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家里没找到她。她一人独居，没有人给他们开门。邻居们也说不出她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是两年前搬到这座房子里来的，跟这里的住户没有来往，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甚至没人知道她在哪儿工作，是干什么的。
然而，他们却在伊琳娜-维塔利耶夫娜跟丈夫康斯坦丁-利万采夫因为家务而口角正热闹的时候找到了他们。夫妻俩毫不掩饰他们对民警局来他们家找他们的不满，当他们得知为什么来找他们时，才无话可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翻旧账。”伊琳娜是一个很任性又很自信的漂亮姑娘，“这里会有什么犯罪行为？”
“纯属家事，”丈夫随声附和说，“你们无权干预。请你们解释清楚了再谈。”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正在寻找一位妇女，她能够作为一起严重犯罪的见证人。我们有她的照片，也登过寻人启事，但没人回应。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个不知姓名的女人曾打算出嫁，但未嫁成。我们去找过你母亲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她家里没人，所以我们决定找你们问一问，她是否曾打算结婚，为什么婚礼没办成？”
“为什么你们认定那女人就是我母亲呢？”
“我们没这样认定，只是在寻找所有有过这样经历的女人，看看是不是照片上的那位妇女。”
“请您把照片给我看看。”伊琳娜要求说，“是呀，是她，”年轻女子还给挪斯佳照片时不知所措地说，“这是张什么照片？”
“这张照片是在婚姻登记处发生凶杀案时拍的。”娜斯佳解释说，“我很想知道，您母亲在那儿干什么来着。莫非是她的一个什么熟人结婚，她作为客人受到邀请？”
娜斯佳明知不是这么回事。所有结婚的新婚夫妇都一个个询问过，没有人认得这个妇女。
“有可能。”伊琳娜耸耸肩说。
“难道您对母亲的事一无所知？”
“我们不常见面……”
娜斯佳好不容易从不愿吐露真情的伊琳娜和她丈夫口中询问出来的那段经历，简直糊涂得无耻，残酷得惊人。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跟一位各方面都很值得尊敬的规规矩矩的人一起度过了多年十分圆满的夫妻生活，但是他很久以前得了重病。对于斯维特兰娜来说，他是一个十分好的丈夫，是伊琳娜的慈父。然而他却不是一个好情侣。斯韦特兰娜从35岁起就与夫妻房事无缘。突然，她生活中出现了一个康斯坦丁，他比她小14岁。于是她又重新感到自己是一个招人喜欢的迷人女人。这时伊琳娜已长大成人，斯韦特兰娜完全可以离婚。但生病的丈夫这么多年与她相伴，如此爱她，对她忠贞不贰……
她非常痛苦，很想跟康斯坦丁一起生活，但又怕抛下丈夫。伊琳娜毫不掩饰对母亲钟情于康斯坦丁的鄙视，因为她和利万采夫之间年龄差别太大了。
“他不该追你，追我才合适！”她傲慢地说，“你该感到害羞！”
她说到做到，开始对母亲的情人大送秋波，公然趾高气扬地捕捉他回报的微笑和那意味深长的眼神。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丈夫结束了她的痛苦。他不能对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一天，他收拾起东西，搬到不久前丧偶鳏居的弟弟家去住了。
很快办了离婚，于是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开始准备和利万采夫结婚。
