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苏接到程夫人的噩耗，最早已在五月底，“变出不意”，父子三人仓皇出京，奔丧返蜀。
程夫人是个非常要强的妇人，她以眉山巨室的千金，下嫁苏家，不以清寒为嫌，认为只要大家努力，未尝不能出人头地，没想到她的丈夫游荡不学，口虽不言，心里总是抑郁难解。幸得苏洵自己觉悟，下帷苦读，她便抖擞精神，将全家内外大小事务，一手包揽，不让丈夫分神。
老苏外出求仕，她更将教育儿子的责任担当起来，经常陪伴儿子，青灯共读。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本已很难，尤其是房份间经济环境发生高下的变化时，更不易处。程夫人是个有见解、有胆识的妇人，不甘心屈居人下，便从老家搬了出来，在纱縠行街上赁屋而居；但在宗法社会里面，这是一件不易得人谅解的行为，她也无可奈何。
老苏外出两年回来，一事无成，戚党里邻间不屑的眼色，她得忍受。唯一成长的女儿又不幸既嫁而死，导致老苏和她的母家闹得那么决绝，断绝往来的是她的骨肉血亲，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但她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逆来顺受。
丈夫带着两个儿子赴京赶考，她孤单单的一个人，带着两个年轻的媳妇看家，最多不过四十余岁，何以忽然逝世，诚然是一件意想不到的变故。
老苏个性刚强，责人甚严，对他的夫人，似乎也很冷漠，甚至和厌薄他的故乡一样，也厌薄他的夫人。程夫人只能像那个时代所有的女性，将她一片心血，寄望于两个儿子，但是等到她的两个儿子登了第，薄命的程夫人则又撒手人寰了。
三苏回到家门，只见屋庐倒坏，篱落破漏，正如一栋逃亡无人的家屋，如今新丧在堂，更增一重凄凉空洞的光景。老苏在京，甚不得意，这次又经溽暑之下的长途奔波，回来后，疾病侵寻，自己觉得不数日间就忽然变成了一个老翁，深感生命的脆弱，不免心灰意冷起来，谢绝与人过往，杜门不出。
苏洵为程夫人茔葬于武阳安镇山下。山分左右两股，中间偏右的坡地上，有一大井，蓄潴山上流下来的泉水，名曰“老翁井”，虽旱不竭。苏洵在泉上筑了一个亭子，作《祭亡妻文》，最感激她教养两个孩子的辛苦：“惟轼与辙，既冠既昏（婚）。教以学问，畏其无闻。昼夜孜孜，孰知子勤。”而现在唯一可以安慰她的，也只有“亦既荐名，试于南宫。文字炜炜，惊叹群公。二子喜跃，我知母心。非官实好，要以文称”。而生者的哀伤是“归来空堂，哭不见人”了。
于是，轼、辙在乡，依礼守制。
嘉祐三年（1058），宋朝名相王旦的儿子、龙图阁学士王素（公仪）从定州来知成都，苏轼以在籍进士的身份，就本乡民生疾苦，赋税太重的问题，上书进议有关蓄兵赋民之事。略曰：蜀人劳苦筋骨，奉事政府，但犹不免于刑罚。有田者不敢望以为饱，有财者不敢望以为富，惴惴焉恐死之无所。然而，民困已深时，是为政者最容易为老百姓做事的机会，希望他不要错过。国家向老百姓收税来养兵，两者应该兼顾，不能厚此薄彼。兵士离心，还是小乱，民怨深积，却足酿造大乱，所以希望他两存而皆济。又说，天下不可能完全没有贪暴的官吏，只要在上者能够公开接纳诉苦，老百姓就有依靠。如现在，老百姓有冤无处申，申诉了也不听，甚且指为凶民，阴中其祸。吏治到了这个地步，老百姓就无死所了。
从这信中所说的情形看，宋朝官吏对蜀人的经济压榨和剥削，经历百年，还一点也没有改善，苏轼痛心桑梓，疾奋一言。
王素非常看重这位后辈，以后叫他的儿子王巩（定国）从苏轼问学，此后，他们两人成了患难与共的知交。
苏轼的岳家在眉州首府的青神县，他就常到那里去玩。他夫人的族叔王淮奇（字庆源，又字子众），住在瑞草桥，做过多年县衙门的主簿、户掾之类的小官，待人和蔼可亲。他家自酿的酒尤其好得出奇，苏轼一到，淮奇就约了杨宗文（君素）、蔡褒（子华）诸人，携酒带菜到江岸边，坐在草地上喝酒聊天，看天上的流云，听江上的涛声。虽然他们的年龄相差那么多，但是一点隔阂也没有。日后回忆，苏轼只想早日“归休，相从田里”。只要说到这个，他的心已驰于瑞草桥之西南矣。
