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孝全在1862年1月20日离开南京，到停泊在长江边的一艘英国船寻求庇护。他给报纸写了一封信，怒气冲冲，称干王洪仁玕大大委屈了他，而洪秀全则是“狂人，完全不适合统治，且政府全无组织可言”1。《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在2月初报道了罗孝全安全抵达上海，但字里行间对这位牧师并无同情之意，反而戏称他为“浦东大主教阁下”、“冒牌的狄奥根尼（Diogenes），日后将成传教士里的柏拉图”2。在报纸的编辑眼里，罗孝全误道公众，错看太平天国多年，他的出逃只不过还了公众一个如诗的公道而已。“这人最先点了火，引发这场大规模的渎神和屠杀，最后也逃离自己所唤醒的恶魔——一如浮士德逃离魔鬼梅菲斯特。”3
罗孝全离开天京时，李秀成正在上海城外重新集结太平军，决心压倒洋人以扳回在安庆的惨重损失。太平军逼近上海，有两个洋人见识了太平军的力量和战备。这两个人都打过仗，一个喝醉了，一个则是清醒的。喝醉的那人名叫高华斯顿（Charles Goverston），是停泊在上海的英舰“大英帝国”号上的水手。他事后对英国副领事解释，1862年1月初，他获准有48小时“自由”去查探上海，但“因酒醉”而误了出发时间。他在没有“完全清醒”的情况下，“带上一个会讲英语的中国人”前往察看被说得天花乱坠的太平军，结果很快就看到了。他在距城防工事仅五六公里处，突然被一小群太平军围了起来，高华斯顿吓着了，“这一惊真把他吓醒了”。有个太平军军官让他喝了很多“差点把他撑坏的甜露酒”，他又醉得不省人事了。之后他便不感害怕，也没酒可喝，太平军把他关起来，并透过他的中国翻译盘问了四天，诘问上海有无法军英军，驻在何处，人数多少，有无重炮等等。问完之后，太平军要高华斯顿带一封信回去给洋人：太平军决心占领这座城市，要求英法军队尽速撤离。太平军保证不破坏、不抢劫欧洲人的财产。
高华斯顿没醉，也不害怕，他估计光在他被监禁的地方附近，就约有太平军一万五千人：“附近村庄都是他们的人，每个房间都挤满了。”很多太平军配有外国滑膛枪，有些枪上带有“测距仪”，有些是日耳曼造的。太平军里有几个欧洲人，其中一个讲英文的“阿拉伯人”还是太平军将领的“仆役”。这阿拉伯人告诉高华斯顿，有些太平军还配备了欧洲最先进的恩菲来复枪（Enfield Rifle）。高华斯顿注意到，太平军似乎供应装备很精良，“将士伙食充足”，“气色很好”。但太平军对召来的苦力却很残忍，竟杀掉那些不堪重负的人；他们也不付钱给来帮忙的洋人，只许诺占领上海之后，他们会“得到很多东西”。4
1862年1月20日，英国人兰伯特（Joseph Lambert）向英国官员提供有关太平军计划和军力更详细的情报。兰伯特跟一个欧洲“同事”在一支船队里当督办，这支船队由中国商人出资，拥有四十二条船，挂法国国旗在内地采买丝绸。这两个洋人被太平军捉到，关了三天，由一个讲英语的广东人审问。太平军以死相胁，这两人的雇主付了两千美元，死刑也就免了。太平军要兰伯特回上海，替太平军买滑膛枪和弹药，并把四封信分送英、法、美、荷兰四国领事。如果他不照办的话，那么太平军一到上海，一定找得到他，把他的脑袋砍下。兰伯特所送的信，措词很凶：
法英若是企图抵抗，一旦攻占上海，就会把洋人的脑袋全砍掉，且停止茶丝贸易；英法若是不干涉，白人皆可经商，且遍行无阻。
