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查某祖（外曾祖母）没什么钱，但她很喜欢给我钱，就像嗜好一样，令我非常激赏。拿钱没问题，但你得听她说故事，这就有点吃力了，因为她只有一个故事。话说大约一甲子前她实在很有钱（看不出来），只好到处乱藏，终于藏丢了一大包龙银（双手作掬水轩广告状），那一块龙银可以买多少东西你知道吗？讲出来你不爱信，可以买尖尖一洗澡盆的鸡蛋和两大条虱目鱼。你不爱信啊？猴囝仔……（时间到，给钱）我拿了一千块到西门町看电影、买唱片、吃谢谢鱿鱼羹和炭烤鸡腿，度过了一个高中生的罗马假期。现在回想起来，那故事说得真好，它很像一个神奇的放大镜，把我的一千块又放大了一千倍，吃起东西也特别饱。
我说，那澡盆尖上的虱目鱼铁定很大，每条怕有三四台斤吧，撑得我……
最近最惊讶的事，是发现住家附近不到两百公尺处竟然有一个抽糖果的小铺，每到下午放学时刻，里面就挤满了许多松鼠一般的小毛头儿。之所以惊讶的原因在于：这小铺看起来已经存在很久了，而我直到前几天才“发现”了它。如果是在童年时期，这必定是不可能发生的事，糖果铺是小学生的金银岛，谁会错失，并三过其门而不入？那些双号、单号，白马、黑马，猴、豹、狮、象的签牌曾经是我们心中的“天机”，得失在小小方寸之间……后来，我终于还是没有勇气走进去抽糖果，因为害怕进去之后，蓦然发现里面已经没有一盒能令多年后的自己感到雀跃的糖果了。
偷得浮生半日闲，对大部分的人来说大概都有不小的魅力吧？每当想起这一句话，我的脑海里就会立刻浮现一幕童年时巧遇的景象。那是某个小学暑假的下午，我闲得发慌在住家二楼公寓的阳台上往下望，看见卖卫生纸的欧吉桑刚好从巷口弯进来了。他骑着一辆老旧的三轮板车，弓着背慢慢地朝我骑过来，卫生纸虽然不重，但是堆得那么高，想必分量也不轻。骑着骑着，三轮车愈来愈慢，欧吉桑的头愈来愈低，不偏不倚，刚好骑到我面前的时候，三轮车完全停下来了。过了大约半分钟，欧吉桑开始钓鱼了，我才确定他是睡着了，就在马路中央。他睡了大概三分钟，之间没有任何车辆经过，整个巷子，也只有我一个人看见。
小王是一只流浪狗，本来叫作小黄，因为楼下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叫它的声音听起来像小王，所以大家也就从善如流了。小王刚来几天就深受大家喜爱，它一下就记得了所有从这公寓红铁门出入的住户，熟的，就摇尾巴（虽然它的尾巴断了，只剩一小截）；不熟的，就吼两声通知大家，但不咬人。小王不挑嘴，人家吃剩的半个保丽龙盒子自助餐，它一定帮忙收拾得清洁溜溜，而且从不在自家附近上厕所，这巷子有这么多公寓，大家都很庆幸小王选了我们这个大门口待下来。小王唯一的缺点就是它很老了，头低了，牙短了，眼珠子灰了，我也很担心它不知还可以住多久。
我并不知道小王住了多久，因为后来我比它先搬家，流浪到别处去了。
周日的下午，有时，我会很想到住家附近的小书局去逛逛。隔天要上班了，心情有些木然，到小书局去看看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吧！小书局里什么都有，大张的海报纸，铝制的短球棒，可以送给好同学当生日礼物的小汽车，卡通造型的削铅笔机，妈妈再三警告不准买的漫画书，没事可以涂一层在手上风干再当假皮撕下来的南宝树脂……可惜我不像那些专心的小孩子们，他们口袋里钱很少，但是说什么也要买到店里最好的那一件，所以挑得格外专心。我就是去店里欣赏那一双双专心的小眼睛。
在一大墙各色原子笔前面反复斟酌犹豫半天才挑中一支的孩童背影常常令我感动莫名。
王小毛走路从来不看前面，他觉得好玩的事都不在眼前。他喜欢低头看地上，看路边五颜六色可爱的小花，除了看，还要摘一朵，一路上低着头闻那花香，愈闻愈高兴。王小毛也喜欢抬头看天空奇形怪状的云朵，一会儿像龙，一会儿像甜甜圈，愈看愈开心，身体也跟着轻快起来，所以，跑步的时候他一定把头抬得高高的，谁也跑不赢他。有一天，学校举行运动会，王小毛抬着头跑第一，可惜撞到了电线杆才停下来，流了一脸的鼻血。王小毛不摘花了，因为他闻不到花香了；王小毛也很少抬头了，因为路上还有很多电线杆。
大家都不太喜欢看着前面的王小毛，所以经过他的时候，要不是低下头去，就是假装抬起头来看天空。
老黄只有一只手，可是他非常喜爱画画。一般公寓住家最讨厌自己的信箱被塞进满满的房地产广告，这些广告印刷虽然还颇美观悦目，可就是惹人嫌。老黄六十岁了，是独居老人，他最爱收到这些新盖大楼的广告，特别是有庭园造景的。他到文具店买了小图画纸和水彩、调色盘，见到喜欢的装潢或景观一角就画下来，颇有残角山水的味道，但是坦白说，画得真差啊！不过，老黄还是挺爱把自己的作品拿出来给人看，不论对方是大人还是三岁小娃儿，老黄的眼神，就像一个小学生在排队交美劳作业给老师打分数的模样……
最近经常想起小学课本里面的那个卖牛奶的女孩，我还记得那幅女孩头顶木桶牛奶的水彩插画，一年一年过去了，我依然没忘了她。课本上说，女孩想着头顶上的牛奶卖掉了可以换鸡蛋，鸡蛋再变成小鸡，小鸡大了可以卖掉，圣诞舞会的时候，她就有钱可以买一件漂亮的亮晶晶的礼服，迷倒许多年轻人，然后她会摇摇头，一个个地拒绝。想到这儿，卖牛奶的女孩不禁得意地摇摇头，结果木桶掉落，洒了一地的香醇牛奶……我愈来愈想念那双颊圆润如苹果的卖牛奶女孩了，她那么地健康、有活力，或许，能够陶醉的人最美丽，也最令我羡慕了吧？
之前有一个很温馨的广告，大意是说一个人搬愈多次家，就愈知道自己想要留下的东西是什么。我的经验刚好相反，我觉得搬家能令智昏；搬愈多次家，失手的可能性就愈高。原因无他，多搬几次之后，每次觉得重要的，一定得带在身边否则无以为人的物件，就在一次次的匆忙、疲累与失神之中，渐渐模糊、飘逝了。到了后来，毕业纪念册、老照片、日记本、旧书签、手稿等等全都可能一咬牙就往大垃圾袋里扔去了。我不知道别人感觉如何，但我觉得搬家是一场小型的灾难，因为我总是在必须搬家之时，才发现最搬不动的行李就是自己。
假日到外四处乱逛，走进一家卖民艺品的店家里，因为喜欢它浓浓的木石气味，石狮、石臼、石灯、木桌、木几、木椅。最吸引我的是各式木椅，太师椅、官帽椅、贵妃椅等等，古人的智慧真是令人惊奇，原本不过是一棵树，然后是一根木料，变魔术似的，不用一根钉子就组合成了一张张温润朴质的木椅了，看那圈椅靠背的弧度，美得好像可以让人坐一整天而不欲起身。这是古代人的乐高积木游戏？真是不可思议的巧手，我看得心生一闷，终于忍不住开口问了一个傻问题：“老板，请问哪一种椅子最好坐？”老板想都没想：“沙发啊！”
最近忽然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情来了，应该是小学三年级时的事吧。那时整个世界都渐渐不再新鲜了，每天上学放学走的都是同一条路，同样枯燥的水泥墙和铁门，连污渍的痕迹也都看熟了，脚上踢的石块搞不好还是昨天就踢过的。唯一新鲜点的是商店的招牌，原本上幼稚园时看不懂的字，渐渐认识了，看懂了，心里有点小小的欢喜。直到小学毕业，差不多已经没有看不懂的了，除了离家两百公尺左右的一个横式压克力招牌之外。那字是认得的，并不难的四个字“臭狐皮包”，不知卖什么样的包包？一直过了好久之后，我才懂得从另外一头念过去。
