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一回家，开口就问：“冯云山在哪里？”家人都回说：“我们以为他和你在一起呀！”事情弄得一团糟，就算能说得清楚，也实在是说不过去。洪秀全在桂平县城找到南门掌塘张考水，问他冯云山人在哪里，张回说冯云山与张的一个侄子说是要回广东官禄。洪秀全信了张的话，没再细查便回家了。冯家人为此责备洪秀全，云山先是入了教，之后又随洪秀全远游，如今洪秀全却丢下冯云山不管。1
洪秀全也束手无策。他既无盘缠，也无气力或意愿再循原路回广西。而且，官禄的父老再次提议让他教书。洪秀全接受了。他以教书所得来养家糊口，一面继续发展宗教文章的涵盖面，这是他在广西赐谷村黄家开始动笔的。2
冯云山没有洪秀全在身边，他做了一些对洪冯两人未来影响至深的举动。1844年11月，洪秀全来找冯云山的时候，冯云山其实人和张永秀一起在桂平县城里。洪秀全离开了大约一个月之后，冯张两人决定离开桂平，但不是顺河而下东去广州，而是北上到桂北山区边沿一带。他们先在古林社，张家在此地薄有家产。1845年初，他们沿着发源于紫荆山区的河谷向西北前进，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村庄，张家在那里也有些田地。3
这一次，冯云山始终没有打算与家人或是回官禄的洪秀全联系——或许他也没这个机会。他不断宣讲从洪秀全那里学到的救世赎罪之道，述说洪秀全如何与兄长耶稣及独一真神的天父见面，而且把这梦境讲得越来越详细。一些人跟冯云山信了教，冯云山用他从洪秀全那里学来的方式给他们行洗礼，于是形成了一小撮宗教团体。冯云山名之为“拜上帝会”。当地一个曾姓人家信了他的教义，且极为热忱。1846年，冯云山住进曾家，这地方还更北些，深入紫荆山山区。冯在此待到1847年。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冯云山越往山里走，离官府就越远，远离儒家教义和势力，远离人烟稠密的城镇市集，远离良田与有权有势的地主，远离最早开发此地的汉人家族——这些人如今自称是“本地人”。冯云山也是客家人，他轻易就与住在丘陵地带的客家人打成一片，甚至和四周土著交往。他们或许信的是偶像，但他们的心思变动不居，弹性较大。他们的歌谣、传说、情爱游戏——就像六洞庙那对男女的故事——也许会招致卫道人士挞伐；但这些人靠着一门手艺或做苦工挣口饭吃，有许多人即使不是无立锥之地，也是仅得温饱而已。梁发在书中曾忠实转译了耶稣登山宝训的内容，登山宝训就像是说给这些人听的一样。
最早参加拜上帝会的人在银坑（如今仍在紫荆山中可见）或在零星分布的煤矿里劳作，有木匠、铁匠、磨坊工人、居无定所的剃头师傅和算命先生，兜售药品、盐巴、鸦片或豆腐的商贩、船民、柴夫、烧炭工人、牧人、挑夫，还有那些逐活而生的零工5。一位早年的拜上帝会的人后来谈到他早年在这个地区的生活：“吾家困窘，食不果腹，以耕田为生，耕种山坡梯田或外出作雇工，聊以度日，知命认穷。吾八至十岁随伯父读书，然因家贫而辍学。但吾在多所书塾作仆役，故颇认得此等书塾。”这人又说，此种困状，“实是度日如月，而度月如年，苦不堪言”6。广西这一带素有贫瘠之名，此时又饱受干旱之苦，饥荒四起，灾民欲求饱食不可得，竟至吞食煤土7。
匪患时有所闻，让日子更加艰难。广西紫荆山这类地方有如17世纪洪氏家族迁徙的花县，适合亡命之徒栖身；盗贼下山来抢劫较富裕的农夫和镇民，官府若是派兵前来追剿，他们就窜回山上贼窝。洪秀全开始在赐谷村传教，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继续传教时，又出现了一股窜入桂南、桂东谷地的匪徒，让问题更形复杂棘手。
