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口角深深地刺痛了丈夫的心。星期天一大早，娜斯佳初次感到，在她和奇斯佳科夫之间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冷漠。他们难得争吵，相识20年来只有三四次，其中一次就在昨天，他们新婚之日。
但是，不管怎样，在尤拉-科罗特科夫到来之前，得设法缓和一下气氛。娜斯佳采取了直截了当的方法。早餐上喝完第二杯咖啡抽第三支烟时，娜斯佳开口说：
“原谅我，廖沙。昨天我态度不好。是我不对。原谅我，好吧？”
“还有什么好说的。”奇斯佳科夫显得很轻松地叹了口气。他和娜斯佳一样，不喜欢吵吵闹闹，特别是在一些无谓的琐事上。“不过，还得请你别忘了，我时时刻刻都记着你在什么地方工作，时时刻刻都在为你担心。你能记住吗？”
“还有什么好说的。”她模仿丈夫的口吻重复了这句话，冲他作了个鬼脸。冲突就此烟消云散了。
尤拉-科罗特科夫带来了厚厚一纸袋照片。安东-舍夫佐夫确实尽心尽力，把当时在婚姻登记处的人一个不漏地拍了下来。娜斯佳把照片摊在地板上，手里拿着尤拉编排的名单，一对对的新郎新娘，粗看起来都是一样的面孔，只得花些功夫，在每张照片的背面写上名宇。他们几乎忙了三个小时，才把名单上的姓名和照片上的人对起来。
“不对头，”娜斯佳警觉地说，“人名应该多一个才对。”
“为什么？”
“摄影师。他不可能出现在照片上，可名单里有他。这就说明，既然名单上有54个人名，照片上就应该只有53个人，可现在也是54个。我们来找找，谁是多出来的。”
他们又仔仔细细地把所有照片翻腾了一遍，终于找出了一张没写姓名的照片。照片上是一位妇女，50岁左右，瘦削的脸显得疲惫不堪，眼神奇特而又紧张。娜斯佳确信，在登记处没有看见过这个女人。
“这是谁？”她把照片递给尤拉。
“从未见过，”他仔细瞧着照片上女人的面容答道，“她当时不在场，没错。”
“她曾经在场，”娜斯佳更正了他的话，“但又溜走了。发现尸体时，她在现场，因为一响起喊叫声，舍夫佐夫马上就开始了拍摄。她大概是在封锁出入口之前溜出去的。得马上查一查，她到底是什么人。把照片拿给在现场的所有人看，或许她只是和举行婚礼的哪对新人一起来的，要不就是工作人员。”
“她绝对不是工作人员，”科罗特科夫摇了摇头，“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我查对过。她多半是跟着哪对新婚夫妇一起来的。只是她为什么又离开了呢？”
“有很多原因可以为她解脱，例如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买花、打电话……或许她是要到汽车里去拿什么东西。出去容易，可回来难，出入口都给封住了。”
“她完全可以说明一下，会让她进来的。”
“她可能被吓坏了。也可能是她跟同来的人闹翻了，干脆走人以示抗议。总之，不管情况如何，都应该找到她。说不定她是听见了什么或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
“我们挖地三尺也要找到她。再问问廖沙，也许他见过她。”
然而，奇斯佳科夫对这个女人没有一点印象。
侦破工作准备从巴尔托什和图尔宾两家开始，因为考虑到，虽然婚姻登记处的枪杀对象可以是任何一个姑娘，但在结婚前夕收到这种信的，却远非所有的人。娜斯佳周围的人中，找不到有谁想破坏她的婚礼。那就应该在埃利娅-巴尔托什和瓦列里-图尔宾的熟人中去找。
塔米拉-巴尔托什接待了科罗特科夫。她穿着朴素而又有风度的西装，一副干练的样子，给人一种她其实很忙，需要外出办事，但为了这种事情，只好把要办的事情推迟了的感觉。
“我不认为，您对这封无聊的信应给予过分的重视，”她傲慢地说着，并从容不迫地用小勺在细瓷杯中搅动着，刚沏的英国茶冒着腾腾热气，“我以为，恐吓信不是针对我女儿的，多半是冲着我丈夫来的。”
