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向西走向萨迦，萨迦再往西是拉孜，然后是定日。
越往西走，投宿点越少，当时中尼公路正在修建，能搭的车也少。我们有时沿着路基走，有时绕着走，满身的灰土，脏得像两条土狗。蹭过工地的帐篷，晚上一起吃大锅饭，吃完了给道班的人唱歌。都是些年轻的小伙子，我每唱完一首他们都问：“你还会不会现在其他的流行歌？”他们用干电池帮我们充电，已经关机数天的爱立信大鲨鱼一开机，短信箱立刻就满了。
拉萨的同学们在短信里对我抛店舍业的不辞而别表示了由衷的感慨和强烈的怀念，他们纷纷用一些生动的语气助词表达了他们心中激荡着的情愫，并对我重新回归后的情形做出了美好的畅想，情感之强烈，措辞之生猛，让我实在难以复述。事实上，我当时立马选择了拆电池关机。
我说：“你要不要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什么的。”
她说：“不必了，我不用手机。”
事实上，我当时唯一的这台家用电器在离开我之前，起到的最后一次作用并不是通信。接下来的旅途中，要不就是有电有插座的地方没万能充，要不就是有电有插座有万能充的地方没信号，再不然就是什么都没有。
有一段路，没吃没喝没车没找到地方住，我们并排坐在石头后面，差点儿冻死在凌晨。我怕她当真睡着被冻死了，就老找她说话，还一个劲儿讲鬼故事，还讲了凶恶的“念”神喜欢出没的红色山崖、恐怖的“赞”神喜欢恐怖的盘羊角。
后来把她给说烦了，狠狠地跺了我一脚。
反正脚都冻木了，我也不觉得太疼。
我们走路慢慢走出了默契，有了一个固定的节奏和方式。一般是我在前面走，她跟在我右后方，大约每走一个小时左右就停下来休息一会儿。没车的时候，路上安静得要人命，有车经过的时候老远就可以听到响动，让人精神一振，等车屁股都望不见的时候，又是要人命的安静。有时候，我实在闷得慌，非常想找人扯扯淡、聊聊天、磨磨牙，但很明显她不是个好的交流对象。我后来想，她真是个难得的话很少的女人，这点很罕见，值得肯定。
其实她值得肯定的地方还有不少，比如体力和耐力。在海拔四千多米地方长时间行走绝对不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一个女人而言。不过说来也怪，这一路我们走走停停，翻山越岭，她居然一次高原反应都没出现过。
我腿长一点儿，有时候会把她落下十几米，她就捡小石子儿丢我，养成习惯了以后，她懒得每次弯腰捡，就装了一口袋。我又好气又好笑，我说：“你不嫌沉啊？你张嘴喊我一声又能怎么的！”
陕北人赶羊时有个羊铲，头羊领着羊群乱跑时，放羊娃用羊铲铲起一铲土石，准确地甩到乱跑的头羊前面，挡住它，让它按正确路线前进。陕北民歌《五哥放羊》里不是唱过么：……怀中又抱着放羊的铲。
藏区放羊的时候也喜欢用石头，但不是铲子，而是一种叫“鳄多”的甩石鞭。有牛皮做的，有牛毛做的，可以将鸡蛋大小的石头甩出去一两百米。这种鞭子神奇得很，不仅能拦羊，还是不错的武器。一百年前，抗击英军的江孜保卫战中，鳄多曾大显神威，击碎过一个又一个盎格鲁撒克逊强盗的脑袋瓜子。
我不是羊也不是英国流氓，所以我被石子儿砸中的时候会很委屈。
她有一回丢石子正好打在我后脑勺正中心，太疼了，疼得我虎躯一震菊花一紧。我是真被打急了，扭头噔噔地跑回去抽她，她自己也吓了一跳，连蹦带跳地往旁边的青稞地里跑。我追了两步就不追了，看她好像弯腰在地上找什么东西。我冲她吼：“你几个意思啊！还打算捡块砖头扔我啊？！”
她抬起头来，一脸铁青。她也冲我吼：“你追什么追，追什么追！—我踩着屎粑粑了”
在萨迦附近休息的时候，她袜子大脚趾的地方磨破了个洞。我们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解决这个难题，后来我从衣服上想办法拽出来一根线把窟窿扎了个疙瘩。她走了一会儿嫌脚尖难受，自己又把那个窟窿给掏开了。弄到新袜子之前，她走路都别别扭扭的，像崴了脚一样。
那时候有车就搭，搭上藏族司机的车好几次，但语言不通，只要大方向没错人家去哪儿我们去哪儿，于是时常莫名其妙地投宿在一个离大路很远的地方。第二天想尽办法重新找回主路一看，我去！怎么又倒回前天路过的地方了。
我都已经记不太清楚路过村子的具体名字了，那时营养不良口内溃疡，高原反应眼花记性很差。但热萨乡的强工村，这个地名儿我一直没忘。
我们在强工村附近闯入了一次聚会。一群人傻乐傻乐地围着，我傻乐傻乐地敲鼓，有人傻乐傻乐地弹后藏六弦琴，几个半老不老的藏族老人傻乐傻乐地跳起了踢踏舞。全部的人里面，只有她不是傻乐傻乐的，她躲在藏榻后，一直忙着埋头往嘴里塞油炸果子吃……丢死我的人了，怎么就没噎死她？
我跟老人们学了一会儿踢踏舞，我没藏袍穿，跳不出那个味儿来。
后来2007年我看CCTV的春晚，这才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拉孜堆谐舞。我从沙发里站起来，跟着节奏踏出舞步，一踩一跺，一踩一跺……除夕的夜里，身后没有人在吃油炸果子，只有一扇开满烟花的落地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