怪的是，盗匪在桂省流窜，却是英国人种下的因。英国人对清廷的战事虽短，但为祸甚烈，结束了限制重重的“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开放了五处通商口岸，并为传教士争得独立设教堂、传福音的权利；英国人开始以蒸汽船和装备精良的船舰，扫荡了数代以来一直在南中国海杀人越货的海盗8。1805年，七大海盗首领曾结盟，将南中国海沿岸水域划分势力范围，自有一套不为人知的招募体系、信号、行为规范和活动区域。各个首领借着把家中姐妹女儿或劫掠来的女子嫁给其他海盗，以巩固势力范围，或是将可能成为首领的海盗收为义子，透过“家族效忠”来建立“义养血统”；男性首领与俘虏之间的同性恋关系如果发展良好，俘虏也有可能被升为头目9。
这个海盗帮派由一个名叫史洋的女人统管，她曾在广州附近卖笑为生，后来做了一个海盗首领的夫人，生了两个儿子；丈夫死后，她又嫁给了丈夫以前的面首，也同他生了一个孩子。第二个丈夫死于1843年，享年六十八，此后她算是不再过问江湖是非，但还是在城里开了一家赌场，生意兴隆。她孀居广州附近，颇富赀财。10
香港在1842年之后发展迅速；英国人以香港为中心来廓清英国的贸易路，这贸易有合法的茶叶、生丝交易，也有非法的、与日俱增的鸦片买卖。英国人想利用海事法中的反海盗条款，在香港周围清理出一条没有海盗的海域，英国人有时独立行动，有时与广州官府联手（但合作并不顺遂）。海盗若在香港周围三英里内被抓，将在英国的殖民法庭上受审，被判死刑或流放。在三英里以外被捕的海盗则由英国人审理，或是交由官府处置11。1843年，新的香港警察署助理监督到任，这个英格兰人曾任汉语翻译多年，大力拓展了英国的行事方式，因为他懂得怎么利用当地的告密者，讯问从香港水域舢板上抓来的水手，获取海盗动向。殖民政府也施行了新的户籍登记法令，要稽查住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也要稽查在港口游弋的驳船和渡船上的水手及其家眷，并在其船只画上清晰的编号。英国当局有权进入领地“全部或部分由华人居住或驾驶的”房舍及附近水域的船只12；但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英国人能不能这么做还大可置疑。
英国人慢慢开始将海盗赶出海域，但海盗却沿着河道往内地避难，尤其是沿着西江，从广州城深入广西。根据条约规定，英国人不能进入广西追剿海盗，而清廷及地方官府的水师数量零星，缺乏训练且装备拙劣，对这些海盗也无力处置。广西东部的大小河川只有四艘较大的舰船负责管辖，每船配有十四名兵丁、水手，另外再加上十八艘只配备两个兵丁和两个水手的小巡艇。13
海盗装备精良，久经风浪，这点水师根本起不了作用，水师甚至闻之丧胆。海盗抓到官兵之后，手段是出名的残酷：海盗在俘虏的朋友面前伤害俘虏，好迫使家人出钱来赎身；海盗挖坟盗骨，等族人付了钱才交还；若是官府的巡哨官佐落到海盗手里，会割下官佐的耳朵或将其活活烧死14。海盗若遭包围，困兽之斗更是残忍。水师或英国水手若攀上海盗船，曾有海盗抓起点着的引线奔向火药舱，宁愿同归于尽，也不愿被俘。激战之后，落水的海盗若是发现水中有清兵或洋水兵，还会予以痛殴，欲取其性命，或死死抱住他们，一起沉入水中，葬身海底15。