“这么说，您相信，埃利娅的出嫁不可能引起别人的……比方说，反感？”
“瞧您说的！”塔米拉哈哈大笑起来，“谁会对埃利娅出嫁这么感兴趣呢？”
“会不会是忌妒心在作怪？有人会忌妒她吗？”
“我向您保证，埃利娅自与瓦列里结识以来，再没有别的追求者。”
“那在此之前呢？”
“以前有过几次小孩子之间的迷恋，最后一个是在与图尔宾相识前几个月心平气和地分手的。这根本谈不上什么忌炉的。”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请告诉我，为什么您女儿的证婚人由您的侄女担任？”
“有什么不可以的？不好吗？”
“没什么，不过，这可不怎么符合常规。按照常规，姑娘们都是请自己最要好的女伴来担任这一角色的。人们把这个角色叫做‘新娘的伴娘’，不是没有来由的。莫非您女儿没有这样的女伴？”
不知怎么，他话音刚落，一丝愁云便从塔米拉的脸上一掠而过。这是真的还是仅仅是科罗特科夫的感觉？
“哎，埃利娅中学时代的女友现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有的嫁人为妻。埃利娅同她们都没有保持联系。不过多半是她们不同她来往，而不是她的缘故。您是知道的，有钱人家的姑娘，表面上没什么正经事干……她们看不惯。”
“这么说，您女儿一个朋友都没有？”
“哦……”她踌躇起来，“只有卡佳。”
“哪个卡佳？”
“卡佳-戈洛瓦诺娃，就住在我们这个楼里，在另一个单元。是埃利娅中学的同班同学。”
“她们怎么，吵翻啦？”
“没有，您怎么能这么说？她们没吵过嘴。”
“那埃利娅干吗不请她陪着去婚姻登记处？依我看，她作伴娘就很合适。”
“埃利娅好像跟我说过，卡佳那天有事。不知是要参加什么考试，还是有什么别的事……”
“您女儿对收到的那封信怎么看？”
“能怎么样呢……”塔米拉又耸了耸肩，“她吃了一惊。”
“就这些？她是一般的吃惊，还是大吃一惊？”
“我倒没觉得她特别吃惊。”
“现在埃利娅在哪儿？”
“和她父亲到郊外去了。她需要散散心，安静安静。”
“图尔宾跟他们一起去了吗？”
“没有。他们父女俩去的。”
“什么时候回来？我得跟您女儿谈谈。”
“大概得到傍晚。”
白色和黑色，黑色和白色……
整个世界就只有这两种色彩。我无缘跻身于白婚纱的行列之中，只得低三下四，苦苦哀求，后来她们却拒绝我，粗暴而无情地抛弃了我，脸上还露出一副厌恶的神色。她们说，能被白婚纱接纳的，只能是最好的人，最配得上的人，真正洁白无瑕的人。
而我呢？
难道我不够洁白？难道我身上有哪怕是一丁点儿污点吗？她们为什么拒绝我？
我知道是为什么了。
因为她们身上的白婚纱只是伪装。事实上，她们的心灵是黑的，双手是黑的，思想也是黑的。她们并不需要白的，她们该要的是黑的，这些人善于用白色服装打扮自己。而我不会。
不过现在我掌握了另一种本领。现在我会把白和黑融而为一。谁说黑白相融就是灰色？这是不对的。黑白融而为一成不了灰色。
黑白相融成了红色。是血的颜色，是死亡之色。在红色面前，黑和白是平等的，因为谁都无法摆脱死亡。红色可以使所有人平等。
白婚纱上的殷红色，是被害新娘的血。
随之而来的是黑礼服上鲜红的……
晚上八点左右，叶卡捷琳娜-戈洛瓦诺娃才从大学回来。科罗特科夫在她家门洞旁的小铺里一直耐心地等待着。他已去过她的家里，和她母亲谈了一会儿，还看了照片，因此一眼就认出她来。
“卡佳，您好。”他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起身相迎。
姑娘停住了脚步，好奇地打量了他一眼。她与埃利娅是同龄人，但她看起来要大几岁，可能是由于她体态不够切娜、轻盈，比标准少女至少超重8-10公斤。也许问题还在于她那双郁郁寡欢的眼睛里射出的过分严肃的目光。
“我叫尤拉-维克托维奇，是刑侦处的，”科罗特科夫自我介绍说，“能和您谈谈吗？”
