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近半个世纪以前，欧阳文忠是从知扬州移守颍州的，所以他作颍州西湖诗说：“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苏轼则是先知颍州，后移扬州，序次虽有不同，而两地皆为欧阳旧治则一。
欧阳修在扬州筑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高踞蜀冈，下临江南数百里，真、润、金陵三州，几乎隐约可见。环堂左右，老木参天，堂后有竹千余竿，粗大如椽，绿荫匝地，不复见有日色。这年初夏，苏轼身体仍然不太好，谢毛正仲惠茶诗题说：“到官病倦，未尝会客。”诗言：“尔来又衰病，过午食辄噎。”则他不但容易倦怠，而且食欲不振。加以扬州的公使库钱与颍州一样少，扬州是东南一大都会，八路舟车，无不由此，使客杂沓，招待、馈赠、迎送的费用都很大，每年只有五千贯钱，实在不够用，很伤脑筋。
苏轼在扬州，也着意整顿寺院，将持戒不律的几个讲僧赶出庙去。石塔寺的戒长老为之不安，一日派遣侍者前来投牒，请求“解宅”，苏轼问来人：“长老将欲何往？”对曰：“欲归西湖旧庐。”苏轼命他先回去，另候指挥。
略作准备，亲自带了僚佐同往石塔寺。至则先命击鼓，大众聚观。苏轼看看人已到得差不多了，便从袖中摸出一纸预先拟好的疏文，叫晁补之高声朗诵。这篇疏文，虽然有点近乎游戏之作，但却是上乘的禅喜文字。苏轼的意思很明白，劣僧要逐，高僧要留：
大士未曾说法，谁作金毛之声？众生各自开堂，何关石塔之事？去无作相，住亦随缘。长老戒公，开不二门，施无尽藏，念西湖之久别，本是偶然，为东坡而少留，无不可者。一时作礼，重听白槌。渡口船回，依旧云山之色；秋来雨过，一新钟鼓之音。谨疏。
这段时期里，汴京城中，宫门内外，大伙儿都在大忙特忙，热闹非凡。
哲宗皇帝十岁登基以来，至今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上年十月举行过初幸太学的大典，今年是应该大婚的适龄了。
太皇太后为皇帝选后，非常慎重，初选世家女百余人入宫，仔细观察拣择，太皇太后和皇太后都中意孟家那个女孩。孟女，雒州人，眉州防御使孟元的孙女，太皇太后亲自督教，令习女仪和宫中事务。到了本年（元祐七年，1092），面谕宰执：
“孟氏子能执妇礼，宜正位中宫。”
即命学士草制，又特别议定册后六礼。皇帝于四月十六日御文德殿，册封孟氏为后。太皇太后对皇帝郑重叮咛：
“得贤内助，非细事也。”
皇帝大婚，自有一套繁文缛节，吕大防、苏颂、苏辙等大臣都被派为六礼之使，依照仪注，一一进行。等到忙完了大婚典礼，六月，政府改组，左相吕大防和知枢密院事韩忠彦不动，余则以苏颂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苏辙为门下侍郎，范百禄为中书侍郎，梁焘和郑雍分别为尚书左右丞；只有王岩叟罢了官。
门下侍郎即是元丰改定官制前的参知政事，其官自秦汉以来，给事禁中，故称黄门，后改门下省。苏辙至此，已经官拜副相了。
皇帝既已大婚，继须筹办今年冬季亲行郊祀之礼，迈向亲政前的程序，一步一步做去。
八月中，诏下扬州，召苏轼还京为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并且因有郊祀的差遣，所以屡诏催促，不得迁延。
苏轼匆匆办了交代，九月初离去扬州。
扈从青年皇帝第一次亲行郊祀大礼的差遣，是不能辞免的；然而苏轼对于还朝，心理上结成一团阴霾，有杯弓蛇影的恐惧。所以即在途中，就已上了《乞过郊礼仍除一郡状》。
这时候，使他有真正兴趣的是山间种树，使他感慨无穷的是触目河山，尽是劳生的行迹，不免回念平生的忧乐出处——苏轼到底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心理上已渐步入老境。
最显著的不同，是他已经倦于行旅，对于奔走四方的游宦生涯，常常产生自怜的感伤。如赴扬州任，作《淮上早发》曰：
澹月倾云晓角哀，小风吹水碧鳞开。
此生定向江湖老，默数淮中十往来。
又如《送芝上人游庐山》诗，开头即说：“二年阅三州，我老不自惜。团团如磨牛，步步踏陈迹。……”皆是苏轼垂老的心情。赴京途中，于宿州、泗州间，邂逅徐州道士云龙山人张天骥，对于自己已似白头倦鸟，但却不得归休，不知道将来还要几渡淮河，发生无穷的忧戚。诗言：“二年三蹑过淮舟，款段还逢马少游。……孤松早偃元非病，倦鸟虽还岂是休。更欲河边几来往，只今霜雪已蒙头。”
只有路过都梁山，遇见杜舆秀才，杜秀才向他请教种植松树的方法时，苏轼这才精神陡旺，说道：
“我少年时，就很懂得种松之法，曾手植数万株，现在都已是梁柱之材了。”
不但教了杜秀才植松之法，而且还戏赠二诗，大言：“如今尺五城南杜，欲问东坡学种松。”
九月初九重阳，苏轼行抵南都，径登乐全堂，上距张方平的逝世已经八个多月了，他才有这躬亲奠祭灵帏的机会。
好友王巩，是张方平的女婿，自被安鼎从知宿州事的任上攻罢以来，一直就在南都闲住，意兴阑珊。这两个同经政治迫害的患难朋友，执手相见，未免百感交集。苏轼想起十五年前，即元丰元年的重阳节，在徐州与王巩为黄楼之会的旧事以及这十五年来的人事沧桑，感喟无穷，写了一首怀旧诗，题曰：
在彭城日，与定国为九日黄楼之会。今复以是日相遇于宋，凡十五年，忧乐出处，有不可胜言者。而定国学道有得，百念灰冷，而颜益壮。顾余衰病，心形俱瘁，感之作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