“妈妈，别丢人现眼啦。”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买结婚礼服时，伊琳娜刻薄地对她说。当然，这件礼服不像年轻新娘穿的那样，没有长长蓬松的裙摆，不带花褶边，但也十分名贵华丽。“你这把年纪怎么能穿白色婚纱？”
“你怎么这么残酷无情？”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哭着说，“你这一点像谁？”
“不是我残酷无情，”伊琳娜冷冷地回答，“我跟你不同，我头脑很清醒。你被那个色鬼弄得神魂颠倒了。”
“不许你叫他色鬼！”母亲勃然大怒。
“可是你瞧瞧，他看着我垂涎三尺的样子，”女儿沉着地反驳母亲说，“与色鬼没什么两样。”
举行婚礼那天，伊琳娜说，要陪新郎新娘去婚姻登记处。斯韦特兰娜很高兴，认为这是女儿寻求和解的表示。从家里出发前15分钟才发现，伊琳娜穿着一件豪华漂亮的白色连衣裙。
“伊琳娜，求求你啦，”母亲恳求道，“穿件别的什么衣裳吧。白色连衣裙是新娘穿的。”
“你才该穿件别的什么衣裳，”伊琳娜毫不退让地回答，“你看看你自己，48岁了还打扮得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真是天大的笑话！只要你换件衣裳，我就换掉这件连衣裙。”
“可是，伊琳娜……”斯韦特兰娜不知所措了。
“我说了：要么咱俩都换，要么两个人都穿白色衣服。”
“天哪，你怎么这么无耻！”母亲哭了起来。
“因为嘛，你是一个老淫妇。”伊琳娜嘲笑地回答。
最后，两个人都穿着白色连衣裙去了婚姻登记处。说老实话，伊琳娜看起来才像个真正的新娘。当他们走进大厅时，伊琳娜往大镜子里看了看，她在美男子利万采夫身旁，看起来很般配。母亲呢，又老又可怜，蹒跚地跟在后面。她俩眼睛在镜子里相遇，伊琳娜傲慢地朝母亲笑了笑。
过了几分钟，斯韦特兰娜走进女更衣室去整理发式、化妆。在男女共用的吸烟室里什么人也没有，只有狂热亲吻的一对。起初，她没认出这对亲吻的男女是谁，可仔细一看，一下子惊呆了，紧接着转身跑出了婚姻登记处。
第二天她找到经纪人，请求尽快把他们那三间大住宅调换成两套，最好是在城市两头，相距越远越好。调房搬家之前，她住到一个女友那儿，不搭理女儿，也不过问她。伊琳娜嫁给利万采夫的事当然有人通知了她。她默默地听完，一句话没说就放下了听筒。这段时间里，她一次也没给女儿打过电话。
“伊琳娜，请您告诉我，您是否感觉到斯韦特兰娜有点儿不健康！”娜斯佳小心地问道。
“不健康？”伊琳娜扑味一笑，“她壮得像头牛。”
“我指的是精神。”
“啊，这个吗……是的，她能抛弃爸爸，打算嫁给康斯坦丁，精神是不怎么正常。精神健全的女人是不会这么干的。根据这两年来她跟我一句话也不说来看，她也真是在这件事上认死理了。”
“您怎么想，斯韦特兰娜现在可能在哪儿？”
“大概在什么地方散步吧，现在已是晚上快10点了。她总喜欢长时间散步，特别是晚上太阳落山，天开始变黑的时候。父亲因为她喜欢这样散步，不知添了多少白发。她常常一句话也不说就走了，回来时已是午夜1点钟了。我跟父亲一直朝窗外观望，一听到一点轻轻的沙沙声就出去迎接她。可她只管自己散步，什么事儿也没有似的。是有点儿不正常。”
他们离去时，娜斯佳已站在楼梯间平台上，突然转过身去问伊琳娜：
“伊琳娜，您是否有时也会感到羞耻？”
娜斯佳蔑视地回头看了伊琳娜一眼，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他们驱车穿过城市，又来到老阿列科住的那座房子前。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仍然不在家，于是他们决定等她回来。
天已经黑了。他们坐在汽车里，灯也不亮，怕错过走近房子的那个女人。她的照片就放在眼前的汽车仪表盘上。他们低声交谈着。
“真是件可怕的事，怎么会有像伊琳娜这样的人？”娜斯佳叹气说。
