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若有情天亦老，这话说得是真狠，每次默默读过，心口必定一阵堵，眼睛缓缓扫过天空大地古今人寰，人却只会久久无言；原来一句话，几个字，也是一种大世面。
少年时候，心与日光，都有翅膀，且直通通地长在外面，看不见自己居住地，一心一意要出门，远方是理想，外面才有风雨和知识，出门才叫见世面。想我十七岁出门，那派干脆利落，那副冷面无情，头不回，心思也不回，一点牵连，半点离情，都是没有的。从此出门，千里万里地远走，一次又一次。只是在远走的过程中，许多疑惑，也就渐渐丛生。释迦说：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这句话，是要人悟的。多年之后，有一天，忽然发现，自己城市的雨，是最狠的，那是1995年夏天的雨，狠得你终生难忘。想我少年狷傲，野心勃勃，要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奔跑了万千里，蓦然觉出，自己还是走在自己的小路上，绊倒自己的，都是自己的无知。不过，若与这无知有了一次邂逅，人也就会平添一次无言之省：原来语和言、文和字，与真实的风雨雪霜相比，风雨雪霜更是一种大世面。
1995年，我居住在汉口，一个叫做花桥苑的生活小区。那生活小区只有四栋公寓楼，楼高八层，中间围成一块广场。在广场上游弋的，主要是带孙子的老人、学龄前小孩子，胖丫和狗。上班的人们，经过广场，大多都是匆匆忙忙的，间或扯扯衣角，正正领带，也有人忽然发现皮鞋沾了灰，便提起脚，往另一只裤腿上蹭蹭——灰尘还是在自己身上。
小区南面，通向大街，院子大门口砌了间平房，作为门房传达；有很久以前的来信，无人领取，别在窗户的防盗网上，风吹雨打，一任字迹渐渐模糊了去。
小区北面，借接了围墙的一面，建造了一个阔大的自行车棚。棚内间隔了一间房子，山守棚的寡妇张华和她的女儿胖丫居住。张华的丈夫是建筑工人，在这个小区建筑的时候，建材仓库失火，他英勇扑救，牺牲了自己。据说全靠了张华的跑，她死去的丈夫才获得烈士称号；张华自己，也就得到了烈士遗孀的待遇，民政局安排她在花桥苑工作：管理自行车棚兼管理小区卫生环境。胖丫帮母亲做事，修剪和维护花桥苑的花坛。胖丫有病，无名肥胖，人也憨憨糊糊，十六岁大姑娘，只是和小孩子追逐玩耍。张华是一个极能干嘹亮的女人，把人家的旧沙发桌子捡来，棚内摆了一套，棚外也摆了一套；她们母女，春秋坐在棚外，冬夏坐在棚内，择莱，洗衣，吃饭，晚上看电视。午后常常也有妇女来，与张华打麻将，或者说闲话。她们的闲话，说得无比喧闹，铁皮的棚顶震动嗡嗡，一个个哈哈打过了河。张华不仅能说会笑，还敢穿戴，耳垂上挂金耳环，手指上戴金戒指，口唇涂得红嘟嘟，长年都穿花裤子；条条裤子都鲜亮明艳，五彩斑斓，又酷爱吃辣，动辄辣得咬牙切齿，口红便残缺污浊，叫人惨不忍睹。每逢下午下班回家的高峰时间，却正是张华吃晚饭的时候。大家的自行车纷纷进棚，个个看见张华都想躲闪；这张华却偏是要迎上去打招呼，因为这是她的工：作。张华端着饭碗，一边大肆咀嚼，一边安排每辆白行车的位置。自行车放妥之后，人们逃回家里，与家人吃饭说笑，都少不得说到刚刚看见的张华，便牙痒痒，说：“这个张花裤子啊！”
这个张华，将打气筒摆在大路边，旁边丢一只搪瓷碗，人们给自行车打一次气，就扔一毛钱进碗里；扔的多是镍币，哐哨哨的一声响，张华看也不看；一天到晚，天黑透了，胖丫就去收了碗里的钱，倒进一只布手袋里；这只布手袋，昼夜都挂在自行车棚大门的框上，张华依然也不去看，也不去数，三日五日，只管摸出一把，去买小菜，金钱无论多少，都看它是过眼云烟，真正有一种大气。还有，对于女儿胖丫，若是别的女人养了这样的孩子，不知道会愁成什么模样；这胖丫，正面看，是四挂肉：两只硕大的脸蛋和两只硕大的乳房；背后看：是两只硕大的屁股；走来走去，单单见这六挂肉在激烈弹动。花桥苑的女人，没有不怜悯胖丫的，看她走过来，女人眼睛里都要漫起一层愁雾，惟有张华例外。张华与女儿胖丫相处，好比多年老同事，眼睛里根本没有了对方的长相模样，无论怎样，一概都是没有挑剔的。她既不逢人诉苦，也不打听医方良药，更不嫌弃呵责女儿，还不自怨自艾命不好，她就是这样：自己的骨肉自己的人，一派天成，决不大惊小怪。她吩咐胖丫剪花坛，扫广场，呼唤吃饭与喝茶，都是直来直去，对事不对人。胖丫身上沾了灰尘草屑，张华也不管，断然不作慈母状去替女儿拍打掸除。惟有从张华给胖丫设计的衣着穿戴上，可以窥见做母亲的何等精心。张华给胖丫穿肥大的T恤，孕妇的大腰裤，工装裤的款式，又孩童又大方又便于活动，又还在胸脯地方严实地遮掩了一层，因此胖丫是胖，身体却从来没有露出不雅来。大城市的生活小区，家家户户都是习惯关在自家房子里头，偶然时刻，忽然袭来一阵寂静，仿佛顿时人烟荒芜，人就有一阵惊悸，瞬间手足发凉，倍感孤零；幸好有了张华的自然、敞亮与花哨，人伦道德、饮食穿戴都在天地间；她一热闹，便驱走了荒芜，人也回过神来了。
小区的四周，由铁栅栏围了一个院子；铁栅栏早已失去原来的颜色，只有斑斑锈迹；斑斑锈迹点滴地剥落着，原本也只会透出荒芜冷意，却又幸好栅栏里面，尽是杂草树木，皆生得格外葳蕤。一对白头翁，每年早春都要来；先是雄鸟，大清早的，立在杂草树木的一端，响亮地啼叫，要求恋爱；稍后，雌鸟现身，矜持地立在杂草树木的另一端，审慎端详恋人，再娇声回应；只见一颗洁白的圆圆头顶，敏感机警地弹动，这番生动，便春光浓艳盖过了荒芜冷意。树丛底下，张华的自行车棚，人来人往；一墙之隔，便是闹市；车水马龙，嘈杂噪音川流不息；白头翁们却不以为是骚扰，仍自啾唧私语，衔草结巢，生儿育女，当侥幸存在的杂草树丛为繁茂森林，就是要这样欢喜地过日子，就是要这样光明正大地繁衍生息，就是要这样地勤劳与欢乐。我家居住在八楼，正好与这些鸟儿为邻，日日面对这样的邻居，真是如见天伦。我居住在顶楼，没有电梯，楼顶隔热板极薄，统统破损，沥青蜿蜒进屋，与漏雨的痕迹一起，垂挂在室内墙壁上，像一条条僵死的蛇，看着心里就硌。这样的顶楼房屋，自然就是夏季酷热，冬季酷冷，有风灌风，有雨漏雨。便是这样的住房，也都还是政府给予我的奖励，到哪里喊冤？最初住进来，心里要说有多么委屈就有多么委屈。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花桥苑的一切，就有了熟稔感。觉得花桥苑的人们，对于自己分得的住房，就是一种认命，好与歹，都不会去真的计较；因为是命，计较也无用；人不瞎操心，比什么都好；还是中国人老话：无祸是福。乍看起来，我们花桥苑，竟是这样一团和气，竟是这样稀里糊涂；细一分辨，其实谁都不傻，这稀里糊涂是一种世事洞明的稀里糊涂。于是，我便也随着我们花桥苑的人家，渐渐地糊涂起来了，学会往好处看：看我们花桥苑到底是在汉口的城区，看附近有很好的学校，看孩子上学近便，看家中毕竟有三间房了。偏偏你是谁？就不能受委屈？天下多少大小委屈，雨点一样落下来，谁身上都有，只是不要把委屈当委屈，心里就平和了。就这样，我在花桥苑日复一日地居住了下来，心里渐渐地静静地明白着：这也就是现实生活的一种世面了。
1995年，酷暑的一天，我们花桥苑下雨了。
我自然是见过各种雨的，但没有见过这样的雨。湖北人发狠了，是这么说话：“要叫你认得我！”这场雨，就是那种要叫你认得什么是雨的雨。
那天的气温，高温摄氏四十度，低温三十三摄氏度，湿度百分之九十五，晴空万里，风平浪静。关键是湿度，到了这么高的湿度，人体散热十分困难了，呼吸也就变成了短促的喘息与哈气。这样的气温已经持续了八天，城市的老弱病残开始倒毙。市场已经有家用空调出售，但是价格昂贵，还须找有关部门申办使用证书，又得交费，一般人家，皆望尘莫及。我则抄录了一句地理理论，送给孩子，贴在她的房间。如是：武汉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年均气温十六摄氏度。我自己在无法工作的下午，就蜷缩在水泥地板上，手边放一只灌满凉水的花洒，片刻就用花洒喷洒自己一周，以此熬过太阳最后的余烬。
那天，首先是我家皮皮发现异常的。皮皮当然也是仰天八叉躺在地板上的，它一身长长的背毛，想必更热。忽然，它警觉了起来，一个翻身，耳朵抖动，疑惑地摇晃尾巴。再一会儿，它偏起脑袋，侧耳谛听，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声。“怎么哪？”我问。我也竖起耳朵，凝神细听，却没有听见任何异常动静。皮皮却——刻刻紧张起来，它虎虎游动，护卫着我，坚决要把危险拒之门外。我爬起来，来到阳台上，手扶栏杆，极目所望，只看见夕阳之下，大地燃烧着无色的烈焰，烈焰颤抖着升腾，整个城市万人万物都在烈焰中呈现一种变形的形态。这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这就是炎夏的武汉。然而，皮皮的态度越来越激烈，它冲到阳台上，挺身而出，怒吼，刨地，抖擞背毛，踞地作势，吠声已是战斗的呐喊。我相信皮皮甚于相信自己。因此，我也呆在阳台上，盲目但是非常警惕地注视着整个世界。
一会儿，世界果然起了变化。忽然地，蓝天就变得浑浊昏黄了。风来了，风像野马，失去方向，从各个方面乱蹿出来，呼啸，奔突，仓仓惶惶。随着风狂，大朵的云也失去常态，翻卷着，撕扯着，痛苦万状。天际有闪电，闷雷隐隐嗡响。这是暴风雨来了。是一场大的暴风雨。皮皮虽然只有两岁，却也是经历过了两个春夏秋冬，对暴风雨应该不陌生，然而它还是异乎寻常的不安和激烈。还会有什么呢？
白头翁与麻雀们带着它们的孩子急急回巢，张华在楼下大声叫唤：“收衣裳了！收衣裳了！”话音未落，黄沙平地骤升，顿时遮天蔽口，黑暗中，一阵腥气扑鼻，紧接着的是一阵地动天摇，我家一只玻璃水杯被晃倒了，哐当一声，惊心动魄，我想这是地震了。再回头，整个城市已经完全不见，翻江倒海飞舞的，皆是尘土、树叶、禽类的羽毛、废旧塑料袋和纸片。浓重的腥气，阵阵扑鼻而过，恶心恶肺的窒息人。人正傻着，脸面前突然出现一个鸿沟般无比阔大的闪电，眼睛白花花地瞎了；仓惶地蹲下，本能地抱住头，皮皮奋不顾身地一扑，万钧雷霆居然就从头顶直直劈落下来。家里那面有着蛇迹的墙面，轰然剥落，簌簌垮下；窗棂上的风勾，神秘无声就被扯脱，窗扇被猛烈推击，玻璃哗哗地破碎。紧接着的，却是一个巨大的黑与静，黑如洞穴，静如失聪。我带皮皮正要奔下楼去，远方飞响起了鼓声，酷似我在舞台上听到过的非洲丛林鼓，仿佛有千军万马的黑人队伍过来了。万千疑惑，不知所以；何去何从，犹豫不决，满心里都是惊吓；惊吓于这无知的一切。鼓声由远及近，清晰可辨，不容置疑，天空随着亮了起来，循声可见天地间竖立着一堵墙壁，所向披靡地移动过来，是灰白的颜色。在这一刻，无知叫人万念俱灰，惟有束手待毙了；只有皮皮仍英勇顽强，不住地跳将起来，朝这堵墙壁拚死吠叫；就在墙壁临头横压过来的那一刻，我遍体被击打、烧灼而后冰凉——才发现，这堵墙壁原来却是雨，大雨，鼓声是大雨行进的脚步声。
我在大雨里看望许久，用巴掌接雨，碾磨成汤。好几番回味，才知道世界上竟有这样磅礴壮烈的雨，也才知道，雨也是可以给人绝顶惊吓的。
再以后，无数的风雨，也不再有这天的症候与气势，也不再有这天的惊吓；再大的雨，也吓不住我了。
大雨下了五个昼夜，武汉变成了汪洋大海，我家也变成了泽国。开始我动用所有容器，到处接漏；很快，接漏变得幼稚可笑；因为家里与户外没有多少区别，屋顶不是漏雨而是下雨，我必须赶紧疏通厨房与卫生间的下水道，以便雨水顺畅地流走；任何对于这房子的抱怨以及对于武汉气候的抱怨，都变得幼稚可笑；现实就是现实，再抱怨，现实还是现实；最要紧的是行动，是要采取应对措施，我得选择雨水稀疏的地方，支起塑料雨棚，抬过床铺，让孩子得以安睡，再让自己得以安睡；人不能睡觉，这才是真正的损失。
大雨过后，我家是一片断壁残墙。
隔壁聂文彦家也是——片断壁残墙。
我们这栋公寓一楼的饶庆德教授家，也是一片断壁残墙。
花桥苑四栋公寓楼的八户顶楼人家，八户——楼人家，一共十六家，家家户户，皆是断壁残墙。居住一楼的人家，惟有张华没有损失，只是一只沙发与一只竹床，被大雨冲到了小区院子门口，两个门卫，一会儿就替她抬回自行车棚了；竹床用毛巾擦一擦，晚上照样睡觉。大家都说：“张华，这次你得了便宜，就不得偷懒，要帮帮大家的忙了。”
张华连忙应承，说：“我帮我帮。”好像她果然得了天大的便宜。
因此我们十六家，顿时都面临了一个室内装修的问题。室内装修是时髦风气，从广东传来，先富起来的一批人，住过了星级酒店，便渴望把自己家里也变成星级酒店。本来家庭是家庭，酒店是酒店，两者本质上完全不同，没有任何可以类比的地方；但是金钱就是有自己的霸道，广东有钱人就是要这么装修；不幸的是，这股风气还迅速地传染，蔓延到了全国。像我们这样，房子年久失修又被大雨冲坏，想要装修得恢复功能，朴素好用，造价合理，居然没有装修公司理解和接受。大雨来得突然，仅有的几家装修公司又行迹可疑，还一律极不爽利，瞪了眼睛反问：“怎么装？怎么装？”大家便都摸不着头脑了。
雨后天晴，大家三三两两，站在广场上，交流了各家的情况，只听得一片笑骂与叹气。有男人骂：“狗日的这叫下雨？这叫下子弹！”女人们就无可奈何地摇头。忽见一楼饶庆德饶教授跑出家门，面色苍白，仰天长叹一声，便棉条扭扭地瘫在地上；教授夫人赶了出来，惊惶失措抱起丈夫，大叫张华张华。张华应声冲了过去，手脚麻利地张罗，打了120急救电话，急救车便很快赶来，载走了饶教授和夫人。
饶庆德饶教授这一次的损失是最大的，他有着和大家同样的损失，即家具被泡坏、家用电器和寝具全部受潮、墙面千疮百孔；另外还有一桩损失，是别人没有的，那就是，饶庆德教授花了半年时间整理的重要材料全部被浸泡和散失，这就直接导致了他的高血压病发作。
饶庆德教授的重要材料，是对于我家八楼邻居王鸿图的揭发与控诉。
去年春天，饶庆德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致花桥苑全体邻居，塞到每户人家门缝里；公开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饶庆德，男，现年五十九岁，国家一级教授，国务院专家津贴享受者，省市社科联理事，家住花桥苑四号楼一楼二号，与该楼八楼二号的王鸿图系同事，同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教书。饶庆德教授几十年如一日，埋头研究与教授社会体制研究，发表专著若干，带出研究生无数，平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德高望重，与花桥苑邻居们共住三年，相信大家有目共睹。然，王鸿图这个人，当年曾是饶庆德的学生，为了入党和留校，每天都跑到老师家里，买煤炭换煤气修理桌椅板凳，儿子一样孝敬；其后来如愿以偿地入党、留校，还当了行政科长，立刻就不再跑老师家了。不仅如此，还在学院的几次分配住房中，捣老师的鬼，致使饶庆德教授在三年前才分配到住房，且是最差的楼层：一楼。近年来，眼看知识分子一天天吃香了，王鸿图摇身一变，又做起了教师，并且连连发表论文，破格评上副教授，居然也得到了花桥苑的住房。如今饶庆德教授要揭穿他的：王鸿图所谓的论文，都是从饶庆德教授的学术专著上抄袭与剽窃的，论点一样，论据一样，结论还是一样，只不过加了一些流行与时髦的学术用语。饶庆德教授发现王鸿图的丑恶行径之后，立即向各级组织和有关部门检举揭发，无奈现在物欲横流，人人都在搞经济赚大钱，根本懒得为学术的清白主持公道。而王鸿图这个跳梁小丑，不仅在学院对饶庆德教授置之不理，最近还在花桥苑小区散布谣言，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其妻聂文彦，也厚颜无耻，巧言令色，在花桥苑自行车棚等公共场合，恶毒攻击饶庆德教授。饶庆德教授是可忍孰不可忍，今日特向各位邻居坦然告白，以求澄清事实，还个公道。
在公开信的最后，饶庆德教授写道：饶庆德教授坚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坚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坚信有朝一日，王鸿图必将原形毕露，得到他应得的可耻下场。
我们花桥苑人家，都觉得饶庆德教授的公开信写得好玩。由于自行车棚被饶庆德教授誉为花桥苑的公共场所，大家都来打趣张华。张华只是一无所知的样子，与饶庆德教授和王鸿图聂文彦两家人，都同样热情，一碗水端得很平。也有不认识王鸿图聂文彦夫妇的人，不停询问张华，谁是王鸿图？谁是聂文彦？漂亮不漂亮？至于他们之间的是非曲直，大家倒没有去分辨；现在社会信息量太大，人心野，报纸多，还有互联网，骂人和攻击人的热浪一阵一阵掀起，此起彼伏，无沦有道理没有道理，总归都不善。这样的不善之举多了，叫人疲乏与厌恶。我们小区的大家，正是这样的心理与态度，热闹还是喜欢看的，尤其是本小区的邻居，真人就在面前，也还是十分有趣；而去辨清黑白真相，那就无聊了，等于吃饱了撑的。这也就是众人的明智与超然：谁与你去琐琐碎碎？谁与你纠缠不清？原来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浩淼，无论沉渣泛起，还是浪浮尘屑，都是一旋而不见了，依然白清白净。
倒是矛盾公开以后，从此极不自在的人，便是饶庆德教授一家与工鸿图聂文彦一家了。我隔壁邻居王鸿图聂文彦夫妇，一定要假装不知情的模样，但又每天增添了面部的笑容，特为向众人表示他们的不在乎与清白。饶庆德教授，由于年纪大了，又患有高血压，平日是不骑自行车的；这会儿，又特意把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找了出来，修整鼓捣一番，三天两头骑骑，以便自然接近自行车棚；电要把自行车存放在张华那里，电要每月交给张华五元钱保管费；因此就可以亲切问候张华，对胖丫和蔼可亲，还会弓身看看餐桌，也不管餐桌上是什么莱肴，一律都喷喷赞美：“好香好香！”聂文彦居住八楼，饶庆德教授居住一楼，聂文彦上班下班，上楼下楼，必须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本米不足太注意修饰自己的聂文彦，此后必定打扮停当才出门，皆足时髦且庄重的职业套装，高跟皮鞋，口红胭脂，昂首挺胸，得得迈步，一步一步经过饶庆德教授的家门，一步也不肯松气。偏是饶庆德教授夫人长相显得比丈夫还要老迈，头发稀稀，眼袋垂垂，颧骨尽是老年斑，衣服也大都捡媳妇的旧，穿在她身上，总是不伦不类。面对这样的情形，饶庆德教授更加悲愤难诉；他怒而发狠，决心求助法律严惩王鸿图这个市侩小人，便开始夙兴夜寐，埋头整理材料，将王鸿图的论文与自己专著逐字逐句两相比照，再加注释评点与抨击，要铁证如山地证明王鸿图抄袭与剽窃。饶庆德教授花了大半年的心血，写了厚厚一大摞材料，还没有来得及向法院起诉，结果遇上了1995年夏天的泼天大雨，大雨毫不留情地冲进了饶庆德教授家的门窗，毁掉了他书桌上几万字的檄文与匕首。