尽管英国人想方设法剿灭海盗，但香港也为海盗提供各种军火器械等给养。许多海盗乔装成寻常商人和渔民，利用香港设备良好的船坞来修理船只。香港有个剃头匠叫崔阿朴，英国人在清剿海盗时也利用这种人来做密探，此人从英国当局获得制造火药的执照，暗地将火药卖给与他接头的海盗16。崔阿朴有一些同党，其中有个穆斯林逃兵尤阿禾，他是一个出生在马来亚的混血，父亲是中国移民，母亲是马来人，他参加了锡兰步兵团（Ceylon Rifles）17，但在驻香港时做了逃兵，躲到村庄里，卖掉了以维多利亚女王陛下的名义发给他的来复枪，还出卖专门知识和他的人脉。葡萄牙人和华人通婚或私通在澳门很普遍，生下的混血有很多做了海盗，其中最出名的是“大头羊”张钊，此人父亲是华人，母为西洋人，大头羊的匪帮后来转进内陆，盘踞桂平一带18。
一个叫阿九的女人做的生意更是复杂，她向华人和洋人掮客或租或买船只，不但糖、食油和棉花买卖做得有声有色，也把鸦片和火药卖给海盗；她的情夫恩迪科特（J. B. Endicott）船长拥有一艘买卖鸦片的美国船“鲁帕雷尔”（Ruparell）号19，阿九从他那儿得到不少鸦片和火药。1840年代，她在澳门以每年一百五十美元，向葡萄牙人租了一栋房子，好抚养她和恩迪科特所生的孩子。她以每对一百三十美元的价格，向英国船长赊账买了六响枪，用低价买了失事的船只上泡了海水的鸦片。阿九能讲几句英语，她还有一具伦敦考克斯（Cox）公司制的望远镜、一只吉瑙·布雷内（Guinaud Brenet）制的银表、两架称钱的天平、一管英式单筒猎枪20。有次阿九在香港港口遇到英国巡捕，说要以走私及唆使抢劫的罪名逮捕她，她便从船上跳到一只等在一旁的舢板，安全脱逃。但若中国人要讹她的话——有人曾扣过两艘她的船——那她就会威胁说她的“洋朋友”会来报复云云，最后那些人只好赔钱了事21。
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并未解决鸦片贸易的地位问题。在名义上，买卖鸦片仍是非法的，但交易数量却扶摇直上，并沿河道向广州以外的内地扩散。昔日海盗，今为河匪；1844年洪秀全第一次在广西传教时，就可能已有匪徒进入桂平一带，“保护”鸦片买卖，到了1846年冯云山深入紫荆山区时，这情形已是确实发生了。大多数盗匪对这地方还不熟，所以便以当地的山匪，或胁迫当地村民充作向导。22
郁江和黔江在桂平县城交汇，之后入浔江，而桂平自然就成了这类活动的中心。每年有几千人沿浔江回家，洪秀全也是其中之一。从桂平逆流而上，多奇岩激流，小溪曲折通幽。自桂平顺流而下，则是百舸争游，生意兴隆。货物集散繁忙，自然引起匪徒觊觎，而沿江多岛屿水湾，又为水生水长的劫匪提供了藏匿栖身之所。广西人对于从贩卖鸦片、绑票和收取保护费能得多少钱财心知肚明，所以也会窝藏河匪，提供食物。到了1840年代中期，一些自称“米饭主”的人成立合股商号，做起收保护费的生意，也来分一杯羹。23
许多河匪在当年干海盗时也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把这一套也带到内河。这些会社其实颇为松散，其中最有势力的是所谓的三合会或天地会，其发端要追溯到1760年代，有一群长于福建东南和广东的人不满时局，里头有云游僧道、拳师、赌徒、糕饼制作匠、江湖郎中等。他们签了一份血盟，尊其中一人为“师傅”，其余则按序齿结为“兄弟”，并喝下掺香灰的酒以表“同心合一”。他们的计划时有变更，但总是包括开设堂口招募新血，劫掠富户官仓和县廪，积聚资金以“举大义”。24
朝廷难以用武力压制天地会的扩散，因为它不光是反贼，也不光是宗教团体，它更是一个根深基广的“会社”，在动乱年头保民安良。有个天地会成员被抓，便向官府解释：