“你自己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个性特强的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培养、教育出来的。斯韦特兰娜做出了什么教育，就出什么样的结果。大概童年娇生惯养，纵容她任性，容忍她对成年人放肆、蛮横无礼，后果现在就暴露出来了。”
“真想吃点什么，也想喝点儿。”
“你坐一会儿，我到拐角跑一趟。我看见那儿有个咖啡馆。马上弄点儿什么来。”
“谢谢你。”
“先别谢。”
安东从咖啡馆买了些硬纸盘装的热汉堡包和一大瓶两公斤装的“雪碧”。汉堡包挺不好吃，胡椒放得太多了。但是娜斯佳没留意。她的思绪还在围绕着斯韦特兰娜转，这个女人受到的竟是自己的女儿和自己情人的侮辱与伤害。
“你怎么想，她会发疯，开始仇恨所有的新娘吗？”安东问道。
“当然会。先给他们写信。然后是杀害她们。而且就在那个地方，在她看见自己的新郎和女儿的那个女更衣室里。我好像没对你讲过，有人也在发生第二起凶杀案的那个婚姻登记处见过她。”
“可她从哪儿弄到武器的呢？”
“这算什么问题。现在别说手枪啦，就是手榴弹也能买到，只要有钱。”
“听我说，咱们是不是漏掉了她？已经半夜12点多了。”
“你没听见伊琳娜说过，她喜欢散步到很晚。”
“咱们还是去查看一下，万一她来了呢？”
“可咱们一直坐在这儿，她走过咱们面前不可能不被发现。大概还在散步吧。”
“要是她到邻居家去作客，现在已经回家了呢？下一层楼，咱们在这儿看不见。”
“也对，”娜斯佳同意说，“走。”
他们又乘电梯上到阿列克住的第五层，持续地按了一会儿门铃，没人回应。于是他们沿楼梯下了半层，坐在窗台上，吸起烟来。
“也许她不在家倒好，”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未经主人同意23点后闯入住宅，可能碰到不愉快的事。我不敢保证她会张开双臂迎接你我。在路上或者楼梯上相遇则是另一码事。我们完全可以走到她跟前，自我介绍一下，提几个问题。或者不作自我介绍，扯个谎，这样不会违反法律。”
“你不害怕吗？她有手枪呀。再说，看样子，她肯定是个疯子。”
“当然害怕。可要是怕出事，就一桩案子也破不了。你我得尽力做得仔细、小心，别激她侵犯我们。别说废话。我们现在还只是把她作为一个见证人，仅此而已。再说，别忘了你们洗印室失窃的事。未必会是她干的。她很可能还有一个同谋。而且武器很可能就藏在他那儿。因此她本人对我们不构成威胁，只要我们一举一动都不出差错。”
楼上一户人家的大门砰地响了一声，传来一阵脚步声和轻微的抓挠声：有人牵着狗下楼来。过了几秒钟，在五楼的楼梯平台上出现了一个中年男子，手里牵着一条黑色的大猎犬。
突然，那狗停下脚步，在阿列科家门前蹲下，吼叫起来。
“弗雷德，咱们走，别装傻。”主人伸手抓住狗的颈圈，“早晨就在这儿叫个不停，够了。”
娜斯佳像被烫着似地跳了起来，朝楼上奔去。
“您是说，今天早晨狗走过这个门前也这样叫过？”
“是啊。好不容易才把它拉开了，老是叫，毛都竖起来了……您看，它又故技重演。走哇，弗雷德，走哇。不早了。”
弗雷德的样子简直可怕。毛全竖了起来，龇牙咧嘴，浑身抖个不停。
“像是冲着死人叫，我的天哪。”主人想把这只大猎犬从地上拉起来，牵下楼去，但未成功。
“看样子像是冲死人叫。”娜斯佳嘟哝说。
她从包里取出工作证，给那男人看了看。
“我们可以到您家里打个电话吗？得叫民警来。看样子斯韦特兰娜像是发生了不幸。”
听到钥匙开门的声音，拉里莎浑身哆嗦了一下。折磨他的人回来了。好在他每天上午去上班，只有傍晚、夜里和早晨折磨她。她已学会趁他不在家的功夫打个盹儿。身子因为老是一个姿势躺着，已肿了起来，麻木了，只是那些被打痛了的地方才有感觉。她在这儿多久了？两天？三天？好像是三天。
他走进屋子，脸色像往常一样苍白，两眼射出凶光。
“怎么样，拿定主意了吗？你可得注意，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现在我只不过是一般的打你，再坚持我可就要用刑拷打了。”