好在抢救及时，饶庆德教授没有出大的问题，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精神抖擞地回来了。那天是星期天，人们都在家里。王鸿图聂文彦夫妇伏在自家阳台上。我也伏在自家阳台上。许多人都伏在自家阳台上。饶庆德教授走进花桥苑，走过广场，慈祥地唤一声“胖丫你好啊”，又紧紧握住张华的手，使劲摇，感谢她的救命之恩。饶庆德教授夫人也在一边夹门夹舌，哕里哕嗦，感谢张华在这一段时间里，照看他们家门户，每天料理他们家花草。老太婆将一网兜奶粉和水果，送给张华。这是人家看望病人时候送的礼物，奶粉牌子芜杂，水果也干瘪了。张华说：“夫人你不要客气，近邻胜远亲，再说我是一个闲人，也没有帮你们做什么事情，饶教授还需要补养身体。”老太婆坚决不肯，要哭的样子，一番推让，熟透的香蕉也断了根，掉一支地上，不知被谁踩了，地上狼藉难看。
王鸿图聂文彦夫妇对视一眼，想笑，克制住了，脸上尽量无表情。
最要紧的事情，便是我们十六户人家的集体装修。我们已经委托张华，找了张华以前的熟人，进行集体装修；因为这样，装修材料可以互相取长补短，费用也会大大降低，工期也可以大大缩短，十六户人家又可以团结一致，家家都是监工，便都不是太受累了。张华赶紧征求饶庆德教授夫妇的意见，问他们家是否同意这个方案？张华说她已经代表饶庆德教授家表示同意，因为工程预算要事先做出来；是按十六户人家预算的，为的是预算出来，好让各家各户都掂量一下，看看划算不划算？眼下十五户人家都觉得非常划算，就等着饶庆德教授家作出决定，如果不参加装修，就赶快表态；如果参加装修，就马上在合同上签字；工程亟待开工。饶庆德教授夫妇愣住了。显而易见，从感情上，他们实在接受不了与王鸿图家一起装修。然而，客观上的各种好处与优惠又显而易见，他们也实在无法放弃。
张华见状，乖巧地搭了一个桥，对饶庆德教授夫妇说：“如果你们身体不好，忙不过来，只是看看合同，委托我签字也可以。”
半晌，饶庆德教授才艰难地作出了抉择，他说：“罢了！我们委托你签字吧。”一语既出，饶庆德教授泪下涕零，好不屈辱。
八楼上，王鸿图聂文彦夫妇也愣了。聂文彦转头看我，眼神如被人误会闯了祸的孩童，百口莫辩不知如何是好。我爱惜这眼神，望着她，也不知道说什么才是一个安慰。人伤人，就怕自私冷酷到铁石心肠疼痛不知，到底还是有那么一刻，可以超越仇恨，懂得感知别人的痛，却也算得人性慈悲了。
转念却又发觉自己还识得人性慈悲，又是一喜；1995年夏天的这场大雨啊！
我们花桥苑十六户人家的装修，如期开工。张华是我们的总设计师。
一切都是机缘巧合。正当我们接洽不到装修公司的时候，张华在大街上遇到一个熟人，与她故去的丈夫，原是市建筑公司的同事。两人立在街头聊起来，熟人早已经离开建筑公司，自己在做装修公司，并掏出一张名片给张华，上面写的是某某装修公司总经理，电话、传真、手机号码，一应俱全，名头堂皇响亮。张华多了一个心眼，询问：“你有什么装修业绩？”熟人说：“我怎么没有？说出来要吓死你。”熟人拉她走了几步，给她指新建的报社大楼，电视台大楼，银行大楼，这幢楼造价多少，那幢楼用的是哪国进口的玻璃幕墙，他都了如指掌，因为都是他做的室内装修啊！张华再问：“你愿意不愿意做小生意？简单的家庭装修。”熟人说：做啊！为什么不做呢？他现在有很好的队伍，也有很好的装修业绩，但是老百姓对他公司却知道得不多，因此他现在关键是做人气和口碑，不做家装，哪里有人气和口碑？其实做家装并不赚钱，也不会考虑赚钱，主要做质量和信誉，做广告。张华这才告诉熟人，说我们花桥苑有十六家想联合起来，一起装修。熟人说：太好了！你们真是太聪明了！熟人说：如果真的是你介绍的业务，价格上还可以优惠。两人越谈越合拍，干脆就一起来到了我们花桥苑。张华把大家叫了出来，与装修经理见面。就在自行车棚，装修经理与我们又说了一遍质量信誉人气口碑之类的话，当下众人相谈甚欢。装修经理又主动提出到每家每户看看房子损坏的程度，一口气上上下下，爬了四个八层楼，衣服后背湿透了也不顾，只顾为家家户户提了建议，所有建议，皆是又专业又实惠又体贴，让我们感到，我们十六家一起集体装修，就如批发价买大宗昂贵商品，低廉得卖方几乎要赔本了。张华欢欢地跟在后面，因是她的熟人，脸面很有光彩，竟比我们大家还要兴奋，这么设想，那么设想，向装修经理提出这种要求那种要求，装修经理一一地答应，并且显得很怕张华，向我们告白道：张华太精明了，什么事情一点瞒不过她的；他认识张华十几年了，当年做姑娘，与她丈夫谈恋爱，天天都来建筑公司，就看中她的精明，想追求她却又没有这个胆子；你们看，我们建筑公司，前前后后，因公死了多少工人，就是张华把她丈夫跑成了烈士。
张华说：“胡说。我们本来就是烈士！”
大家哄然一笑。说话说到这里，时间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气氛也是一起吃饭的气氛了，装修经理一定要请大家吃饭。大家婉言谢绝。装修经理说：“装修是一个很大很复杂的事情，一边吃饭还可以一边继续谈谈。”大家一听又觉得有道理。张华自然是积极要求大家一起吃饭，她俨然已经身负重任了。于是，很快就签定了装修合同。
开工了，头三天热火朝天，携带各种家伙的工人，在我们花桥苑进进出出，敲敲打打，从日出忙乎到日落；经理急急要钱款，说是好让他及时购买装修材料，我们大家立刻付钱。然后，经理不再出现，接着，许多工人也不再出现。我们拔腿就跑自行车棚，急急向张华投诉，说：总设计师，我们家木匠今天没有来；我们家管工没有来；我们家电工没有来；等等。张华二话没有，抓起电话就打给经理。头一次电话，经理万分歉意，说是他老娘突然脑中风，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他就守候在他老娘身边，心里乱得一塌糊涂。经理这么一说，我们再不便说什么，也就算了。第二次电话，经理焦急地说他手机没有电了，便关了手机，再也找不到人。再一次电话，经理还是在医院照顾他的老娘，他老娘却是去年突然脑中风，住院一年了，久病无孝子，身边无人，他得照顾她。我们家家户户墙壁凿开，正在布线；地上挖开，正在埋水管；却再没有工人按时上班，工地上一片混乱。电话打得多了，前言不搭后语，谎言就露出来了。原来所谓装修公司，也还是皮包公司，只是停留在名片上的。泥工、电工、木匠等各种工人，皆都经理临时召集组合，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我们这里，好多农民工嫌经理太过奸诈，拖欠和克扣工钱，就随时跳了槽，去做另外的活去了。
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再没有什么设计师出现，所谓电脑出的设计图，被农民工扔在屋子里当废纸一样。我们责问他们。大多数农民工埋头不睬。有喜欢说话的农民工便忍不住说了：这是什么图？哄你们的啊，就在路边打字店随便出的图啊，都知道你们城里人好时髦，讲档次，就拿什么电脑设计图哄你们，其实你们这就是修理房屋嘛。又说：我们做自己的手艺，是不要看图的，也看不懂这鸟图。我们设想我们的房屋，应该是有统一的风格，细节上有和谐的搭配，等等。农民工说：鸟！然后，现场工头又赊账拖欠工钱，工人立刻偷工减料，消极怠工，与工头相骂争吵，颈脖上的血管怒张好像可以随时破裂，使用他们的家乡话，我们都听不懂；寡言少语的农民工，摇身一变，好像顷刻变成了一堆上海人，又好像变成一堆洋人，叽里咕噜，话多得又快又急，我们在一旁干着急；最恐怖的，是当场砸掉正在做的护墙板，背起工具走人。兴高采烈以为用批发价买了贵东西的我们，在大雨之后，重又沦为灾区。我们楼上楼下地乱跑，个个成了没头的苍蝇。我的身体本来不健壮，自然是焦头烂额，口角赤红，寝食不安，感冒连绵，衣着打扮一概懈怠，简直就没有个人模样了。
张华做梦也没有想到事情会成这个样子；成天皱着眉，苦着脸，每家每户安抚道歉。她与经理跳脚争吵，说：“你怎么是这种人！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经理哪里怕这样的威胁，嬉笑说：“嫂子啊，装修都是这样的啊。！这些农民工素质太差了，只认钱不认人，叫我有什么办法？”
张华说：“你不能不找这些农民工？”
经理说：“不找农民工找谁？现在城市里的人，谁还吃得这种苦？”
泥工做地面瓷砖，忘记塞住地漏；待我们发现，又要敲掉瓷砖；则水泥、瓷砖、工钱等等，又得支付一次。我们找张华，张华再找经理，便只有声嘶力竭地叫嚣了：“伙计啊！你别忘记是有合同的啊，我们要去法院告你！”
经理起初还勉强承受，到了被张华指上鼻子指上脸，腾地叉了腰，说：“好吧好吧，去告吧。我好怕。我的卵蛋都已经吓破了。”
张华说：“你这个婊子养的东西！”
张华到底是女人，粗话说不过男人；便拔脚跑回自行车棚，一屁股坐下，想想，觉得她从热心快肠做好事开始，落得现在是一身狗屎一身腥，也不知道怎么收场，便举了巴掌，把自己脸一打，嗷嗷地哭了。我们又只好赶紧宽慰张华。自然也有人，不愿意安慰张华，气鼓鼓地离开自行车棚，还留下带刺的话，说谁知道是不是有人暗地里得了好处，才鼓捣了这么一个拆烂污的装修公司。张华又只好打自己的脸，打得面红耳赤，哭得肠断气绝。
好在时间就是时间，它总是不会停顿。自行车棚里挂着一只圆型的石英钟，不管人间多少事，也不管张华怎样痛哭流涕，它从容不迫地走着，走着，这是一种铁定；装修工程，却也随着铁定的时间，在这乱七八糟的混战之中，渐渐完工。
电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管道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泥工做完了活，拿了钱，走了。木工的活路多一些，要做的长一点，长长短短，也是陆陆续续地走了。最后是油漆工，在日日的抱怨与争吵中，也还是要走的。这样一些农民工，来的时候，是陌生腼腆面孔；走的时候，却千人一面，个个都是要钱的铁面孔。花桥苑的大家，竟如送走了瘟神一般。有一些工人，也还是吃过人家的许多香烟和酒菜，连我都几次炖了肉汤送给我家工人，不知怎么，好意没有留下一点点；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麻木不仁，都无一点熟面的热络，也无打过交道的客气与尊重，这比装修本身的麻烦更让我暗自心惊。我小时候，吃夜宵，拿了搪瓷碗，跑半条街，特为要买王麻子的豆浆；那王麻子把做生意当作做生活，为人十分小意，凡吃他豆浆的人皆是他的客，回头再买豆浆便都要多给一勺；把你的碗装得满满的，还叮嘱小孩子当心，不要撒泼了，不要盯着碗走路，要看着前面的道走路。我们小女孩，盼过年，主要原因之一是有新衣服穿。进了腊月，我外公家总是要把裁缝请来家里，住下，为一家老少翻旧裁新，孩子们都得新棉袄花罩衣，年年请的都是去年的裁缝。进门双方都欢喜，互相作揖打躬，我外婆必定要说：“又要辛苦你了！”
裁缝师傅也必定要回礼，说：“哪里哪里，是我又要沾您家的光了。”
我儿时的中国，就像一位家道中落，流落民间的大家闺秀，尽管此前多少年青春岁月，都是兵荒马乱饔飧不继的日子，却依然敦厚蕴藉，举手投足，皆见生活的美意。要人见了人，有亲切；要人与人之间，有信义；做买卖是讨生活的手段，只是一个银钱的进出，没有更多意义的，更要紧更长远的，便是要把事情做出喜气与吉利来。所以民间百姓，都懂得这么一句话，说是：买卖不成仁义在。
却说现在我们花桥苑，十六家的装修如同打了一场人民战争。其实到头来，房子也还是装修了，农民工也还是赚钱了，结果却是两败俱伤，人人都恶心厌世。这是我在装修之前，没有料想到的，以为装修就是麻烦和累人。通过装修，对于现在的社会现实，才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知道现在的人，起码的脸面都不顾了，和气生财也不懂了，只要浅浅的一点点眼皮利益。回头遥望，我们的河山，还是山高水远；座座城市，也是重峦叠嶂，却不知昔日美人今何在了？
不过，还有一个老扁担，他这个人，却是一眼没有让人看穿的。
老扁担也是一个农民工，没有什么手艺，专门做扁担，出苦力，搬运重物上楼；从一个骗局里出现在我们装修过程中。
那天，水泥黄沙砖瓦来了，卸在一楼的马路上，再无人管。
我们好奇地问工头：“怎么不把材料运上楼？”
工头反而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怎么还不运材料上楼？我的工人正等着材料好做活呢。”
我们找经理质问，经理也是反而比我们讶异，说：“头几天的材料，都是我看在熟人的面子上，给你们搬运上楼了，我以为你们自己马上就会找搬运的，哪里还会老让我贴本做生意？”
我们生气了，说：“你在签合同的时候怎么不写清楚材料由我方搬运？”
经理说：“合同上也没有写由我方搬运啊？我只是装修公司，又不是搬运公司！”
一般说来，既然装修公司是包工包料，自然就包括了把材料买到装修工地了，怎么又冒出需要一个搬运公司？经理的强词夺理把我们气得两眼望天。工头赶紧出面做和事佬，说：“好解决好解决，现在外面大街上，扁担多的是，价钱也不贵，我马上给你们叫一个扁担队来就是了。”
工头当即用他半块砖头那么大的手提电话，给他表弟打了一个电话。他的表弟很快就带领一个扁担队赶到了，十余个农民工，个个怀抱一支扁担，扁担头上挽着一副麻绳。队伍很整齐，显然已经纠合好了，单单等在那里。而扁担队好像是来替我们排忧解难的，表弟理直气壮，向我们宣布，他会每日调配派工，保证及时把各种装修材料送进人家，并会以每担记工，到时候与各家结算，也欢迎各家记工，到时候与他核对，而每担材料的劳资，皆是市面价打九折，他哥哥在这里做工头嘛，他自然要给优惠价。扁担们齐齐地站在表弟身后，沉默地看着我们。我们十六户人家的装修主持者，面面相觑之后，忽然发出一阵激烈的议论，明白我们又挨宰了，除了装修款之外，我们还要额外支付一笔扁担们的费用。
表弟并不着急，也不听我们的议论，他吸着香烟，抖着单腿，拎着的，也是与哥哥一样粗壮的手提电话，夏日的热风，把他的丝质T恤衫，吹得飘飘飒飒。表弟等了一会儿，说：“诸位老板，利索一点，他们都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农民工，一天不做一天没得吃，请尽快决断不要耽误他们到别处找工。”这个年轻人，已然是老江湖，流气十足，学会了拿话打人，很是遭人厌恶。扁担们仍旧沉默着，眼睛转到别处，显然有一些看不起我们的不利索了。
结局是沉痛的。我们—卜六户人家都毫无办法。自己又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眼前又已经开工，耽误一天还要付出一天的工钱。所有的慷慨激昂，在表弟的胁迫下，都归于沉寂。我们只好接受这个扁担队。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可以厌恶表弟，连同厌恶表弟身后的扁担们。
我们对表弟的姓名毫无兴趣，需要的时候，就叫他表弟。我们对扁担们的姓名也毫无兴趣，一律地叫他们扁担。其区别与标识，便是个人特征。矮个子的，叫矮扁担；高个子的，叫长扁担；年轻小伙，叫小扁担。其中有一个男人年纪比较大，看起来介乎中年与老年之间，动作也迟缓与沉稳一些，大家暗忖，或许他挑贵重的东西和容易破碎的东西比较合适；这个男人，便是老扁担了。老扁担最不爱说话，几乎就是一个哑巴。老扁担也最老实，叫一声老扁担，他便应声过来，等候吩咐，没有一点故意推搪，也不挑肥拈瘦。
便是这样，不到一天，表弟又有了新花招。表弟说：“各位老板，发现了一个新情况。我是救你们的急赶来的，没有事先考察，这次的十六家，哪里晓得就有八家是八楼，又没有电梯。各位老板，请你们设身处地为扁担们想一想，每天挑重担一趟趟爬八楼，这活怎么受得了？我派谁谁愿意去？”
我们已经十分厌恶这个汕腔滑调的年轻人，便说：你直截了当地说，你要叫干什么？
表弟不在乎我们的厌恶，继续他的油腔滑调，说：“诸位老板，上八楼加楼层费，按搬家公司的例再给八折优惠，每层楼每担加五毛钱。”
我的计算能力很差，也不知道一共共又要付出多少钱；我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人说加钱就加钱，还能够怎么样？工鸿图聂文彦夫妇计算能力很强，且习惯于精打细算过日子，洗衣粉与快餐面，多重的包装最划算，也都是他们告诉我。他们两口子只是对了对眼神，心里就有数了，聂文彦就小声提醒我，说装修成本因此又提高了百分之几。
八户八楼的人家，面对表弟的精明，又气恼又觉得自己是占不住道理：八楼的确是太高了，用的力气与一楼的确完全不能相提并论。有人也就笑笑，说：再优惠一点好不好？表弟为难了半天，吃了天大的亏一般，咬了牙，说：“好，我不赚钱算了！四毛五。”
我们忽而又感到好笑，四毛五分与五毛又有多大区别？还承了表弟这么大人情，实在无趣；于是也就忍气吞声，各自讪讪散去。聂文彦却再也忍耐不住，嘴皮咬了又咬，咬得通红，道：“街头一个小混混，还把我们当把戏玩，真是搞邪了！我得和他谈谈！”
王鸿图喝了一声，表弟过来，站住。聂文彦说：“你不要卖嘴皮上的乖，你真的不赚我们的钱，就少收一点扁担的管理费。每担两毛五分。怎么样？”
表弟说：“这怎么说呢？八户人家，刚才都说好了，都点头了。”
聂文彦说：“我们没有点头。我不管别人，只管我们八楼的两家，每担两毛五！”
表弟说：“老板，那我要得罪你们了。我要一碗水端平，都是四毛五。”