“谈什么？”姑娘吃惊地问，“我犯了什么错？”
“没什么，”他尽量和蔼地说，“我想和您谈谈您的同学埃利娅。可以吗？”
“天哪，她出了什么事？”
“她没出什么事，您别着急。我们坐下谈一会儿吧。也许您想出去走走？”
卡佳思量着，犹豫不决地把书包换到另一个肩上。
“我倒愿意散散步，不过背着这些书……中包太沉了。”
“我来背，给我吧。”
科罗特科夫接过书包，才感觉到出奇的沉。当然，姑娘并不属于那种柔弱无力的类型，可那装得满满的书包还是显得太重了。
“您星期六考得好吗？”他随便问问，显示出对她的关心，“通过了吧？”
“什么考试？”卡佳惊讶地问。
“难道星期六您没有参加考试？”
“没有。您问这个干吗？星期六我们一般没有课。”
“对不起，是我搞错了。那星期六您在哪儿？”
谈话就这么中断了，科罗特科夫心中有些不快。卡佳在一旁默默地走着，用脚尖踢着空纸盒。
“我在等您回答，”他提醒说，“卡佳，您星期六在什么地方？”
“在家里。怎么啦？”
“您在干什么？”
“喂，尤拉-维克托维奇，您刚才说想跟我谈谈埃利娅。可现在您不谈她的事，却对我星期六在家里干什么感起兴趣来。这与埃利娅有什么关系？”
“有直接关系。我想弄明白，您为什么没去参加她的婚礼，是什么刻不容缓的大事让您待在家里。要知道，埃利娅是您的挚友。她邀请您到结婚登记处去了吧？”
卡佳一言不发地点点头，仍一个劲儿地踢着脚前的硬纸盒。
“可您为什么没去呢？”
“不想去呗。”
“卡佳，请别让我再像挤牙膏似地逼您回答。发生了凶杀案，我必须取证，可您却像个孩子似地不好好配合。您是聪明人，是个大人了，您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帮我个忙吧。”
“您大概是想恭维我，”她讪笑了一下，“不过，有时候当个小傻瓜。要比做个聪明的成年女人强得多。”
“强得多是什么意思？”
“更讨人喜欢呗。”
“为什么？”
卡佳又不说话了。这次中断的时间更长。最后，她终于又开口了：
“星期六我待在家里，因为不想去参加埃利娅的婚礼。这还不够吗？”
“不，卡佳。这不够。我请您说明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她的父母。他们太高傲。我跟他们在一起觉得别扭。现在够了吧？”
“请告诉我，埃利娅的未婚夫您喜欢吗？”
“未婚夫是她的，”她耸了耸肩，“我干吗要喜欢？埃利娅喜欢他就行了。”
“您跟他在一起感觉好吗？他也同埃利娅的父母一样吗？”
“跟他在一起我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
“接触不多。”
“怎么，您还不认识他？”
“怎么不认识，认识。”
“您认为他这个人怎么样？”
她又一次模棱两可地耸了耸肩。
“您干吗要问我的看法呢？去问埃利娅吧，她更了解他。”
“我会去的，”科罗特科夫表示，“不过，我还是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尤拉-维克托维奇，别谈她的未婚夫了，我们谈谈埃利娅吧。”
“您对这个话题感到不愉快？”
“不，只是对埃利娅我非常了解，可对她的未婚夫我说不出什么来。”
“卡佳，为什么婚礼没举行，您知道吗？”
“埃利娅说婚姻登记处有个姑娘被人打死了……”
“她没跟您讲起过信的事吗？”
“讲过。”
“依您看，她对那封信很敏感吗？”
“非常敏感。”
“收到信后，她有没有过放弃同图尔宾登记结婚的想法？”
“第二天她就到婚姻登记处去了……”
“噢，收到信的当天呢？”
“不知道。星期五她收信后没给我打电话。我是星期日才知道这事的。不过我想，她妈妈准利用这封信对埃利娅做了说服工作。塔米拉-沙尔科夫娜不喜欢图尔宾。他们结不成婚，她一定是很庆幸的。”
“塔米拉-沙尔科夫娜对他有什么意见？”
“不知道，这您得去问她本人。不过母亲不赞成，使得埃利娅心情一直很不好。”