他走到她身旁，从身下抽出便器。这只便器是早上他要整天离开时放的。拉里莎想：“人的知觉变化真快。第一次用这个便器我羞得要死。过了才两天，我已毫不在意了，光着身子尿在身下，好像就该这样似的。”
折磨她的人回到她身旁，揭下贴在她脸上的橡皮膏。这橡皮膏是他上班前贴堵嘴的破布用的。他不想让拉里莎喊叫、呼救。他在家的时候，她不会喊叫，不会呼救，不然的话他马上就会揍她。不过，他揍她的时候，也要给她堵上嘴。
“怎么样？你打不打电话？”
“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该给谁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好吧，明白了。”
他若有所思地从头到脚打量着她，仿佛是头一次见到她似的。
“这么说，你不知道。好吧，我想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他取出打火机，把火苗送到她袒露的胸前，一直凑近乳头。拉里莎吓得两眼睁得老大。她估计他现在不会马上烧痛她，因为他害怕她会不由自主地尖叫起来，如果遭受毒打，她会忍不住尖叫的。所以，现在只不过是吓唬吓唬她。
“我该用什么发誓呢？”她竭力表现得令人信服一些，“我可想不出我根本不知道的东西。”
“你能，”他冷笑说，“你什么都能。现在我就证明给你看。”他又往她嘴里塞了破布，把火凑到她胸前。疼痛难忍，拉里莎真想昏死过去，那样倒可以感觉不到疼痛。在此之前他赏赐给她的那些殴打，此刻在她看来简直是无可厚非的抚爱。她这个小傻瓜，刚才还以为不会更疼痛了，她能忍受住。可那仅仅是开始。这样的折磨她可不能忍受。
他拿开了打火机，询问似地看了看她。拉里莎点了点头。
“这才是聪明人，”他高兴地说，“刚才还说不能。现在就打电话。”
他又从她嘴里抽出塞着的破布，给她拿了点儿水来。她就着他手里端的玻璃杯贪婪地喝着，呛得喘不过气来。她感觉自己就像残酷的主人喂养的一条狗似的。
“我不知该说什么。”她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我来告诉你。你说，事关五万美元，所以不能让民警知道。阿尔秋欣应该到这儿来。只有这样，那笔保释金才能保全。明白了吗？要是他一个人去民警局，被人家查出他曾出逃过，所有的钱就马上完蛋了。那时候就只能由你们俩去还账了。”
“如果他跟你一块儿去，会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钱就丢不了啦？”
“因为只有我知道，该怎么办钱才丢不了。说电话号码，我来拨。”
拉里莎告诉他一个人的电话号码，谢尔盖就是乘他的汽车离开莫斯科的。
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死了大约两昼夜。朝嘴里开了一枪，颅骨打得粉碎。一支7.62毫米的“TT”手枪扔在一旁。民警局工作人员在桌上发现了一张字条：“我无法再忍受，原谅我。”娜斯佳看见，是跟新娘们收到的恐吓信上一样的印刷体字母。
“典型的自杀。”侦技专家奥列格-祖博夫皱着眉头嘟哝了一句，他正同值班员一起检查案发现场。
从侦查小组抵达时算起，过了三个多小时。已经是深夜了，马上就要天明，对那些不睡觉的人来说，这时是最难熬的时刻。黎明前显得更黑暗。已是丑时①时分。
①丑时，夜里一点至三点——译者注
她默不作声地坐在房子一角观察着。阿列科身穿黑色丝绸连衣裙，躺在长沙发上。从她躺的姿势判断，开枪那一刻她靠着沙发背坐着。长沙发的浅色布面上满是污血，连衣裙上也有很多血渍，不过在黑色的料子上不明显。现在在查看尸体。娜斯佳看见这个50岁的女人身上穿着极精致的名贵内衣，好像是全新的。甚至不用手触摸头发就可以知道，她的头发死前不久刚洗得干干净净，仔细做过发型。两只手上指甲都修整过，指甲油未磨损、未脱落，好像也是死前不久涂的。这女人在决定离开人世前做了一切该做的事，以便在阴曹地府仍然是个女人。
娜斯佳环顾四周，看见屋里一切井然有序，干干净净，要不是自杀后过了这么多时间，家具上落了薄薄一层灰尘，定会光洁得闪闪发亮。侦查人员打开了一本放在桌上的皮面信笺夹，娜斯佳看到了那熟悉的白色信封。跟那些寄恐吓信的信封一模一样。