不知道为什么，每年都会有几个初次见面的朋友对我说出同样一句话：“千万别碰毒品，但是大麻没关系，因为他完全无害……”真巧，连标点符号都一样。接下来，这些语重心长的新朋友必定还会用“天然药用草本植物菁华”的术语来加强他们的专业形象；更妙的是，这番对话永远准时结束在当我开口问说“你手边有吗？”的时候，仿佛我的脸上写着“线民”二字。到现在，大麻的叶子都印在T恤上了，我却还是无缘得见。大麻真的完全无害？我不禁怀疑。在这些朋友口中，大麻毫无缺点，就像一场完美的恋爱。
不过，令人疑心的是，通常只有深陷苦思其不可多得的人，才会忍不住向点头之交转述它的美好……
看人挑担不吃力，看人画画也是。总觉得还是拿画笔的人快乐一些，画出来的作品自己挂在房间里也好看。而写稿的人呢？写完了，有什么“好看”的？于是，我买了一盒雄狮二十四色粉蜡笔准备大展宏图。先回味一下小学的美术课吧，我拿起绿色画了三个连在一起的大馒头，一气呵成，线条活泼，不赖，这山很稳。山谷间加一弯橘色弧线，涂满格，这是夕阳，上面当然少不了几只黑色M&M飞鸟，怪有童趣的，画画真好玩。
一切都出奇地顺利，直到我想要在山下画人为止。我想，山下应该画一个人（就是我）和他的狗在沙滩上跑才热闹，没想到我的美术生涯这么快就出现瓶颈了。“画面要有留白”大概就是针对我这种人说的，明明想画个人带着狗在沙滩上跑，画出来却像一个迫降在海边的异形正被一只海龟追着咬。怎么会这样呢？
隔行如隔山，聪明人画到山就该回头了。怪我当时没听懂文具行老板的话，他说：“会画的十二色就很够用了啦……”
今年冬天真是冷，冷得像一把鱼鳞刀，刮人不眨眼。上班时间，一个失业的朋友到办公室来找我，我请他到公司楼下喝下午茶，咖啡厅挺大的，人却少得出奇，气氛当然也就热络不起来，加上我们两人都有些无话可说，所以冷上加冷，一壶茶也转眼就凉掉了。忽然间，朋友笑了起来，有些诡异。我问他笑什么？他说这地方空空荡荡，所以冷清，令人发寒，可他刚才去了一个地方，那里却是人挤人，热得他把外套都脱了。这有什么好笑？
“我刚才去申请失业救济金了。”朋友说。
这几年伟士牌机车几乎快看不到了，我突然想念起这句非常经典的标语来。还记得吗？在那个琼瑶式三厅电影长相左右的年代，我们的伟士牌大兄们，在还看得见稻田的街道巷弄里窜得正凶。蹬蹬响的打洞排气管、前置物箱盖上两个黑色网纹圆喇叭传出江玲清甜的歌声：“小妹啊伊呀小妹，真水啊伊呀真水……”当然，还有注册商标的引擎室弯弧大屁股上红色喷漆的椰子树下，一对俊俏的情侣剪影拥吻在那句永垂不朽的“爱在夕阳下”标语旁，唉，如果时光能够倒流，再看看那群剪了一个上鬈下直浪子头，穿上三枪牌洞洞白背心，歪着脖子，肩带上还夹着一包黄色长寿香烟的伟士牌大兄们该有多好！
现在的飙车族比较不亲切了，不过他们的标语也偶有佳作，譬如“另类无情”就很有人情味。
尾牙的阵仗看过不少了，也曾经跟当年人气少女阿雅一起跳过“锉冰舞”，红豆、大红豆、芋头……印象最深的却是前年那次，公司老板悬赏现金六万，征求一位现场穿了红内裤的员工（我想他是指女的）上台验明正身即可独得。说时迟，那时快，一位男同事用跑百米的速度冲上台去，边跑边脱皮带，甫就定位，裤头已拉到膝盖底下三公分处。女同事一片哗然，怨的是这男同事的六万块给得太不值得了，换句话说，谁想看啊？老板悟性高，又悬赏了一次，女同事摩拳擦掌者不在少数。此外，我想台下还有许多红男绿女也在心底“演习”了好几回。
干编辑的人，最害怕听到的一个字大概就是“稿”吧，“约稿”“催稿”“拖稿”“缺稿”“抽稿”，甚至出刊在即，作者去峇里岛度假狠心关手机却临时出现“丢稿”的灵异现象该如何是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标准答案是：自己“稿”定，要不博杯也可以……是的，跟“稿”有关没好事，更可怕的是，如果习惯使用注音输入法的编辑，更要担心千万别把深恶痛绝的“稿”字打成了恶名昭彰的“搞”字，譬如征文启事上打了“欢迎来搞”，或是发给作家的电子信写着“久仰美名，冒昧约搞，敬希首肯……”，那就只能说各人造业各人担吧。君子固本，编辑固稿就可以了，现在电脑荧幕上的字经常比手写字更令人不察，巨龙巨龙你可擦亮眼啊！
最近认识一位新朋友，他有一点点“特异功能”，就是眼睛和一般人不太一样，时常可以看到“灵界的朋友”，我闻言心想机不可失，今天大概可以好好听一些第一手报道的鬼故事了，于是开始追问这位朋友。没想到，并无什么恐怖故事可听，因为他是那种“连鬼都懒得理”的人，只是经常看到一些半透明的影像，偶尔还对他笑笑，如此而已。我听了原本有些失望，后来朋友又说：“其实活见鬼也没什么，久了就习惯了，反而人比较可怕，你永远不知道别人心里正准备对你做什么。”他说这话时忽然瞪大了一双小眼睛看着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个怪可怖又莫名其妙的第一手“鬼”故事啊！
日前采访了一位耕莘医院精神医师，对现今文明都会非常流行的精神疾病有了一些了解。医师说，台湾社会原本需要更多的精神医师才够，可是因为台湾人对精神科门诊的态度还很封闭，甚至忌讳，所以目前的精神科医生数量也差可应付了。医生又告诉我，其实，人的一生难免遭逢重大难关与沮丧痛苦，这个时候，求助于专业的协助以求降低和缩短心理病苦，是非常值得鼓励的自救方式。但是这个观念转变不易，老人比年轻人难说服，男人比女人更不易就诊。“人皆血肉之躯，没有道理说谁的身心永远坚强乐观，”医生说，“如果一个人一生都不曾遭逢一次重大的精神苦恼，那么他就该赶快去买彩券了。”
有一种人很讨厌别人在他面前讲话夹杂英文单字，当你不小心犯了这个禁忌时，他极可能会用一种你是“爱现”“半瓶水响叮当”，甚至“假洋鬼子”的眼光来扫你一家伙。你想，或许他是民族自信心不够，防御过当，但是很抱歉，偏偏这位仁兄或仁姊的英文好到可以当白宫密使，让你无话可说。下次遇到这种机会，麻烦务必帮我请教一个困扰许久的问题：请问，morning call的中文怎么说？“电话叫醒服务。”他说。哈哈，换你嗤之以鼻了，这话你请他自己去跟饭店柜台说去。要不然，“唤起服务”够简洁了吧，他又说。这是指教区的牧师来做家庭团契吗？还是暂且说morning call吧，要不然，至少请极力避免下列经典句型：“小姐，明天早上麻烦你帮我叫床一下好吗？”是为至嘱。
