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写的是历史上的人物、事件和国家等，而不是做学问的研究著作，很多地方可以用“尊重历史原貌与摆脱历史束缚”这句话来裁判。鸥外的这句话我常在这种场合挂在嘴上，很像水户黄门手中将军家的某样东西，一到关键时刻便拿出来，并当即摆平事端，见到的人无不诚惶诚恐，并不确认是真是假便唯唯诺诺地匍匐叩头。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不过，多年以来我也是这种人中的一分子，所以也并没有嘲笑的权利。
可有一次，我对用这句名言做标题的文章产生了兴趣，于是请交往亲密的编辑寄来一份，拷贝也行。我看了寄来的文章，其篇幅之短小令我无语。那是从《筑波现代文学大系》上复印下来的，两栏的结构，只有3页纸。尽管短小，但这篇写于大正四年，已逾60年的文章却一直维持着自身的威力，使我十分佩服。
我想在这里全文介绍一下这篇文章，很多人一定读过这篇名文，想必里面也会有像我这样囫囵吞枣的浅薄之人。这样，我便可以做到尊重这种程度的“原貌”了。
尊重历史原貌与摆脱历史束缚
关于我最近所写的有关历史人物的作品，朋友之间也有争论，有的人说是小说，也有的人说不是小说。然而，在信奉所谓标准（normativ）美学，很少再有学者主张小说必须如此这般的时代，做这样的判断甚是困难。我自己在以往写作的过程中也明白，不同文体在检视材料的程度上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因为我健康不佳并且忙碌，《栗山大膳》几乎只是个简单的梗概。于是在把这篇东西交给《太阳》的某记者时，我请他发表时不要放在小说栏目里，而要混在杂谈类的文章中。这位记者答应了。结果文章却从无先例地未经我校阅就在《太阳》上发了出来。我一看，居然放在了小说栏里，而且所有汉字全都注上了假名。而注假名的工作看上去由好几个人来做，每两三页便有不同。铁炮头注成了铁炮发，左右良城注成了左右前后，真是不辨是非。
即使抛开存在这些错误的《栗山大膳》，我前面说到的那类作品也不同于任何人的小说。因为小说的习惯做法是自由取舍事实，有着梳理的痕迹，而那类作品却没有这些。我在写剧本《日莲上人辻说法》的时候，也把很晚才出现的《立正安国论》与早就有的镰仓时代辻街头宣讲的佛法内容结合起来写。我最近在写小说的时候彻底避免了这样的手法。
这样做的动机很简单。我想要考查史料，并尊重从中看到的“自然”。并且我讨厌随意改动它们。这是其一。此外，看到现在的人如实地写自家的生活，我便认为，如果现在可以如实写，那么过去也应该可以如实写。这是其二。
我认为，除开巧拙以外，我的那类作品仍有很多与其他作品的不同点，但核心在于上述各点。
朋友中也有人说，别人都是以“情”写物，我却以“智”写物。可这涉及我的全部作品，而并不限于写历史人物的作品。我的作品概非狂热（dionysisch），而属快乐（apollonisch）。我还不曾做过努力，要让作品变得dionysisch。如果说我多少做过一点努力，那只是试图让作品变得更加有趣一些。
我厌恶改变历史的“自然”，并在不知不觉中被历史束缚。我在这种束缚下痛苦挣扎，希望摆脱这种束缚。
弟弟笃次郎还活着的时候，我曾经尝试收集过各种流派的小故事。其中有一个女人驱赶粟田里的鸟的故事。我告诉弟弟想把它写成独幕剧。弟弟说写好了让成田屋去演，团十郎那时也还在世。
女人驱赶粟田里的鸟的故事是山椒大夫传说中的一节。我曾经放弃了已经在手的写成独幕剧的计划，现在打算把它写成单篇的小说。山椒大夫这样的传说情节清晰，不至于让我在写作过程中想象力开小差，使自己成为一个迷路的孩子。仅此而已，我所要走的路并没有束缚人的强大力量。我也没有过于详细地去探究传说，梦一样的故事就像梦一样地浮现在脑海。
古时候，陆奥有个人叫正氏，是磐城判官，永保元年冬获罪，被流放到筑紫安乐寺去。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岩代的信夫郡。两个孩子中姐姐叫安寿，弟弟叫厨子王。母亲等两个孩子长大后便踏上了寻夫的旅程。她来到越后的直江边上，睡在应化桥下。这时来了一个人贩子，叫山冈大夫，把她骗上了船。有一个叫作竹妈的老妇人跟着他们母子三人。当船划到大海上时，山冈大夫把他们母子主仆分别卖给了两个船老大：一个是佐渡的二郎，他买了母亲和竹妈往佐渡去了；一个是宫崎的三郎，他买了安寿和厨子王向丹后的由良去了。母亲到了佐渡，离别了在船上投水的竹妈，被迫去驱赶粟田里的鸟。到了由良的安寿和厨子王被一个叫山椒大夫的人买了去。姐姐被迫去汲取潮水，弟弟则被迫去打柴。孩子们思念父母试图逃走，额头都被打上了烙印。姐姐帮弟弟逃走时留下了痕迹，遭责打而死。弟弟被中山国分寺的僧人救下，去了京都。在清水寺，厨子王遇到了名叫梅津院的贵人。梅津院年逾古稀却膝下无子，正前来闭关祈子。