天地会之名源于天地乃万民生存之本，其意只求尊天敬地而已。初起之时，众人各愿入会乃因如遇红白喜丧可得会众资助，或如与人争殴亦可得人相帮。如道遇劫徒，彼等一听本会切口即不再纠缠；如向会外人显露己之会民身份，彼等亦将示“敬”。故此，欲入会者为数极多。25
这种互助和“保民”的活动很容易变相为“勒索保护费”，从广东一个姓徐的供词便可清楚看出这一点。此人贩卖酒酵，他从福建一名赖姓店主买了酒酵，然后运回家乡贩售。一天，有五个人抢了他所有的银两，他气急败坏，赶到姓赖的店铺。赖直截回以：“你如入天地会，便能免得日后在路上被劫，而我也可去讨回你被抢走的银子。”徐同意加入天地会，很快就拿回钱财；最重要的是，他知道以后在这地方行走要做些什么。如果再遇上拦路抢劫，他应马上竖起大拇指——这个暗号代表“天”，抢劫者会伸出小指，以表示“地”，这样他就能畅行无阻了。26
在华东华南一带，这类暗号很常见，不过也用其他的记号。会上兄弟在茶馆喝茶或抽烟袋，会把三根手指并在一起，或是外衣的第二粒纽扣不扣，或把辫子盘在头上，辫梢扣于发盘中心27。他们还会选些暗语来确认身份，这些话在旁人听来并不觉冒昧，但会中兄弟一听就明白，如“往日无缘相会，今日得以识荆”等等。若在路上有劫匪或生人问他们去哪里，就要说“从东部来，要去西边”。若是问到从哪里来，就回以“我从桥下过来”，指的是入会仪式上穿过刀剑架起的排阵28。南方各省的会众入会时便知“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好教会众终身难忘。说“开口不离本”时伸手，说“出手不离三”时并拢手指29。
他们永世不忘的“本”就是“洪”。“洪”一字意兼指硕大或洪水，亦做姓氏，在天地会之前存在已久，但对成千上万的天地会会众来说，“洪”却有特殊的召唤含意。在1760年代到1840年代之间，天地会规模扩大，影响日增，也创造了自己的神话，并使其完备。“洪”这个字其实是1760年代天地会创始人的诸多化名之一，它也是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年号“洪武”的第一个字，代表天地企盼“反清复明”，天地会还杜撰了一套谱系，溯及17世纪清兵灭明之时。除此之外，“洪”也见于古代佛教典籍和占卦相书中，并经常与“太平”年月并用。30
但永不忘本并不是要大声呼号：天地会会众反将“洪”字拆成几个数字。左边三点水即为“三”，右半的“共”为“廿一”和“八”组成，故会众在说话或相互引见时便用“三八廿一”，或将“八”作“两点”，与“三点水”相加成“五”，而为“五廿一”。31
洪秀全和冯云山在广西传教之时，天地会已深入客家人和本地人之间。天地会在珠江三角洲曾强迫当地农民入会（或以威胁，或杀害不服者），在广西也是如此，少有人敢不从32。天地会透过在香港等地的关系，也拿到了西洋火器，以船运进内地。比如，香港有个天地会头目就跟那个锡兰步兵团的逃兵买了步枪，有会众以广州城东门外书院旁一座归本会会员的房子，作为与香港联系的窝点33。他们经常在广西的大小河川设立“关卡”，向过往货船行人收买路钱。广州一带的赌场曾红极一时，也有会众将之迁到桂平附近的城镇，公然炫耀其势力34。洪秀全或因此将禁赌博列为第六诫条，与酗酒和吸鸦片并列，而冯云山宣讲反赌博教义时，也发现听众颇有同感。
对于那些痛恨河匪势力而又不愿加入的人来说，一种办法就是组织团练，这种地方武装已有几百年的历史。在“三元里事件”中，士绅农民群起对抗占领广州城外山头英军，中外皆知，但是不只是此地有团练，其他地方聚落也都有团练。到了1846年，团练的数目剧增；团练由汉族地主控制，按村庄从当地居民中招募团丁，团丁可获取些许报酬，往往是用全村的税金来支付，这些税金中有一部分抽自客家人。35