兰伯特估计，在他被俘虏的那一带约有近四千名太平军。这些人装备不足——可能十个人只有一把滑膛枪——但是他们已经建了“一座正规的钢铁铸造厂”，正在浇铸大炮炮筒5。
上海的外国人本已如惊弓之鸟，这个消息更是火上加油，于是加强了上海城防，沿外国租界部署四千兵力、防御工事和炮阵，八艘英国战船也起锚联防上海。炮阵有三点五米高，先以二十厘米见方的新加坡硬木搭成，若是时间允许，再用石块代替——联军的旋转山炮可发射三十二磅炮弹。为了预防意外爆炸，备用军火都放在一条停在河中的旧船上。为了修筑这些防御工事，洋人自掏腰包，筹募了八万六千两白银。6
英国的“上海租界租地人会议”在英国领事馆集会，有三四十名富商与会。即使上海有可能失守，他们的防御计划打的算盘也很精，从中还可图利。譬如护城河也能当排水渠，所以华人地主也乐于支付这笔费用。把租界变成中国富人的“避难城”，不仅房租大为提高，也鼓励了“上层华人”“自由入股，认捐碉堡的花费”。把碉堡当成长期投资，价值可观，因为“若有动乱，便可对付暴民”。7
1862年1月15日，一个名叫西勒（J. C. Sillar）的人在会中提议，英国“与太平军首领好言相谈”，把上海拱手让出，由“这些印发《圣经》的人”来接管这座“崇拜偶像的本地城市”，以“平和易手这座城市”。这么一来，英国人不但能洗清犯下的“滔天罪行”，也能使租界上的中国难民免于灾难——西勒先生夸大其词，估计难民人数会有七十万——否则的话，这些难民将“成千上万地冲到马路上来，淹死在河里……同时街上会堵满被践踏的尸体”。但没有一个人同意西勒的建议，一教士宣称，现在是“对太平军采取迅速而坚决行动”的时候了，这个相反的建议“在热烈的掌声中获得通过”。8
没人料到天时有变。1862年1月26日下起大雪，历五十八个小时方止，积雪达七十六厘米厚，经过风吹，有些地方的积雪更厚。雪停了之后又开始降温，气温逐渐下降。到1月30日，气温已降到摄氏零下十二度。整个原野天寒地冻，达二十多天之久，《北华捷报》称此酷寒气候“未尝见诸上海的气象记录也”。9
这场大雪对太平军乃是一大灾难，他们没有足够的冬衣御寒，既不能突破郊区防线，也不能打碎堵塞河道的冰块。“我们动弹不得”，李秀成一语道之。10
1862年初这几个月至为关键，太平军的攻势被天气所阻，没能突破上海业已增强的防御工事，既没占领非租界区，也未能打败洋人。1862年暮春，曾国藩的弟弟率官军从安庆出发向下游挺进，趁太平军兵力空虚之际，攻占了雨花台脚下的战略要地，扼长江江岸和南京南大门之间。李秀成放弃夺取上海的打算，1862年秋回师攻击官军在天京周边筑起的防御工事和围栅。他用尽办法来破坏官军工事，却是劳而无功。11
太平军的处境固然严峻，但他们所受的苦远远比不上这一带的百姓，战事无止境，百姓也家破人亡，流离失所。长江三角洲的百姓至少要对付八路来回征伐的人马，包括太平军的野战部队，与太平军松散结盟的秘密社团和其他非正规军，独立的水陆帮匪，地方团练和农民自卫武装，由像曾国藩弟兄之流所招募的大队官军，归江苏省官员统率的朝廷正规军，由清廷雇佣、由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Ward）指挥的洋枪队，以及由英国人指挥，以海军上将何伯（Hope）和陆军准将士迪佛立（Staveley）为首的西洋各国海陆联军。