厨子王被梅津院收为养子，当上了陆奥守兼丹后守。厨子王去佐渡接回母亲。回到丹后以后，他命人用锯竹子的锯子锯死了山椒大夫。山椒大夫有太郎、二郎、三郎三个儿子。两个哥哥因为体恤过厨子王得以保住性命，但小儿子三郎因与父亲一起虐待厨子王而被杀死。这就是我所了解的传说梗概。
我大体根据这个梗概，凭着想象进行写作。文章用以前已经写惯的口语体，对话则用当代的东京话来写，只有山冈大夫和山椒大夫的话稍加了些古味。但是我有写历史人物的癖好，写作时做不到完全不顾时代，于是用上了正好在手边的《和名抄》里的人名，官名之类也用了古代的。于是，这篇当代口语体文章里到处插入了古代的名词。同样为了尊重历史，我给故事排了年次。即假设永保元年正氏遭到贬谪时留下了三岁的安寿和一岁的厨子王，我把全篇故事的经过时间拉到了宽治六年到七年，即安寿十四五岁、厨子王十二三岁的时候。
我想象不出抱养厨子王的梅津院的身份。除了传说藤原基实当过梅津大臣外，我不知道名字相似的其他人。基实薨于永万二年，享年24岁，时代也晚，年龄也不合适。于是我找出了宽治六年到七年第二次担任关白的藤原师实。
此外，关于厨子王的父亲正氏这个人物的家世，我看到传说中说他是平将门的后裔。我觉得这并无意思，便将其定为与高见王血统一脉相传的桓武平氏族人。还有，我看到山椒大夫有五个儿子。其中，太郎、二郎关心安寿和厨子王，三郎则虐待他们姐弟二人。我认为没有必要把关心他们的弄成两个人，于是我让太郎失踪了。
看了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我感到有个地方略有不妥——厨子王十二三岁遭到山椒大夫一家的虐待在年龄上是合适的，但他担任国守一事则令人起疑。而我又不能让厨子王在京都发迹，却多年不顾父母，想要找到让他这样做的动机实在太困难。于是，我让藤原氏的无限权力造出了13岁的国守。13岁的成人式自然不算太早。
我把写作《山椒大夫》的内幕毫无顾忌地和盘托出，大致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这个传说是关于人贩子的故事，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涉及了奴隶解放等问题，此亦不得已之事。
总之，我写《山椒大夫》时是想偏离历史去写，但看看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做得还不够。这便是我坦率的自白。
（大正四年一月）
鸥外的全文如上。森鸥外是小说家也好，史家也罢，抑或是一位现代历史学家，在有兴趣就不容绕过的这个重要课题上，他只写了这点东西留存下来。那些现代历史学家就像现代医学家那样，把一生耗费在了研究重要但却极度细分化的课题研究上。他只是以根据无法束缚作家的传说写出的《山椒大夫》为例论述了这个问题。哪怕他以历史传记来论述这一问题也好呀，这样的史料是能够束缚作家的。正因为我对鸥外内外通晓的学识抱有深深的敬意，才对此感到遗憾。
我心里有点不满足，很想知道60多年前鸥外投下的这块石头后来都激起了什么样的波澜。但这事始于我出生很久以前，加之我从未对日本文学史抱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因而未能全部跟踪。尽管如此，我从手头的书籍中寻找，请编辑寄送，大约也看到了五六篇。但我通读后的印象是，这些文章在字数上超过了鸥外的文章，但从内容上看，只能认为一步也未能超越鸥外的短文。
鸥外在这篇短文中论述了历史原貌和摆脱历史束缚。但不论是“原貌”还是“摆脱”，他丝毫没有言及历史本身，也许他认为史实的真实度是不言自明的，用他的话说就是史料即是“史实”本身。而其后60多年间泛起的“涟漪”，在这一点上与鸥外并无二致，都对史料的可信度不持丝毫疑问，论述的仅仅是应该如何保持历史“原貌”，又该如何“摆脱”历史。如此这般，只需复述鸥外“尊重历史原貌与摆脱历史束缚”这个题目便可得到满分，那他自然可以排除众多的“涟漪”而永葆威力了。