谢卢亚诺夫一厘米一厘米地查看家具的后背，手指灵巧地一件件翻检衣服、餐具。
“萨沙，”他喊侦查员，“到这儿来。我找到了。”
侦查员和侦技专家祖博夫走到他跟前，小心翼翼地从一摞毛巾下面取出一个包在一块布里面的消音器和一盒子弹。这令两个在现场的见证人、那位牵着猎犬弗雷德去散步的男子和他妻子感到不胜惊讶。
“真难以想象，”女人小声说道，“她那么温和，不声不响，独来独往。我总觉得她有点儿失魂落魄。果然出事了……”
科罗特科夫从厨房里走出来，两眼红肿，人也消瘦了。
“娜斯佳，到这儿来。帮帮我。”
娜斯佳踮着脚，努力不踩着放在地上的仪器、工具和试剂，走进厨房。
“找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得清理一下垃圾桶。”
他们从水池下面拖出一只装有半桶东西的红色塑料桶，在地上铺了一块聚乙烯薄膜，把桶里装的东西倒在了上面。
“哎，你们俩，真能自力更生。”娜斯佳耳朵上方响起了祖博夫那爱唠叨的声音，“拿镊子。这不是在你们家里，不能什么都用手抓，明白吗？”
他们对他这番无礼的话毫不见怪。奥列格的性格早为大家熟知，人们对他已经习以为常了。
“我们正好得忙到早晨6点，”科罗特科夫在那堆垃圾前蹲下来说道，“那时很可能地铁就开始运行了。我是乘私人汽车来这儿的，现金全花光了。这里最近的一个地铁站是什么站？”
“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你是怎么来这儿的？”
“坐舍夫佐夫的车。他送我来的。”
“是吗？他到哪儿去了？怎么我在这儿没见着他？”
“你们来之前，我就打发他回家去了，不让他在这儿晃来晃去。已经转不过身来了，都要踩着脚后跟了。再说，我知道萨沙不能容忍出事现场有闲人。”
“那你怎么回家呢？挺老远的，又下着雨。”
“没事儿，我又不是糖做的，化不了。”
她从垃圾里抽出两只带小圆孔的锃亮的标签，仔细端详起来。
“我猜中了。她身上穿的内衣是新的，刚从商店买的。值很多钱。真难以想象，女儿和情人的事给她精神上造成这么强烈的打击。买了新内衣，修了指甲，做了发型，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后人们能够说：‘多好的女人呀’”。
他们聚精会神地在垃圾堆里翻检着，但是再没找到什么使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既没有撕碎的信件，也没有写着地址和电话号码的字条，更没有能够证明曾有人来斯韦特兰娜家作过客的烟头。
窗外天色已亮，娜斯佳感觉疲倦得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她觉得仿佛有人给她手臂上腿上都挂上了一普特重的哑铃，这些哑铃她现在要带着，直到累死。
关于阿列科可能有一个同谋的想法使她久久不得平静。是的，刺杀两位年轻新娘的武器藏在她家，可是，撬开洗印室的门，偷走底片这事她就未必能办得到了。娜斯佳不知道为什么对此坚信不移，一分钟也没怀疑过。再说，她得得到有关打算结婚的姑娘和妇女的信息呀。
“尤拉，咱们得审查一下各个婚姻登记处的所有工作人员，”她疲惫地说，“找一个相当年轻、从事体育运动、性格怪僻、个人生活不顺利的女人。斯韦特兰娜应该有一个帮手。她一个人干不了这么多事。”
“这跟体育运动有什么相干？”科罗特科夫感到奇怪，“婚姻登记处的女工作人员可能性格怪僻，个人生活不顺利，这我可以理解，可体育运动从何谈起？她又不是顺落水管爬进洗印室去的。”
“她应具有运动员的特性，善于集中精力、全神贯注，精确设计每一个动作，遇到需要做出应急反应的情势时，能够按预定计划迅速行动。你设想一下，一个赛跑运动员：起跑前他脑子里应该有一个精确的计划，前几十米怎么跑、中间怎么跑、什么时候开始冲刺。而且这一切只有二三十秒的时间，看台上的人都望着你，电视里有占全世界一半入口的人看着你，还有周围吹口哨、大声喊叫的人群，这几十秒钟能决定许多事情。应该具有一种特殊的神经系统，才能用偷配的钥匙打开锁，瞅准没人发现的一瞬间在并不熟悉的房间里找到所需的底片，并悄然离去。这样的任务正是需要一个当过运动员的女人来完成。”