聂文彦说：“表弟，我告诉你，做事情不要太黑。你在这一带做扁担生意，是不是？告诉你，我一个弟弟在城管部门，一个弟弟在派出所；你信不信？”
表弟马上做出举手投降状，冷冷地说：“我信！我绝对信！我怕你。你们要宰我，那是小菜一碟，请高抬贵手。只是这里有八家，依你的价，我做不起，我也派不出这个工。”
聂文彦说：“我自己派工。我自己找扁担淡。你不许背后捣鬼就是。我告诉你，我们就是不信邪，就是不信屠户死了要吃整猪肉！”
王鸿图走过来，狠狠地盯着表弟。在他们夫妇俩严厉的注目之下，表弟再次举手投降，表示默许。聂文彦拉住我，马上去找老扁担。老扁担不说话，双方谈不起来，单是聂文彦说。聂文彦对老扁担说：“我和表弟谈好了，你和他没有关系了，他不再派你的工了，以后你就专门负责挑我们这两家的材料，完工以后，我们两家与你单独结算，你听懂了没有？”
老扁担好像没有听懂，一点态度都没有。聂文彦把同样话，又强调性地重复了一遍，老扁担好像有一点明白了，他拿眼睛去搜寻表弟，好像还是不放心，要得到表弟的亲许。聂文彦立刻搬出了她的两个弟弟，告诉老扁担不要怕表弟，不要有顾虑，表弟答应过了，他肯定不敢为难老扁担的。好说歹说老半天，最后，老扁担终于点了一个头。我们几乎是感恩戴德的。聂文彦给了老扁担一个苹果。王鸿图点燃了香烟送老扁担一支，又在他左右耳朵上，各夹了一支。
此后，我们两家的材料，果然都是老扁担一个人挑上来。即便发现水泥袋破了，我们也不说重话。双飞粉沿楼梯一路泼撒上来，老扁担还没有知觉；砖头与瓷砖挑上来，破碎的不少。聂文彦很是心疼，又要发脾气，又怕再也找不到扁担，只好忍气吞声地恳求老扁担。聂文彦正正地捕捉住老扁担的眼睛，委委屈屈地说：“老扁担，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我们都是普通工薪阶层，上有老下有小，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你知道不知道？”老扁担只是躲着眼睛，不言语。在一旁做活的农民工，就哧哧笑。聂文彦恼了，转过去吼那个农民工：“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调皮的农民工不肯认输，说：“我又不是笑你，我是笑老扁担，笑他像一个哑巴，像一块木头，像一个大苕。”调皮的农民工话里有话，听起来是在贬老扁担，其实还是在护老扁担。聂文彦急，却又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合适与一个农民工争口争嘴；何况就算聂文彦口头上赢了，农民工做活的时候，整蛊你家，那是现成的，少用一把钉子，你家地板，不久就可能松动起翘。聂文彦便放过了农民工，捂了自己的嘴，过来我家，立在阳台上，用力点着自己的心脏部位，笃笃响，说：“我这里难受！心里窝啊！”
下一回，老扁担挑上来玻璃与镜子，却还是碎了边角。聂文彦说：“老扁担哪老扁担，我叫你老祖宗好不好？我敬请你当心一点好不好？”老扁担总是没有言语的，低着头，抱着扁担，僵直地站着。聂文彦围着老扁担抓他的视线，一定要对着老扁担眼睛说话。她说：“你看你，头发也都花白了，做人的艰辛，也该懂一点了，人情世故，心里也该有一点谱的，我们对你这么好，又是香烟又是水果，你还知道不知道？你为什么担担都有破损？这么的不当心不体恤人？玻璃与镜子，都是多贵的东西啊！”聂文彦千说万说，急得脸也煞白，嘴角也冒白沫，要求老扁担给她一句话。老扁担就说了一句话：“我当心了。”
我们去找了张华。看看她有没有办法，再在外面马路上找一个扁担。张华说：“外面的扁担随便进来接活？他敢？不通过表弟认可和安排，他不要命了？”我们一听，便再没有力气坚持与计较了。张华带了我们，到别的人家看了看。发现凡爬高楼的扁担，无不常有材料的破损。因为按每担计算工钱，都急，都巴不得多挑几担上楼，挑到后来，力气没有了，腿都打颤了，哪里还稳得住担子？相比之下，老扁担并不是最糟糕的，我们更是无言了。张华说：“你们看看这些农民工吃的什么？餐餐都是大馒头就腌菜，汤就是龙头里面的自来水，哪里有力气挑重啊，也是在拚命了。”大家都无话可说。回去，硬着头皮，把装修进行到底。聂文彦的心劲也终于耗尽了，每当看着老扁担卸下破砖烂瓦，只是抓住自己胸口的衣服，欲哭无泪。王鸿图也默着脸，不再给老扁担香烟了。
却不料，装修竣工，老扁担来结账，递过一张皱巴巴的记工单。我已经在掏钱了，聂文彦说：“慢！”聂文彦王鸿图夫妇一算，老扁担却还是按四毛五收费的。
好一阵子，是愤怒的沉默。聂文彦眼睛睁得鸡蛋大，特别的吃惊与懵懂，好像一个突然撞上了考试的女学生。王鸿图到底是男人，心理承受能力强得多。王鸿图试图与老扁担说通道理，他说：“当初就是因为表弟要高价，我们才找你的，是不是？你同意了，是不是？到头来怎么还是要高价？既然你也要要高价，我们何必特意找你，谁挑不都是一样？是不是？既然表弟不收你的管理费了，你何必还要我们高价呢，是不是？”
要工钱的关键时候，老扁担也说话，说得也还是简单。老扁担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你们非得要我挑，你们没有说不是这个价，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价。”
现在是我们没有话说了。无须回忆，都是眼前的事情。聂文彦确实没有明确告诉老扁担是什么价格，因为一切都是明摆着的。
聂文彦说：“可恶！实在太可恶了！”
老扁担再不说话，就只是抱了他的扁担，站在我们两家门口，一动不动，单是伸手要钱。
王鸿图说：“两毛五。”
老扁担坚决摇头。
王鸿图说：“好吧，三角！”
老扁担还是坚决摇头。
这一下子把聂文彦恨得，再也无法保持平日的端庄，两手胡乱挥舞，面部纠扯歪斜，一开口，声音也是劈的了，她叫道：“真是不知好歹！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不知好歹！那么，被你损坏的东西呢？损坏东西要赔偿，这也是天经地义的吧？如果按照物价赔偿，你全部的工钱都是不够的，你知道不知道？”
老扁担绝对不睬聂文彦，人也绝对不离开。入夜了，老扁担兀自僵直地守候在我们的门口，我们无法安心。王鸿图出来几次，吼道：“你走啊！”老扁担也不走。王鸿图只好架起老扁担的胳膊，把他拽下楼去了。我赶紧与聂文彦商量，建议把工钱给老扁担算了。聂文彦一听就火了，说：“不！决不！”聂文彦认为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了，是他们在做笼子，在骗人；整个装修都是一个笼子；笼子里头还套小笼子；连一个老扁担，都跟着欺负人，实在是叫人无法忍受；再忍受，她觉得一点自尊都没有了。根本没有我说话的余地，聂文彦怒火万丈，滔滔不绝。她说：“是的，按道理，张华是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能怪张华，也不能无凭无据怀疑张华，但是，现在事情到这种地步，谁又能肯定张华不是暗中吃了回扣呢？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怎么良心都叫狗吃了啊！你的事业有了一点成绩，别人也容忍不了，造谣中伤，死打烂缠，一定要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房子坏了，要修整—下，个个都来骗你，处处都搞巧要钱；连大街上小混混和农民工，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他们以为他们是谁？可以这么坑蒙拐骗？他们以为我们是谁？就这么轻易好欺负？这一次，我是坚决不向恶势力低头的了！”
聂文彦请我不要管这件事了，事情由他们夫妇交涉摆平；而我，则必须要与他们步调一致，千万不能单独把工：钱付给老扁担。聂文彦高度紧张，严阵以待，手指不由自主地颤抖。她说：“清你答应我，一定不能出卖我们。现在我们谁都不敢相信，也就相信你了。我要清你一定答应。”
我一点办法都没有，除了说声“我答应”。
我答应了聂文彦，我无法不答应；听到自己答应的声音，心里到底不是滋味，这种情形与场面，叫我难堪；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皆是又可笑，又可气，又可怜，皆没有保住自己的体面与尊重。
翌日清早，门外传来惊声尖叫。原来还是老扁担。老扁担又来了，还是立在我们两家门口，怀里抱着扁担，破衣烂衫，汗臭熏天。身穿睡衣的聂文彦吓坏了，惊声尖叫着，掩住低低的胸口，飞身进屋，抵紧房门，歇斯底里发作了。
“你走啊！走啊！走啊！”聂文彦喊叫着。
王鸿图冲出来，短裤背心，睡眼猩红，一句话没有，上来就是一拳，打在老扁担肩膀上。这是一个星期天，王鸿图的儿子女儿都回家过周末，两个年轻人也赶紧出来了，都来驱赶老扁担。老扁担受了王鸿图的拳打，不反抗，也还是不言语，却顽强地立在那里，不肯离开。王鸿图的儿子人高马大，对老扁担吼道：“你还不走？找死啊！”王鸿图的女儿说：“你们这些乡下人，真是烦死人了！骚扰民宅是犯法的，你知道不知道啊？”这女孩子说话和她母亲一模一样，腔调居高临下，语气蔑视。
我只好去叫张华。开始张华不肯来，说：“装修已经结束了，我作了这次孽，好不容易转胎托生了，莫再烦我。人家聂文彦，教授太太，比谁都精明能干，我烦不起的。”
一会儿，张华自己又说：“好吧好吧，我好事做到底，送佛到西天吧。”
张华上来以后，老扁担突然清晰地说：“老板打人。”
王鸿图说：“我打人？我打你还是客气的，我还没有报警呢！你这样骚扰民宅，看警察给你什么待遇。”
老扁担说：“我只要我的工钱。”
聂文彦忽然冲出来了，却还是没有换掉睡衣，依然用手揪住胸口衣襟，眼睛发直，叫道：“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
张华说：“哎呀算了算了，以后再说吧。什么事情，顶牛了总是没有说头了。王老师聂老师，你们进去吧。孩子们，把你们爸妈劝进屋。梳洗一下，换了衣服，一家人吃早餐，清清爽爽过星期天。老扁担，来来来，跟我下楼，喝点绿豆汤，又没有什么大事，都好说好商量。”
聂文彦用手指点着张华，说：“你是什么人？你算老几？你不觉得你闲事管多了吗？你这么喜欢管闲事，是不是有什么想头？”
聂文彦失态了，她管束不了自己了，她恶语一出，自己也捧脸哭了；大家顿时都十分难堪。王鸿图连忙对张华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她不是有意的。”
张华横了聂文彦一眼，语气平静，说：“我是什么人，你不认得？我是照看自行车棚的穷寡妇。我什么想头都没有。我也不要什么想头。我只要自己为人坦荡，不会为几个小钱就得失心疯，我就很体面了。我们走！”
张华立刻就下楼；老扁担倒也跟在她身后下楼了。
一到自行车棚，张华就甩起手指头，高声骂老扁担：“这是你害我了！就怨不得我要骂你们！不是城里人不把你们当人，是你们自己先也没有把自己当人！眼皮里就盯着钱，钱，钱！事情还不好好做，那还不招打的命？真是挨打活该！四毛五分钱，与两毛五分钱，与三毛钱，隔了多远？要到就发财了？要不到就穷死了？外面的扁担，一层楼也就是两毛到三毛；为什么你就死也不松凿眼？你这不是害人害已！”
老扁担半天也没有吭声，半天以后，还是顽固地说：“家家户户都是这个价嘛。”
张华眼皮抹下不言语，脸绷着，盛绿豆汤盛得锅碗叮哨响。大家喝绿豆汤的时候，都不出声。张华终于抬起眼皮，咒了一句：“这个婊子养的！”不远处，胖丫在广场上玩耍，与一个小女孩打羽毛球，一脸无人间烟火的神仙表情。张华看着她的胖丫，再一句“这个婊子养的啊——”便出口如吟诗，声音里竟有感叹人世艰险之意了；听得我心意悬悬，不知如何是好。
矛盾果然进一步激化，一日午后，老扁担又出现在我们八楼，这次手里不是拿的扁担，竟是一把斧头。斧头是利器，是带血光的家伙，骨棱棱的一个男人，破衣烂衫，头发胡子拉拉杂杂，埋着脑袋，手提斧头，这是很凶神恶煞的。人人一看就紧张起来，花桥苑的两个门卫跑前跑后，跟着老扁担，好言好语劝解。张华从外面回来，停好自行车，跑上楼，径直上前，一把就夺下了老扁担的斧头。
张华说：“这哪里还是一个事情？这不是一个事情了！”
张华对我说：“你去找聂文彦，只要她一句话：付钱还是不付钱。她不付，我来付。”
老扁担听张华这么说，头抬了抬，又低下，斧头也没有要，转身离开了花桥苑。我没有找聂文彦，找了王鸿图，建议我们两家把老扁担的工钱付了算了，各家也就是一百五十块钱。王鸿图说：“好。”王鸿图说：“其实聂文彦不是为钱，她这个人就是疾恶如仇。也是她们家的遗传，没有办法的。你们不要怪她。”
可是，就在我和王鸿图商量好的这天下午，他们家被袭击了。没有人看见老扁担，也没有人发现行迹可疑者，大家下班回来，发现聂文彦家靠过道的窗玻璃被统统砸碎，防盗门也被砍坏。本来王鸿图说好今天下班回来，就把钱给我，我们两家的工钱，一起交给张华，请她转交老扁担。一看家里情形，王鸿图气坏了，不谈工钱的事情了，夫妇俩忙于报警去了。
很快，一辆警车开进我们花桥苑，呜呜地鸣着警笛，大张声势，惊动了所有住户。几个警察跳下车来，有的去侦察现场，有的找两个门卫调查情况，还做笔录，笔录最后还要门卫签名。原来聂文彦果真有弟弟在我们这里的派出所，只不过不是亲弟弟，是一个表弟。
几天之后，派出所通知聂文彦和我去接受调解。我觉得事情已经演变得十分荒诞，很不愿意去派出所，便死活拉上了张华。到了派出所，眼前的情景还是超过了我们的想象。老扁担躺在派出所的地上，赤膊上身，仅穿着一条破旧肮脏的大裤衩子，眼睛紧闭，有气无力地呻吟着。老扁担挨打了。一个警察，不是聂文彦的弟弟，态度是公事公办的样子，他很寻常地用脚尖捅了捅老扁担，说：“人来了，起来，当面道个歉认个错！”
老扁担没有起来。警察大为光火，又用力踢踢。
老扁担这才哼哼着说：“老板哪，我真的没有砸你家啊！”
警察朝老扁担猛踢一脚，喝道：“怎么承认了又反悔？法律跟你是闹着玩的？”
老扁担“哎呀”叫了一声，蜷缩起来，只顾哼哼去了。
我们三个女人，都慌忙地说好了好了，赶快说事情吧，赶快说事情吧。
警察把我们带过一边，对我们说：“一点办法都没有啊！这些乡里人农民工，又没有文化，又不懂法律，就是会耍赖，难缠得很。这是裁定书，他的道歉与赔偿，他都认了，盖了手印；现在你们签字盖印就行了。他的工钱就算是赔偿了，作为赔偿，那点工钱肯定是不够的，但是大姐们，我劝你们算了，这些人杀无肉剐无皮，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不过我可以保证，这个人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
聂文彦说：“好吧好吧，谢谢你们！辛苦你们了。”
一纸裁定书，很庄严，由于有国家的大红印，的确给人很有保障的感觉。手续很快办完，我们默默返回，都走路很快，逃窜的风一样。回到花桥苑，聂文彦自己上楼回家，我留在自行车棚里。张华提过电风扇，对着我吹凉；一时都无话；惟独一群白头翁鸟儿，老老小小，叽叽喳喳，在树丛里嬉戏；蝉在树叶后面，忽而尖叫一声，忽而又尖叫一声；天空钢蓝，白云朵朵，太阳如火如荼；真是岁月悠悠，不管人间沧桑；好像这么一坐就是百年，过去的事情，从秦皇汉武到今日装修，想说也说不清，说不清也想说；其实说也无奈，不说也无奈。
到底，我还是忍不住要说，我说：“我是没有打算不给老扁担工钱的。”
张华说：“这我知道。”
我说：“那就好，那我心里就好受一点。”我拿出两张百元的钞票，说：“张华，我还是要麻烦你一趟。”
张华接过钞票看了看，无意识地用手指捻了几捻，弯腰扎进丝袜里，还留意扎在没有跳丝的地方，怕钱无意掉了出来，当即就去推了自行车，说：“我现在就去。”
张华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出了花桥苑大门，穿着一条牡丹花的七分裤，肥大的臀部上全是乱七八糟的花瓣，我却感到亲切，想必也是看惯了。
我又独自坐了一会儿，心渐渐安定下来。事情终于有了一个彻底的了结。聂文彦到底还是赢了，不用付工钱了。我的工钱现在也付出去了。现在付工钱，聂文彦不会再认为我是出卖他们了。邻里之间，非亲非故，却也不能莽撞行事。世上的事情，有时候，烹小鲜也如治大国，也有千钧的重量；如此，如释重负也就是一种实在的幸福了。轰轰烈烈的大事情，抗日战争也就八年，解放战争也就三年，却是流血流汗，慷慨高歌，江山换代，万象更新，人人都有机会，人人都可以重要，人人都可以浪漫与壮烈；而这平常的岁月，天天看的都是同样光景，却暗中尽是绵里藏针；疼痛锥心，也鸡零狗碎诉说不出一个名堂来，生生就磨灭了多少人的志气与骄傲——还是庸常的日子长，还是庸常的日子多，还是庸常的日子主旋律，还是庸常的日子更难过，还是庸常的日子更要人的耐心与骨气！
我正要上楼，张华回来了。张华的自行车拦住我，扯开她的丝袜，掏出五十元钱来，说：“我看他人还好，一点皮肉伤，派出所也给了药了，我就自作主张，只把你一百五十元的工钱付了。一是一，二是二，他的价钱已经是喊高了的，不能坏了规矩。再说你也不富有，就不要无谓的慷慨施舍了，慷慨施舍了也讨不到好，就像我这一次做好事，你看我，纯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我说：“好吧。”
张华说：“真的不是老扁担砸的。我猜是表弟使坏，你相信不相信我的感觉？”
我说：“我当然相信你的感觉。”
张华又鬼祟地一笑，问我：“哎，听说你是一个作家？”
我毫无心理准备，忽然就脸热了，我这是生平第一次为自己喜爱的职业感到害羞与惭愧，却又不知道害羞什么？惭愧什么？张华却赶紧安慰我，悄声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不会告诉大家的。”
我更加愕然：作家怎么啦？好像作家是生活中的一个奸细，现在被张华发现了。
我童年好福气，出生是头胎孩子，母亲的青春、健康、热情、求知欲和好奇心，都天然地滋养了我。当年父亲又还在官，享受共产党的配给制，我便有进口的听装丹麦奶粉喂养。我少年遭遇文化大革命，生活的背景与内容，皆是大事件和大道理，好比生在云端上，脚踏的是风火轮。一日三餐，从无多想，以为饭食皆可从食堂得来。而后，还未成年便离家远行，三百六十行里头也做过几行，偏偏都不是日常的生活。一直以来，我眼睛是长在额头上的，胸中是一颗豪放的心，日日夜夜绞尽脑汁的事情，都是写作与读书。年纪轻轻，却以为，若是自己的文章再不得以发表，那就是天塌地陷的事情了，那就是历史的倒退、现实的不公道，文坛人人的有眼无珠。