我对史料里透出的“原貌”也秉持尊重之念。但这种心情并非发自历史必须写实的想法。毋宁说，尊重“原貌”便可以了解那些远远超出我作为当代人的想象力的事物，了解之后才可能再将它传递给读者。我相信，这才是历史的趣味所在。我从未把历史用作表现自己意图的手段。因而对我而言，这种对待历史的方法是我极其自然的选择。
然而被当作史实的东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史实呢？从我开始写作时起到现在的15年间，这个疑问从来没有从我的脑海里消失过。我跟鸥外不一样，从来没有在束缚之下痛苦挣扎过，因为我总在对束缚进行测试。
“何时”，“何地”，“何人”，“何事”。
这四件事，不论是历史事件还是发生在当代的事件，了解事实还是容易的。但是，“何时”，“何地”，“何人”，“为何”，“如何”，“何事”，却复杂起来。
当“为何”“如何”掺和进来的时候，了解事实还容易吗？哪怕是发生在昨天的案件都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去看任何一项警察的侦察就会明白这一点。可是再困难，我们也不能逃避“为何”和“如何”这两项。对那些只对确凿事实感兴趣的人而言，“何时”“何地”“何人”“何事”这四项便可以使他们满足，当下的事件可以通过看电视新闻解决，历史事件可以通过浏览大学入学考试必胜法中的历史篇解决。但是这样一来，读历史、写历史的理由就不存在了，其乐趣也就彻底没有了。
世上有的史料被评为可信史料和有良心的史料。这种史料最低也得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必须是真实物件。这就是说，先决条件是非任何人伪造之物；第二，“何时”“何地”“何人”“何事”必须有准确记载；最后，“为何”“如何”也必须有客观的记载。
此前成为话题的希特勒日记因为不符合第一个条件不能成为史料。但如果是真实物件又会如何呢？由于以前没有这种东西，它一定立刻就会被当作一级史料。至于第二个条件，我想它应该是相当准确地满足了。那第三个条件呢？它也许会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同样“不正确”，而成为合适学者们研究的对象。当然，对希望采用这件“一级史料”来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人而言，的确需要在相当多的地方去对“束缚”进行测试。
也许会有人说，既然如此，那不是可以重视第三者站在中立立场上写的冷静而客观的记述吗？可是，即使真有第三者，存在第三者的史料，谁又会保证第三者的记述总是客观准确的呢？即使是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者，其讲述真相的难度，芥川龙之介已经在《竹林中》一文里写得活灵活现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第三者的证言当作比较接近真相的东西吧。可是仅仅依靠第三者的记述是写不成历史的，原因是第三者一般没有机会接触到事件的核心。这也是当事人的证言尽管真实度存疑但却无法忽视的原因。“现场证人”的记录几乎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被当成一级史料。这也许是在看透了人类讲述真实难，但百分之百说谎也难这一“真实”的基础上所做的选择。
此外，历史不允许运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假设某事件有10份史料，其中8份证其为黑，比例为8比2。由于多数证其为黑，便认为黑大概接近真相，于是写成黑，结果便可能会犯错。如果不想犯错，就需要把10个记录者的经历、现状等全部淘洗一遍，看看他们的记录是否因仇情怨恨而被歪曲，还要考察是否有为偏见所惑的情况。我的心态不觉变得很像在侦察杀人案过程中调查相关人等动机的刑警了。杀人动机的大小没有可以适用的客观尺度。与此相同，仅就“为何”和“如何”而言，也不存在判断史实记录者的记述是否正确的客观尺度。在我看来，与其说这与考察史料者的良心有关，毋宁说这取决于他是否愿意开开心心地来做这件类似私家侦探的工作。违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理而采用少数派的证言时，心情当然会越发开心，因为这将导致“推翻定论”。然而，不知是幸运还是不幸，由于有相当多确凿的史料，必须诉诸这种类似侦探手段的情况也就相对较少。不然的话，动手写作之前便会陷入迷宫，完成作品恐怕也会化作一场春梦了。
