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赋予我的任务是为高坂正尧所著《文明衰亡论》一书做解说。可是著作，不，应该不是局限于文章形式的作品而是所有创造性的作品，都有需要解说和不需要解说之分。我认为在高坂作品中，这本《文明衰亡论》属于后者。如果将其不需要解说的理由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不要通过解说这个过滤器或其他任何手段走近作者的思想，首先阅读正文才是接近他的思想的最好道路。
不过，写解说如果对理解高坂正尧有所助益或许也并不是什么坏事。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通过讲述我与高坂先生的个人关系，来探索他为什么要写《文明衰亡论》这本书。
高坂先生与我在精神上最接近的时期，是他在英国的战略研究所做留学研究的那段时间，我已忘了这是多少年前的事了。那期间我住在佛罗伦萨，经常通过电话与他聊。英国和意大利时差1小时，但如同没有一般。我们都在欧洲，国际电话费也便宜。双方共同享有睡前的闲适时间。话题不是他在研究所研究的课题，而全都是西欧历史即我研究的领域。关于这样做的原因，高坂先生的说法是，与研究所的同事们在咖啡时间（在英国应该是茶歇时间）聊的话题几乎全都是历史。
高坂先生有时也会利用周末造访佛罗伦萨。在这以后，NHK（日本放送协会）受到《文明衰亡论》大获成功的刺激，以高坂先生为主角制作了一个电视节目，要我作为嘉宾出镜，为此我跟高坂先生还在海洋之都威尼斯一同度过了几天。高坂先生和我也曾在夏天伊始研究所放假后，分别从伦敦、佛罗伦萨南下，到西西里岛的陶尔米纳会合，并度过了一个星期。再也没有哪段时间比那一个星期能够更加推心置腹地聊各自想说的和想听的了。
首先那个地方很好。陶尔米纳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就有的城市，也是屈指可数的风景名胜地。我们下榻的旅馆是由15世纪初一个决定抛弃世俗生活的贵族为自己和其他修道士居住而造的修道院改建而成的，叫圣道明旅馆。这地方可以俯瞰蓝色的大海，环境优美舒适，让人感到脱离世俗生活来此生活并不坏。
由这样的地方改建的“圣道明”是这里最高级的旅馆。且不说高坂先生，我能住上这种地方，是因为不久以后就要同我结婚的男人要出席一个在那里召开的学会。不知何故，在意大利，基督教的教士总会把自己的修道院建在风景名胜处。所以，意大利有很多由以前的修道院改成的旅馆。医生们不知何故也会在景胜之地召开学会。而我和高坂先生几乎是住宿的人中仅有的两个与学会无关之人。我们在绿荫掩映的庭院里，在可以眺望蓝色地中海的泳池边，在2000年前露天剧场的座席台阶间，一边散步一边聊天。
可是，这位高坂先生最喜欢的聊天对象并不是我，而是我的未婚夫G。从学会散会的傍晚时分开始直到午夜，在不断变换着颜色的南国的夜空之下，他们有聊不完的话。他们用英语对话，我便完全成了旁听者。我想，高坂先生喜欢与G聊，是因为G身体里流淌着地中海的“血”。伦敦的战略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还有高坂先生和我，在热爱地中海文明的心情上一点也不逊色。可是，我们都没有生在意大利南方的G所拥有的那种“流淌在身体里的血”。
这种“流淌在身体里的血”是什么呢？从我个人的体验来解释是这么一种感觉。
我在大学学的是哲学，毕业论文题目选的是15世纪佛罗伦萨美术史，文中主要形而上地（我自以为）论述了莱昂纳多·达·芬奇不再去完成那些未完成的绘画作品的原因。毕业后我访问了意大利，向认识的男友之一G说了毕业论文的内容。他一直默默地听着，最后说道：
“在我想来原因很简单。一句话，莱昂纳多已经看到了完成后的画。一旦看到，就失去了兴趣。于是他撂下了画笔。”
在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中我投入的全部努力因上面那一句话而化为乌有，我觉得委屈。然而我不得不承认，如果站在G的假说的立场上看，莱昂纳多未完成画作的谜已经解开。
不仅仅是绘画，几乎莱昂纳多着手的一切都可以用上述假说解释。从兵器到潜水具的各种器具，莱昂纳多也都是在作图阶段就打住了。可是如果那些东西实际制作出来，可都是会派上实际用场的，因为他完成制图并真正完成实物制作的那些，都是实际要用的东西。举远视眼用的“眼镜”为例。莱昂纳多似乎和我一样，人过中年就开始饱受老视和远视的困扰。此前200年就有了老花眼用的眼镜，但一直没有远视眼用的眼镜。莱昂纳多绝对需要观察远方。在他看来，只能自己去做远视用的眼镜。
回到原来的话题。所谓“流淌在身体里的血”，就是靠知识积累无法领会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让血流进积累起来的知识中。说到知识的积累，高坂先生胜人一筹，所以他对与地中海文明已经化作血肉的G聊天尤感兴趣。