这几年健身中心愈来愈流行了，贵宾卡、金卡、白金卡、永久会员卡……一卡在手活力无穷。健身中心变成了都市的心房与心室，都市人就如成群结队的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流到心脏里，再生龙活虎地回到马路血管壁上，真是好样的。我也一直偷偷羡慕着那些在健身中心里跑步、踩飞轮的男男女女，或许我实在是太羡慕了，所以，有一天，有一位持有白金卡的同事忽然请长假时，我竟忍不住说了几句话，希望这段期间，他的会员卡可否让我借用一下。可惜我开口的时机不太对，那几句话我是写在一张慰问卡托人带去给正在住院的他，现在想来实在过意不去。
我的同事说，每逢选举期间愈迫近的时候，他就愈怕搭计程车，因为一上了车，司机大哥便开始一连串的疲劳轰炸、意识形态洗脑，搞得他不胜其扰，甚至还有恶言相向，差点大打出手的记录哩！我的经验正好相反，我最喜欢在竞选期间搭计程车了，这时候的司机大哥们都很健谈，个个辩才无碍，听得我频频点头击掌，时有妙语佳作如余音绕梁。这几句话，可都是别人用几十年换来的宝贝啊！要避免口角冲突，其实也很简单，我的方法就是上了车之后，首先感叹选期将近，而自己心中依然六神无主，不知该投给哪一个政党或候选人才好。这招屡试不爽，接下来的路程，我只需放松心情，准备好好听一场大鸣大放的免费演讲就可以了。
骂人是一种艺术，骂人不带脏字则是一种技术。
台湾文明日益精进，从骂人的遣词造句里可以看出端倪来。如何骂人最过瘾？有人说还是传统国骂三字经简洁有力，最是疗伤止痛，但其粗鲁不文，君子不取。前几年港片常用“香蕉你个芭乐”来代替脏话，立意甚美，但又略嫌词不达意。我过去认识一位老姊，她经常挂在嘴上给人脸色看的一句话是：“你管我嫁给谁！”听起来又好气又好笑，配合上她一双正字标记飞刀眼，真是情溢乎辞，且妇孺皆晓，一时竟无人可敌。但一切技术都有突变的可能，这老姊有一天也莫名其妙就给人一回嘴制住了，那句更有创意的话是这么翻新的：“你管我嫁几个！”美中不足者，走的依然是调侃女性的老路子。
这就又有演化的空间了。
王大同是我的小学同学，从小就有民主的精神，有一次，他去外婆家玩，不小心迷路了，结果他就选择了中间的那条小径，果然就找到回家的路了。还有一次，王大同坚持五花肉比三层肉高级一点，老板和他吵架，他就说：“少数服从多数。”王大同生平碌碌，不偏不倚，唯一不凡者，便是脉搏低于五十之时，就宣布自己已经死亡了，护士小姐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低于五十，不过半，所以无效。”
多年以前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我二十岁以前很在意别人的看法；二十岁以后便不在意别人的看法；四十岁之后，我才发现别人根本就没有看过我……这一段话，诙谐幽默之中，隐隐透出一股自嘲的省思，和讽喻的沉重。人到中年，往往多了一份从容和自适，在这个时候回首来时的脚步，便能以超脱的心境，对过往云烟心平气和地审视一番，这也算是一种恬静吧！
从那一长条长满紫色九重葛的高墙望出去，在夏日蓝天的半空中，可以清楚地望见几栋耸立的摩天大楼，小小的铝窗格密密麻麻的，玻璃帷幕中好像有一些红男绿女的身影，他们在做什么呢？喝咖啡？影印文件？发呆？吵架？在短暂的休息时间中，我极目远眺，希望可以让自己的灵魂飞入滚滚俗世之中，随便逛逛、吃一碗冰、偷瞄一眼卖槟榔的辣妹，干什么都好。那年，我才刚入伍一星期。
一直比较喜欢山。朋友与我随意走在台北近郊的一条山间步道上，他是一个很温和的听众，然而，他原来比较喜欢海。“海有什么好看的？”我开始批评了，“山上有花有树，有房子有野狗，海呢？一片死寂，顶多有夕阳可看，山上也有啊。”朋友笑着说，山上有的海里都有，山顶就是从前的海底，海底就是未来的山顶，这话有点道理了，但我仍然不愿承认，我说：“等海水干了我再去瞧瞧！”
那个时代是卡通影集《小天使》盛行的时代，所有的童心都聚集在阿尔卑斯山上，大家都希望有一幢那样厚实可爱的小木屋，一个抽烟斗的白胡子爷爷，一个青梅竹马的伴侣，然后奔驰在白云底下的青草地上，变成一个无忧无虑的、放羊的孩子。后来长大了，才知道山上也都是别人的财产，不能随便跑去盖木屋，而那个遥远的、浪漫的阿尔卑斯，竟然变成了马桶的名字，不再是一座神秘的山……
有一长段时间，我赁居的顶楼违建是不上锁的，一来屋内没什么好损失的，再来自己进出也方便无阻，可以像野鸽子那样享受一点轻快。某日，外出逛书局遇西北雨，悻悻然跑步回到住处，推门进屋，取干毛巾擦头发之际，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唤我。原本是朋友来访不遇，索性坐在我的书桌前沉思默想起来。“为什么不开灯呢？”我问。“没想到，外面的世界太清楚了，这样挺好的。”朋友说。
连续三天没有开灯，至少做到了“省电”这件事，不是故意不开灯，而是没有需要开灯：在昏暗转入黑暗的循环中，眼睛逐渐适应了。三天的试验出奇地顺利，大多时是侧躺在床上面对一片白色水泥墙，渴了喝白开水，饿了吃泡面、饼干，闲了就安静地发怔，看自己能不能平白地变成另外一种人。不劳终于无获，三天之后走入户外的阳光里，觉得寂寞使我自怜起来，黑暗对眼球并无助益。
记得从前上英国文学史的时候，教我们班的外国籍老师几乎要拒绝上莎士比亚。他说：“莎士比亚应该是一门独立的课程，因为他太丰富了；此外，研究莎士比亚的学者、著作已经这么多了，我还能有什么新的见解？还有什么话可说？”听完老师这表白，教室内的空气突然沉重起来。我坐在后方角落的位子上，心想：“既然不上，那就不会考了吧？”“还好，我们还有曹雪芹……”
朋友是个坚强的人，以生活俭朴、喜怒不形于色而受到大家的推崇。他在外岛服役的时候，女友写信告诉他要分手，并且很快地搬家了。分手的理由很充分，她说他不懂“爱”，并且寄了一本佛洛姆《爱的艺术》给他。这便是他服役期间唯一看完的一本书。退伍后，朋友和我失去联络，忽然有一天，在上班时接到他的电话，问我要不要投资灵骨塔。“这是一种对亲人的关怀方式。”朋友说。
我曾经搜集过一个鸟窝，对我而言，那是一个既可怕又美好的回忆。那一年，我和隔壁的阿祥哥全力把一段粗麻绳绑在树上，结结实实地做了一个小秋千。做好了，阿祥哥却不让我玩，我在心里狠狠地踢了他几脚，等到他回家之后，我终于可以独享了，于是我站到木板上，忘我地摇摆起来。没想到，树上竟然掉下一个鸟窝来，我害怕极了，小心翼翼地把它掀开来看：还好，还是空鸟窝，真是非常开心。
古人结绳记事，后又发明文字，刻于兽骨、龟甲之上；更进步的方式，是用毛笔书于简、帛之上。现代一日千里，千头万绪的资讯化作电流在一小方IC之中奔腾窜动，电脑，成了攸关人类存亡秘辛的黑盒子。每天上班，打开电脑开关，一间间神秘的屋宇便敞开了玄暗的门扉，内有乐于助人的蓝色精灵，也有冷酷无情的巫毒术士。资讯失去了重量，不可捉摸，因而也更加骇人起来。
读了廖仁义《饭碗》，令我回想起自己开始搜集老东西的那一天。那时，因为学校在淡水，偶尔便像个游魂似的到老街逛逛，这里看看，那里晃晃；这个时候，专卖老东西的文物店便是最佳选择了，因为那些东西老得非常新鲜，而且老板都好像古董似的，你不说话，他也懒得理你。我的第一个收藏品便是一只老碗，惭愧的是，当时买它，是因为想起了过年掷骰子的清脆声音，那粗鲁的“十八啦……”。