如果把“历史原貌”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历史学家一定会站在必须尊重历史原貌的立场上，而那是写历史故事的作家难以做到的。我想在此探讨一下历史学家是如何对待史料的。用作素材的是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第一次明确告知宰相哈利勒帕夏决心占领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时的场面。史料出自拜占庭史家杜卡斯之手。杜卡斯写过《土耳其·拜占庭历史》，与穆罕默德二世是同时代人。同时代人写下的记录称为一手史料或原史料，这本书正属此类。
我将从杜卡斯的记载中直译这个场面，一定会有人说单读这点东西意思不通。我只能请说这话的人去读我的最新作品《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这也可以让大家明白，所谓史料就是如此不完整的东西。总体上说，杜卡斯的记载完成得很好，不至于让使用它的人感到需要对它进行“整改”。至于其他很多史料，都有许多地方需要进行胜过侦探的推理才可使用。有学者说史料不可改变，他们一定要么是从未面对过原始史料，要么是从未使用这些史料写过历史。
一天夜晚，卫兵第一次换岗后，几个宫廷卫兵被派去接哈利勒帕夏进宫。卫兵们进到哈利勒的卧室，传达了主人的命令。哈利勒以为该来的时刻终于到来，十分害怕。他拥抱了妻子和孩子，在金盘里把金币堆成山后，朝宫殿走去。由于笔者在其他地方已经叙述过的理由，哈利勒在此以前一直常怀恐惧。
他进到主人的卧室里，在那里看见了身穿睡衣坐在床上的主人。哈利勒上前叩头，深深行礼，把带来的盘子放在了主人的面前。主人道：
“你这是何意啊，拉拉？”
所谓拉拉，在我们的语言（希腊语）中相当于“塔塔”，即“老师”的意思。哈利勒答道：
“主人，一个高级家臣受到主人召唤去参见的时候，不能什么都不带。这是惯例。我也依了这个惯例。但我带来的不是我的东西，而是您的。”
主人答道：
“我已经不需要你的财富了。不仅如此，我还可以赐给你比你所拥有的更多的财富。我想向你要的只有一件。
“请把那座城给我！”
前面讲到过的历史学家，就是吉本、巴宾格尔和朗西曼这三位。吉本已经无须解释，他是《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巴宾格尔于1953年在慕尼黑发表了众所公认的穆罕默德二世传记的一锤定音之作《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最后一位朗西曼于1965年在伦敦出版了《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护雅夫先生的译本于1969年由美铃书房（みすず書房）出版，不幸的是后来似乎绝版。历史学家并不一定等同于史家，但在这三个人身上却是等同的。对这一点日本学者一定也会赞同。
这三个人都是被奉为具有世界性权威的史家。尽管他们对所参考的杜卡斯的记述多少都做了些改变，但基本上是忠实的。我不是学者，所以是通过小老百姓托尔桑的眼睛这种形式来描写这个场面的。尽管如此，对史料的改变也与三位大家相差无几。这就是为什么说杜卡斯的记载完成得很好，甚至不太会让人感到需要去改变它的证据。
我还是探究了一下这三位改变史料的情况。首先是吉本。他大概对过程的推移不怎么关心，不，也许牵挂着这类东西他便无法完成那部巨著了，所以在叙述时加上了过多的解释。相反，巴宾格尔在这前后已经巧妙地完成了对情节的解释，而在这个场面中舍弃了记述者杜卡斯所有走到前台的内容，写活了整个过程，基本忠实地使用了史料。最后是朗西曼，除了加上最少限度的解释外，尽管有所改动，他几乎照抄了杜卡斯的记述。朗西曼的改动表现了这位在十字军研究中被奉为金字塔的《十字军史》的作者倾向于叙述拜占庭乃至西欧的姿态，这一表现意味深长。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在处理君士坦丁堡攻防战时，尽管通篇叙述客观、准确，但在心情上总是偏向于西方。他尽管承认当时被西欧视为“基督教敌人”的穆罕默德二世是位天才，但却似乎一定要把他当作一个野蛮粗暴的年轻人来处理。在朗西曼笔下的这个场面中，穆罕默德二世用力把老宰相端上来的盛满金币的盘子推向一边，粗暴地吼叫出最后那句话。不过我还是认为，杜卡斯淡淡的写法更为自然。大胆无敌的年轻人要安静庄重才更厉害，尤其是在不管内心如何想都习惯于称其为“拉拉”（老师）的人面前。