在欧洲，很多人进入医学部前都在文科方面的普通高中接受教育。日本人会认为医学属于理科，但欧洲不一样，在古希腊以来延绵不断的历史中文科和理科是没有区别的。直到战前，允许升入大学的仅限于古典的公立高中（lycee，意大利语称为liceo classico）这种五年制普通高中的毕业生。即使是在大学选择数学、物理等专业的人也一样。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制造原子弹有关的物理学家费米也是公立高中的毕业生。“Lycee”和“liceo”的词源是亚里士多德创立的吕克昂（Luceion）学园。这显示出，欧洲的普通高中就是在进入专业学习前学习通识课程的地方。在英国，公立学校就进行这种教育，科目有哲学、逻辑学、修辞学、数学、历史地理等，再加上希腊语和拉丁语，以欧洲的古典为主。比如数学，并不是只要答案对了过程随便怎样都行。古典的公立高中的数学课更重视过程。所谓博雅教育（liberal arts，这个词的词源是拉丁语的artes liberales），是建立在观察、分析、综合及其表达基础之上的学习，即俗话所说的手工操作的学习。即便G在大学上的是医学部，高中也需要从liceo classico（只能生硬地译成“古典高中”）毕业。
因为是意大利人而有“流淌在身体里的血”，因为是古典高中毕业而具备“古典修养”，再加上从事临床医学而具有的影响，G所拥有的这些是不可忽视的。
医术具备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相结合的性质。一方面要用头脑触摸最新科学水平，一方面得用眼睛和手接触永远不变的人。因此医生中有不少想法开放的人。高坂先生的专业国际政治也是以人为对象的，在这一点上与医术相似。
《文明衰亡论》一书刚发行时我就读过了。我头脑里首先浮现出来的是，这部著作是高坂先生与战略研究所同事们的对话加上与G聊天的产物，面向非欧洲人的日本人讲述他与欧洲人之间所聊的话题。只是在这里，欧洲人和日本人在一点上相同，即他们都是不以历史为专业但却有文化的人。
高坂先生没有在这里探求学问，但进行了对话。而且正如柏拉图的《对话录》所证实的那样，对话自苏格拉底时代以来就是探索的重要手段。高坂先生也是一边讲话一边在向对方即读者索求他们之所想。所以这本书并不适合急于知道结论的人，而适合那种慢慢翻页，时而歇下翻页的手，浮想联翩的人。
这部作品刊行的时候，我正在以《海都物语》为题写着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如今18个年头已经过去，我以《罗马人的故事》为题的罗马通史也写了一半。高坂先生在《文明衰亡论》中讲到了罗马、威尼斯和美国，而我也写了其中的两个，但用的是与高坂先生不同的方法。
我们之间的不同不过是兴趣的不同而已，并非写作方法的好坏问题。高坂先生关心的可能是在坟墓前探究这个人为什么会死，而我更关心的是这个人如何诞生、如何成长、如何衰亡，因为我认为死不过是最终的结果而已。
我对衰亡论鲜有兴趣，也是因为我认为所谓衰亡是成就了繁荣的人才配拥有的特权。如果想规避衰亡，只要不兴盛即可。如果不愿意死亡，只要不出生即可。我曾经读到过一个学说，大概是汤因比主张的，认为罗马的衰退从公元前509年转向共和政体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我觉得他这么说也不无道理，但事实是我不得不发出微微的苦笑。
高坂先生在《文明衰亡论》中也多次说到衰亡不可避免。因此，他也说不能从自己的作品中寻求规避衰亡的方略。
话虽如此，读者中不少人不也是因为要寻求规避衰亡的方略才去读衰亡论的吗？既然有众多这样的读者，那我觉得提供防衰之策似乎也是写作者的一项义务。
按我的想法，国家乃至民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用尽所有手段也未能摆脱衰退的国家，用俗话说就是尽了天寿的国家。照我的想法，古代的罗马和中世纪的威尼斯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是没有用好、用尽自己所拥有的力量而衰退的国家，属于未尽天寿的夭折。这类的典型应该是古希腊的雅典和中世纪的佛罗伦萨。
在探求第二类国家衰退的原因时，衰亡论才是有助于防止衰退的。原因是不论是古代的雅典，还是中世纪的佛罗伦萨，都产生了历史叙述的最高杰作。作者的内心因愤懑和强烈的怒火而行将爆裂，是史书杰作得以产生的一个条件。
修昔底德对自己的祖国雅典已经在所有方面处于优势却败给了斯巴达有着深深的愤懑。对“质”优的包括佛罗伦萨共和国在内的文艺复兴之意大利败给了以法国为首的各国的“量”，佛罗伦萨的公民马基雅维利也有着无法转嫁的愤懑。相反，被认为是罗马最高史家的塔西陀尽管有点悲观，却没有愤懑；威尼斯共和国虽然诞生了冷静的记录者，却没有产生堪与马基雅维利比肩的史家。