客家人从广州城之东北持续向桂平一带迁徙，已有五十多年，远早于海盗侵入内地。因社会秩序动荡，迁徙不绝，以致在某些地区，客家人比土著还多，尤其又以山区为甚。由于客家人多为天地会成员，故在1840年代，桂东一带为了争夺居住地和耕地，纷扰层出不穷，族群摩擦不断。“找说客家话的人寻仇”成为当地汉人时兴的口号之一36。客家人不论男女，到山坡田里劳作时都带着器械，若是一有警报，便能聚集上百个肩扛锄头、手持长矛的人。土著壮族、瑶族的首领受客汉两方的压迫，本身又往往颓废腐败或负债累累，因此便对客汉之争作壁上观37。
对于处在如此艰困环境下的客家人来说，洪秀全的救世之道尤其能引起共鸣，而许多人急于皈依冯云山的拜上帝会，不仅是因其宗教教义，也因其人数与组织意味着团结一致，对付各方的威胁38。一个穷困潦倒的拜上帝会成员说到这种乱哄哄的分裂割据局面和不确定的忠诚感：“匪患年复一年，当铺时有被抢，村镇不断遭劫。乡民见惯（武装）帮派，不再惧怕；当彼等见拜上帝会队伍开来时亦是如此……彼等并不逃窜。而团练竟因此压迫彼等，故彼等惶然入吾辈行列。”39
桂平一带的客家人开始成群加入冯云山的拜上帝会，这或许也是因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已在此地为基督教打下基础。郭士立曾在1836年与埃德温·史蒂文斯一起沿海航行，散发小册子。从那之后，郭士立不仅发展传播救世主福音的新方式，也担任新任英国商务监督的翻译和汉语秘书，所以他在了解打击海盗和乡村社会状况上，便处于绝佳的位置。40
郭士立不似那些谨慎的传教士，他向来认为应该尽其可能去了解中国人，好让他们皈依基督教：“须从彼等之口，知其偏见，目睹其恶行，听其辩解，方能知彼等……吾人应完全顺应中国人之所好。”41郭士立还相信“皈依基督者应献身推进这份神圣事功，而礼拜会众之于旁人，则为传教组织”，因此，他在1844年组织中国人成立“汉会”（Chinese Union或称Christian Union，中文又称“福汉会”），与他一同实现共同目标。据称第一年汉会有会员三十七人，到1845年下半年，会员遽增至二百一十人。随着会员继续增加，次年，汉会在广西设立几处分会，其中之一在桂平县；华人传教者数人同行，从总会前往广西分会宣讲，汇报在广西“众多人”陆续成为“拜爷苏（即耶稣）者”，连河盗也来皈依42。
郭士立本身是基督教“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 Brethren）的成员，对传教的看法极为开放。他相信，即使汉会多由未受过训练的华人信徒组成，也仍能传播友爱的思想和共修生活的价值。教派各有着重，但郭士立也相信，这远非皈依基督的中心要旨，而华人基督徒是否继续祭祖，或是否供奉上帝也不必太过计较。43
郭士立在1830年代就以汉文出版了一些论及宗教、教育和科学的小册子，在广州城以及他那次未得官府允许的沿岸航行散发，此时鸦片战争还没爆发。在1840年代，随着汉会规模渐增、范围日扩，郭士立大大增加印行的数量，还把欧洲人捐给他作为传教之用的善款，取了相当一部分付给汉会会员，好向内地（尤其是广西）散发小册子。郭士立印的小册子，开本、分量比梁发印的《劝世良言》都来得小，所以也更好携带散发。梁发的书共有九篇，散发时并不总是装成一册，而是分成四五册，每册有两到三篇，有时甚至分成九册，每册一篇，这样固然分量轻了一些，但也更难以通盘领悟。44
