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淹随手打开一本折子，里面全是弹劾京兆尹李超的文字。罪名还罗列的挺全，足足三十几条。嗯，比刚才那本少点，刚才那本足足列出了七十多条罪状，还有一份更加耸人听闻，足有一百多条。
若只是看这些折子，谁都以为李超是个罪大恶极的人了。
不过杜淹既然能当上大唐的新御史大夫，统领着御史台，靠的可不仅仅是他被皇帝抓走时咬紧牙关一字未吐。历仕隋朝、王世充和李唐，杜淹的任职履历可是极为丰富的。
在杨广手下时，杜淹就已经官至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佐贰。在王世充的朝廷里，也官居吏部尚书。到了李唐，天策府兵曹参军，文学馆学士，翰林学士。再到如今，秦王成为太子，他也进入御史台，成为御史大夫，还爵封安吉郡公。
杜淹在原来秦王府可是干脏活的，现在来御史台，也是专门负责搞弹劾的。但他更清楚，太子让他来东宫，不仅是信任他，也是要他来管好御史台的这群御史言官。而绝不是要被这群人牵着鼻子走，甚至要弹劾太子最信任的李文远的。
自己要是听了他们的话，把这些奏折送进东宫，甚至也跟着上折子弹劾李超，那才是有鬼了。
“我们御史台是朝廷的监察机构，诸位御史们也有风闻奏事的权力。但是，莫要把朝廷赋予给大家的这个奏事之权，肆意妄为，过度行使。你们的这些折子，你们自己信吗？”
杜淹把折子扔到一边，桌案上，已经堆满了。
御史中丞孙伏伽坐在一边，也脸色不好看。他是御史台的副长官，之前因为弹劾李瑗之事被免职，后来投行状给李超，参加科举，中了进士，然后成了李超的幕僚。因为他本就是秦王府的旧人，这次便也算是官复原职，重新出任御史中丞。
孙伏伽对于李超很了解，同时对于这御史台里的御史们更加了解。
御史台以御史大夫为主官，御史中丞为副，下面有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一大群御史。
御史台仅仅有风闻奏事之权，却没有司法之权。
御史有风闻奏事之权，可现在这些御史全都弹劾李超，而且还罗列了这么多的罪名，这却已经不是御史本份了。
他知道御史有时为了让所奏之事引起关注，会夸张一些。
可夸张也没有这么个夸张法。
不就是找长安的粮商们借了点粮食吗？在这些御史的笔下，差不多都成了谋逆叛乱了。这样的折子他们如何通过？更不会附署。
“你们要是觉得自己写的东西自己能信，那么你们自己把折子送上去，我们不会署名，更不会同意的。”
杜淹坐在那里，也是一脸鄙视的看着御史们。
他很清楚，自己进入御史台，甚至直接成了御史大夫，这些御史很不满，也有人不服。有些人弹劾李超，弄这么多大的阵仗，未必就完全是冲着李超去的，有的人肯定也是想冲着他来的。
他堂堂御史大夫，若是控制不住御史们，那他还当什么御史大夫。在太子心里，他岂不是无能，他这位子还能坐久吗？
有人弹劾李超，杜淹其实无所谓。
反正他心里也有点妒忌李三，别人想弹劾就让他弹劾。但这得有个前提，这些人弹劾，得是在自己的许可下，得是在太子的意图下。
“朝廷给大家的奏事之权，不是让你们这样用的，看看你们写的都是些什么狗屎，你们就是这样当御史的，就是这样使用朝廷所授与的监察之权的？把这些垃圾全都拿回去，滚回去好好反省一下，再写出这样的折子，某不但不会署名，还要第一个弹劾你们渎职！”
杜淹一通怒火，把一群御史喷的体无完肤，唾沫星子都喷了他们一脸，还没有人敢吭一声。
杜淹是新贵啊，还是顶头上司。
李超虽然官职更高，但毕竟跟他们不是一个系统的，但杜淹却是上司，得罪了这个顶头上司，日子以后肯定难过。
一群御史退下。
杜淹哼了一声，对孙伏伽道，“这群混蛋，把御史台当成什么地方了？”
孙伏伽笑笑，“有人故意煽风点火，想撑浑水。”
“我知道，这些人对于我们两个不服气，尤其是对于我当御史大夫不服气。”
孙伏伽拿出一个折子。
“我也写了道奏折。”
“你不会也要弹劾李文远吧？”杜淹笑问。
“当然不会，不过跟他有关，我要弹劾李瑗、李崇高父子，这里详细列有他们的罪状，不知道院长是否愿意一起署名合奏？”
“又弹劾李瑗？”