到底还是命中注定，生在新社会了，男女都一样，操持柴米油盐，生儿育女，一样也躲不过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方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辛苦然后得食，是最朴素最直接的教诲，这样的教诲无声无言，只是有着黄连般的苦，天长日久之后，却徐徐生出清正廉洁的浩然大气，文人的虚浮之气也就被照见，自己也就知道羞愧悔改。
难道我悔改得还远远不够？早年，我曾经在一个会议上声称自己是小市民，当初可能还有一点使气；后来可是真的了，一点脾气都没有了，惟恐小得不地道和不彻底。小是最难做到的；过去招女婿，对于女婿的首要挑剔，便是这男人是否小意，不小意是不敢招赘进家的，因为家庭是中国人的千秋大业。小意是一种真正的熟，与稻谷熟了一样，人也是应该熟的；要知冷知热，懂得好歹。写小说的作家，与入赘女婿一样，熟是最重要了；世人只知道过日子，你却还要知道日子是怎样过的；大处明晓，小处也明晓，难言处尤其明晓，处处都伺候得到；这样的小说，人读了，心里头才能够会意，那风流便也是真风流了。小说只有写到这般程度，也才真是人生得趣了；要得这般人生之趣，皆要你本身能够对生活服小；其实这还是中国古老的道理了，所谓世事洞明即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曹雪芹从锦绣云端跌了下来，才有了一部《红楼梦》；宝玉再从胭脂花粉五谷杂粮中出去，才得一步进入佛土。
大约我还蹩脚得很？仿佛一个好强的小孩子充英雄；若是面貌被戳破，世人倒先有愧了，仿佛揭了小孩子的短，是要不得的；张华的态度，在我看来，正是这样；这真是叫我赧然，羞惭，却又糊涂。
一个打岔，我们花桥苑的夏天，就这样过去了；再是秋天，秋天接着也就这样过去；冬天就这样来到了。初冬季节，武汉不算太冷，气象却是另一番：空气入鼻有寒意了；植物颜色皆变得红紫深沉；茶花打了新苞；所有的小白头翁都成年了；小孩子们穿上了毛衣外套，看起来是忽然长大了；饶庆德教授终于向法院起诉了，并且，将晚报上刊登的消息，特意剪下来，划了红道道，张贴到自行车棚了；聂文彦又紧张起来了，端庄得连衣服鞋袜拉链搭扣，都要一丝不苟，绝对不能让人们看笑话，也绝对不能放过把饶庆德教授夫人老太婆比下去。聂文彦鬓角的白发，便又添了几许，脸蛋上的肉，也松坠得明显了，原来人是这样衰老的；王鸿图没有聂文彦紧张，外貌上倒是没有妻子变化明显。
最令人吃惊的却是老扁担。一个初冬的早上，老扁担出现在我们花桥苑的大门外面，那里是门房的屋檐，屋檐下有一道台阶。老扁担挑了一副箩筐，箩筐里头一副麻绳一杆秤，这是收破烂的工具了。看来老扁担已经不做扁担，改做破烂了。老扁担穿着卡其布中山装，深蓝洗白了的颜色；戴了一顶瘪塌塌的人民帽，也是很老的式样；足以唤起大家对历史的记忆，那完全就是五十年代初的乡镇干部。也因此，老扁担的人，就显得规矩和体面了，与夏天的老扁担判若两人。老扁担居然在我们花桥苑蹲点了，不走了。老扁担怎么敢回到花桥苑来，并且准备蹲点收破烂？老扁担不爱说话，他的想法谁也不知道。
最初是胖丫看见了老扁担。因为面熟，胖丫冲老扁担直笑；然后回到院子里，打扫广场；扫着扫着，忽然想起老扁担，便跑过去叫张华：“妈妈，妈妈，老扁担来了。”
张华在自行车棚门口生炉子做饭，说：“少胡扯。”
胖丫说：“不是胡扯！”
见张华根本不当——回事，胖丫着急，大声地坚决地说：“我认得老扁担。”
“很好。”张华应付女儿说，“你谁都认得。你毛主席都认得。”
胖丫说：“我不认得毛主席。我认得老扁担。他在大门口，穿了衣服。”
张华自顾白忙碌着，说：“那就更好了。”
然而，生完了炉子，坐上了铁锅，看着锅里冒出水蒸气，张华突然一个醒悟。胖丫坐在花坛上，噘着嘴，还在生气。张华过去推了一把胖丫，说：“我信你的话。我们这就去看看。”张华说完快步地去了，胖丫远远跟在母亲后面。张华来到大门口，两个门卫都望她笑，朝门外的屋檐那边示意了一下。张华出得院子大门，果然看见了老扁担。老扁担抬头，也看见了张华，随即又把头埋下了。张华一双胳膊架在胸前，夸张地叹息一声。老扁担就是不肯抬头。张华等待了一会儿，烦了，她走过去，朝箩筐踢了几脚。老扁担还是不肯抬头，也不护着箩筐，任张华怎么踢。张华把胳膊甩开来，又叉了腰，左右端详老扁担。老扁担还是不说话也不抬头。张华弯腰拽起箩筐扁担，胖丫远远跑过来替母亲帮忙。母女俩拖着老扁担的一套家伙，走到大街上，扔在了人行道上。老扁担慢腾腾跟过来。一阵一阵的风，吹落人行道的杨树叶，撞在张华身上；张华气呼呼拂开树叶，再用嘴巴噗噗地吹，这是要充分地引起老扁担的重视，知道她不赞成他的做法。
老扁担弓腰收拾他的一套家伙，秤盘纠缠住了，需要慢慢解开。
老扁担理顺了他的工具，担上肩，又往花桥苑走。
张华腾身拦在老扁担面前，说：“好！好！你倒有本事，你装哑巴，你装不认得我。找还是要告诉你：你赶紧滚开！武汉三镇大得很，哪里都有破烂卖。我们花桥苑，是不会欢迎你的。你呆在这里，一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你是傻了？还是魔了？你知道不知道，七八户人家的护墙板已经开裂了，五六户人家的地板起翘了，家家户户掉瓷砖，聂文彦家厨房的瓷砖，掉下了一大半。你们给我们送的什么水泥？都是水货冒充名牌！油漆是什么油漆？钢钉是什么钢钉？连经理、工头和表弟都逃得无影无踪，你倒送上门来了？找死啊？”
老扁担嗫嚅着嘴巴，许久，却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张华说：“行了行了，你有什么可说的？你以为你和装修没有太大关系，是不是？你只是一个扁担，是不是？我告诉你，不是！我们觉得你们都是一伙的，我们见了你们谁都恨。现在明白我的话了吧？走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老扁担呆住了。
张华母女回到自行车棚了。老扁担却还是没有离开。他在大街的人行道上呆了一会儿，挑起箩筐，又回到了花桥苑大门口的屋檐下了。老扁担在台阶上坐下，摸出一支香烟来，默默地吸烟，期待着他无望的生意。
这天下班的时候，自行车棚里人声鼎沸。骑自行车回家的人们，几乎都发现了老扁担。所有人都说：怎么回事情啊？这个老扁担胆子蛮大啊！居然还想在我们这里收破烂，谁愿意和他打交道啊！谁又敢相信他啊！真是毛病不小啊！饶庆德教授也来了，说：“好啊，冤有头债有主了，这个团伙终于有线索了，我一定要弄清楚，他给我送来的水曲柳护墙板，到底是什么等级的？到底蒙了我多少血汗钱！”聂文彦尤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白行车棚停了自行车，也不走，对陆续进来的人，一再地说：“真是厚颜无耻！真是厚颜无耻！”有人说：“他找上门来也好啊！我们去会会他，看他的良心长在哪里？”大家越说越来劲，越说越有恨，一伙人说着说着，就去找老扁担出气了。
张华在吃晚饭，端着饭碗，坐在自行车棚外面，一双筷子，在碗沿上下飞舞，灵巧似蝴蝶采花。张华就是迷恋这碗饭了，别的任何事情，天塌地陷，都与她无关了。胖丫嚷嚷着，跟着大家去看热闹。张华也不理会她，由她自己去了。
老扁担的箩筐，一下子就被大家掀翻在地，几脚上去，箩筐就踩坏了，秤杆也给掰断了，秤盘砸得哨哨响。老扁担好像并不意外，人们一来，他只抢过他的秤砣，揣进怀里，人便退缩到墙角旮旯里。我们花桥苑的人们，装修之后，几个月找不到敌人，现在一看见老扁担，就有一点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家一边踩踏老扁担的箩筐家伙，一边纷纷地质问与怒斥：老扁担哪老扁担，你们给我们装的地板是什么地板，木料是什么木料，油漆是什么油漆，瓷砖是什么瓷砖，水泥是什么水泥；你们尽是坑人骗钱，伤天害理，良心叫狗吃了！老扁担自然是没有话说的。我们花桥苑的人们，说着喊着，其实也就是发泄，都是自说自话，图个痛快，也没有要老扁担回答的意思。人们心里还是明白，老扁担当初只是一个扁担，装修骗局里面的一个小喽罗，他自己也在受表弟那些人欺负和宰割的。其中有两个男孩子，人长得比大人高了，眼睛还是十几岁的幼稚，叫喊得兴起，便一再熊过去，对老扁担舞胳膊弄腿的；老扁担每次都吓得急忙地护住自己的脑袋，蹲下去，其他一概也不管。不过，没有人真的殴打老扁担。花桥苑的人们，只是要把老扁担赶走，要把坑蒙拐骗和不安全因素赶走。老扁担的箩筐再一次被拖到了大街上。这一次，比张华拖得还要远，扔在了一只垃圾桶的旁边，老扁担远远跟着，蹒跚而去，离开了我们花桥苑。
然而，第二天上午，老扁担又出现在我们花桥苑门房的台阶上。老扁担的箩筐修好了，秤杆也修好了，秤砣挂在了秤杆上，秤盘也锤平了。我们花桥苑的两个门卫，都很吃惊，看着老扁担，互相叹道：“咦——”
老扁担依旧是老老实实坐在屋檐下，吸烟，一声不吭，也不主动招揽生意，大街上的热闹、喇叭里头的流行歌曲，汽车刹得滋滋响，马路上冒青烟，于他都不是动静。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老扁担拿出一个大馒头，三口五口，很快就吃了，再到门房旁边的水池上，就着自来水龙头捧几口水喝。拧开自来水龙头之前，老扁担眼睛投向两个门卫，等他们的许可，眼神惴惴。我们的两个门卫，永远是衣着普通，面目模糊，不多话，不激烈，安逸闲散地做他们自己的事情，所谓“芸芸众生”，好像就是为他们派生出来的词语；他们也正是有着芸芸众生的本分、宽容和善意；见了老扁担的眼神，便极为同情与和蔼了，不就是喝几口生水吗？他们连连挥手，要老扁担自便就是。
张华骑自行车出门买菜，行到大门口，发现老扁担又来了，戛然捏住自行车车刹，说：“你还真是蛮犟啊！”
老扁担张了张口，自然还是没有说出什么来，又闭了嘴，木然地面对张华。张华说：“你看我做什么？我脸上有一朵花？你这么不识好歹，看我做什么？”
老扁担低下头，看地面去了；地面上有报纸的一片残页，被风卷到这个角落来，老扁担按住残页，捡了起来，埋头去看。
张华说：“哦，你还会看报纸啊！很好！那就更应该懂一点道理了，你在这里没有什么好果子吃；走吧。我这个人又喜欢管闲事，别出了事情又是我的麻烦。告诉你，我是再也不会管你的破事的！”
老扁担想抬头，却又意识到了什么，不敢，只是把脸更深地埋在报纸上。张华说：“很好很好！算你有胆！”便脚尖点地，骑车飞去了。
下午，花桥苑的人们下班回来，到了花桥苑大门口，看见他们昨天赶走的老扁担，今天又在这里了，不免都惊了一惊；也不清楚自己惊什么；却也不便再去围攻，因为老扁担也就是一个破烂啊；老扁担老老实实坐在台阶上，吸烟，看一片破报纸，一声不吭的，你有什么办法？
只有饶庆德教授与聂文彦，这对冤家的行为出奇的一致。先是饶庆德教授，他郑重地走到老扁担面前，说：“也好。你呆在这里也好。我要起诉你们装修公司了，到时候，你就是同伙兼证人。我告诉你，我们这里的住户，都知道你是什么人，都知道你的贪婪和狡猾，你要好自为之，不要再生歹心，不然肯定就是自取灭亡了。”
老扁担望着饶庆德教授，只是点头，无言语。
后来的是聂文彦。是晚饭以后，王鸿图陪着她，两口子要出门散步的样子。他们走到老扁担跟前，聂文彦说：“我警告你，老扁担，你不要装傻不要装好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呆在这里，赶也赶不走，这是你的人身自由。但是，我要告诉你，第一，如果我们家发生了任何盗窃和安全问题，你都罪责难逃；第二，你休想我们会给你生意做！你以为你还可以再赚我们的钱，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老扁担没有望着聂文彦，单就埋头听着，也无言语。聂文彦说完，挽着丈夫就走，高跟皮鞋故意格登响，大有敲山震虎的威严。
第三天，第四天，老扁担像上班一样，准时地来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坐下来，等人叫他收破烂；花桥苑当然没有任何人叫老扁担收破烂。老扁担终究在我们花桥苑大门口呆下来了，老扁担却也终究只是呆在我们花桥苑大门外了。无形中，老扁担与我们花桥苑人家，居然又成了一轮新的对峙。
家庭使用以后余下的东西，武汉人总称它们为破烂；对于收破烂的人，武汉人也简称破烂。一个“破烂”，两个名词；卖与买的人，却绝对都不会产生理解上的错误，这就是生活自有的明澈。生活再是混乱，也自有一份明澈，不断更新的语言，便是这份明澈的脉络；就连老扁担，也是不会混淆的。每次胖丫一边往大门外跑，一边呼叫：“破烂。破烂。”老扁担动也不动，他知道这不是呼叫他。老扁担拎着斧头的歹徒形象，在花桥苑打上烙印了，人人都很警惕，都不会让老扁担靠近自己的家门。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子，也都被再三叮嘱和警告：如果老扁担要求收破烂，务必摇头不睬，赶快走掉；万一发现老扁担固执地敲门，千万不能开门，必要时候打110报警。老扁担明澈到连我们花桥苑人家的这种警觉，他好像也知道。
老扁担从来不擅自进入花桥苑，也从来不主动与任何人说话，不打搅任何人，眼神都是定定的，没有光，也不闪动，万物都不梢，不掠，一味只是老实和无害。门卫已经默许老扁担随时进来，在水龙头上喝水，老扁担喝过自来水以后便即刻退出去。老扁担还进一步地表现出他对我们花桥苑的基本尊重，那就是便溺，也会回避花桥苑的围墙树丛，类似于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那种尊重。老扁担宁愿放下他的箩筐，花好几分钟的时间，寻到水利科学院的围墙那边去便溺；那里是一个僻静处，依围墙而建的是一个巨大的车间，车间里头是三峡大坝的模型，于当年争论三峡大坝利弊的时候建造，用于论证的，现在已经搁置多年，从来没有人到这个车间来上班。但是，现在的城市里，一般农民工都是就近便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不会管那么多文明礼貌的；夏天装修的时候，农民工都在我们花桥苑的树丛里便溺，任我们花桥苑的住户再怎么投诉，也是无用。老扁担自觉表现出来的文明，慢慢也被我们花桥苑的人们，看在了眼里。但是，那又怎么样呢？难道你不在我们花桥苑尿尿，我们就会把破烂卖给你？
现在的城市生活，许多物质都是一次性消费，耐用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所以家庭的破烂，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花桥苑四栋八层楼的公寓，每过一段不长的时间，家家户户都要卖破烂。我们花桥苑的人家，还是宁可舍近求远，跑到大街上去，等着，将那些在大街上流动的破烂叫了进来。这种小事，经常由胖丫承担。胖丫在广场上玩耍，无事，人家就在阳台上叫唤：“胖丫，去叫个破烂。”
不知道胖丫是人憨，还是聪明，她每次都要问：“是叫老扁担？”
人们就说：“傻丫头，不能叫他！”
胖丫有时候也会突然想不通的，突然发问：“为什么？”
人们就说：“胖丫啊，你只要记住：他坑人！他骗钱！他提斧头！”
胖丫就会说：“哦！”
胖丫就欢快地跑出去，一会儿，很有价值感地带了几个破烂进来。大家在广场上，热火朝天地你卖我买，讨价还价，易拉罐踩得砰砰响，踩瘪了再数过，一个一毛钱；五公斤的食油塑料壶，五毛钱一个；茅台酒和五粮液酒的酒瓶，很神秘，单独议价，可以卖到十几块钱一个，显然这是有一个地下渠道在高价收购，收购去了便是要做假酒；但是我们花桥苑的人家是有正义感的，大家绝对不卖，把漂亮的酒瓶，当面掼在地上，摔碎了，就当碎玻璃贱卖；破烂一个个眼瞅着，手脚慌乱又不敢抢夺，干干地叹气，便赌气不收碎玻璃。如果书报杂志电视冰箱，这样一些破烂过重了，也把破烂带上楼，到自己家里去称重量。几个破烂，都是空担子进来，满满的担子出去，心满意足的，连说带笑，经过老扁担身边。老扁担每次都是正正地面对着这样一个世界，他的世界，一个遭受孤立和嘲弄的世界。那些破烂们，都很神气与得意；他们与老扁担素不相识，却同行是冤家，都十分敏感，都自觉不自觉的，要从他人的痛苦中获得自己的幸福；赚钱是现实的事情，钱总是有限的；快感却是精神上的事情，给人无限的愉快，谁都难以放弃与超脱。老扁担不言语，无表情，中午一顿大馒头也不吃了，没有钱吃了，但是他半句抱怨也不出，只是忍受。最后，连两个门卫也忍受不了，过来劝解老扁担：算了，到别处去收破烂吧，要不然饿死你了。
最无法安心的人，还是张华。对于破烂的买卖，张华只管装聋作哑，偶尔却还是支使胖丫，拎一提馒头给两个门卫，一提馒头五个一元钱，两个门卫也知道这是救济老扁担的，马上就去放在老扁担的箩筐里，说：“胖丫拿来的。”
老扁担就说：“谢谢。”
偶尔，王鸿图经过大门口，也会给老扁担甩过一支香烟去。老扁担也接着，也说：“谢谢！”王鸿图也是经常给两个门卫派香烟的。王鸿图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脾气是有的，说火爆也火爆，说傲慢也傲慢，比如与饶庆德教授的诉讼，一定是要你死我活的了；却与门卫、清洁工人、看自行车棚的张华、胖丫、闲散老人、乡下来走亲戚的客人，一律都无门忌，都无心机，都是相见欢，常常把开会发的小礼品，钥匙圈指甲钳什么的，在上楼回家之前，送给胖丫或者别的小孩子。在花桥苑人家里，王鸿图为他妻子聂文彦挣得了人心与脸面，一般大家都会看王鸿图的面子，对聂文彦礼让三分。不过即便是王鸿图，却也不敢把家里的破烂卖给老扁担，因为那就会惊动聂文彦。张华真的很生气。她和大家议论别的事情的时候，会突然离谱地叫嚷一句：“我最恨乡里人了！”
王鸿图一边笑笑，说：“张华啊，你是观音菩萨转世吧？”
新住户徐迪娜，很迷惑，问：“怎么是观音菩萨？”
