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丧偶未久，忽传太皇太后病了。
那时，外间流播一个非常荒谬的谣言，说太皇太后有意废帝，改立己子。太皇太后听到了，精神上大受刺激，不久就病倒了。
历史上，皇家传承之间，原是政客们翻云覆雨的好机会，蔡确辈不会轻易放过。神宗病重时，邢恕替蔡确划策，阴谋勾结太皇太后娘家侄子，内外合力拥立太皇太后亲生儿子歧王赵颢或嘉王赵頵，不料宣仁太皇太后立心公正，她说：“神宗自有子，子继父业，分所当然！”即时立了哲宗。
蔡确罢官遣外，邢恕代他散布谣言，说太皇太后本意，要立己子，全赖他们协力谏阻，所以对哲宗不无策立之功，意在讨好皇帝，图谋起复。事为梁焘上奏，太皇太后一气之下，将蔡确、邢恕都贬往岭外。
现在则是章惇辈再度掀起谣言，说皇帝已经成人，怎么还不让他亲政，是因为“祖孙不协，太后有意废帝”之故。
假使这班失意政客的离间阴谋成功，则宣仁太后担当天下之重，一生的苦心岂不尽付东流？
何况，哲宗早已不是孩子了，对于做这个有名无实的皇帝，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若再经人挑拨，后果如何，不堪设想。
太皇太后寝疾之初，单独召见右相范纯仁，论曰：
“卿父仲淹，可谓忠臣。在明肃太后垂帘时，惟劝明肃尽母道；明肃上宾，惟劝仁宗尽子道。卿当似之。”
太皇太后的苦心，被奸小诬害，被皇帝误会；她相信纯仁能够为她见证。
纯仁泣对：“敢不尽忠。”
八月下旬，太皇太后病重，左相吕大防、右相范纯仁、御史中丞郑雍、枢密院韩忠彦、刘奉世入崇庆殿后阁，问太皇太后安，哲宗侍立榻前，太皇太后在病榻上说：“老身受神宗顾托，同官家御殿听断，公等试言：九年间曾施私恩与高氏否？”
大防对曰：“陛下以至公卿天下，何尝以私恩及外家。”
太皇太后说：“固然，只为至公，一儿一女病且死，皆不得见。”说完这话，忍奈不住悲戚，哭出声来。
大防等太皇太后情绪略平，才说：“近闻圣体向安，乞稍宽圣虑，服药。”
太皇太后顾视哲宗，毅然道：“不然，正欲对官家说破。”停顿一下，接着道，“老身殁后，必多有调戏官家者，宜勿听之”。
她回头对宰执们凄然说道：“老身病势有加，与公等必不相见；公等亦宜及早求退，令官家别用一番人。”
大臣们聆谕悚然，只听太皇太后吩咐左右赐社饭，说：“明年社饭，要思量老身。”
每年春二月及秋八月，为春秋二社，家家过社节，煮社饭，祀土神。大臣问疾，时在八月，此社饭当指秋社。
至九月初二，太皇太后病危，左右相吕大防、范纯仁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再度请求入宫问安，诏许。三公至御榻前，但见榻前障以黄幔，哲宗黄袍幞头，立于榻左，三臣立于榻右。大防进前问安，太皇太后说：
“老婆待死也。累年保佑圣躬，粗究心力，区区之心，只欲不坠先烈，措世平泰，不知官家知之否？相公及天下知之否？”辞气积郁而微弱。
大防还来不及答对，皇帝的面色已很难看，叱道：
“大防等出！”
三公趋出，相顾曰：“吾等不知死所矣。”
明日，九月初三戊寅，太皇太后高氏崩于寿康殿，群臣上尊号曰“宣仁圣烈太皇太后”。明年二月葬永厚陵，以吕大防为山陵使。
山颓木坏，整个国家突然落入危疑震撼之中，大家都有国将大变的预感，谣诼纷纭，人心浮动。在位的朝臣们，心怀顾忌，抱着懔惧观望的态度，钳口结舌，不敢说一句话。
苏轼认为，一个负责的人，必须有勇气面对任何现实。眼前的局势，一股汹涌的逆流，即将排山倒海而来，而现在是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如何还能缄默？要乘太皇太后新丧，对皇帝解说太皇太后对天下、对皇帝的恩德，希望哲宗能够觉悟，能够感动，才不会被小人的谗言所蛊惑，才不会被那批失意在外的政客乘机离间。万一他们重揽政权，则上承仁宗治道，所辛苦建立起来的元祐之治，就将全被破坏无余了。
辨别邪正，严君子小人之防，是旧党从司马光以来筑成的第一道政治高墙。现在最重要的事，莫如唤醒情绪很不稳定，但却即将拥有绝对权力的哲宗，不要轻启栅门，自坏长城，墙外月黑风高，一片黑流汹涌，随时会淹进汴京来的。
苏轼有意发难建言，盱衡全朝，只有范祖禹可以商量此事。他写好奏稿，持访祖禹。不料范祖禹已经写成《听政札子》，先取出来给苏轼看，这札子首言太皇太后的恩德，则曰：