我并非学者，但我绝对不能苟同三位世界级权威对这场面中一处的处理。大凡读过他们著作的人可能都注意到了，他们三位都把“请把那座城给我”换成了“请把君士坦丁堡给我”。杜卡斯的原文只用大写字母写了“Urbe”一词。而在古代，拉丁语大写的“Urbe”即指罗马，这是常识。因而他们三位学者便认为希腊语大写的“Polis”一词，在东地中海世界当然也是指君士坦丁堡。如果说有准确的意译，这正是准确的意译。
然而，我无论如何都想在这里直接使用杜卡斯的记述。准确传达意义是学者的第一追求。而且，即使他们认为只需满足这一点即可，人们也完全没有理由去批评他们。可是我希望实现的要比这更多。
我不说“请把君士坦丁堡给我”，而说“请把那座城给我”，是想把现场逐渐形成的不同心情以及那种不明确的茫然也都传递给读者。如果说这话的穆罕默德二世已经50岁了，我大概也不会如此执着。因为他那时才20岁，所以我才会如此执着。我的心被这种事情吸引并执着于此也完全说明我不是个学者。
再说三位大历史学家全都引用了杜卡斯的史料，似乎可以认为它作为“历史原貌”完全没有问题了。然而实际上这是真实度非常低的“史实”。总体说来，杜卡斯记述的可信度很高，可就是这个场景并非如此。
首先，如果这个说法属实，大概会流传开。但这个时期杜卡斯并不在苏丹宫殿的所在地阿德里安堡。而且除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人记下这段插曲。托尔桑被认为一直侍奉在穆罕默德二世身边，他后来记录了其他事情，偏偏没有这段故事。死心追随主人的托尔桑不可能忘记写下印象如此深刻的场景。当然，也可能发生这段故事的那天夜晚托尔桑不在。不过，杜卡斯说这是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向陷落当时身处现场的希腊人和土耳其新军的士兵打听后记下的。但这个故事发生在地处土耳其首都的苏丹宫殿内，又发生在深夜，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连苏丹近卫队土耳其新军的士兵都无法轻易接近，更不用说当时敌国的希腊人了。何况苏丹寝宫夜间的护卫是地位低下的侍童和黑人奴隶，而黑人奴隶大多声带都已被毁。
那么，理应了解这些情况的三位世界权威，即使没有确凿证据断定杜卡斯撒了谎，却为什么都引用了这个真实度的确很低的“史实”呢？即使吉本可以另当别论，那为什么在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已呈鼎盛之势的20世纪，巴宾格尔和朗西曼也没有舍弃这段“史实”呢？我想，就连他们也不忍舍弃。在君士坦丁堡陷落这一历史大事件中，一方的主人公是以君士坦丁堡为象征的基督教文明，另一方的主人公是向其挑战的伊斯兰方面的穆罕默德二世。从若干史料中可以窥见这位土耳其年轻人的性格，但却没有一件史料能够胜过前述的那段故事，那段插曲简洁而完美地刻画出了这位非凡青年的形象。明知道这个故事距离谎言比距离真相更近，他们也不忍舍弃。
杜卡斯的论述有问题是由于只有他一个人写下了这段故事。那么反过来，很多同时记载了同样事件的一级史料就没有问题了吗？这也未必。这里介绍一个这方面的例子，描绘的是教皇波吉亚的儿子、切萨雷的兄弟胡安遭暗杀的场景：
一个船老大被带了过来，说是他当时正在台伯河岸边的一条船上睡觉。船老大叫乔治，他讲了下面这段故事。6月14日到15日的那个夜里，他正像平时一样在船上睡觉，却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然后看见两个男人从斯基亚沃尼医院旁边的小路走了出来。他们一边小心翼翼地注意着周围的情况，一边走过来。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一个骑白马的男人让两个马弁一左一右托着一个绑在马鞍后面的人，越走越近。
他们来到河边停了下来，骑士命令着什么。两个马弁便把那一动不动的人从马鞍上卸下来，扔进河里。船老大清楚地听见了骑士询问是否已把人扔到了河里的声音。他们回答道：“是的，主人！”河水缓缓地流淌，有东西漂在水面上。死者穿的披风被风吹得鼓起，飘走了。他们朝尸体抛石块儿。骑士再次下令，他们便清除了土地上的痕迹。后来，骑士和两个马弁消失在了圣贾科莫医院的方向。一切又回到了暗夜中。