没有人理会徐迪娜。她没有经历过花桥苑的集体装修。日常生活看起来是如此日常，什么新鲜也没有，却条条都是不同的河流，新下水的人，都得自己去小心地趟。
逐渐的，老扁担偏偏比谁都安心了；清早过来的时候，脚步比较流畅了，坐姿也不再那么僵硬。老扁担搜罗了许多报纸，当他坐定了台阶之后，他便开始认真阅读。没有谁与老扁担买卖破烂，老扁担也不吃中午饭，老扁担有的是时间，所有时间，老扁担几乎都在阅读。老扁担把报纸翻来覆去，字里行间，反复研究。老扁担不吃饭，却要吃香烟。老扁担把燃烧的香烟夹在手里，过一会儿才舍得去细细吸一口，一般就架在太阳穴那里，让青烟袅袅。过了许多天，花桥苑的人家，在自行车棚聊天，才恍然大悟地意识到：老扁担认得字！他们说：哎，原来老扁担还认得字啊！他们说：老扁担读报纸像在读博啊！
徐迪娜说：“老扁担是很可爱的呀。”
依然没有人附和徐迪娜，气氛不对。徐迪娜环顾四周，好不愕然，未了还是要固执地为自己解释，说：“穷人就是有质朴的一面，比起现在那些有钱人的恶俗，就是可爱！”
一场北风一场寒，隆冬季节已然来临。进入腊月，下了一场小雪，风就刺骨了，太阳也有一股干干爽爽的劲道了，晒什么，都留香。我们花桥苑人家，开始买肉买鱼腌制，公寓楼是拥挤狭小，可是我们多少也还是想做一点腊货。过年是要有味道的，卤莱里面放进了腊货，在深夜里咕嘟咕嘟地煮着，飘出来的气味，是很特别的香，一闻，就觉得新年到了，又是一轮的天增岁月人增寿了。就在这样的一天里，老扁担忽然就不见了。老扁担没有说不再来，可是就没有再来了。门房的屋檐下，长长一道石头台阶，忽然就冷清了，一阵风就落满了冬日的尘屑。片片的报纸被风卷过来，也没有老扁担去按住捡起来。两个门卫在台阶上斜站着，晃荡着身子，四处望望，把香烟叼上，再四处望望，疑惑道：“该不是在哪里冻死了吧？”
门卫的话，传到自行车棚里，张华说：“死了活该。好！很好。”
正在停放自行车的徐迪娜，却忍受不了了。徐迪娜的模样看上去比少女成熟，比妇女幼稚；结婚三月，与有钱的丈夫离异；之后，参与意识与博爱精神，就自由地表现出来了；养了一只鹦鹉，名叫波德，是英文“鸟”的音译。波德不住鸟笼；夜里睡沙发，白天在屋子里头随意飞翔。
徐迪娜谴责张华，道：“人家老扁担又没有对谁不利，你这样说话！”
张华说：“这有什么，毛主席都写过一首诗歌：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徐迪娜说：“毛主席给冻死的苍蝇取名叫魏竹奇？真的？”
张华一本正经地回答：“真的。”
张华捧腹大笑。自行车棚里凡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大笑。徐迪娜被笑得脸皮酱紫，无所适从，拂袖而去。时间最是无情物，一个时代就是一个时代了。从前流传下来的一切，都被时间之光普照，无不变形。可见青史留名，并不见得是好事，留下来的肯定不是本来的你；任人曲解、玩笑、糟蹋，这才是一种必然。
老扁担终于离去，在张华看来，老扁担算是得了生路，她这才彻底放松了，打趣徐迪娜，让人人都笑了一个痛快。
我们中国人，过年总是一桩大事，与别的节日都不同的。别的节日是节日，吃吃好东西，看看电视，打打麻将，也就是过节的意思了。过年却还要有许多的仪式，还要依赖许多仪式带来许多感觉：贴对联，放鞭炮，除旧布新，洗澡换衣，吃团年饭，给压岁钱，串门子走亲戚，三天无大小，人人都自由。忘不了我孩子两岁那一年，没有钱为孩子买新衣，翻箱倒柜找出一块红色大花布，熬了夜，在缝纫机上赶着做罩衣。初一早上，给孩子换上鲜艳的新罩衣，孩子兴高采烈跑出门去，一会儿又兴高采烈跑回来，说：“妈妈，快出去看！过年天上下的是红写，好好看啊！”我跟着孩子跑出去，原来满地落红皆是鞭炮的碎花，昨夜的鞭炮是我深更缝衣的激励与鞭策，看见了格外亲切；我们母女相拥，心里满是喜气与快乐，却不是平常的那种喜气与快乐，是火热的、有烙印的喜气与快乐；是在昏昏然漫长无际的日子里，忽然有一面红漆大鼓打出了一记节奏，咚的一声，山河震荡，便觉得人生有一刻的震动，日子有一刻的印记，叫自己牢牢记住了；而记住本身，何尝不就是一种喜悦呢？
过年是这样的大事，我们花桥苑人家，自然就把老扁担遗忘了。这种遗忘相当于删除，连一点印象都没有留下。我们花桥苑门房屋檐下的台阶，原本是空空荡荡，现在也是空空荡荡，从来没有任何人计较它为什么空空荡荡。大家出出进进，都是新鲜的行头，互相都要扫一眼，心里笑一笑别人，或者心里赞一赞别人。孩子们高兴得上了天，觉得自己可以神气过大人，便得意忘形的模样，口里吃着美食，神仙一样走路，飞飞腾腾的。春节就是这样的：满世界的风景，惟有我们自己与我们的孩子。
忽然有一天，老扁担又出现了。老扁担还是挑着他的那副箩筐，坐在我们门房屋檐下的台阶上，吸着香烟，看着报纸，还是那副没眼睛没耳朵似的模样，一声不吭。
老扁担一出现，令我们花桥苑的人家大吃一惊：原来正月十五已经过了，元宵节过了，又是平常日子了，虽说还是平常日子，但不是去年了，是新的日常，老扁担这个人，怎么不知道去年的绝望与悲哀，还来重蹈覆辙呢？被删除的记忆，自己强行地恢复，相信谁都会大吃一惊；这份吃惊又不比前次了。吃惊之下，我们心里，便生出了一些怜悯：不就是一些破烂吗？这个人却还可以这般屈辱地死死等候，也真是执著顽强啊。然后，我们心里，也还生出了一些羞惭：不就是家里的破烂吗？都是无用的东西，值不得几个小钱，干吗死活不卖给这个人呢？
春天确实是万物生发的季节，我们花桥苑的人们，在新的春天里，重新看见老扁担，心里便摇曳着，一些新的感觉如大地上生出了毛毛小草一般。对于老扁担，自然就与去年的冷漠疏远大不一样了。
张华停在老扁担跟前，欢欢喜喜的，无端地踢踢他的箩筐，说：“过年好啊！”
老扁担平常不肯说话，拜年的问候是礼，不能不回礼的，便也连忙说：“年好！年好！老板恭喜发财！”老扁担音低含糊，还是不抬眼睛。
张华说：“我什么老板！和你一样，穷人！”
老扁担仍然足咕噜：“老板发财老板发财。”老扁担对于我们花桥苑的人家，男女老少都只有一个称呼，就是“老板”。
张华再踢踢老扁担的箩筐，说：“你倒是犟得可以了！看来只有佩服你了！”
张华一边踢箩筐一边朝大家做脸色。张华在高频率地舞动她的双腿。今年春节，张华买了一条新的花裤子，底色是深咖啡，图案是红花绿藤；花枝逶迤，好似凌霄花，紧紧绷在腿上，一点不打皱，裤口接上高腰皮靴，很是显得双腿修长；大家见了都称赞。张华的春节很开心，逢人便介绍莱卡氨纶，说是当今最时尚的一种面料，科技含量非常高。张华郑重地感叹：世界就是在不断进步！因此老扁担的进步，张华发现得尤其迅速：老扁担戴了一条围巾！是一条时髦的超长围巾，在颈脖上绕了一圈，还有两截在胸前款款垂落；围巾是暖和的混合色，是最时髦的颜色，还有这样时尚的戴法，与老扁担一身臃肿破旧的棉袄棉裤配在一起，是这样的先锋，又是这样的滑稽。在张华的热烈号召下，大家都去打量老扁担。老扁担更紧地箍住胸，遮掩围巾，满脸的皱纹里，也透出红晕来了。张华用手指去挑了一下围巾，老扁担躲了一下，没有躲过张华。大家善意地笑闹起来，说：张华不像话！调戏人家老扁担做什么？叫化子也有三天年呢，老扁担就不可以戴条时髦围巾？大家拿老扁担说笑，老扁担倒是冬烘得很，抬起了头，感谢大家替他解围，说：“谢谢老板，谢谢老板。”老扁担新年的面貌，就被大家看清楚了，他胡子刮得光光，脸盘显露出来，帽子没有戴，头发理得齐齐短短，额头也比较开阔方正：原来老扁担倒也还算一个头面整齐的男人。
王鸿图与他儿子走过来，看见了老扁担，也惊讶，过来说：“呀呀呀，老扁担哪！又来了？你还真是有点牛脾气啊！年过得好啊！”
老扁担赶紧说：“老板过年好！”
王鸿图打哈哈说：“同好同好！”便将口袋掏了一把，是一些糖果瓜子，送给了老扁担。
过年时候的人，都有一份慷慨大方，我们便也拿出手头的小零嘴，放在台阶上，要老扁担吃，也问问现在乡下怎么样？是不是乱收费太厉害——这是从报纸上读来的消息，报纸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日常生活。两个门卫踱过来，给老扁担香烟，他们一起抽烟。门卫说：“你这个老狗日的，怎么说走就走了，还以为你冻死在马路上了。”老扁担只是微微地憨笑。太阳和暖。白头翁在枝头欢叫。碎冰在马路边的流水沟里漾着，泛着日光。过年的人心，玩野了，一下子收不回来，三三两两的人，在单位点了一个卯，都陆续地溜回来，吆三喝四地约对子打麻将；经过花桥苑大门，瞟瞟老扁担，眼睛里不再有警惕与愤怒，都是孩童般的贪玩和不介意。我们花桥苑大门出去，原本是一条马路接上大街，两侧有大树。去年大树都砍了，两侧都盖了简易的门面房，出租给了各种小生意人。砍大树的时候，我们花桥苑人家都不同意，这点环境意识，也都是有的。饶庆德教授还向市长写了请愿信。最后的结果，还是砍了大树。人家土地拥有单位，蕞需要的是经济环境，不是大树，斥责饶庆德教授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小门面一起来，墙壁都是劣质马赛克，我们花桥苑出门的一条街道，就很像小乡小镇了；本来是很没有品位的，春节的时候，红色的对联一贴，倒也平添喜气；小生意的店主大多数也是外地人，也是乡下出来的多，都随和、爱凑热闹，便也走过来，与大家拉家常，一起打趣老扁担的围巾：
你这漂亮围巾哪里买的？是老婆编的？还是“情况”送的？“情况”就是情人。武汉人嫌情人过于书面化，出口肉麻，便改为“情况”，“情况”说起来就比较含蓄大方，也比较谦虚谨慎，还有一些自嘲的勇气。说到“情况”，男人就可以只管猥亵，不用尊重。有的东西，就是让人找得到乐子，好比酒，喝了便可以发酒疯。关于围巾的出处，老扁担是不言语的，他也不用言语。没有谁真的以为老扁担有“情况”，都只是要玩笑要开心。而老扁担，被人取笑也是很好的，好歹还有人取笑他，比起他去年受到的冷落，已经要让他受宠若惊了。
就这样，老扁担安适了，黄昏时候离开的背影，也直起来了许多，步调里也没有了落寞的寒意。老扁担这一次顽强地卷土重来，好像不是来收破烂的，倒是来走亲戚的了。
我们大家在自行车棚里，不免也议论了一番老扁担的围巾。饶庆德教授夫妇正好也在这里。一群干部和文化人，却不约而同地，也提出了与门口那些贩夫走卒同样的问题：老扁担怎么会突然戴上这么一条围巾？他的围巾从哪里来？猜猜是他老婆织的？还是媳妇织的？还是相好织的？我们用词比较准确：“相好”。张华断定老扁担有相好，这围巾一定是他的相好织的。张华说：“人家乡下人也是人嘛。”在这一点上，饶庆德教授赞同张华的观点，他说：“对啊！人都有七情六欲。七情六欲是应该受到尊重的。”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我请教您了，您看老扁担这人，还会不会生歹心？”
饶庆德教授认真回答：“一般有相好的人，就不太会生歹心了。要知道，爱情是天使，它的降临会使人变得善良。”
张华说：“饶庆德教授，您在花桥苑德高望重，这次就带个头，把破烂卖给他吧。”
饶庆德教授“啊啊”了一声，说：“这个嘛，我还要拭目以待，拭目以待。”
徐迪娜挺身而出，说：“我卖。”
张华说：“迪娜呀，我们寡妇人家，不可以这样随便说话的啊！”
气得徐迪娜，上去就给了张华一巴掌。在花桥苑两个单身女人的玩笑中，老扁担终于再次进入了我们花桥苑。一日，在广场上，徐迪娜勇敢地把她家的破烂，卖给了老扁担。
尽管徐迪娜带了一个头，我们花桥苑的其他人家，跟上来的，也只有一两户；大多数也还是没有动作，好像在拭目以待；其实冷眼一看，也算不上在拭目以待，因为谈不上拭目以待；老扁担不在我们大家的生活中，不在我们大家的话题中；老扁担其实不是一个事情；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种种事情在忙碌，谁还会把在城市收购破烂的一个农民工当作一回事情？比如我就是。我家报刊杂志多，出的破烂也就多，只是我没有时间去理会那些过期的报刊杂志，任它们胡乱堆放着，当然也不会想到这些破烂对于靠破烂为生的人，是多么重要。由老扁担引起的惊讶，那是我们生活里许多惊讶之中的一个，区区的、无伤大雅的一个，转瞬就过去了。老扁担用了相当的时间和代价，让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而我们花桥苑人家，接受了他也就放下了他；只道老扁担温和老实，会与我们相安无害，这就行了。老扁担反而就成了一尊石头的雕塑，摆在我们花桥苑大门一侧的台阶上，大家日日过去，便熟视无睹了。生活就是这样微妙，也就是这样的无情；无数的因素，无时不刻离间着人们；个人的命运，都埋藏在这无数因素之中，自己无从感知，何谈去把握？直到张华提醒我。我用张华的气筒给自行车打气，张华过来，笑一笑，说：“你很忙吧？”
我说：“不忙。”
张华说：“假话。”
我说：“真的。我忙不忙，看对什么人。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说。”
张华说：“够意思啊，谢了！我倒没有什么事，还是替人瞎操心。你要是不太忙，可以不可以抽个时间，把你家成堆的那些报刊杂志清理出来？老扁担又开始省掉午饭了。”
“当然。”我连忙说，“当然当然。早想过是要把破烂给老扁担的，不知道怎么一晃，又给忘记了。”忽然发觉自己忽略的破烂，竟是一个人的午饭与生计，心里一阵难过，有心酸也有歉意。
张华也连忙把话题岔开，说：“喂喂，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徐迪娜这个女人很有意思，她讲离婚是很好的，很可以教育人。徐迪娜的前夫，是一个千万富翁，徐迪娜刚刚搬来，不是骑自行车的，开的是一辆宝蓝色宝马车；现在骑自行车，倒说很安逸了。刚才她站在这里，望着花桥苑人家阳台上堆放的破烂，念了一句诗，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
我说：“有意思。”
张华说：“有意思吧？我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些故事？因为你是一个——作家。”张华说到“作家”就要放低声音，就要掩护我，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几天以后，我让胖丫叫来了老扁担。老扁担上到了我们八楼。我把房门敞开，让他门已把书报杂志统统搬出来过秤。书报杂志一一都搬出来了，沉重的几大捆。面对这么多书报杂志，老扁担禁不住面有喜色，一面打包加固，一面期期艾艾地说：“怎么过秤哩。怎么过秤哩。”最后还是下了决心，对我说：“老板，我要用你家的秤。”
我说：“我家哪里有这么大的秤？你不是有秤吗？”
老扁担坦白地说：“我是七两秤。”
闷了一会儿，又说：“现在都是七两秤。我无办法的。”
我说：“七两就七两吧。现在连卖秤都卖这样的秤，我们有什么办法。”
老扁担一一地称过，然后计算，付钱，他认真给我计算了一遍，说：“老板再计算一遍，看对不对？我是按一斤计算的。”
我没有再计算一遍。我知道没有这个必要。老扁担已经把事情做得十分公道了。老扁担显然十分在意自己是否公道。一个破烂，把一点小生意，做得这么恭敬郑重，小心谨慎，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何况我暗暗喜欢老扁担对于书报杂志的态度，他不像其他破烂那样，把过了秤的书报杂志，随意踏踩，撕扯，窝卷，尽往编织袋里乱填乱塞；老扁担待书报杂志不像是待破烂，当是有用的物品，他要一堆堆摞齐，码平，捆好，再往箩筐里齐整地放；我便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一份对于文字的尊敬，我便也要尊敬人家。于是我告诉老扁担，以后我家的破烂，都是他的了。至少一两个月，要出一次书报杂志的。
老扁担再一次面露喜色，说：“谢谢老板。”
当晚，聂文彦就敲了我家的门，找我谈话。
聂文彦说：“你把破烂卖给老扁担了？”
聂文彦说着就激动起来，“为什么？啊？为什么？”
聂文彦说；“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痛？”
聂文彦说：“这些人怎么可以信任？一个农民工人室杀人，抢劫了四十二块钱，今天的晚报你可看了？仅仅四十二块钱，就可以把人杀了。现在的人，还有什么道德良心可言？现在知识分子，教授专家，也就是那德性，还谈这些没有文化的农民工？”
聂文彦说：“我们是这样的好邻居，我还是有责任提醒你。不管怎么样，我是坚决不和老扁担打交道的。我坚决不再允许任何农民工接近我的家门！”
我一个字都没有说，惟有流露歉意。老扁担接近我家，也就等于接近了聂文彦家，我非常抱歉。我却又觉得无法应答聂文彦质问；虽是平常琐事，也无从交流。有时候，人对面相坐，双目相看，忽然就相隔河汉，想敷衍都难，真是无奈了。
老扁担的形势，却逐渐逐渐好了起来。老扁担向花桥苑人家坦白他是七两秤，的确其诚可嘉，打动了我们花桥苑的许多人家。再加上我们花桥苑人家里头，有张华与徐迪娜一唱一和，热心快肠帮困扶贫。胖丫常常也就直接去叫老扁担了。天气晴好的星期天，老扁担也在广场上铺开了摊子，也有好几户人家，都来卖破烂。老扁担不用自己的秤，用人家的体重秤，人家说重量是多少，老扁担也不去盘查计较。以往的破烂们，来到广场上收破烂，都要借用张华的一只塑料水桶。他们要找一处低洼地面，倒进水，然后把收购过去的纸箱与书报杂志，都铺在低洼处礘一礘，以增加重量，转头到了废品收购站，便可以多赚一点。因这样的做法十分普遍，何况又不是与我们搞巧，是与废品收购站搞巧；我们花桥苑人家，对于这些破烂的做法，一贯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反正现在全社会的人，都是设法在弄钱，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老扁担却不借用张华的水桶，不曝书报杂志，我们花桥苑的人家，默默看在眼里，倒觉得老扁担有点憨傻，但是，这种憨傻又还是会让人心里生出好感来。老扁担的生意，慢慢兴旺了起来，老扁担却没有丝毫的得意忘形，他的脸，还是木然的，眼睛也还是不看人，多余的语言也还是没有，到人家家里拎破烂出来，绝对不往破烂之外的地方瞟上一眼，还不因为生意多了，就兴奋得手忙脚乱。老扁担总是不会手忙脚乱，他总是慢腾腾的，把一件事情一件事情做完。事情做完，破烂担走，他还会回来，拿起那把大竹扫帚，把广场打扫干净；然后就退出花桥苑，决不在院子里多呆。老扁担的自爱与条理，与一般破烂完全不同，也是我们花桥苑人家，以前不曾料到的。大家在自行车棚说闲话，都说：“哎呀，这个老扁担，还真是看不出来的，还是很有一点教养的啊。”