陛下方揽庶政，延见群臣，四方之民，倾耳而听，拭目而视，此乃宋室隆替之本，社稷安危之基，天下治乱之端，生民休戚之始，君子小人消长进退之际，天命人心去就离合之时也。……陛下年始十岁，太皇太后内定大策，拥立陛下，储位遂定，陛下之有天下乃得之于太皇太后也。听政之初，诏令所下，百姓无不欢呼鼓舞。自古母后多私外家，惟太皇太后未尝有毫发假借族人。不唯族人而已，徐王、魏王皆亲子也，以朝之故，疏远隔绝。……临朝九年，未尝少自娱乐，焦劳刻苦，以念生民，所以如此，岂有他求哉！凡皆为赵氏社禝宗室宗庙，专心一意以保佑陛下也。
其次，揭破新党政客的阴谋，言曰：
恭惟太皇太后之政事，乃仁宗之政事也。九年之间，始终如一。然群小怨恨，亦为不少，必将以改先帝之政，逐先帝之臣为言，以事离间，不可不察。……惟辨析是非，深拒邪说，有以奸言惑听者，付之刑典，痛惩一人，以警群慝，则帖然无事矣。此等既误先帝，又欲误陛下。天下之事，岂堪小人再破坏耶！
苏轼一面听，一面不断赞叹：“公文，真经世之作也。”
晁说之《晁氏客语》载：“纯夫元祐末，与东坡数上疏论事，尝约各草上一疏。东坡访纯夫求所作疏先观，读尽，遂书名于末云：‘某不敢复为疏矣。’纯夫再三求观，竟不肯出，云：‘无以易公者。’”东坡别有一首《和纯夫月研》诗：“上书挂名岂待我，独立自可当雷霆。”盖纪实也。
纯夫（一作淳甫），祖禹字。所说苏轼附名同奏的章疏，即是此状。
苏轼对范祖禹文字的倾倒，是大家都知道的。朱熹也说：“淳夫文字纯粹，下一个字便是合当一个字，东坡所以伏他。”
祖禹此奏，不但从颂述太皇太后的功德来感动哲宗，并且阐明太皇太后的心志，只是回复祖宗的旧政，措生民于安居乐业，为皇帝奠太平之基而已。其中一情一节，与太皇太后病榻上所说的话，丝丝入扣。哲宗若是心无所蔽，读了这个章疏，是应该有所感悟的。
不料皇帝亲政的第二天，就下旨召内侍刘瑷、乐士宣等十人复职，这十人中就有熙丰间神宗重用的内侍李宪、王中正二人的儿子在内。中书舍人吕希纯封还词头，拒不草诏。皇上说：“宫中缺人使令，且是有近例可援之事，为何封驳？”
左相吕大防奏曰：“虽有此，众论颇有未妥。”
苏辙对曰：“此事非为无例，盖为亲政之初，中外拭目，以观圣德；而所召乃先内侍，众心惊疑，必谓陛下私于近习，不可。”
哲宗不得已道：“除命且留俟祔庙取旨可也。”但是心里非常恚恨，怀疑是苏辙指使出来的。
侍讲丰稷也站出来讲话，便被出知颍州。
范祖禹请对殿上，引述古今史实，极论小人宦官不可用，吕惠卿、蔡确、章惇这班政客尤其用不得，用则覆国。又陈宦官李宪、王中正过去种种罪状，“上负先帝，下负万民”。现在李宪虽已身亡，而王中正、宋用臣犹在，“今召内臣十人，而宪、中正之子皆在其中，二人既入，则中正、用臣必将复用，臣所以敢极言之”。希望皇帝“守之以静，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则群臣邪正，万事是非，皆了然于圣心矣”。
祖禹只是一个读书君子，立论纯从道义着眼；要预防新党谗慝，钻营起复，却忽略了哲宗不健全的仇恨心理。所以纵然沥血尽谏，却一点用处也没有。皇帝只是淡淡地敷衍了一句：“朕岂有意任用，止欲各与差遣尔。”将他打发掉了。
宣仁太皇太后大行前后，朝廷告下，苏轼罢礼部尚书任，以两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出知定州军州事。这也许是太皇太后为保全苏轼所预作的安排，也许是哲宗早已听从了新党分子的唆使，先把这位将成障碍的师傅差出，省得将来啰嗦。不过无论如何，际此政事大变前夕，能够脱身是非之场，对苏轼个人来说，总是好事。
苏轼奉告命后，遵例殿赞既毕，请求入朝面辞。
不料诏促速行，竟然不得入见。苏轼很不满意，只得留一书面的《朝辞赴定州论事状》，给皇帝尽最后的忠告。略曰：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今听政之初，当以通下情、除壅蔽为急务。臣日侍帷幄，方当戍边，顾不得一见而行。况疏远小臣，欲求自通，难矣。陛下圣智绝人，春秋鼎盛。臣愿虚心循理，一切未有所为，默观庶事之利害，与群臣之邪正。以三年为期，俟得其实，然后应物而作。使既作之后，天下无恨，陛下无悔。由此观之，陛下之有为，惟忧太早，不患稍迟，亦已明矣。臣恐急进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其中以自己不得入见为例，铮铮力谏道：“臣虽不肖，蒙陛下擢为河北西路安抚使，沿边重地，此为首冠。臣当悉心论奏，陛下亦当垂意听纳。祖宗之法，边帅当上殿面辞，而陛下独以本任阙官，迎接人众为词，降旨拒臣，不令上殿，此何义也？使听政之初，将帅不得一面天颜而去，有识之士，皆谓陛下厌闻人言，意轻边事，其兆见于此矣。”