愤懑和怒火原本就不适合于没有力量的人，而是一种应该发生在有能力却不知道如何用好的人身上的感情。
可是在现实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论及雅典和佛罗伦萨的衰亡论。这也许是因为在我们的国家也能看到这两个国家衰退的原因，从而易于人们理解而无法引起兴趣。人，会对更不容易理解的现象产生更大的兴趣。
我对衰亡论兴味索然还有一个原因。我实在是没有学问，也不理性。高坂先生生前总是笑我，说“你这种人是理解不了的”。而我的想法却是，光讲衰退，不讲衰退前付出的许多辛劳，实在于心不忍。可是，光靠“于心不忍”是缺乏说服力的。于是，为了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是否妥当，我要进行不懈的调查和学习。我只能坦白，我执笔的动机源于“于心不忍”。
这就是促成我执笔创作的动因。也许正因如此，我才撷取了一直被当作坏人的切萨雷·波吉亚，重新评价了一向被善意之人当作恶魔之书的《君主论》的作者马基雅维利，甚至撰写了与佛罗伦萨相比很少被认为有问题的威尼斯共和国的通史。我的这种性格从来没有变过，现在正在挑战撰写古罗马通史。古罗马除了是一个军事大国以外，一切都是模仿古希腊的，因而古罗马通史早已被人快刀斩乱麻般地做过梳理。不管说得是否平俗，我只是个纯粹的乖僻之人。因而，在写历史和我一致认为卓越的领袖时，我会感到非常辛苦，总也提不起兴致。只是在说到卓越领袖的卓越时，一般评价和我的评价会有相当的不同，这才使我得以维持写作欲望。
那晚，在陶尔米纳原圣道明修道院的对话中，高坂先生问了G这样一个问题：
“我认为帝王政体时代的罗马干得很好，但为什么欧美人却对共和政体时代的罗马评价更高呢？”
G跟往常一样毫不迟疑地答道：
“大概是因为我们对法国大革命心存劣等感吧。”
我再重复一遍，高坂先生与我在看在历史的角度上有所不同。高坂先生从“死亡”出发，而我则从“诞生”出发。不过，我想我们之间还有一个不同。那是我在第一次读《文明衰亡论》时就感到的，高坂先生最终又回到了雾雨中的伦敦。
相反，我则彻底留在了阳光普照的地中海。为了领会自己所不具备的东西，我甚至同拥有这些东西的G结了婚。无论是罗马还是威尼斯，高坂先生都是从伦敦观察并写作的。而我则是无论罗马还是威尼斯，都是身在罗马或身在威尼斯写作的。我不关心谁对谁错，但不同却是显而易见的。我不是欧美人，原本就没有面对法国大革命的劣等感，但欧美人的这种劣等感却挥之不去。我正在努力，要从排除了这种劣等感的角度出发去观察我正在写作的罗马通史，尤其是进入帝王政体时代的罗马史。也就是说，我想在身处罗马去看罗马世界的视点上做判断。不为别的，因为我不想作为一个日本人去写罗马人，而要变成一个古罗马人去写古罗马。这种态度同很理性、很酷，总是与一切事物保持一定距离的高坂先生的生存方式并不相容。
不过，正是因为相容和不相容两方面兼而有之，至少我对他的敬意才会在30年间完全没有改变。在撰写《罗马人的故事》之前，我只向他请求过见面聊聊。他接受了我的请求，见了我。见面时他说：
“故事写到什么时候结束啊？想像吉本那样写到东罗马帝国灭亡吗？”
“我还没有确定写到什么时候结束，不过我不想写拜占庭帝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东罗马帝国是基督教徒的帝国。不过，如果认为只有拥有罗马人精神的时代才是罗马人时代的话，就会像蒙森和当代英国的很多学者那样，在写到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时候就不得不撂笔了。可是我觉得，那以后持续下来的基督教方面的危机意识很有意思，所以还想从4世纪开始接着往后写。”
高坂先生是一个对现代分析比什么都有兴趣的人，所以我们的交谈就在古代和现代之间毫无障碍地来回跳跃。我们两个人都有一种不安，担心绵延了500年的西欧文明会在20世纪末崩溃。
“日本又会怎样呢？”
“要是能像拜占庭帝国那样就好了。那个国家至少寿命很长。”
“可是它什么都没有创造出来。”
“如果能长寿，这些事就忍了吧。毕竟他们阻止了蛮族的入侵。”
“拜占庭防御体系发挥了作用，使得他们在西面没有阻挡住的却在东面阻挡住了。我们日本的防卫体制在现在这样的状态下能发挥作用吗？”
“嗯，很快会好起来的。”
现在，南斯拉夫正在进行战争，为了保护难民，西欧像是以自己的文明为赌注在打一场战争，这个文明的生活方式即是把尊重人权放在第一位。如果米洛舍维奇获胜，欧洲文明就将丧失权威，定然回到“中世纪”。在今天这会儿，我一边跟踪新闻一边在想：假如高坂先生还活着，他会怎么说呢？
1999年5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