最得意的是张华了。张华说：“我说过要你们放心把破烂卖给他吧。我这个人，别的优点没有，就是有一副火眼金睛。”
大家就说：“吹牛啊！那么，张华你说，老扁担是一个什么人？”
张华说：“什么人？一个破烂呗。这年头，像这种穷得要死的农村老头，还能咸鱼翻身？再怎么也就是一个破烂了！”
大家听了，一起默然。张华语气苍凉，直指时代；这年头，这社会，大家都有目共睹，谁还有道理战胜张华？便一阵嗟叹，都联想起了各自的不顺与无奈，怏怏散去。
因老扁担与花桥苑人家的关系日渐融洽，花桥苑人家发生的故事，也就把老扁担波及进去了。这是又一年的初夏了，有几日，天气突然暴热，满大街梧桐花迷目扎眼，一条狐狸犬跑到我们花桥苑院子里，玩耍了一天，黄昏以后，悄悄钻到了门卫的床铺底下；夜里走了出来，舔喝门卫凉在碗里的茶水，再到电扇跟前卧下吹电扇，把门卫吓了一大跳。这只小小的狐狸犬，瘦尖脸，四只利索的小蹄子，水灵灵黑眼睛，一身华丽松软的棕色背毛，尾巴翘起，颜色洁白如雪，翻卷出一朵蓬松的花；好生俊俏的一只狐狸犬。徐迪娜一见就爱，走不动了。这狐狸犬，也乖巧，跟着徐迪娜脚边边散步，寸步不离，还与她眉目传情地亲。徐迪娜因为家有波德，与狗不肯通融，她只好央求门卫，暂时收留狐狸犬，由她每日送来狗粮。狐狸犬夜里与门卫同住，白天玩耍累了，便爬进老扁担的箩筐里睡觉，到了下午下班时间，它就知道在大门口迎候徐迪娜；张华上午骑自行车去买菜，它也进进出出地献媚撒娇；张华也就忍不住，时常买一根火腿肠送给它。如此，一连过去十几天，也不见狐狸犬的主人寻来。两个门卫，死活不能再接受，因为这狐狸犬也是狗，也有守夜的本能，夜里但凡有人出入院子大门，它都要吠叫扑咬；闹得两个门卫皆眼睛红红，都欠瞌睡。两个门卫一起来找张华和徐迪娜，商量这狐狸犬的去向。
徐迪娜说：“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得给它起个名字，它需要找到自己。”
张华就说：“叫魏竹奇吧。”
徐迪娜说：“呸！”
张华说：“好吧，说正经的。我不养动物，我想不出什么名字，你给取一个。”
徐迪娜说：“看来这小东西走失了，是一条流浪狗了，那就叫三毛吧。”
当时电视连续剧一股风气，许多旧戏新编，什么《新白娘子传奇》之类。张华便说：“好吧，《新三毛流浪记》。三毛，三毛，过来，你就叫三毛了。”这狐狸犬，一听就摇头摆尾，娇滴滴往张华怀里扑；倒是把张华难为情了，两只胳膊夯撒着，抱也不是，不抱也不是，慌慌地说：“这可怎么好？这可怎么好？狗怎么可以这样肉麻？”
徐迪娜慌忙摸出餐巾纸，捂着鼻子要哭，说：“人都是不懂这样的依恋和情意的啊！”
最后，商议的结果，却是要老扁担暂时收养三毛。张华对老扁担一说，把老扁担吓得一个哆嗦。老扁担惊惶失措，急不择口，说：“我没有电扇。”
张华说：“我给你一只鸿运扇。”
徐迪娜说：“我付电费。”
张华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老扁担依然是说：“不成啊，不成啊。”老扁担再说不成，也由不得他了。
从此，三毛就跟着老扁担上班下班了。三毛的一日三餐，皆由我们负担。我们花桥苑好几户养狗的人家，都自愿提供了三毛的伙食。三毛的日常洗澡梳理毛发之类，由张华提供空间，也就是在自行车棚里，摆出大盆来，烧好热水；具体由徐迪娜操作。三毛成为我们花桥苑集体豢养的小狗，但是它与老扁担同住。
此后好几个月，老扁担衣衫破旧，步态蹒跚，表情木然，挑着一副箩筐收购破烂，胸前挂着一条时髦的围巾；身边追随着——条华贵的狐狸犬。
终于有一天，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三毛的主人寻来了。三毛的主人寻来，我们花桥苑人们并不意外，且也算是我们盼着的事情；三毛总是这样跟着老扁担，到底也是太滑稽；几次引起路人怀疑，一直跟踪到花桥苑大门口，洵问门卫之后才放心。但是，三毛的主人是打将—卜门的，这就在我们意料之外了。看来和平的日子，理解和安稳也还是最难得的。
这是一个下午，一辆面包车，凶凶的，径直就往我们花桥苑大门开过来；看见车牌号码陌生，门卫正要拦阻，面包车却一打方向盘，侧身停到老扁担跟前。车一停下，急急出来五六个男人，个个酒气熏天，由一个肥硕的妇女率领，不由分说，上前便围殴老扁担。
肥硕妇女是三毛的主人，三毛本名约翰，有户口簿作为证明。最近，肥硕妇女偶然发现了她家小狗的踪迹，一看就认定是乡下农民工拐骗小狗以图倒卖；便约请几个朋友，在附近吃喝一顿，然后实施打击和抢夺。这场袭击突如其来，几个男人排山倒海，一下子就把老扁担闷在里头了。等两个门卫叫来张华一伙人，老扁担已经被打得头破血流，三毛当然已经被肥硕妇女紧紧抱在怀里。
张华叫道：“三毛！”
肥硕妇女道：“约翰！”
把这狐狸犬急得不知道怎么才好，眼泪汪汪，朝老扁担嗷嗷叫，朝张华嗷嗷叫，也朝它的老主人嗷嗷叫；人都处于紧急状态，皆不肯去理解狗的心理。老扁担坐在台阶上，背靠着墙，摊手摊脚的；两个门卫拿着餐巾纸，在伤口处蘸血。面对我们花桥苑人们的质问，妇女没有一点好气，喊道：“我能怎样？好多农民工到处捂狗卖给餐馆，我能怎样？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呢？”又喊道：“你们这些人倒是有意思，我看见了我的狗，当然要抱回去；有什么好调查的？我去向这个破烂调查不成？又不是故意打他的，也没有打成什么样子，只是教训一下而已；误会了，说清楚就行了；还要么样？你们这些人，吵什么吵？怎么一点道理都不讲！”妇女一边叫喊，一边退到面包车上；车门咣哨一关，发动机就响了，面包车就要离开。
几个月前，三毛莽撞地来到我们花桥苑，被我们大家收留，怜悯，喂养，每日都悉心照料，到头来却落得这么一个结果。我们花桥苑一群人，站在马路上，气得抖抖，却只是会说：“谁不讲道理啊？真是太不讲道理了！太不讲道理了。”
关键时刻，张华拖过一只椅子，坐在了面包车的去路上。面包车无法过去，只好停下。肥硕妇女没有出面，只是一个中年男人，摇开车窗，探出身子，问张华：“你要么样？”
张华逼视着他半天，才反问：“你要么样？”
男人说：“对不起，好不好？”
张华说：“现在才说对不起，已经迟了。”
男人说：“那你要么样？”
张华捶了一把椅子背，说：“我要你下来！”
男人迟疑了一下，开门下车了；提了提皮带，走到张华面前，说：“你到底要么样？”
张华说：“我不要么样。你自己把手摸着胸口，凭良心想想：三毛是怎么来我们花桥苑的？想就这么抱走吗？几个月的时间，它是么样过过来的？还有那个破烂，他是一个农民工，难道他就不是一个人？你们打人就白打了？他流血就白流了？他照料三毛几个月就该得到这样的下场？这社会，个婊子养的！到底怎么回事情！你还问我要么样？”
男人听了，翻着眼睛，望望天，看看地，弹了弹自己小拇指的长指甲，把香烟拿出来，点一支，吸两口，再从鼻子里重重出了一口气，便把钱包掏了出来。
张华道：“别忙！”
张华正色告诉男人：钱不钱的，那都好说；只要你们有诚意，老扁担的医疗费和三毛的抚养费，你们看着给就行了。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你们放三毛出来，让它和我们告别。
男人愣了愣，脸色和缓了，去面包车上抱三毛；车里头女人不肯，一阵叽咕；三毛到底被男人抱了出来；一放在地上，它便撒开四只小蹄子，飞奔到老扁担身边，去亲吻和安慰老扁担。老扁担的巴掌一落到三毛身上，就颤抖起来，眼睛也死死闭住不肯睁开。我们花桥苑大家，从来也没有见过老扁担这个模样，也都不忍多看，只管闪开目光，去叫三毛：三毛！三毛！三毛这小家伙，应声就颠颠地跑，与这个人亲亲，与那个人亲亲；到张华这里，使劲地跳，要舔张华的脸，张华也只好把脸给了它。徐迪娜赶回来了。她一接到电话，就打的往花桥苑赶；到底也还是赶上了。红色的士一个急刹车，徐迪娜的高跟皮鞋便落了地，的的笃笃地碎步跑过来；未曾开口叫三毛，便已经是泪流满面；待三毛被强行抱离徐迪娜的怀抱，三毛发出来的声音，竟然也是呜咽了。
我们大家回到花桥苑，聚集在自行车棚，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反复地热烈谈论。话题及至古往今来，世态人情，道德良心，善恶媸妍，动物世界。我们大肆夸奖张华，说她临危不惧，足智多谋，为花桥苑争得了公道；夸得张华飘飘然满场飞。我们又慰问了一下老扁担。问他是否能够确定不需要去医院？老扁担坐在一个角落里，抱自己的双膝，迷迷糊糊的没有明确的眼神，好像还在忍受疼痛之中；不过他还是肯定地摇头，拒绝去医院。大家喝着茶，畅谈着，发现平素并不多说话的人，聚在一起，就这么喝茶畅谈，竟然有不亦乐乎之感。刚才为了正义，据理力争，对方赔偿了五百元钱，张华当即收下，理直气壮；现在，五张钞票却变得烫手，不知道怎么处理？于是集体商议，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便将其中一百五十元，当场给了老扁担；因为老扁担又是被迫照顾三毛，又是为此挨打受伤，如不赔偿补贴，天理不容。剩余的三百五十元，便在今天晚上实现共产主义——大家今夜欢聚一场！
心血来潮的决定是这样鼓舞人心，人人都兴高采烈，各自立刻进入角色。几位男性负责外出叫大排档，另几位去叫啤酒；女性则去张罗桌椅板凳子。不大的一会儿工夫，两家大排档的饮食车来了，老板娘也骑载重自行车，跟在后面，自行车上载着种种食物，尽是武汉人爱吃的凤爪，软骨，肉筋，鸭舌，鸭蹼，鸭下巴，臭豆腐串，土豆片串，莲藕串。烧烤架子迅速地支起来，木炭立刻神奇地燃烧起来，芭蕉扇轻轻一扇，彤红透亮；形形色色的食物，一旦放上架子，香味就冒出来了；再一把把地抓孜然撒上去，抓小茴香撒上去；撒一层再撒一层；滋滋一响，红油灼亮，青烟便忽地一飘，风就把青烟顺势扯了过去，煞是生动活泼；人们鼻子一香又一酸，畅快的喷嚏就打出来了。只听张华“千岁！万岁！”地叫着，这是喷嚏的吉祥语。民间体恤人，都是小处见智慧，怕打喷嚏的人尴尬了，便随即附和一声“千岁”，变成音乐的复调一般，既是解围又是祝福。每张桌子上，花椒粉一碟，辣椒粉一碟，野山椒一碟，四川老坛子泡菜再倒出一盘；再是味碟，豆瓣，蒜泥，香葱，麻油，酱油，醋，味精，一一排开，也真是排场。我们花桥苑小区，顿时有了新疆的气味，四川的气味，湖南的气味，云贵高原的气味，叫人好不五湖四海，豪情万丈。烧烤是要等一会儿的，武汉人性急，决不耐烦闻着香气慢慢等食物。真正是武汉人开的大排档，便是不用说话也知心，自然是伺候爽快不煎熬人的。烧烤那边上了架；这边桌子上，老板娘赤红着脸蛋、乱着鬓角，再忙也要抢先上一盘鸭颈。鸭颈却不烧烤，是卤制的成品，精武路的货，味道好到了武汉人的心坎上。眨眼的工夫，享受就开始了；各人都就位，喝啤酒吃鸭颈，一边等热腾腾烧烤端上来，女人小孩子不喝酒的，早已经有许多人家奉献出了各种饮料，堆在自行车棚，任人取用。
忽然间，不见了老扁担的人。张华快手快脚，带一个门卫跑出去，老扁担已经埋头走到大门口了，腿脚还不利索，一拐一拐的。
门卫把老扁担拦住。张华叱道：“老扁担！”
老扁担这才说：“我拿钱了嘛。”
张华说：“你这个老苕啊！钱是钱，聚餐又是另外一回事啊；是大家的心情，是一场热闹啊。”
老扁担说：“我不会吃这些东西。”
张华说：“学呀！吃都学不会，还活着做什么？”
，张华说完，自己返身径直地去了。后面由门卫拖了老扁担回来。大家正吃香喝辣，看着老扁担被拖着，心里油然生出一些歉意与怜意，觉得这个老扁担倒是知道自己身份，也不冒功，也不僭越，也不与大家平起平坐，便越发有了呵护弱者的意气，故意要与他说一些平等的话，便道：“这边来，坐下坐下，好好地吃，可怜你平日天天咸菜大馒头；可是我们武汉也没有什么好吃的；大鱼大肉好营养，都是给北京上海广东的；轮到我们的都是边角余料，你不要见怪，这就是历史的选择。我们就是要把边角余料吃得香香的，吃出妙处来。毛主席你是知道的，那是伟人吧？连毛主席都说：湖南火宫殿的臭豆腐好吃得很！武汉的臭豆腐，那就更好吃了——只是毛主席还没有来得及说而已；你吃吃看嘛。”
老扁担频频点头了，却还是没有真的过来与大家坐一张桌子。他放下箩筐，坐了一只小板凳；老板娘立刻给他送来鸭颈和烧烤，啤酒也砰地用牙齿咬开了，连同一只一次性塑料杯，放在他的脚跟前。老板娘百伶百俐，知道老扁担是一个破烂；看了我们花桥苑人家的眼色，也伺候，却是不亲不疏，不卑不亢。老扁担大约是不懂得这样的老板娘的，也只管频频点头致谢，吃东西却谨慎与文雅得出奇，一点点地咀嚼，似乎牙也不好；喝了几口啤酒，脸和脖子都像晒熟的酱了，便不住地挪挪小板凳；终于移到阴影里，把自己躲了，去慢慢吸烟。为了不让老扁担尴尬，我们也都装出不注意他的样子，再也没有故意与他说话。
烧烤之夜，我吃了一会儿就上楼回家了。然后伏在阳台上，俯瞰楼下自行车棚的风景。我这个人不行，大众的热闹总是参与不进去。这样热烈的吃法，我也只能浅尝辄止；太浓烈太辛辣太烟火气了，我受用不了。我学医出身，养成了讲究卫生的习惯，以前去食堂吃饭，自己的饭盒，都是要用酒精棉球消毒的；见这样的烧烤，食物都是用手摆弄调理；啤酒瓶来不及开就用牙齿咬；你兄我弟，四海一家，唾沫星子横飞；我的食欲就很难保持。我这样毛病，自己也惭愧，但是也没有办法。我知道大众好，知道世俗有味有趣有智慧，却就是不可以太亲太近；若亲近得身在其中，只有昏头昏脑，迷蒙一片了；若隔了一定距离，我反而清楚分明；好像在最恰当的座位上看戏，台上的喜怒哀乐，我皆有共鸣并可以让感觉深入，剥笋抽丝，曲径通幽，更得到许多意外的感觉。
就这样，我一直呆在阳台上，看着楼下人人心满意足，杯盘狼藉。大家互道再见，愉快回家；张华与大排档结账付钱，一脸的斤斤计较和精明能干。老扁担却又早巳不见了，只见他的那条宝贝围巾，被主人不小心遗忘在自行车棚的栏杆上，长长地挂着，与花草树木一起，在风中摇摆晃荡；让人感触万事无不有因，这条围巾，又是怎样的因呢？夜更深了。长江上，轮船的呜呜声，在夜里总是荡气回肠；这是大江大河与大船的音乐，是码头城市一种永远的感叹；这感叹是太浩大了，使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我听着轮船的汽笛声，在与人世的敬畏中慢慢睡去。
又是一度秋风寒，饶庆德教授与王鸿图的马拉松诉讼，峰回路转，法院不给饶庆德教授判决了，倾向了王鸿图一边，建议他们庭外和解。于是，饶庆德教授与王鸿图，时不时要去法院协商；两人都穿了西装革履，前后从花桥苑出门，打的去法院；又前后从法院打的回到花桥苑，各人再恼火地脱去西装革履；多次协商，皆都不成功，都花费了许多冤枉钱。
该庭庭长，原是饶庆德教授夫人过去的一个女学生，同时自己还爱好文学，平日也写写文章，与报纸有热线联系，因此她受理了饶庆德教授的案子之后，还给报纸写了消息，大有谴责学术剽窃与抄袭行为的意思。不料后来，女庭长的态度渐渐变化；饶庆德教授不断催促夫人出马，去看望她的女学生。教授夫人为人老实，不善交际，每出门一次，都觉得羞辱；可是既然诉讼缠身了，不出面帮助一下丈夫，也说不过去。这个晚上，教授夫人提了一只单位里发的电饭煲，再次看望自己的女学生。女学生正在吃饭，家里使用的却是一只很高级的日本电饭煲。教授夫人一见，就畏畏缩缩地拿不出手了。老师的礼物，女学生果然也是坚辞不受的；谈到案子，口气也原则淡然。在回家的路上，教授夫人倍觉难受，又被一口秋夜逆风灌入，咳嗽不止；咳嗽了几天，转为肺炎，送到医院的当天便去世了。
花桥苑已经有过几回丧事了。我们这一栋公寓，还是第一次。胖丫与小孩子觉得好玩，都来聚集，跑来跑去，无故欢叫，我们一楼的门洞里，顿时一派热闹气象。门洞旁边，八字排开，摆了两路花圈。我们这才由花圈的挽带上知道，饶庆德教授夫人的名字叫德馨。殡仪馆的仪仗队来了，穿着潦草却花哨的制服，是寥寥三五人的管乐队；反复吹奏了哀乐，之后是流行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和《真的好想你》，只是把节奏变缓拖长，把欢乐拖成哀伤。殡仪车缓缓开出花桥苑，饶庆德教授身穿黑色西装，戴了墨镜，步态呆滞，由张华搀扶。饶庆德夫妇的儿子捧母亲遗像，哭了几声就收了，好像也是觉得因为应该哭哭而已。媳妇没有哭，只做出了悲伤的神态，牵着蹦蹦跳跳的儿子。单单张华不住地擦眼泪摔鼻涕。
我们花桥苑几次丧事，人家都请了张华帮忙，张华每次都哭得赛过孝子，让人家好生感动和感激，没有人哭的丧事总归不显得隆重。回头张华坐在自行车棚里，自己冰敷红肿的眼睛，也懊丧，道：“我哭个鸟！又不是我什么人？怎么就这么没有出息？”之后，又为自己找理由，说：“我这是当寡妇坐下毛病了，看见人去了就替活着的人难受；就想到哪天我去了，我的胖丫怎么办？”说着又是泪如涌泉。两个门卫在门房，呆头呆脑地看着。马路两边的小店铺，老板们都把脖子伸长了，望着灵车过去，再发出自己的叹息与议论。老扁担在台阶上坐着，慢慢吸香烟，也张望，却到底还是平时的木然。聂文彦在她家阳台上，对我发表了感想，说：“其实我们也很痛心；其实老太婆还是相当有人品的；世道总是好人无好报；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死了。”
一场文字官司，打到这种地步，真的可以你死我活，也是叫人意外。至于社会体制问题研究，是饶庆德教授权威，还是王鸿图老师有理；到底谁首创？谁抄袭？其实我们花桥苑大家，真是没有任何人在意。从历史的抽象意义来说，也只是理论本身有意义，而研究理论的人或多或寡，或争论或分歧，或剽窃或抄袭，都是正常现象。所有一切，怎么抵得过一条活活的性命？送殡之时，天低云暗，秋霖又起，寒意格外刺人，城市生活小区的丧事，空洞潦草又寂寥，我们花桥苑人家，人人都看得心惊而无言了。
老扁担倒是经得起踹。他受了这次围殴以后，当时以为只是外伤，后来却胸口发闷，还吐了几口血；也不肯去医院，舍不得钱，就自己在药房买了止血药吃，再躺几日；又起床了，又挑起箩筐收破烂了。