“好吧，那就找吧。”科罗特科夫十分满意地点了点头。
他走到前厅，叫住了侦技专家。
“奥列格，冰箱上的痕迹查看过了吗？”
“没请示过你。”祖博夫阴沉着脸嘟哝说。
“可以打开吗？”
“开吧。要是找到什么，千万别用手摸，叫我来。”
尤拉打开冰箱，开始检查食品架。
“你想在那儿找到什么？”娜斯佳问道。她动也不想动，仿佛粘到凳子上了似的。
“不知道，”科罗特科夫回答说，“只是看看而已。”
“好吧，你就说说都看见了什么。”
“一盒小灌肠，切尔基佐夫肉联厂出品，未启封。生薰腊肠，切成薄片，盒装。干酪，也切成片，盒装。听我说，我从没见过这种干酪，”他从打开的冰箱门后朝外看了一眼，“有大窟窿。”
“达姆塔列尔。”娜斯佳闭着双眼，两手撑着下巴坐在那儿提示说。
“你又没看见……”
“我听见了。达姆塔列尔干酪上有大窟窿。往下说。”
“一罐沙拉子油，打开过。一瓶番茄沙司，也开过，还剩下三分之一。黄油，新西兰产，银白色包装，半包。还有鸡蛋，一、二、三、四……九个。西红柿，三只。四根黄瓜。一小盘什么沙拉，看样子像是鳕鱼肝……你干吗跳了起来！”
娜斯佳猛地一起身，把凳子咕咚一声碰倒在地上。
“沙拉在哪儿？给我看。”
“就在这儿。”
尤拉伸手递过一只不大的水晶玻璃冷拌菜盘儿。盘子里盛着的黄色东西整整齐齐地摆成一小堆，上面装饰着一小圈西红柿和香芹菜的茎叶。
“你们那儿出了什么事儿？”传来了侦查员的声音，“家具为什么倒了？”
“对不起，萨沙，是我站起来时不小心碰倒的。”娜斯佳不好意思地说。
侦查员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重回房间去了。娜斯佳走到洁白发亮的灶台前，灶台上除了一只带叫哨的红色水壶外什么也没有。她打开烤箱。白色烤盘上放着四块肉，已经干了，是加干酪和沙拉子油一起烤制的。她慢慢直起了身子。
“尤拉，她不是开枪自杀的。”
“你说什么？”科罗特科夫猛地转过身来问道。
“不是自杀，是他杀。”
她刚跨进家门，就听到了电话铃声。打电话的是吓得要死的奇斯佳科夫。
“天哪，娜斯佳，我怎么也找不到你。你怎么没在家里过夜？到哪儿去啦？”
“请原谅，廖沙。我没来得及通知你。后来耽搁了，忙得晕头转向……我们找到了婚姻登记处的那个女人，就是照片上的那个，你记得吗？”
“记得。那女人怎么样？”
“死了。我们一整夜呆在她住的房子里。”
“可怜的人。”廖沙同情地说，“躺下睡觉吧，我很快回来。”
她冲了个淋浴，躺到床上便像死人一样睡熟了。第二天，中午之后过了很久才醒过来。从厨房里传来的声音知道，丈夫回来了。她喝完咖啡，便开始收拾电脑输出名单的长长纸条。这些纸条铺在她房间地板上已经好几天了，再也用不着了。她终于找到了那个女人。可惜，太晚了。
廖沙在埋头工作。娜斯佳舒舒服服地坐在窗边圈椅上，拿起婚姻登记处拍的那张斯韦特兰娜的照片来。她仔细观看她那张脸，那双暗淡无光、躲躲闪闪的眼睛，那件雅致的黑色女短衫。不知什么东西使她不安，这张照片上有点什么不对头……
谢卢亚诺夫打来电话，他一早便到已故的阿列科工作过的一个事务所去搜集情况了。原来，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更换住处的同时，也更换了工作地点。显然，原来工作的地方有太多人知道她和利万采夫的浪漫史。在新的工作地点她没跟任何人接近，只忠于职守，默默完成自己的职责，准时上下班，从不请假，也不迟到。总穿着黑色服装，显得优美雅致却难以接近。谁也不了解她的事。之所以她没去上班也没人找她，是因为现在她正在休假。