“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公报私仇？”
孙伏伽笑笑，他本就是要公报私仇，谁让李瑗又落他手里了呢。这次要不搞死搞残李瑗父子，别说读书人就多好，人都有私欲。孙伏伽上次被李瑗搞的很惨，这次有机会当然有搞回来。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但既然有机会报当然也不会放过。
李超在算账。
看过京兆府里的档案资料后，李超心情有些沉重。
长安的黑户人口比他想象中要多的多，仅仅是僧道数量就极为惊人。据京兆府的记载，长安有佛寺81所，尼寺28所，共一百零九所。长安附近以及秦岭山上还有许多佛寺，大概长安以及附近的佛寺至少在一百五十所以上，就算以一寺二百人计算，则京畿的僧尼就有起码三万人。
而长安城内有道观三十所，一观五十人计，则有道士女冠五千人左右。
当然，这还只是僧道数量，他们还占有大量的土地，以及拥有许多隐户佃民，寄在寺观名下的这些黑户人口，起码是十倍于僧道。这意味着京畿二十三县，就有三十五万的黑户人口。
另外，长安城人口将近三十万，其中依赖朝廷供给粮食的人口就有一半多，达到十五六万。包括皇室以及宫廷人员、京官京吏还有常备禁军，以及到京师参加选官和科举的人口等。
如果按月需一石半算，一年就是十八石，十几万吃官粮的，就需粮二百多万石。
这二百多万石，就全得靠朝廷支付的，也就是税粮。
关中当然不止产出二百多万石粮食，但关中也还有百多万人口，还得供应关中百姓商人们。只有关中百姓上缴的田租，这才是朝廷能拿到供给京师那十几万吃官粮的粮食。
耕地和纳粮户口，这才是大唐收税的基础。
与长安庞大的消费人口增加相反的是，关中土地的生产能力下降，民田不足、水田减少，劳动力也在减少。
大唐的制度，并不是所有田都收租的，就跟不是所有的百姓都纳课一样。
大唐户籍上一千五百万人口，课丁全二百三十余万。
京畿人口早就过了百万，但纳课的人也很少，能征税的民田更少。大量的田地，都被宗室、官僚们占据了，还有许多田是府兵的，这些田都是不纳课不缴税的。
剩下的田里，还有许多被那些佛寺道观给占去了，这也一样不纳课税。
关中平原现在是地少人多，而且土地也不那么肥沃，甚至水利也不充足。
王侯之家大增，这些人要么是实封贵族要么就是大量买进田地，导致民田减少，私门有余，公家不足。其次，唐初京畿有大量的公廨田、职分田、赐田等，这些田当然也是不纳租税的。
尤其是大量的王侯之家拥有田地后，开始修坝建碾，使得关中的水利设施灌溉面积大大减少，秦汉时郑白渠灌溉面积达4万余顷。唐朝权势之家多在泾河渠道两岸设置水磨牟利，使水量减少，灌溉面积减少。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磑，止溉一万许顷。水利灌溉面积减少，粮食产量自然也就大减。
还有一点，京畿劳动人口在减小。
本来战乱之后，人口就减小了。
加之大量的隐户逃丁，托庇于权贵和寺观之下，更让朝廷的课丁大减。
而那些富人多丁者，也一样想方设法的避役逃课，要么为官要么为僧，因此现在朝廷的那二百多万课丁，其实都是些穷人，没地方可逃，于是就保留下来。
国家帝业，本在京师。但现在京师却成了一个地狭人多，而偏却又粮食完全不法自给，朝廷税赋更严重不足的地方。
问题的根源，其实正是在李超这群贵族们的身上。
就好比李超，一人在京畿二十三县，拥有的田产，有几万亩，还没算上李元吉的那十万亩。光一个洗澡沟，都两万亩了。除去这个，良田也足有三千多亩。
他在陇右还拥有几千亩地呢。
李家现在的奴隶，就有好几百。
而李家拥有这么大的产业，却是不课户，田地产出什么的不用向朝廷缴一粒谷。
官僚贵族还有世家地主，都在与李家共同分享着这个天下。
算了几笔账，李超就把笔扔下了。
不能为了李二的国家朝廷利益，就损害了他李三的个人家族利益啊。
真要弄，那也应当拿那些秃驴和老牛鼻子们开刀，从他们手里夺田夺人口，反正，他李超总不能拿自家开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