苏轼谏说哲宗，不要轻举妄动，殊不知这位被人冷落多年的皇帝，正抖擞精神，要一显与前不同的身手。他抱怨皇帝不让他有面辞的机会，殊不知皇帝心里，对于元祐旧臣一例厌恶，完全应验了宣仁太皇太后的预言：“官家要别用一番人了。”
苏轼将行，九月十四日往别苏辙于东府。时值深秋，冷雨萧瑟，气氛固然索寞，心情尤其沉重，他默默凝望着院子里淋在雨中的那一树梧桐，一个人发着愣。细数近三年来，每次看到这株梧桐树时，似乎都在雨中，不免有点神秘的感觉。所谓三年三见，那是指元祐六年自京出知颍州，七年自扬州召还，以及八年今日之出守定州。
政局变化的趋势，征兆已见。苏轼心里明白，他们的失败，几乎无可避免。心潮起伏，无限惶惑。默念着年纪已经那么老了，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卸掉这副担子，全身还乡。今是东府主人的老弟，其实也不过是逆旅过客而已，他也居住不久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所迷惘的是不知茫茫前路，将走到哪里去。“对床夜雨”之约，恐怕终是一场梦，即使闯得过这一阵弥天的风浪，老兄弟俩还能像现在这样健朗吗？苏轼这样痴痴地想着、想着，不觉掀起了无限感慨，作《东府雨中别子由》诗：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
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
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
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
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
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
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
归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苏轼将有远行，遣散京中家臣，却发生一件无心插柳的故事。
苏家用一小吏高俅，颇工笔札，本来打算送给曾布用的，曾以他家办文书的人已经多了，辞谢不受，苏轼便将他托付了驸马都尉王诜。
元符末年，王诜为枢密都承旨，其时，神宗第十子端王赵佶与诜甚为交好。一日，同在殿庐待班，邂逅间，率然对王诜说道：“今日偶忘带篦刀子出来。”王诜便从腰袋里取出一枚来借他用。
“这篦刀子样子很新。”端王说。
“新近创造两副，还有一副不曾用过。回头就当派人送到王府里去。”王诜答。
当晚，王诜就派高俅送去。高俅到了府里，恰值端王在花园里蹴鞠。高俅一边等待，一边看蹴鞠，好像十分内行的样子。端王注意到他，便叫他过来，问道：“你也会蹴鞠吗？”高俅说：“我会。”
于是，就叫他来对蹴，甚合王意，随即吩咐仆人说：“可往传语都尉，一则谢他赠我篦刀，二则连送篦刀来的这个人，我也留下了。”
由此，日见亲信。几个月后，哲宗疾殁，无子，向太后与诸大臣议立端王继承大宝，是为徽宗。徽宗对高俅宠眷更甚，不次迁拜，外官节度使而至使相，内历三衙者二十年，上至父兄，下逮子侄，莫不高官厚禄，富贵无比。这却应了苏轼在南都作《九日次定国韵》诗所说：“轩裳陈道路，往往儿童收。封侯起大第，或是君家驺。似闻负贩人，中有第一流。……”生当淑世，知识分子进身不如厮役，落寞可悲。
高俅得意之秋，苏轼早已下世，然而他却富贵不忘旧主。苏家子弟入都，据说他给养问恤甚勤。有说徽宗后期对苏轼身后各种禁约的宽容，高俅与有力焉。可见小人有时也会做一两件小善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