在这一年多来，从上海经苏州到长江边，甚至直至南京城下的洋人和中国人，不管走的是水路还是陆路，皆可见到荒凉景象，对此已是见怪不怪了：在这片长宽各约八十公里的地区，每间房舍几乎都被破坏，或是烧掉一角，或是拆了门板屋梁。这些木料或是充作军队的薪材，或是用来搭建浮桥，或是充作防御工事，绕村而立。在这些用作短期营地的村庄里，男丁被各方人马强行征用，妇女则被掳走，徒余“炮弹壳与白森森的尸骨间杂相伴”，三五老人收拾断垣残壁12。这些村落的“房舍尽毁；满地污秽；尸骨或弃之于野，或于沟壑，听任腐烂”。江边的屋舍都遭洗劫，有时连绵数十里而不绝，百姓顶多只能睡在简陋的草房或芦苇棚下。13
只要能拿来烧的东西，不管是木材、干草、棉花梗、芦苇，价格都翻了一两翻。村民以“老人为主，脸上满是痛苦绝望”14，站在河边，拿出小篮，里头有一点鸡蛋、橙子或小块猪肉等。在路上遇到的村民，脸上刺着“太平天国”四个字，表明他们是从战场逃出，又被太平军军官抓到，以此方式警告他们不要再开溜。有些人脸颊下陷，上有疤痕，是因想用刀刮掉脸上的字。15
旅人遇到的难民，有些是三五成群，有些则多达三百五十人左右，男女老少皆有，还有些残疾人，有的扛着家当，有的扛着旗子和长矛，有的空手而行。西方传教士循陆路走过废弃的村庄，只见尸骨四处散落，动物在残垣间觅食。而走水路的传教士发现，他们有时要从浮在河上的腐尸之间慢慢开出路来。16一个在苏州附近旅行的传教士看着眼前的尸体“直想吐”，有一幅景象长驻心头，萦绕不去，“一个小孩活活饿死，干尸撑坐在中国人给还不会走路的小孩用的那种似椅似床的东西上”17。
就连那些英国退伍军官也深有同感。他们见多识广，早对战争引起的苦痛习以为常了，起先讥讽传教士多愁善感，过于夸大苦难，到后来也有类似的看法。“在所有我们有机会去过的地方”，英国远征军军需官渥西雷（Garnet Wolseley）写道：“人民的痛苦和惨状无法以笔墨形容。一大家子挤在用芦苇搭成的矮棚里，刺骨的北风从破敝处呼啸而入，这些人衣衫褴褛，蜷缩在一起以取暖。老人沮丧不乐，太过虚弱，无法工作，而孩子的脸上饿到露出渴望的神情，凡是见过这场面的，便会永难忘怀。”18
人调整自己以适应周遭的现实，而日子也还在这么继续下去。有个洋人在大雪停了之后，随巡逻队到乡下去侦察了一两天。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名中国男子的尸体，一把长矛刺穿了他的脑壳。接着他们发现自己走在一条满是脚印的小路上，小路积雪很深，在尽头有一伙村民聚在一起，躲在仍在冒烟的断垣残壁间喝茶守岁，等候大年初一的来临19。
很多中国难民涌向上海，太平军和其他军队动向的流言决定了他们的步伐快慢：有时他们“匆忙沿街路狂奔，有如一群受伤的鹿”，有时则“带着日渐减少的食物和衣服蹒跚而行，脸上布满惊恐之情”20。太平军攻下杭州等城镇时，乔装改扮混在难民里进城，官府为了防止旧事重演，干脆下令关闭城门，拒绝难民入内。外国租界的滨江大道和码头上挤满了人，饥荒和疾病蔓延，外国人采取隔离控制。运河上的印度兵奉命升起吊桥，外国警察实行宵禁，严禁中国人在晚上八点以后上街21。如果遇上巡逻队，外国人必须报上口令，而有居住权的当地中国人则须出示“通行证”。若是中国人没有通行证，一律逮捕，逐出外国控制区。22
英国司令官士迪佛立将军对无常的局势不抱任何幻想，派皇家工兵队的戈登（Charles Gordon）上尉去査看上海防务。他布设了防卫炮兵阵地、堡垒和壕沟，这样英国人既可以保护自己免受外面太平军的攻击，又可以防范城内的中国居民和难民——“从一些居民的不满情绪来看，恐有偶发事端。”23英国侦察兵能看到焚村的火焰、太平军驻地的旗子和军队，看到雪停之后，一队太平军满载掠夺物品而归，扛着米、豌豆、大麦、锅、床和衣服，用矛赶着猪和羊，对世俗需求的规模之大，令英军颇感惊讶24。