“心情不好归不好，可还是拿定主意嫁给他了。”科罗特科夫说。
“她既然迷上了他，是不会顾及母亲的赞同与否的。”
“卡佳，依您看，给埃利娅写这封恐吓信的人是谁？”
“不知道。”
“总该有一点推测吧？”
“嗯……塔米拉本人就有可能，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会是这样？这倒是新鲜事。您的推测纯粹是出于直觉还是有什么根据？”
“没有任何根据。我只知道，只要需要，塔米拉是会踩着别人的尸体走的。”
“她有这种需要吗？”
“不知道，但有可能。她大概不想让瓦列里进入她的家庭。有钱人总是要维护自己家族的利益，不让外人涉足的，特别是没有钱的外人。而塔米拉和伊什特万又都是世上罕贝的伪君子。”
瓦列里……没有钱的人……是该刨根问底一下。特别是刚才提到这个人，她说不太认识。她该知道点什么，可她总说不知道。她可是和巴尔托什一家相识好多年了。卡佳这姑娘真怪。
从电话里听来，安东-舍夫佐夫的声音有点儿不像在婚姻登记处的台阶上劝娜斯佳照相时那样劲头十足。他的声音勉强听得见，口齿不清，说说停停。
“安东，您怎么啦？”娜斯佳问，“病了吗？”
“我打不起精神来……心脏病犯了，老毛病了。”
“真想不到，”她同情地说，“您这么年轻就有这种病。”
“从小就有。那时我能跑，能跳，可以几夜不睡觉，后来突然得了这个病……气喘得厉害，身体虚弱无力。连走到厨房都得中途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有一次，我算了一下时间，从沙发上站起身，到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点着火，我花了40分钟……”
“可以想像，我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好吧，那我就不麻烦您了。祝您早日康复。”
“您有什么事吗？”
“我对您拍的一张照片很感兴趣，但既然您病了……没关系，等等再说。”
“是哪一张？”
“照片上有位妇女，发生凶案后，她立即从婚姻登记处溜掉了。警方登记的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我想，也许您能记起她来。您家里没有这些照片吧？”
“没有，我是在洗印室洗的，为了赶时间，只印了一份。您正在处理这件案子？”
“不完全是……从今天起我开始休假。所以我参加破这些案子纯粹是挂个名而已。算个业余侦探吧。”
“您刚才说这些案子……”安东又喘了口气说。娜斯佳听出他呼吸困难。“怎么，是几桩案子？”
“是两桩，在同一天，两小时前在另一个婚姻登记处也有一个新娘被枪杀了。所以我才对那位神秘的妇女很感兴趣。我是想要那张底片，好再洗印几张。您把那些底片也放在洗印室里了吧？”
“是的。星期六那天我太匆忙了，照片刚一晾干，就赶快跑到你们那儿了。”
“谢谢您，安东。好好治病，早日康复。”
娜斯佳放下话筒，仰身靠在椅背上，脑海里不时涌出一种想法：人在休假中，对自己上班的地方、所在的办公室，怎么总是感觉不一样。墙壁还是那个样，窗户、电话保险柜都是老样子，可不知为什么，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好像自己是个外人，待在这儿是不合法的。
但她总是忍不住风风火火赶来。早晨起来，她不好意思地对廖沙说，她想顺路到单位去看看，丈夫只是嘿嘿地笑了一下。
“去就去吧。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用你的电脑工作了我就觉得你坐不安稳。反正你在家也心神不定，科罗特科夫离了你就像缺胳膊少腿似的。”
与奇斯佳科夫相反，戈尔杰耶夫上校对娜斯佳的到来并不持赞同态度。
“要学会抽出身来，不能什么事都想插足。”他在走廊里看见娜斯佳时嘟哝了两句。
