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8年的事，距今已有35年了。那年的“日本文学大奖”颁给了写出了巨著《本居宣长》的小林秀雄。他当时已七十过半，是一位泰斗级的大作家。在颁奖仪式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的著作乍一看价格有点贵。（记得的确定价在4000日元左右。）
可是，实际上一点也不贵。原因在于，尽管我并未把这本书写得只读一遍就无法理解，但读两遍读者便能获得愉悦。所以，4000日元便是两本书的价格，与别人的著作相比并不贵。
小林先生的话大意如此。他还说了一些其他的话，但扎进我心里的是上面这句话。
当时，我只有先生一半的年龄，像样的作品只有《文艺复兴的女人们》《优雅的冷酷——切萨雷·波吉亚的一生》和《神的代理人》这三部，也就是某评论家所说的“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的人。即便受邀参加了出版社举办的颁奖仪式，我的身份也不够坐在前排，当时我混在后方站立的人群中聆听先生致辞。
如果不问旧制新制，小林秀雄是我求学的日比谷高中的老前辈。我喜欢读他的书，与其说是因为他是我的老前辈，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写法很好。当时，我一边听他讲话，心里一边在想：
“我也想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能够这样上得台面讲话的作家。”
这成了后来我面对工作时的一种姿态。
我的著作价格较贵。第一个原因是，为写作而学习和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思考耗费了时间，也就是俗话说的，在“备货”时花去了时间和金钱。当然，原因不止这一个。制作插在正文中的近百幅地图和图片等也是原因之一，尤其是地图，那是很花钱的。
首先，我要把我认为需要的城市、河流以及其他地图信息画在所谓的“白地”上，也就是只画了海岸线的地图上。这是工作的开始。然后我把地图交给地图绘制专家。他们会把绘制好的地图交回。我再一次进行仔细研究，加上我认为最好要有的地点和其他信息，然后再提交给地图制作公司。所有这些工作全部完成后才可以送去印刷。
对我的作品而言，绘制地图事关生死。甚至在韩国和中国出版时，我也一定要附加一个条件，即在书中按原数量照原样插入插图。毕竟插在正文里的地图和图片反映了作者的意识。
因为这些原因，我在历史方面的很多著作都价格不菲。听了小林先生的话以后，我的心情放松了下来。
第一遍要读懂。我写的都是西方的并且久远的历史，而我的读者多半不是西方人，他们不懂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要读懂这些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脑力工作。
其次，对阅读我作品的人而言，读第二遍能获得愉悦是无比重要之事。可以在书中描写的世界里徜徉嬉戏是阅读历史的最大乐趣。
读者如果能够达到读懂并获得愉悦的程度，自然也就达到学习历史的境界了。这就是说，仅靠想学而阅读是绝对学不会历史的。
自从听了小林秀雄的话，我便不再在乎自己作品的价格是否贵了。我有两位责任编辑，其中年轻的那位最近向我提出建议。
他年轻，但却不带狡猾（这个字眼在我这里并非负面评价）地对我说了“盐野阿姨，要不要把您写给各处还没有收进书里的文章收集起来做成一本书啊？”之类脑残的话。他大概想到了，如果那样建议我，他一定会被我说“我现在正在集中精力准备下一本书，没工夫做那些”，一脚踢开。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天天去跑国会图书馆，自顾自地把那些文章找出来，做成了我们这个行当里称之为校样的东西，也就是完成了一半的书，把它杵给我。
我不是那种有求必应到处写的人，写给各处的文章本身就少。他居然能找到这么多的东西，还是令我惊讶的。但我还是没有同意立即出版。我问他：
“收在这里面的文章几乎都写于1980年——你出生以前，不然就是写于你的孩提时代。就你这年纪，读起来没有违和感吗？”
他回答我说：“读着很有趣。”
两位责编中的另外一位年长一些，他除负责我以外，还有其他更光鲜的职务。他对我说：“您平时很酷，这话和您不配呐。请您把他当成一个男子汉！”对他的话我只能笑笑，但作品对作家来说便是生命。我不能为了把责编当成一个男子汉就同意出版。可是话又说回来，让一个1980年出生的年轻人付出的辛劳付之东流也不人道。于是我说，如果能够满足下列条件，我便同意出书。
首先是每册单价要控制在历史书籍的一半以下。为此，给我的版税比例也要降低。封面也不要硬壳，软面就行。照片和地图也一概不要。如果是历史书，可以要求第一遍读懂，第二遍享受；但不能这样要求这本收集小文的书。这样的书的内容，应该是只读一遍便能理解，同时能够享受愉悦的。
由于以上这些幕后情况，这本书送到了您的手上。这本书收集的文章并不是按照事先确定的主题写出来的。但如今，盐野七生已经逐渐赶上小林秀雄当年的年龄，要说这本书是她自那时以来岁月里“思想的轨迹”，那倒是千真万确。
2012年夏于罗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