原来工作的地方，人们记得她，那儿有她的许多女友，她们很了解她的事。她曾要出嫁，然而在最后一瞬出了什么岔子……婚礼未能举行的第二天，斯韦特兰娜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早晨来上班，递上一份退职申请。但在找到代替她的人选之前，她得再干两个星期。她一句话没说，点点头便走了。过了两小时又回来了，又是一言不发地把一张病假证明放到主任桌上，便出去了。一连两个星期谁也没见过她。后来她来了，冷漠却很干练地把工作移交给新的工作人员，收拾起多年来她工作台中积存起来的各种零星杂物，放进包里，便走了，这一次是一去不复返，甚至没同任何人告别。她的女友曾试过打电话给她，从她原来那所住房的新住户那里打听到了她的电话号码，但是阿列科谈话很冷淡，并请她们不要再打扰她。女友们生气了，就没再打过电话。
快到傍晚的时候，安东来电话告诉说，在汽车里找到了挪斯佳的打火机。他问道：
“你大概一直在找打火机，是吧？”
“找到了就好，”她高兴地说，“那是丈夫送的礼物。”
“过一小时我就送过来，反正我有事儿要到你们那个地区去……”
娜斯佳头疼得厉害起来，不得不吃了两片止疼片，但疼痛并未停止。
“你该到户外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奇斯佳科夫不容置疑地说，怜悯地望着她那张苍白的脸和黑眼圈，“走，我领你散散步去。”
“你工作吧，廖沙，我一个人去。在房子附近的长凳上坐一会儿，等等安东，他要来。昨天我把打火机忘在他车里了。他这就送来。”
“你把他当成侍候公主的忠实随从了？”阿列克谢笑了笑，“当心，娜斯佳，举止轻佻招致不快。”
“什么不快？”
她低下头去系旅游鞋带。
“就算你没爱上他，他要是爱上你，你怎么办？”
“廖沙，他不可能爱上我。对我只能或者爱，或者忍耐。没有第三条路。只有你才会爱我这个又笨又不漂亮的女人。”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别说了，”她不屑一顾地摆摆手，亲切地拥抱了他一下，“除了你，别人都不会。你这种稀有人种，世上不会再有了。好了，我走了。”
她扣好外衣，打开门。
“要是有人给我来电话，告诉他我过一小时准回来。要是有什么急事，我就在楼下，离接最多不超过十米。”
娜斯佳下了楼，坐在长凳上。在室外新鲜空气里果然感觉好些。头痛减轻了，马上就想吸烟。娜斯佳看看时间，自言自语说：“再忍十分钟看看。”为了不去想香烟，她开始回忆韦罗尼卡-马特维耶夫娜-图尔宾娜的事。很想知道，她的担心到底有多少根据？可惜，自己对遗传学了解的太少，应该读读专业书籍，学点儿知识，工作上会用得着的。总之，学学生物挺不错。中学时她对这门课程马马虎虎，刚够课堂上回答提问用的。现在几乎什么也不记得了……她怎么又突然想起生物了？真有种说不出的不快。
十分钟过去了，她决定再忍耐十分钟。头痛大概是因为吸烟太多。应该给身体一个机会休息休息。她刚才想到什么地方来着？噢，生物。中学里她学了些什么？先是自然，后来是植物、动物、解剖学和普通生物学。真可惜，这么多课程，学到的知识却等于零。关于解剖学她还记得什么？染色体……大概仅此而已。这么大一个题目，在记忆里只留下了一个术语。真是可怜。植物学还记得什么？花冠、雌蕊、雄蕊、果柄。也不多。天哪！为什么我想起这些感到这么不愉快？自尊心在作怪吗？
也许她能再忍耐五分钟，头痛明显减轻了，不要去刺激，香烟只能坏事。
她终于忍耐到安东那辆黄色汽车在她身旁停下来的时候。
“迎接我吗？”
“呼吸新鲜空气。”娜斯佳突然想起奇斯佳科夫关于安东的感情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因此小心地回答说。当然，任何迹象也没有，不过见鬼的事儿还少吗……但愿别发生这种事。
“你在想什么？”他边问边把奇斯佳科夫在她生日时送的那只名贵的打火机递给她。
“遗传学。”
“遗传学？你没生病吧？”
“没有，”她笑了起来，“我在想遗传性，在想，孩子在多大程度上像或者不像他们的父母。你见过我弟弟，是吧？”
“亚历山大？是的，记得。他到过婚姻登记处。”
“我和他同父异母。可我们都像父亲。不过，他也好，我也好，在选择职业上都没有步父母的后尘。有趣，是吧？”