郭士立或汉会成员在1840年代撰写、散发了五十种以上的小册子，每一册都只谈一个主题。有些小册子从《新约》摘录段落，并稍加解释：“清心的人有福了”，“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纵欲的人不得上帝的宠爱”，“爱邻如爱己”。有些册子说的是基督信仰中的某些特定问题，如忏悔、祈祷、耶稣的爱、复活、永生、上帝对世人罪恶的原宥。有些册子处理《圣经》中的特定章节，如《创世记》第3章有关亚当和夏娃堕落和被逐一节，《约翰一书》第1章有关耶稣给世人带来光和喜悦：
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约翰一书》第1章3—5节）
郭士立还精心选了一些段落，如《保罗达罗马人书》开头，传达旅行和传福音的讯息：“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45
冯云山慢慢深入广西山区，此时洪秀全在官禄回复昔日生活。他已倦于居无定所，再次靠教书为生，继续写他的文章，并在1845年或1846年完成了两篇。洪秀全在第一篇文章里头引了《礼记》和《易经》，说明中国曾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想法相通，以慈悲为怀，无畛域之见，无相互敌对。唐虞三代之时，“天下有无相恤，患难相救”。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而举选尚德。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46
大同境界烟消云散，世间悲剧之一就在于地方意识和特殊利益的扩散。洪秀全用《易经》第十三卦中的两句卦词来印证这一点：“同人于野则享。同人于宗则吝。”47洪秀全讨论这观念的方式似乎充斥了他以往的经验：他与自家人及官禄村民的相处，以及广西之行中在赐谷村及桂平县黄家、张家碰到的问题。洪秀全写道，时至今日，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出于一私：
故以此国而憎彼国，以彼国而憎此国者有之。甚至同国以此省此府此县而憎彼省彼府彼县，以彼省彼府彼县而憎此省此府此县者有之。更甚至同省府县，以此乡此里此姓而憎彼乡彼里彼姓，以彼乡彼里彼姓而憎此乡此里此姓者有之。世道人心至此，安得不相陵相夺相斗相杀而沦胥以亡乎？48
万国万姓，实则一家，皇上帝乃天下凡间大共之父也，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旦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49
第二篇文章要长得多，洪秀全继续用大同不再的观念，但他主要是从历史来探讨共通美德何以沦丧的原因。洪秀全要找的是过去与现在之间的绵延，凡是否认这种绵延的解释，在本质上都是错的。“大凡可通于今不可通于古，可通于近不可通于远者，伪道也，邪道也，小道也。”50阎罗王的权力即是一例。近人有妄说阎罗妖主生死，而阎罗妖实乃欺骗亚当、夏娃的“蛇魔”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但其力量不可与上帝之力相比。