再几个月过去，老扁担看来确实没有大碍；倒是因祸得福，收购破烂的生意，更上了一层楼；我们花桥苑的人家，已经只愿意叫老扁担进来了。老扁担过去的生意，可以算是红火的，现在就可以称为垄断了。老扁担自己没有要求垄断，是我们花桥苑人家的主动，我们愿意被垄断。因为与破烂打交道，其实是一件麻烦的事情：跑出去在大街上等候，宁可多费一点时间，要等一个面善的进来；面善也还是生人生面，又要谈一番价钱；许多破烂是不肯承认七两秤的；还压价，报纸涨价到五毛一斤，他只肯说四毛。买卖破烂，总是一桩没有斤两的小买卖，却还要弄得人心里不舒服，还要大费口舌，更让人还觉得委琐无趣；有时候还会恼火地大叫：不卖了！不卖了！现在好了，一切都理顺了，自然就是老扁担了。现在我们卖破烂，简单到可以就站在阳台上，叫唤胖丫一声；胖丫就去把老扁担带进来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老扁担收购我们花桥苑人家的破烂，差不多变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到后来，谁要是不叫老扁担，倒是叫旁人惊奇了，觉得事情怎么就怪怪的呢。饶庆德教授的家庭有了重大变故以后，原本由他夫人处理的破烂事宜，现在交由张华处理了。张华便拎出破烂来，自然就是老扁担接了。只有聂文彦，她是坚持不接受老扁担的。与其说是她与老扁担拧住了，还不如说是她与自己的观念拧住了。聂文彦索性不卖破烂了，她把破烂一一归类整理，都堆积在通向顶楼平台的过道上。为自己的观念受难，总是大有人在，聂文彦算是让我认识了这种执著的人。
这是1998年的夏天了。又是几场泼天的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然而，这一次我们小家庭遭受的破坏与损失，被大破坏与损失掩盖了。洞庭湖涨水，鄱阳湖涨水，中原大片地域的千湖万泊都水满为患，长江的大小支流都涨水，都在倒灌长江；上游的洪峰还一趟趟赶来，长江便成了我们城市的一道悬河。我们花桥苑人家，天天去江边看水；长江宽阔气派得一塌糊涂，果真叫人气短眼晕。我们是不怕大水的，只是被大气象震慑。抗洪救灾开始以后，人人都上堤去了，花桥苑只剩下老弱病残。大事件就是这样的风起云涌，一呼百应；人人随着潮流说话和做事，身不由己地亢奋；到处看见英雄包括自己也是，振臂一呼，都气壮山河；日常的那个自己，连自己也都找不到了。
老扁担也急急赶回家乡了。老扁担的家乡在汉川，也倒了好几个小口子，村庄淹了不少。大水退下之后，我们花桥苑人家，开始捐献救灾物资；一波一波地捐献，从棉被棉袄到毛衣毛裤，再从毛毯秋衣到床单衬衣；捐献到单位，也捐献到居委会；街头的捐献站，也跑去捐献；家里翻了一个底朝天，陈谷子烂芝麻都翻出来了；几十年前的呢子中山装，绣花棉袄，还要它做什么呢？如果这一次长江真的倒了，武汉淹了，还要什么东西？物质果然就是不重要的，果然就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大事件带来了大气魄，我们花桥苑人家，捐献热情持续高涨，接近疯狂。老扁担回来以后，大家也把衣服鞋袜被子枕套什么的，纷纷地抱了出来，塞满了老扁担的箩筐，再要他赶紧挑回乡下去；老扁担赶紧又往家乡跑，整日里嘴巴里像在念经，尽是“谢谢”两个字。
大事件终于慢慢隐退，人们的非常热情也慢慢平复，日常生活又慢慢主宰了岁月，不过，日常生活不再是往日重现，是新的日常生活了，经历总是有用的。老扁担再从乡下回来，与大家熟人熟面地有一点像亲戚了，他的目光不再死死盯在地上，也可以与大家一问一答地对话了。老扁担箩筐里还挑来了一个小男孩，黑得泥鳅一般，精瘦，脖子格外细长，浑身都是野兔的机警与惊悚。我们花桥苑的人，看见了小男，孩，觉得有趣，就问老扁担：“你孙子？”。
老扁担答：“我孙子。”
“几岁？”
“三岁。”
“三岁最好玩了。”
“三岁是好玩。”
“孙子叫什么？”
“都叫黑泥鳅。”
三天以后，黑泥鳅就和胖丫熟了。胖丫牵着黑泥鳅的小手，逢人就说：“黑泥鳅还会唱《走进新时代》呢！”人说：“黑泥鳅唱一个。”胖丫就说：“唱！黑泥鳅，唱了给你喝可乐。”黑泥鳅就绞一绞小手，忽然昂头，开口便十分地高亢气壮：“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率领我们走进新时代，高举旗帜开创未来——！”黑泥鳅舌头有一点大，偏是要努力吐词；还受自己气韵的感染，最后要握起小拳头，举起胳膊向天空，拖腔一直要拖到气尽；把听歌的人们心疼得，直抢过去搂在怀里，笑得死去活来；然后，就给黑泥鳅可口可乐、雪碧或者果冻。
蒙童的无知就是天趣。黑泥鳅人见人爱。世上或许有天使，那它们一定只是孩子了。
正如孙子黑泥鳅所唱，他的爷爷老扁担，在这改革开放的年头，终于有一点富起来的意思了；虽然顿顿还是馒头就咸菜，毕竟一天吃三顿饭了；也买上贵一点的香烟了；还主动给两个门卫香烟抽；也给过王鸿图；王鸿图笑而不要；老扁担也就明白他的香烟还是比较劣等；但是他自己已经非常满足了。每日里，老扁担皆是坐在花桥苑门房的台阶上，吸烟，阅读，有人叫，就进去收购；收购完毕就出来，再吸烟，阅读，吃咸菜就大馒头，喝自来水。冬天到了，老扁担也肯恳求“老板”了，说：“老板，如果你家有富裕的，就凑合我一件棉袄毛裤。”大家都愿意给，于是，老扁担就成了我们花桥苑人家的拼凑，羽绒袄，毛衣，裤子，皮鞋，手套，皆是我们熟悉的，我们看了就眼熟和亲切，包括他的宝贝长围巾。来年正月十五前后，我们花桥苑就有人念叨：老扁担该回来了。果然不久，老扁担就回来了；大家就要大卖一通破烂，把春节产生的大量破烂都清理出去。春天草木疯长，胖丫忙不过来，叫老扁担进去帮忙除杂草，老扁担也进去；除完，也就退出来。张华开始还有担心，她怕大家对老扁担好了，老扁担会狎昵，会不知轻重；却原来老扁担也还是自甘卑贱，对于我们花桥苑的人家，一律尊敬得郑重，无论男女老少，都喊老板；走道沿着马路边缘，相逢总是退让，言语也总是没有多余。张华也就放心了。
女人总要说私房话；好像怕心思发霉，太阳合适的时候，就要端出来照一照日光。与几个密友一起，张华也会悠悠一叹，道：“唉，真是没有想到老扁担是这样一个男人。”徐迪娜接口说：“要是城市人就好了。”又说：“要是没有老婆就好了。”张华说：“呸呸！就你能？就你会胡说八道？”徐迪娜说：“我替大姐着想嘛。”张华说：“你先替自己着想吧。”好像是日光太强烈，耀了眼睛，心思又收回去了。女人心思的纷纭杂乱，永远都含糊，永远都没有一个痛痛快快，黑白分明。
打开《三国演义》，当头一棒，说是：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三十年代流行到如今的歌曲，也是当头一棒，唱道：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听家里老人讲家史，好光景从来都不长，都是辛辛苦苦做牛做马地积攒了资本，便又是下坡路，三天两头跑兵荒，躲日本鬼子，淹大水，拖儿带女，颠沛流离，一只包袱跑丢了，里头有两副翡翠镯子；又两只箱子在荒野被土匪劫了，是老太太出嫁的全套金银首饰，包括三副金钮扣。不知道这是中国哲学？还是中国宿命？好东西总是留不住，就像银子有脚，我家老人遭逢乱世的时候，抬了一坛银元，埋在卧室的地下，从门槛开始，正正地朝东方迈了三步，深埋下去，多年之后，遇上六十年代大饥荒，说是挖出银元来救命，却是怎么也挖不着了。居安思危，原是警句，让人知道未雨绸缪的，可也让人没有安稳妥帖的一天，总是心下惴惴。近年来，商厦里出售一种英国皮鞋，说明书上有介绍，说是百年老店，父兄传承，日益做大做好，如今行销全世界。我就不明白英国的这一家人，怎么百年来都可以专心致志地做他们的皮鞋？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家就不跑兵荒？没有遇上土匪？英国屡次的改朝换代，不搞公私合营？不搞国家没收？他们不闹革命？他们不杀富济贫？
老扁担也就是应了中国老话：好花不常开。他的花开也是极其不易，暗算也来得无法躲避。一日，老扁担歪在台阶上打盹，两个破烂，挨挨蹭蹭的，靠近了，从怀里掏出半块红砖来，照着老扁担的脑袋就劈，老扁担顿时发出非人的嚎叫；眉骨就已经被劈开，鲜血哗哗地涌流；裤腰带也被扯走，里头掖着他全部的钱。号称“世纪梦音像”的，是一间小小影碟出租店，守摊子的女孩子，天天看VCD，武打与仇杀司空见惯；这时候，面对真实的打杀，却还是声音都变调了，恐怖地尖叫：“杀人哪！杀人哪！”开发廊的扬州姑娘，开杂货铺子的温州夫妇，开洗衣店的黄陂佬，都跑了出来。两个破烂，凶狠地跑过，还朝大家扬扬带血的砖头，以示威胁；因为这些小店铺，也随花桥苑一起，把破烂都卖给老扁担了。惟有开餐馆的小四川，最近心情烦闷，乡下家里的妻子，带着娃儿跟人走了，想要妻子回来，少说也得上万元的钱；小四川没有这么多钱，这天就在自己的餐馆里喝高了，正好伸出头去看究竟，碰上两个破烂朝他举砖头威胁；怎么谁都敢欺负他呢？小四川一下子发了狠，跑到厨房抓了一把菜刀就杀将过去。川人号称川老鼠，跑得快，两个破烂眼见跑不脱，慌张极了；小四川便得意，追得越发兴起，目嗔眼红，大喊大叫：“杀嘛！杀嘛！个龟儿子都杀了嘛！”几个人死命奔跑，咚咚乱响，额头青筋横扯，双目放射强光，目光里都没有理智了；大街顿时硝烟滚滚，他们所奔之处，人皆兴奋，又怕又想看。警察赶来，首先就抓了小四川，缴了他的刀；这小四川，竟然忘记警察是谁，用刀指了警察，指挥他们抓破烂。两个破烂倒是也抓住了，老扁担的钱袋却已经不在他们身上。破烂们承认他们是忌妒，是想警告老扁担，但是不承认他们抢了老扁担的钱，也无钱支付老扁担的治疗费，他们躺在地上不起来，只是说：警察，你把我们抓去坐牢吧，我们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也还不止是老扁担一个人背时，我们花桥苑也不例外。几日里，我们花桥苑的自行车，接连被盗三辆。三辆车都是一个不当心，没有停入自行车棚，只是上楼取一点东西，人再下来，车就没有了。老扁担和我们花桥苑的遭遇，激起了我们花桥苑人家的义愤，大家都说：“现在真是搞邪了！”饶庆德教授的字好，他主动写了一张宣言，白纸黑字，当头贴在花桥苑的布告栏里。饶庆德教授严厉地写道：警告小偷你这个猖狂的小偷，连日来，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连偷三辆自行车。我们均已报警。并且，我们花桥苑人民，已经提高了革命警惕，在小区四周布下了天罗地网，只要你胆敢再投罗网，一定要你有来无回！署名是：
花桥苑全体居民
一个多月以后，老扁担才伤愈归来。两个门卫不由分说，就把老扁担带进了花桥苑，要求老扁担以后就在院子里头蹲点，不管有没有生意，都帮忙盯着一点，我们花桥苑也安全一些，你也安全一些，两好合一好。老扁担矬着身子往后赖，门卫很生气，说老扁担你怎么就不讲一点义气？我们花桥苑人家对你这么好，我们最近一连被盗三辆自行车了，哦，你以为小偷进来偷盗，还真的会先去读读饶庆德教授的警告书，写那东西，只是给自己壮胆罢了，都比不过一个大活人整天戳这里。这样，老扁担也就进了院子，在自行车棚旁边蹲点。没有台阶可坐了，张华给了他一只小板凳。老扁担倒是按照门卫的话，做得一点不含糊，只要有自行车不进自行车棚，停在门洞前，老扁担就认真盯着看，直到人家出来把自行车骑上。
谁料想，平地里也会起风波。这个时候，刚刚兴起物业管理公司，花桥苑也进驻了一家，与大家都还陌生得很。大家都弄不明白，这物业管理公司从何而来？谁的主意？我们大家刚刚花钱把住房买下来了，怎么还要每月交钱给这个公司？自古以来，皇粮国税，百姓买房住房，都是交了税的，交税了国家就应为纳税人管理住房，怎么的又跑出来一个非国营的公司强宋收钱？因此这天，物业管理公司的经理来找张华谈话，张华很是不给脸。经理却照样大口大气，说：“老扁担是一个破烂，破烂是不能在我们院子上班的。”
张华说：“你们院子？”
经理说：“我们院子！”
张华说：“拿国家红头文件来看，看谁说是你们院子。”
经理说：“莫急，文件是要有的。现在我们已经在开展工作，老扁担必须清理出去，他是破烂，是不安全因素。”
张华说：“我还认为你们公司应该清理出去，你们是不安定因素。”
经理说：“张华，我是认真的啊！你是烈士遗孀，有头脸的人，我是为你好，老扁担在你这里，关系很庸俗。”
张华说：“你这是放屁。”
经理说：“我不是放屁。我有住户的投诉。”
张华说：“拿投诉给我看看。”
张华根本不相信我们花桥苑的住户会向这个什么公司投诉。经理却真的掏出了住户的投诉信。信是打印的，落款是“若干住户”，信中确实提及张华与老扁担的男女关系，说是一个看自行车棚；一个守候在自行车棚门口；孤男寡女，拉拉扯扯，这样庸俗，对花桥苑影响很不好。张华看了，一把将信纸挥在经理脸上，说：“你有病啊？早把信给我不就结了！”经理辩解：“既然人家是匿名，就是希望保守秘密。我怎么可以随便辜负住户的信任呢？”张华再也懒得理睬经理，立即就跑过去，要老扁担站起来，还给她小板凳；又拖起老扁担的箩筐，一路走出去。张华把箩筐拖到广场，朝四周大声喊道：“尊敬的写匿名信的若于住户们，你们看好了，现在我把老扁担赶走了。花桥苑干净了。我也清白了。你们也不用偷偷摸摸写匿名信了。你们不怕累，我还怕累呢！”
老扁担跟在张华后面，无话，耷拉脑袋，一步三拖的，复又回到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坐在那里。张华喝叱了两个门卫，说：“就你们多事！自行车不存放，被盗活该！我告诉你们，以后就是小轿车被盗了，也与你们无关。你们若是男子汉，就应该去找物业管理，把写匿名信的人揪出来！”
两个门卫也是蔫耷耷的，无话；递了老扁担一支香烟。三个男人，皆是面黄肌瘦，胸部瘪塌，见人让三分的；这里没有男子汉，没有英雄。男人们打了火，互相递去，吸烟了；关键时刻，男人们只有吸烟。
这是春节前夕了。大年三十的中午，路上行人稀少，人们纷纷回家，准备吃团年饭。我偶然地来到菜市场，是来看看还有没有小葱卖。卖小葱的女人正在收摊子。她一边卖给我一捆小葱，一边搜罗烂菜叶子，装进塑料袋。她向我申明，她自己是不要这样的烂菜叶子的，毕竟是过年了，她家也是有志气的，也是要万物皆新，喜气洋洋的。女人说这些烂菜叶子，是给老扁担的；老扁担其实没有回乡下，躲在他的“老鼠洞”呢；老扁担今年不敢回去过年了，乡下有人逼债，没有钱就要取他性命。女人说今天我做点好事，收拢一些蔬菜送给老扁担过年，但愿老天爷看见我做了好事。咳！女人说：如今啊！农民真是穷啊！
老扁担早几天就说回家过年去了。老扁担怎么可以不回家过年呢？他家里有妻子儿女等着他，还有他那么可爱的孙子黑泥鳅。一年四季的辛劳奔波，就只有这几天的放松与快乐；就只有这么一刻，迎接春的消息，是大自然给我们的一个赏赐；年年的农民工，把春运的火车挤得满满当当，所有的辛苦钱都花在路上也在所不惜，不也就是为了这大自然的赏赐？怎么可以不回家过年？怎么可以清冷地独在异乡？我的行为，没有更多的想法支配，就是觉得老扁担应该回家过年，而我的手里，正好有足够他来回的车费。
万万没有想到，我的突然出现，并不是好事。老扁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是不相信看见了我，是不相信我会出现在他的出租屋。老扁担的眼睛，一贯浑浊，没有光芒，像是涨水时节的长江，只见浓稠，不见深浅；这个时刻，那浓稠居然顿时变得清亮，有光，有明，有光明的锋芒；那是一种说不出的羞愤！老扁担下意识地张开双臂，想遮挡什么，马上又意识到无济于事，便悲哀地垂下了胳膊。出租屋是太狭小了，我只是人一出现，目光里就有了毛笔，墨水，用废旧杂志写的成本成本的字；成摞的杂志：《收获》、《当代》、《十月》、《钟山》、《花城》、《长江文艺》、《芳草》、《读书》、《文学自由谈》……；一律齐齐整整，挨着四壁堆放；还有许多的书籍；还有一本我的书，是一本厚厚的盗版文集，翻开，扣在床板上。
猝不及防地面对这么一个人在阅读我的盗版文集，我也感到了那说不出的羞愤。
真实竟然是这样一种东西，有着无法面对的冷酷；当你还没有来得及辨析这种真实的时候，人就已经遭到了对方的冒犯。老扁担是一个农民工，从前做扁担，后来做破烂，这是事实；但是在冒犯和被冒犯的一瞬间，我只看见厂两军的对垒；中国古典的两军对垒，可以鸣金收兵的那种君子战争；尽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尊重。原来冒犯之中也会有起敬，也会有神圣感。
我连忙放下了一只信封；信封里头是几张钞票；我听见一个很不像我的声音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有钱无钱，回家过年。回家吧。”
说完，我即刻离去。
是夜，我不能平静；久久地独自坐在自己的小书房。我认识到，人的外在形状，是命运安排的，没有地位，没有钱财，没有事业成就，那都是由不得人自己的；惟有人本身的内容，可以自己决定。人本身的内容，主要是志与气；有志可以帅气，有气可以帅体；这便是为什么有些位高权重声名显赫的人，有时候，你冷不丁一看，他毫无内容，一无所有；而一个老扁担，你冷不丁，便看见了他的一身威严，凛然不可侵犯；这就是他有内容了。这么一想，老扁担在花桥苑几年的固执几年的坚守几年的辛苦努力，都得到了解释。老扁担不仅仅只为讨一口饭吃，他还要表达他正直不苟的立身，要守护他作为人的自尊；他要向花桥苑人们证明，他是一个知错即改的人，是一个有道德廉耻的人；如此，他也自然就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一面。
于芸芸众生中窥见老扁担这个人，对我是有巨大震撼的。我确实不能想见，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穷困至极的人，还能保持他的志气。老扁担居住的出租屋，实在比老鼠洞好不到哪里去，却是书香满屋。我辈惭愧，虽有书房，毕竟掺杂了许多功利因素；因要用书，故而有书；若讨饭食的本领完全无须用书，我是否还会有书？我不敢假设。游目四顾，现在的世道，上上下下人物，大大小小人家，凡家室里最大空间，必定是供电视机的；电视机却实在是一件无气无味的实用品而已，何香之有？夜深人静，窗外又是麻将声声。电视机与麻将，都属于个人爱好；我固然可以不爱，别人爱不爱却实在是我不能有好恶的；但若比较一下老扁担，我却还是忍不住感慨万千。