娜斯佳真有点生气，可转念一想，自己本来就只想找点事情做做而已。
就这样，她忙起这两桩情节完全相同，只是案发时间相差两个小时的凶案来。新娘都是在婚姻登记处的盥洗室里被打死的，用的都是“TT”式手枪，口径7.62毫米。显然，手枪是带消音器的，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没有人听见枪声。罪犯选择的作案时机是：姑娘一个人待在盥洗室时，约在1.3-1.5米的距离开的枪。凶手极其沉着冷静，竟然在两个地方都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闯进盥洗室，又悄悄溜走。他一定是守候到走廊里一个人也没有时才行凶的，可要抓住这一时机绝非易事，他却都等到了。也许凶手不是个男的，而是个女的呢？一个男子能在大白天钻进女盥洗室，又悄悄溜掉吗？还有一个问题：要捕捉最有利的时机，需要长时间的观察，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是待在盥洗室门旁的某个死角里。由此看来，凶手很可能是个女的。必须立即查清安东-舍夫佐夫拍的照片上的那个中年妇女的身份。
娜斯佳又翻了一遍肇事地点的勘查报告副本，总感觉自己的推断不太准确。尸体的位置表明，射击来自门口。两处婚姻登记处的房屋是一种格局，盥洗室的设计也完全一样：有一个男女共用的出入口，通往宽敞的吸烟室。吸烟室还另有两扇门，分别进入男女盥洗室。姑娘从盥洗室出来到吸烟室，就能看到迎面走来的人。这时她会吃惊地往后退……一步……再退一步……姑娘退进盥洗室，来人冲到门口开枪。这是完全可能的，只要这时吸烟室里没有任何人。可如果真是这样，凶手就不一定是女人了。
姑娘看到一个男子向女盥洗室走来，也许并不会惊慌，只是有点不知所措。而如果走来的是个女人就更是正常现象了。为什么要后退呢？一位女士往外走，另一位女士往里进，是很自然的事。但如果这位进来的女士无论如何不该突然出现在这儿呢？姑娘也许没料到会在这儿看见她。这个女人如果满脸杀气、眼神狂乱呢？那么姑娘很可能向后退，想离她远点儿，特别是这个女人手中有枪。不过，男人手中拿着枪，也不是好兆头。问题又回到了开始，凶手要么是女人，要么是男人。
还有那两封信。罪犯的目的大概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挠婚礼的举行，合乎逻辑的推理大体上是这样：让新娘在结婚前夕收到恐吓信，如果这封信不起作用，就在婚姻登记处制造凶杀案，以此使婚姻登记处的正常工作无法进行。但为此而采取这么骇人听闻的手段，下的睹注也太大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打死哪位姑娘就无关紧要了。只要选一个在盥洗室里待的时间最有利于他下手的姑娘。最主要的是，他破坏婚礼的动机是什么。
那么把同样的信寄给她娜斯佳又是为什么呢？她的婚礼是不会有人想破坏的，至少她自己对此毫无察觉。娜斯佳没有争风吃醋的追求者，奇斯佳科夫也没有抛弃过女人，又没有财产争执，什么都没有。这大概是早有预谋的迷魂阵。如果埃利娅和瓦列里的婚礼由于恐吓信而未能举行，那么娜斯佳收到的信就纯属恶作剧了。假如凶手继续采取极端手段，不让埃利娅和瓦列里结成婚，那么第二封恐吓信和第二次谋杀就是必要的了，这完全是为了打乱侦讯工作。而这一切的谋划和实施，都需要一个铤而走险的人。杀死同一天结婚的两个姑娘，仅仅是为了不让另外一个姑娘结婚？真是想不通……
她正准备回家，科罗特科夫打来了电话：
“你还在工作？”
“正打算走呢，快9点了。”
“那我在你回家的路上等你。有几句话得说说。”
他们在娜斯佳回家途中的地铁站会面了。
“我送送你，”科罗特科夫说，“想交换点看法。”
“关于什么？”