甚至到了1862年夏天，情势仍无好转。英国领事报告：“我们这儿又挤满了难民，这次的人数比以往还多。他们居然在房子前面的江岸、石桥边的路上扎营。无数的妇女、老人、孩童风餐露宿，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令人触目惊心。”25战事无休无止，导致缺衣少食，那些为了寻求庇护而住在上海的村民境况悲惨。1862年夏天，李秀成最后一次进攻不成之后，一名自称“慈善家”的西方人写下了他闯进中国难民麕集处之所见：难民挤在汉伯利路（Hanbury's Road）旁以竹子搭成的陋屋里，有些人“外表又瘦又可怜”；一些人“因饥饿和疾病而处于死亡边缘”，他们躺在烂泥地里，每次江水涨潮都会淹在水里；活人中间夹着“腐烂程度不等的”死尸，有时活人就和死去的亲人在一起。一个还活着的母亲躺在地上，虚弱到无法搬动她那两个已死去、光着身子的孩子，他们“身上盖着融雪和烂泥”，躺在她的身旁。这些骨瘦如柴的活人仅靠一种时有时无的捐献“米票”制维持生活，为了买更多的粮食，那位“慈善家”呼吁上海居民捐款五百美元，他保证自己会提供其中的三分之一26。1862年年底，气候寒冷，所有在中国剧院里看戏的洋人都被请求捐献与门票相等的钱，“为饥饿、可怜的中国人提供食物”27。
1862年的大雪之后，洋人的狗开始失踪。最早不见的是一条黑猎犬，在2月份被人从医院附近带走28。第二条是“梯撒”（Teazer），一条浅棕色的长腿牛头獒，尾巴短而粗，鼻嘴色黑29。接着一条名叫“烟灰”（Smut）的黑褐相间的牛头便从皇家海军战舰“紧迫”（Urgent）号上失踪了。之后是两条在一起的母狗——一条是黑白两色的小“日本”，另一条是长着白长毛黑耳朵的“北京”种狗，叫青青，快要生小狗了30。士迪佛立将军的狗在8月8日丢失，是一条“棕白色短毛猎犬”，挂在脖子的项圈上刻有它的中文名31。戴着黄铜项圈的“哥克”，一条白底黑点的大狗在8月15日杳无踪影，这天恰是那位“慈善家”闯进死亡和垂死的难民中间的日子。此后不久，第一条刚剪过毛名叫“水手”的纽芬兰狗被人从伦敦传教会的野犬收容所带走32。1862年岁末，丢失的狗已不计其数了，其中有纽芬兰狗、长毛猎狗、牛头犬、短毛猎狗、獚，苏格兰：“牛”、“骰子”、“弹簧”、“领带”、“木偶”、“漂泊者”、“毕奇”、“托比”、“穆斯”、“格林劳”、“桃热”、“那鲁”、“比尔”……33
1860年，太平军进逼上海，促使外国人以武力自保，训练中国兵士，组成“常胜军”（Ever-Victorious Army）。常胜军按西洋兵法操练，装备齐全，皆着制服，先后由美国军官华尔（Frederick Ward）、英国军官贺兰（John Holland）、戈登（Charles Gordon）指挥。法国人亦成立类似的组织，名之为常捷军（Ever-Triumphant Army）。这些军队的表现虽然有时荒腔走板，不过在建立上海周边防卫上仍扮演要角，后来又有助于清军在华东压制太平军。中国军队最早的照片是摄于额尔金在1860年攻打直隶时，这两张照片可能摄于1863、1864年之后，所示即在上海由华洋共组的军队。