洪秀全说，此类迷信邪说之滋长可逐代逐君追索，他以他读过的史书做了这件事。背离敬拜皇上帝之事始自少昊时，九黎初信妖魔，祸延三苗效尤。至秦政出，遂开神仙怪事之历阶，遣人入东海求神仙。嗣后，汉初诸帝求丹砂化黄金，信众神而祠之；后汉桓帝祠老聃，梁武帝三次舍身如佛门，唐宪宗恭迎佛骨。至宋徽宗改称皇上帝为昊天金阙玉皇大帝，诚亵渎皇上帝之甚者也。如此怪诞诳言，因《玉历至宝钞》而讹传于世。51
反之，洋人传来中国的番国书籍说得明白，上帝的计划是如何擘画，而中国人偏离敬拜上帝又是多么错误。当挪亚时，皇上帝因世人背逆罪大，连降四十日四十夜大雨，洪水横流，沉没世人，此皆凿凿可据，奈何诳言东海龙妖发雨所为。皇上帝唤摩西至西乃山上时亲口告诫他说，尔凡人切不好设立天上地下各偶像来跪拜。细察之下，妖魔的“真性”荡然无存，就如豆腐里头都是水，故云“豆腐是水，阎罗是鬼”。阎罗此等妖魔焉能称神乎？救世主耶稣，皇上帝太子也，亦只称“主”而不称“帝”，天上地下人间，除其父外，有谁大过耶稣者乎？知道如此，尔等怎还敢“大犯天条，与魔鬼同犯反天之罪”？深可悯哉！良足慨已！52
正当洪秀全在教书写作之时，却有人在议论他。广州城里有些人知他读了梁发的书，已信了教，还作宣讲，且有些朋友同他一起传教。此事传到汉会的人和罗孝全（Issachar Roberts）耳中。罗孝全在郭士立的邀请与感召下，从田纳西来到中国，他是在鸦片战争（1839—1842年）后第一个返回广州的洋人。他住在城郊，身着本地服饰，建了一座带钟楼的小教堂，还学客家话，聚集了一小群华人信徒53。罗孝全是个初出茅庐的西部小伙子，他在美国与一些传教团体的关系往往不长，但是非颇多。他在1840年代中期参加了郭士立的汉会，以感激之心接受了郭士立给他的一小笔钱。对罗孝全来说，教徒的皈依之心和虔诚之情见于洗礼的仪式，他以抒情的笔调描述了那些新信徒在香港海边的浪潮中或江河奔腾的激流中行洗礼时，他心中的欢悦。南方燠热，若值明月当空，罗孝全会把要受洗的人带到水边，让他们“模仿主耶稣的受难和被埋，完全沉浸在空旷的深水之中”，再“模仿耶稣的复活”令其起身54。
1846年，一个信了基督的人从广州来到花县，要洪秀全和洪仁玕堂兄弟俩上罗孝全的教堂听讲道。洪氏兄弟忙于教书，并未前往。但在1847年初，罗孝全身边的信徒、也是汉会成员修书来请洪秀全前去。这次洪秀全接受了，还劝洪仁玕陪他一起去，罗孝全予以热诚接待，在他的带领下，这对堂兄弟读了郭士立译的《圣经》新旧约全书。洪仁玕没有留多久，但洪秀全却坚持下去，还央罗孝全准备给他作正式领洗（三十年前，梁发也如此请求米怜）。罗孝全同意考虑，还派两名汉会成员去官禄，看看洪秀全在家乡的名声。55
但是突然之间就出了问题，也没有什么明白的解释，这种事洪秀全以前也碰过。才不过几天前，洗礼似乎定了下来。洪秀全已给罗孝全写好誓言和信教目的之声明，以表明出于宗教感召，并非儿戏，罗孝全也觉得满意。去官禄的人也没听到什么不利于洪秀全的话。当时的人说洪秀全上了个当，这是其他替罗孝全工作、心怀妒忌的中国信徒设下的圈套。他们知道罗孝全讨厌那些嘴上说要受洗，实则是想找份差使，或从传教士那里拿钱的人，他们也担心罗孝全会雇洪秀全，这么一来，有人就会丢了钣碗，于是他们要洪秀全去跟罗孝全要求金钱上的保证。洪秀全不明就里就照做了，结果坏了罗孝全对他的信任和支持。这说法听起来有点牵强附会，不过，对广州城一带的人来说，不管有没有读过书，生活确是很艰难，而罗孝全是出了名的火爆脾气，对洗礼又是极为看重。这件事罗孝全只提了一次，说在他“未得吾人满意于其合格之先”，洪秀全就决定离开了。56