老姊上大学了，老爸非常得意，动不动就四处张扬，还叫我要“向姊看齐”。老姊更是骄傲得不得了，一下子买衣服，一下子吃大餐，好像我们家中了奖券似的。有一天，老姊带回一个女同学，是老外，真是爱现。吃晚饭的时候，老爸特别取出珍藏的金门高粱来宣扬国威，老妈也一直帮老外夹菜，好像我不是她亲生的一样。后来，老外举起小酒杯，恭敬地对老爸说：“我们同归于尽！”换我得意了。
狗标是我的中学同学，高中开学的第一天，我告诉他我暗恋周××，然后，我的人生就这样毁了。放学之后，狗标押着我去新公园堵周××，他告诉我，把马子最重第一印象。周××耐心地听完狗标的演讲之后，很肯定地说她不想认识我。狗标急中生智，大骂：“妈的，你也不想想自己蹲马桶的样子。”狗标告诉我，留下坏印象比没印象好多了。周××有没有印象，我不知道，我倒是一直想把狗标给杀了。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变成一个人。我太太看见我就惊慌地逃跑了，我手上并没有克蟑。不到一个小时之内，电铃响了三次，其中一个是来收羊奶费的，一个是来断水断电，还有一个是小孩子乱按的。我努力地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捷运站，差点想钻进一个男人的西装口袋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坐到座位上，正想去泡一杯咖啡时，看见我的老板走过来，手上拿着一瓶克蟑。
老人留了一个三分头，瘦瘦小小的，眼睛如钱鼠一般精明，看起来比中学生还健康。自从他搬来社区之后，每天都可以看到他在大门口的警卫室里“站哨”，一待一整天，到了后来，连吃饭时间都不舍得离开，直接从通话总机叫老伴送便当下来，两个。警卫换班时，老人监督他们交接；夜里，警卫打瞌睡了，老人开始看第三份报纸。管理委员会主席商请老人当警卫，他说：“我又吥是吃饱太闲。”
小时候家住台中，每当有重大事件发生的日子——那种比过年过节还了不起，重要到必须全家出动，并且请出“老爷相机”的日子，我就知道那天又要去台中公园了。到台中公园，为的就是要照相，只要父亲举起相机，大家就很自动自发地站在背景是“湖心凉亭”的地方，一字排开，面带微笑……有一次，父亲无缘无故又召集全家去照相，事隔多年我才知道，原来那年父亲被误诊为癌症患者。
周休二日的时候，我总是想起一位住在山上的老朋友。自从大学时代，他便住在山上的一幢日式平房里，房东是一位独居的老先生，养了一只凶猛尽职的大黄狗。那天，我陪朋友一起去看房子，房间还不错，有独立的走道、两扇充满绿意的木窗，纱窗外隐隐透进一股阵雨过后的树叶香味。一晃快十年了吧，朋友依然坚持住在山上，独来独往，倒是那条大黄狗比人老得快，而且变得一点也不凶了。
想起一位多年前混在一起的画家朋友，那时离开了学校，原本应该普遍性地为将来苦恼着；而他不然，他为爱苦恼着，于是有了特权。某夜。朋友来到我赁居的住处，照例也带来了可以大醉的酒、菜。原本是打算喝到天亮的，那么午夜之前便算是上半段了。中场休息时间，朋友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盒槟榔，说是解酒妙方，一次连嚼三粒。结果，五分钟后，朋友呼呼大睡，留下心情不好不坏的我和酒。
曾经也有一段时间沉迷于逛旧书摊，或许，那时是个孤独的人吧！总喜欢在一个非假日的下午，一个人背着一只空袋子，骑上一台破烂的脚踏车，然后悠悠地骑到附近大学旁的旧书摊去消磨一下午；回程时，满满一袋子装着自以为精挑细选、可遇不可求的“奇书”，回到家里，还要一本本仔细清理、抚平，然后放上书架。书架很快就满了，时间也很快就过去了，那些书，又化零为整地回归旧书摊了。
张爱玲孤独地在蛰居的公寓内逝去，虽然不美，却印证了一份生命的苍凉感，与她作品中一贯的氛围不谋而合。张爱玲留下了许多知名的句子，例如：“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近日阅读米兰·昆德拉的作品时，也时常令我想起张爱玲。在昆德拉的小说里，人生宛如一场“媚俗”的邂逅，那些“可笑的爱”“不朽的渴望”，仿佛在在说明了世俗红尘不过是场“为了别离的聚会”。
一夜失眠，竟变成早起的人了。从落地窗外看过去，倾盆的大雨像挂起了一张水珠帘子，山景被隔在更远的地方，只能见着一抹压抑之后的森绿。去看场电影吧，在书桌前枯坐了两个小时之后，这样的念头行过，竟如一个令人意外的新发现。下楼，拦了一辆计程车，司机并不健谈，或者自己并不是真心想说话。视线不良，但车行平稳快速，比预计的时间提前了许多。售票口前面一个人都没有。
大一暑假，去日式经营的速食店打工，学点经验，赚点零花，一天在职训练下来，心里觉得很累。倒不是工作粗重，而是规矩太多：拖把如何沾水，何时翻面；鸡肉如何沾粉，炸几百度几分钟……回到家，跟老爸抱怨日本人太呆板，老爸骂我活该、没骨气，干吗到日本人的门口讨饭吃；大姊听了不顺耳，说日本人有纪律、讲效果，差点跟老爸吵起来。过几天后，电视重播《梅花》，老爸又占上风。
放学前，炮祥一再向我保证：第一次约会最好去钓虾，因为钓虾闲闲没事，可以哈啦很久，还可以趁机教她钓虾，摸摸小手，最后，吃完虾子，“身体”会很好……我六神无主地建议去钓虾，她说：“随便。”这就是那天她唯一的话语，一共重复了六次。我在钓虾池旁焦虑起来，好像被人抹了盐巴，放进烤箱里。最后，我实在没话可说了，便对她灌输：“吃虾子可以补身体。”她说：“随便。”
“嗯”的一长声终于响起，听起来老旧而充满了痛苦的记忆，更糟糕的是，牙医师虽然长得很富态，可是天生老K脸孔，我心里想，安慰别人必定不是他的专长，转移注意力好了。“这个电动座椅好像有点太老旧了吧？”我说。“不会啊，这台以前是新的呢！”牙医师抽出他的钻孔握柄。“拔牙齿很痛吧？”我开始害怕了。“不会啦，拔的人不会痛。”牙医师说完，电钻声壮烈响起……
细数过去的学生时代，共有十年亲近山水的日子，我常常觉得这是一份难得的幸运，因为，现今放眼尽是水泥丛林的摩登社会，亲近自然是假日的享受，可得事先安排、预约才行。不过，虽说老天赏赐，让我拥有过十年寄情山水的日子，可是一旦脱离青山绿水，却又忘恩负义地埋怨起老天爷来了。我提醒自己不可太不知足，却不免又想到，失去天空的鸟儿，又岂能谎称无怨无悔。
在外岛服役期间，曾经多次被派遣到酒厂去出公差，帮忙将一箱箱的高粱酒从小发财上卸下来，再整齐地堆进仓库里。常常一天下来，整个手臂都僵硬了，而且往后几天还有得受的。“在仓库的算幸运了。”出差回来，听见在酒厂出公差的一帮弟兄说，他们在那里扛的是一袋袋的砂糖，五十公斤装的，不但身心俱疲，一天下来，整个人都像糖葫芦似的黏乎乎的，唯一差可安慰的是：他们用酒来洗手。