这个冬天很冷，滴水成冰。盼望大雪纷飞，却又没有。干冷，无比枯燥。孩子问：“妈妈，冬天怎么可以不下雪？”
我说：“当然可以。”
天也有自己的秘密，也有自己的随意。天无情无义，无兴亡成败，无艰难曲折，因此，天宏大，永恒，波澜不惊，岁月无恙，可望而不可及。
我是世俗之人，这个我很明白。从我机上到现今，我们世世代代都想过好日子。我们世世代代都在努力，都在辛苦劳动，却已经经历了太多次的失败。到我这里，已经是在一个打倒了富人的社会里，大家都是无产阶级，我完全可以混日子，但在一定范围内，也还是可以坚持个人劳动与创造，哪怕是不足为道的个人劳动与创造。我还是选择了劳动。我总是认为，用自己的劳动换取享受，是一种体面而优美的生命姿态。花桥苑的房子，装修之后，又年年被酷暑寒冬损坏，房梁骨架都开裂了，无法再装修；国家政策已经改变，单位不再进行福利分房，个人劳动变得重要起来。这个夏天，我寻到汉阳，找从前的亲戚，一个篾匠，打了一张竹床。夜里，我把它扛上顶楼平台，让孩子睡上竹床。孩子望着漫天的星斗，指指点点，寻找银河；牛郎星与织女星的离愁别恨，吸引了孩子的注意力，孩子带着满头的汗珠进入梦境。我是不能进入梦境的；神仙故事再凄惨，我知道是假的，只有现实是真的。现实的顶楼平台，被暴晒了一天，腾腾热气蒸人；孩子一阵阵被热醒，嗯嗯地难受，要哭；竹床上洇出一趟趟汗水，后背都是密密麻麻的痱子；让人看着，心里痛惜得不行，便赶紧摇动蒲扇，给孩子扇风；连续多少个夏夜，夜夜无眠，双手轮流摇动蒲扇，精疲力竭；迷蒙面对星空，那还是有恨的，恨不得立刻就可以去奋力工作，赚钱，买空调，买房子。我恨不得马上离开花桥苑，我要自己的孩子能够有安睡的住房。人生一场，上有祖宗下有子女，总是想在人世间得到庇护，想安稳，想风雨无侵；想睡有好梦，吃有香馨，心有远意；想无论春夏秋冬的季节，都与我相好无恶，都有一份默契的亲切。在花桥苑的顶楼住房里，面对风雨侵蚀，我是一个怒而奋起的青年；也还认为这种怒而奋起，是天地正道，是人的志气。
但是，我何曾意识到，如若命运不佳，一切都不能是自己所想，最后还是落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的处境，我也能够不改其乐吗？一个人，究竟怎么才算得有志气？
生活不可假设。
我们只能一边活着一边摸索；一边参悟一边改造自己。
王鸿图终于调动成功，到国税局办公室当干部去了。似乎是饶庆德教授夫人的去世，促使王鸿图痛下了决心；他坚决不和饶庆德教授耗了。王鸿图不在社会主义教育学院当教师了，他不研究社会体制了，不写论文了。他要让饶庆德教授失去敌人，看他还能怎样战斗不息？国税局是现在中国的最好的单位，还是分配住房的，住房还铺设了中央空调的，还二十四小时供应热水的，宿舍院子里还有集体食堂的，食堂还是包餐制的：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一日三餐随便吃！如果说体制优越，在国税局，那才完全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王鸿图就是理直气壮地要择良木而栖，那又怎样？那就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吗？
王鸿图说：“好吧，就算我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卑鄙小人吧，现在我要搬到国税局去住了，要和花桥苑说再见了，我很高兴我得到了这样的可耻下场。”
王鸿图在自行车棚和张华她们大声说笑，权当告别，这便是王鸿图的风格。
聂文彦开始收拾整理东西，从顶楼楼道上搬出来各种包装箱，里头居然还存放着八十年代时兴的麦乳精和上海蜂王浆口服液。聂文彦累坏了，却也累得笑吟吟。聂文彦坐在楼梯口，对我说：“我把顶楼的东西搬走之后，那里就归你放竹床了。别人家又不住八楼，没有资格使用我们八楼的顶楼空间。”
我打趣她，说：“我也要搬家了。”
聂文彦说：“真的？什么时候？哪里的房子？”
我说：“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也还不知道房子在哪里。但人总是要有理想的。”
聂文彦笑了，说：“倒是和你做邻居很好；以后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好的邻居。”
我说：“莫愁，有的。天涯处处有芳草。”
聂文彦坐下来，用手帕扇风，认真地说：“我们要走了，我给你提一点希望好不好？”
我说：“很好。我就是想要希望。”
聂文彦用手帕打我一下，说：“严肃一点。真的。你是一个作家，还在德国开了小说朗诵会，我看你很有前途的。你家里的氛围，应该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莫要总是和张华那样的人说话；徐迪娜也不行，也还是一个小市民，充满爱心的样子很造作。”
我说：“恐怕我要辜负你的这个希望了，怎么我就是喜欢白丁，不喜欢鸿儒呢？怎么我就是觉得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呢？当然，这可能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小市民。”
聂文彦说：“你莫和我痞好不好？你才多大年纪？你经历了多少中国的事情？你对饶庆德和老扁担那两种截然不同的人，又了解有多深？”
聂文彦眼波一横，神态变得重重的，冷冷的，坐姿也调整了一下，居然有一种不怒自威了；这女人忽然就变了，并不只是我平常认识的那个中年妇女了。
果然，聂文彦说了一番非比寻常的话。聂文彦说：“中国曾经有一个著名诗人叫聂绀弩，想必你是知道的。你可知道他是我们湖北京山人？湖北京山就是我的老家，聂绀弩就是我本家的一个爷爷。他是才子，又是革命先辈，学问渊博，人品高洁，是我们家族的无上光荣和骄傲，也是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好好学习的榜样。可是，1955年，牵涉胡风反党事件，挨整；1958年，被划右派，劳改；1967年‘文革’被划现行反革命，无期徒刑，坐大牢。最后虽然得以平反昭雪，哪里还有元气起死回生？当然出狱之后，不几年就病逝了。这是大才子大意了，若是懂得小处见大，及早认识中国现实和种种人，或许就不会这么悲惨。”
我自然是目瞪口呆了。聂文彦看着我，眉眼里有慈悲，循循善诱地举例说明中国文人的悲剧。她说：“其实新中国刚刚成立，他们就在互相掐了。1949年，聂绀弩发表了一首诗歌，题为《山呼》，面对新中国的一派新气象，诗人很冲动和感慨嘛，因此诗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抱起随便一个街上的孩子，要吻就尽量的吻吧；他不会是地主的儿子，因为地主已经没有了。’马上就遭到了批判，一个年轻诗人，说这首诗歌，除了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还有思想上的毛病。而不久，这位诗人的一首诗歌，又遭到了别人的批判，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他的诗写道：‘党，你是太阳，我是星，我发热，我发光，都是由于你的力量。’批判的理由是你太狂妄了吧？党是太阳你就是星星了？”
我不禁叫起来：“我认识这位诗人啊，他人很好的啊！他这句诗也不错啊！”
聂文彦说：“他的诗是不错，可是被其他文人一分析就出了错，因为党是太阳我们只能是小草，最多也只能是花朵；这可是天上地下的差别啊。聂绀弩的诗难道就大错了吗？”
我又是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聂文彦了。聂文彦无奈地轻轻摇头，说：“你不能理解和相信这样一些细节吧？可惜这不是小说，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直在我们眼皮底下发生。你以为我们与饶庆德仅仅只是一己私怨吗？你错了！你以为我过于警惕他人吗？你错了！你是没有真正懂得中国的现实，不知道害怕。我是真的替你担忧啊！”
我再也不敢嬉皮笑脸了。我一腔由衷的谢意，却不好意思说“谢谢”了。
聂文彦一席话，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我的隔壁邻居，一个不起眼的中年妇女，却是著名诗人的后代，心中藏满历史风雨与处世哲理；民间处处，真是藏龙卧虎啊！我轻浮浅薄，小觑他人，也算自取其辱了。聂文彦这般待我，实在是有慈悲之心；在人情淡漠的今天，我得万般珍惜；文坛前辈们的教训，也值得我万般珍惜。我是小市民，就好好地生存于市井之中吧，好好地靠劳动过活吧；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够不战而胜；即便命运让人穷困潦倒到某一田地，也可以做到孔子赞赏的境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中国的为人处世，原来却足这么的不单纯，这么的奥妙，这么的玄虚，一定要把直线型的生命，开放成一朵重瓣的花，好比洛阳姚黄牡丹，瓣瓣色色，重重叠叠，哪里都是春。
2001年年底，老扁担回家过年了。之后，却没有再来。老扁担去世了。他的儿子来了，模样与老扁担一个模子倒出来似的，只是皮肤舒展，笑意轻率，年轻许多。年轻人挑了老扁担的箩筐，坐在了我们花桥苑大门口的台阶上。老扁担的去世，没有详细过程。任人怎么询问，也没有详细过程。就是老扁担有病，长年过度劳累，早就是一身的病；大年三十，吃了年饭就倒头睡觉；初一早上没有起来，一看已经死在床上了。年轻人叙述他父亲的死，好比叙述春种秋收，是一桩大自然的事情：人老了，又穷，又累，又病，熬不过去，便死了。
张华很生气，说：“你这个年轻人！怎么话也说不好？”
年轻人便怯怯；再叙述，还是大笔书法，寥寥飞墨；看似薄情，却也自有乡下人的拙朴大气；人死如灯灭，灯灭了，他的那一个世界就黯淡了，消失了；活着的人，还能怎样？
只有老扁担的围巾，是一点人工色彩，是一段春种秋收之外的童话。
老扁担非常喜欢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有一天他在阅读中了解到，老年的托尔斯泰，最后离家出走，只是围了一条他喜爱的长围巾；于是老扁担也就给自己弄了一条长围巾，长年地戴着，还要求他死了以后给他陪葬。老扁担古怪行为，在乡下十分扎眼，惹得村里人人嘲笑，他的妻子为此与他多次大吵大闹。老扁担去世以后，他妻子立刻将那条围巾拆了，让媳妇给黑泥鳅织了一件毛衣。
这真是尘归尘，土归土，绒线归于毛衣，温暖归于孩子；童话是凄凉了一点，倒也挺好，老扁担的围巾，也不可能有，更合情合理的结果。老扁担的围巾，不是妻子、爱人、相好织的，是他自己；看来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与女人有关系，那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
那么，老扁担的围巾，在我们这里，便是不可以嘲笑的了。老扁担孤身一人在这个巨大的城市谋生，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若实在活得一无所有了，也许就是要依靠一点信。信一点什么，这是至关重要的。1949年前后，我祖父的家道，已经落魄得无可奈何了；十二个子女，死的死，枪毙的枪毙，遭横祸的遭横祸，只存活了三个；屋子失火，箱子失窃，刚刚在乡下置买的田地，必须全都放弃，不然就会被划成很坏的阶级成分；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家祖母，还是和了黄泥巴，捏了一个土地菩萨，顿在灶头；只要家里揭得开锅，全当是在香火供奉。再穷的日子，再背的时运，心还是要往一处寄托，以便获得稳妥安静。人能够稳妥安静了，就大方了，喝稀粥吃咸菜，也十分泰然，不觉得颓废潦倒。我的记忆中，还有我祖母的印象，那时她早已过了古稀高龄，模样与家里那尊百子罗汉一样，胖胖的，瘪瘪嘴，总是一张笑脸；夏夜乘凉，喜欢把衣服脱了，露出背来，叫我们小孩子用指甲给她刮痱子；刮三颗痱子给一分钱。祖母的痱子一颗颗，米粒大，晶亮晶亮，用指甲一刮，就“别”的一响。刮完了痱子，便扑老马入和痱子粉；再转过身来，蹲在她膝前，领取工钱；她就往你的小嘴里抿进一粒生姜糖；小孩子不喜欢吃生姜，祖母就说：“生姜糖又不是我给你们的，是灶上的土地菩萨给你们的，给的时候他还念了一句经，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省了医生开处方’。”我们便信了，便把生姜糖含在口里了；便也记住了土地菩萨的那句经文；后来当然也知道那是一句俗话；不经意中，也把这句话，传给于自己的孩子，孩子也一下子就记住了。人生代代的传承；代代的人生态度，都要在有信之中；有信之时，只觉得俗话是经文，经文便也是俗话。我们的宗教在自己心里，无论是一尊黄泥巴菩萨，还是一条托尔斯泰围巾，都是一种信。也正如释迦说的，不可以三十二像得见如来；法是无处不在的，但要你信。
我们凡人，小小的市民，日子是散在的珠子，信是线；用线串了珠子，日子便有了依托；任风雨怎样地变幻来去，日子也总会有秩有序地一粒一粒地过。
新年的三月，我买到新的住房了。我开始收拾整理，日日打包，准备搬家。
夜里，张华来，脸容收敛，端端正正，是少有的稳重认真，说：“我有个事情求你，髓便你做不做；如果你不做，也不用多说；你摇头我就走人。”
我说：“我做。”
张华把眼睛深深地看在我脸上，分明是欣喜我与她的好。张华拿出一条冥纸做的围巾，要我写上品牌名称，却是写托尔斯泰围巾。张华对托尔斯泰不熟悉，怕把名字写错。清明节快到了，张华还是要给老扁担做一做祭奠。不做她心里头怎么也过不去，这几天夜里老是有恶梦。老扁担这个人，清淡到了只是馒头就咸菜，因此张华也不打算扎元宝扎小轿车什么的，麻将电视机美元都不要，连冥币大钞都免去，只是几扎清水纸钱，几本书报，一盒香烟和一条托尔斯泰围巾。张华问我：“这是他的风格了吧？”
原来我以为，只有我窥见了老扁担隐藏很深的一面，现在才发现，人家张华仅凭直觉，早就知道了老扁担的品格。张华是这样的肃然，我自然是不可打趣取笑的了。清明节的扫墓，我只觉得是民间风俗，一向没有当真；一年一度，举行一些祭奠仪式，也是寄托哀思，也算踏青赏春。张华说她也一样，对于清明节和各种仪式，平常也不认真的；只是可怜老扁担这个人，几年来，在花桥苑，受的委屈真是海也似的深，还不谈在他们乡下是如何忍辱负重了；其实年纪也才五十出头，算什么老？这人还是走得太早了，走得又这样孤单与凄若，一条喜欢的围巾都没有给他陪葬的，不祭祭他，不给他送点东西去，那就是天道不公啊。张华这个张花裤子啊，她的道理，说得我还没有办法不服气。人家张华，与老扁担非亲非故，节气惦记得到，般般都做得到，这里头的举止，委实是侠义动人。
我便陪着张华下楼了。我们一起，把祭奠物品拿到花桥苑大门外的台阶上，一一堆好；张华用粉笔将这些祭品划了一个圈；点火焚烧。面对火焰，张华说：“老扁担，这是给你的东西，你来拿走吧。”张华把这句话，一连说了几遍，遍遍都像是在对真的人说话，平静和坦然。我们守候着这堆祭品，直到化为灰烬，看着一阵阵小风，无声地把它们卷走。月华在地，城市朦胧；四周公寓楼传来麻将声声，哗地推倒，达达达地码牌；再哗地推倒，再码牌；随之而起的欢声笑语里头，总让人感觉出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急躁与感伤；怎么说呢？人总要玩一点什么吧？怎么说都无奈何，一个民族，千秋万代的江山，就会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的，过成一段又一段的历史。
花桥苑的人家都看见，老扁担的儿子站在台阶上，看人打牌，人们在打“斗地主”；年轻人满脸都是急于参与的表情。年轻人也吸烟，吸的姿势却与他父亲绝然不同；他用嘴角叼香烟，脑袋歪着，眼睛乜斜，一只眉毛高，一只眉毛低，这是不正经的抽烟相。即便抽烟，也是有品相的；做什么都有品相；都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可以做得下贱下流；也可以做得端然有品——无论世上三百六十行。花桥苑人家又开始在大街上去叫破烂了，谁也不肯轻易相信他人；老扁担用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信赖，都随老扁担去了。年轻人不懂，品性不可世袭，信赖也不可世袭，财富也传不过三代；他来花桥苑，是否吃得了他父亲吃过的苦？
张华送我。我们坐在自行车棚喝茶活别。徐迪娜抽泣着跑来，说真是不幸，她的波德也死了；波德一个不当心，欢快地飞进了她家沸腾的排骨藕汤汤罐里。
张华说：“哭什么！死也有死的不同，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有的那么痛苦，有的这样幸福；波德就是一只幸福的鸟。”
张华还是习惯毛式语气，人人都在自己的历史之中。我笑了。之后，我们不说话了，慢慢喝茶。花桥苑的九年，我没有白白度过，处处都大开我的眼界，人人都是我的大世面。生活无处不在，世面也无处不在，一切尽在不言中。我该搬家了。
2002年的元旦，一个朋友来电邮，写道：这个年份好，如此对称与平衡，百年难遇，是数字的好晶相，我们应该有一个好心情。朋友的话，说得何其好！任何好品相，都是难得。我摊开一张金色的贺年卡，用手指，轻轻抚摸2，002，一遍又一遍，轻轻的抚摸，心里想着：好品相当然是难得了！
2004年7月21日一稿
2004年8月3日二稿
写于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