不管洪秀全与罗孝全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总之，洪秀全没有受说好要受的洗礼，他在1847年7月12日再次上路。别人以为洪秀全会往北回官禄老家，但他却是托刚结识的汉会朋友转告家里一声，他要再往西行，去找冯云山。此时，他身上只有向人借的一些铜钱，仅有的家当背在背上，那柄他珍爱的斩妖剑则插在特别打制的剑鞘中，鞘上刻着他的“全”字。57
洪秀全付不起船资，只得沿江徒步西上，路上买些食物充饥。他走到离广西还超过一半路程的江边小镇梅子汛，遇到十数个做缉私巡哨打扮的人挡住去路。洪秀全未加防范，这些人拿出刀枪，向他索要钱财和行李。这种假扮官府的行径并非新鲜事，但如今越来越多。在洪秀全还是应试童生之时，曾有一帮强人杀死县令及其僚属，拿了官印占据县衙，料理县政了好几个月，才有人来抓他们。有时，匪徒乘官轿乔装官吏，结果却是入室抢劫、奸淫妇女58。洪秀全还在官禄时，曾有一百来个匪徒在广州城北边设路障河栏，俨然不受官府惩治，向过往行人勒索钱财，阻碍商贸来往甚大，不管是老实做生意的还是买卖鸦片的商人都只得另外想办法把货物往西运59。朝廷出使安南的使臣居然要向当地河匪支付“保护费”，才到得了安南。而粤西的考生就算准备得再充分，有时连上广州城应考都去不成60。
要是洪秀全竖起大拇指以表天，解开布衫的第二个纽扣，伸出三指并拢，按实说他从东边来，到西边去，甚至只要喃喃说一段用“洪”这个字编成的暗语，也许他们就会饶了他。但洪秀全对这些奥秘一无所悉，于是这些人抢了他借来的钱、他的宝剑、剑鞘，以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仅留给他一身替换衣服61。
洪秀全虽然祸不单行，但他并未回头。他到离此地最近的肇庆请求官府帮助。但知府称梅子汛并不受其管辖，所以他对洪秀全的损失也不便负责；但知府对洪秀全的遭遇颇感同情，故他给了洪秀全一串铜钱，值半两银子。洪秀全靠这笔钱，只要他一天只吃一顿饭，就还够他乘船再走几段路。旁边有一人注意到洪秀全神情沮丧，说了一句玄秘莫测的话：“弦断自然可再系，船一到岸又可见其路”62，坚定了洪秀全的决心。
洪秀全上了往广西的船，便有机会多认识几个读书人。他们同情他被劫的遭遇，欣赏他的才识，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讲独一真神。这些读书人有时邀他吃饭，有时请他喝茶，有时还赠他一点银钱，或劝船主免他船资。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工夫，洪秀全到了赐谷村黄家。冯云山在一年之前到过黄家，告诉黄家他所往何处，所以黄家跟洪秀全说，冯云山现在人在紫荆山。洪秀全立刻向北入山，黄家的小儿子陪他一起前往，他就是1844年靠洪秀全帮忙而从牢里放出来的那个人。63
洪秀全似乎并没有因着旅程的艰苦困厄而感沮丧疲惫，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胜利，更确信自己的力量和皇上帝的护佑。他在路边小庙的墙上题了一首诗，劈头便用了“朕”，进一步强调他刚找到的荣耀；这是他第一次不用“吾”这个字，而自称“朕”。他在这首诗又两次自称朕，重申这种豪情：
朕在高天作天王，尔等在地为妖怪；
迷惑上帝子女心，腆然敢受人崇拜。
上帝差朕降凡间，妖魔诡计今何在；
朕统天军不容情，尔等妖魔须走快。64
1847年8月27日，洪秀全到了紫荆山，受到冯云山和拜上帝会会众的欢迎。他的上帝带他回家了。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