“我正好相反，我长得一点儿也不像父亲，当然，也不像母亲，却继承了他们的职业。”
“你父亲是摄影记者吗？”娜斯佳感到惊讶。
“父亲不是，母亲是。不是摄影记者，而是摄影艺术家，并且相当有名。她前不久在电影中心举办了一个摄影展。”
“等一等，你母亲是阿拉-莫斯潘诺娃？”
出于惊讶，娜斯佳甚至忘记了戒烟的坚定决心，伸手到口袋里掏着香烟。
“瞧，我泄露了家庭秘密，”舍夫佑夫大笑起来，“我妈妈看起来很漂亮，谁也不会想到，她有这样一个笨头笨脑的儿子。”
“那你的姓呢？是父亲的姓？”
“当然。妈妈开始搞新闻工作，出嫁时她的名字已相当有名气了，所以就没改姓。是她让我爱上了摄影，因此，我从小走的就是前人踏出来的笔直的大路，从未拐过弯。你呢？”
“我拐过，”她心不在焉地回答，“开始，我学的是数学，后来突然一下子钻进了法律里，经受不住继父桂冠的诱感，继父一生都在民警局工作。”
她看了一眼手表：从家里出来已经超过了40分钟。
“谢谢你，安东。我走了，我答应过一小时回去的，阿列克谢大概等急了。”
“祝你幸福！”
他愉快地挥挥手，坐进汽车里。
“妈妈让我爱上了摄影……我从小走的就是前人趟出来的笔直的大路，从未拐过弯……”
“我儿子也曾想进民警局工作。当时他没能考到你们那儿去工作，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幸的事啊。他那时非常难过……”
“从未拐过弯……”
“多么不幸……”
他俩之中有一个人说了谎。要么是阿拉-莫斯潘诺娃，要么是她儿子。是谁，又是为什么呢？
就像一些事物的突发性变化那样，有时一场无意的谈话会导致完全无法预料的后果。
娜斯佳又抓起那张斯韦特兰娜-阿列科的照片。现在她已确知，照片上到底是什么东西刺眼了。照片的背景是一扇窗户，透过这扇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对面那座房子。那座房子阳台上养着一些花。正是这些花娜斯佳非常不喜欢。
她取出百科词典，迅速找到了所需的那一页，上面有彩色插图。
……茄科。茎高40-150厘米。叶大而宽，呈椭圆形。花白色，带有管状或漏斗状合瓣花冠，由长形管及漏斗形或星形卷边构成。花味芬芳，晚间或阴天时开放。某些品种开洋红色花朵，适宜北向或西北向阳台栽植的珍贵植物。性喜在阴影遮蔽处生长、开花。阳台栽培宜选植株低矮的品种。
晚间或阴天开花，真有意思。5月13日的凶杀发生在中午12点，天气晴朗，温暖而有阳光，可照片上看得很清楚的花朵却完全开放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大自然的失误？要不，是摄影师把一张在别的时间拍的照片塞进那一包刺杀发生后马上拍的照片里，蓄意制造的错误？
不，这不可能……安东跟这有什么相干？真是胡闹。
可脑子里不断涌现出一些安东说过的只言片语，他总是缠着要帮忙。正是他让娜斯佳注意到了阿列科这个名字。当她准备把利万采夫和阿列科递交申请和登记结婚之间拖延的时间归结为某种家庭的原因时，又是安东坚持要把一切再检查一遍，并发现了两个同姓不同名的阿列科。他非常希望娜斯佳发现这一点，生怕她注意不到。他竭力把寻找那个孤独的、被抛弃的女人的全过程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而且他也有可能从洗印室偷出他自己的底片，假装被盗。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为了不使底片落人民警手里。因为，在婚姻登记处拍摄的底片里，没有斯韦特兰娜-彼得罗夫娜的镜头。
现在需要弄清楚的只剩下一件事了：他有无可能搞到新娘的地址。
还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他干这些是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