乡村的惨状从宠物的大量丢失一事上可见一斑。沿着长江一带，战事频仍，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已成了沦为征收、捐献或没收稻谷之事。在长江三角洲东部一些肥沃的地区，太平军依然被不满的农民看成拯救者，他们乐意看到地主逃跑，也乐于拿出收成向太平军交租纳税34。但在很多地方，1861年后农民便自行组织自卫团体驱逐太平军，祈求自己的神灵保佑他们的战士来抗拒“长毛”35。在作战时，太平军因往来必经的桥梁被当地农民悄悄拆除而损失惨重，官军逼近时只能背水一战。一群群愤怒的当地村民手持棍棒包围太平军，威胁其生命。当地村民还靠着人多势众，拦截太平军护送粮草和军饷的队伍，将太平军在激战中急需的重要补给抢劫一空。36
对洋商洋兵来说，这暴雪虽让人难过，但却是“上天佑助”：暴雪重创太平军，在河中巡逻的洋船也受阻于冰雪，却仍是神恩。对于那些到过太平天国地盘的洋人来说，很多以往显得多姿多彩或令人振奋的东西都不复昔日光彩。太平天国的服饰显得既不精彩、也没有创意，倒像是“庸俗的丑角服”，一种“滑稽戏装”37。太平天国新封诸王穿着他们那种“江湖郎中般的黄色外衣，戴着闪闪发光的王冠”，竟犹如“懒洋洋的浪荡公子”38。南京的街道上挤满“很多容貌姣好的年轻妇女”，穿着华丽的丝绸，但她们都是从苏州捉来的，而俘虏也经常想逃跑。恢宏的宫殿拔地而起，“在一片残迹之中显得格外突兀”，每一块清空的地，四周挤着被赶出来的人家39。太平天国那些顽皮的小男孩在洋人眼中曾是那么可爱迷人，而现在却显得凶巴巴的，或是营养不良。南京的那种寂静曾被视为太平的先兆，现在却显出末日逼近的恐慌40。那些不可一世的太平军战士，近看之下，“肮脏且病态恹恹”，华丽的丝绸和丁当作响的手镯掩不住身上的疤痕和正在溃烂的伤口41。
甚至连曾经兴致盎然地与洪秀全论辩、一心想为太平天国的宗教带来新生的艾约瑟，也逐渐放弃了定居南京的美妙幻想。艾约瑟担心在他外出布道时，年仅二十三岁的年轻妻子会遭遇不测。而且，太平天国禁止按日计酬的雇工进城，艾约瑟夫妇的居住条件恶劣，气候有损健康，水质脏污，在在让艾约瑟非常不满。他注意到连住在这里多年的中国人也要在水里加药，才敢喝下去。对于这对年轻夫妇来说，“责任召唤他们来南京，而意愿则对他们说应该北上”，最后，意愿占了上风。42
罗孝全和艾约瑟走后，除了一些出于热爱或为了钱而留下来的传教士之外，天京里几乎没有什么洋人了。最后一个新教教士到南京是在1863年春天，他给香港报纸写的报道与其说充满敌意，还不如说是小心翼翼。在这位传教士看来，南京仍然相当繁荣，城里还种着一些庄稼。他获准拜见了干王洪仁玕。洪仁玕对洋人的不友好行为大感困惑，洋人要是与南京兵戎相见，便以禁止一切对外贸易相胁43。洪仁玕与洋人打了多年交道，他说罗孝全从南京出走乃是基于“一些小误会”44。不管是出于误会，还是别的难以言明的原因，此事足以让洪仁玕失宠。
洪秀全革除洪仁玕的职位，不再负责推动太平天国的现代化，也不再让他统率太平军，他奉命只能督导幼天王的教育，这个差事使他如此“焦虑”，为此他“竟掉下了眼泪”45。
上海附近地区战事不断，南京日渐孤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洋人商务有所减少。其实，自从列强与清廷修订了1860年的商业外交条约，重开与长江内陆口岸汉口的内河贸易之后，上海成为丝绸、鸦片、军火、粮食和茶叶等货项的商贸中心。停泊在黄浦江岸边和下游河段的船只越来越多，于是发行了一份日报——《每日船务与贸易消息》——以补周报《北华捷报》之不足46。到了1862年9月，又发行了另一份副刊《上海新报》（The Chinese Shipping List and Advertiser），该报以中文刊行，报道中国的贸易情况，每逢周二、周四、周六出版47。