王弗夫人的族弟王箴（元直），也是他后来继妻的胞弟，当时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苏轼很喜欢他，江边饮酒回来，天也黑了，就回到何村的岳家去，与王箴对坐在庄门口，吃瓜子、炒豆，天南地北地闲话，过一个清静闲适的夜晚。
距青神二十五里地的石佛镇上，有个猪母泉。传说百年前，有头母猪在此化为泉水，泉中有两尾鲤鱼，常人不能见。有一次，苏轼与其妻兄王愿玩到此处，苏轼俯视水面，忽然嚷道：“我看见鲤鱼了。”王愿不信，于是两人作了一个祷告，不久鲤鱼果然浮出水面，王愿大惊再拜。
苏轼很喜欢喝酒，虽然并无酒量，即使看人喝酒，也一样过瘾。他的族叔慎言，是个道士，住在蟆颐山下的道观里，他常和堂兄不疑（子明）同到道观去，三人一起喝酒。子明是个海量，一口气喝个二十大杯也不醉，他们传杯递盏地喝个够，便大声歌唱。“当此时也，”苏轼说，“其豪气逸韵，岂知天地之大，秋毫之小？”
嘉祐三年（1058）十一月，中书省札子下眉州，以两制议上欧阳修的荐状，召苏洵赴京“试策论于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老苏甚不满意，决定称病请辞。
十二月一日上皇帝书，称病请辞外，并条陈十事，大体上均为指陈朝廷用人行政方面的缺失及改进的建议，以自解其辞不应召之罪。
老苏是个自尊心很强的读书人，最大的不满，是朝廷要“试而后用”。《答雷简夫书》曰：“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寄梅尧臣书》曰：“圣俞自思，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困穷。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
半年后，嘉祐四年之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苏洵再辞，同时上书欧阳，解释道：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亦不敢自高求名而得罪于门下。他又说：从嘉祐元年丙申之秋，公进某之文起，至三年戊戌之冬止，凡七百余日而得召命，以此推算，即使今日立刻治行，数月而至京师，待命数月，得就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考官评阅亦一二年，幸而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年载间才可望得一官，如此，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老苏对于官场的泄沓，对于朝廷之以众人待之的不平，跃然纸上。
然而，二十四岁的儿子，则刚刚见识到这个世界的壮阔无边，而志气如虹，当他的朋友宋君用将赴京师，苏轼作诗赠行，认为扩大生活天地，是人生第一件大事。他打了一个譬喻，生长在山上石溪里的鲤鱼，倘然碰上赤日沸水的天气，而溪岸石密，无缝可钻时，定将窘迫得有如涸辙之鲋。所以，必须超越小溪，奋然跃往大江大海，而与浮沉浅水的群蛙道别。苏轼鼓励他道：“赖尔溪中物，虽困有远谋。不似沼沚间，四合狱万鲰。纵知有江湖，绵绵隔山丘。人生岂异此，穷达皆有由。”
中国的知识分子，望能有用于世，则与政治的关系，密切得像骨和肌肉一样，非但不能分割，甚至无可选择，只有这一条通道。所以他进一步说：“我非田农家，安能事耝耰。又非将帅种，不惯挥戈矛。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年轻的新科进士，对政治抱着无比的热忱与信心，认为现实政治的权力，具有广泛的改变一切的力量，他鼓励朋友亦所以明示自己，读书为求世用，就不能不奋然跃入政治这个大海里去，发挥生命里的光和热，进入权力世界里去，才能为生民的福祉做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