读高中的时候爱上了音乐，幻想和几个同学一起组一个热门摇滚乐团，大家一下课就围在一块儿兴致勃勃地讨论这个“地下计划”，甚至因为分配各人的职务与使用的乐器而争执不休……后来，像所有的空中楼阁一样，一遇上大学联考的压力，就如泡沫一般蒸散了。我还记得，当时我被指定为乐团的贝斯手，而我其实想学电吉他。实际的情况是，我只买过一把双燕牌的口琴，它的外壳至今还闪闪发亮。
大姊高一那年生日，外公花了做工一个月的薪水所得，买了一台新力牌单声道收录音机给她当生日礼物。外公说，大姊是“大人”了，所以要送一个“大礼”。我听了很不服气，大姊也不过大我四岁而已，有什么了不起。举办初次“录音典礼”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外公对着麦克风讲述自己的一生，没想到，才八分钟就讲完了。“今天记性不好，明天再录。”这是外公留下来的最后一句话。
大一新生报到的那一天，美丽的学姊也就是长头发、长裙、长脚、长指甲……却竟然没有男朋友的一位同系先进，请我到学校旁边的一间豪华店面吃豆花。吃到一半，学姊拿出一叠像是“选填志愿卡”的东西送给我，上面还有许多方形的小洞。学姊说，那是电脑课会用到的东西，叫我先留着，过一阵子就会用到了。后来，电脑突然不需要用卡片了，更糟的是，学姊突然交男朋友了。
那一年我刚升上高中，勉强算是有点长进了，也开始会瞧不起在马路上玩过五关的小毛头了，没想到，这一点点自尊心竟被巷尾的一个朋友给打破了。同样的年纪，人家已经开始自己跑中华商场组装立体音响了。我在他房间里听了半首喜多郎的《丝绸之路》，就决定自己也要来这么一套“克难”音响。和朋友研究了半天，希望找出最省钱的组合方式，然后，父亲一句：“到他家听就好了！”令我开悟。
从福利社走出来，卖东西的阿姨叫我赶快回教室，上课的铃声已经响过了。我匆匆把刚才买的王子面揉碎，塞进制服口袋里，从厕所后面的小水沟跑回教室。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只有一只蜘蛛从天花板垂下来。老师和同学们都不知去向，他们连垃圾筒都打扫干净了。窗外的天空一下黑、一下紫的，正当我想大叫一声时，打雷了。闪电离我很近。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写在黑板上的值日生就是我。
中午十二点至一点之间，是书店的尖峰时段，附近大楼里的员工，有许多人利用吃午饭的时间逛逛书店、翻翻杂志。刚开始逛的时候，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一时的喜好而买书，一个礼拜下来，也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开始逛“杂志”了，特别是各种室内设计的杂志：看着一幅幅名家设计、景致清幽的“模拟空间”，终于忍不住拿起一本往柜台走去。还好，结账的队伍太长，我又把书放回去了。
想起了从前在外岛服役时，搭乘人员运补舰的情景。外岛的阿兵哥，天天期盼的便是返台休假日快快来到，天天生活在一个物资缺乏、任务繁重的小岛上，日子一久，便有一种被遗忘的感觉。那种被遗忘的感觉是很特殊的，在一片汪洋大海的彼处，有看不见的亲人，也有看不见的敌人，乍看之下，平静的海面上，只有细碎的浪花，和不解人语的鸥鸟。那时节，渴望搭船的心情有如峭壁一般坚硬。
亲爱的中学英文老师：好多年不见，好吗？还记得我吗？我就是在1980年9月9日上午第三节课偷看琼瑶小说的男学生。想起来了吗？被您没收的那本《燃烧吧，火鸟》是否一直遗忘在抽屉里了？也许您也偷偷地读过了吧；即使您没读过，至少也听高凌风唱过了吧？写这封信，只是想告诉您，青涩的爱情，就像是高凌风手上的塑胶打火机，突然就冒出火来了。还有一件事，那本书我不要了。
小时候喜欢看划过天空的飞机，不喜欢看飞鸟；飞机多么雄壮，特别是尾巴牵着一道白烟的喷射机，好像是上帝手中的一支白粉笔，在天空随意地涂抹；而小鸟呢？即便是老鹰吧，不过像是一张被卷上半空中的旧报纸，阴沉且无奈。于是在美术课上画起华丽多彩的各式飞机，而鸟呢？不过是比笨拙的山峦更小一点的人字形罢了。现在喜看飞鸟了，特别是几乎停滞在远天不动的样子，似飞不飞的。
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也很想当一个画家。那时，我在一所山上的学校念书，成天闲逛，不爱念书。只有纯粹的生活才有纯粹的作品，我心里想，于是索性把住所改成工作室，画架、画笔、颜料、画布都买了，顺便把屋子里里外外打扫、擦拭一番。因为没有石膏像，所以我打算从写生入手，就先画窗口外的风景吧。房间打扫干净了，窗外的山景也愈形秀美起来，好像是一幅画。已经被完成的画。
从重庆南路的一家书局逃了出来→觉得知识是一种欲望→走进便利商店买冰棒→躲在一根水泥柱后面像一只受伤的流浪狗→北一女的学生像一串树叶从眼前吹过→红灯又变成绿灯→匆匆穿越马路的人群中，只有一个人看起来怪怪的→公车司机打开窗户点一根香烟→卖葱油饼的中年人向隔壁摊的老头买了一条四角内裤→那个怪怪的人走向我，问我为什么不回家→我说你是谁→他打开一罐油漆喝了一大口……
老邱有一只癞皮狗，癞皮狗好像病得很重了，病毒侵入神经，伤了脑子，所以每隔一会儿就抽动一次，摇头晃脑的。老邱跟同乡聊天的时候，癞皮狗趴在一旁摇头，老邱说什么，它都摇头，好像在说：“没那回事儿！”老邱骂小孩，癞皮狗也摇头；老邱打老婆，癞皮狗更是摇得厉害，眼角之中，似乎还有一层薄薄黏黏的泪水。有一天，癞皮狗寿终正寝了，老邱一家人围着它，大人小孩都边叹气、边摇头。
高中的时候，说起来自己也不太愿意相信，最怕上的就是音乐课。音乐老师是一位严肃的欧吉桑，常常能把音乐教室内的气氛弄得像是公民课一般。有一天，老师叫一位同学起来试唱一首歌，唱到一个高音的“啦”的时候，那位同学发出了紧急煞车一般的破声音。老师有点不悦，便让他罚站。接着，老师自弹自唱起来，唱到“啦”的时候，竟发出了车辆相撞一般的声音。后来，我一直不敢唱高音歌曲。
学生时代，曾经独自赁居在一幢海边的老房子里，那房子真是大得令人发指，一百多坪，前院还可以接棒球。我提着简单的行囊住进去，选了一间最小的房间，不到一天，打扫完毕，东西也摆放整齐了。接下来，我提了一桶水，开始用抹布擦拭门窗和桌椅，不到一个小时，全都擦拭干净了，剩下一屋子的寂寞，那是没办法抹去的。我始终没有再打开其他房间的门，怕会因为好奇而引来更多的空虚感。
因为改建公宅的关系，从小就住着一家六口人的眷舍被怪手夷平了。父亲带着我在一大片瓦砾碎砖上找寻着昔日的家园。“就是这里了，没错。”父亲像是一位印第安人那样，凭着仅存的几棵大杧果树来辨认方位。房子夷平了，才发现原来的建坪其实很小；墙垣拆散了，才惊恐儿时的记忆其实很少。那天，我们像两只被放逐的猕猴似的爬到大杧果树上，贪婪地采摘起树上稀疏的青色酸果。