在上海的美国人的确有所减少。1861年，美国内战的消息传到中国，美国的“东印度舰队”解散。舰队司令官司百龄拒绝在接到海军部的确认前，同意支持南部联盟的军官提出的辞职请求，但司百龄本人却被华府突然解除司令职务，因为他生于南卡罗莱纳州。那些有战斗力的美国船舰奉命马上返回本土。此后三年，只有偶尔出现南军“私掠船”将至的传闻48。1862年6月，第一艘日本船“全幸丸”入坞上海，好似填补美国的空缺。该船原为英国船“休战”号，被日本政府用三万四千美元买下，此番“满载杂货”，并“负有收集各类资讯的使命，包括商业、统计和地理资讯”49。
洋人涌进上海，有的身怀万贯，有的一贫如洗，而这座城市也很快调适过来，接纳了他们。最有钱的人可寄寓于提供免费午餐的“欧罗巴大饭店”，而法租界内新开张的“帝国信使酒店”也有上等客房50。一家名为“克拉兰顿”的新建豪华旅馆于1863年7月开张，替代了原有的帝国饭店，这家新旅店现在开设了全新的保龄球房——这是刚离开的美国人留下的风尚51。一个最近离开的访客在新命名的“额尔金扶轮社”里备受礼遇，该社是“北华信鸽俱乐部”每周集会的总部52。“亚司脱俱乐部”里设有一个新的台球房，而“东方台球沙龙”则坐落在教堂街和布道路交接处上海图书馆的旧址，这里还卖果酒和烈酒，这种种或许可以看成上海价值观念变化的象征53。米勒旅馆是最好的一家旅馆，它没有保龄球房，也没有台球房。在隔开英租界与中国城的洋泾浜河上，有一艘名为“海马”号的旧双桅船已改装成“海马漂游旅馆”，这个旅馆是那些希望住得安静的人的好去处，房租很合理，每月六十美元，另加一美元早、晚餐费，当然，所有住客“必须预先交纳房租，不得例外”54。
这些新需求和新品味逐渐成为上海的娱乐风尚。丰裕洋行（Fogg & Co.）正在销售六套保龄球设备、六副台球和球杆，还可买到球杆皮套和防滑粉。城里建了两间“照相馆”，除了为当地居民拍照外，还拍摄参与战役的军队55。“莱斯雷教授（Professor Risley）和大天才艺人公司带着十匹无与伦比的马”在城里演出。此时不仅赛马场大大拓宽，还从澳大利亚的悉尼运来二十匹阿拉伯赛马和用来运货的母马与阉马56。
港口挤满了船，逃犯、没出息的人、流浪汉也不断涌入。警察局的日志上记满了他们称为“贫民”和“流民”的骚扰、过失和无端施暴。一些犯行常是轻微得可怜，这也反映出罪犯的悲惨遭遇：一些洋人因为偷一块面包、一片肉、一些桃子或一些短袜而被警察登记在案，而失主都是华人小贩57。但也有一些案件涉及不同程度的暴力，从酒后攻击他人、蓄意强暴华洋妇女到诱拐中国男孩不一而足58。在破敝拥挤的棚户区，斗殴致伤和谋杀事件时有发生，社会所不容的人聚居在此，有些人为了躲避在“竹城”、虹桥“爱福礼酒店”、法租界内号称“利物浦之臂”的低级公共场所，或“爱伦水手之家”周围巡逻的巡捕（即所谓的“马尼拉人”），越河到官府和洋人都管不到的浦东去59。
英国领事在虹桥区每年发行“娱乐场所”执照，企图以此控制娱乐和暴力，但这个计划总是不断受阻。比如，虹挢区有一家旅馆频频出现犯罪行为，最后才发现巡捕马森是犯罪活动的共谋；巡捕海顿则连续几月“收受非法赌场老板的贿赂”60。在1863年被起诉的案件中，约有四分之一与巡捕有关，有的被控失职、工作时睡觉、酗酒、不守规章制度，有的则被控殴打良民。不少巡捕是累犯：4号巡捕因酗酒七次被捕，28号巡捕被捕九次，32号巡捕第十四次被捕61。1863年初，巡捕房总监对工部局抱怨，他手下可靠的巡捕只够巡逻南北向的街道。当地的暴徒和罪犯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们便可恣意在东西向的街道上行抢62。