“关于埃利娅-巴尔托什唯一的知心好友，那位卡佳-戈洛瓦诺娃。我对一个问题很感兴趣：为什么她没去婚姻登记处？埃利娅为什么没请她作证婚人？卡佳毕竟是她唯一的女友。”
“弄清楚了没有？”
“谎言，露骨的谎言，搅混了水。”
“引爆的混合物，”娜斯佳开玩笑说，“快说吧。”
“是这样。卡佳姑娘装作和瓦列里-图尔宾不太认识，尽管她和图尔宾在同一所学院里学习，图尔宾是研究生，目前正在写论文。可是很明显，埃利娅同瓦列里相识不是在电车上，也不是在排队买戏票时，而是在卡佳的直接参与下。再说，她交谈中有一次不留神竟称图尔宾为‘瓦列里’，这之前我们提到他时，只称‘埃利娅的未婚夫’。”
“卡佳有没有对此作出解释？”
“什么也没说。我没对她谈自己的看法。暂且由着她不说实话吧，还不到逼问她的时候。后来，她流露出即使当个小傻瓜，也比做个聪明的成年女人强得多的想法。你对这种说法怎么看？”
“你认为她是指埃利娅吗？”
“可以肯定。并且她对没参加婚礼作出的解释是她不喜欢埃利娅的父母。一谈到女友的母亲她便充满敌意，说‘只要需要，塔米拉是会踩着别人的尸体走的’。还说给埃利娅的恐吓信完全可能是塔米拉自己写的。”
“谁？她母亲写的？”
“是呀。卡佳就这么看。好像塔米拉极力反对这个女婿。”
“可是，如果她真的不喜欢这个女婿，为什么允许自己的女儿向婚姻登记处递交申请呢？又怎么能听任他们的关系发展到举行婚礼的地步呢？”
“是埃利娅事先没有征得她母亲的同意。女儿急不可待地要做图尔宾的妻子，于是瞒着父母递交了结婚申请，两星期后才向父母和盘托出。还有件怪事：埃利娅和图尔宾结婚的时间，起初定在下午1点半。可两星期后，塔米拉-沙尔科夫娜到登记处去商量时，却说要提前，要求一上班就给他们登记。她这股子麻利劲儿你觉得正常吗？”
“是不太正常，”娜斯佳摇了摇头，“上午10点钟，登记处的人不多，进行犯罪活动最方便。”
“就是呀，我也想到了这一点，”科罗特科夫接着说，“不过，我还是举棋不定：一个是埃利娅的母亲，另一个是身份不明的女人我们该重点考虑哪一个呢？”
“你漏掉了这位怪姑娘卡佳。”
“你考虑她？”他不解地望了娜斯佳一眼。
“这有什么好考虑的？姑娘显然对图尔宾很了解，知道的比她愿意提供的情况多得多。再从她不愿意参加婚礼的角度看，这是典型的嫉妒。图尔宾看不上她，却选中了苗条的富家女埃利娅，她能不难受吗？”
“怎么搞的，我们怀疑的女人是不是多了点，得找个男子汉给她们做伴。比方说，埃利娅的父亲。”
“他怎么啦？也不喜欢图尔宾？”
“这我倒不知道，但是卡佳也不喜欢他。她对埃利娅父母的评价是一样的，都是伪君子，他们绝不会让外来的穷小子钻进自己的家族的。”
“得在这堆人中找找与登记处有联系的线索。给我写信的那个人，不仅知道我要出嫁。而且知道我登记的确切时间。暗杀发生在我在登记处时，造成了凶手认错人的假相。如果我和死者的登记时间稍有变动，事情就告吹了。对吗？”
“终点站绍尔科沃站到了，列车不再向前行驶，请乘客们下车。”他们头顶上的电动扬声器不太悦耳地响了起来。
他们乘自动电梯上来，朝汽车站走去。
“太棒了，暖洋洋的，夏天快到了，”娜斯佳突发遐想，“我不喜欢严冬，穿多少衣服，都冻得我浑身难受。要是一年四季都是22度就好了。”
“到热带去吧，那里暖和，”科罗特科夫挪揄地说，“现在你是我们的教授夫人了，可以随心所欲。”
“不，热带太闷热，我受不了，我血管太脆弱。”
“喂，娜斯佳，要满足你的愿望可真难。你要坐的车来了。”
他等到娜斯佳随人群挤上公共汽车，才挥了挥手，转身回去乘地铁。
米哈伊尔-多岑科长着一双黑眼睛，外表很讨人喜欢。一大早，他就待在昆采沃婚姻登记处，拿着那张身份不明的女人的照片询问几个工作人员。
“我想，我大概见过她。”一个年轻女职员不太有把握地说。
“能记起具体时间吗？”米哈伊尔怀着一线希望。
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能想起点情况的人，哪怕一丁点儿也好。引发别人的回忆，是需要本事的，这个米哈伊尔是很在行的。