船老大说他没有想去报案。他说，以前总会碰到这种事，而这些事也总是被湮没在了黑暗之中。
这个故事，威尼斯共和国大使萨努托以及马利皮耶罗曾在报告中有过记录；罗马教廷的礼宾部长官布尔夏德有过记录；号称在收集情报能力上仅次于威尼斯的费拉拉公国的大使报告中也有过记录。在可信度方面，这些都是可靠的一级史料中的一级史料，而里面都记载了这个故事。这是全体一致认可的“史实”，甚至用不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即便有史家断定没有必要再去确认和考察，人们也未必会去责备他。然而，这个故事是个谎言！连杜卡斯那样的低真实度都不如，这就是一个真实度为零的谎言。
人们相信了这个证言，对台伯河进行了大搜索，结果好不容易才在第二天接近正午时把胡安的尸体拖上了岸。然而地点是在人民广场附近的河底。可是，目击证人说看到尸体被投进河里的地点却是在斯基亚沃尼医院附近的河边上。那里可是距人民广场附近河边下游好几百米的地方！难道唯独那天晚上台伯河从下游往上游倒流了吗？
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此，船老大看到的那具尸体一定是别的什么人，而确实不是胡安·波吉亚。尽管如此，不仅是写波吉亚的史家，写15世纪末的史家都用了这个故事，而且是原封不动地照抄，也许是因为这个故事比杜卡斯的记述讲得好，谁都认为没有必要改动了。据我所知，只有巨著《中世纪罗马史》的作者格雷戈罗维乌斯一个人没有引用这个故事。当时就已经明确为谎言的史料，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史家引用呢？
这与不忍舍弃杜卡斯“史料”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这是一个“被当作真相也不会奇怪的谎言”。想象得出，胡安的尸体肯定也是被人用同样的方法扔进河里的，而并没有其他目击者。即使有其他目击者，也不会有人在人民广场的上游目击事件，从而确实会比船老大所说的更接近事实。唯一的证人船老大也说，他总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连报案都不想去了。当时的人们都了解这些情况，写了报告，留下了记录。后世的史家们也都了解这些情况，但还是做了引用。斯基亚沃尼医院附近是为躲避土耳其侵略逃到罗马来的达尔马提亚难民的“宿营地”，这在当时的罗马尽人皆知。圣贾科莫教堂（曾经存在的医院为教堂所属）现在还在原地。
找不到真相时只能用“被当作真相也不会奇怪的谎言”来代替。何止于此，历史上往往有很多这样的“谎言”起着接近真相的作用。
何时，何地，何人，为何，如何，做了何事？
不搞清楚这些问题便写不成历史。杜卡斯的例子大概起到了聚焦于“为何”的作用，而罗马船老大的证言则起到了回答“如何”的作用。
行走在史料的“竹林中”真得步步小心。即使认为真实度低或是假史料也不忍大砍大伐，然而因此便去尊重所有的树干和枝叶，路就永远打不开，写作也就永远进行不下去。这不是简单地把尊重历史原貌与摆脱历史束缚分开就能解决的问题。在做区分之前，所有的人都应就鸥外所说的“历史”即史料的意思再做确认，看看如果是自己会怎么考虑，如果是自己会怎么处理。我认为，不弄清楚事实便无所谓“尊重”“原貌”与“摆脱束缚”，而一旦事实弄清楚之后，“尊重历史原貌”和“摆脱历史束缚”也一定会不言自明。
鸥外读了史料，大概是为古人记载中常见的那种简洁而富于品位的讲述动了心，而且也一定希望尽量没有减损地用活史料。我十分理解这种心情，为此我也经常采用接近照抄的做法。
但是，也许是鸥外把对象限定在了小事上，他才能采用这种做法。一旦对象变大，随着史料数量的增加，史料各自的真实度也会千差万别。不管你有没有写“小说”的意图，选择取舍都是绝对必要的。仅做到这些还不够，如果没有想象力和推理的帮助，根本就串联不起来。鸥外从来也没说过要用他的想法来约束所有的历史、历史故事和历史小说的写法。在长达60多年的时间里，把鸥外的这些话当成水户黄门手中将军家的印盒，动辄拿出来“摆平”事情的，不正是后世的我们自己吗？
198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