最难控制的是那些与太平军做军火交易的人。此类案件数量在1863年持续增加：“罗蒂，三十一岁，苏格兰人，家住上海，向叛军出售武器。”“哈迪和其他人负责管理船上的军火，协助叛军过关。”“史都基思，别名比奇，和其他人一起违反中立原则。”63军需品唾手可得，显然无法控制。有些军火从远地运来，香港甚至新加坡每年至少有三千门大炮进入国际军火市场，各家海军商店都出售炮和小型武器64。工部局虽然一再抱怨军火贸易过热，但它自己也促成了部分军火的扩散，因为每当新型远距来复枪运来配备给各支志愿兵部队，工部局就把旧式的滑膛枪和雷管卖出去以筹集资金65。英国军队也在推波助澜，士迪佛立将军卖了第二十二旁遮普步兵团和第二孟加拉国步兵团的“军火和装备”，以减少这两个团队受命回防印度时所需的调防费用66。
在上海的英国人把携带武器视为理所当然；其财产细目上除了白兰地、香烟、家具、陶器、狗和床垫等物品外，往往还有短枪、来复枪、左轮手枪67。英国翻译官密迪乐性喜冒险，但心性平和，在大多数洋人转而对付太平军之时，他仍对太平军忠心耿耿。他提到他逆流而上时所带的装备，其中包括“一支直径32毫米的雅克单管来复枪，两条单管肩背猎鸟枪，两支配有长枪管的双管短枪（霍克将军用的那种），两条普通长度的双管短枪，还有一对手枪皮套和两条伦敦武器公司出产的（阿达姆式）左轮枪带”68。
军火走私者和军火商经常从事大规模的买卖。一家“以卖军火给叛军而闻名”的美国公司在1862年里卖给太平军的军火如下：2783杆滑膛枪，66支卡宾枪，4支来复枪，895门大炮，484小桶火药，10947磅炮药，18000发子弹以及3113500枚雷管。这支由四个美国人、一个翻译和十一个苦力开着两条船组成的商队取得了在太平天国辖区里“水陆”均有效的通行证，这个通行证由忠王李秀成手下的军官签署，日期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十二年四月二日”69。不到两个月的工夫，英国巡捕抓到一条船，船上有一些欧洲人，还有装运给太平天国的1550000枚雷管和48杆滑膛枪。法国人截住了另一条船，上装约五千件“军火”；值得注意的是，法国人还没收了“一些用以生产军火的工具”。上海的一家报纸因此指出，这些军火很多竟是“在我们眼皮底下，在黄浦江对岸”生产的70。
这类军火买卖对太平军来说非常重要。1862年夏天，一个在南京的洋人写道，“这座城市有一些天资聪颖的能人”，在那儿造的枪炮——包括重炮——比官府造的还好71。在外商与太平军做交易时，雷管可充做货币72。有些被截获的军火中，包括三百磅标着“小桶盐酱”字样的弹药，而雷管标为“螺丝”甚或是“宗教册子”，来复枪则假称“雨伞”73。大部分外国军火走私者和不法商人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也有比利时人、瑞典人、普鲁士人或意大利人74。太平军在战场上缴获的西洋武器包括火药、滑膛枪，甚至还有十二磅重的榴弹枪，这些意外得来的武器被收到南京等地的军火库里75。
1863年初，李秀成打算在皖北发动攻击，以转移包围南京的曾国藩兄弟的注意力。几周之后，果敢出击的忠王所部便陷在泥沼和滂沱大雨中。在长江以北的作战区内，频繁的战事已耗尽粮食补给，而新庄稼还没来得及收割。李秀成的部队中很多人病倒；有些人吃野草，有些人则死于饥饿。安徽的官军已记取教训，事事谨慎，他们稳坐在防御工事后，拒不受惑出击76。这场战役虽然打得很勇敢，但却以惨败告终，一如李秀成的上海之役，而因此又抽调了好几万用于直接解除南京之围和固守苏州到上海之间各城镇的太平军将士。这些城镇接二连三落入无情、装备精良的驻沪英法陆海军手中，与英法军队协力作战的有清军和“常胜军”，常胜军一开始由来自马塞诸塞州塞勒姆镇的华尔（Frederick Ward）统率，后来由戈登率领77。