“不，我想不起来。”姑娘摇了摇头。
“您觉得哪些地方有点像？脸？眼睛？发式？还是衣服？”多岑科继续追问着。
“说不上。真的，我想不起来。当时我只是看了她一眼，心想：她到这儿来干什么？”
“想得好，”他来劲了，“那么您为什么这样想呢？”
“不知道。只记得当时想过。可为什么，记不起来了。”
“好，让我们换个角度来试试。假如您在这儿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和一个男青年在一起，您会想到什么？”
“他们是来申请登记结婚或离婚的。”
“可假如是一位妇女抱着个四五岁的孩子呢？”
“那她肯定是来给孩子办改姓手续。”
“假如是一位已过中年的男子一个人来呢？”
“多半是为妻子或父母办理死亡证明。您在和我玩猜谜游戏？”
“怎么？依我看，这游戏挺好。”米哈伊尔用不容争辩的口吻说。他笑了笑又问：“假如您在这儿看到的是一位年近古稀的老太太，您想到的是什么？”
“她是丢了什么重要的证件来请求补发的。她在这儿还能干什么？不会是来嫁人的。给孩子做教母也晚了点。”姑娘大笑起来。
“可对那个女人，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比方说，为什么她不会是来办死亡证明的？”
“她脸上的表情……”她住口不说了，搜索着恰当的词语。
“表情怎么样？”
“嗯……不对，不像失去亲人的表情。死亡证明书只发给近亲，那些人的表情完全是另一种样子。”
“那她脸上是什么神情呢？”
“有点儿发呆，冷漠，呆若木鸡的样子。不伤心，不沮丧，也不高兴……您知道，登记处是个很特别的单位，与人们生活中的重大变故密切相联。我们常把这儿说成是婚丧嫁娶生老病死民事登记科。有任何变动都得马上往我们这儿跑，而且必须是大的变动。不论喜事还是丧事，不论结婚还是离婚，不论生了孩子还是死了亲人，都由我们来管。但凭经验，这种平静冷漠的面孔，在我们这儿基本上是不可能有的。您明白我的意思吗？而这个女人脸上的表情……用不着我给您解释，您自己瞧瞧，和她照片上表情一模一样。”
姑娘说得很对。照片上的女人显得冷漠异常，紧绷着脸，像凝固了似的。米哈伊尔当了这么多年侦探，还从没见过这样的面孔。简直是个精神病人的面孔。
娜斯佳进家门时小心翼翼，生怕碰见满肚子怨气的奇斯佳科夫，她早做好了一番不愉快的解释的准备。可廖沙并没有生她的气，没有因为她不陪他去度蜜月，而生气。这使她那颗悬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些。说实在的，他们已经热恋了15年，再去度什么蜜月，岂不可笑。
阿列克谢坐在厨房里独自玩纸牌卦“拿破仑的坟墓”。炉灶上放着平底煎锅，一股诱人的香味从盖着锅盖里扑面而来。
“什么好吃的这么香呀？”她快活地说着，伸手就要揭锅盖。
廖沙转过身来，拍了一下她的手，逗弄地说：
“脏手别伸进锅里去。不给好奇的人吃。”
“那给什么样的人吃？”
“给待在家里替丈夫洗衣服的好女孩吃。”
“难道我该饿死？”她气呼呼地说，“我已经是老太婆了，想把我改造成好女孩太晚了点儿吧。就像我们的乌克兰朋友常说的‘买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货色。’你就不该娶我做妻子。”
“怎么不该？你琢磨琢磨我的招法有多高：多年来养成你不买菜不做饭的习惯，于是你只能靠着我，然后哄着你结了婚。一结婚就不给你饭吃，等你饿死了，我就成了你的继承人，这一切就都归我了，”他用手划了个大圆圈，好像要把整个屋子都划进去似的，“我在莫斯科有了这套住宅，再把年轻的妻子娶进来，而她又正好是个好女孩，就把茹科夫斯基那边的房子留给父母住吧。你看，我是不是很聪明？你却说我不该娶你。你要把那块肉抓到哪儿去？！”奇斯佳科夫看见娜斯佳听着听着，突然揭开锅盖，飞快地取出一块烤得焦黄的嫩牛肉，便气势汹汹地大声嚷嚷：