那年，我和一票弟兄驻守在前线的据点里，最喜欢的是“战备演练”的日子，特别是属于“坑道留守”的那一部分。所谓的静态留守，并不是消极的备战，而是积极的觅食。除了食物，最好还能来点不伤大雅的小酒，那就功德圆满了。那次，说是庆祝某位老兵退伍，大伙都分到了陈年高粱加生鸡蛋，说是可以壮阳。一饮而尽之后，我们便在那个几乎只有阳性的小岛上，悲壮地说了一整夜的黄色笑话。
马巫婆的脸拉长了，她把书本放在讲台上，拾起藤条，从教室前面踱步朝大头仔钦的座位走去。“我再问你一下，‘椅子’怎么说？”大头仔钦脸色铁青，看着前方转过身来的杜骨头。杜骨头用手指着窗外的一只麻雀，用很小的声音吃力地说着：“雀儿、雀儿、雀儿……”大头仔钦如获至宝，抬头挺胸，光明正大地对马巫婆说：“鸟儿。”“什么？”“鸟儿。”那一天，大头仔钦发誓永远不看外国片。
大约从五年前开始喜欢去逛一些民艺古物摊子，民艺品不同于古董，没有那种动辄千金难换，以价格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富贵气。通常，我的眼光总是被一些先人日常生活的器物所吸引，一只古意盎然的陶瓮、盐巴罐子，或是曾经被老祖母收在红眠床头柜里的玻璃糖果罐，玻璃上还清晰地浮现一群小气泡……从前用来骗小孙子乖乖睡觉的金柑仔已经不见了，或者是小孙子长大后，老祖母自己吃光了？
过年假期，和一位朋友在山上煮茶聊天至清晨。朋友现年三十七，男性，未婚，虽从不自认为单身贵族，却也曾经动过“代理孕母”或是“复制人”的脑筋。“人到一个年纪啊，孤孤单单的，快乐没人分享，痛苦没人分担，想要一个和自己相像，个性也类似的小孩……”语气之中，似乎更倾向“复制人”些。我带着谅解的心情来看待这个事件，人都希望看见“自己”正值青春年少，甚至从头再活过！
印象中，常常可以在长辈的客厅里看见老虎的肖像，大约都是虎虎生风的模样站立在崖壁上，身后有冉冉的旭日，身旁有遒劲的松干和嶙峋的怪石。在画幅的一角，大多是“威震山河”或类似的句子，或许是进取的气魄吧！我自己其实比较喜爱“鱼”的延伸意象，例如年年有余，给人一种含蓄的感受。另外，我也很喜欢另一个说法，因为鱼永不闭目，所以也象征“精进”，看来鱼也有坚强的一面。
祭祖时，桌子两旁点着大红蜡烛，鸡、鸭、鱼、肉、鲜花、水果一应俱全，还有一个牛皮纸包扎的方形包裹，上面用工笔的柳体小楷写着一个陌生的地址，里头是准备烧给先人的冥纸。先人都列在墙上的那张红纸上，过年时，家里就变得有点像忠烈祠了。“这样写上地址，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就能收到了吗？”我问父亲。“谁晓得。”父亲苍白的短发在熊熊火光的映照下好像正寂寞地燃烧着。
一只鹰，精准地切过天空与棱线的交界，如一支箭矢刺入天空，而后，伸展双翼，顺着气流在天际滑翔，那精准与完美，仿佛是不具有重量的。多年前，一座山间的小屋里，形单影只的我，面对一壁青山与淙淙的流水声，一壶芳香甘美的佛手柑茶，独独只有我与鹰对饮，那日子，一如清淡隐微的茶香般静好。那时的我，自觉轻盈而没有重量。自从离开小屋之后，再没有见到一只鹰，同时失去了轻盈与静好。
一直想要拍一个这样的公益广告：在人潮拥挤的夜市入口，一个身穿迷你裙的妙龄少女突然被人在大腿上推了一把，她嫌恶地回头看，看见一个没有双脚的人，他用一双只剩半截的大腿站立在柏油路上，胸前挂着一排口香糖。女孩的心情平和下来，她拣了三包口香糖，然后从钱包中取出一张一百块钱。卖口香糖的人用没有手掌的双腕“夹”起那张纸钞，要求女孩自己找钱；百元钞票在一双美腿旁颤动着……
从前，我也曾经想要当一个画家。我的第一张作品是画我的母亲。回家以后，我遵照老师的吩咐，把作品拿给母亲看，然后跟她要了一块钱去买冰吃。晚上，母亲把我的图画拿给父亲看，并直夸我的天分很高。父亲端详许久，说：“这是一只猴子吧？”姊姊看了一眼，说：“不对，这是猩猩，猩猩的头发比较长。”我愤怒大叫：“是你妈啦！”之后，所有的人都突然变成了我的敌人，特别是我妈妈。
高三那年，班长林志诚迷上了尼采，其他的人则迷上了观察他。这是我们导师交代下来的，因为班长变得非常奇怪，或者说，他自有一套抵抗联考压力的方式，让大家觉得很想一探其中奥秘。林志诚大多时沉默不语，老师上课，他看他的尼采，偶尔老师生气骂他，他就说那一百零一句：“上帝已死！”有一天，他蹲在厕所大笑，老师急了，正想破门而入，只见他悠然而出，手上拿着一本小叮当漫画……
假日里，时常喜欢到附近的大庙走走，入境随俗，与众人一般行礼、祈福、掷筊、抽签如仪。抽得好签，不敢相信；抽了坏签，当下奉还。这样的心态，自己戏称为“平常心”。除了抽签，更喜欢看人算命。往往是在大树的凉荫底下，一个莫测高深的白发老者加上一只白文鸟，便可断人一生。卜者言之凿凿，被卜者也虚心受教。算到好命的，面露狐疑；算到歹命的，眼露不恭，也是“平常心”？
童年时期，大家差不多都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某一天，开班会的时候，老师介绍了一个世界级的伟人，那个伟人必定还有写日记的习惯，因为……所以，从下个礼拜开始，全班都要开始写日记。通常，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父母亲看连续剧的时候，理直气壮地打断他们，然后说：“我要钱！”那一年，我也这么做了，可是只换来一本“哥哥写过一星期的日记本”，放进“姊姊不用的书包”里。
回想当年当兵的时候，最忌讳的事情之一，就是逃兵。当年身在外岛，几平方公里的小岛上，四面皆海，即使不为别人想，至少也为自己想想，一旦逃兵，往哪儿去呢？最后终免不了饥寒交迫、灰头土脸地自己走出来。被人发现就更糗了，发现者放荣誉假，被发现者关禁闭，直有天堂地狱般的差别。据说曾经有人逃兵成功过，所谓的成功，也不过是从小岛上消失，并且没有从海面上浮起来而已……
又到了回顾这一年的时刻了，诗人说，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远不远，我们不得而知，只是，在这个年度、世纪都即将交替的时候，在一片人心惶惶、终日不知所措，也难以望远的生活氛围中，我们是否真从历史中找到足够的借镜，来让我们“鉴往知来”呢？有人说，上帝像是一个钟表匠，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祂的作品，而这位作者，在作品完成的时候便不再插手了。我们的钟摆还能持续多久？
石志武总是笨手笨脚的，除了放鞭炮的时候。再有威力，引信再短的大龙炮，石志武都照放不误；用一支香去点，手伸出去的时候，从从容容。有一年，石志武出事了，他把一个大龙炮丢到邻居王婆婆的鸡笼里，那只老母鸡昏迷了一天，从此就不再下蛋了。石志武挨了一个大耳光，像鞭炮一样响。后来，石志武经常躲到后山的防空洞里去放鞭炮，自己放，自己听。那一耳光并没把他打得完全耳聋。
