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来岁的时候，我母亲向我推荐过《她们》这本书。她知道我想成为一名小说家，就经常让我看一些当代女性作家的书（“当代”指的是作成于20世纪初到70年代中期的某个时期），比如，弗兰纳里·奥康纳、阿娜伊丝·宁、伊迪丝·华顿、安·兰德和玛丽·麦卡锡。我非常喜爱奥康纳、宁、华顿和兰德，但对玛丽·麦卡锡并不是那么喜欢。她笔下的人物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意义，现在回想起来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大多数伟大的小说都是半大的孩子无法理解的，那个年龄没有足够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成人的种种失望及其背后复杂的原因。就这样，我把这本书束之高阁，又过了二十七年才重拾起来。
我的母亲出生在20世纪30年代，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就读于曼荷莲女子学院，该学院与瓦萨学院和史密斯学院均为美国享有盛名的“七姐妹女校”之一。《她们》是她那代人钟爱的小说。这本书出版于1963年，恰逢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的一场巨变。当时的总统约翰·肯尼迪刚刚遭到刺杀，嬉皮士们正在宣扬自由恋爱，美国陷入越南战争已长达四年。在和平的20世纪50年代，人们以家庭为重，快乐的家庭主妇穿着围裙，踩着高跟鞋，端着鸡尾酒在门边迎接白领丈夫的归来，而到了60年代，那样的神话开始被打破。
1963年，贝蒂·弗里丹的《女性的奥秘》（Th Feminin Mystique）刚刚出版。在史密斯学院毕业十五年的同学聚会上，弗里丹分发了两百份问卷，开展了一项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许多女性在为人妻为人母后觉得自己深居简出的生活并不快乐，贝蒂·弗里丹将之称为“无名的问题”。受调查结果的激发，她写了这本书。《她们》的出版时机可以说是再完美不过了。与弗里丹《女性的奥秘》一书中的女性现实生活一样，《她们》的七位女主人公也深受“无名的问题”之烦扰。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女性证实，《她们》曾连续两年盘踞在《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禁想知道，我母亲还有她的朋友们在读《她们》的时候是不是都会直面自己内心深处的不快乐，因为她们的人生受到了家庭生活的“劫持”。而我所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两年后，我母亲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开始自己创业，她们的丈夫对此非常懊恼，而且常常出离愤怒。虽然现在看起来似乎没什么，毕竟，所谓的事业只不过是一家旅行社，不过我母亲却可能会借此在银行担任理事，成为我们当地身居要职的女商人，但当时这在我们家简直可以说是革命之举。但我母亲一直坚定不移，而我也就是在那一年，在我八岁的时候，决定长大后成为一名作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为《纽约观察家》（Ne Yor Observer）写《欲望都市》（th Se an th City）专栏时，经纪人为我谈下了我第一本小说的合约。当我告诉我之前的编辑时，她激动地说：“你应该写一本现代版的《她们》！”极少有女性在《纽约观察家》工作，而她正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在回家的路上买了一本《她们》，然后两天不到就读完了整本书。对十七岁的我来说毫无意义的那些内容，竟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变成了一本启示录，真是令人惊讶！那些人物一下子跃然纸上：一群二十来岁的女孩，怀揣着理想主义，面对着“现实生活”的困难和惊喜。
尽管每一代女性都喜欢宣称，随着她们成为现代女性，就会拥有一系列“新问题”，但《她们》提醒我们，事情并没有多少真正的改变。婚前性行为、坏男人、工作和家庭的矛盾，这些问题一直都存在。事实上，在看这本小说的过程中，你可能会想，今天的女性与七十年前的女性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可能就在于“选择”这个词。这个词诱导我们自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掌控着自己的生活，甚至觉得我们已经解决了“无名的问题”。然而，在《她们》这本书中，麦卡锡笔下的人物并没有找到出路。
因此，小说一开始就描写了一场以错误观念为指导的婚礼，还有一群令人眼花缭乱的来参加婚礼的女孩们。和新娘一样，她们都来自瓦萨学院，对未来充满了理想主义。接着，内容很快就变成了遭受挫败的雄心，糟糕的性事（其中一个人物的丈夫要背诵乘法口诀表以推迟射精），与邻里的相互攀比，养育孩子带来的挑战，当然，还有男人的不可靠——在本书的开始，其中一个人物就安放了子宫帽，后来还得到了她情人的支持。
鉴于其对两性关系的关注，很容易让人将《她们》称为“鸡仔文学”的先驱。然而，它不是！虽然麦卡锡笔下的女性都在努力地寻找“好”男人，但这只是为更大的矛盾“装门面”。身为瓦萨学院的毕业生，《她们》中的女性都相信自己将会改变世界。然而，最终她们发现，她们非但不能改变世界，而且她们的生存还取决于对身为“第二性”这个事实的接受。麦卡锡是一位女权主义者，是个政治性很强的人，她认为，小说应该做的不只是娱乐。根据麦卡锡1981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她认为，“只有依靠公共问题、政治、宗教，比如自由贸易、君权、女性、改革等问题激发的思想和争论，经典小说才能成长且变得强大。一本严肃的小说，如果涉及权力、金钱、性和阶层的主题，就要应对这些问题”。
麦卡锡决然地接受了生活的真实面目，而不是人们希望的样子，这毫无疑问起因于她自己艰难的成长历程。她的父母在1918年的大流感中双双离世，六岁的麦卡锡因此沦为孤儿，由信奉天主教的亲戚抚养长大，记忆中，他们对她非常苛刻，而且还虐待她。
她十四岁时失去了童贞，据说，她从没觉得婚姻和性是快乐的。她在《回忆录》（Intellectua Memoirs）中描述她的第二任丈夫——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是一个“老男人”，“长得很胖，爱抽烟”，还有口臭。她声称自己从没爱过他，同意和他结婚只是“因为曾和他上过床，而将之作为对我自己的惩罚”。
虽然我们很容易将这句话理解为她很冷酷，但也可以将之解读为麦卡锡式的辛辣才智和黑色幽默，她匠心独运地将潜在的愤怒转变成讽刺。在《她们》中，她描述一个男人是“彻头彻尾的坏蛋”，当然，是会让女人伤心的那种男人。后来，普瑞斯这个人物意识到她的丈夫有她不信任的一面，而这一面可以总结为他是一个共和党人。同时，另一个人物波莉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就害怕自己变老，她的一些朋友待她就像对待在旧货店里突然发现的一个“惊喜”，一个有轻微裂缝的古瓷器。
所以，不论是小说情节，还是其中的人物，麦卡锡都是毫无保留的。那些想在小说中看到“令人喜爱的人物”，并认为这一点高于一切的读者，会心生不悦地发现她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是有缺陷的。有时，他们野心勃勃、迷茫困惑、冷漠、恐惧、傲慢和阴险。麦卡锡从不刻意编造人物个性以取悦读者，也不曲意逢迎去“补偿”她笔下的人物，而是让那些人物真实地上演，形成符合逻辑与合乎现实的结论。
自从十五年前拿起《她们》开始，我读这本书已不下十遍。这是我格外珍视的一本书，不仅仅因为其中辛辣的讽刺，还有一些技巧上的因素，包括麦卡锡对独白的巧妙运用、对节奏的把握，以及她那敏锐犀利的描写。每次我读这本书，麦卡锡身为一名小说家的实力都会让我肃然起敬。我很清楚，我永远都无法写出像《她们》一样的佳作，但麦卡锡将一直激励我。
坎迪斯·布什奈尔
于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