“马上放回锅里！”
“晚了，”娜斯佳嘴里塞得满满的，连话都说不清楚，“牛肉已经吃到嘴里了。来，来吧，摆你的纸牌卦，玩你的‘坟墓’，把拿破仑埋葬掉吧。等我死你是没门了。好一个凶手教授，竟然想把我饿死！”
奇斯佳科夫扑哧一声笑了出来，一把弄乱桌上摊着的牌，迅速收了起来。
“去洗手，小扒手，这就吃晚饭。顺便告诉你，今天我写完了整整一章教材。你上了一天班，能汇报点什么吗？”
“没什么进展，”娜斯佳叹了口气说，“主要是在构思。不过，你尽管放心，这对我没什么威胁。看来，这事牵涉到我，纯属偶然。”
她洗完手，换上便服，坐到了摆好饭菜的桌旁。阿列克谢做的晚饭是烤嫩牛肉和娜斯佳爱吃的面包干菜花。她把盘子里的东西一扫而光，像整整一星期没吃过东西似的。
“还要添点吗？”奇斯佳科夫笑眯眯地瞧着她那空空如也的盘子。
“啊，不要了，”她嘟哝着，“我知道你耍的什么花招。我不会饿死的，只会因贪吃而撑死。除了你，谁也不会给我弄这么多好吃的。不出一年，我就会撑成个大胖子，连门都进不去。”
她倒了杯咖啡，还没喝上两口，电话铃就响了。
“想早点让你高兴，”话筒里响起了尼古拉-谢卢亚诺夫的声音，他和挪斯佳在一个科里工作，“刚接到《刑事侦查报》编辑部的报警，他们照相洗印室的门被撬了。”
“丢了什么没有？”
“暂时不清楚。经过初步查看，仪器都在，只是底片和照片被翻得乱七八糟。照片没有进行登记，都放在敞开的抽屉和没上锁的柜子里。现在只好把摄影师都叫来，自己去核对了。”
“先把舍夫佐夫叫来，”娜斯佳急忙说，“如果他的胶卷还在，就不要声张，把案子交给格里戈里他们科处理，不归我们管。如果舍夫佐夫的底片丢了，我们就得自己来办了。”
“还是你有办法，”谢卢亚诺夫唠叨起来，“我已经给你的舍夫佐夫打过电话了，他病了，行动困难。我怎么好硬要他来呢？除非把他抬来。明天再说吧，也许明天早上他会好一些。”
“尼古拉，说真的，你有时怎么像个孩子！问问看过舍夫佐夫那些照片人不就知道底片在不在了吗，很简单。”
“嗯，”谢卢亚诺夫哼了一声，“这我也想到过。看过婚姻登记处全套照片的，名单上有三个人。一个就是有病在身的摄影师舍夫佐夫，另一个是科罗特科夫，可他不知到哪儿去了，家里和单位都没有。你猜得出，谁是第三个？”
“尼古拉，奇斯佳科夫不会谅解我的。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在家，我们毕竟结婚才两天，不能再考验他的耐心了。你再找找科罗特科夫，好吧？”
“叫我到哪儿去找呢？再说，即使过一个小时他就能回到家，也是深夜12点了。他要是再往外跑，家里人能谅解吗？别逗我了。不管怎么说，你的奇斯佳科夫也是个有理智的人，可尤拉的那口子是什么样的，你是不会忘记的吧？她会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干脆点，娜斯佳，你决定吧。要不你来，要不等到明天再办。”
“等等，别放下话筒，我跟廖沙谈谈。”
她用手捂住话筒，歉疚地看了丈夫一眼。廖沙若无其事地喝着茶，吃着葡萄干蛋糕，一点也不流露出自己对所听到的谈话的态度，尽管他心里对此一清二楚。
“廖沙，我们该到一个地方去一趟。”
“一起去？”他感兴趣地问了一句，接着往嘴里又塞了一块橙子蛋糕。
“是，一起去。有人撬开了《刑事侦查报》洗印室的门，就是舍夫佐夫洗照片的地方。他病了，心脏病。但得马上核查一下他在登记处拍的照片底片丢失了没有。除了我们俩，再没有谁能办这事，你明白吗？只有我们俩看见过昨天科罗特科夫拿来的那些照片。”
“有什么办法呢，”奇斯佳科夫不慌不忙地说，“该去，那就去吧。可别让你的同事们把我看成蛮不讲理的大男子主义者。”
“亲爱的，谢谢你了。”娜斯佳如释重负地莞尔一笑。
40分钟后，他们走进了《刑事侦查报》编辑部的大楼。一个半小时的核查证明，舍夫佐夫的底片不见了。