几乎所有的人都曾经听老师说过，伟大的人物都有写日记的习惯，于是，患了“平凡恐惧症”的小学生们一一回家要钱，并慎重其事地到附近最大的一间书局，挑选一本当时颇为满意，长大后却觉得SPP的烫金日记本。我也有这样一本日记，从小写到大，写了二十几年，还写不到四分之一。总在搬家时，才又发现它，然后写了几天又不了了之。如果一本日记可以写五十年，也算不平凡吧？
小时候，每年农历大年初一，就是我们全家出动的黄道吉日，一家六口浩浩荡荡步行前往远东百货，途经忠烈祠、台中一中、中山公园，然后挤进百货公司的电动扶梯上，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可以吃一支完整的紫雪糕啦，过年耶，一人一支不过分吧？老爸心疼也不敢表现出来，至少，在那一面凹凸扭曲的“哈哈镜”前面；老爸的脖子变得很长，好像在作弊；脸变得很短，小气也看不出来啦！
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打一通电话给我，很客气地问我最近过得好不好，这句话背后的意思，就是说：“你最近有空来聊聊吗？”朋友自大学毕业之后就独自住在山上，今年已经三十九岁。去他的住处，必须先经过一大段墓园，我曾经在一个炎夏的午后，在墓园的半途上遇着倾盆大雨，雨珠打在我的身上，也打在道旁的骨灰坛上，一片紫黑色的乌云忽然从天空窜下来。见面时，我们的第一句话都是：“你还没死吗？”
每年过年，最期待的就是爸妈发压岁钱的时候，现在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过，看见父母在围炉的时候发红包给小朋友们，心里还是不自觉地想伸出手去。小时候，爸妈发完压岁钱，只让我们短暂地拥有一下，年年如此，说是要让我们长大之后用来买书。有时候，我还会梦到爸妈包给我一个超级大红包，那是一大箱书本，用红色的纸包起来的……我想，这或许就是我从小不爱念书的原因吧！
诗是精致的语言。当然，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诗意。诗是美的文字，但，美是什么，证据何在？诗就像火一样，不难被发现，经常被使用，却得不到合理的重视。当诗被扭曲或滥用时，同样会烧掉很多东西。生火很容易，维持却很辛苦——当诗被泼冷水的时候。诗也是弱势的语言，当我们从电脑词库查询“诗意”的时候，会先发现“失意”这两个更常见的字。然而，诗总是会存活下来，像片野火。
每隔一阵子，便会深深思念起火车。奈何时光分割零碎，那种坐上火车，行李往架上一放便一直睡着等待吃便当的情景，竟已不可多得。有时在工作中，忽然暗暗在心中计划起一个小小的火车之旅，希望能在几个小时之内抛开行动力，把自己安置在一节非常老旧的通勤车厢里，像一只被人绑缚着双脚提上火车的老母鸡那般，有意无意地看看四周：只要火车还未到站，一切都无计可施，也无法可想。
巷子底的杂货铺老板是个守财奴，偏偏老天无眼，还在他的房间窗户外面竖立了一盏明亮的路灯。自从有了路灯之后，守财奴就不曾开过屋内的吊灯了。有一天，电线杆上的变压器爆炸了，“轰”的一声巨响，惊天地、泣鬼神而民呼万岁，所有巷子里的大人、小孩都跑去守财奴的家门口探头探脑，希望这一次老天终于睁开眼了。过了一会儿，守财奴毫发无损走出来，对大家说：“滚开！”
海不太喜欢山暴露了自己的回忆，例如山顶上的那些贝壳。海说：“还好这个世界的百分之七十都是海洋。”山回答说：“我曾经仔细埋葬那些贝壳，不过它们又变成了化石来保存自己。”
为什么人们喜爱到淡水河边去看落日？盆地边缘的夕阳，仿佛一只即将流泪的红眼睛，终于忍不住悲伤而模糊了……黄昏的余霞沉落盆地，即将被黑暗遮掩时，一盏盏的灯光被不知名的手给点亮了。我们的心里似乎得到了安慰，也许我们并不介意消解，只要我们可以看见事物的流变。
经常骇异于植物的自觉，在一个阴暗而狭仄的角落里，它们总可以适当地在空间中舒展开来，像是一个准确而悠闲的工匠。在山路的小径两侧，它们拱手相让；在细窄的窗台上，它们深富幽默地堆叠交错着；在一只小小的砂盆里，它们静候时光流逝，像一个漂亮的老者斜靠在藤椅上。
一年一度的耶诞佳节又再次降临了，在这个神圣的日子里，不论是教徒与否，大部分的人也随着周遭的氛围，一起祈愿来年的平和、安详。但也有很少数的人，以一种更强烈的意志，更渴盼的眼神，引颈等待着他的救赎。等待救赎的心情人皆有之，原本无可厚非，只是当极少数人信誓旦旦地说他们已经找到获救之道时，我们最本能的反应却是强烈质疑：是不相信少数？还是不相信救赎？
秋天来了，卖鸡蛋糕的玻璃柜里摆出了枫叶形的成品。上班的时间，骑楼下没什么行人，只偶尔一群小学生走过，放慢脚步，用眼睛的余光偷瞄一眼。黄澄澄的小蛋糕，冷了，透出一点点橘红；卖鸡蛋糕的妇人在玻璃柜后面打盹，一只虎斑花猫考虑了一下，还是决定越过妇人的遮阳帽，跳到一棵行道树上。妇人醒了，抹掉嘴角的口水，刚被打扰过的树叶掉落在她的脚边，像蛋糕干掉以后的颜色。
虽然家人都不以为然，不过，我认为我进了一所很好的高中，因为它离西门町很近。爸妈都很放心我，不怕我迟归，不怕我学坏，虽然西门町有点“复杂”，到处是黄牛和三七仔，但那些与我有何相干？我又没有钱，贫穷是最好的保姆。我们顶多是在香烟摊子买几支零烟抽抽，阔气一点的时候，整包的三五也买过。我很喜欢泡在冰宫里面，有漂亮的女生，和茫茫的烟雾，既消暑，又不必躲起来“哈草”。
中国画讲求“气韵生动”，或许跟绘画工具有直接的关系，毛笔的柔软、灵动，水、墨的饱满、干湿，这些元素的组合，造就了历代画作的民族特色。又或许，是画家本身所欲追求的“画面效果”，才造就了不同于西方的“绘画工具”。不论因果如何，我们在造型线条和画面的氛围布局上，确实是已形成了一股源远流长的特殊画风，在这些流域上，没有油彩和刮刀，却也自成一番神气。
“第一憨，种甘蔗给曾社磅；第二憨，选举作运动……”这是古早的台语顺口溜，意思是说，种甘蔗的蔗农跟为人扛轿的桩脚相比，似乎还更为徒劳、不值。身为日据时代的文学良心，赖和凭着一颗“医者父母心”，见证了时代的不公不义，与广大农民的凄惨世界。在《丰作》这篇小说中，因无力反抗执政者，或预知反抗的结果将加深苦痛的蔗农，陷入绝望而面面相觑地沉默着，读来不禁令人战栗！
中学时代在生物老师的指导下和同学一起参加科学竞赛，选定了一个以研究植物遗传基因的主题，便开始分组种植豌豆。豌豆容易栽培，成长周期较短，极适合当作实验对象，而且还可以食用。除了上课和睡觉，一伙人几乎全待在温室里；从早到晚，眼睛看的、鼻子闻的和脑袋想的全是豌豆。实验完成，科学竞赛没得名，可是鼻子前那股豌豆的气味，久久挥之不去。
我是一个卑微的副刊值日生，长得平凡中见不到什么伟大；我的工作就是培养敏锐的“小人之心”，以无比专业的“敌意”来找碴！不论是错字、别字、漏句、漏段、地名、人名、书名、译名……全都不肯放过。只要一旦发现文章的一丁点儿小小的“瑕疵”，就要发动毫不留情的攻击：挖字、补字、拼字、造字……务必使出浑身解数，苟有利于副刊，虽千万人吾往矣，因为，我是专找小错的人。