1863年5月，李秀成放弃西征，奉天王之命，火速经由长江北岸回师南京。他在准备渡江时遇上了清军，此时配有西式武器的官军已实力大增。据李秀成描述：“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官兵纷乱。然后将舟只先渡将官战兵马匹过河，将已过尽，尚有老小以及不肯上舟马匹落在江边。此时九洑洲又被水没，官兵无栖身之所，有米无柴煮食，饿死甚多，正逢九帅发水军前来攻打”。78其结果惨不忍睹，一位仍效忠于太平天国的西洋佣兵如此描述：
即使天京在望，这些人的苦难还未结束，因为他们又遭到敌人突袭，损失惨重。这支疲惫饥饿的部队一到江边，敌军炮艇便不断开炮轰击。部队沿江岸绵延近两英里，杀之易如反掌。他们坚守阵地，毫不畏缩，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难以置信。敌军的猛烈炮火向密集人群平射而来（大多是英国火炮所发），他们提起最后一口气，一一上船……
岸上的景象映入眼帘，其悲惨令我永难忘怀。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但许多兵士已经过于衰弱，已经动弹不得。他们为了回到这里，付出了这么多的艰苦奋斗，忍受了这么多的痛苦，可是现在却不得不留下来等死。他们的人数太多，所以同伴无法一一助他们在敌人的炮火之下渡江。炮弹不断在这些骨瘦如柴的人们中间隆隆爆炸。由于过于拥挤，许多人都被后面的人挤落江中，被江水卷起。成千的炮艇向这些拥挤在一起寸步难行的人猛烈轰击。那些筋疲力尽的残兵在倒在地上的同伴尸体中挣扎。这些景象真是惨不忍睹。这些军队昔日军容强盛，如今天天目睹残部渡江，令人心感愁苦，却又爱莫能助，敌人的无情炮火向着这些挤在江边的无援人群轰击，炸死了一排排的人，一切只有逆来顺受。79
洪秀全对李秀成还是没说什么，既没有安慰他，也没有鼓励他。洪秀全在这段时间也一直没从天父或天兄那儿接到什么安抚鼓励的话语。就算洪秀全的妻、母或长子曾把他们的梦告诉他，他也不再与太平天国的忠实信徒分享了。洪秀全在南京刊印一书，在结尾回顾了每次耶稣下凡的过程，以及在紫荆山透过萧朝贵传达的讯息；他回顾了刚定都南京时，天父透过杨秀清及其随从传达的谩骂和允诺；他记录了萧朝贵在永安受伤后的受苦心声：“越受苦，越威风。”他还转录了杨秀清死前的呼号：“放火烧朕城了矣！未有救矣！”80在那遥远的往日，天堂的声音是多么频繁啊！如今，天堂却沉寂了下来。
由曾国藩所率的湘军击溃太平军之后不久，就有十二幅图描绘清军节节胜利的过程。此处所选的四张图分别描绘四场战役。（原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1854年7月25日，官军在湖南洞庭湖畔的永州破太平军，解长沙之围。
1855年10月的桐城之役，自此太平军无望再取湖南。
1856年12月9日，官军夺回武昌。
官军在1864年10月擒拿洪秀全之子洪天贵福，太平天国至此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