)南风不竞：《左传》襄公十八年：“师旷曰：‘不害。我弦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即南不如北。
(29)方虚谷：元方回号。因生于南宋，宋降元后，自称遗老，为江西派后劲。有《桐江集》八卷，《续集》三十七卷。
(30)汪尧峰：清文学家汪琬，字苕文，号钝翁，晚号尧峰。撰有《钝翁类稿》六十二卷，《续稿》三十卷。
(31)后村：宋代作家刘克庄，自号后村居士。四灵：南宋的四位诗人徐照（字灵辉）、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
(32)《国朝文类》：即《元文类》，七十卷，元代苏天爵编。《则堂集》：宋家铉翁撰，六卷。
这一则讲诗文有南北风格的区别，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学风不同，诗文风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过两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是南宋与金的对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阂，文学上出现南北不同的风格，评论上也有南北之见。
（一）南北朝时期，文评者的南北之见，多表现在南人轻北。比如陈琳因去河北投袁绍，处在文人较少的环境中，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但是，在他给江苏广陵同乡张纮的信中，表示与张纮、张昭相比，还自惭不如，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先造了舆论。
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从《北齐书?魏收传》看，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沈约，魏收师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所以，邢魏互相讥笑为“偷窃”、“作贼”。《朝野佥载》也记载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为只有写《韩陵山寺碑》的温子昇才配与他共语。可见，“南人轻北，其来旧矣”。这里指出，所以有南人轻北的原因，主要是与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有关，一是文人相轻，二是乡曲相私。
南北的文学风格，究竟不同在哪里，据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里说，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胜，宜于咏歌；北文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高昂，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
因为南人北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性情气质上的差异，已带有传统性，反映到诗文上自然有不同风格。
先说民歌的风格，南北就明显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再说文人的风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调，如梁沈约的《登北固楼》：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
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又吴均《发湘江赠亲故别》之三：
君留朱门里，我至广江濆。城高望犹见，风多听不闻。流苹方绕绕，落叶尚纷纷。
无由得共赏，山川间白云。
虽是不同题材的诗，却都写的委婉含蓄，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格调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调。北方文人作品的风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鲜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风，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气概。如魏收《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筯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这两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就从这几首明白如话的诗来看，他们确实受到南方香艳诗的影响不小，其中虽也不乏清远敦厚之趣，却不给人格调刚健之感。抛开文暂且不谈，单以诗相比，南北朝时期，北方确实逊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后，他们以清新绮艳的风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竞相模仿，才出现了南北风格互为影响的新局面。
（二）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以后，使文坛起了变化。淮南淮北虽如往常鸡犬之声相闻，但已成为南宋与金不同的两个社会。太原的元好问，具有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他本人过人的天赋，身处金国，国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显露出才华，成为金朝文坛上的大家。他文师韩欧，诗师杜甫，词学周邦彦，多方面丰富自己，“发为声诗”，“变穷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诗，但他在评论宋人诗时，把元好问推作中原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过份。让我们看一看无好问诗的风格，如：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如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送张君美往南中》）
又，《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两诗沉挚悲凉，读来可歌可泣，创造出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风格。
最后钱先生举引元苏天爵的话作这一则的小结：地域有南北之分，人无南北之分，因为南北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共同的，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后的诗文发展更证实了苏氏的论断。可见苏天爵的见解是“义正而词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