今年的作家南投之旅一共三天，26日大清早从台北出发，本以为这样有些强人所难的集合时间，定会因为种种因素而延误，没想到，才六点出头，所有人员竟已全数到齐。行程中参观香菇产销班时，小说家李潼对于如何以塑胶袋、木屑及菌丝来栽培香菇的方式不断提出问题，产销班班长一一细答，不知他是否误以为李潼有意加入业余的香菇产销行列？
前辈小说家朱西甯先生走了，在3月22日上午的静默沉睡之后，不再醒来。数月前在一次文学奖的颁奖典礼上，还看见朱先生顶着一头微鬈的银发，以他惯常的谦和口吻，对全场的文艺工作者侃侃而谈；面对人群时，朱先生总是平淡而随和的。但是，创作时的朱西甯总是背转身去，他说，他要将作品呈现在神的面前，像一个祭祀仪典中的舞者。我相信读者不会忘记这样美丽的话语与智慧。
难得的放假日，在一整个星期密集严厉的军事训练之后，几位在南台湾训练中心的袍泽弟兄，在例行的精神讲话之后，便拦了一辆计程车快快逃离那个人间炼狱。长官的训诫言犹在耳：“不可喝酒、不可出入色情场所、不可逾假晚归……”这番离营教育，倒像是在提醒那些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以干些什么消遣。于是，这一伙人换了三个地方喝足了酒，进了些个色情场所，当然，他们也忘了收假时间。
原来以前1999年只是一本书、一部电影的名字，或是一张宣传海报上才有的专有名词，没想到，它竟然真的来了：来了，来了，像火红的夕阳一样从山上滚下来了；来了，来了，像一张身价两百万的统一发票似的，竟然毫无预警地跑到口袋里来了。是喜？是悲，得过且过吧！
上大学的那几年，因为地利之便，时常一个人独自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逛逛。我很喜欢在上午没课的空堂时段，骑上摩托车一路从仰德大道往山下滑行，经东吴大学抵外双溪，特别是在初冬的时节，“故宫博物院”古色古香的牌楼，在层层叠嶂的冷凝中，益发显现出一种苍老与坚毅。唯一遗憾的是，在败俗复制纪念品的部分，似乎种类少了一些，因此，某些心仪的中堂或条幅便无法买到了。
连日的灾难事件加上阴雨绵绵，许多人不禁对自己生存的处所不安起来。科学家在月球上发现结冰层，证实彼处有水的存在。有心之士，随即联想到，既然有水，那么人类移居月球的可能性是否便大大提升了？据说，当地球上的人口达到五百亿时，每个人的生存空间只有一平方公尺，或许，对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地球人来说，月球上一层寒冷的冰水，还是激起了一丝丝温暖的希望之光吧！
近日整理房间时，从书柜里翻出一个牛皮纸袋子，打开一看，里面是几十张各式各样的小纸条。我将这些纸片撒在地毯上，坐下来细细端详，一些零碎而尘封的往日时光，便如细雨一般地飘下来。
那是从前求学的阶段，陆陆续续搜集起来的便条纸，每一张小纸片，注记了一次“来访不遇”的浮生掠影。人们常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但是，从这些字条上的留言看起来，却也未必如此。或许就是因为这些纸片上的留言大多是一张无关痛痒，甚或几近戏谑的只字片语，所以才益发显出他们的可贵。
“我要回家了，你呢？ 正文”
“如果没下雨的话（万一），请浇水 Johnson”
“瓦斯炉又变好了 302室”
我没有写日记的好习惯，一些生活中飘零的片段，往往因此灰飞烟灭，恐怕再也无缘想起。因此，这些当年无心收起，未随手扔进纸篓的短笺，竟成为另一种日记，或是一串记忆的钥匙，让我重温了一些生命中的片段。这些不起眼的片段，因为零碎，所以显得特别亲切，它们像是无疾而终的时光本身，或是那些历史之网无法捞取的细小水珠。
我坐在地毯上，急切地再拾起一些纸片来读，有的字迹潦草，中英文夹杂，字条的主人随意地在笔记纸、红包袋，甚至卫生纸上面留下了几行字；也有的笔笔工整，且引经据典，从一丝不苟的笔画间，仿佛可以看见留言的人正站在我的门外，有板有眼地写字的模样。一张张泛黄的纸片一一从我手中滑过，重新拾回的往事便又溜回我的生命里了。
在这些纸片当中，还有一张是未署名的。
“你的朋友送报生送你一袋报纸”
这样的一小段文字，被写在半张日历纸的空白角落上，形成一个直角的转弯，笔画歪斜，墨迹很轻，顿笔稍重的地方刺出一些小圆孔，看得出留言的人是临时撕下一截墙上的日历，然后随意垫在手掌心上写下的。笔出无奈，署名自然也就免了。
这样匆匆写下的一小句话，带给我许多的臆测和怀想。我记不得何时曾收到过一大袋过期的报纸，以及何时有过一位送报生朋友或同学。我收到那堆报纸的时候是惊喜或是不知如何是好？我是否好好地把它们读了一回，或是转送给别人了？还有，这些带着点无奈和机智为我留言的善心人士是谁？从字迹上看来是个男生，他当时正在做什么呢？当我的友人气喘吁吁地提着那一大袋“礼物”来给我时，是否因而无心地打断了一位正在写诗的青年？
那些往事的细节，我已无从得知了，一整夜的遥想，依旧还是无声地消失在汩汩流去的时间之河里，河面上稀稀疏疏地漂浮着一群五颜六色的小纸片，向更远处流去。
我很喜欢算命，只要算的不是我的命，我就有兴趣得不得了。严格说起来，我其实是很喜欢算命的“气氛”，而不是算命的“结果”；因为我觉得看人算命就像逛庙会一样精彩有趣，重点在于“过程”，逛完就完了，谁管他“结果”呢？
有人说“命愈算愈薄”，我觉得一点都不错。仔细观察那些正在算命的人，算到好命的人总是风度翩翩，强忍着心底的那份喜悦，好像生怕伤害了那些“全世界正在受苦受难的同胞”；而算到命不好的人则是清一色一副“节哀顺变”的表情，令人对他们通达人生的气度肃然起敬；尤有甚者，一些被算到运途多舛，命中注定难逃“英年早逝”或“血光之灾”的天下苍生，在他们脸上霎时烙印出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的公民精神，更令人感叹：“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我觉得命愈算愈薄的道理就在这里，因为不论算得好坏，我从被算命者的脸上总是看到满脸的“压抑”，久而久之，小则有“算命过量，有碍健康”，大则难保不会“气急攻心”，想想，还是看人算算就好了，我才不干呢！
虽说“予岂好算哉”，但是偶尔心情“郁卒”，念天地之悠悠，独见“算命仙仔”就在那庙口灯火阑珊处时，心中也是蠢蠢欲动，几乎忍不住想要“独上西楼，望尽天涯路”一番。我比较喜欢到庙里拜拜，然后再用掷筊、抽签诗的方式来为自己卜卜吉凶，因为我觉得这种方式“药性”比较温和一点，对心脏有益。如果神仙们给了一支好签，那我就“暗爽在心内”，庆幸自己果然是“上帝的选民”；如果抽到坏签，我就告诉自己抽签只是“几率”问题，不足为意；如果抽到“模棱两可”的签诗，那么以我的中文功力，一定可以把文解释成一支上签，以展现我们“民智已开”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